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黄绍竑自尽前和李宗仁说了什么)

黄绍竑机场打招呼，询问陈赓腿伤，陈赓收起笑脸：老兄这还要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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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赓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离京办事，再回到北京机场时，正好碰到人大常委黄绍竑。

黄绍竑注意到，陈赓拄着拐杖，跛着走路，他走上前去关心陈赓：“陈大将，您的腿怎么了？”

众所周知，陈赓生性幽默风趣，有他在的地方，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早在战争年代，他就是部队中出了名的“开心果”。这种性格，在建国后依然没有改变，即使身居高位，他每每与人相处，都是笑脸相迎，平易近人。

可唯独这次黄绍竑主动上前打招呼，陈赓却收起笑脸，冷脸回应：“老兄，这还要问吗？这是你老兄给我留的纪念啊，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黄绍竑听过这话，头瞬间低了下来，再也无言以对。

图|右起：张治中、黄绍竑、刘斐、邵力子、章士钊

新中国成立后，黄绍竑与陈赓见面的机会很少，两人如今在机场也是难得一见，陈赓的腿伤与黄绍竑究竟有何关系？

黄绍竑，时期著名爱国将领，新桂系三巨头“李黄白”中排名第二的人物，“李”是李宗仁，“白”是白崇禧。

黄绍竑出身军校，他在武昌读陆军预备学校时，与白崇禧是同学，后来进了保定军官学校，与白崇禧还是同学。

黄绍竑军事生涯中颇为辉煌的功绩就是统一广西。“李黄白”统一广西后，1925年黄绍竑就任广西省长，担负起主持全省行政的重任。

1927年，黄绍竑主政广西期间，与李宗仁、白崇禧受到之邀，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

这场会议的主题就是“”，这次会议的几日之后，就公然叛变革命，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大肆残害人和革命志士。

李宗仁、黄绍竑都成了的“刽子手”，向人伸出无情的屠刀。1927年4月中旬，“四一二”后的几天，还邀请黄绍竑、李宗仁到南京，在部队讲话安定军心。

就在黄绍竑支持的同时，坚定革命意志的陈赓义愤填膺，联络黄埔军校的广大学生，组织“黄埔军校同学讨蒋委员会”，公开发表讨蒋宣言，动员群众抨击谴责的无耻作为。

陈赓与刚新婚不久的妻子王根英分开，随周恩来秘密抵达南昌，参加南昌起义。

8月下旬，南昌起义过后，陈赓的营部向着江西与福建交界处的会昌县城挺进，而当时黄绍竑指挥的两个师、与的钱大钧部已经会合，先到了会昌。

陈赓率领的营部到了城外，就与对方展开激战。很快，陈赓的营部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陈赓决定带领小分队掩护部队撤退，却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他的左腿三处中弹。

一时间，陈赓的腿上血流如注，鲜血流到了地上，已经无法行动。他膝盖骨上的筋被打断，胫骨、腓骨也被击伤，整个人都倒在地上，眼看着已经快要挺不住。

可敌人还在逼近，危急之下，陈赓直接脱下身上的军装，顺着一旁的山坡，滚到了杂草丛生的小沟，他身上的鲜血将小沟里的水全都染红了。

陈赓抹起腿上的一把血，全都涂到脸上，等敌人走过来搜索，陈赓屏住呼吸，装作死人，敌人踢了倒在地上的陈赓一脚，眼看他没有反应，敌人扭头走了。

陈赓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一直在这里隐蔽着，直到确认自己的部队来了，陈赓才高兴地挥着双手叫了起来，大家用周围的树枝做了个简易担架，将受了腿伤的陈赓抬到已经被起义军重新占领的会场县城，他腿上的伤口到这时才被妥善包扎好。

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听说他受伤了，纷纷跑来看他。

陈赓受了腿伤后，先是被党组织送到长汀的福音医院治疗，是傅连璋亲自为他治病。

由于失血过多，陈赓的身体已经非常许多，脸色变得焦黄，那条受伤的腿已经肿得很粗，即使很疼痛，陈赓用顽强的意志力克制，愣是没有喊一声痛。

傅连璋每天用药水给他消毒，用夹板固定他的伤痛，在每日悉心的照顾下，陈赓的腿伤也渐渐好转了许多。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他腿伤还未痊愈时，陈赓又不得不跟随部队，几度转移。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败后，陈赓拖着腿伤到了香港。

巡捕问他：“你的腿上不是枪伤吗？”

陈赓机智回答：“不是枪伤。”他自称自己在电报局做事，因为战事，子弹飞入工作的办公室，他不得已跳楼，才造成了跌伤。

陈赓带着这腿伤， 转移了好几处地方，吃了不少苦头，已经好转的腿伤又开始严重起来，甚至到了要截肢的地步。

后来他几经辗转，再次回到上海，这才来到牛惠霖大夫的医治下，陈赓终于保住了自己的腿。

再说陈赓与黄绍竑，两人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上，陈赓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盼来了新中国成立的那天，建国后，他是哈军工的首任校长，也是开国大将之一。

而黄绍竑一路助力李宗仁任职国民政府的总统，然而，他无力阻挡国民政府的覆灭。

1949年春，当主力已被消灭殆尽，黄绍竑作为和谈代表团的一员，前往北平和谈。黄绍竑与刘斐来到香山时，毛主席亲自接待他们，热情与他们握手，笑着迎接：“欢迎两位和平使者的光临。”

众所周知，双方和谈最终失败，国共和平再也没有回旋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黄绍竑决心与政府决裂。1949年4月，与龙云、刘斐等军政人员联名发表声明，宣布起义。

图|黄绍竑（前排左三）在政协会议上

黄绍竑后来亲口说道：“我平生最快意之事，既非而立之年与李宗仁、白崇禧逐陆灭沈统一广西，也非在战火硝烟中主浙八年，更非襄助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而是北平和谈后背离，归向人民，与中国人大道同行。”

新中国成立前夕，黄绍竑应邀到北平参与政协会会议，共谋建国大业。建国后，他是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当年，他与陈赓是硝烟中的敌人，如今，两人站到了建设新中国的统一阵线上。

可那些关乎生死的过往，又岂是那么容易过去的。

建国后，陈赓与黄绍竑再次相见，陈赓对黄绍竑便没有好脸色。

陈赓冷脸相对，黄绍竑没了办法，只好当场惭愧地低下头，一旁的刘亚楼看着二人如此，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缓和气氛。

还是陈赓先打破了尴尬，原本冷漠的脸上露出笑容：“老兄，这怪不得你呀，因为子弹没有长眼睛嘛！”

陈赓笑着和刘亚楼离开，黄绍竑却留在了原地，呆愣了许久，或者是忆起往事，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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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与日军勾结，一边高喊抗日，桂系李宗仁，唱的哪一出？

作者：忘情

声明：兵说原创，抄袭必究

1936年6月1日发生的“两广事变”，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被描绘成“抗日壮举”。不过让人感到滑稽的是，事变发生后，在幕后用军火、教官拼命死挺这次事变的，居然是日军。日军大力支持粤系、桂系军阀反对自己？这是日本人被中国人耍得团团转，被卖了还帮中国人数票子？还是粤系、桂系“挂羊头卖狗肉”？

实际上，粤系、桂系军阀与日本的暗中勾结由来已久。1929年，桂系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后，白崇禧、黄绍竑败逃越南，身处上海的李宗仁是靠日本驻沪总领事的安排，才逃脱蒋氏抓捕的。1931年“9.18”事变后，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均不顾大义，暗中与日本勾结，以巩固、扩充自己的势力。李宗仁自己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其中就包括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人。

1934年，桂系与日本达成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的协议。李宗仁派刘士毅等赴日，不仅公开参观日军秋操，还向日本订购了大批军火。日军还应桂系军阀请求，派出大批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

1935-1936年，常住广州的李宗仁与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武官来往密切，并经常与著名日本间谍和知鹰二中佐密谈。他还派王乃昌常住港岛，以李宗仁、白崇禧代表身份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武官秘密来往。土肥原贤二来西南“游历”时，双方曾举行过多次密谈。

1935年年初，日本军部派松井石根到港岛与李宗仁代表王乃昌、陈济棠代表梁植槐密谈，双方商定以两广脱离南京、广西钨矿专售日本为条件，日本向两广出售军火。双方随即履行协议，广西向日本出口钨矿，日本派两艘装满军火和水泥的船只驶入虎门，但被广东海关扣留。李宗仁得到日本驻广州武官的通知后，命其驻粤办事处副主任阚宗骅会同广东“海周”号军舰并率兵1连，与海关交涉，强迫海关放行。最后该货物由阚宗骅接收，计有村田步枪5000支，轻机枪数十挺，子弹百万发，沈阳造山炮数门和一批炮弹，飞机数架，还有大量水泥。随后，该货物被运回广西。

军事上靠日本扶持，双方军事交流如此深入，还如何“抗日”？实际上，当蒋氏于1934年秋季以追剿红1方面军为由，将其势力伸入原有地方军阀控制的云、贵、川三省，并成功解决王家烈等人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都预感到，自己必然会成为蒋氏下一个吞并目标。为了保住各自割据一方的局面，粤系和桂系不但抱团取暖，暗中寻求日本给予各种实际支持，而且公开联络胡汉民，打算以他为号召，搞反蒋割据。

当然，这种割据是要有大旗的，是要占据道义上制高点的。“抗日”作为当时民心所向，拿来利用一下再合适不过了。在这方面，粤系、桂系军阀都曾直言不讳。

刘斐就曾非常直白地对李宗仁、白崇禧说：“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白崇禧联络湘系军阀何健共同反蒋时，公开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

陈济棠在“两广事变”前派自己的哥哥陈维周为全权代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深入沟通后，陈维周回来报告：“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

桂系称日本为“友邦”，粤系说“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由此可见他们宣传的“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只是一块贞洁牌坊而已。1936年6月1日发动“两广事变”时，粤系和桂系军阀发布的联合公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但实际上，日本军方从6月1日至6月下旬，又增派了百余名军官到粤军中充当军事顾问。

这种置国家和民族大义于不顾，“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激起了广大爱国官兵的愤慨。事变发生后，增派到广州天河、白云机场指导粤军空军的30名日本陆军航空兵顾问的到来，让包括空军司令黄光锐在内的粤系空军上下一片哗然。不久，粤军空军通电脱离粤系，驾机北上投奔中央军，其中自然有蒋氏重金策反的因素，但广大爱国官兵发觉被军阀愚弄、欺骗后的愤慨之情，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是基层官兵，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人打的“如意算盘”，连粤系、桂系的许多高级将领都颇不以为然。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第2军军长陈达都先后脱离粤系，投奔中央军。第2军副军长李汉魂首鼠两端，自己辞职后躲到香港静观风向，又暗中命令自己最嫡系的陈汉光师，在粤军纷纷向中央军倒戈的情况下去广西投奔李宗仁。可陈汉光却公开违抗这位老上级的命令，率部接受余汉谋改编。

1936年7月18日，陈济棠失败下野，蒋氏得以从容调集各路兵马，包括原粤系的余汉谋等部集中对付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立即率部收缩回广西，并马上将所有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悉数礼送出境。他俩商定“以破釜沉舟之计，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氏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

在各方的调停下，桂系最终与蒋氏达成6点协议：1，南京承认中日现状为基础，日本再进一步，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保证出兵抗日；2，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的成命，另行协调职务；3，补助广西事变以来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4，保证复员后，广西保有的员额及费用；5，特派大员来广西和谈，并公开昭示信用；6，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领导。

9月6日，蒋式公开委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继续执掌广西。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表示服从南京。“两广事变”这出“抗日闹剧”遂造结束。

“两广事变”失败后，迫于全国抗日的压力，桂系和粤系军阀与日本的往来从公开转入地下。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无论是桂系还是粤系军队，基层官兵在正面战场上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至于一向将一己私利放在首位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能拒绝日军的策反收买，能在战场上尽到一个中人的本份，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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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壳王”翻身：9次易主 3年三换主业 摘帽后股价连板 经营能力遭疑

文/每日资本论

上市公司曾用简称发生过18次变更。

“保壳王”真的咸鱼翻身了。

5月12日，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山水文化）直接点停板开盘。截至收盘，其股价为12.68元/股，上涨9.97%，总市值25.67亿元。

这是其连续第二个涨停板。5月7日，山水文化全天以较为惨淡的交易走势即将结束当天的行情时，但在尾盘却离奇地快速拉升，并在当日形成一个光头阳线。紧接着，次日就早早地拉至涨停板。从技术上看，其股价已经冲突60月线，有进一步连续飙升的可能，15.7元附近将碰来一个重要阻力位。

山水文化的此轮强势行情或与“摘帽”有关。5月9日山水文化公告，目前业务规模得到扩大，盈利能力增强，已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已于4月27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5月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5月10日公司股票停牌1天。

此前的4月29日，山水文化公告称，公司2021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1.3亿元，同比增长89.9%；实现归母净利润469.3万元，同比增长81.8%；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117.61%每股收益为0.02元。能够实现营收、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三项大幅增长实属不易。

非止如此。3月26日，山水文化公告称2020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1.1亿元，同比增长388.8%，增幅连续3年保持在55%以上的高速增长；实现归母净利润5630.4万，同比增长233.4%，增幅为3年以来最高值；每股收益为0.28元。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为14.4%，同比降低15.2个百分点，净利率为5.1%，同比降低3.2个百分点。

从业绩表现来看，至少从2020年到目前，山水文化一改往日给外界留下的ST形象。但其真的脱胎换骨了吗？

公开资料显示，山水文化成立于1988年，其前身系太原天龙商业贸易集团总公司，于200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每股发行价5.59元。2017年，其总部南迁至深圳。

不过，山水文化命运多舛。2000年上市公司登陆A之后，公司就开始了走上了一条连年不绝的亏损之路。2000年到2018年的19年里净利润仅有6年是正的，其余年度全是亏损，2004-2008年净利润更是连亏5年，完全无视2001年修订的《亏损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中的规定：连续三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将暂停上市。

由于常年因亏损徘徊在保壳乃至退市边缘，公司主业和实控人更迭频频，成为知名“保壳王”——上市公司曾用简称发生过18次变更。

2020年8月，ST山水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将由吴太交变更为黄绍嘉，正式宣告第九次易主。山水文化现任董事长是黄绍嘉，男，50岁，中国国籍，曾就读于深圳大学国际贸易专业，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MBA学位；总经理是肖志坚，男，50岁，汉族，大学本科，经济师。

而其主营业务也三年三换——2018年收入主要来源于红酒贸易业务，2019年收入主要来源于广告传媒业务，2020年收入主要来源又变为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业务和广告传媒业务。从业务结构来看，“建筑装饰工程”是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具体而言，“建筑装饰工程”营业收入为7.5亿，营收占比为67%，毛利率为14.1%。

值得一提的是，4月20日，山水文化公告称，公司在4月13日就收到了上交所发来的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对于2020年公司收入规模大幅提升的情况，监管函要求公司结合经营战略、人员储备、资本投入等，补充披露近年来主要经营业务发生较大变动的原因。

同时，需结合近年来广告传媒业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业务的经营变动情况，补充披露上述业务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业务模式，公司是否具有可持续经营能力，并补充披露第三、四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

希望山水文化的业绩不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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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湾区 | “半个宝安人”何东：显赫一生，慷慨一生

在百年前，“何东”两字，在香港是“有钱佬”的代名词。何东集商人、买办、企业家、慈善家于一身，与周寿臣并称“香港大佬”。他生财有道，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捐建东英学圃、东莲觉苑、何东学校、香港大学何东夫人纪念堂、何东官立工业女子中学等，成为街知巷闻的人物。

■蔡登山

何东（1862－1956），本名启东，字晓生，生于香港，广东宝安（今深圳）人。父亲何仕文（Charles Henry Maurice Bosman，1839－1892）原是荷兰裔犹太人，何仕文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中国化，其实其姓氏“何”，是Bosman的粤语音译，何东的外文名字是Robert HoTung Bosman，仍保留Bosman这个姓，但中文姓氏已经改姓何。

何东

香港在一八四二年开埠之后，吸引了一批寻找商机的欧洲商人及冒险家来香港，何仕文是其中的一位，他于一八五九年抵达香港，直至一八七三年离开，有传闻说何仕文曾经在香港怡和洋行工作，但根据历史的记载，何仕文拥有自己的公司Bosman＆Co．，资料显示，一八六八年香港大酒店开张时，何仕文拥有部分香港大酒店的股权。同时他还是黄埔船坞的董事，何仕文的公司在海上保险的生意上与怡和洋行有较好的业务往来。

一八六九年何仕文任荷兰领事，其间何仕文有感于香港生意难做，他卖掉在香港的资产，离开香港到英国发展，于一八七三年在英国伦敦开了间“东方代理”（Eastern Agency）。一八八五年，他关闭了经营十二年的“东方代理”，到James Whittall的公司J．Wittall＆Co．工作，直至一八九二年去世。

何东

何东生母为华人，名施娣，籍贯中国广东宝安。香港开埠后，欧洲商人不远万里前来冒险，沿海州县居民与疍家也陆续涌入香港“讨生活”。疍家（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住的地方叫作“疍家棚”，是傍岸临水架设的棚户，竹瓦板壁，陈设简单，但卫生清洁。在这个土洋杂居的小岛上，宝安疍家女施娣邂逅了荷兰裔犹太人何仕文。两人未婚同居，一八六二年生下欧亚混血儿何东，不久次子何福出生。何仕文后来生意失败回到欧洲，泥牛入海无消息。施娣母子失去了生活来源，陷入困窘之中，但她含辛茹苦独立抚养儿子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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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初受教于传统汉文私塾，于一八七三年入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即皇仁书院前身）接受西式教育。学者刘中国认为，由于母亲被遗弃，兼之他的欧亚混血儿身份，何东的童年时期受到社会的排挤和歧视，精神及心理上受到了很大压力。因此何东自小便养成懂事而倔强、自信又自卑的复杂且矛盾的个性。

一八七四年二月，中央书院学期考试结束后，曾举行一个颁奖仪式，由港督坚尼地亲自主持，何东在第六级中获奖。据他回忆，当时中央书院的校长史钊域博士对学生关爱有加，令自己很受启发，获益良多。

一八七八年，何东以优异成绩毕业离校，此时港府招聘官立黄泥涌学校教员，他考得第五名，以名额所限未蒙录用，旋至广州，任职海关，建立初步人际网络及与西洋的国际贸易操作。

何东

一八八一年他转入香港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任华人部初级助理员。同年与儿时玩伴、同为中欧混血儿的麦秀英（其父为英人麦奇廉，母亲则为中国女子吴氏）结婚。何东因表现突出，两年后接替姐夫蔡升南成为买办，不久更获渣甸洋行委任，为刚成立的“香港火烛保险公司”及“广东保险公司”的总买办，统管这两家公司一切在华的保险业务。一八九四年升任怡和洋行华总经理。

身前挂满勋章的何东

何东与麦秀英婚后数年无所出，一八九一年纳周绮文为妾，入门数年亦无所出。一八九五年由麦秀英作媒，娶麦秀英表妹张静蓉为平妻，张静蓉入门后生有三个儿子：世勤（三岁而殇）、世俭、世礼；七个女儿：锦姿、慧姿、娴姿、奇姿（艾龄）、文姿、尧姿、孝姿。其后周绮文生一女，名纯姿。麦秀英无所出，过继何东之弟何福的长子世荣为子。何东另有红颜知己是他的随身护士朱春兰，生有一子何佐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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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职买办的同时，何东自资成立“何东公司”（Ho Tung ＆ Company）从事食糖买卖，又推介各种血亲、婚亲担任商界要职，更投资众多公开企业，获委任为众多企业的主席、董事。一八九七年已经成为身家过百万的富豪。

一八九九年，何东获得香港太平绅士头衔，一九〇〇年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怡和洋行华总经理，由其弟何福接任。同年起开设生记商号。后兼任香港汇丰银行、黄埔船坞有限公司、香港电灯有限公司、香港电车有限公司、香港置地有限公司、渣甸轮船有限公司主席、董事，东华医院、保良局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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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活跃于商界外，何东亦频频涉足政治。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因“戊戌变法”逃亡的康有为抵达香港，何东陪同港府官员及警总司梅轩利亲往迎接，为防清兵追捕，康有为住进港府提供的警察宿舍，一周后何东将康有为接到自家宅邸“红行（Idlewild）”居住，并派陈欣荣至广东，将康有为的家眷接到澳门，再转抵香港与康有为团聚。半个月后康有为转往日本与梁启超会合，临行前还写了《赠何晓生书》，以报答何东在危难中的救助。其中有言：“君与夫人才识绝人，既忠且周，过于吾之自谋，迁来如归，忘其旅亡，……君高才远虑，为吾筹划，周切深至，岂惟救吾身，实以救中国也。漂母一饭，犹思图报，若君之大惠，旷绝前古及国外，特未知何以为报于其别也！写此赠之，以寄相思，以告天下后世之义士云尔。”

前排左起︰张静蓉夫人，何东爵士，麦秀英夫人；后排︰何世礼及妻子洪奇芬。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和随员陈友仁等六人乘搭美国“杰斐逊总统”号邮轮，从上海抵达香港，翌日上午得港督史塔士爵士宴请，下午蒙何东爵士请喝午茶，简要说明重组广州政府以及裁军计划，并告诉何东，他需要资金，以便裁撤军队之需。二十日上午十一时，应香港大学同学会（何东次子何世俭时任港大学生会主席）的邀请在港大陆佑堂演讲，出席有四百多人，港大代校长、副校长和何东等各界名流绅商均有出席，何世俭致欢迎词，高度赞扬一生致力革命，带领中国走向世界。学者郑宏泰、黄绍伦说何东因此致电全中国各省长呼应的《和平统一宣言》，并且提出召开“国内领袖联席会议”，同年九月，何东也与北京政府高层会面，呼吁《和平统一宣言》，之后转到天津，与政商贤达见面，提出个人的和平主张。十一月十三日转到汉口，会见督军萧耀南，翌日又转到河南与吴佩孚见面，五天后转赴开封会晤张福来（吴佩孚亲信，时为督理河南军务长），连月劳碌奔波，因病折返汉口。华商盛赞并支持何东的“和平之旅”。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何东再次通电各地军阀如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和冯国璋等人，呼吁放弃武力，推进和平。

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授予何东三等嘉禾勋章。一九一五年，英皇乔治五世封予大英帝国KT爵士勋衔，何东成为香港开埠以来继何启、韦玉之后第三位华人爵士，同年捐巨款与香港大学，资助聘请教员，复捐款与港大“捐赠基金”，及设置奖学金、兴建工场，又以欧战方酣，捐献飞机两架、救伤车数辆给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

一九一九年获香港大学颁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一九二一年秋，何东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同年徐世昌总统授予二等宝光嘉禾勋章，次年晋授一等大绶嘉禾章。同年香港爆发“海员大罢工”，在贸易及航运领域有切身利益的何东四出奔走调停，更私下承诺支付工人罢工期间的一半工资，工人在三月六日结束为期五十三日的大罢工。但据报，何东其后并没有兑现承诺，工人向“国际劳工会议”（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投诉，事件最后不了了之。

一九二八年前后，何东收购接办经营出现困难的《工商日报》，接办后立场不变，并订购德国名厂轮转印刷机，积极扩充业务，成功令《工商日报》走出困局。一九三〇年夏，《工商日报》由港岛中环结志街旧馆迁往德甫道中四十三号新址（战后迁往湾仔分域街），每日出版三大张以上，并采用套色印刷，该报在省、港销路甚佳。

一九三一年，何东在金婚纪念日给麦秀英和张静蓉各十万港币，张静蓉（法名莲觉）用它来扩建宝觉女子义学，并在铜锣湾山光道购得一块土地，由霭亭法师设计监造，兴建香港最早、也是最具规模的“东莲觉苑”。东莲觉苑，即以何东、张莲觉的名字命名。东莲觉苑建得巍峨高大，富丽堂皇，为佛教净土宗道场。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何东爵士（前左二）与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夫妇于自家花园，后左一为何东之子何世礼。

一九三三年，英国著名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与太太乘英国“皇后号”周游世界，二月十二日到香港旅游观光。应何东之邀，萧伯纳夫妇到他位于太平山山顶的家中做客，留下一帧珍贵的合影。五天后，萧伯纳到达上海，鲁迅应邀参加宋庆龄为萧伯纳举行的欢迎午宴，参加的有蔡元培、宋庆龄、林语堂、杨杏佛、史沫特莱等人。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何东与一群华人社会贤达在他半山上的大屋“红行”庆祝五十大寿，据说还捐出十万元，购买一架飞机赠送给国民政府。为了感谢何东的慷慨捐输，特别命令陈继尧在十一月到港，送给何东一张巨型亲笔签名照片，以表感谢之意。次年，何东在南京期间第三次获接见，为表示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他捐出巨款作为抗日军费，并因而在一九三九年获颁赠二级大采玉勋章。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香港历史上的“黑色圣诞”，历时十八天的香港保卫战黯然结束，港督杨慕琦爵士在尖沙咀的半岛酒店向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中将签署降书，香港沦陷了。何东总算幸运，避过这一劫，他在十二月四日得到日本朋友的通风报信，急忙偕随员前往澳门避难。八日，果然太平洋之战起，日军进攻香港，十八天后香港沦陷，何东家人未及逃出，众子女及亲属遭拘禁，老弱妇孺及家丁仆役则被困在“红行”的佣人居室或工作坊。何东在香港的大部分物业、轮船，及何东楼都被日军占据。由于澳门宣布中立，在澳门拥有不少物业、建有私邸的何东，明哲保身，决定避居此一未被日军蹂躏的世外桃源，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香港重光之后，他才安然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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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门回到香港，他住在山顶西摩道的“红行”大宅，那时他已八十四岁，但精神仍很矍铄，有时每天打几次电话到某新闻界朋友办公厅，探问金融行情。那朋友还打趣地说：“爵士，你对股票、黄金还有‘玩’吗？”何东会说：“脑筋要常用，才能灵活的……”女儿何艾龄也这么写着：“父亲在股票方面亦有很多投资。我还记得他大病康复之后，他的经纪每天都会在早上拿着当天最新的市场报价单（quotation）到我家，由私人秘书转交给他，而父亲之后便会下达命令：‘买入这些’，或是‘卖出那些’。”还有，原日高院（今之立法局）对面的官地，开投之日，何东还亲自前往，准备竞投，后来看国民政府财政部有意购买，才放弃竞投，可见他虽然老迈，对于事业仍是雄心勃勃。

晚年的何东

一九四九年，何东赴英，并走访萧伯纳于其乡间别墅，萧伯纳特别穿上何东所赠的唐装接待，并摄影留念。翌年萧翁去世，年九十五岁。一九五〇年六月，何东任“东华三院（一九三一年由东华医院、广华医院、东华东院三院合并而成）历届总理联谊会”成立大会主席；同年捐款建港大学生宿舍，即今之何东夫人纪念堂。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何东庆祝九十大寿；同年获葡萄牙三度赠勋。一九五五年元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以大英帝国KBE爵士勋衔（按：英皇颁予非贵族臣民的最高爵位为GBE爵士，KBE爵士次之，KT爵士又次之），成为两度晋爵的第一位华人，（按：一九一五年英王乔治五世授予爵士荣衔，一九五五年英国女王又授予KBE荣衔，使其成为两度晋爵的首位华人。）同年飞抵英国接受爵位。又将珍藏多年、以香港开埠初期为题材的八十四幅名画赠予港府，现藏于香港市政局的香港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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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何东病逝于香港，享年九十五岁。政商名流均表示哀悼，包括和第二十二任香港总督葛量洪。葛量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另一老太平绅士是何东爵士，但他的健康阻止了他参加这宴会。何东爵士与周寿臣爵士很不相同。周寿臣爵士是兴奋的，有人情味的，他是每一个人的朋友。何东爵士虽然双眼有神，但不易接近，为人比较慎重，治家很严。擅于理财，拥有很多的财产，是最大的慈善家（按：去世前捐出五十万元设置‘何东爵士慈善基金’，为香港最大的慈善信托基金之一）。两老死时都超过九十岁。”

黎元洪签发给何东的任命状

同年五月二日，何东与元配麦秀英合葬于跑马地香港坟场。何东甚中国化，原信释、老。临终前皈依新教，由施玉麒牧师施洗。何东多年投资有方，已增值至近五亿，所得利润捐给慈善机构。现以何东命名的建筑物及教育机构分布于香港、澳门各地。终其一生，曾获中国、英国、葡萄牙、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勋章多枚。何东遗嘱中指定三子何世礼为法定继承人。有鉴于此，早就有意淡出台湾军政界的何世礼于一九六二年恳辞军职获准，返回香港后专事经营家族事业。至一九九八年七月何世礼去世时，外界估计何东家产总值达一百五十亿港币以上。

位于香港坟场何东夫妇之墓

综观何东一生，身拥巨资，富甲一方，财可谓广矣。扶摇直上，荣膺爵位，禄可谓厚矣。松柏节操，阳当九秩，寿可谓高矣。世人之功名利达、富贵寿考，何东兼而有之。而香港自开埠以来，富商迭出，其中财富比何东多的，相信大有人在，但像何东那样热心公益，捐款助人的，恐怕少有。因此他们的名声不及何东之大。何东的长袖善舞和热心公益使得他的名声相得益彰。

（作者注：本文部分资料参考学者郑宏泰、黄绍伦的《香港大佬：何东》，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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