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千日好(在家千日好的下一句是什么)

【理论向导】

家园情结。此处“栖居”具有双重含义，客观层面上指物质实体的房屋，主观层面上意味着精神家园。屈原《九章·涉江》中有“狐死必首丘”的说法，狐狸死前都要把头朝向自己的洞穴。动物对自己的家都如此情有独钟，更何况人类呢！借用弗洛伊德的“情结”概念，我们把这种人心深处对于家的迷恋叫做“家园情结”。对家园的倾心与向往，在日常语言中多有反映，诸如“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金窝银窝不如咱的狗窝”“叶落归根”等等。有一首叫《台湾海峡》的诗，只有两句：“再宽/也宽不过一片落叶”，借用的就是“叶落归根”的观念，表达了台湾回归祖国的美好愿望。

四海为家。在《故乡的野菜》一文的开头，周作人写道：“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他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四海为家的生活观念。为了使生命充满意味，我们必须突破时空与经验的束缚，勇敢地走出去。这也是《庄子·秋水》的启示。北海若对秋水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井蛙、夏虫、曲士根本不理解大道理，因为他们受限于时间、空间与教育。而秋水走了出来，看到了大海，知道了自己的缺陷。电影《天堂电影院》中，阿尔夫莱多竭力促使托托离开家乡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他对托托的告诫也具有类似的人生哲理：“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这里，你以为这里就是世界中心”，“你如此年轻，世界是你的”。托托不负众望，在外面的世界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事业，不断努力进取，最终成为举世闻名的电影大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家、军事家西乡隆盛说得好：“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

精神还乡。人不仅向往身心回归家园，也向往让灵魂充实与安宁的精神还乡，借用电影《马语者》一句台词来说：“有时候人们对于内心的家的渴望要大于实际的家。”“内心的家”就是精神家园。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身体的家，更是精神的家。没有精神家园的人是痛苦的。现代人类最典型的病症，正如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中所说的：“他们没有根，活得很辛苦。”海德格尔也说：“无家可归状态成了世界的命运。”[1]他们所说的根和家都是指精神家园。漂泊不定的现代人，无不渴望拥有一处灵魂的居所。

诗意栖居。后期海德格尔哲学通过神性的尺度，将诗与栖居贯通，提出“人诗意地栖居大地”的命题。在他那里，人类栖居大地的尺度是神性。而诗就是对神性的采集。此命题使得传统知识论的诗论兴味索然，具有极大的理论冲击力。它启示我们：理论不能仅仅服务于人类的认识（知识），更应落实到人类的生活（实践）。然而，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观念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宗教气息浓厚的乌托邦。他批判地反思了现代人类，认为膨胀的自我意识把自己与整体存在割裂开来，以至于终日沉沦于算计之中，堕为非诗意栖居。但他将神性尺度归于天空，则值得质疑。神性也可以是人内心拥有的一种潜在的美好品质。正如梭罗所言，当人感到内心兽性日渐减少，神性日渐增加，便是有福之人。神性是真善美的化身。真正的诗人就是以神性来度量自己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的生活的人。作为马克思所谓“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人类来说，诗意栖居的真正尺度只能是美学尺度。为此，我们必须对“诗意”作出美学的诠释。人诗意地栖居，就是现实的人，怀抱“诗意的情感”（瓦莱里语），筑造诗意的生活。[2]所谓诗意，首先意味着一种氛围，它与众不同。歌德说：“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3]其次它必然带来情感的愉悦体验，而且回味悠长，因为这些情感内蕴生活世界的鲜活形象。纪伯伦说：“欢乐是更好的诗”，“诗是迷醉心怀的智慧。智慧是心思里歌唱的诗”。[4]考德威尔说：“诗人给我们看世界的一个片断，我们看到那图景因有一种奇妙的感情之火而熠熠生辉。……现实的那一片断从此以后永远带着余辉，洋溢着感情生命的芬芳。诗为我们把外部现实变得更丰富多彩。”[5]此外，诗意必须拥有一种海德格尔和梭罗意义上的整体性，且让人回归到一种整体存在。诗意是时空中感情的交响，它让我们热爱生活、崇敬生活、美化生活，最终能让我们过上一种整体性的“栖居生活”。虽然现实常被风雨冲断，但只要尝试以一种诗意的眼光看待世界，生活可能就会焕然一新！

坚守家园：乔乔拍摄的公益微电影《迷失的家园》（2013,时长12分钟）[6]，批判了现代文明对生态的破坏。许多鸟类、兽类流离失所，备受人类摧残。人类自己也同样迷失了方向，拼命发展进步，向外拓展，越来越焦虑无助且无家可归。该微电影意在提醒我们：当家园遭遇危机，不能总想逃避或逃离，也要努力坚守，并积极改善。

【作品研读】

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1950— ) 美国当代作家。代表作：《冷山》《十三月》。

“快”盛行的时代，查尔斯·弗雷泽是个另类。第一部长篇小说《冷山》耗费七年心血，一出版便好评如潮,1997年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小说作苏·考夫曼奖。十年后，第二部长篇《十三月》再次点亮无数读者的眼睛。我们可以在中文版附录的“媒介评论”中管中窥豹，感知新一轮弗雷泽旋风的魅力。纯熟的语言，传奇的人生，荡气回肠的爱情，这些都颇有《冷山》风味。但《十三月》的冲击力更大，思考的问题也超越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他将天长日久所累积的生活经验，以及对印第安人历史甚至人类文明史的反省，通过一种更讲究叙述技艺又富有质地的语言表达出来，字里行间洋溢着悲情与蛮性。《丹佛邮报》如下评论可谓切中肯綮：“阅读弗雷泽的小说就像听一场优雅的交响乐。他是乐队指挥，笔便是他的指挥棒指挥着每个句子发挥最佳意境，。”让我们一起聆听他演奏的交响乐吧！

自然本真生活的挽歌

《十三月》是切诺基人的血泪史，是一曲献给古老印第安文明的挽歌。标题“十三月”（古代切诺基人根据月亮的周期将一年分为十三个月）与现行一年十二个月相抵触，透露出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全书共五卷，首末两卷皆以“骨月”为标题，均为17页左右，篇幅作为一卷极不对称，只相当于其他各卷的一个章节。首末两卷主要写叙述者威尔垂暮之年的生活，夹杂一些其他小说主角的故事。另外三卷回忆他如何从一个包身工成为一个异族的印第安酋长，以及又如何到头来被人冷落抛弃的人生历程。过去与现在异常悬殊的结构安排，显示出叙述者不满当下和怀念过去的情感。“骨月”是祭祀亡灵斋戒的月份，首末两卷都用它作标题，给读者造成了如下印象：作者意在用文字祭奠那些如风的岁月。

《十三月》有两大故事场景，前景是印第安人世代栖居的茫茫山林，背景则是以华盛顿为中心的现代城市。故事在两个场景之间变换，前景的风云变幻无一例外来自于背景的美国政府。小说将印第安人自然本真生活全面崩溃的过程细致地描绘出来，让每一个现代人读来无不扼腕叹息，感慨历史的荒谬与无情。自然生活的溃败也正是人类的一大悲剧，而不仅仅是印第安人的悲剧。某种意义上，印第安人的生活是人类先民生活的一个形象代码，体现了人类祖先所具有的朴素自然本性和纯真情怀。他们虽有蛮性却充满野性之美，有时血腥却又不乏公正和良知，外表粗犷却又内心情意绵绵，而且热爱读书和说故事。他们爱憎分明，心地纯洁，与山林一体，与神灵相伴。然而所有美好的一切都随着华盛顿刮来的强风而消失殆尽！从文明国度开来的火车，开拓了美丽新世界，同时带来了遍地的垃圾。

切诺基人与山林神兽有着血脉相连的亲缘关系，长期以来，他们亦敌亦友地生活在一起，服从着大自然规律：优胜劣汰。随着历史的火车头一起到来的是，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环境越来越恶劣，猎物越来越少。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热爱世代栖居的家园，正像电影《亚瑟王》中的一句台词所说的：“人的本能就是在自己的家乡自由自在地生活。”所以当北方佬迫使他们“大西迁”时，很多人以死抵抗。查理一家即是代表。他们的结局不啻于螳臂当车，被无情地碾死。查理的死换取了所属的熊部落的留守。熊满怀希望在自己的领地大张旗鼓重建家园，妄图复兴逝去的繁荣。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熊的去世，他所属的那个时代也一去不返。作为后继者，威尔为抵抗再次伸来的华盛顿“魔爪”，愤然组织“溺熊义勇军”与北方佬战斗。但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最后一败涂地。他也被族人所唾弃，到处被人追杀索债。与此不同，另一些部落酋长，比如羽石则主动让出家园，西迁进驻政府圈定的印第安居留地。“文明人”像蚂蚁一般蜂拥而至，拍卖土地、开矿、修建铁路……切诺基人从此失去家园，踏上伤心之路。

除了写切诺基人与家园的分离之外，小说还极尽笔触叙述了三个印第安酋长失落的爱情。羽石是个放荡不羁的酋长。在老婆死后不久的一个傍晚，他经过克莱尔家的农场时，被她姐姐安吉丽娜的美貌打动。迎娶安吉丽娜时，作为搭卖品，他也娶回了她的妹妹克莱尔。虽然羽石对安吉丽娜一往情深，但两年后安吉丽娜不幸病死。他孤独地守着偌大的庄园，和克莱尔像父女一样地生活在一起。威尔本是孤儿，作为包身工第一次离家远去切诺基国管理一家商栈，途遇羽石，时从羽石手里赢得克莱尔，后来又在舞会上邂逅克莱尔，直至山林狂欢难解难分。然而法律不容许他们结婚。几十年来，克莱尔宛如一个梦，时时萦绕在威尔心间，纵然年华老去，心底爱情依旧。命运就是不让他圆满。再来看看熊。他多次结婚，第一个妻子野麻结婚一年就被塞维尔人枪弹打死。几十年来他一想到她就心痛。后来他爱上了寡妇萨拉，并娶回了她，外加她的两个妹妹。可萨拉是个母夜叉，而且和别的男人胡来，还生了孩子。为此熊备受煎熬，和威尔一起上山，寻找松鼠奶奶疗治爱情的创伤。

上述三个酋长，尤其是熊和威尔，终生为情所困。羽石是典型的印第安人，放浪形骸无拘无束，但情感似乎无枝可依，到处游荡。熊是另一类酋长，渴望拥有永恒的东西，但现实中一步步遭遇挫折。最让人感伤的是威尔，他用一生坚守爱情和家园，却没有成功：虽然从羽石那里赢得了克莱尔却不能长相守，即便羽石去世，他也没有和克莱尔走到一起；虽然作为酋长继承人为本族利益鞠躬尽瘁，到头来却被族人追杀起诉。

从叙述者威尔的角度来看，小说揭示了印第安人对土地和爱情的坚守与挫败。与世代栖居的土地分离，使得印第安人失去了根基，生活在破碎、流变之中。在此背景中的爱情成为悲剧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到此为止，还是小说表面所呈现的故事。如果把它放到美国历史中，进而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去审视，就另有意蕴了。小说其实影射美国建国不久后的西进运动。众所周知，美国西进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移民拓殖运动，也是美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美利坚民族大融合的运动。这场西进运动对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给印第安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大变化就是他们被迫过早地成了现代人。小说以切诺基人为代表的印第安人可被看作一个代码，暗指向现代社会转型时落后地区原住居民的生存状况。土地被人占有，房屋被人毁坏，被迫迁移到圈定居所，成了“异乡人”，而他们的精神，尤其是情感却再也没有归宿。他们成了“无家可归”的“无根”的现代人。

可见，《十三月》透露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悲剧：对自然本真生活的坚守与挫败。坚守显得悲壮，挫败带来感伤。弗雷泽也许是在献祭，祭奠那些逝去的美丽，并祈祷一个有所更新的未来。

文明与野蛮的变奏曲

如果文明意味着人在社会中受到良好教育，遵纪守法、品行端正，那么野蛮则指未受教育，目无法纪，行为恶劣，没有道德意识等等。如果文明显示了人性中的善，那么野蛮则往往张扬了人性中的恶。但在《十三月》中，文明和野蛮并非如此单纯，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十三月》不啻为文明与野蛮的变奏曲。

小说并不掩饰印第安土著的野性与暴力。他们在丛林之中与野锋的狩猎故事，年少的羽石以一敌五将杀手打得稀巴烂的故事，查理一家残杀北方士兵的现场描绘，以及羽石和威尔决斗的现场描写等等，无不充满暴力，它们仿佛都在细说印第安人身上的血性和不屈服的精神。但书中又清晰可见其民族中朴素的文明因素。拿两个酋长来说，羽石外表彪悍出手凶残，可又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熊这一族是血统最纯正的印第安人，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妄图重建一个“君子国”，他虽不愿认字，但却喜欢说故事，而且在感情上用心专一。

与印第安人相对，以华盛顿为政治中心的现代文明人，在书中却被表现得非常野蛮。熊家举办的一次化妆舞会便是缩影。舞会一开始是老人们和女人们跳传统的砂囊舞和采摘舞。忽然几个女人开始摇响器，鼓手敲出不和谐的快节奏，原来门口突然出现一群化装妖怪，穿长袍戴面具，全是丑化的外国人模样。鬼舞反映了外邦人出现之后切诺基人所遭受的恐怖和损失。这群妖怪的舞蹈，举止荒唐可笑，又粗俗不堪，放响屁，露出歪脖葫芦假扮的，等等。当熊质问他们是谁，来干什么时，其中一人回答说“干人加干架”，还说他的名字叫“巨鸟”。很显然，这次化装舞会影射外来者对印第安民族的侵略，他们是欲望的化身，从不满足，“永远没个够”。

化装舞会可谓一次预演。当杰克逊扬言定好日子将所有印第安人赶到西部时，印第安人表现出极大的恐惧。一些切诺基国首领代表到华盛顿去游说政府，但最终为了各自的利益私下与政府签订条约，出卖整体印第安人的利益。威尔作为律师，代表熊的部族也远去华盛顿游说。然而在金钱和欲望的城市中，他无疑是个柔弱的另类，谁也不把他当回事，“他们个个是忽悠人的大师，和用三枚贝壳一颗干豆行骗的人没什么两样”。最终熊部族以牺牲同胞查理一家为代价，换得留守故地。可是熊去世不久，政府便派来了特使，妄图斩草除根，将这群残留的印第安人赶走。听到特使数落他们：“除了刁蛮的习性什么都不出产，和文明背道而驰，这还不是荒蛮之地吗？这么大片的土地控制在你手里，文明还能进化吗？”威尔怒不可遏，用反讽的语气控诉所谓的文明人：“招募廉价工人，往死里使唤。……孩子刚能走路干活，他们就开始使唤。这就是自由的劳动和资本，多么强大，多么仁慈，多么值得赞颂。这就是他们这号人所谓的文明。”威尔道出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残酷事实。何止资本主义社会，整个人类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野蛮史。朝代的更替，制度的变换，无不以牺牲无数人的血肉之躯为代价。只要回顾一下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就知道文明的人类有时候是多么野蛮而荒谬，在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旗号之下，有多少无辜的生命如蝼蚁一般在历史的车轮下被无情碾死！

看完小说，我们再不能说印第安人一定是野蛮人，来自华盛顿的现代人一定就是文明人。但有一点确定无疑：印第安人是弱势群体，他们被残酷地拖进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十三月》充满对所谓文明人的野蛮行径的鄙弃，甚至愤恨。小说结尾处威尔对着火车带来的游客漫无目的地开枪，曲折表达出了他内心对华盛顿政府的怒火。他们动用军队，非法又粗暴地驱赶印第安人远离故土家园，然后拍卖土地，开发山林，修建铁路……拦腰切断了印第安的土著历史，使得印第安人踏上飘泊无依的现代化进程。

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可悲之处！伯曼曾经指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有一种“发展欲望”所导致的社会行动模型，它“是以受害者的鲜血和尸骨支撑起来的”。[7]虽说旧时代的消亡不可逆转，但历史的进步注定要付出惨重代价，甚至是牺牲人性中的良善吗？小说从一个白人印第安酋长威尔的视角，控诉了华盛顿政府对印第安人裸的野蛮行径，并引领读者反思这段历史；同时以一种温情的笔调告慰那些无奈却又柔弱的灵魂，让正义在读者内心油然滋生。

环顾当今世界，现代化进程仍然风风火火地进行着。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与政治渗透，到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济建设与开发，甚至小到城市的规划发展，无不透露出“发达”对“落后”的“强制”，无不洒遍了被迫迁徙者的泪水。美国电影《阿凡达》形象地揭示了所谓文明人对落后地区的野蛮侵略，中国电影《三峡好人》以及印度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也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建设所带来的拆迁之痛以及隐含的暴力问题。都说发展是必然、是硬道理，但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应该探索一种新模式呢？至少，《十三月》从一个侧面批判了移民拓殖发展模式的残酷。弗雷泽通过文明与野蛮的变奏，意在唤醒良知，播下善根，让人类远离野蛮，走向更加文明的未来。用文明的方式促进人类文明地发展！《十三月》最有意义的人文启示莫过于此。

充满悲情的反省叙述

从艺术形式看，《十三月》是从一个衰老的白人酋长威尔的视角进行叙述的。双重身份使他既能以外邦白人的眼光审视印第安人，又能从印第安人立场去审视外邦文明人。不仅身份奠定了叙述的反省性，老年人回忆人生本身就带有反省性。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个人都应该在晚年反躬自省一下。把一辈子的经历亮出来，永远记下来。”作者意在通过一个人物的自我反省，引领读者去反省那个时代，甚至反省一下人类的文明史。

小说开头的几句话便定下了一种悲情基调：“天底下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爱情加时间磨成了现在的我。我已经快去长夜国了。……这是最后一片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国度，一条黑路通向那里。伤心之路……”从开始到结尾，小说到处撒播着此类悲情的种子，它们随你的眼光钻进你的心灵土壤，等到你读完，掩卷沉思，那些悲伤的句子忽然间已经发芽疯长，堵塞心灵的甬道，让你情不自禁，扼腕叹息，唏嘘不已。以下是从不同章节摘录的一些悲情叙述：

“你所爱的都离你而去，或者被夺走。你的一切都纷纷凋落，唯有记忆冷不丁从黑暗中杀出，刹那间把你淹没，令你心碎。”

“短暂的生命转瞬即逝，我们从土地上悠忽而过，跟水流过我们的身体一样，再没有人能说自己拥有什么。”

“他（查理）什么都没有了。先是房子，牲畜，庄稼，邻居，然后是家人。现在说白人话的和说印第安语的都在追捕他。自己人把他当野猪，追得他满林子跑。”

“每天下午影子拉长时，我便感到这世界没有我的家。流浪，凄惶。”

“你钟爱的人和事都离你而去。只有你有福气活了下来。你会发现世界变了，人都不认识了，而你是一个流放者，迷失在你了如指掌的地方，只有永恒的河流和山峦与你为伍。”

《十三月》中悲情和反省往往水融。比如威尔对自己超越时空的爱情有着清醒的认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心愿永存。人只有这个可以抵挡时间。其他一切都会朽烂。”他对自己在熊死后组织义军与北方佬打仗也有着深刻的反思：“如今我认为领着印第安人参战是我一生最大的败笔，至少是很多败笔中非常突出的一次。那场战争本来和印第安人无关，他们应该踏踏实实待家里，我们都应该踏踏实实待家里。”他甚至认为印第安人的抵抗就是一连串的惨败。更让人感到可悲的是，白人不仅在战场上打败了印第安人，而且在生活中也打败了他们。“白人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吃尽苦头，但他们很多人现在忙着向白人学习。……他们被打垮了，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

弗雷泽毫无后现代小说家那些哗众取宠的叙述实验，却又不古板守旧，而是精心策划，步步为营，将故事叙述得张弛有度、波澜起伏。小说的叙述非常讲究技巧。威尔借用印第安特派员的日记，以及作家朗韩的游记片段写自己（叙述视角从第一人称转至第三人称）；借用史密斯中尉给哈登上校的信件，叙述搜捕遣送印第安难民的苦难与困惑；借用联邦政府军威廉姆斯上尉“关于北卡罗来纳州境内及周边切诺基国的报告”，揭示政府的险恶用心……这些间接叙述技巧的运用，效果非常明显：既可以从多个视角补充第一人称叙述，避免纯粹个人叙述的主观性，使得叙述内容丰富全面，同时也让所谓文明人的野蛮行径“不打自招”，触目惊心。

小说还对一件事以几种版本进行叙述（如威尔与羽石决斗的三个版本；查理故事的五个版本等等），这可能受到电影《公民凯恩》以及《罗生门》多重视角叙述的影响。不仅如此，小说还对叙述本身有较强的反省意识。小说中说熊“很了解书写历史的作用，他和老负鼠（即杰克逊总统）面对面打过交道，所以明白故事通常是由胜者讲述，还明白胜者在讲故事的时候往往游刃有余地拼接事实，特好随意解释，弥天大谎就更不用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和熊为了应付纷至沓来的记者，也重新编造被他们搜捕进而交由北方佬处死的查理的故事，他们“大肆渲染其中的尊严和悲壮，给故事蒙上了一层高尚的光芒”。弗雷泽仿佛有意引导读者去反思历史真实性，尤其是胜利者记录的印第安人历史。谁都明白，历史都是被叙述的，叙述的主观性不可避免，正如作者所云：“情感里总会有些虚账，就像账本里总要刨除损耗或者小偷小摸。历史、新闻、做香肠，没一件干净事。”

《十三月》其实是有意在主流历史之外，为弱势印第安人树碑立传，谴责侵略，伸张正义，同情良善。小说中弥漫的悲天悯人之心，使得整篇小说笼罩了一层人性的光芒。更有甚者，作者借由一个饱经沧桑的酋长之口，对现代社会以来人类“天翻地覆的变化”提出了忧思：“我只能说，如此割裂历史是个错误，老年人的知识变得百无一用，根本不值得传给孙辈。”老人的话虽然不能全信，但老人所拥有的一些传统精神理应一代代传承下去。《十三月》作为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回忆录，也当如此看待。往事随风而逝，除了从过去那里汲取力量之源，人类又如何能够在如流沙变幻的现实中站稳脚跟？但愿弗雷泽能够把一些读者的眼光移向曾经的苦难历史！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弗雷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传统”作家。“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个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了。这种历史意识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8]

综上所述，《十三月》无论思想内容还是叙述形式，都渗透一种反省的“历史意识”，它既是印第安人自然本真生活的挽歌，也是现代人无根生活的复调展示，更是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变奏曲。作者旨在祭奠本真，反思历史，呼唤更文明的人类发展模式！

回头再看看《冷山》，我们不难发现，家园意识在弗雷泽那里，展现为三重关系：一是空间上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即人不应破坏土地，而应善待土地，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二是时间上的人与历史的关系，即人类不能与历史断裂，理应吸纳传统中的美德；三是精神层面上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当一个人找到理想伴侣时，便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延伸阅读】

A.理论

1.海德格尔《筑·居·思》《“……人诗意地栖居……”》（1951）：筑造以栖居为目标。栖居乃是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栖居通过把四重整体（天地神人）的本质带入建筑物中而保护着四重整体。在对荷尔德林诗句的解读中，海德格尔既批判了现代人的非诗意栖居，也表达了对诗意栖居大地的向往。

2.巴什拉《空间的诗学》（1957）：研究幸福空间的形象，目标是确定所拥有的空间的人性价值。当我们把家宅视作给人安慰的空间，视作压缩并保卫内心的空间，家宅就立刻开始了人性的转化。

3.卡逊《寂静的春天》（1962): 一本引发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

4.摩尔《心灵书》（1994）：一部灵魂的教科书，旨在重建精神家园。

B.小说

1.鲍姆《绿野仙踪》（1900）：从出走到返乡，也许是每个人尤其是现代人都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2.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1933）：此书让香格里拉成为举世瞩目的心灵圣地。

3.汉弥尔顿《了不起的M.C.希金斯》（1974）：不能一味梦想逃离家园，当家园遭遇危机之时，理应坚守家园，因为它是我们的精神之根。

4.斯坦《我在雨中等你》（2008）：从一只叫恩佐的狗的视角，叙述了一段狗与人相依为命的深情故事。人与动物之间的心灵相应，也是人性的善根所在。

5.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1967）：一个海外漂泊者的回归之旅。外面的世界总召唤着人们投身于它。我们往往过于幻想它的美好，却不知一旦奔赴将遭遇难以预料的障碍。很多人因为过于渴盼进入外面的世界，而牺牲了此身所在之地生活的美好。

6.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1981）：小说以一个知青陈信的故事，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人性渴望，即人不仅向往身心都回归家园，更重要的是灵魂能够充实。

7.张承志《心灵史》（1991）：拯救信仰，回归心灵。

[1] [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395页。

[2] 张公善:《批判与救赎:从存在美论到生活诗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第57—59页。

[3]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6页。

[4] [黎]纪伯伦:《纪伯伦散文诗全集》,伊宏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第319页。

[5] [英]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黄梅、薛鸿时等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216页。

[6] 导演乔乔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五年以来,卖掉车和房,花费八百余万,拍摄了两千多个小时的自然生态纪录视频,从中剪辑而成的《迷失的家园》,没有一句旁白,却深深震撼了所有观众的心灵。

[7] [美]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97页。

[8] [英]艾略特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