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91开头的是什么电话)

紧急扩散！有骗子冒充昭通市公安局民警 目前警方已劝阻2起

你知道192.168.1.1表示什么意思吗？今天就带你从认识它

你知道IP地址吗？没有学过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IP地址。其实它并不陌生，就在我们身边。

今天我带大家了解一下IP地址：

IP是网络之间互联网协议的缩写，是TCP/IP协议族中最为核心的协议，是互联网的基础。你能用手机和爸爸妈妈视频通话，你和你老婆老公之间的通话和发信息，都需要它来承载，正如和水一样，是我们现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IP编址

我们都知道身份证是有唯一性的，而IP地址也是如此，IP地址用于唯一标识一台网络设备的，由32个二进制位组成的，这些二进制数被分为4个8位数组，我们常常见到的是点分十进制，比如：192.168.1.1

而二进制则是使用0和1来表达，因为计算机它只能识别二进制数。

IP地址采用分层设计：分为网络地址部分和主机地址部分：

IP地址分层就好像类似我们的电话号码，比如说0591-1234567 前面0591部分代表的区号，而后面的数字则代表某一部电话。IP地址也是如此，网络部分代表某个网段，后面的主机部分代表某一台设备。

后来为了便于管理，设计之初就把IP地址就分为A,B,C,D,E总共五类：如下图

IP地址分类

A类：0XXXXXXX 0---127

B类：10XXXXXX 128---191

C类：110XXXXX 192---223

D类：1110XXXX 224---239

E类：保留，实验用

其中：127.0.0.0----127.255.255.255 用作环回地址测试（IOS不支持），127.0.0.0 和127.255.255.255是不可被使用。

广播地址：255.255.255.255

未指定地址：0.0.0.0

连续为1的表示网络，连续为0 的表示主机

特殊地址：

IP地址中的十进制和二进制之间的关系：子网掩码是网络和主机的关系，其中子网掩码部分全为1表示为网络，全为0部分表示主机。如下图：

今天我们认识了IP地址，明白了192.168.1.1表示了什么含义。接下来后面再给各位讲讲IP地址更为深层的东西，欢迎点赞加关注下次就不会再找不到我啦！

历史上的今天1月27日，岳飞被害，第一次战争，太平轮事件

1月27日是阳历年的第27天，离一年的结束还有338天（闰年是339天）。

“君子如水，小人似油。你看那一锅沸油之中，倘或滴入这么几滴清水，油便哔哔剥剥吵嚷不休，犹似众小人冷言冷语，欺那君子恢弘方正。换做一锅沸水，任你倾入多少油脂，那水也只默默容纳的便是。”

1、岳飞被害

在880年前的今天，1142年1月27日（农历1141年12月29日），岳飞被害。

岳飞（1103-1141），南宋军事家，民族英雄。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少时勤奋好学，并练就一身好武艺。19岁时投军抗辽。不久因父丧，退伍还乡守孝。

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开始了他抗击金军，保家卫国的戎马生涯。传说岳飞临走时，其母姚氏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这成为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

1142年（绍兴十一年）1月27日（农历12月29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于临安风波亭，是年岳飞仅三十九岁。其子岳云及部将张宪也同时被害。宁宗时，岳飞得以昭雪，被追封鄂王。

岳飞善于谋略，治军严明，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略”著称。在其戎马生涯中，他亲自参与指挥了126仗，未尝一败，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岳飞无专门军事著作遗留，其军事思想，治军方略，散见于书启、奏章、诗词等。后人将岳飞的文章、诗词编成《穆遗文》，又名《岳忠武王文集》。

2、奥地利音乐大师莫扎特诞生

在266年前的今天，1756年1月27日（农历1755年12月26日），奥地利音乐大师莫扎特诞生。

1756年1月27日，著名的音乐大师沃尔弗于格·莫扎特，诞生于奥地利查尔茨堡。

沃尔弗于格·莫扎特虽然只活了36岁，但是，在短短的一生中，他创作了17部歌剧、49部交响乐和许许多多的器乐曲，被人们称为“18世纪的奇迹”。他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璜》等，抨击和讽刺了贵族的腐朽和虚伪，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精神，受到全世界的赞赏。

3、文明古国希腊独立

在200年前的今天，1822年1月27日（农历1822年1月5日），文明古国希腊独立。

希腊共和国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地处地中海中部，三面临海。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的全盛时期。公元前146年希腊沦为古罗马的一个省，公元395年又被并入拜占廷帝国。

15世纪中期起，希腊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1821年3月，希腊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并于1822年1月27日正式宣布独立。1973年，共和制在希腊确立。

4、第一次战争

在181年前的今天，1841年1月27日（农历1841年1月5日），第一次战争。

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次年三月，林到任后，严行查缴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英国国会也通过对华战争的拨款案。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战争自此开始。

5、托马斯·爱迪生申报电灯专利

在142年前的今天，1880年1月27日（农历1879年12月16日），托马斯·爱迪生申报电灯专利。

1880年1月27日，托马斯·爱迪生申报电灯专利。1879年10月22日，爱迪生点燃了第一盏真正有广泛实用价值的电灯。为了延长灯丝的寿命，他又重新试验，大约试用了6000多种纤维材料，才找到了新的发光体——日本竹丝，可持续1000多小时，达到了耐用的目的。

6、宋庆龄诞辰

在129年前的今天，1893年1月27日（农历1892年12月10日），宋庆龄诞辰。

1920年宋庆龄在上海，这张照片被誉为宋庆龄最美丽的照片之一，悬挂于上海的故居。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辰。宋庆龄是海南岛文昌人，出生在上海，少年时代在美国学习。1915年同结婚，成为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随同奔走革命，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7、电视机诞生

在96年前的今天，1926年1月27日（农历1925年12月14日），电视机诞生。

约翰·贝尔德和他的电视发送装置

1926年1月27日，苏格兰发明家约翰-贝尔德向伦敦皇家学院的院士们展示了一种新型的、能够通过无线电传递活动图像的机器，贝尔德称他的发明为“电视”。

8、苏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77年前的今天，1945年1月27日（农历1944年12月14日），苏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写着：劳动使人自由

194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获得解放。席卷波兰的苏联军队今天看到了数千名纳粹虐待狂的牺牲品。战士们走进带刺铁丝网围起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现了5000名囚犯，绝大部分是犹太人。所有这些人都呆滞，瘦弱不堪。

9、太平轮事件

在73年前的今天，1949年1月27日（农历1948年12月29日），太平轮事件。

1949年1月27日，由上海驶往台湾的中联公司豪华货轮“太平轮”在舟山海域外发生撞船事故，随后沉没。船上搭乘的千余人，仅有数十人生还。吴宇森的电影《太平轮》就是依照这段历史展开的。

10、阿波罗1号飞船的三名宇航员之死

在55年前的今天，1967年1月27日（农历1966年12月17日），阿波罗1号飞船的三名宇航员之死。

三名宇航员正在进行训练

1967年1月27日。宇航员维尔基尔-格里森、爱德华-怀特和罗杰-查菲在今晚的一场大火中身亡。当时这场大火吞没了他们的阿波罗1号飞船。原计划2月21日飞船发射并把他们送上地球轨道14天，就在进行这次发射的模拟演习中，他们死于地面。

觉醒年代：《新青年》的四大台柱，其中两个人既熟悉又陌生

文/张家康

1915年创刊于上海的《新青年》，因陈独秀受聘于北京大学而来到北京，《新青年》也因之成为北大同人刊物。在同人轮值编辑中，如刘半农致钱玄同信中所说：“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这四大台柱，在文学革命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陈独秀：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

陈独秀在创刊《新青年》时，通过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认识了在大洋彼岸的留学生胡适。1916年2月3日，胡适致信陈独秀：“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陈独秀回信胡适说：“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隔着浩淼的大洋，他们由此岸到彼岸的关于新文学的通信，实际上已为即将来临的文学革命做了先期的铺垫。

北大校长蔡元培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第一件事，则是向蔡元培推荐胡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并说“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蔡元培

他们确是“神交颇契”，胡适在美国时，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陈独秀看了后极为赞同，“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同时盼望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这篇文章很合陈独秀意。后来胡适回忆：“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项条件还有点怀疑。……但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同我的主张。”

岂但是赞同，简直是闻风而动，投袂而起，陈独秀立即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胡适说改良，他说革命，态度更果敢坚定。他以为文学革命和政治、宗教、伦理道德革命一样，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他在对中国文学进行历史性的梳理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客观。”“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灿然可观者。”中国文化之所以后来“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是因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这妖魔就是“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他把他们称之为“十八妖魔”，“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

◆陈独秀

文学革命的对象是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他认为这三种文学的陈腐性，是与“阿谀、夸张、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文学革命必须“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一种文化的优势，不仅得益于政治、科学，“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他期待和呼唤中国的雨果、左拉、歌德、惠特曼、狄更斯、王尔德，“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陈独秀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倘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做此无聊之讨论也！”

这样果断的近乎霸气的言论，至今仍被挑剔诟病。试问，如果当年任凭摇头晃脑子曰诗云，任凭不紧不慢之乎者也，我们怎能适时地跟上世界前行的步伐，更进一步，那么古奥陈腐的语言，怎能适应今天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文学革命所反映出的是社会进步的正能量，这个能量所推动的就不仅仅是文化的进步，而是整个中国融入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之中。

胡适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在《四十自述》中说：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的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他甚至感叹道：“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我的朋友陈独秀。”

1918年1月，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努力下，《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编辑改为北大同人编辑。作为同人刊物的第一期，新文学的第一批婴儿即九首白话新诗，终于呱呱坠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接着，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以崭新的战斗的风姿面世。散文、文学批评和戏剧的新作品，也一一在《新青年》亮相。后《每周评论》和《新潮》作为新生力量加盟《新青年》，使文学革命军更加虎虎有生气。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席卷全国的潮和期刊热，把文学革命推至高潮。这一年，全国至少有四百种白话报刊面世，白话文已成时尚，更为普通民众接受和使用。1920年1月12日，中华教育部颁布通令，从是年秋季始，全国小学一二年级教科书改用白话。不久，大中小学教材全都改用白话。算来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始，也就三年的时间，文学革命取得胜利，白话文成为主流话语和文字表述主流形式。

胡适：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胡适还是在读私塾时，就已经依稀发现古文与日用语言的脱节和背离，这种感觉深植于心，不时地有种求新求变的冲动。1915年夏，他在中国留学生年会上宣读论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提出很多大胆的言论，如“汉字乃半死之字”。“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文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死文字不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

他的言论在中国留学生中可谓独白，遭到一致性的反对，其中尤以梅光迪为最。两人因此而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越争论越坚定了他的决心。胡适说：“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梅光迪致信胡适说：“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所谓“创造新文学”，只能是一个梦，我们应有“自知之明”，再也“不作痴想”了。

◆胡适

若之前二人几番往复只是浮于书信的口舌之争，一首任叔永《泛湖即事诗》因胡适的白话评解，则使两人的矛盾升级为一场“骂战”。这首诗记的是其数人乘船游览凯约嘉湖，船靠岸时因湖面起了波浪而翻侧了。诗为四言古体：“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制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作者自认为是首好诗，可胡适看了却泼了一瓢冷水，说：“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并且还批评说：“诗中写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不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无一精彩。”同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之死句”。这一切偏偏为梅光迪知道了，他觉得胡适太自以为是了，便去了封长信，很是数落了一通。胡适读了梅光迪的信，知道这次是通融不了，索性用白话写了一首诗，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就这样诞生了，全诗一百零六行，近千字，仅摘录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作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挡！

……”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

老胡连连点头，“这话也还不差。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雨果），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首白话诗多半是青年朋友赌气争强的游戏，没曾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梅光迪读罢勃然变色，说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致函胡适，狠狠地嘲讽道：“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他甚至不顾多年的朋友情份，尖刻地讥讽胡适，“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他还颇为吓人地说：“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这些“最后忠告”，在朋友圈中很有市场，胡适的白话诗，一时成为笑谈。

正当胡适倍感孤立无援时，北京大学聘请他回国任教。他去意已定，北大或许是他实施文学革命的最佳的地方，那里有陈独秀，有蔡元培，有钱玄同，有许多致力于文学革命的同人。行前，他带有挑战性地写下《伊利亚特》的一句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北京大学可谓新文化运动的重镇，胡适在这里将如鱼得水，得以施展开拳脚。1918年1月始，《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同人中除陈独秀外，还有钱玄同、刘半农等最早最坚决地响应着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

继《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与戏剧改良》《易卜生主义》《论短篇小说》和《谈新诗》等，主张破坏旧诗和旧戏，提倡“诗体的大解放”，大胆创造白话新文学，把在美国与朋友们讨论未了的新文学的话题，在北大在《新青年》和盘托出，尽情的畅谈。《新青年》三卷四号又发表他的白话词六首。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号率先全部改用白话刊行。五四运动的爆发，加速和推进了文学革命的行程，白话文因思想解放运动而向全国城乡推进，白话文运动已成不可阻挡之势，胡适理直气壮地说：

“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

钱玄同：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不知若何咒骂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兼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钱玄同在读了《文学改良刍议》后，于1917年2月1日致信陈独秀。这封信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时在《新青年》发表。他在信中说：“顷见六号（应为二卷五号，引者注）《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份也。”

这里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与陈独秀的“十八妖孽”一样，都是他们的发明，所斥责的都是顽固守旧的古文学家。他在信中说：“至于文学革命，先生和适之先生虽也竭力提倡新文学，但是对于元明以来的中国文学，似乎有和西洋文学看得平等的意思。……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文学，又渐渐成了过去的陈迹。”

◆钱玄同

他比陈独秀还激进，连“元明以来的中国文学”，都要算成“过去的陈迹”。8月1日，他还要求《新青年》，“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

在多是章太炎门生故旧的北大教授群中，能得章门高足的喝彩，着实出乎陈、胡的意料。陈独秀致信钱玄同：“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耶？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胡适后来也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浮一大白”“声势一振”，由此可见钱玄同的加盟，是多么让陈独秀、胡适喜出望外而又倍感兴奋。

与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相对应的是，1917年5月15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三卷三号上发表致陈独秀信，最早提出应用文改革的倡议，他说：“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垂；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笔走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我极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也。”这种书写阅读方式不知要实用和便利多少，与右行竖迤的数千年习惯相比，它无疑也是一个革命。

如同他在《新青年》上所说：“我本是一个研究古董的废物，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新的智识半点也没有”。这当然是自谦之说，但也确确切切地反映出他对旧文化的切肤之痛。他赞同陈独秀的“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之说，认为这“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

由此他彻底否定中国旧文化，提出“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如此大胆放言，当即遭到不少人的责难和批评。

作为《新青年》主将的陈独秀，自然是钱玄同的后盾，针对包括来自旧派人物的批评，虽是和钱玄同一唱一和，但也不得不承认“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同时又为之辩解说：自古以来的古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那些“汉学大家”们开口国粹，闭口古说，说穿了就是要开历史的倒车。

在胡适表示白话文可用讨论的方式推行时，他致信胡适说：“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最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调论，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因此辈对于文学之见解，正与反对开学堂，反对剪辫子，说‘洋鬼子脚直，跌倒爬不起’者见解相同；知识如此幼稚，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

在诋毁文学革命的人中，不仅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这恰是钱玄同最为痛心的。他说守旧的老人是“拿青年来‘倒悬’”，如此头足倒立，本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可悲哀在于，你去解救他，“他还用嘴咬我们的腿，用脚踢我们的手，大骂我们不该头向天，脚踏地，说非倒立不可呢”。他不免担忧起来，“这班暮气甚深，呻吟垂毙的青年，该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

他知道这是因为青年的成长环境已被污染，当时有本杂志甚为流行，内容多是描写嫖赌、纳妾以及杀人不眨眼的侠客，而反对妇女剪发、生育限制和自由恋爱，专“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他撰文批评这本杂志，反对青年读这样的杂志。事后，他在解释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时说：“我对于青年别的事情的拯救或者没有能力，这劝他们别看坏书的警告我们是一定能做的。”

刘半农：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

1917年5月，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在《新青年》发表。这篇文章作为《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的补充，文字清新活泼，内容颇有见地。他的文学改良观是：划定文字与文学的区别，以诗歌、戏曲及小说、杂文为纯文学；主张采用外国的新名词，要“以漂亮雅洁为主”，不杂入累赘之新名词；散文“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既不可做古人的奴隶，也不可模仿同时代的他人，做今人的奴隶；主张韵文“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及“增多诗体”；主张文章分段落，采行标点符号；主张“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

1917年7月，他在《新青年》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算是对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响应。他认为“作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极好”。说到小说的革新，他反对小说为“迎合社会心理”，或者仅为“孔方兄速来”而写作。换句话说，小说不能低俗，不能仅为稿酬而写作。这是因为“小说为社会教育之利器，有转移世界人心之能力”。

◆刘半农

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都十分欣赏刘半农，而这欣赏多半来自于他的文学革命理念。正是因为这一点，蔡、陈二人聘请刘半农来北大任教。1917年9月，刘半农来北大预科任教授时，正是《新青年》的低迷期。为走出低迷，《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编辑转入北大同人编辑，这之中他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如鲁迅后来所说：“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10月16日，他即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对文学改良寄望甚深，也多了一些推陈出新的好法子。

他说：“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

于是，一场双簧戏出场了。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文学革命之反响》，有意发表反对白话文的言论；刘半农则作为应战者，对“王敬轩”文章的观点逐一批驳。《复王敬轩书》公开点明“双簧戏”的策略手段：“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这一正一反的表演，颇似引蛇出洞，关于文学革命的辩论，一下子就激荡起来了。

这种做法除胡适一人外，同人中大多持支持的态度。当然，今天再讨论此种偏颇的做法，也不是没有欠妥和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是，就文学革命的进程而言，就推行白话文的迫切性而言，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1951年5月27日，周作人发表文章说：

“《新青年》四卷三号上有一封王敬轩的信，当时大大有名，……我见过玄同的原稿，说不定还贡献过些意见，因为这本是编辑部的计划（那一期是刘半农主编）要把的意见聚集起来，加以驳斥，结果找了一个王敬轩来做阿Q，将可能有的荒谬意见都堆在他身上，结结实实的被打了一顿。……打击敌人是目的，凡能达此目的的都可作手段，在平时有人不大赞成，但在战争或革命中我想是可以有的。”

1918年6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刘半农接教育部通知，将赴欧洲留学。据钱玄同1919年1月24日日记：“午后三时半农来说，已与《新青年》脱离关系。”即便如此，他与《新青年》的联系仍然未了，就是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时，还给陈独秀寄来他创作的新诗《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啊！

微风吹动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啊！

西风还有些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首诗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出现了他创造的汉字“她”。不仅如此，这首白话情诗在体例和内容上均具有独创性，它的音节、韵脚自然流畅，并有着和谐的美的节奏。后来，赵元任谱上曲，立即传唱开了。令无数华侨和爱国者喜欢，本是一首情诗，竟又成为脍炙人口，流传不衰的思乡曲，诗中“她”又成为家乡和祖国。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被排挤出北大来到上海，在上海又如胡适所说，陈独秀又遇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他们又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雷厉风行的陈独秀积极筹组中国，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成为上海发起组的刊物。尽管陈独秀作出了姿态，一再邀请北大同人为《新青年》撰稿，可已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了。《新青年》四大台柱之刘半农早已淡出江湖，胡适和钱玄同不赞成《新青年》的政治色彩，钱玄同甚至说出“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所谓“流水落花春去也”，《新青年》四大台柱终于走进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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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云江湖】1920年，华北特大旱灾，华洋合力赈济千万灾民

1920年（五年），中国华北五省（直-即河北、鲁、豫、陕、晋）发生了四十年来未有的大旱灾，灾区面积达9万方英里，灾民人数高达3500万，这是继1879年，“丁戍奇荒”后的又一大旱之年。单以河北（即直隶）而言，全省120县中，颗粒不收的就有90多个县，其余二三十县也只有一二成的收入，几乎是全部遭灾。此次大旱灾，是由于长时间不下雨导致，从1919年夏秋开始，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就出现了严重的旱情，河北南部更是连续15个月不曾下雨，致使土地龟裂，河道干涸，禾苗枯死。持续的干旱使得靠天吃饭的老百姓两三季都没有收成，粮食断绝。

灾民

很多人只得靠吃树皮、树叶、野菜为生。1920年夏秋，整个华北赤地千里，不但各地的庄稼吃完了，就连山上的草、树上的叶也被吃得一干二净，人们迫于饥饿，常常为争抢树皮草根而斗殴致死。很多人为了生存流浪他乡，路上饿死的不计其数。有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卖儿鬻女。到了1920年底1921年初，灾情更为残酷，饥饿的同时，更加上寒冷的威迫，冻死、饿死的人遍地都是。顺德县是受灾较重县份之一，到了寒冬季节，更是雪上加霜，据顺德天主堂神父给报刊写来的信介绍：1921年1月，“顺德灾民，已将草根树皮掘刮净尽，已无物可食，皆啼饥号寒，坐以待毙”。在这次残酷的旱灾打击下，华北五省几乎成了人间地狱。

华北地区受灾地，负责维持赈灾秩序的军队士兵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约有3千5百万人因此次大旱沦为灾民，而资料显示，灾区伤亡人口已逾五十万。中外各界人士纷纷参与赈灾活动。

华北地区受灾地，赈灾粮食的发放现场。

年间，各种天灾人祸频发；因为当权者的、战乱频发等原因，当时的统治者们在组织救济方面，常常效果不佳。这个时期，民间的慈善团体有很多；同时，国外人士捐款亦非常积极；弥补了当时政府部门的低效、失职。

华北地区受灾地，赈灾者的合影。

此次华北地区巨灾发生时，国内外的各种义赈组织多数属于临时成立，他们往往独自展开救济行动，缺乏各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当年11月，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曾经专门为此邀请各地的赈灾团体，组织召开了赈灾联席会议。

华北地区受灾地，当时的受灾乡镇街景。

当时，华北地区的赈款来源，是以国外、国内的慈善捐款为主；大部分捐款来自国外，其中，美国各地的捐款最多。当时赈灾主力为中外人士合办的慈善机构，约计9个，一般都称“华洋义赈会”。上海商界在1910年发起组建的华洋义赈会是其中较有代表的一个，也是其他从事赈灾的慈善团体纷纷取同名的来源。

（上海）华洋义赈总会第二届年会合影

1910年，上海商务总会成立的华洋义赈会，由议董沈敦和、朱葆三、祝兰舫、丁维蕃会同福开森等国际人士发起，专事赈灾劝募，以借助国际的力量救助灾民。著名的华洋义赈会，亦是美国传教士创建的；华洋义赈会在成立之初，就将救济工作偏重在河北省的广大农村。

华北地区受灾地，来到灾区发放物资的美国教会传教士，穆里尔·韦伯·特里曼（中，坐在人力车上者）

华洋义赈会会华北总干事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留洋归来的章元善担任，他后来称为“姑苏五老”之一，早年入清华学堂，后赴美留学。归国后曾在著名的华洋义赈会任副总干事，参与创办欧美同学会，在南京政府实业部当过司长，是民建的发起人之一。建国后，任政务院参事。

章元善先生

当然，作为历史，要实事求是的说，这次华北赈灾，洋人是出了大力的。在中国的外交使团面对中国严重灾情，各国公使发起组织了救助活动，他们规定在中国居留的外国人，都应拿出百分之二的资金助赈，如果有个人愿意多出资捐助，会被另行定为特别捐，以襄善举。并准备设置“华北赈灾事务总会”来具体负责此事。天津的领事团也以友邦情谊，予以筹款赈济。

1920年9月19日，驻津各国官绅各界为筹划赈济中国北方旱灾事务，特召开会议，英国总领事柯韪良、美国总领事福禄尔、日本总领事船津、法国领事苏馨，意国领事义康纳施白根等参加了会议，共商救济华北灾荒事宜。9月21日，中英美联合会正式成立，英国总领事柯韪良为主席，决定救灾措施三条：

1.与直隶灾区救济会协同合作；

2.鼓吹各界在京畿设立万国救济会；

3.要求政府筹划巨款，同本会救济灾黎。

正在排队等待领取赈灾粮食的灾民

题外话：在今天看见的实景照片中，还有很男人仍然留着清朝的辫子。事实上，早在晚清时期，有识之士们就在倡导剪辫、易服；这个时期，衰弱的清廷对此并不严禁，学界、军界在国内首兴剪辫、易服之风。

正在领取赈灾粮食的灾民

元年（1912年），中华内务部就曾经颁布严格的剪辫令。但是在普通百姓中，有些人是非常抵制的；另外，在广大城市与县城，各级政府部门虽然也开展过集中剪辫子行动；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并非十分严格。

正在发放赈灾粮食的美国教会传教士

根据十七年（1928年）的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京城男人中，未剪辫子的还有近五千人。一直到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在我国的农村及偏远地区，还有少数男子仍然坚持留着辫子。由此可见，剪辫子行动的难度。

民间义赈组织的工作人员与捐赠救灾物资的士绅

建国后，相关部门曾经大规模开展了江河治理行动；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持续增强。从近百年的华北灾情分析，应坚持以防为主，防救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