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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三言”的译介与传播

演讲人：董晓波演讲地点：南京师范大学演讲时间：2022年12月

董晓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江苏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语言学、法律翻译、语言战略与规划、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研究。

“三言”是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辑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也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代表性作品，被视为集白话小说之大成。“三言”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生动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宋、元、明各朝代城乡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会下层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从文学史角度来看，“三言”的问世，标志着话本小说形式的定型与成熟，为中国当时和后来的白话短篇小说确立了范本，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代表，“三言”作品以其丰富多彩的题材、风格迥异的文风、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自问世起不仅成为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品，也引起了中外学者和译者的极大兴趣。“三言”是最早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其中就以英文翻译了两篇冯梦龙的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19世纪以后，“三言”又有五十多篇小说被译为英文，二十四篇译为法文。此外，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译本也很多。在历史上，将这些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中的“璀璨明珠”介绍到异语世界，一直是许多学者和译者非常热衷的活动，而“三言”在异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不仅开创了中国小说与西方文学交流的历史，也成为西方作家通过中国文学接触中华文明、接受中国文化的经典先例。

福建省寿宁县冯梦龙纪念馆内景。资料图片

冯梦龙与“三言”

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耳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等，明代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冯梦龙出身于书香门第，与兄梦桂、弟梦熊并称“吴下三冯”。冯梦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他仕途坎坷，年轻时屡试不第，以编书、课童为业。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冯梦龙补贡生;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年已六十的冯梦龙迁任福建寿宁知县，在当地“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任职三年后归乡。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推翻明王朝，随后清军入关南下。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冯梦龙辞世。

冯梦龙一生中为官时间不长，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著述上。据统计，冯梦龙的著作有五十余种，有的是个人创作（如传奇中的一部分、诗集、应举书），有的是将当时流行的作品加以整理而成（如大部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有的是改订他人的作品（如大部分传奇），有的是将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字加以记录整理（如民歌、笑话），有的是将历史文献中的资料分类编辑（如笔记小品），还有的是当时各种资料的汇编（如《甲申纪事》等史实类作品）。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都是通俗文学或民间文学作品，涉及当时通俗文学的各个方面，所以有人称冯梦龙是“全能”的通俗文学家。

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中的代表就是“三言”。明朝后期，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日益壮大的商人阶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经商致富也渐被视为正业，改变了人们过去只能依靠经营土地来谋生的生存方式，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当时，市民阶层逐步崛起，他们越来越需要多方面的现实生活的满足，社会活力空前增长，思想情感日趋解放。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解放了市民阶层的思想，也大大刺激了市民对娱乐以及通俗文学的需要。

从唐始，就流行着一种叫作“说话”的艺术。“说话”就是讲故事。到了宋代，“说话”艺术更为盛行。当时“说话”的内容大致分为四种：第一种是“讲史”，讲述春秋战国、三国、隋唐等前朝兴替战争等长篇历史故事；第二种是“小说”，讲述世态人情、悲欢离合等短篇社会故事；第三种是“讲经”，是关于佛教等宗教内容相关宣传；第四种叫“合生”，即由听众临时出题，说话人即席吟咏有双关含义的诗句。当时为了便于开讲和授徒，说话人往往会把“说话”的底稿记录整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话本”，而随着反反复复讲说，话本也不断得到补充和丰富，再加上历代一些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这些“话本”最终成为一种独特体裁的小说。后来还出现了一种模拟“话本”形式的“拟话本”，它不是供艺人“说话”之用的，而是创作出来给一般读者阅读欣赏的。

冯梦龙家中收藏有不少宋、元、明时期话本，他花了不少精力选出四十篇，进行编辑加工，先出版了一种，名为《古今小说》。后来又继续编辑出版了两种，共计三种一百二十篇，并将《古今小说》作为三部的总书名，而这三部书则分别叫作《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据考证，《喻世明言》出版时间最早，大约在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前后；其次是《警世通言》，在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出版；最后是《醒世恒言》，在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出版。冯梦龙认为，好的小说应该能够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三言”，书名之意就是“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三言”中每个短篇小说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明代拟话本约有七八十篇。“三言”所包含的故事，题材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一）通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被压迫妇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二）描写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表现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罪恶的愤怒谴责；（三）歌颂友谊，斥责背信弃义的行为；（四）反封建反理学，揭露对“人欲”的压制；（五）神仙灵怪妖异作品、文人雅士轶事作品等。这些题材，基本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各阶层和各方面的生活场景，特别是对城市生活的面貌有着较多的描绘。“三言”差不多将当时流行的优秀话本全都收集进去了，与冯梦龙同时代的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序中就说：“三言”已经把“宋元旧种，……搜括殆尽”，即使有“一二遗者”，也是“沟中之断芜”。

故事情节设计巧妙、曲折动人是“三言”的艺术特色之一。正如《今古奇观》的序文中说：“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恫心駴目。”

“三言”的第二个艺术特色是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一百二十篇作品，写到的主要人物有四五百人之多，许多人物性格在故事中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具有典型性。

“三言”的第三个艺术特色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创作方法。通过认真、细致地观察社会，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描绘了客观世界的图画，既符合现实生活的真实，又不是生活现象的简单记录。

在“三言”的影响下，明末清初的文坛掀起了一个短篇小说收集和创作的高潮。不少文人或整理话本，或模拟“三言”的题材和体裁，创作“拟话本”。比如明末凌濛初编的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

总而言之，冯梦龙所纂辑的“三言”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丰富、最重要的三部选集，堪称集宋朝至明朝白话短篇小说之大成，不仅显示了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家们在小说创作方面杰出的艺术才能，也反映了话本小说在宋、元、明时期不断发展的过程。

“三言”的译介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这个特点决定了其传播必须以语言文字为媒介。传播者与受众即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必须以文本使用双方共同理解的语言文字为前提。因此，文学文本的传播由于语言媒介的制约常被限制在特定的语言文化圈内。而要突破这种限制，就必须对文本使用的语言进行转换，这便是翻译传播。“三言”等中国古典小说在海外的广泛传播，也是靠翻译这种传播方式来进行的。

不过在“三言”的传播史上，这种传播方式因地域差别而存在不同。在亚洲尤其是日本与朝鲜半岛，由于历史地缘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三言”首先是以原文本形式传播的，之后才渐有当地文字的翻译传播。而在西方各国，由于与中国处于不同的语言文化圈且乏于交流往来，“三言”在历史上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是以翻译形式进行的。

●“三言”在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传播

据现存的文字资料，《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大约在1727年、1743年由商船载入日本，现在日本还收藏着《古今小说》的明刊原本，《警世通言》的金陵兼善堂40卷本，《醒世恒言》的明天启丁卯（公元1627年）叶敬池刊本等等。由于明末清初的变乱、清朝的小说禁毁令压制，以及姑苏抱瓮老人编纂的话本小说集《今古奇观》（该书共编选了“三言二拍”中的四十篇）更广泛地流行，冯梦龙的“三言”原本在中国清代渐渐地佚失了，只剩下一部《醒世恒言》有几种本子流传，到了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不无遗憾地说:“‘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可见当时“三言”已经只具其名了，即使博学如鲁迅者，也只能望“名”兴叹，不知其详。而在1924年，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在日本当地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三言”，盐谷温意识到这个发现的价值，这个发现的公开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鲁迅在1930年《〈中国小说史略〉题记》中说:“……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即盐谷温）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以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随着一些中国学者赴日访书和海内外一些新存本的发现，“三言”才逐渐又刊行于世。

叶敬池刊本《醒世恒言》。资料图片

根据学者研究，历史上的“三言”在日本得到较好保存，其中一大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三言”在日本大受欢迎，且“三言”的翻译也十分兴盛。总体而言，“三言”的日译本呈现选译和零散的特点。普遍公认的较早译本是冈白驹的《小说精言》（公元1743年）、《小说奇言》（公元1753年）以及泽田一斋的《小说粹言》（公元1758年），合称“和刻三言”。其模仿了明朝“三言”的取名，并加以句读、训点和傍训，但并非是“三言”的全译本。“和刻三言”从“三言二拍”和《西湖佳话》小说集中选取了部分日本人较为感兴趣的篇目，共收14篇，其中取自“三言”的共10篇，分别是《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张淑儿巧智脱杨生》《陈多寿生死夫妻》《刘小官雌雄兄弟》《钱秀才错占凤凰俦》《唐解元一笑姻缘》《滕大尹鬼断家私》《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进入江户时代后，日本又出现了一些零散的“三言”翻译，比如近江赘世子和江东睡云庵主译自《卖油郎独占花魁》的《通俗赤绳奇缘》《通俗绣像新裁绮史》，还有石川雅望根据《醒世恒言》四篇故事译成的《通俗醒世恒言》。进入20世纪，这时期学界正对“三言”原本进行挖掘，“三言”的译本也是多种多样，不仅有散篇翻译，如1926年佐藤春夫译自《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如愿以偿》，也渐渐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翻译，千田九一和驹田信二的《今古奇观》就包括“三言”的作品，但真正意义上的“三言”全译本仍未出现。

历史上的“三言”译介和传播，对日本小说的发展影响颇大。一方面，许多日本作家如都贺庭钟、上田秋成等喜欢从“三言”取材，改译成带有浓厚日本特点的小说。在都贺庭钟改译的作品中，最为典型的是《繁野话》中的第八篇《江口愤薄情怒沉珠宝》，大致情节基本用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框架，不过都贺庭钟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个发生在中国明朝的故事改成了日本镰仓时代的故事，女主人公的名字由杜十娘改为白妙，官宦李布政之子负心者李甲则被改为日本一任郡司箱崎太夫正方之子小太郎安方，为富不仁、居心不良者孙富则改成了名门浪人柴江酒部辅原绳，此外，也许是都贺庭钟认为原文由李甲亲自出面与孙富商谈出让自己的心上人这一情节过于伤天害理，因此在故事中增添了一个中介人——小太郎的表兄和多然重从中穿针引线。文中许多转折场景基本都是汉语原文的直译，如对两人交往后感情日笃、钱财渐少以及白妙起意从良等情节的描写，还有小太郎到处借钱无着的窘况、白妙与鸨母谈判的场面、小太郎私下转让了白妙以后与白妙的对话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原故事中的中国成语、诗词、典故等内容，都贺庭钟都原封不动地在译作中保留，推测也许是当时日本还未找出恰如其分的译法。

日本的读本小说也借鉴了“三言”一类的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特点，采用悬念、渲染等多种艺术手法使故事情节更具可读性，更引人入胜，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小说的繁荣发展。

在朝鲜半岛，根据学者考察，朝鲜王朝后期，许多中国小说流通于当地民间，其中就包括《醒世恒言》和《今古奇观》，与其余八十种小说书名被记载于英祖38年（公元1762年）完山李氏所做的《中国历史绘模本》序文中。从中推测，“三言”至迟在1762年应已传入朝鲜半岛。还有学者研究认为，到了朝鲜王朝末期，《今古奇观》就已被翻译，全四十篇有20余篇分回翻译出版。与日本译介较为相通的一点是，《今古奇观》译本既以中国原作品的故事为基础，又添加具有朝鲜王朝当地特色的情节。如汉文写本《啖蔗》其书不见于中国，乃李朝学人抄自《喻言明言》六篇、《醒世恒言》九篇、《警世通言》七篇、《初刻拍案惊奇》五篇、《二刻拍案惊奇》二篇（其中有些篇或疑取自《今古奇观》正续编），汇集重编成新书。

这里我们试举一例简单介绍给大家。《东野汇辑》卷二《还狐裘新旧合缘》（下简称《还狐裘》），这篇小说与《喻世明言》（《古今小说》）卷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明抱瓮老人收为《今古奇观》卷23，以下简称《重会珍珠衫》）相比较，二者情节是相同的，但是《还狐裘》有一些当地特色。比如，原本《喻世明言》《今古奇观》中的人物都有姓氏，其重要人物如蒋兴哥、王三巧儿、陈商、吴杰是既有姓又有名的。这些人物的初始设定未必有更深的意义。但是同样的人物，在同一个故事的朝鲜半岛演化版本《还狐裘》中则发生了变化。《还狐裘》中所有人物虽然都未有名，但是因为故事中的老媪贪贿害人、湖南客、崔生妇“负夫”，因此三人都没有出现姓氏；而俞氏能“琴瑟谐好”，崔生“处事妥当”、吴荫官有“厚德”，所以这三人俱被冠以姓氏。通过把对人物的褒贬，寄寓于姓氏之有无，《还狐裘》的这一改动可谓独特。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与之同列在《中国历史绘模本》序文中的《醒世恒言》并没有被翻译。根据学者研究，在朝鲜王朝时代似乎是“三言二拍”的选编版本《今古奇观》更受当地欢迎。

总体而言，“三言”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翻译主要以节译、编译为主，编译是其一大特色，在翻译的基础上分别加上了当地的浓厚特色。

●“三言”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与接受

明清时代的传教士是“三言”西传的最早开拓者，也是18、19世纪“三言”西传的主力军。“三言”译介到西方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1735年，其作者殷弘绪是一名耶稣会士，他翻译了两篇“三言”故事《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和一篇“二拍”故事《怀私怨狠仆告主》，收录于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由巴黎勒梅尔西埃出版社出版。1736年，《中华帝国全志》的英文版在伦敦问世，其同样包含了上述三篇故事，因而成为“三言”最早的英译本。“三言”故事最早在德国与俄国流传，这也是得益于《中华帝国全志》的德语译本和俄语译本。简而言之，“三言”最早流传于西方各国，都是源于《中华帝国全志》的各语种再版。

战争后，传教士晁德莅著《中华文化教程》五卷本（公元1879年—公元1883年），在其首卷就收录了“三言”译文四篇《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吴保安弃家赎友》《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和《崔俊臣巧会芙蓉屏》，此译文为拉丁语与汉语对照。戴遂良在《汉语入门》（1903年）中节译了冯梦龙“三言”的五篇作品《滕大尹鬼断家私》《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怀私怨狠仆告主》，为法汉对照本。1922年，传教士翟雅阁翻译的《李汧公穷邸遇侠客》（《醒世恒言》篇目）在上海出版，为中英对照本。从晁德莅、戴遂良两位传教士收录译文的书籍报刊名称，就可知其译介“三言”的主要目的是教学汉语，“三言”更多地被当成汉语教材书目，其文学价值并没有被很好地探索挖掘。具体表现为，首先，虽然他们的译文相当忠实与通顺，但在翻译过程中依然省略了话本最具文学性的“入话”部分和少数含义深奥难以理解的中文诗词。其次，传教士这一时期精心挑选并传播的故事都是“三言”中以忠孝节义、扬善惩恶为主题的作品，其目的之一在于利用这些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来强化其在中国传教方式的正当性。

自《中华帝国全志》俄语版本诞生，“三言”故事流传至俄国。高玉海在《“三言二拍”俄文翻译的历程》中说：“明末短篇白话小说‘三言二拍’是最早翻译成俄语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一，也是俄苏翻译数量最多、出版次数最多的中国文学作品。”18、19世纪“三言二拍”的俄文翻译主要是从英文、法文或是满文转译而来，且都是《今古奇观》中的作品，如最早的1763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出版的《学术情况通讯月刊》，发表了英国作家戈尔德·斯密斯《世界公民》俄译本，这个译本就包括了从英文或法文翻译并改写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而第一篇真正从汉语译介而来的是1810年的《儿童之友》杂志中《中国逸事故事集》，其收录了《今古奇观》的《夸妙术丹客提金》。但事实上，这篇并非真正“三言”之中的故事。由于“三言”的佚失，且《今古奇观》收录了很多“三言”的作品，早期“三言”的俄文译介与《今古奇观》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的汉学家开始系统性地翻译和出版，但不同汉学家的翻译对象有所不同。维尔古斯、齐别罗维奇夫妇就以《今古奇观》为蓝本。1954年，维尔古斯、齐别罗维奇合作编译的第一部《今古奇观》俄译本出版；1962年，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其译作《今古奇观》上下册；197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其译作《神祇的揭露：中国中世纪小说》；1988年，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其译作《今古奇观》；1999年，科学院东方学研究中心出版了其译作《珍珠衫：中国话本小说集》。纵观5个译本，非《今古奇观》而属于“三言”作品的只有《醒世恒言》的两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学家沃斯克列谢斯基（中文名华克生），其1966年出版的《闲龙劣迹》十六篇“三言二拍”作品无一选自《今古奇观》，其后1978年的《死去两次的女子》、1982年的《银还失主》、1982年的《道士咒语》、1989年的《闲龙劣迹》和2000年的《二郎神》均是如此。

20世纪中后期，特别是“三言”原本重新问世之后，“三言”译介在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就更加活跃了。1941年，哈罗德·阿克顿（HaroldActon）和李意协（Yi-hsienLee）合译的《胶与漆》（GlueandLacquer），收录了《醒世恒言》的四篇译文：《陈多寿生死夫妻》《刘小官雌雄兄弟》《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和《吴衙内邻舟赴约》；1948年再版时改名为《四篇告诫故事》（FourCautionaryTales）。194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王际真翻译的《中国传统故事集》（TraditionalChineseTales）选译了《醒世恒言》中的四篇作品：《十五贯戏言成巧祸》（TheJudicialMurderof TsuiNing）、《灌园叟晚逢仙女》（TheFlowerLoverandtheFairies）、《卖油郎独占花魁》（TheOilPeddlerandtheQueenofFlower）、《三孝廉让产立高名》（TheThreeBrothers），以及《警世通言》一篇：《崔待诏生死冤家》（TheJadeKuanyin），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后于1968和1975年两次再版。1956年，约翰·毕晓普（JohnLymanBishop）编译的《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三言”选集研究》（TheColloquialShortStoryinChina:AStudyoftheSan-yenCollections），收录了《喻世明言》三篇和《警世通言》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该书在译文开始前先是有长达21页介绍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史的《“三言”与其前身》（TheSan-yenandTheirAntecedents）一文，接着又是长达15页的《“三言”：叙事技巧》（TheSan-yen:NarrativeTechnique）一文最后附注更是详细地列出了当时已经翻译成英语和西方其他语言的“三言”译本。

1948年至1960年，美国汉学家CyrilBirch集中研究话本小说，发表了《冯梦龙和〈古今小说〉》（FengMeng-lungandtheKu-chinHsiao-shuo）、《〈古今小说〉考评》（Ku-chinHsiao-shuo:ACriticalExamination）等相关研究论文；1958年其编译的StoriesfromaMingCollection:TheArtoftheChineseStory-teller由伦敦博莱德·希德出版社出版，其收录了《喻世明言》的第一、五、八、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三卷，共六篇，且每篇都附有对原作故事的介绍和简评。1973年，美籍华裔杨富森翻译的EightColloquialTalesoftheSung收录了《醒世恒言》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和《警世通言》的七篇。同年，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汉学家张心沧翻译的《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ChineseLiterature:PopularFictionandDrama），其收录了《警世通言》的《范鳅儿双镜重圆》《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和《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且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张心沧使用了大量的注释。1976年，威廉·多比尔（WilliamDolby）编译的《错占美女及冯梦龙的其他故事》（ThePerfectLadybyMistakeandOtherStoriesbyFengMenglong）收录了《喻世明言》一篇、《警世通言》一篇及《醒世恒言》四篇；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一本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人名和地名的译本。1978年，马幼垣和刘绍铭所著《中国传统短篇小说——主题与流变》（TraditionalChineseStories:ThemesandVariations）共收录“三言”十七篇。1994年，安妮·麦克拉伦（McLarenA.E.）翻译的《中国的：明代短篇小说集》（TheChineseFemmeFatale:StoriesfromMingPeriod）出版，该书也列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东亚研究系列丛书之一。这一时期，“三言”英译以华裔学者和西方汉学家的散篇节译为主，主要用于高校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材料。

而“三言”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StoriesOldandNew:AMingDynastyCollection、StoriestoCautiontheWorld:AMingDynastyCollectionVolume2、StoriestoAwakentheWorld:AMingDynastyCollectionVolume3出自美国贝茨大学的杨曙辉及其夫人杨韵琴，先后于2000年、2005年、2009年三次出版完成。它的诞生弥补了“三言”译介史的一个空白及遗憾，随后被收录于大中华文库。

总体而言，因为“三言”的佚失，或是译者个人的目的，“三言”在西方的翻译长时期都是以节译、选译、编译为主。且从译介过程来看，早期参与西方传播与译介的主要是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后期以欧美各大高校的华裔学者和汉学家为主，中国本土主导下的“三言”译介非常稀少，主要是195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由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翻译的节译本《名妓的宝箱：中国10-17世纪小说选》（TheCourtesan’sJewelBox:ChineseStoriesoftheXth-XVIIthCenturies）；还有1981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合译的《懒龙——中国明代短篇小说集》（LazyDragon-ChineseStoriesfromtheMingDynasty），由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收录“三言”各两卷。

小结

冯梦龙所作“三言”，是中国短篇小说的一座宝库。同时作为西方人最早接触的中国小说，“三言”可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驱，其翻译也开启了“三言”在西方的传播历史。

“三言”的翻译与介绍，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在不同时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种种，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04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诗经》记录的先秦爱情与民俗

演讲人：李山 演讲地点：深圳图书馆 演讲时间：2023年6月

《诗经》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创生时期产生的精神花朵，其三百余篇歌唱所表达的内涵、风情、韵律，展现的是我们这个文化人群在创建属于自己的精神传统时的所思所想、追求与崇尚、对生存的理解感悟、对美恶的判断处理……一言以蔽之，《诗经》的内涵，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文献，著有《诗经析读》《诗经新注》《中国文化概论》等。

20世纪以来，人们常说《诗经》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这样的看法大体不错，但说《诗经》是“集”难免让人误会，将《诗经》中的“诗”与后世李杜元白集中的“诗”等同来看。其实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作为文学经典，《诗经》诗乐相谐的特质、情景交融的手法、意象玲珑的境界、直面生活的态度确立了三千年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情调。作为文化经典，《诗经》是周朝礼乐的组成部分，表现了周人农事、宴饮、战争、婚恋各个方面的情形，展示着先民对天人、家国、上下、男女关系的理解。不仅如此，《诗经》在广泛的传承传播中不断参与着后世历史文化的构建。自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里，我国古代各个朝代对《诗经》的阐释最终形成一套体系庞大的学问，直指政治运行秩序和个人伦理生活。

《诗经》所录作品，最早的距今已有三千年，最晚的距今也有两千五六百年。从时间上看，《诗经》距离我们不可谓不远，但如果回到生活，就会发现《诗经》一直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之中。我们日常挂在嘴边的“独领风骚”“逃之夭夭”“泾渭分明”这些词语便出自《诗经》的诗篇，我们时常赞美的夫妻和睦、上下和乐等都在《诗经》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诗经》中的爱情与家庭

《关雎》是《诗经》开篇第一首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分“风”“雅”“颂”，其中“风”的时代最晚，“颂”略早，“雅”中有一些跟“颂”时间差不多，有些则略晚。而《诗经》开篇就是“风”的《关雎》，从形式安排上看属于“倒卷帘”。

山西省垣曲县北白鹅墓地出土的周代盛放化妆品的铜盒。资料图片

关于《关雎》，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里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句。现在一般认为这首诗是一首爱情诗，对于这个观点，我并不反对，《关雎》的确描述了深挚的爱情，它体现了先秦古人对“好婚姻”是什么样子的理解：两个人在一起，无论是日久生情还是一见钟情，好的婚姻一定是缱绻之情。正如李白《独坐敬亭山》诗所说：“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爱情是人类普遍现象，许多人也根据这首诗的这种表达，认为它是一首爱情诗。

但是实际上，《关雎》还有别的内容的表达。“关关雎鸠”,“关关”即“呱呱”之意，而对于这个“雎鸠”，它究竟是何种鸟类，历代有多种解释。需要注意的是，这首诗告诉我们，它提到的“雎鸠鸟”是发出“呱呱”叫声的雎鸠，“呱呱”叫的鸟类往往都是水鸟，而水鸟往往都是候鸟，“在河之洲”则指的是北方的河流沙洲之上。那么这首诗的前两句，说的其实是“呱呱”叫的候鸟来到了北方的沙洲之上。候鸟出现在这里，说明北方的冰雪正在消融，春天到来了。春天在中国古人的文化观念中，代表着生长的季节，就是在这样的季节中，才有下面提到的淑女与君子的结合，它体现的是古人应和大自然的态度。这里我们补充一些其他的相关内容，关于候鸟在春天的北方沙洲上捕鱼这样一个描述，仰韶文化中有很多彩陶都采用了这个主题。古人确定春天的到来、确定春夏的分别，需要借助一些自然界的典型细节。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人称形态的表述，明显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开篇四句，以河中沙洲鸟鸣起兴，祝福婚姻美满。鸟鸣、沙洲、波光粼粼，乃至微风拂面，融为一境；古诗艺术的灵魂，初露于此。诚如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所言：“此诗佳处，全在首四句，多少和平中正之音，细咏自见。”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流”是拔取之意，紧接着就是“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表述的是好婚姻的难得。真正的两情相悦、一生深情，这样的好婚姻是难得的，所以才“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寤寐”就是醒着睡着、连续不断，“思”是语词，“服”是放在心上。接下来的“悠哉悠哉”就很有意思了，这到底说的是夜长还是思绪长？这就是诗的语言，需要读者自己体会。所以才会“辗转反侧”。“辗转”这个词在《诗经》中很独特，它既双声又叠韵，取的是语言的音乐性。我们的汉语是非常有特点的，其中有些字属于零声母，没有辅音有元音，其音乐性是很强的。接下来是“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和谐比喻的是夫妻关系很好，此后关于夫妻关系的“断弦”“续弦”等比喻都是从这里引申开去的。“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芼之”也是拔取、选择的意思。“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句中的“乐”字，我们经常被问到应该读lào还是应该读yào，我们认为读lè就可以。

整首《关雎》读下来，如果说它是爱情诗，诗中确实描述了深挚的情感，“窈窕淑女”的“淑”是善的意思，淑女是外形好气质佳，所以才“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追求者睡不着觉、辗转反侧，这确实是对深情的描写。同时这首诗也表达了祝愿，祝愿婚姻美好，采取的修辞策略就是描写这个婚姻成功着实不易。其实古人也不认为仅仅依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可以把男女“拉郎配”成好婚姻了，但是在古代很多时候，婚姻是受到历史条件制约以及时代局限的，不过即便如此，古人也是知道什么才是好婚姻的。

值得注意的是，《关雎》中提到的器物——琴瑟、钟鼓，琴瑟是木质弦乐器，还可以认为是个人拥有，而钟鼓出现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在《诗经》的时代，钟鼓制造是名副其实的高科技，寻常人家是无法配备的，通常是在典礼的场合才会有钟鼓，而且一般的大夫家里的典礼也是不敲钟的，这是当时的高级贵族才能拥有和使用的器物。王国维《释乐次》写道：“金奏（即敲击钟、磬、鼓等）之乐，天子诸侯用钟鼓，大夫士，鼓而已。”此诗中的“钟鼓乐之”，有可能是周天子婚礼用乐。

可能有读者也会注意到，《关雎》中还提到了“采荇菜”等农活，这与钟鼓匹配高级贵族的推断是不是矛盾呢？按照文献记载，周代举行典礼仪式的时候，周天子要亲自下地劳动，王后也是要去养蚕缫丝织布的。在周代文化中，周天子等人象征性地劳动，保存的是古人对男耕女织的朴素认知。所以我们认为，《关雎》中出现了钟鼓，意味着它记述的这场婚姻典礼的级别很高。而《关雎》中的钟鼓与琴瑟，正与《仪礼》等记载典礼文献所载奏乐情况吻合：堂上歌唱用琴瑟，堂下奏乐则有钟鼓，诗既表钟鼓，又言琴瑟，符合贵族之家典礼用乐的情形，也暗示了一个典礼的场合。

另外，《礼记》的《郊特牲》《曾子问》等文献中有“婚礼不用乐”“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的说法。不过《关雎》为婚礼歌唱这一判断，前人亦有此论，清姚际恒《诗经通论》、程晋芳《勉行斋文集·读关雎》以及方玉润《诗经原始》等著作中，已提出诗篇为婚礼歌唱的说法。我以为，《诗经》中除了《关雎》，《周南·桃夭》《召南·鹊巢》都是与婚礼相关的乐歌；而《关雎》为西周诗篇又殆无疑问。然而《礼记》考察成书时间至早不过战国，再考察《礼记》成书地域并非西周《关雎》所出之周南之地，二者相去不啻千百里，时间相距数百年，地域相去千百里，在《诗》与《礼》考辨之间，当以《诗》更可信。

《关雎》这首诗被编为《诗经》开篇，这就涉及了重要的哲学问题：我们的人伦从哪里开始？我们的社会关系从哪里开始？《易传》云：“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在古人的认知中，正是由男女结合才有了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才有了兄弟关系、姐妹关系，这才有了人伦关系。因此人伦关系正是从婚姻缔结开始的。对于家庭，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逻辑，《论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段话是说，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他到了社会上就不会作乱。这是顺读，如果逆读就是“好的家庭，造就好的社会分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家庭父母是人的第一学校”，所以《关雎》被编到《诗经·周南》第一篇，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在歌唱婚姻，歌唱婚姻是人伦的开始，映现在哲学的层面，就是先秦古人的认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夫妻然后有父子人伦——这样一个文化逻辑的表述。

西周早期礼器何尊。新华社发

《诗经》中记载的先秦婚恋风俗

《诗经》中的《郑风·女曰鸡鸣》描写的是黎明时分一对夫妻的体己话：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

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

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女曰鸡鸣”，女子先说鸡已鸣，言外之意就是男子你该起床了。男子怎么回答呢？“士曰昧旦”，认为天尚黑时间还早。这是非常富于生活气息的表述。然后女子又说“子兴视夜，明星有烂”，让男子看看天空已亮，明星已经稀稀疏疏了。然后是“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女子催促男人去打雁，说现在是大雁要起飞的时刻，正当射猎。这里的“弋”是指弋射，古人称以拴系丝绳的箭射取高飞禽鸟为弋。弋射所用之箭称矰，不开刃、平头。据考古发现，制作考究的矰还有各种纹饰。连着矰的绳称为缴，以生丝制成；丝线的另一头还要拴系长圆形石球。弋射就是用矰的缴把大雁的脖颈缠住，然后把大雁拖下来。“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女子又对男子说，你打完雁之后我给你“宜”，此处意指用适当的方式烹饪。接下来“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男女一起吃饭。“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呈现的是古人所认知的“男主外、女主内”，男子打猎归来，女子用适当的方法烹饪猎物，形成很好的配合，岁月静好。

通过《女曰鸡鸣》这样一个细节，我们看到的是《国风》所表现的先秦生活风貌，尤其可贵的是，此诗在做这样描述的时候，并不是立于生活之外，而是置身生活之中。而今天的我们在读这些诗的时候，就会联想到记忆中的小时候，我们家庭中父亲与母亲的类似对话。这种家庭小事，可能也正是我们的父辈所经历过的——男子可能会在早起的时候犯懒，因为工作累想多睡一会儿，而女子则催促男子早起，那时候钟表又没有那么普及，人们要早起进行体力劳动，往往都是这样的生活程式。

《诗经》还记录了一种先秦时代的民间风俗，这就是男女在一定时期的自由恋爱。

《郑风·褰裳》写的就是这样的“男女相悦”：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岂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这个“惠”字在句中表示的是疑问，即“你思我吗”，“褰裳涉溱”，如果思我的话就撩起裙子渡过溱水，这种描述是非常活泼的。在25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每到春天冰消雪化之际，郑国的男女们就来到溱水河边对歌。“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说的是你若没看上我也不妨，今天这个日子河边男男女女众多，我还可以找别人。紧接着“狂童之狂也且”，就是女子口吻在质问“这傻小子为什么不接我的话茬呢”，之后的一段表达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两情相悦那就无条件地好，如果不好那就一拍两散，颇具“最后通牒”意味。从文学角度来审视，在之后的唐诗宋词中，写女子的作品往往是出自男子视角，但《诗经》不是，它是让女子作为主体来发声。而且诗篇只是截取了男女恋情关系的一小段，并不写“狂童”如何狂，不写女子所受情感折磨，所有细节都从一句骂詈中带出。这是诗篇用笔的经典之处，由此突出了女子性情的爽利。所以短短的小诗，却提炼出了特定关系、特定情状下的一种性格、一幅人情样态，颇具魅力。

《周礼·地官·媒氏》载，先秦时代，每逢仲春之月，男女“奔者不禁”，允许男女自由相会，相会地点一般是在桑林、水边等。在这种日子里，男女盛装前往互相对歌，正因男女相会有时间规定，所以才会有《褰裳》中所要求的痛快决断。《褰裳》之外，《山有扶苏》《野有蔓草》等，都是先秦这一婚恋习俗之下的风情之歌。

山东省曲阜市孔子像。新华社发

《诗经》的采诗

“王官采诗”又称“采诗观风”，可能始于周初，至西周后期趋于频繁。从采诗的执行人、途径到内容，文献说法不一。

《礼记·王制》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孔丛子·巡守篇》说：“古者天子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艺文志》则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以上诸说，虽有分歧，如有的说是周天子巡守时“大师陈诗观风”，即大师演奏天子所巡之地的诗篇，以便让天子知晓当地民风，有的文献特别是汉代文献则谓采诗是专职官员负责，与巡守没有关联；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承认“诗”是可以“观民风”的。这些“诗”可以由专职人员“采”，还可以由专业音乐官员“陈”；周天子可派人去“采”，诸侯也可以“采”，诸侯“采”的“诗”，要让天子了解，“陈”就是一种途径。关于“采诗”之人，有认为是“行人”，有认为是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的“无子者”，即无依无靠的人，《孔子诗论》称之为“贱民”，官府派他们采诗，以此换取度日衣食。一般来说，“采诗”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民间现存的歌唱，采集过来稍作加工，被之管弦加以演唱；二是采诗官或大师采集一种社会风俗，将其加工成篇章。

需要说明的是，“王官采诗说”在现代的学术界中是存在争议的。我一开始也不大认同此说，但是后来我在读这些诗的时候发现，如果不是“王官采诗”，可能对《诗经》的某些内容是解释不通的。

比如说，《诗经·邶风》里有一首《谷风》。这首《谷风》是一首弃妇诗，说的是当地有一位弃妇，因为年老色衰被男子抛弃，她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诗：“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湜湜意为清澈貌，这句话的意思是，陕西有泾水和渭水，泾水原本很清，因为渭水的缘故才变得浑浊。变浑浊的水静下来，还会是清澈的。这是诗中人以泾水自比，言自己婚姻生活的失败是因遭到别人的破坏；并言日久好坏自见，自己的好，早晚会显现出来。

《谷风》经过汉唐历朝释意，一直到清代乾隆皇帝那里，他不解此句说的到底是泾水清还是渭水清，于是他就找陕西巡抚秦承恩去实地查证此事。秦承恩勘察之后回报说，泾水清一些，因为其河床为石子底，而渭水浑一些，因为其河床系沙底。乾隆皇帝还为此作《泾清渭浊纪实》一文，收入御制文集。由此，问题就出现了：一位清朝皇帝都搞不清楚泾渭孰清孰浊，还需要派人去现场勘察确定，而《谷风》一诗出自卫地《邶风》，即现今河南北部一带，2000多年前此地的一个女子，为什么会比清朝皇帝还要了解陕西的泾渭分明情况？

面对这个问题，“王官采诗”就相对容易解释了——当初可能是来自陕西的采诗官，被派来卫地采诗，在邶了解到当地一个弃妇的情况，于是这位陕西采诗官使用了他所熟悉的陕西语汇来描绘这个情况。

由此展开，采诗官采集的可能不是原汁原味的诗，而是民间的一些故事，然后采诗官要对这些素材进行语言加工。而且这个加工是层层进行的，所以我们能够从有些《国风》诗篇中看出来，《国风》中的一些诗句和《小雅》是一样的，《小雅》本是陕西一带的语言和音乐，很可能是因为采诗官到各地采风，才会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先秦时期，存在着一种地域差异现象：越人唱的一首歌，楚人可能是听不懂的，需要翻译加工。而《诗经》包括十五国风，从语言上来阅读没有任何问题，且押韵、句法也都一致，这说明它们经过高度的整理。

采诗观念的影响一直延续，后来汉武帝要兴王道，他也组织人去采诗，了解民间疾苦。令人遗憾的是，班固等人写历史的时候没有把所采集的内容记录下来。汉乐府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遵循了《诗经》的精神，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朝白居易写新乐府，这种文学创作也是古代现实主义精神的一个传承。

小结

通俗而言，《诗经》所记录的就是我国最早的诗，它在周代本来是用来唱的，比如结婚的时候，典礼旁边有人歌唱；宴饮的时候，歌唱以表示主人对客人的热情接待。除了日常生活之外，战争发生的时候，有些人为国而战牺牲生命，这个时候也需要歌唱，表达对这种献身精神的敬意。农耕的时候，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的君王，周天子也要下地去，表示对农耕的尊重，这时候也需要歌唱。所以我们说，三千年前的周人，他们是唱着《诗经》中的篇章，开始缔造生活。

放眼望去，在世界各个古老文明中，《诗经》所展现的这种文化现象可谓中国独有，它代表着先秦古人很早就把文学的触角伸向了下层人士、伸向了劳动者，用文学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在三千年前到两千五百年前，我国的古代文学可以做出这样的实践，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02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