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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周朝#
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奴隶制国家。周王朝一共传国君32代37王,享国共计790年。
周朝分为西周(前1046-前771年)和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 周朝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周成王时营建(或曰迁都、相宅)成周(今河南洛阳),并在此举行祭祀、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动。其后周穆王又筑宫南郑, 其后周懿王又迁都犬丘(今陕西西安)。公元前771年镐京陷落,西周灭亡;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成周(今河南洛阳),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史书又将西周和东周合称为两周。其中东周以“三家分晋”为节点,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华夏族群的自我认同和命名,始于春秋“诸夏”。“诸夏”之名有西周渊源,周王室尝自称“夏”,“诸夏”即分享周室礼仪与荣誉之诸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跨氏族的族群观念。在灭商之前,周部落因为遭到戎、狄等西北地区部落的侵扰,周部落的首领古公亶父率领周人迁移到岐山下的平原定居下来。生活于渭河流域,被大商王朝册封为西伯(意即西部诸侯之长),是商朝的主要方伯之一,以姬为姓,周人嗣其姓”,周朝实行分封制(封邦建国),周王则为“天下共主”。 周王朝继承了夏商两代,是古代奴隶制度社会的鼎盛王朝。
周人起源
周族是居于今陕甘黄土高原、渭水流域一带的古老部族,相传因“姬水”而得姓为姬。周的始祖名弃,为有邰氏女姜嫄所生。《诗经·大雅·生民》记述了弃降生的神话传说。姜嫄祈祷求子,因踩了巨大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弃。周族在姜嫄所生活的时期大约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但至弃所生活的时期时,已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所以说弃是周族的始祖。据《诗经》记述,周族始祖母叫姜嫄。姜、羌相通,周人的祖先大概是从羌人中分化出来的一支。也有人认为周族应出自陕北黄土高原一带的白狄族,也就是远古时期的黄帝族。商朝初年,后稷的后代公刘率族人从邰迁到磁。周人早期居于陕西武功一带,到公刘时,周部落则已迁居于豳。由耕牧部族渐变为农耕为主的城邑。自公刘起,又经九世传位,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周人受薰育戎侵袭逼迫,不得不迁徙。他们越过漆、沮和梁山,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
周原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耕条件优越,经济发展快速。古公亶父造田营舍,建邑筑城,国力迅速恢复壮大。迁到周原以后,周人成为黄河领域共主的大商王朝的臣民,卑事商王武乙,在商王朝的保护下积聚力量,并且接受了商朝的文化体系,特别是有关于天命的观念,周朝建立之后,这套天命观念经过了周公旦(姬旦)的再次梳理,成为治世立国的政治法理基础,进而形成了影响后代王朝数千年“奉天承运”的君权神授的概念。
古公亶父之时,周部落已颇具规模。而且有三子,偏爱小儿季历。长子太伯及次子仲雍为顺父意传位与季历,自身逃亡荆蛮,与当地本土氏族结合,后为吴国。根据《竹书纪年》以及之后疑古派顾颉刚等人的看法,此时期的周国已经有了“翦商”的想法。
周人崛起
季历之时,商周关系开始密切,《后汉书·西羌传》载:古公亶父传位季历,季历不仅与大商王朝联姻,娶妻商室,还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成为商王朝在西方最为重要的一位方伯,所以季历在甲骨文中有时又称公季。周此时已是商朝属下一强大方国。虽然关系密切,殷商却总是时刻提防着这股新生力量,周国也逐渐并吞其他小国家,特别是亲商的诸侯国。最终,商王文丁为扼制周族势力发展,以保商朝地位不受威胁,杀了不再那么听话的季历,但仍以周人为西伯,商朝和周人的关系可以参考周朝和楚人的关系。
西伯姬昌继位后,国力不足与商对抗,故继续臣服于商,为商西伯。但殷商对周并不放心。商纣一度囚禁姬昌于羑里,并杀其子作为肉汤、迫文王喝下。周人以宝马、美女贿赂帝辛,求得释放文王。文王归国后,谋商之心并无松懈。他一方面增强周族实力,使周国附近一些部落归附。另一方面进行武力扩张,根据《尚书》记载,周国首先讨伐西方犬戎、密须等小国,以固后方,接着东伐耆国(在今山西长治西南)、又伐邘(即孟,在今河南沁阳),最后伐崇国,深入到商朝势力范围。此时周国已“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便迁都于丰都(今陕西省西安市户县沣河西岸),准备进取殷商。
成康之治
公元前1021年,周成王崩,其子姬钊即位,是为周康王,公元前996年,周康王崩。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996年的四十六年间,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周公还政周成王,周朝进入巩固时期, 史称“成康之治”。
周康王死后,其子姬瑕继位,是为周昭王。周昭王十六年,昭王亲征荆楚,南国镇国曾国鄂国等诸侯国出兵相随,深入江汉以南地区。南征共3次,最后一次周昭王还师渡汉水时,遇天灾溺死,三军覆没。其子姬满继位,是为周穆王,继位时年已五十。穆王向四方发展,西伐犬戎,南征荆楚。但好游行,以致朝政松弛。东方徐国趁周穆王西游之际,率九夷反叛周,周穆王东征,东方齐国鲁国等诸侯国出兵相随,平乱得胜。周穆王在位期间东征西伐,王朝疆土不断扩大,有力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周公摄政
周武王灭商之后,公元前1045年,实施分封诸侯制度,大封皇族及功臣,如封太公望于齐、召公奭于燕等,另封子帝辛之子武庚于朝歌,又封叔鲜、叔度、叔处为“三监”,以监视武庚的行动,前1043年,周武王崩,子诵即位,是为周成王,由周公旦辅政。公元前1041年,三监(蔡叔度、管叔鲜、霍叔处)看不惯周公旦辅政,而管叔鲜更怨恨周公旦比自己年岁小却执掌辅政大权,于是联合武庚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周公旦平定此乱,武庚及管叔鲜被杀,蔡叔度被流放,霍叔处被废为庶民。周公旦在洛阳盆地伊、洛二水一带建洛邑,是为成周 。
由盛转衰
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渐不如前。这一时期,西北戎狄渐兴。周懿王时,戎狄交侵,暴虐中国。周人深为所苦,迁都犬丘(陕西西安)。周厉王时期,连年战乱,百姓苦不堪言。同时,周厉王以荣夷公为卿士,垄断社会财富及资源。为压制国人不满,周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杀。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暴动。前841年,周朝暴动,厉王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县)。朝中由召穆公虎、周定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
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宣王迁都镐京,励精图治,政通人和,诸侯来朝。周宣王先后平定了北之猃狁、西之戎狄、东之淮夷、南之楚国的叛乱,开拓了广袤的疆土,重现兴盛景象,史称“宣王中兴”。宣王晚年,干涉鲁国君位承继,以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快。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结果惨败。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再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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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维持了约290年,从公元618年唐朝的建立到公元907年唐朝的灭亡。
唐朝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在继承隋朝之后,唐朝共有二十一位皇帝,又因皇室姓李而被称为李唐。盛唐时期指的是从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到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的约五十三年间。盛唐时期,唐朝国力蓬勃发展,但随后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开始衰败,并于907年被后梁朱温所灭。而大唐盛世则是指从唐高宗继位的永徽时代到唐宪宗元和年间。
这一时期的唐朝经历了贞观之治的兴盛时期,随后达到鼎盛时期,在安史之乱后经历了一段衰落,但在唐宪宗元和中兴时期国势得以复振。盛唐时期政治开明,明君辈出,藩镇割据尚未出现,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自信。是唐朝的巅峰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贞观之治是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贞观时期土地开辟,国家发展繁荣。而唐朝历史共经历了289年,直至907年才被后梁朱温所灭。
大唐盛世的维持和衰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首先,盛世初期,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确立了一系列优秀的政策和制度,如开府置县、科举制度等,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此外,大唐时期对外开放,丝绸之路的通畅也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内外因素逐渐削弱了大唐盛世。一方面,朝廷内部的、官僚主义和权臣的干预导致政治的混乱和内部动荡。同时,随着岁月的流逝,唐朝逐渐面临了人口过剩、财政困难和地方割据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统治全国。
外部因素方面,安史之乱是导致唐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安史之乱发生在755年,由安禄山和史思明领导的叛乱导致了对中央的重大威胁,这场战乱导致了国家巨大的损失,削弱了唐朝的实力和影响力。
此外,气候变迁、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等因素也对唐朝的衰落产生了影响。黄河的频繁决口导致了大规模的洪水和饥荒,而来自北方的外族入侵,如回纥、契丹等,对唐朝的边疆造成了压力。
综上所述,大唐盛世的维持和衰落是由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部因素所共同影响的结果。虽然大唐盛世最终走向衰落,但其辉煌的文化和历史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封建王朝当属唐朝,在大唐盛世时期,八方朝拜,俨然将唐朝当做东方,乃至世界最强盛的国家来敬重。
唐朝的皇帝很开明,广邀天下贤士来京,不论出身不论国籍,只要有才,能为大唐做贡献,都能留下来工作生活。
至今人们记住的都是大唐繁荣时候的景象,却对它灭亡的惨状,没啥印象。实际上,唐朝的结局,用惨烈来形容都不为过。
907年,唐朝走到穷途末路,宣武军节度使、梁王朱温篡权,李氏宣告破产,两位唐朝的皇帝被杀,三十位官员被残忍地杀害,并沉尸黄河,其他宗室成员也陆续被杀,名扬世界的一个世代,终落下帷幕。
一个朱温竟有如此大的能耐?那么多效忠李唐的大将和大臣都敌不过他?
其实不然,朝代更替是常事,一个朝代能走到灭亡的那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唐朝若不是多年来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朱温的势力再强大,也打不过朝廷的大军。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是什么导致的唐朝灭亡,它灭亡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让人震惊的事情。
问题早已暴露隋朝末年,隋炀帝的亲戚李渊,推翻隋朝建立唐朝,把疆域扩展的空前辽阔。
西边走到了咸海,北边走到了贝加尔湖,东边到日本海,南边到现在的越南,整个版图面积有1237万平方公里之大,难怪能成为当时的东方霸主。
唐朝面积如此之大,囊括进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栖息地,于是唐朝皇帝沿用汉朝的羁縻制度,来进行管理,建了藩镇,设了节度使去管理。
一些胡人真心臣服大唐,便受封于大唐天子,为他们打仗或行使其他行政管理权。
唐玄宗时期,宰相李林甫就喜欢重用胡人大将,才使得安禄山势力渐长,成为威胁唐朝的一颗不定时炸弹。
也正是安禄山挑起叛乱,唐朝从此才由盛及衰。安史之乱虽被镇压,但唐朝暴露的各种问题,已经扭转不了,情况越来越坏。
唐朝末年,农民起义不断,起义军中最有名的当属黄巢。他于875年响应王仙芝起义,然后独自做大。
878年,王仙芝死后,黄巢已然成为起义军领袖。他不断攻城掠地,880年甚至打进了洛阳,连唐朝最重要的潼关都突破了,再往前走,就要打下长安了。
引狼入室这个让唐朝覆灭的朱温,便是王仙芝和黄巢起义军中的一份子。
但882年,军阀李克用两次勤王,硬是打败了黄巢。黄巢无奈退兵,朱温归顺了唐军,转向与李克用联手镇压黄巢。
为表彰战功,唐僖宗赐朱温一个新名字名叫朱全忠。没想,这个名字的主人非但没对唐朝尽忠,还反过来倒打了唐朝一耙。
朱温被唐僖宗封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后不久,又升为梁王。有了权力,朱温快速扩充军队,成为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也是唐朝最想拔除的眼中钉。
901年,朱温带兵攻入关中,拿下了朝廷,唐朝皇帝成为傀儡。904年,朱温不想再等,希望赶紧称帝,将唐昭宗赶到了洛阳,随后将他杀死,又把唐昭宗的儿子李柷推上皇位以便控制。
接着朱温诛杀了李柷其他兄弟,以免比李柷地位高的皇子对他不利,因此必须斩草除根。
李柷登基后,唐朝完全名存实亡。然而朱温还不罢休,905年,他又以多种借口,想杀掉依然忠心于唐朝皇帝的大臣。
唐朝的大臣中,不乏很多有权势的门阀士族,这些人本就看不惯朱温,他们要是起兵,就算打不过朱温也能让他痛上一段时间。
京兆尹裴枢是唐末三辅官员之一,位高权重,朱温先拿他下手,将他为首的30多名大臣,包括静海军节度使、右仆射、吏部尚书和工部尚书等机要大臣,全部带到白马驿,一个不留地杀完了。
然后再将尸体通通抛进黄河里,这场血腥的惨况,后被称为“白马驿之祸”。
时机成熟后,朱温于907年,逼迫唐哀帝李柷禅位给他,以合法形式正式拿到了李家的,改国号为梁,年号开平,坐稳了皇帝的宝座。
朱温登基后,将年仅十六岁的李柷,废为汝阴王,赶去曹州,次年将他杀死。到了这步,朱温才觉得没有什么威胁了。
同样都是谋权篡位,三国时篡汉的曹家和后来篡魏的司马家,都不如朱温残暴。
杀皇帝、皇子、大臣,朱温可谓是什么最狠就做什么。于是,他也没逃过同样惨烈的结局,最后被自己的亲儿子弑杀。
武则天,名武曌,中国历史上唯一得到普遍承认和众人皆知的女皇帝。
武则天十四岁入后宫为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赐号“武媚”,唐高宗时初为昭仪,后为皇后,尊号为天后,与唐高宗李治并称二圣,后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临朝称制。公元690年10月16日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称“神都”,建立武周王朝。 705年退位以后,唐朝复辟,恢复以神都为东都 。
武则天建立的周朝前后总共存续了15年,在这期间,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强烈的抵制和反对,原因何在?
李唐皇族无力反抗
武则天早在被唐高宗李治正式立为皇后之时起,便已经在深度参与大唐的国是,更是在公元674年被尊称为“天后”,与李治的“天皇”并立,史称“二圣临朝”。由于李治一直重病缠身,基本上都是武则天在行驶皇权,深谋远虑的她自然而然、竭尽所能的利用一切手段,对李唐皇族的诸王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屠戮和贬谪,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轻易放过。
如此一来,等到武则天改朝换代之时,宗室王爷们手中既无可供立足的尺寸之地,也没有足以反制的军队,以至于企图发起挑战的李贞和李冲父子,仅仅依靠散家财来募兵,结果召集起来的几千名散兵游勇在得到朝廷发兵平叛的消息之后随即溃散,李贞父子兵败自杀,没有对武则天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武则天随即用更加酷烈无情的手段对付李唐皇族,无论有罪无罪的都遭到蓄意的杀戮,侥幸生存下来的,只有流放到大唐帝国偏远之处的儿童和她自己的直系后代。
满朝文武官员不敢反对
精于权谋的武则天采取了两个关键性的措施来实现她对整个朝廷的严密而有效的控制:扩大手中的帝权,削弱宰相们的相权;扩大科举的规模,用新晋士族来压制旧的门阀贵族。
唐朝的宰相职位可以授予三省六部之内的高级官员,总数最高可以达到15人之多,其职责是辅弼天子处理国政,指导下级官员和直接掌管政务,从而使宰相集团成为了政府内部文武官员的首脑,不可避免的与皇权发生冲突。对此,经历过立后风波的武则天体会比其他人更加的深刻,于是乎她通过频繁的任免宰相来缩短其任期,再不断的将宰相外派地方和安排很多的兼职等措施,让宰相集团内部完全无法形成统一的集团意识,将其最大限度的削弱。
武则天扩大科举制度的范围,首创了殿试,加强了皇权本身对新晋士族的影响,再通过在试题中反复强调对人君的忠诚:“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从而成功的获得了中下层官员的忠诚和支持,牵制和制衡了上层的宰相集团。
地方官吏和底层民众无所谓
武则天虽然改朝换代,但是对帝国的统治基本上完全沿袭了唐朝的各项政策和制度,权力斗争基本上局限在京城之内,对地方官吏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以至于将她的“周”朝当作唐朝的自然延续,心安理得顺理成章的接纳了。
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武则天算不上一位特别苛刻的皇帝,甚至可以算得上“仁君”:早在被尊称“天后”之时,就在建言十二事中建议“劝农桑,薄赋役”,扶持鼓励农业生产;临朝称制后,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又延揽农学家编撰了《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抑制商人阶层的奢靡生活,限制土地兼,对于逃亡的农民,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经常性的颁发慷慨的大赦令,给予全国的穷人、孝子孝女和战争中丧子的人家以爵位和实物赏赐。
从上面罗列的事实中不难看出,整个大唐帝国内部的各利益集团既没有达成普遍的反武共识,又没有相应的动力及挑战她的实力,自然无法阻碍武则天来改朝换代。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武则天始终没有越过底线——将自己家族的武姓后代确立为继承人,而是始终保持李唐的后裔为皇嗣。
#为什么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也被称为殷商,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朝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先商、早商和晚商,共延续了554年,传承了17世31王。
夏朝时期,商族与其他部落多次交战,逐渐崭露头角。最终,在鸣条之战中,商朝君主商汤成功灭亡了夏朝,以"商"为国号,在亳城建立了商朝。商汤的成功标志着商族的崛起,也开启了商朝的历史。
商朝的国都曾多次迁移,直到后裔盘庚迁至殷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商朝在殷建都达到了273年的时间,因此后世也称商朝为"殷"或"殷商"。这段时间里,商朝发展迅速,经济繁荣,文化开放。商朝的统治者不仅致力于巩固王朝和扩张疆土,还重视礼制文化的发展,使得商朝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盘庚死后,王位由他的弟弟小辛继任,小辛去世后,王位传给了他的弟弟小乙,小乙死后,王位由他的儿子武丁继承。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商王朝达到了最为强盛的时期。武丁实行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改革,使得商朝的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他还注重文化教育,提倡礼乐制度,使得商朝的文化艺术达到了巅峰。
然而,商朝的辉煌时期并未能持续下去。商朝的末代君主帝辛在牧野之战中遭到了周武王的致命打击,从而导致商朝的灭亡。
甲骨文是商朝时期的文字形式,主要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用于卜辞和记录。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商朝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金文则是商朝末期的文字形式,主要刻在青铜器上,用于祭祀和纪念活动。
商朝的兴起和发展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朝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的出现,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商朝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也对后续的王朝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亦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