何定(何定军)

后疫情时代，大输液将复苏？

2022年12月28日，某地输液室里挤满了挂吊瓶的老年市民。（视觉中国/图）

面对发热病人，输液是村医张德军能提供的为数不多的治疗手段之一。

“如果病人是低热，我会给他输清开灵注射液或者维生素C，有恶心症状就输维生素B6。发热到38.5度以上，我会打一支安痛定（肌肉注射）。再严重就送上级医院。”张德军简要地概括着治疗方针。张是吉林省长春市周边农村一家卫生所的医生。

输液亦称“挂水”，是一种通过静脉注射将药物输入体内的给药方式。2022年底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后，输液治疗成为基层医疗机构解决缺医少药的重要措施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与口服给药相比，输液药物的吸收更加直接高效，但也容易造成不良反应。2016年以来，各地医院接连取消门诊输液服务。特别是疫情三年中，医院门诊急诊、出入院人次锐减，医疗活动减少，输液自然失去了使用场景。

此次，以“三素一汤”（抗生素、维生素、激素再加上葡萄糖）与“四大件”（抗病毒+抗生素+激素+退烧药）为代表的输液治疗让输液市场迎来短暂复苏。包括民生证券、德邦证券在内，多家券商机构对2023年的大输液市场给出乐观预期。

“考虑到疫情三年新增医疗资源和压制的需求，我们判断疫情后的2023~2024年需求都将超过往水平，大输液板块将维持高景气度。”德邦证券报告写道。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发现，不同地区村医对输液药物的接受度不同，采用的药物更是天差地别。

一位河南南阳的村医表示，自己会开具抗病毒输液药物利巴韦林，以及激素药；一位甘肃天水的村医则表示，自己不会给病人开输液，而是开中药进行调理。张德军则强调，自己不会对病人使用抗生素药物，同时据他了解，邻近的一家县级医院也会开具炎琥宁、喜炎平这样的静脉注射药物。

通过湖南《岳阳日报》1月20日的一则报道，可以管窥农村地区输液药物的用量激增。2022年12月下旬以来，该市基础输液需求量被进一步拉大，尤其基层乡镇卫生院的需求量是平时的2倍以上，有乡镇卫生院出现供应紧张。

所谓基础输液，主要指葡萄糖注射液和氯化钠注射液，俗称“糖盐水”，除直接注射外也用作各类静脉注射药物的溶剂。上述报道提到，岳阳市从1月8日至18日向全市170余家基层医疗机构紧急供应62万瓶基础输液，确保了供应稳定。

相较之下，大城市医生在开具输液药物时会更加谨慎。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雷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在开具“四大件”药物时严格遵照第四版新冠感染重症病例诊疗方案的要求，例如对有明显细菌感染或真菌感染证据的患者才使用抗生素，对炎症介质水平较高的患者考虑进行小剂量、短疗程的激素治疗等。

合理运用的静脉注射药物，确实在疫情中起到效用。

1月1日，张文宏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时就曾表示，对肺部出现病灶的患者可以搭配抗病毒药物使用糖皮质激素，能够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第十版新冠诊疗方案也明确提出，对部分重症患者可以酌情使用糖皮质激素，建议、甲泼尼龙。

但这些药物的使用需要基于精确的指征判断。陈雷表示，一些小诊所医生囿于检查条件受限或知识不足，不能准确把握药物使用指征，更加容易开出输液药品，“不过这是医疗资源紧张之下的权宜之计，我们也不能用太挑剔的眼光去看”。

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医生李芬也表达了相似观点。“三素一汤里面，激素确实有退烧作用，维生素C能补充一点抵抗力，但抗生素一定是错的，除非有证据证明患者合并细菌感染。”她猜测，外界有声音认为疫情中农村患者输液疗效好，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农村居民平时接触不到此类药物，因此没有产生耐药性。

口服给药需通过肠道分解、释放再吸收入血，起效需一定时间，而静脉注射用药的生物利用度是100%。“挂水”因此给医患留下起效快的印象，但这一给药方式存在隐患。

李芬表示，首先，输液是一种有创给药方式，注射过程中针头可能携带病原体引发感染；其次，注射液可能因生产环境不达标而混入杂质，引发血管栓塞或其他并发症；最后，医疗机构在输液时可能存在药品配伍不合理、调配环境不卫生、输液过程不监管等问题，带来一系列安全隐患。

中国一度是个“输液大国”，人年均输液瓶数是国外的2~3倍。根据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收集的参保患者就医情况数据，2010年，住院的医保患者接受静脉注射或输液治疗的达到97.84%。而时间相近的一项法国全国性调查显示，该国内科住院病人中有24.9%接受了静脉输液。

另一组可供参考的数据是不断高企的大输液产量。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数据，2006年国内大输液产量为61亿瓶。根据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统计，这一数字2010年上升至93亿瓶，2015年上升到127亿瓶。

与之相伴的是不良反应。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9年）》的数据，在所有注射剂的不良反应报告中，化学药品注射剂占86.9%，排名前2位的药品类别是抗感染药和肿瘤用药，所引发的严重不良反应以过敏反应或过敏样反应为主。

抗生素是抗感染药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成为打击过度输液的首要目标。2012年，《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根据规定，医生开处方使用抗生素时，必须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及血、尿常规等实验室检查结果，初步诊断为细菌性感染者才能应用抗菌药物。这一规定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限抗令”。

自2016年起，全国众多医院开始接连取消门诊输液服务。2017年，广东宣布将在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逐步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陈雷所在的中山六院也于2019年告别了门诊输液。即使是在上一波新冠重症高峰中，该院也坚持只有在急诊科医生根据病情需要才给予抢救性的输液治疗。

从“限抗令”到“限输令”，国内大输液产量于2017年下降到120亿袋，但又在2019年回升至156.8亿袋。德邦证券分析师陈铁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或与行业龙头企业竞争格局变化，集中度提高有关。2020年，科伦药业公告入股石四药集团，持有后者20.51%的股份。一年过后，科伦药业、石四药集团又入股辰欣药业，分别持有后者10%、6.10%股份。

一位科伦药业分管营销的副总经理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22年12月中旬至2023年1月中旬，科伦的输液产品用量出现显著增长。“用得比较多的产品是抗病毒和抗感染这两类，比如莫西沙星、左氟沙星、氨溴索、利巴韦林。用量增加的区域主要是感染人数和重症病例数增速快的区域。”

科伦药业总部位于四川，在国内输液药品市场居于龙头位置。民生证券发布的研报指出，2020年，科伦药业、石四药集团、辰欣药业、华润双鹤四家公司占据了输液药品市场的80%，其中仅科伦一家的占有率就在40%左右。

2022年12月，上述几家行业龙头公司都证实了输液产品的销量增长。例如，华润双鹤于2022年12月29日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输液产品正全力组织生产，满足市场供应，在不同终端市场，公司输液产品销量有所增加”。

这是否意味着输液市场将迎来长期繁荣？多位受访者表示，新冠疫情对输液药品需求的长期影响有限，但考虑到积压的常规诊疗需求，输液药品用量有望回到2019年水平甚至更高。

陈雷表示，2023年2月以后，该院接诊的新冠病人非常少，已经回归常规诊疗节奏。上述科伦药业高管也表示，目前科伦的产能充足，没有扩产计划。

如果疫情高峰再次袭来，农村地区也有了更多选项。随着阿兹夫定片、先诺欣以及民得维几款国产新冠药的上市，张德军相信自己未来开出的输液处方单会越来越少。

虽然取消门诊输液已得到各地医院普遍执行，但输液治疗依然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存在，而改变病患观念非一朝一夕之功。“有的老人以前得过脑梗、脑血栓，就想输点通血管药来预防，还有的人稍微有点感冒症状，就想打针。”张德军说，“我就算不给他输，他也会跑到别家诊所去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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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海阳 南方周末实习生 何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