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庄是什么意思(古代义庄是什么意思)

义庄之设遍天下

古代中国，“宗族”既是一种具有血源性的民间团体，又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基层组织，宗族组织“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宗族成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按照一定规模结合起来，依托财产共有的族田义庄，为宗族成员提供包括衣食、教育、恤孤、养老、医疗、婚嫁和丧葬等各方面的保障，使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具有典型的慈善性质。

宗族慈善活动在中国由来已久，史书中亦多有记载。如《汉书》记载，东汉初年，宋弘将其所得俸禄收入，“分赡九族，家无资产，以清行致称”；再如《三国志》记载，河内人司马朗“收恤宗族，教训诸弟，不为衰世解业”。

北宋时期，范仲淹看到宗族中还有不少贫弱者，表示自己得到祖宗的庇佑才官至宰辅，如果再多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将来无法面对祖宗。于是捐田十余顷设立义庄，以地租收入赡养宗族，并制定《义庄规矩》，详细规定了口粮、衣服、婚嫁、丧葬、科举、房屋、借贷等各方面的发放对象、数量、方式、监督等等事项。如口粮方面，“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再如衣服方面，“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匹”。同时，义庄的慈善并不仅局限于宗族之内，乡里、外姻亲戚如果遇到急难或灾荒，“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救济”。为了保障《义庄规矩》的有效性以维持义庄的长期经营，在范仲淹的请求下，朝廷颁布命令，如诸房子弟有违反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由政府直接背书《义庄规矩》的合法性。在此后的800多年间，范氏义庄虽然历经曲折，但却通过完善《义庄规矩》、增买义田、扩大义庄规模等方式不断向前发展，至清末宣统年间，义田已经扩大到5000余亩。

范氏义庄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宗族慈善事业的发展，各地世家大族纷纷仿效，购置族田，创设义庄，兴办义学。如宋神宗时期的宰相吴奎，“买田为义庄，以周族党朋友”。再如南宋时期的余晦，“尝置义庄，以赡宗族”。据统计，宋元时期族田义庄约65例，明代增至233例，清代增至约500例；族田面积大幅增加，在清代200年间，苏州义庄就从康熙时期的3个增加到了宣统时期的165个，族田面积也从2000余亩增加到近8万亩。宗族义庄成为了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慈善方式。

宗族义庄经久不衰的“四梁八柱”

族田是维系宗族义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族田往往由首创者捐献而得，其产权归宗族集体共有。族田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向佃农征收的田租，为了保证族田的共有性质，族田受到法律严格保护，不能私自买卖。如被朱元璋赐匾“江南第一家”的郑家，其家族自南宋至明代合食义居15世共约300余年，《郑氏规范》中规定“家中产业文券，既印‘义门公堂产业子孙永守’等字，仍书字号。置立《砧基簿》，书告官印押，续置当如此法。家长会众封藏，不可擅开。不论长幼，有敢言质鬻者，以不孝论”。

族田的管理或采用义庄专管，或是由宗祠代管，或是由各房轮管，基本都具有明显的共议特征。义庄专管是指建立独立的义庄管理体系，由各房共同推举庄正管理义庄族田；宗祠代管是指由宗祠统一管理包括义田、祭田、学田在内的族产；各房轮管是指由宗族内各房轮流管理宗族财产。除了主要负责人外，其他具体的办事人员也要受到各房的监督，包括提管、主计、典籍、塾师等在内的工作人员，只有通过了各房的考核，才能获得报酬。对于不称职者，则会断然予以撤换。

宗族利用族田收益进行慈善活动，或是给宗族内的人提供相同的经济资助，或是强调对贫弱家庭进行资助，都体现出共享的特征。就前者而言，《范氏规矩》中规定，口粮、衣服都是计口供给，婚丧嫁娶也都会提供相同的经济补偿，参加科举考试的族人也能得到经济赞助。此外，宗族还会捐建专门的祭田、学田、役田等，祭田所得收益主要用于祭祀祖先，学田所得收益主要在家族内兴办教育或支持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等，役田所得主要用于代替族人差役。

共有、共议和共享保障了族田的可持续发展。共有保障了族田能为宗族提供持续性的经济支撑，共议保障了族田管理的长期有序和稳定，共享使得族田发挥其慈善救助的功能，这些使得族田在救助族人的同时也能从受益人那里取得更多的资助，促进族田规模的扩张。族田还通过族人的后续捐赠、族产孳息增值、分家析产提留祭产等方式不断获得增值。这其中既有自发性的，也有规定性的。如范氏义庄建成后，在明代有范仲淹17世孙范允临捐助地100亩、在清代有27世孙范瑶捐地1000亩；部分家族还规定入仕者需要捐助。再如分析家产提留祭产，即在子孙分配家产时，需要将一部分家产充入族产，成为共有财产的一部分。

笃宗族以昭雍睦

传统中国推崇“以孝治天下”，孝在家庭之中便是尊敬长辈，继而延伸出尊族敬宗的含义，《礼记·大传》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个人捐建义庄族田，成为尊祖敬宗的具体表现。

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君主认为孝是善治的基础，一方面，家族成员因孝形成以义庄为依托的集体，另一方面，忠孝本是一体，“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家族成员因义庄而形成生活在一起的共同体。同时，义庄往往也将按时缴纳赋税、强调族人要遵纪守法、宣传扬善惩恶等内容，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的治理。

亦因如此，传统时期国家多鼓励和提倡义庄族田，清代颁行《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强调“笃宗族以昭雍睦”，希望“置义田以赡贫乏”，命令各地官民要勤加学习。官府还会专门为保护义庄族田进行立法，《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凡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前数，及盗卖义田，应照盗卖官田律治罪。”法律中还规定，如果购买之人明知其是义田仍进行购买，则与出卖之人同罪，房产收回给族长收管，卖价入官。这些法律制度，保障了义田运行的经久不衰。

拿到善款，刘兆文的妻子一个劲地感谢邻居。她说，自从丈夫生病以来，已经花去家里十多万元存款，这也让家庭经济状况跌入谷底，但这一场“及时雨”，可以让家里支持好一阵子了。“刘兆文经过化疗后，肿瘤已经小了1/3，我们希望他能好起来。”刘志明说。

留隍镇位于梅州与潮州交界处，境内山峦连绵，客家人、潮汕人杂居，因为耕地少，当地自古就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因此几乎村村都有成功的商人，也都有比较贫困的农民。“镇上最有名的商人就是朱孟依，广州的好多个楼盘都是他开发的。他也想着家乡，给镇上每个60岁以上的老人都买了低保。”刘志明说。朱孟依是著名的房地产商，家族曾以294.6亿元位列福布斯2017中国富豪榜第49名，珠江帝景、罗马家园等楼盘，都出自他手。

“其他老板虽然没有他那么有钱，但都有些产业，富起来了也不忘乡亲。比如我们村的这位李德娟就是开姜糖厂的，每年都主动出钱给村小的学生买校服，质量和深圳小学的校服一模一样。”刘志明把一旁的李德娟说得有些不好意思，李德娟说，衣服会一直捐下去，即使她去世，也会让儿子继续。

（黄儏村乐善群成员看望刘兆文妻子）

黄儏村位于大山深处，良田极少。但村里有好多别墅，豪车随处可见，但不少黄色砖块垒起的土坯房却依然错落其间。“贫富差异虽然比较大，但走出去的人，对家乡的感情都特别深，村民特别团结，祠堂都供奉一个祖先，所以邻居有困难，几乎一呼百应。”刘志明说。

“乐善群最大的意义，就是搭建了一个以村为单位的慈善平台，让村里有困难的人得到及时的周济，让乡贤回报家乡有了一个清晰的渠道。”2015年，留隍镇新美村村民罗佳凯为了照顾患病的奶奶和父亲，辞去东莞公办高中任教工作返回家乡，他正是乐善群的发起人。

回乡一年，他首先与志同道合的村民一同组建起“留隍志愿者”队伍。“最初，团队只有7人，其中还包括一名年近七旬的老人和一个小孩。2016年12月3日，“留隍志愿者”组织了第一期活动，团队7个人羞涩地走进留隍敬老院，当义工打扫卫生，“一开始大家感觉不好意思，担心被村里人笑话，但现在志愿服务已常态化，无论村里乡亲还是外出乡贤都踊跃参与。志愿服务队逐渐扩大，我们也得到了广东南粤慈善基金会的支持，成为他们旗下的第7支志愿者队伍。”

（罗佳凯）

长时间下乡服务，也让罗佳凯发现了当时一些志愿者做不了，又亟待解决的困难，“比如村里有人生了重病没钱医治，如果走一般的慈善基金会，或者网络上水滴筹、轻松筹之类的渠道，很难快速筹到足够的钱，陌生人给陌生人捐钱的方式，可信度也没有那么高”。而据《潇湘晨报》5月10日的暗访报道，“制作”一整套假冒的病历和化验单，只需花2280元。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罗佳凯心中迸发出来，何不利用先进的通讯工具，让熟知受困者情况的村民们一起帮助自己的身边人呢？在罗佳凯的鼓励和协助下，2017年3月，溪北村创立了第一个乐善群“溪北乐善群”，随后2个月内，整个留隍镇刮起“乐善”之风，至今先后建立乐善群45个，几乎覆盖了镇上的所有自然村。

如今，不少乐善群中的活跃分子都是广州、东莞、深圳等地留隍商会的成员，也有不少本地成功的商人，“像广州留隍商会会长许少林、朱氏（朱孟依）家族的一些成员、本地的水泥钢铁大王、一些官员和校长，都在他们本村的乐善群里”。

“现在乐善群不仅为村里的困难群众解忧纾难，我们每月还做尊师重教、敬老爱幼的活动，此外铺路修桥，祠堂修缮，应急救助等各项乡村公益建设，乐善群都做了很多贡献。这3年，修村里的道路，就修了10处路段。”罗佳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