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神明结怨(和神明结怨结局)

昊天上帝和玉皇大帝，他们究竟是啥关系？哪吒闹海或藏真相！

文：白马晋一

《封神演义》原著中，昊天上帝并没有直接亮相，多以别人口述的第三人称方式出现。

譬如第五回中，文本旁白就曾道明封神榜实质，“因昊天上帝命仙首十二称臣，故此三教并谈，乃阐教、截教、人道三等，共编成三百六十五位成神”，可以看出，昊天上帝这个神话人物的出现，对于整部小说的走向，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至于他的神权地位，应在元始天尊之上。而在六十七回中，姜子牙金台拜将，“维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西伯姬发，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於天，结怨於民，以彰天讨，取彼，永靖四海，所赖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可见，在凡界的世俗社会里，昊天上帝是以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面孔存在。姜子牙发动伐商之战，虽然得到了阐教教主元始天尊的首肯，但在程序上，还必须向昊天上帝报备，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战争的合法性。因此，也就有了一个盛大的点将仪式。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神仙系统中发号施令，还是在世俗社会里受人瞻仰，都能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即昊天上帝在三界之中，应是名副其实且颇具手腕的实权派人物。正因如此，《封神演义》八十四回，鸿钧祖师训斥元始天尊等三位徒弟时，就曾言，“当时周家只因国运将兴，商数当尽。神仙逢此杀运，故命你三个共立封神榜，以观众仙根行深浅”，这和第五回中昊天上帝令三教并立封神榜遥相呼应。可见，昊天上帝实力定位，大抵和鸿钧祖师相当。

当然，如果把神话世界的时间线延长，顺延到同为神魔小说《西游记》所载的春秋至初唐时代，我们会发现两个时代的三界之主，即昊天上帝和玉皇大帝的身份，发生了模糊的重叠。于是很多读者心中一直存有疑问，二者之间有何关联，是否同为一人？这其中的脉络，其实从民间的神仙典故里，便可读出端倪。

先来看昊天上帝的称谓由来。

早在上古时期，“天”本无形，即唤作昊天，可以看作是一种原始形态的象征。但先民的日常生活中，难免遇到风雨雷电之象，也常有阴晴圆缺、丰年寡月之变迁，便疑有神灵掌控世间气象，故慢慢衍生出人格化的“神”，这个时候，便有了象征上天的昊天上帝。因此在一些诗书里，就零星出现其称谓，譬如，“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诗•云汉》）”、“彰显闻于昊天上帝（《逸周书•克殷解》”等。而在《通典•礼典》中，描述则更为具体，“所谓昊天上帝者，盖元气广大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即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讬之于天，故称上帝。”可以看出，昊天上帝在古代社会早期的民间信仰里，是以自然神的形式存在。

至于玉皇大帝的称谓，出现的比较晚，大抵是伴随着道教的形成而出现。其对标的是人间帝王，神权大得惊人，上掌三十六天，下握七十二地，掌管神、仙、佛、人间、妖魔、地府等的一切事。不过，在道典里，为了突出三位创教之神的地位（即元始天尊、灵宝道君、太上老君，又称三清），故将玉皇大帝排进四御名下，神权地位低于三清。这个神话人物的出现，大概便是道教人士为了推动教派普及，所进行的有意图的人为塑造。

因为来源的不同，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民间信仰神昊天上帝同道教神祇玉皇大帝，似乎并无太多交集。及至宋朝，道教盛极一时，有一位皇帝叫做宋真宗，便将二者串联起来，给了一个带有官方标签的尊号，即“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从此，二者身份似乎便有了融合的意思。而道教典籍《上清灵宝大法》，似乎也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说法，“昊天上帝，诸天之帝，仙真之王，圣尊之主，掌万天升降之权，司群品生成之机，故以形象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故曰玉真天帝玄穹至圣玉皇大帝”。

由此可见，《封神演义》里的昊天上帝和《西游记》里的玉皇大帝，其实便是一尊神灵。

而这两部小说的民间流传版本，更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猜想。清朝同治车王府曲本《封神演义》里，哪吒因闹海之故，四海龙王上天告御状，便有这样一段，“（龙王）带怒高声来喊叫，李靖留神仔细听，今朝上天奏玉帝，我把你，一本奏与玉帝听。昊天上帝龙心怒，立刻传旨下天宫。叫我们，四海龙神来拿你子，不许伤害众生灵。”（现通行版本《封神演义》，龙王上天告御状，受理人通为玉皇大帝）。同为车王府曲本《西游记》里，也有这样一段，讲得是孙悟空出世之际，目射金光，“京（惊）动昊天上帝”（现通行版里，则为“惊动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至宋以后，昊天上帝和与皇帝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发生了重叠，但神权定位，一直成为争议的焦点。昊天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灵，代表着皇权的极致体现，而玉皇大帝虽然神权不小，在道教体系里，似乎又屈居于三清之下。南宋时期，终于有个大人物发声里，此人便是朱熹。这位大儒在个人专著里这样写道，“道家之徒，欲仿其（佛教）所为，遂尊三清（佛教有三世佛的说法）。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为甚！況庄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尔，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

朱熹无意间点明了中国历史的真相，自古只有宗教服务于皇权，岂有皇权服务于宗教之理。

兴许正是这位大儒发声的分量，昊天上帝在神权世界的一哥地位，终于是确定了，尤其在脱离道教体系的民间社会，更为如此。而明清时期的小说家们，因文本脱胎于民间，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昊天上帝（玉皇大帝）神权已然凌驾三清之上。譬如《封神演义》里，昊天上帝（玉皇大帝）令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以及老君共建封神榜，而在《西游记》中，昊天上帝（玉皇大帝）也成功从四御名号里脱离（《西游记》原著第七回，安天大会上，他曾令雷部众神去分请四御列席），太上老君和如来佛祖见到他，也需毕恭毕敬地称臣。

概言论之，我们所以辩证昊天上帝和玉皇大帝的身份关系，是为解读《封神演义》小说剧情合理性推进服务的。

法眼观苏格拉底之死

聂长建

利益之争、报复心理、情感好恶等都能使所投之票偏离正轨,而“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这种多数票决制把法律的权威放逐了,与现代法治背道而驰

　　古希腊三贤彪炳史册,虽同为思想巨擘,师生一脉相承,却生而有异,死亦相殊。柏拉图以80岁高龄无疾而终,结局最好；亚里士多德62岁死于疾病,稍有遗憾；苏格拉底70岁时被雅典五百人会议判处死刑死于毒鸩,结果最惨。当然这是世俗的看法,苏格拉底并不如是观,苏格拉底毅然放弃各种逃生的机会,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滔滔雄辩遂成千古绝唱,从容赴死铸造万世留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是无与伦比的预言家,他的死亡减少了天平一端的自然寿命的砝码,却增加了天平另一端的历史分量的砝码,他的死亡实际上造就了一个新生的苏格拉底,成为西方文明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西方的法哲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三贤中,唯有苏格拉底的死亡是重量级的、有历史价值的、有研究意义的。死亡对苏格拉底是亦祸亦福:他在恶言之中死去,以“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两项罪名被起诉,在发表著名的“申辩”之后,经五百人会议投票表决,被以280票对220票判决有罪；他在善语之中复生,醒悟过来的雅典人为他建立纪念碑,严惩三位指控者美勒托、阿尼图斯和吕孔,苏格拉底从死亡时的罪名演变为西方文明精神导师的美名。

　　苏格拉底申辩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实际上,结合前面的辩词,苏格拉底至少肯定他本人知道,他本人的前程更幸福,因为死亡不过是灵魂从卑微之处迁往高贵之处,那里有正义、有真正的法官、有生前正直而死后成为神的诸多英雄,能在这样心仪的环境与高贵人士促膝谈心、朝夕相处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死也值得。这是苏格拉底的复杂心态:激昂不掩盖无奈、雄壮不遮蔽悲戚、果敢散发着丝丝悔意、机智暗藏着片片狡猾、无念包含着点点杂念,单纯得并不单纯,死还要想着死的好处,苏格拉底对自己既高度欣赏又稍微同情。他伟大得超凡脱俗,激昂、果敢、机智、无念等非凡的珍贵秉性富聚其身,熠熠发光；他再伟大也是人,无奈、悲戚、悔意、杂念等人性弱点也如影相随,只不过是在前者照耀下略显暗淡,这贵贱两面性同时融合在苏格拉底身上,看不到这一点,对苏格拉底的认识是偏颇的,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法律解读也是肤浅的。此时的苏格拉底已经别无选择,如果他选择逃生,固然不是一件难事,历史如何评论他,他又如何面对自己执著的信念?凡夫俗子好死不如赖活,高贵名士岂能苟且偷生,我们应尊重他们的选择。但苏格拉底不仅追求生的意义,也追求死的意义,他的那种死亡方式:对轻薄指控者、无良审判者、不义判决书的嘲弄和对死亡世界神话仙境般的素描,是一部轻松的喜剧,那是在揶揄置其于死地的法庭；对偿还邻居一只公鸡的临终嘱咐、对正义法律的至死追求、对儿子求善戒狂的殷切期望,是一部沉重的悲剧,那是在警醒以之为镜鉴的历史。

　　斯人已去,今人凝思。法治要求慎用死刑。在大卫的著名油画《苏格拉底之死》中,主人公裸露的瘦弱身子衬托出坚强的意志,一边高举左手对弟子们谆谆教诲,一边伸出右手欲从弟子手中接过毒酒杯,老师的淡定无畏和学生的聚精会神巧妙地融合在一个本是恐怖的死亡场面,震撼人心。但这是艺术,感染性有余而真实性不足,面对死亡,我们看见英雄脸上的大义凛然,却不见其内心深处的惊涛拍岸,说到底,谁不留恋生命而恐惧死亡?苏格拉底不过是凭其英雄气概镇住恐惧而表现得淡然,确实很淡然但也是看起来很淡然。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法律也是服务于人们的生活,而生命是生活的依托,生命都没了,还谈什么。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雅典,在这方面做得确实不够好。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击败斯巴达,10名海军将领因为阵亡战士尸首未及时收回而被起诉,担任公民大会轮执主席的苏格拉底认为审判不公,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但没能挽救海军将领的性命,反而和派结怨,埋下其后来死亡的伏笔。考虑到雅典当时的人口较少而被判死刑的人相对较多的情况,就算“亵渎神明”、“腐化青年”、“阵亡战士尸首未及时收回”等指控成立,今天看来也不至于死罪吧,但那时是死罪,雅典法律的问题是相当突出的,而在废除或慎用死刑的今天,苏格拉底之死是不可能复制的,法律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法治意味着依法而治。攸关的生死仅由会议投票数决定,这发生在雅典海军十将领和苏格拉底身上,也意味着在雅典法律被架空了,公民的权利随意受损。雅典名将阿里斯泰德以“公正者”著称,在公元前483年的公民大会上被投票放逐,有个不相识的文盲农民把陶片递给他代为刻字并回答他的疑问:“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人,干脆放逐了算了。”单纯票决制中的投票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利益之争、报复心理、情感好恶等都能使所投之票偏离正轨,而“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这种多数票决制把法律的权威放逐了,与现代法治背道而驰。

刘伯温能掐会算，料事如神，“下雨”预言不谁为自己埋下大祸种

刘基与朱元璋关系的变化

本文作者 倪方六

朱元璋能打对各路对，定鼎天下，开国功臣多多，其中最特别的一位，当于刘基。

朱元璋成大业初期，身边的谋臣不少。如朱升，就是很优秀的一位谋士。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攻占南京城后，便采纳了朱升计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此计谋在六百年后仍管用，1960年代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是朱升思想翻新。

（南京城墙）

但是，通观全体，还是刘基的功劳大，术略最强，对朱元璋影响最深远。

举一例来说，当时盘居苏州的张士诚、老窝在湖北的陈友谅，势力也都不得了，比朱元璋大。其中陈友谅的气势最盛，朱元璋想先打弱一点的张士诚，刘基认为应该先打陈友谅，并帮朱元璋定下了称帝“路线图”：先打陈友谅，再灭张士诚，之后北伐中原定天下。

刘基的理由是，张士诚是只顾自我，目光不远的武夫，不值忧虑；陈友谅名号不正，但据守长江上游，威胁大。如果灭掉陈友谅，下游的张士诚势力孤单，就不愁平定了；然后，北进中原，消灭蒙元势力残余，王业即可成就。

朱元璋打天下，就是按着刘基的“路线图”，一步步来的。据《明史》，刘基不只给了朱氏一个天下，连朱元璋那条命都是刘基给的。

据《明史·刘基传》，依刘基的战略路线，当年朱元璋亲自率兵上船，与陈友谅友大战鄱阳湖。一日数十次交手，三天未能决出胜负。陈友谅便祭出“斩首”毒计，想先打死朱元璋。

陈友谅让士兵集中火力，找准朱元璋的指挥船位置，万炮齐发。事发前，并无迹象，朱元璋也未注意。刘基当时一看天边出现异常，突然拉起正在聚精会神督战的朱元璋，就往另外小船上跑。

朱元璋不知道为什么，但刚一离开，先前的指挥船就被飞炮炸得粉碎。

此后，朱元璋对刘基更信任了。

建国以后，朱元璋仍一直把刘基当心腹，军国大事，包括中央重要人事安排，都要请教刘基，请他谈谈意见。后来民间盛传的所谓《烧饼歌》，就是据此背景编排出来的。

朱元璋对刘基信任到什么程度呢，《明史·刘基传》称，“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此话意思就是，每次召见刘基，朱元璋就让其他人退一边去，两人在一块长时间“咬耳朵”。闲下来时，刘基就给朱元璋讲授帝王之道，朱元璋每次都是洗耳恭听。

朱元璋常称呼刘基为老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夸赞刘基是“吾子房也”。“子房”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重要谋臣张良的字，张良与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

司马迁曾说，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

朱元璋这话很直白了，“刘基啊，你就是我朱元璋的张良啊。”

如此夸赞，可见刘基的本事确实了得。但是，到后面，刘基与朱元璋的关系出现了变化。

朱元璋称吴王元年，任命刘基为太史令，不久，拜授为御史中丞。建国后，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授予刘基“弘文馆学士”，当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时，授予刘基“国运翊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再封为“诚意伯”，俸禄二百四十石。

（刘基故居）

在授封后的第二年，时年61岁刘基做出了一件令同僚感到意外的事情：告老还乡。

刘基为何在备受朱元璋青睐时，提出辞职？主流的说法是，刘基被势力更大的李善长同伙排挤，日子不好过。

李善长为何排挤刘基？这是因为刘基太较真。

有一次，朱元璋去汴梁视察，让刘基与时为左丞相的李善长留守南京。当时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污放纵被抓了起来。李善长平时和李彬关系密切，便请刘基放李彬一马。刘基不只不听，反而加快办案速度，判其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正逢祈雨，刘基将李彬当人牲杀于祭坛。这不是与自己作对嘛，李善长觉得失了大面子，刘李由此结怨。

朱元璋回到南京后，李善长立即状告刘基在祭坛下杀人，污辱了神灵，是“不敬”。一些平时与刘基关系不好的同僚，也乘机纷纷上奏，诬陷刘基。

朱元璋知道刘基的为人，虽然心里不舒服，但并没有处分刘基。倒是刘基自己给自己找了烦。

不久，天大旱，朱元璋以为是自己执政“失德”致上天发怒，于是提倡“大鸣大放”，欢迎指出他的缺点和不足，也好改过自新。

（刘基故居“帝师”牌坊）

刘基不知道这是朱元璋玩的政治游戏，说了一通天不下雨的原因。第一点是，朝廷没有及时给死难烈士家属安抚，人间阴气太多。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旱情就会解除，并告诉朱元璋会在某天某日下雨。

刘基能掐会算，料事如神，朱元璋相信了，一一照办。

但刘基这会却失算了，过了10天，还未下一滴雨。

朱元璋认为刘基是忽悠他。《明史》记载，当时刘基见龙颜发怒，知道大事不好。适逢老妻病故，刘基乘机表示要回家料理丧事，告假回乡。

刘基以妻故为由辞职，他真想辞职吗？当然不想。其实仅是表面的托词。

（刘基故居“佐王”牌坊）

刘基饱读经史，洞悉君臣关系，范蠡的“走狗定律”，归隐之道，深深地影响了刘基。

范蠡是春秋时越国大夫，越王句践东山再起的核心谋臣。用美女西施作“人体肉弹”，设“美人计”，迷惑吴王夫差心性，就是范蠡的大手笔。传说事成后，范蠡带着西施湖中泛舟而去，归隐江湖（一说到齐国隐姓埋名经商）。临时走，苦劝另一功臣文种，赶紧离开句践，称“狡兔死，走狗烹”。文种未听话，后果为勾践所杀。

（范蠡与西施，剧照）

后来，刘邦的开国功臣韩信，也领教到了“走狗定律”的无情。

刘邦夺了天下，为摆平功臣，大封异姓诸侯王。后来刘邦又大杀异姓王，韩信、彭越、英布等先后都让他找理由办了。韩信临死前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

朱元璋本来就嗜杀，跟在朱元璋屁股后面多年的刘基，对自己主子有疑心病的特点，再了解不过了。看到大明王朝渐稳，没有仗打了，在朱元璋眼里作用不大了，赶紧闪人，免得落下“良狗亨”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