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间(西安事变时间日是几月几号)

西安事变：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

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恰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格局和对日本侵略的应对。这一事件涉及了国内政治纷争、国际压力和主要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

中国政府由蒋中正领导，他坚决抵抗着日本的侵略，但也在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中努力维护自己的权威。与此同时，西北军的统帅张学良和杨虎城曾是的重要军事领袖，但他们对政府的和对内战的不满不断加深。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起到了调解者的角色。他们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推动蒋中正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和解，以形成抗击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领袖、周恩来等人积极参与了这一过程

然而，西安事变的转折点发生在蒋中正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的时刻。他们要求国共合作，共同应对日本侵略。这一行动震惊了国内外，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切。蒋中正的扣押使整个事件更加复杂，也使中国政治陷入了混乱。

国际因素也对西安事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形势高度关注，尤其是英国和美国，他们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解决危机。同时，苏联也向中国提供了支持，劝说他们在国内合作方面更加灵活。

在和外部斡旋的帮助下，最终达成了西安事变的协议。根据协议，蒋中正获释，国共两党同意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这个协议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尽管国共合作的关系时而紧张，但它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西安事变标志着中国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国共两党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日本侵略的威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共合作也经历了波折和冲突。尽管如此，西安事变仍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提醒我们，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中国能够团结一致，为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而奋斗。

总的来说，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主要人物、事件经过以及其对中国政治和抗日战争的影响，都构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深入了解西安事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和中国人民在困难时刻的团结和坚韧。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周恩来临危受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5年10月，中央和红一方面军7000余人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前，驻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中央红军刚一落脚，就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他部署张学良带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带领的第17路军等20余万兵力，全力“围剿”中央红军。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1935年12月，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为副书记，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这一年，周恩来37岁，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此时的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之职。三个月内，东北军在陕北四战四败，损失了近三个师的兵力。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很大震动。

▲在陕北的几场战役中，东北军的100多名各级军官先后被俘，我爷爷当时就是参与了对他们的教育感化工作，在这个工作中，先把高福源的工作做通了。

高福源是东北军第67军第619团团长，曾担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他向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和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了高福源的转变。周恩来同意送高福源回去见张学良。

高福源回到西安时，张学良正愤懑不已。此时，一心想为父报仇的张学良，非但不能抗日，还沦为“剿共”的工具。张学良意识到，这是想一石二鸟，既消灭红军，又消耗东北军的实力。继续“剿共”，只能是死路一条。1936年二三月间，李克农赴洛川秘密与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

会谈中，李克农和张学良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往延安，在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与周恩来秘密会面。这次秘密会面，一共只有5个人参与。周恩来带来了李克农，张学良带来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一个叫刘鼎的人。

刘鼎，原名阚尊民，曾留学德国、苏联，1929年，回国前往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会谈中，张学良接受中国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会谈结束后，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

1936年春，周恩来命令刘鼎在西安建立秘密交通站。刘鼎租下了七贤庄一号院，对外挂起“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的招牌作为掩护。这个秘密联络点，从西安向陕北苏区输送了大量医药等急需物资和人员。

1936年6月，李克农和刘鼎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送入陕北苏区采访。斯诺深入苏区采访，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率先向西方报道了神秘的中国红色苏区的真实情况，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了尽快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驻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

在各方努力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达成了四项合作原则：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杨虎城同意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此后，中国与第17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1936年10月，亲赴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并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

12月4日，率一众军政大员再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17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五间厅传来急促的枪声。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军政要员。西安事变当天，刘鼎接连发几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中央第一时间获悉了西安事变的详情。

12月13日,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央。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

此时，内一片混乱。军政部长何应钦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准备轰炸。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住，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国际势力也开始暗中角力。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之野心。英、美力求维持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被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做了错误估计，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周恩来起到了一个突出的作用，他一方面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一方面他又和见面，和宋子文、宋美龄直接交谈，几方面的工作都做，最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周恩来的努力斡旋下，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最终达成了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团结御侮的新局面就此促成。

敬请收看今晚（5月13日）20:00

CCTV－4《国家记忆》

《周恩来和隐蔽战线 》之

《扭转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