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祖贻(徐祖贻是东北军将领吗)

黄埔军校先后设有16所分校，看看在不在你家乡？

从1924年第一期正式开学始，到1949年最后一期终，大陆时期黄埔军校毕业生约有二十万之多，校本部先后设在广州、南京、成都等地。

除了校本部，黄埔军校在25年时间里先后设有诸多分校：其中抗战前大致有7个分校，抗战大致时期及以后有9个分校，总数二十余万的黄埔生都大多毕业于这些分校。

下面我们说说这些分校所在，看看有没有你的家乡。

黄埔系中央军剧照

不少黄埔生因参加第二次东征，错失了在校本部接受军事教育的机会。所以，黄埔军校在潮州设立了首个分校，分校第一期于1926年6月毕业，按广州校本部第3期对待。

潮州分校只办了两期就停办了，它可谓特为东征而设，并非常规操作。

黄埔历史上第二个分校为1926年10月创办的武汉分校，很明显，该分校系为北伐而设。武汉分校此后停停开开，全面抗战爆发后迁往湖南武冈，名称改为中央军校第二分校。

1926年，黄埔军校又设立南宁分校，真正掌握该军校的实则为广西桂系。

长沙分校成立于1927年2月，1928年5月停办，学生整体迁往南京校本部。

1927年，黄埔校本部迁往南京后，成立了广州分校，该分校为粤军将领的势力范围。

陈济棠

到了1933年，黄埔军校开设洛阳分校，全面抗战爆发后迁往陕西汉中。

1935年设立成都分校，个人猜测，这是蒋校长为分化刘湘川军提前大作准备的结果。

以上，应该即为黄埔军校在抗战爆发前开办的全部七所分校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黄埔各分校以正式名称“中央军校”加数字序列命名。

原洛阳（汉中）分校改称中央军校第一分校，1938-1944年共计毕业两万余人。

原武汉分校迁往湖南武冈后，改称中央军校第二分校，1938-1944年共计毕业2.3万人。

1939年前后，蒋校长在顾祝同第三战区所辖江西瑞金创办中央军校第三分校，他此举有没有什么暗戳戳的内心活动和象征意义？

顾祝同

原陈济棠掌握的广州分校改为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广州沦陷后搬往贵州，先后毕业2.5万人，分校主任为粤军将领韩汉英，想必主要为粤军部队输送基层军官。

第五分校设在昆明，前身原为云南讲武堂，估计这是滇军的势力范围。

原南宁分校改为第六分校。值得一提的是，黄埔一期生黄维曾于1939年2月就任第六分校教育长，只不过很快就调任54军军长，驻扎滇南。

第七分校即西安王曲分校，由胡宗南兼任分校主任。1938年至抗战结束，共培养3.7万名毕业生，绝大部分都安排进了胡宗南中央军。

第七分校毕业生

第八分校先在湖北均县，后改设房县。分校主任曾由李宗仁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担任，由此也大概可知其系统渊源。

第九分校即迪化（乌鲁木齐）分校，主任宋希濂，与其他该校相比，该校规模偏小，毕业少亦相对较少。

纵观抗战时期设置的黄埔分校，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各大战区或行营有一定对应关系。

比如第一和第七分校，明显对应的是第一、第八战区，毕业生或许更多为第一战区蒋鼎文、胡宗南中央军所用。

胡宗南

第二分校目测对应第九战区，第三分校对应顾祝同第三战区，第四军校对应张发奎第四战区及余汉谋第七战区，第五分校对应龙云昆明行营，第六分校负责为白崇禧桂林行营输送军官，第七分校对接第李宗仁五战区，第九分校对接张治中西北行营。

这个规律仅系个人推测，从未在正式史料上见过，不知是否妥当。

《一寸河山一寸血》126 作者：关河五十州

（本故事中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均为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本书籍是网络收集而来，仅供交流学习，版权归作者或出版社所有， 请不要使用在商业用途，谢谢支持！！）

第34章 中国功夫（2）

可是话不能说得那么明，参谋长隐含的意思其实就是，咱们打正规战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还是避到一边，远远地放两记冷枪算了。

刘震东已经答应了人家，临时又变卦，光面子上就过不去，因此很不高兴地回了一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怕死何谈抗日？

游击队内部争吵不休，有人便叫来了旅长，经后者提议，决定共同守城，并由刘震东担任城防总指挥。

如果真的推选总指挥，应该是那位旅长才是，刘震东也知道对方在激励他，遂当众誓言：我们要与莒县共存亡。

板垣师团乘着汽车来了。

还隔得老远，但游击队毕竟是游击队，没有什么打仗的经验，看到之后马上又扔手榴弹又射击，鬼子没打着，不过倒是给后面的正规军报了信。

双方马上换防，但刘震东仍立于城头之上。

刘司令变成了刘总指挥，所以他认为自己更不能轻下火线，必须继续战斗。说是总指挥，当然也指挥不了正规军，只是往来奔跑，指点日军的突破区域和路线。

就在跑动过程中，一颗迫击炮弹落在城头，刘震东倒在地上，以身殉职。

从木匠艺人，到少将旅长，从家财万贯，到毁家纾难，刘震东的人生历程堪称跌宕起伏，也是那个时代无数勇者的一个典型写照。

人孰无死，唯生命精彩与否。

进攻莒县的是板垣师团一个联队，庞炳勋因为开始判断是伪军，所以只派出一个旅，总共两个团，第一天守住了城，但是第二天就守不住了，只得退守临沂的前沿阵地汤头镇。

此时，板垣师团已将联队增加到旅团规模，庞炳勋也把两个团上升到三个团，双方在汤头展开激烈拼杀。

在正面攻击的同时，板垣又玩了一招阴的，他派出一支特遣小分队从沂蒙山区穿过，企图对临沂发动偷袭。

庞老爷子老胳膊老腿，却也知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发现后，马上把预备队派了过去。

这支预备队就是他向李宗仁求情保下来的那个团，称为特务团，实际上战斗力非常强，居于五个团之首。

在《亮剑》里面，有一支日军特种兵，板垣组织的特遣小分队大致就属于这一类型，只不过没有电视上表现得那么玄乎而已。

既然是想偷着揩油，人数就不会多，只有百余人，且缺乏重武器，仅带了一挺重机枪和一门迫击炮。与之相比，庞炳勋的特务团却并不比李云龙的独立团来得逊色，双方一交火，特遣小分队就知道不是对手，赶紧撒开腿就溜。

特务团到山里来打猎，总得带点什么回去，所以哪里肯舍，跟着便撵，最后把特遣小分队关在了一座寨子里。

日机赶来增援，加上山寨坚固，一时无法攻破，但特务团得到了一项意外收获。

他们从地上捡到一个从飞机上扔下的袋子。袋子当然是送给特遣小分队的，未料阴差阳错，落到了特务团手里。

特务团里有会日文的文书，拿来翻译给团长看，团长一看就笑了。

上面写着：将开六辆汽车过来接你们。

随后，庞炳勋在临沂接到特务团报告，要他派两名司机到山区去，老庞起初还以为是特务团子弹快打光了，需要运子弹过去，那边却说不用，去人即可，去了还可以再拉一辆汽车回来。

老庞将信将疑，不信世上还有这种掉馅饼的好事。没想到司机回来时，果真带回一辆汽车，还是一辆六轮的军用卡车。

原来特务团依据捡来的情报，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在路边伏击了日军汽车队，最后击毁三辆，俘虏一辆，开回来的卡车就是缴获的战利品。

对于庞军团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旗开得胜的好兆头。老庞觉得说汽车还不够劲爆，干脆让人贴上一张纸条，曰“俘虏日军之装甲车”，然后开到临沂司令部的大门口公开展览。

那会儿的人，没几个真见过坦克装甲车，见这汽车六个轮子，很长很大的样子，大多信以为真，一时间观者如潮，跟赶集似的，都说这庞军团了不得，下面一准还得继续打胜仗。

特务团伏击成功后，准备继续围攻山寨，但忽然接到庞炳勋的命令，要其即刻回防，于是不得不撤围而去。

撤退路上，特务团也没忘记破坏山区公路，以彻底断绝鬼子偷袭之念。

老庞调回特务团纯属无奈之举：三个团在顶了板垣师团整整将近一周之后，终于无力再战，只得撤离汤头。

手里的最后一个团也被拿出来，用于在汤头以南拖住对手，而庞炳勋之所以急调特务团，则是要利用这个团从侧背对日军进行攻击。

特务团果然不愧是五团之首，他们充分发挥了庞军团死缠烂打的那股狠劲和韧劲，不仅白天猛攻，还成立敢死队，频频发动夜袭，以扰乱敌方阵脚。

最激烈时，该团连伙夫都拿起枪加入了战斗。这么能打的部队，要是当时就被遣散了，岂非憾事一件。

一通乱拳，差点把板垣师团给打蒙了，后者急忙从汤头以南撤出，重新退回汤头。

临沂的第一次危机就此得以化解。

庞炳勋手里的棋子有限，但手艺不错，要我说，凭这本事，老庞绝对能归入草根版将领的高手之列，他以往泯然众人，实在是也没得到过什么像样的机会。

当时在徐州聚集着一个数量不小的观战团，里面有中外记者，还有英美武官，大家都坐在观众席上举着望远镜看，而拳台之上的情景则大出意料之外。

一边号称日方最优秀的相扑手，年轻气盛，站起来跟座肉山差不多，另一边却白胡子一大把，若是在场下，没准还得拿根拐棍支撑着，可是奇怪之处就在于，那个年轻的即算使出浑身解数，仍无法把这个年纪大的赶下台，后者不仅跳来跃去，甚至能逼得对方退后几步。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功夫？

庞炳勋一夜成名，皆以为此老者必是世外高人，否则岂能如此了得。

其实这时板垣还是占优的，毕竟他是攻方，而庞炳勋是守方，但观众可不管这一套。

你板垣的名气有多大，人家有多大，凭你，就应该一出场，二话不说，一个指头即把对手点倒在地，现在做不到不说，看上去还挺狼狈的，我们给点嘘声，喊两声倒彩，那都是客气的，不哄你下来，已经很够意思了。

更有那不厚道的，回到房间后，还会添油加醋地写报道，把板垣这位“第一名将”给说得一无是处。

这种情况下，板垣自然很没面子，同时也感到庞军团尽管是杂牌部队，却不容小觑，于是又赶紧从青岛调来一路援军，使前线部队达到了五千之众，这还不包括增援的坦克大炮等特种部队。

在恢复神气劲儿后，板垣师团又气势汹汹地向临沂扑来。

庞炳勋的几个团，能打的，不能打的，一字排开，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战到后来，无不伤亡惨重。

汤头以南阵地再次失守，日军一路猛推，一直推进到沂河。

沂河与临沂城仅一水之隔，其阵地距离庞炳勋的司令部更只有不到三里之遥，在明显感到力不能支的情况下，庞炳勋拿起电话，向五战区长官部告急。

此时李宗仁手下正好新添一员猛将，若寻根究底，这员将也是出自老西北军，但问题恰恰正在这里，此将与老庞虽是过去的同事，两人在历史上却还有一些扯不清的恩恩怨怨，且双方同属战将，也必须有一“帅”负责协调全局才行。

李宗仁自己要坐镇徐州大本营，帅才安出？

我有一本个人很珍爱的小书，这就是《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先生，姑苏一贫士耳，然最善室中小经营，他自己也说，平生所好，唯“人珍我弃、人弃我取”而已。

老李现在是战场上的贫士，看什么都是宝贝，“人珍”他一时也取不到，所以根本谈不到“我弃”，但“人弃”那是一定要赶紧捡的。

他捡到的这个帅才，名叫徐祖贻。

徐祖贻，江苏昆山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3期，之后又留学日本，在陆士以及陆大中国班进行过深造。

此前徐祖贻一直在东北军里面混，这支军队倒霉他也跟着倒霉。最晦气的时候，是在北平时硬被众人赶鸭子上架，弄去跟日本人谈判，一份“塘沽停战协定”把名声都给搞坏了。

其实他人是很聪明的，也很能干。那年头，上过陆士的不少，可是能到陆大再次进修的并不多。白崇禧曾经亲眼看到过徐祖贻拟订的作战计划，连他也称赞对方具备优秀的战术修养，是一不可多得的幕僚长。

能够得到“小诸葛”如此称赞，足见徐祖贻的参谋功底。

也许正是因为白崇禧的鼎力推荐，李宗仁才任命徐祖贻为五战区参谋长，并在临沂战场最紧张的时刻，委其以大任。

徐祖贻出发之前，先打了一个电话给庞炳勋，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就很见水准。

他问：你手上还有多少预备队？

老庞苦着脸回答：没有了，我连警卫员都派到第一线去了，再要预备队，你看我这老头子行不行？

虽然已经知道前方情况不妙，但听到临沂后方只有庞炳勋一个光杆时，徐祖贻仍然吃惊不小。

到了临沂城，他才发现情况比庞炳勋说的还要糟，糟十倍还不止。

日军炮弹时时从临沂司令部上空呼啸着飞过，更有直接在院子里面爆炸的，你想，前线距离这里不到三里，就算再差劲的大炮轰这里又会有多大问题。

徐祖贻是正规军校出来的，从来没有设想过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指挥作战。

一边画图作部署，一边还得提防着炮弹在身边爆炸，这图如何能画得好呢？

赶快搬，起码要搬到离城南20里外。

但是庞老爷子却死活不让搬，还说这临沂城易守难攻，当年北伐军攻打张宗昌，拿野炮轰，都轰不穿城墙。

徐祖贻哭笑不得，北伐什么时候，现在什么时候，北伐军的山野炮能跟日军的重炮比吗？

见小伙子领导态度坚决，老爷子这才说了实话：不能退啊，如果前线部队知道我庞某临危后退，而且一退20里，士气肯定会动摇，那样临沂城就守不住了。

双方争执不下，只好上报五战区长官部裁断。李宗仁是实战出身，觉得庞炳勋言之有理，遂作出答复，尊重后者意见。

于是，一老一少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等待救兵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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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先后设有16所分校，看看在不在你家乡？

从1924年第一期正式开学始，到1949年最后一期终，大陆时期黄埔军校毕业生约有二十万之多，校本部先后设在广州、南京、成都等地。

除了校本部，黄埔军校在25年时间里先后设有诸多分校：其中抗战前大致有7个分校，抗战大致时期及以后有9个分校，总数二十余万的黄埔生都大多毕业于这些分校。

下面我们说说这些分校所在，看看有没有你的家乡。

黄埔系中央军剧照

不少黄埔生因参加第二次东征，错失了在校本部接受军事教育的机会。所以，黄埔军校在潮州设立了首个分校，分校第一期于1926年6月毕业，按广州校本部第3期对待。

潮州分校只办了两期就停办了，它可谓特为东征而设，并非常规操作。

黄埔历史上第二个分校为1926年10月创办的武汉分校，很明显，该分校系为北伐而设。武汉分校此后停停开开，全面抗战爆发后迁往湖南武冈，名称改为中央军校第二分校。

1926年，黄埔军校又设立南宁分校，真正掌握该军校的实则为广西桂系。

长沙分校成立于1927年2月，1928年5月停办，学生整体迁往南京校本部。

1927年，黄埔校本部迁往南京后，成立了广州分校，该分校为粤军将领的势力范围。

陈济棠

到了1933年，黄埔军校开设洛阳分校，全面抗战爆发后迁往陕西汉中。

1935年设立成都分校，个人猜测，这是蒋校长为分化刘湘川军提前大作准备的结果。

以上，应该即为黄埔军校在抗战爆发前开办的全部七所分校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黄埔各分校以正式名称“中央军校”加数字序列命名。

原洛阳（汉中）分校改称中央军校第一分校，1938-1944年共计毕业两万余人。

原武汉分校迁往湖南武冈后，改称中央军校第二分校，1938-1944年共计毕业2.3万人。

1939年前后，蒋校长在顾祝同第三战区所辖江西瑞金创办中央军校第三分校，他此举有没有什么暗戳戳的内心活动和象征意义？

顾祝同

原陈济棠掌握的广州分校改为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广州沦陷后搬往贵州，先后毕业2.5万人，分校主任为粤军将领韩汉英，想必主要为粤军部队输送基层军官。

第五分校设在昆明，前身原为云南讲武堂，估计这是滇军的势力范围。

原南宁分校改为第六分校。值得一提的是，黄埔一期生黄维曾于1939年2月就任第六分校教育长，只不过很快就调任54军军长，驻扎滇南。

第七分校即西安王曲分校，由胡宗南兼任分校主任。1938年至抗战结束，共培养3.7万名毕业生，绝大部分都安排进了胡宗南中央军。

第七分校毕业生

第八分校先在湖北均县，后改设房县。分校主任曾由李宗仁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担任，由此也大概可知其系统渊源。

第九分校即迪化（乌鲁木齐）分校，主任宋希濂，与其他该校相比，该校规模偏小，毕业少亦相对较少。

纵观抗战时期设置的黄埔分校，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各大战区或行营有一定对应关系。

比如第一和第七分校，明显对应的是第一、第八战区，毕业生或许更多为第一战区蒋鼎文、胡宗南中央军所用。

胡宗南

第二分校目测对应第九战区，第三分校对应顾祝同第三战区，第四军校对应张发奎第四战区及余汉谋第七战区，第五分校对应龙云昆明行营，第六分校负责为白崇禧桂林行营输送军官，第七分校对接第李宗仁五战区，第九分校对接张治中西北行营。

这个规律仅系个人推测，从未在正式史料上见过，不知是否妥当。

111名江苏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学员名单

保定3期江苏毕业学员有111人，当时上海属于江苏管辖，名单中有几名上海学员，江苏学员人数位居各省第三，仅次于浙江和湖南。1911年辛亥革命时，江苏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紧邻湖北武汉和上海，而且南京是同盟会指挥中心，因此江苏青年参加辛亥革命的非常多，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3期江苏学员大多数都参加了1911年各地的辛亥革命学生军，有些还在武汉、南京、上海作战，到1912年成立，江苏学员考入了黄兴在南京创办的陆军部入伍生团，南北和议后入伍生团到武汉全体转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第一期学习，1914年入读保定军校3期。

江苏3期学员人数也比江苏1期和2期多，1期、2期每期有四五十人，而3期毕业学员有一百多人。但入读3期的江苏学员不止这个数字，因为他们在读书期间，1913年在武昌读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时，有部分学员离校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6年读保定3期时，又有部分学员离校参加护国讨袁运动，这两次离校的部分学员没有回校。

接下来介绍保定三期里的111名江苏学员情况，来自扬州的陈以良、陈以忠，从同学录里内容看像是一对兄弟。在网上简单查询江苏3期学员信息，发现部分江苏学员保定毕业后从事军队教育工作，好多还是黄埔军校的教官。下图是111名江苏保定3期学员名单。

再介绍111名江苏学员的籍贯和他们毕业时留的通信地址，他们来自江苏、上海的宝应、常熟、崇明、丹徒、东台、阜宁、赣榆、高淳、高邮、海门、淮阴、江都、江宁、江阴、句容、昆山、溧水、溧阳、六合、南京、南通、青浦、山阳、上海、上元、泗阳、松江、宿迁、睢宁、泰县、泰兴、铜山、无锡、吴江、吴县、武进、兴化、徐州、盐城、仪征、宜兴等地。

3期江苏111名学员中，网上简单查了一下，查到资料的学员有30人，现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如果网友晓得其他学员情况，请在评论区留言。

1、张联华，江苏宝应人，保定毕业后，30年代初任4师12旅旅长，师长是有点出名的徐庭瑶。

2、茅乃功，江苏丹徒人，抗战期间曾任第三战区副官处少将处长。

3、刘才育，江苏海门人，入读南京陆军中学后升入保定3期，毕业后在北洋军任职，后加入中央军，曾任黄埔军校6期、7期战术教官。

4、陈复，江苏海门人，先读南京陆军中学，后读保定军校3期，20年代到广州，任黄埔军校2期、3期战术教官，1926年参加北伐，后在江苏、上海任职多年。

5、黄士桐，江苏海门人，保定毕业后到山西加入晋绥军，抗战初期曾任61军副军长，时任军长为陈长捷。

6、孙宝瑜，江苏扬州江都人，江南武备学堂枪炮科毕业，任江苏将弁学堂教习时参加1911年辛亥革命，任镇江军政府兵备科长，后到保定3期读书，毕业后在江苏陆军任职，1925年冬到广州，到黄埔军校任职，曾任黄埔4期入伍生部步科1团1营营长。1926年参加北伐，在2师4团和22师任职，1946年退役。

黄埔4期同学录孙宝瑜照片

7、陈以忠，江苏扬州江都人，先读河南陆军小学，1911年辛亥革命到上海参加北伐学生军，后入读保定3期、陆军大学。1926年参加北伐，后在3师和19师任参谋处长，抗战时担任集团军参谋长。

8、王邦述，江苏江宁人，30年代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9、张振镛，江苏江宁人，保定3期、陆大正则班12期毕业，抗战时任黄埔军校四分校（广州分校）副主任。

10、陈联璧，江苏江宁人，保定3期、陆大特别班6期毕业，1926年到广州，任黄埔8期、10期总队长。

11、潘铁民，江苏江宁人，保定毕业后到山西加入晋绥军，20年代北伐时期任阎锡山参议。

12、武颂和，江苏江宁人，入读江苏陆军小学堂，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保定3期、陆军大学11期毕业，毕业后回江苏陆军任职。1926年12月任东北陆军讲武学堂北京分校兵器教官，1927年12月到南京任黄埔军校教官，历任黄埔6期、7期、16期、18期、20期、21期、22期、23期教官。

13、朱寿康，江苏句容人，1928年任黄埔军校军官团中校副官。

14、徐祖贻，江苏昆山人，随父到东北就读吉林陆军小学，再读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后读保定3期，毕业后到东北军任职，后被选送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抗战期间任五战区参谋长，参加组织徐州会战，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1939年秋调任黄埔军校八分校主任，1943年任陆军大学兵学研究院主任及军事教育委员会研究委员。徐祖诒在军事生涯中，以精通参谋业务著称，与蒋百里、杨杰、白崇禧有“四大幕僚”之称。

15、史蔚馥，江苏溧阳人，在上海参加同盟会，1911年随陈其美参加上海辛亥起义，后入读保定3期，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30年代初任黄埔军校洛阳分校上校教官，抗战期间参加上海淞沪会战，后回江苏任苏浙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高级参谋，1939年到广西，参加桂南战役负责后勤，1944年豫湘桂战役，史蔚馥随部队撤退途中在广西永福县与日军战斗后被俘，后慷慨就义。

16、徐祖洪，江苏南京人，30年代任黄埔军校洛阳分校教育处上校处员。

17、何志澄，江苏南京人，1928年任黄埔军校军官团中校教官。

18、邹黄侠，江苏青浦人，1924年秋到广州黄埔军校任职，曾任2期上尉战术教官，3期少校战术教官，1926年参加北伐，任3师营长、团长，后任22师独立旅参谋长、旅长，1932年春病逝。

19、纪毓鲁，江苏宿迁人，抗战初期，任陆军独立炮兵第六团团长。

20、蔡邦俨，江苏泰兴人，保定毕业后在北洋军任职，历任排长、连长、科员、参谋、科长等职，1946年7月退役。

21、孙景潮，江苏无锡人，先入读江苏陆军小学，后入读保定3期，20年代到黄埔军校任职，曾任黄埔7期战术教官。

22、许寿恒，江苏无锡人，20年代到黄埔军校任职，曾任黄埔6期、7期、17期教官。

23、殷葆桢，江苏无锡人，20年代到黄埔军校任职，曾任7期中校兵器教官。

24、张庆瀛，江苏吴县人，抗战期间曾任黄埔军校14期、15期、16期总务处长。

25、庄文枢，江苏武进人，保定毕业后先在北洋军任职，后到湘军李觉部任职，抗战期间，参加上海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

26、徐国镇，江苏仪征人，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毕业后入读保定3期、陆军大学6期。毕业后在江苏陆军任职，后任陆大战术教官，1928年到南京黄埔军校任职。

27、孔庆桂，江苏扬州江都人，1909年入读江苏陆军小学堂，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保定3期毕业后又读航空学校1期，毕业后在北洋军任职，1924年到广州,在黄埔军校任职，曾任7期炮兵大队中校大队副。1930年任炮兵独立4团团长，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抗战期间参加上海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鄂西会战。

28、厉鼎璋，江苏扬州人，保定毕业后在北洋军任职，跟随陈调元、马样试、刘和鼎、刘尚志等人，历任排、连、营、团长、副旅长、副师长、副军长等职，抗战期间与刘尚志、刘和鼎在福建抗日，1946年退役。

29、丁果，江苏仪征人，在江南武备学堂任教习时参加1911年辛亥革命，保定3期、陆大11期毕业，1929年任南京黄埔军校7期兵器教官。

30、李端浩，江苏仪征人，保定3期、陆军大学6期，毕业后到东北军任职，曾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教官、科长，后到陆军大学任教育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四川渝万江防指挥官，1946年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