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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意思(书籍的意思解释)

时间:2024-01-15 12:54:16 作者:万物皆甜 来源:网友整理

本文目录一览:

书的雅称

百城:称藏书富者为拥“百城”。《北史·李孝伯传》:“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书田:以耕田喻读书,所以书也称“书田”。典故出自王迈《送族侄千里归漳浦诗》:“愿子继自今,书田勤种播。”经笥:经,泛指最重要的有指导性的著作;笥,装书的箱子。后人用“经笥”代好书多,用“腹笥”喻博学。《后汉书·文苑传·边韵》:“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万卷:喻博学,后人用以代指数量惊人的书。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灾梨枣:喻不好的文章、坏的书。古用梨木、枣木刻书,专刻质量差的文章,意思是让梨枣木受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使铅字倒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封建时代常用来代指书籍。宋真宗《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五车:用五辆车载书,喻书多。语出《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汗牛充栋:后人用“汗牛”“充栋”或“汗牛充栋”来借代极为丰富的藏书。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丹铅:后人用来借代经过点校或考证的书籍。丹砂与铅粉,古代点校书籍时所用。明代杨慎集其考证诸书异同的著作即名《丹铅录》。后人亦用来借代经过点校或考证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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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的版式之美

古籍页面上有很多跟现代图书不同的地方,在古籍中,版印所占的位置叫做“版面”,版面每个部分都有特殊的名字。

古籍版面示意图

版框

指版面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也被称为边框、边栏等。版框有许多种不同的样式,如四周单边、四周双边等,还有许多装饰性更强的边框。

四周单边 明万历二十八年凌毓柟刻朱墨套印本《楚辞》

四周双边 明隆庆二年林润刻本《江南经略》

左右双边 宋刻本《晦庵先生文集》

花栏 清乾隆刻本《御制拟白居易新乐府》

花栏 清光绪石印本《八贤手札》

花栏 四年印本《二树紫藤花馆印选》

界行

指在版框内分割行字的一条条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通常认为它是竹木简的流风余韵。有的版式还会有眉栏。图图在著录善本古籍时,都会记下“半叶×行×字”,若一行中有两排字,就会记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这种说明方式,称为行款。

小字双行 明嘉靖十二年顾春世德堂刻本《六子书》

眉栏 明嘉靖吉澄刻本《四书章句集注》

无界行 清康熙五十二年内府刻朱墨套印本《御选唐诗》

天头、地脚

版框上方的空白叫做天头,下方的空白叫做地脚。天头面积一般较大,不仅有装饰作用,还能方便做批注。

版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因为这一行居于版面的中心,故称版心。版心常刻有鱼尾、口线、书名、卷数、页码、刻工姓名等文字。

版心 明隆庆三年衡府刻本《摄生众妙方》

版心刻刊刻时间

元刻明弘治正德嘉靖递修本《资治通鉴》

鱼尾

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而得名。鱼尾不仅能够装饰版心,更是对折码齐书页时的基准。就数量言,有单鱼尾、双鱼尾、三鱼尾等,就样式言,有黑鱼尾、白鱼尾、线鱼尾、花鱼尾等。

单黑鱼尾 明隆庆五年邵廉刻本《遵岩先生文集》

单白鱼尾 明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年袁氏嘉趣堂刻本《金声玉振集》

双对黑鱼尾 明嘉靖三十五年赵府居敬堂刻本《资治通鉴纲目》

双对白鱼尾 明嘉靖十五年玉几山人刻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

双顺黑鱼尾 明嘉靖六年司礼监刻本《大学衍义》

双对线鱼尾 明赵府居敬堂刻本《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

双对花鱼尾 明正统十二年内府刻本《五伦书》

三对黑鱼尾 明崇祯八年毛氏汲古阁刻本《吴郡志》

象鼻

连接鱼尾和版框的线叫做象鼻。象鼻为细黑线者为细黑口,象鼻为粗黑线者为粗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书耳

在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有时会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像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记叫耳题、耳记。

牌记

又称书牌、木记等,是古书中带有题识文字的围框,内容常包括书名、作者、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多位于封面之后或卷末空处。是不是觉得有点儿像现代图书的版权页呢?

方寸之间是不是花样还挺多的?掩卷而观,线装古籍外面的名堂也不少呢!

古籍外观示意图

签条

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面或者函套的左上角,上面经常题写有书名、册次、题签人姓名等。

书衣

也称封皮,一般选用纸、绢作为书衣材料,其作用在于保护书页内容。

书衣 明嘉靖六年司礼监刻本《大学衍义》

书脑

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书脊

古籍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故称之书脊。

书首

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也称书头。

书根

书脊的最下端,称为书根。为便于检阅,常在书根题写书名、卷次、册数等。

本文来自微信公号“首都图书馆”

中国早期的书籍量词

被称为20世纪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居延木简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汉语中量词的大量存在,是我国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国早期文献保存着丰富的量词材料,其中,书籍量词材料颇为值得关注。《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国早期书籍量词的产生,伴随着简帛时代文献的流传和整理。考察书籍量词是如何诞生并发展成体系的,不仅对汉语量词发展史有所补充,对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书籍发展史、学术史也大有裨益。

中国早期的书籍量词,最早集中体现在《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中。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籍分类目录,《汉志》比西方同类目录的产生早了一千多年,且首次运用“章”“篇、卷”“家、种”三个层级的书籍量词来著录天下图书。《汉志》不仅是对中国早期图书整理、留存、流传情况的全面总结、量化,而且直观且客观地展现了传世经典文本的定型过程、传统学术成果的累积及中国早期书籍载体、著录形式的演变。

从音乐之“章”到文本之“章”

书籍量词“章”来源于音乐文辞的段落。周代演奏礼乐,一段乐曲演奏完毕叫“章”,全部乐曲演奏完毕叫“竟”。乐曲由若干段组成,即分为若干章。乐曲配有文辞,也相应称“章”。随着文辞的音乐性消失,“章”逐渐演变为文本单位。后来泛指诗歌、文章、书籍的文本段落。清人王筠《句读》云:“《风》《雅》每篇分数章,无论入乐不入乐皆然。”由此,“章”引申为表示文本的一个部分。

春秋时期,诸侯会盟,通过吟诵《诗经》某章,彼此沟通。如《左传·文公十三年》云:“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描写的正是郑鲁会盟,子家吟诵《载驰》第四章“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的情景,表达了小国求援大国、请人来帮忙的焦急心情。

先秦时期,文本处在独立分散、动态流传之中,篇幅短小的“章”便成为这个时期书籍的常用量词。如《十二诸侯年表》就记载了铎椒为给楚威王传道授业,特别将春秋的诸侯事迹制成容易掌握理解的短章教材的故事。但这也导致一个问题,汉代整理先秦文献时,文本的版本众多、章节混乱、内容参差。一方面,由于时代久远,简牍散乱、错序;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处在动态发展中,内容重复、讹误多。

西汉时期,刘向等人校书,按照“中外皆有”“义理可法”“除其繁惑”等标准,进行校雠、合并,确定章数、章节内容,这才使得书籍有了固定的文本。《汉志》著录“《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今文《孝经》一篇,十八章”。所以《汉志》一边将拥有众多章的文本,确定为一部书籍,一边将“章”看成是构成“篇”的固定量词,使得书籍呈现出从章到篇的层级结构。如此著录方式,结束了先秦古籍变动不居、极不稳定的状态,书籍从此进入到定本流传的发展阶段。

从简牍之“篇”到量书之“篇”

书籍量词“篇”来源于竹书。简牍,是除甲骨、金石以外,最早的普遍使用的文献载体。人们把文字刻写在简牍之上,编连起来就叫作“篇”。《说文·竹部》“篇,书也”。段玉裁注:“书,箸也,箸于简牍者也,亦谓之篇。古曰篇,汉人亦曰卷。”可见,“篇”本义指写在简牍上的书籍。先秦传世文献,多有关于此用法的记载。《墨子·非命下》“从十简之篇以尚”中的“十简之篇”代指商、周、虞、夏的上古史料;《文子·上义》“握篇籍,守文法”中的“篇籍”代指先辈的治世典籍。这些文献中的“篇”都是表示书籍。

从什么时候起,“篇”演变为量词了呢?从现有材料看,先秦时期,量词“篇”的用法就已经出现。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孙子兵法》有“【十】扁(篇)所明道言功也”的记载。虽然《孙子兵法》出土于汉代墓葬,但其成书年代远在春秋时期。用“篇”来计量文章的数量,往往指文章之一部。

迄至汉代,“篇”作为量词的用法逐渐增多并且得以确定。以《史记》为例,书籍量词“篇”出现24次之多,远远超过其作为“竹书”代称名词的用法。刘向等人校理图书时,为了使书籍著录规范与统一,更是以量词“篇”统筹全书的著录标准。《汉志》规定:第一,著录的图书以书名+作者+篇卷数为标准,明确记录每部书籍的篇数或卷数。第二,书籍长短有别,短书可以是一篇,长书可以是若干篇,形成以“篇”裁书的范式。第三,厘定每部书的篇名、篇数、篇次等。“篇”在全书共计出现451次,占全书量词出现率的70%以上,成为确定书籍内容、厘定书籍样式的重要元素。量词“篇”的用法一直沿用至现代汉语,客观上推动了简帛时代古籍向现代意义书籍的过渡。可见,“篇”由名词演变为量词,代表书籍内容的起讫,推动书籍定本流传,使书籍发展更加规范化、标准化,便于更大范围的保存与流传。

从帛书之“卷”到量书之“卷”

书籍量词“卷”来源于帛书。“卷”本身是贵重的丝织品,《汉书》中常有以绢帛作为国礼赠予外族的记载。后来,人们将文字写在绢帛之上,称为“帛书”。帛书较为贵重,也可以泛指书籍。现代汉语成语“开卷有益”仍保留着“卷”作为书籍的含义。

从时间上看,书籍量词“卷”的形成要晚于“篇”。西汉末年扬雄《法言·学行》:“一卷之书,不胜异说焉。……一卷之书,必立之师。”这是关于书籍量词“卷”最早的记载。“卷”是个多音多义字,上声还可以指动词义“卷起”。帛书可以卷起来,竹书也可以卷起来,而且这样存储更方便。尹湾汉简出土的竹书《列女传》《六甲阴阳》等,都称多少“卷”。所以,汉代出现“篇”“卷”并用的情况。“篇”着眼于内容,“卷”着眼于形制。

以往观点认为,汉代“篇”“卷”混用。如《尔雅》三卷二十篇;《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但通过考察《汉志》以“卷”计量的书籍,笔者发现以下规律:一是《六艺略》著录的古文经,如《尚书古文经》《礼古经》《春秋》类以及全部《诗》类书籍皆称“卷”。《风俗通义校注》曰:“(刘向整理群书)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汉人视此类文献为经典,缮写于尺素。二是图类文献,用绢帛较为容易绘制,亦称“卷”。三是著书于竹简亦称“卷”。从出土文献看,这类书籍大抵属于篇数和卷数一致,所以统一称“卷”,便于按照固定规格上架庋藏。

因此,“卷”突破了书籍载体形制的限制,广泛用来计量能够成卷收藏的书籍,表示某部著作相对完整的组成部分,客观上推动了现代意义上“书籍”概念的形成。随着纸张的出现,后人越来越多用“卷”计量图书。《隋书·经籍志》中,“卷”就基本上取代了“篇”。

群书性质的量词“种”与“家”

《汉志》将图书划分为38种、603家。“种”和“家”表示对书籍的分类,具有群书性质。

首先,“种”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汉志》“序六艺为九种”“序诗赋为五种”,意思是说《六艺略》包括九大类书籍,《诗赋略》包括五大类书籍。属于同一大类的书籍在选题、体裁、体例、风格上有近似元素,逐渐演变为文学、艺术、科学等学科门类,对现代学科分类仍有启发。

其次,“家”从表示“家庭”的集合名词,引申为表示不同学术流派的量词。《庄子·天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从范围看,“家”往往指一大类学科下的不同门派,比如《诗》类文献里,典型代表就有齐、鲁、韩、毛四家。每家思想都以传世书籍得以保存。刘向等人校书就要根据不同家的学术思想,对书籍加以归类。一家代表一个学术流派,厘清各个流派的学术传承,就弄清楚了先秦学术发展史。汉代正是通过整理书籍,建构起整个先秦经典的学术脉络。这些定本流传的先秦经典,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取之不尽的活水源头。

中国早期的书籍量词,肇端于先秦典籍,成熟、完善于汉代文献整理。有学者认为,“先秦两汉是汉语量词产生、发展的源头,对于汉语量词发展史的研究颇具重要意义。”其实,这一时期书籍量词的产生、发展、成熟、完善,更体现出汉语量词发展史融合书籍史与学术史的特色。特别是《汉志》中著录书籍使用的“章”“篇、卷”“家、种”三个层级书籍量词,兼顾了文本构成与篇章容量、书籍载体与著录样式、学科分类与学术溯源,推动了汉语量词发展史溯源与演变研究。

(作者:郎松雪,系黑龙江大学博士、东北石油大学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不厌百回读,万卷始通神——苏东坡的读书方

文/张花氏

苏轼的全才全能,恰好证明他读书的成功。

苏轼的爷爷苏序信奉“耕读传家”,并以此教育子弟。

苏轼的伯父苏涣是家族中第一个凭借读书改变命运的人。庆历七年(1047年),苏涣回家丁忧,向苏轼兄弟介绍自己的读书、作文方法:“予少而读书,师不烦。少长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尔曹才不逮人,姑亦师吾之寡过焉可也。”苏涣说自己读书、作文,有明确的任务和完成量,不完成不罢休,持之以恒的努力,确实是成功的不二法门。苏涣说,你们的才能比不上别人,就姑且学我,这样会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苏轼父亲苏洵的读书经历,对人们的启发更为巨大。

一开始,苏洵好像是以调皮捣蛋、不爱读书、荒废青春的典型人物出现的。《三字经》里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蹉跎岁月直到二十七岁(苏洵自谓二十五岁),反面典型终于得以扭转。苏洵成为一个事实上的读书成功的典型。

影响苏洵的,除了哥哥苏涣,还有眉山的风气。苏洵说,他的一个亲戚石昌言考中进士,他与一群小孩子在石昌言的身边玩,石昌言的成功,使得苏洵开始感觉到读书的重要性了。

数次科举考试失败,并不能说明读书成功与否,却改变了苏洵的读书方向。他烧掉自己以前的场屋时文,焚稿断痴情。兀然端坐,终日读书,主要是《论语》《孟子》及其他圣贤之文,一读七八年。苏洵说:“有田一百亩,足以养活父母,无衣食之忧就足够了。只要有几千卷好书可读,并亲手辑而校之,把它作为遗产传之子孙,这是最大的满足。“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他教育孩子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内以治身,外以治人。”根据儒家规范,“治身”就是诚意、正心、修身,“治人”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的读书目的论和价值观,这种观念曾以其崇高性和严肃性唤起过千百万读书人发奋用功,当然也深深地激励了苏轼兄弟,给他们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学习动力。

程夫人也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苏辙饱含深情地回忆,母亲程夫人“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

苏洵夫妇以读书志趣,培养子女。

读书读什么?当然是先贤们留下的经典。苏轼说过一句话:“君子之所贵,必其可传、可继者也。是以谓之经。经者,常也。君子苟常之为贵……”经典,要变成生活中经常的指导原则。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日常爱说一个词“经常”,可以从苏轼那里找到解读。

程夫人在辅导苏轼读《汉书》范滂的故事,是一个经典教子的桥段。它的结尾是:

苏轼问:“母亲,如果以后我做了范滂,您同意吗?”

程夫人答:“你可以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人的品德塑造,既要有好的材料,也要有好的环境,还要有好的人。

注重历史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养成,这是苏洵的家风。苏轼兄弟受此熏陶,“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之变”。苏辙也说,他少时以父兄为师,“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

穷尽经典,更要心系天下。苏洵庆历中有两年在外游学,于庆历七年(1047)三月回到眉山,给苏轼兄弟谈到了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一场改革运动。他们呼吁革除陈弊,挽救国家危机,实行变法;而欧阳修、范仲淹、韩琦等辈则大声疾呼,倡导文学革新运动,同专权者进行斗争。专权者将改革派斥为“朋党”而加以残酷打击。于是忠义耿介之士不避刀斧,纷纷拍案而起,其中有一个国子监教授石介写了一本《庆历圣德诗》,称颂范仲淹等人,该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苏轼急切地想要得到那本书,认识那些人。因为涉及当时政治,大人觉得苏轼小小年纪,不该过早知道。

苏轼说:“如果这些人都是天上的人,那我自然不敢知道他们;但如果他们也和我一样是地上的人,为什么我就不能知道他们呢?现在你不愿意告诉我,等我长大后也会知道呢!”

大人语塞,便将那本《庆历圣德诗》递给苏轼,对他说:你现在可以知道他们了。

读书穷万物之理,使人变成具有大智慧的人;读书能够关照现实,现实中的种种困局用历史经验来打量,也就有了种种解决的办法;并且对学问的依赖也就从中产生,觉得持之以恒不再是困难而是乐趣了。苏轼曾在一首诗中说,小的时候温习功课,连走到园子中看向日葵追逐太阳的时间都忘了。

苏轼读书,渐渐“奋厉有当世志”。 他后来在诗中常常动情地回忆那一段读书时的志向养成经历,说自己“早岁便怀齐物志”“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少年带刀剑,但识从军乐”“少年好远游,荡志隘八荒;九夷为藩篱,四海环我堂”。

《苏轼像》 (赵孟頫绘)

书是苏轼一生中最好、从未割舍、从未背叛过的朋友,陪着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刻。

你看他一边骑在牛背上读书:“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苏轼放牛,又有书读,牛在成都平原上吃草忘了背上有人在读书,读书的人忘了胯下还有牛在吃草。

读书读到一定阶段,就会特别服膺那些具有大智慧的古人。读罢《庄子》,苏轼长叹一声,说:“以往有些想法在内心有所体会,而语言又无法表达出来。现在读了《庄子》,甚合我心啊!”(“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昔吾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那个时代的聪明人好像都在读书。

皇帝们在读书。宋代皇帝从赳赳武夫到真宗皇帝那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宗是北宋第三个皇帝,这时已经是一个学养很好的皇帝了。他自己读书之余,劝告国人读书,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话有些糙。有一次,他与群臣会饮,突然问群臣:“唐代酒的价格怎样?”这时丁谓丁晋公回答:“唐酒每升三十钱。”皇帝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丁谓说:“臣尝读杜甫诗曰:‘蚤来就饮一㪷酒,恰有三百青铜钱。’是知一升三十钱。”丁谓读书多,并且善于思考,所以能够答出皇帝那个冷僻的问题。

大臣们以读书为高。

欧阳修记宋绶在厕所里大声读书:“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

欧阳修似乎也受了影响,说读书当在“三上”,即枕上、厕所上和马上。

王安石骂人最重的,是一句反问句:“奈何不读书耶?”他初及第为扬州签判时,“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 这种读书,很有画面感。

读书有疑,比如关于尧、舜这样的远古先王的材料,这是自然的事。那么怎么对待那些疑呢?杨大年(文公)主持进士考试,都堂帘下突然传来一阵大笑。宋真宗听见了,真宗问:“贡举中何得多笑?”杨大年回答说:“举人有上请尧、舜是几时事,臣对以‘有疑时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史料存疑就不用,这是好的治学态度,难怪真宗也要笑了。

张方平博闻强记,“凡书不再读”,书读过一遍之后,便不再读第二遍了。这里有一个他与苏洵的对话,谈读书。有一天,苏洵拜访张方平,张方平问苏洵:“你家公子最近在读什么书?”苏洵回答说苏轼近日正在重读《前汉》。安道曰:“文字尚看两遍乎?”苏洵回家,跟苏轼说:“这个老先生,还不知世上还有读该书读过三遍的人。”这是苏洵在说自己记忆力不够好,读《汉书》读过三遍。张方平借人《十七史》读,一个月即还,说:“已读完了。”其天资强记是很少有人能及的(出自《高斋漫录》)。其实,张方平的好记性只是个特例,对普通读书人并不具有指导的意义,苏轼后来就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中说,书不是像张方平那样只读一遍,像自己那样读两遍,像自己的父亲那样读三遍,读一百遍也是可以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嘛!这是说读书的深度;在广度上,他还说过一句“读书万卷始通神”。

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老年贬官到永州,一贬三年。这三年期间,他做什么呢?“公安置永州,课儿孙诵书”。亲自教育监督,常常到半夜。

张方平凭借其天赋,为一代名臣。但他自己反省自己的读书,与苏轼兄弟相比,还是有些问题。他在《谢苏子瞻寄乐全集序》中说:“幼知为学而不能勤,于时,山东士人若刘潜、吴颢、石延年、韦不伐、陈靖、田度、马武十数人,皆负豪杰之气,不得骋,相与纵酒为高。仆年少好奇论,与诸酒徒游,故不得笃志于学也。读书,每抽三两束换易读之,未尝依卷帙彻一部,故涉猎荒疏,艺文谬悠”。拿自己读书与苏轼一比,张方平就发现了自己的不系统读书和苏轼兄弟的系统读书之间有巨大差距。

围绕如何读书,苏轼提出了“八面受敌”“由博取约”“厚积薄发”“抄书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等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方法。

“八面受敌”法

苏东坡的治学方法非常值得人们效法。

苏东坡在晚年,曾以自己研读《汉书》为例,将治学方法总结为“八面受敌”法。

苏东坡说,“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读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

苏东坡在介绍完自己的“八面受敌”读书法之后连说两个“可笑”,是因为青年学子王庠来信请教参加科举考试时作文的速成“捷径”。苏东坡不仅明白告诉他“实无捷径必得之术”,而且给他讲了一些专心读书、渐进积累的方法。其中心意思是说掌握的东西多了,不论应付什么样的文章题目,都能得之心而应之手,面面都可以“受敌”。苏东坡在这里重点是讲读书方法,而用意却是总结和介绍写作经验,这是他在创作上取得辉煌成就的诀窍之一。

“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一本书要读多遍;

“每次作一意求之”——集中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

再在这一基础之上统领全篇,进行综合,做到融会贯通、“事事精核”。

这样,既专且博,就能“八面受敌”(经得住各方面的挑战和考验),应对自如了。

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受到黄庭坚的推崇。他认为作家在创作上要想纵横驰骋,就要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阅读量。黄庭坚将此法阐释为“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抄书法

《汉书》曾经是哺育苏轼的精神食粮,也是苏轼上皇帝书时引经据典的源头活水,这段时期他又重新捡拾起来,不断地识记。有一个叫朱载上的人前去拜访苏轼,就目睹了一回苏轼的读书法。

朱:先生刚才说正在完成一些日课,敢请教都是些什么内容呢?

苏轼:抄《汉书》。

朱不解,问:以先生高才,何用抄呢?

苏轼:不然,本人读《汉书》,已经抄了三次了。初则一段事,抄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

朱再三请教,苏轼便取《汉书》一卷交到朱手中,说:“公但说一字。”

朱如其言,一字甫出,苏轼便应声而出,仿佛江河万里,倒背如流。

朱再三试验,竟无一字错讹,惊得目瞪口呆。心想:苏子瞻天赋异禀,然“厚积薄发”不离口舌,时人狐疑,今观其每日课《汉书》不辍,信哉!中人之资者岂不愧杀乎?

笔者读到这里,不由得手痒,于是续了下面的对话。

朱又问:“《汉书》须得如此精熟乎?”

苏轼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朱载上把苏轼的这种读书法作为秘诀教给了儿子朱新仲,儿子又教给了孙子朱格。这个故事在《容斋诗话》等书中有记载。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抄书法、背书法、“八面受敌”法,这些方法都是苏东坡“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手段。

苏轼在凤翔府为官时,凤翔府法曹参军张琥(后更名璪)向他请教读书的方法,苏轼是个真诚的人,便说了下面的话。从中可以看出,“八面受敌”读书法在这一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说:“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焉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且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

张琥回京师前,苏轼再一次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只有这样,才能有大的成就,并委托他一定要把这一观点带给京师的苏辙。

这段话借古人说事,里面蕴含着一个非常深刻的哲理:那些古代的伟人们,并不比我们聪明,只是态度端正,勤奋努力,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最终取得了大的成就。我们就要学习他们的这种态度: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这八个字,既是学习方法,也是学习态度。其核心是什么?勤奋。没有勤奋,就没有博观约取,也就没有厚积薄发。

苏东坡认为必须要有知识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则“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这是对“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准确注解。

“积”之厚,要达到“久屈(难伸)”“至足”“既溢”和“持满”的程度,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苏东坡认为古人高过今人之处,就在于注重长期积累,不轻用其能,必待培养成就之而后用。

苏东坡不过是借古人说事而已。学问、才识蓄养充分之后,“发”才有力,“发”才充沛(如至足之量、既溢之水)。创造力也是如此,倘若没有长期深厚的积累,则创作的东西,一无力度,二无深度,难以成为传世之作。

与“厚积”相对应的是“薄发”,一“厚”一“薄”。苏东坡特别强调学习积累与创作产出的关系:学习积累不厌其厚,创作产出不嫌其薄。告诫人们不要在创作上追求数量而不重质量,因为数量过多,必然会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只有在不得不发的情况下写出的东西,感情才充沛真挚,内容才具体实在,才能成为好作品。仓促成章,游戏文字,或者为写作而写作,只能留下遗憾。

在惠州,苏东坡再提“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答张嘉父》云:“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尝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足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也。”

苏东坡就是一个“厚积”的榜样。《行营杂录》记宋神宗有一次与臣僚论人才,认为苏东坡在学习上的勤奋,在历代文人中是很突出的。他一生不管做什么官,处于什么样的人生境地,每天晚上必读书,且必到三更方止,始终坚持不懈。这是具有超常毅力的人才能做到的。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八个字,可以作为读书法,亦可作为创作法,还可作为思考法,更可作为创新法。这是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阶段:广泛的准备,集中的爆发。这是苏东坡关于创造力的真理性表述。

苏轼作为善于读书的人,总是会与一些读书的画面不期而遇。

他在前往杭州做通判路过陈州,看到陈州州学教授的弟弟读书:像山一样高的弟弟必须站在像小船一样狭窄的屋子里,不得不低着头读书,一不留神,头就撞上屋梁了,“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条件艰苦,能奈真正的读书人何?苏轼眼中还看到了沉静、达观、快乐的弟弟。

苏轼贬谪黄州时,遇见故人陈季常。在苏轼眼中,陈季常是一个神奇的人物,先做游侠,骑马射箭,英武非常;后“折节读书”,不知疲倦;再后来抛却浮华,与世隔绝,妻子奴婢自得从容。苏轼谪黄州,三次前往陈季常处做客,足见苏轼对陈季常的看重。陈季常则七次去黄州苏轼处做客,“至黄,季常数从之(苏轼)游”。他在学问上是苏轼的学生,但他在精神上给苏轼的支持是无人可代的。苏轼在黄州,还向陈季常借过《易》书,用于《东坡易传》的撰写。

苏轼在黄州,爱去老乡王齐愈兄弟家。他们家的一万册藏书更是解决了苏轼的读书问题。

苏东坡曾经在送侄子千乘、千能还乡时写过这样一首诗,谈人生与求富贵的关系,他以喝酒作比,可谓越是真理性的东西越深入浅出。这首诗对今人急功近利的心态依然有说服力。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

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

绍圣四年(1097)夏,苏东坡于贬琼途中在雷州与苏辙相见。苏东坡时患痔疾,强忍疼痛,仍一再询问侄子有无作诗,技巧如何。

到海南后,更是经常督促幼子苏过读书作文。当他看见“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时,十分高兴。

苏东坡对身处内地的侄孙的学习也关怀备至。他在儋州写过一封家书,篇幅不长,但足见其在家庭教育上的苦心。

侄孙近来为学何如?恐不免趋时,然亦须多读书史,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后,所学便为弃物也。海外亦粗有书籍,六郎亦不废学,虽不解对义,然作文极峻壮有家法。二郎、五郎见说亦长进,曾见他文字否?侄孙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有便寄近文一两首来,慰海外老人意也。

从这封家书中可以看出,苏东坡的家教有两点:一是“严”,这种“严”,不是摆起长辈架势,板起脸孔训斥,而是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即不管自己处境如何,仍不忘关心和督促侄孙向学;二是“细”,即善于引导,读什么书,怎样读,如何读用结合,讲求实效,都提出具体建议,并注意检查。“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这是苏洵“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的治学精神的体现,说明苏东坡继承了前辈的家教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

有一次,一位弟子向苏东坡请教:如何才能让创造力“泉源涌地,不择地而出”?

苏东坡回答:“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不可避免地,又回到“厚积”上来。“厚积”是一种笨办法,却能“通神”。为了进一步讲清道理,苏东坡拿起笔,在桌上写了一个字,弟子定睛一看,乃一“钱”字,大惑不解,忙问其故。

苏东坡说,就拿作文来说,这座城市里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想要拿来为我所用,怎么办呢?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叫做“钱”。有钱,那么百物都可以为我所用。作文中的想象如此,创新也是如此,如果先有一个主题(“意”),那么经史典籍都可以为我所用。

摘自《是父是子:三苏家风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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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就不能正确地阅读!一文教你如何正确阅读

\r\r\r\r\r \r \r\r\r\r 第2章 学会正确阅读\r\r 正确阅读的必要条件\r\r

首要而必要的条件是具备精力集中和全神贯注地读书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就不能正确地阅读。当然,为了记住和理解所读的内容,记忆力也是必要的。常常会听到有人这样抱怨记忆力的衰退:“我读两三行或一小段,再往下时,读着后边的,已经忘掉了前边的,甚至连谈论的是什么问题也记不得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通常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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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经系统的毛病,如精神衰弱和神经衰弱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马上去找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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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力减退。我们记不住,往往是因为思想经常溜号,注意力集中不到读物上,有时我们会发现与书无关的想法和没有吃透的书本内容并行存在。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也有两种:或者同样是有病,或者是有坏的习惯。就某种程度上来说,同坏习惯、注意力的病态衰退和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作斗争,主要靠练习注意力的集中,并对它加强训练。例如,最初取只有两三行的一个段落,集中全部注意力去读,直到使这一段的意思对读者来说非常清楚而透彻为止。做到这一点有时需要连续读几遍。当两三行的段落达到这个要求时,可以开始逐天增加行数。练习要天天进行,如果注意力减退得并不那么严重。当然,要从较长的片断开始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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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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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就需要具备一定的思维能力,当然,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想象力的全部重大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多说几句。想象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替我们亲身的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很有限的,甚至就是那些到处游历,见多识广的人也不例外。想象能使我们用别人的眼睛 (这些眼睛往往是比我们的好) 看到我们没有见过的东西,同人们一起体验那些我们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东西。这真是像飞毯的故事一样。只要学会驾驭它,就能照它的意愿随时飞往任何地方。譬如说,一个人正在读非洲游历,他又是一个善于正确想象的人,难道他不就是和作者一起游历吗?他和作者一起看、一起听、一起感受、一起生活。正在读一本历史书的人,他就如同飞到宛如古代的一个真实的国度,过着古时候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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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善于想象,当哪里需要想象时,就 “尽力” 开动脑筋,敞开去想象。这意味着无限地延伸自己的狭隘经验,从而吸取别人的经验为己有。这就是想象的意义,这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正确运用的想象力量。许多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开动脑筋想象,但仅仅是按照所读过的来幻想自己的未来。这种类型的青少年读者常为麦因·李德之类的作家所吸引,幻想自己将来在同野兽或吃人肉喝人血的魔王的斗争中建立功勋。在这种情况下,那些 “不必要的细节”,如对外表的刻画,有时对大自然奇异景象的描绘,以及对生活习惯的特征的描写等等,或者完全不看就翻过去,或者只是 “走马看花” 地一看而过。这样安排阅读是完全不正确的。只要读者一旦醒悟,他便知道,这样做的结果会使自己失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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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应当严格地坚持正确阅读的主要原则:要使阅读方法适合于阅读的目的。例如,有些经验人们最好不要利用;也有些书,在读它们的时候,最好不要过多地去想象。因为这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并将毒害我们的心灵。但是在阅读那些以自学为目的而选出来的书时候,应该永远竭尽全力地进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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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常阅读的内在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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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干扰或是由于读者的心理特征,如常见的急躁心理、思维懒惰、注意力不集中以及缺乏想象力等等,或者甚至是由于不良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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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指出的问题中最主要的是急躁心理,读者没有耐心观察人物的思想、行为等发展过程。他总想马上知道结果。于是他整页整页地略过去,一股脑儿地往后翻阅,想先看一下 “结局如何” 等等。有时这样做并没有带来多大害处,但有的时候却破坏了对一本书的整体阅读,因为这样一来削弱了阅读的兴趣。如果 “一个劲地往后翻” 不是由于某些特殊的想象所引起的,而只是由于急躁情绪的话,那么必须避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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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想象的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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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读者在阅读时,在不同程度上所固有的最严重的干扰是思维的懒惰和想象的懒惰。冥思苦想对我们来说是件伤脑筋的事。例如,在书中遇到描写的段落,为了把作者所描画的东西生动而连贯地想象一下,有时是很费劲的。我们 “懒得” 费劲,描写对我们也就等于白费了。或者在书中我们遇到了不懂的地方,为了把它搞懂,应当集中全部精力和思想,有时也许只要稍微努力就行了。但我们“不想” 花费点气力就往下读了。当作者论证什么的时候,我们应该分析他的论据。但这样要求思维处于一定的紧张状态;于是我们很快就滑到下面不需要这种努力的地方去。用最低限度的努力使思维和想象处于最低的紧张程度的情况下进行阅读,这是一种常见的倾向性,然而这正是高效阅读的最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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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其他方面可能是热爱劳动的,甚至在阅读和学习方面也是如此。例如,他常常读一些巨著,耐心地整页整页地死记硬背,不仅如此,只要是不需要进行紧张的思维,他还准备成卷地背诵!正是由于这一点 “死记硬背成癖” 代替了正确阅读。所以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注意力的懒惰。因为注意力在其他活动领域中进行得很好。例如,有的人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注意力,毫无错误地计算和抄写庞大的数字表格,但只要稍一涉及思维和想象,他就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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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每个渴望好好读书的人都必须与这个妨碍进行深入阅读的最大的敌人作斗争。它对自学的害处特别大。同它作斗争就像同各种懒惰作斗争一样,首先你要认真进行,也就是说,要记住克服注意力的懒惰,坚持不懈。在这里就是要用习惯去战胜本性,而习惯又是由一系列不断重复的行为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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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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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主要是在注意力减退方面出现的一些现象是属于坏习惯。例如,一边读书,一边想其他事情的习惯。有些人的注意力本身活动很正常,但是漫不经心、粗枝大叶的阅读恶习破坏了注意力的集中,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上边已经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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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惯于飞快地浏览是很有害处的。因为养成这样一种习惯,能导致不会细嚼慢咽地读书。当然,这种习惯是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例如,惯于 “囫囵吞枣”地读书可能养成上述的习惯。假如你经常在一天之内阅读400页,当然,阅读就不可能深入而全面。然而有时还需要培养这种习惯。例如,有时为了评论和介绍书的内容,不得不浏览大批书籍。这是评论家和新闻记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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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养成上述坏习惯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必须同它的影响作斗争。必须逐渐地拿自己养成全面深入地阅读那些必需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好书的习惯,要挤出时间来读这些书。“贪婪地” 读书的习惯同样是非常有害的。“贪婪” 阅读的人很久不读书也行,但是他要一开始读起书来,就达到如痴如醉、头昏脑涨、精疲力竭的地步不可。这种做法的害处有多大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一般的“囫囵吞枣式的” 读书也是有害的。它不仅仅会使人养成爱走马观花地翻书和肤浅潦草地阅读的坏习惯,而且还能够直接促使记忆力、注意力和意志的衰退。我时常听到一些“贪读者” 抱怨记忆力的衰退。总而言之、“贪读” 得越多,消化得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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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途而废的读书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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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习惯能使意志衰退,所以是很有害处的。因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的优秀品质之一,就是把自己着手干的任何事情坚持干到底。当然,有时也难免要破例。如果开始读一本,发现其中的内容一点也读不惯,既然什么也不懂,还要硬着头皮去读它,将是不明智的。一般在开始进行全面阅读之前,预先翻阅一下我们所不熟悉的书的内容,能够防止这种半途而废的情况发生。自学时,在正确选择书籍的情况下,不允许类似的违反阅读规则的现象发生。总之,不按规则的一些个别情况,即没等把书读完就丢开是可能有的。这种习惯无疑是有害的,但是有些人确有这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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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时略去一些地方不读,恰恰也是经常不可避免的,甚至也是必要的,但只有在证明略去它们是符合阅读目的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当省略违背了正确的阅读目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当省略违背了正确的阅读目的,或者干扰它的实现时,不完全阅读就变成了习惯。这种习惯或者是不加分析地放过一切所谓 “没有兴趣的地方”,即在读小说时放过描写、历史情节、评述和议论等;或者是在读科学内容的书籍时,只读对当时 “感兴趣的” 章节。

\r\r 自学选书一般准则\r\r

自学的人应该读什么书呢?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我的任务,应由专家去指导。但是对此不能不提出几点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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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读得太多,即当阅读的数量开始影响质量时,应该宁可注重质量,压缩阅读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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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既然情况有可能,那么就只读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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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中选择最急需和最必要的书。有些人建议:“千万不要读你们不感兴趣的书”,这种看法无疑是错误的。书是否有趣味,这是次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需要它还是不需要它。假如你是一个自然科学家,文学史对你没有兴趣,但这不是说你不应该去读它。为了丰富知识读它也是必要的。当然特别需要的是专业方面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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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要读那些对我们来讲过于容易或过难的书籍。选书的内容既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但同时又必须花一定的精力。关于这一点前边已经讲过。应当记住,如果 “一本书吃了读者头脑的闭门羹”,那原因往往不在于书,而在于读者没有做任何努力,以便使它 “不被拒之于门外”。思维的懒惰和不善于读书才是产生这种值得惋惜的现象的常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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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阅读时一定要尽可能按照计划进行。在开始研究某一门科学时,这样做尤为必要。最好先从简明的教科书开始,然后研究写得好的教程。让这些书作为开始学这门科学的基础书籍吧。如果需要,然后再去研究各种专题的最主要著作。如果一个不懂逻辑学的人开始就读康德一类人物的著作,从中受益将是很小的,只不过搞得 “脑袋一团糟” 罢了。但是关于读书的计划问题不是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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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人心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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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看来,这样书是必需读的。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需要倾听号召我们奔向伟大目标的呼唤。它们是使人精神振奋、充满希望和朝气蓬勃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些东西在书里都能找到,如果一个人不善于这样做,是非常遗憾的,他的损失是很大的。读这样的书必须用有效阅读的方法,要反复地读它们——完全应该如此,这是不容批评的。全部任务在于汲取书中的思想和情绪,为它们感染,并加以体验。这些书常常要去寻找、探索。在这方面不是任何一本书对每一个读者都是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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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找到合适的书,就用消极阅读的方法去读吧。把你最受感动的地方划上记号,或抄入到专用的笔记本里,这样便于以后容易找到它们进行阅读,要反复地读,加以消化,从而使我们保持活力,吸取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鼓舞力量,使自己受到教育。假如我们不给自己定个原则,即在每次阅读之后想一想怎样把我们得到的动力,受到的启发,引起的渴望应用在事业上,应用在我们当前的生活环境中,如果自己不尽快地把它们付诸行动,书带给我们的益处不仅比较小,有时甚至会带来害处。这是因为使思想变成行动是良好习惯的基础,不付诸实践的思想——常常是产生 “幻想家” 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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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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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作品的阅读,最低限度第一次要求消极阅读。只是随后应用研究的方法去阅读。如果你们读长诗时,一边读,一边分析它,这种消磨时间的方法是非常明智的,但这不是纯艺术作品。我要再讲一次,应当回忆一下,我们是怎样读自己所爱戴的诗人的作品中我们最喜爱的诗篇的。我们醉心于这些诗篇,加以感受,加以吸收,只要一开始分析,就完全是另一种活动开始了。当然,这种活动不仅有益,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分成段落,进行评论,弄清布局,这不能不说是在领会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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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大部头著作,如 《战争与和平》,或者一般的长篇小说,不可能没有间歇,在间歇的时间很自然地有时会进行议论和评价。因而阅读的消极状态就不可能保持在同一高度上,特别是已经习惯于分析、评论这一类作品的读者,在一些地方就所读的内容常常会产生不由自主的褒贬等方面的意见,但是有意识地去挑起这些想法是不应当的。仍然需要记住的是,只有当完全是消极阅读时,我们才能最好的体验艺术作品。只有这时我们才能完全领悟它们,才能使自己的想象具体化,从而体验到作者所体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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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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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边已经讲过,在音乐中需要两种艺术家——作曲家和演奏家,在艺术作品阅读中则需要作者和读者。好像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的演奏者没有达到演奏它的水平。因而有时贝多芬的奏明曲在生手的演奏下会变成难听的叮咚声一样,在不够格的读者的意识里,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同样也可能变成最不完整、被歪曲得不成样子的形象。当然,在这方面和一位音乐作品演奏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天赋和后天发展的才能。当然,阅读艺术家也有某种天才。但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以最好的形式来使用这种天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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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一条规则:什么地方需要想象,就 “尽情” 地去想象。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请试试看吧!当事情进行得成功的时候,真像有某种魔术一样:艺术作品活龙活现,人物形象有声有色,以前你从来没有觉察到的那种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场面将出现在你面前。要运用想象的一切方式: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例如,当你读到托尔斯泰对 《长期旅行》 的著名描写时,你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既感受到旅行,又感受到暴风雨;看到闪电的光辉,感到阵阵疾风,听见雄壮的霹雳,体会到对年轻的伊尔金耶夫的全部印象。当想象涉及到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时,他们将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你将会见其面而听其声。为了发展这种技能是值得费些精力的。对于这种阅读,最低限度第一次需要下工夫。为了使自己鲜明而清晰地想象出作者所描绘的情景和所刻画的人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不止一遍地重读描写部分,有时要读几遍才行。必须付出努力,有时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以便鲜明地想象出,并且把艺术家分散补充的各种特征联系成一种完整的形象。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其效果是惊人的,而且是引人入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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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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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会听到,艺术是以 “美学的高度享乐” 为主要目的的说法。当然,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艺术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就以诗的艺术 (就其广义而言)来说吧,在正确运用它的情况下,诗的艺术能使人在感觉、希望、观察和思维等方面的经验都有极大的开展。就好像和作者及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融合在一起;处在他们的地位,感受他们所感受到的一切;用他们的眼光观察世界,用他们的标准评价一切。我们用其他卓越的、天才的、有时用伟大的经验来扩大和检验自己渺小的个人经验。我们在一种生活中体验到多种人的生活。这种好处是难以估量的。为了很好地理解和 “感受” 艺术巨著,应当重读它,而且要不止一次地重读。除去引起这种必要性的其他条件之外,应当记住初次阅读的作品,使我们感到极其新颖有趣,情节也十分引人入胜等等。在重读时这种兴趣在不断减退,因为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其更本质的方面。真正体验和理解艺术作品只有在重读时才有可能真正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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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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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阅读艺术作品是为了自学,在读完这本书之前最好不要阅读别人对它的评论,因为这样可能削弱、甚至扼杀你独立思考的能力,迫使你不由自主地戴上别人的眼镜看这本书。只有在把书读完,用自己的精力研究它,亲自对它进行力所能及的分析和评价以后,我们再读对它作得恰到好处的评论才会有益。那时我们在评论中将看到什么是同我们的结论一致的,什么是不一致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把自己对这本书的态度同评论对它的态度进行比较;将受到一次艺术评论的直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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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读这本书不是为了自学,当然,常常只得采用相反的方法。在自学时我们读的是由别人事先选出来的一些最好的书,所以对这些书的一般评价我们已经知道了。当完成阅读的其他任务时,我们见到的全是一些新的,或者是完全不熟悉的书,这时必须解决下面一个问题:值不值得选择这样一本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首先要从新书评介、图书简介,甚至评论开始阅读。

\r\r 预先熟悉书\r\r

认真研读书籍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方法是在学校里最常用的,即直接从第一页开始阅读和研究。然后逐步地按章节、“按课” 往下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特别注意新的与旧的 (已读过的) 内容相结合,直到读完整本书才能提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提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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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时阅读和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在读完一本书以后,对整本的内容要有清楚的概念;搞清它的主要思想、分清它的内容的总纲和内容的主要部分等等。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上面所指的第一种方法 (直接按章、按节地研究) 就不太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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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曾经让我们站在用遮光板遮起来的、从来没看见过的一张画的前面,并对我们说:“看见遮光板上的小窄缝了吗?通过它可以看到图画的一窄条。然后我们一点儿一点儿地移开遮光板,结果我们通过越来越大的缝隙,看到的画面也越大,直到看见整幅图画为止。你们要力争用这种方法观察它,并得出一个清晰的概念。” 我想,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这项任务太繁琐了。其实我们在阅读内容不熟悉的新书时,处境与此十分相似。书的内容也是 “按条” 一页接一页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而且为了完整地掌握书的全部内容,这要求我们做许多相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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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常常习惯用另外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即由总的印象到具体细节。当我们看一张不熟悉的画面时,我们首先要抓住它总的轮廓和总的内容,然后再看细节。这是人们最喜欢用的一种方法,阅读也是如此。在认真阅读和研究一本书以前,预先熟悉这本书往往能够节省大量时间和劳动,并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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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预先得到对一本书的总印象。对它有个概括的了解,就必须查阅它的内容。为此应当知道它的题目;作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作者发表的观点;书的内容结构或内容纲要;书的主要思想,书中引用的主要事实等。通常用下列方式进行这种查阅。我们必须知道的书名通常就已经指明了主题。有时书名中已经包含着书的主要思想。但通常书的主要思想和其他内容必须用另外的方法在序言、引论、目录和结束语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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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读者根本不看序言,认为它是 “无用的东西”。其实不然。序言中经常包含着很重要的信息,例如,作者说明该书所出版的宗旨;指出在初读时可能省略的章节;提醒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等等。一篇写得好的序言同时阐明该书的全部内容和任务。要从所读的书中得出类似的评述,对那种不读序言的读者来说,得费多少脑筋啊!书的引论中经常谈到一些和这本书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的知识,但这些知识是深入理解该书内容的必要前提。引论对我们特别重要的是常常粗略地、有时也明确地指出了这本书的叙述纲要和叙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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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预先熟悉书的内容是何等重要。自然是很清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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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目录尤为重要,通常借助于目录,在我们还没有读某本书之前就可以了解书的纲要、主要标题、大概内容,书中涉及的主题。有时从目录中还可以了解到作者的一些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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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或中篇小说的目录一般没有实质性意义。至于谈到科学书籍的目录完全是另一码事。人们往往完全不会利用它,认为它仅仅是供查阅哪章在哪页上的,这是极大的错误。科学书籍的目录具有较大的用途,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应当从目录开始阅读。在阅读过程中还要不断地查阅它,借助于它来完成对一本书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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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阅读的一本书的目录同供确定方向的城市平面图一样。来到一个陌生的大城市以后,首先熟悉一下它的平面图是很有好处的。这一点每个旅行者都知道。平面图帮助人们在一个新地方解决定向的问题。在开始读一本新书之前先看看它的目录也同样有好处。这时新书内容的总轮廓将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就能够知道自己所不了解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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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假设我们完全不懂生物学,甚至不知道这门科学是研究什么的。现在拿到一本 《生物学入门》。我们来看看它的目录:“绪论,有机体的功能,有机体内的结构分化和劳动分工,食物是能量的来源,食物的消化,有机食物的生产,能量的释放和废物的排泄,动物和植物的感应性,运动和迁移,骨骼、有机体对其周围的适应,繁殖,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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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细心地读过这个目录,就不会 “盲目” 地阅读这本书了。我们就能够知道书中说的是什么,而且顺便了解到生物这门学问的内容是什么——最低限度能了解到在本书的作者的心目中它的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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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目录的写法是多种多样的,应当学会利用它们的各种特点。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目录只是标出各章的主要题目;除此之外,有些目录还有各章内容的详细目录。例如,就像上边引出的例子,我仅写出各章的题目;事实上在全章的每个题目之下还有它本身内容的详细目录;例如,第一章的全部内容是这样的:“第一章绪论,动物和植物,生命力,形态学和生理学,生态学,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分类学”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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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录上既有章的标题,又有其内容的详细目录情况下,在预先熟悉书时,通常只看章的标题,把其余的放过去不看较好。这样一来,书的主要内容就显得更清楚。正式阅读和研究书的过程中可以利用篇章内容的详细目录。有些目录具有论题或半论题的性质,有时按其形式近似于简明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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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这种详细目录时,必须很好地搞清它们。搞清楚书的卷、篇;搞懂这一章同全篇和全书是什么关系。研究一章的细节时,不要忘记它和全书的联系。到正式阅读时就仔细观察、深入研究和彻底搞清既定的思想内容。阅读一章以后,这样详细目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代替提要的。在书的结尾的字里行间经常包含着一些非常重要的提示:指出本书的主要思想、任务,总结它在这本书里所完成的工作,有时包括书的基本内容的简明概要。常常把这些内容分为单独的一章——“结束语”。在预先熟悉书的时候如果不看看书的结尾,这是很大的失策。

\r\r 书的浏览\r\r

只要认真地熟悉书的序言、目录、引论和结束语,在有一定经验的情况下,就足以对书的内容有一个总的印象了,就可以得到关于书的纲要、任务、主要思想的概念。读者对一本书所属的科学领域了解得越多,这种预先的查阅给他带来的收获也越大。当必须使用很多书,而又不能把它们全部读完的情况下,只好用这种方法,了解其中一部分书的内容。如果我们熟悉书是为了以后研究它,到任何时候都是有益的,但是有时必须得重新翻阅它。这里重要的是从书中得到更加深刻的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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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人都善于浏览书籍,就是在会浏览的人当中,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也不太多,在研读一本书之前,预先浏览一遍是一般浏览书籍的最好经验。当我们以后开始认真读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预先查阅的不足之处。这也就指出了我们浏览中的主要缺点。因此,仅就这一意义来说也可以建议预先浏览。如果书中有图解和插图,熟悉它们同样有助于先熟悉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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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是本什么书?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是一部囊括诗赋、骈文、散文等文体的很有影响的文学总集,又叫《昭明文选》。

萧统读书时一目数行,过目不忘。每逢游宴盛会,作诗可赋至十数韵。有时梁武帝让他作诗,他总是稍加思考便能作出,而且不用修改。当时东宫差不多有三万多卷书,知名才子都云集在萧统门下,文学创作一片繁荣。《文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编选出来的。

这部诗文总集用30卷的篇幅,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期的130多位作家的700多篇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唐代崇尚文学,以诗赋取士,《文选》成为士子举子必读的文学范本,《文选》学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当时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意思是把《文选》读到烂熟,相当于半个秀才了。

读《文选》,不可不参照古人的注解,唐代有两个注本,值得关注。一个是李善的《文选注》,一个是《文选》的“五臣”注。五臣是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

李善知识渊博,被誉为“书簏”,就是书箱的意思。他注释《文选》,用力甚勤,征引书籍将近1700种。其中大量古书已经亡佚,借李善的引用得以保存一部分下来。

古代文学作品喜欢运用典故,汉代以来尤其如此。如果读者不知某句某词出自何处,就难以理解作品的意思。李善的《文选注》就在注明典故、引证史事上颇下功夫。

比如《文选》里选了曹植的《洛神赋》,其中有言:“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后半句好理解,是说感觉既惆怅又怀疑。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前半句里“交甫”的意思就很关键了。这里是用典故。

李善注说:“《神仙传》里说,有个叫郑交甫的人,在汉江游玩时,遇到了两位美貌的仙女,于是就跑去搭讪。仙女给了他一块随身玉佩。可郑交甫刚走了几步,一摸怀里的玉佩,竟然不见了,回头去找两位仙女,也找不到踪影。”原来郑交甫被仙女戏耍了。曹植在这里引用郑交甫的典故,正是用来说明,洛神送给自己玉佩时,自己之所以感到犹豫狐疑,是因为怕和郑交甫一样被戏耍。

诗文用典,是利用最少的文字投入,以实现表达效果最大化。用典用得好,能在很短的篇幅里构筑出深远的想象空间。刘勰《文心雕龙》里有《事类》篇来专门论述这一问题。他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因此,对于注释诗词歌赋来说,解释事典是主要矛盾,只要注明了典故和史实,一般情况下文字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对这两个注本的优劣,很多学者做过比较,比较公认的是,李善征引多解释少,五臣则解释多征引少。李善所以如此,是有意为之,一来典故标注明白了,读者自然能意会,再一个,对容易懂的字词就不用注解了。五臣不然,逢文便注,生怕读者不懂,虽然通俗,但太浅薄了些。比如扬雄《长杨赋》里的这一句“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五臣注解说:“圣武,武帝也。勃然而怒,于此整其军旅也。爰,于也。”原文意思很清楚,把“爰”字解释一下就行了,可五臣不厌其烦,相当于复述了一遍。

另外,李善精通文字学,博览群书。五臣学术水平远不如李善,注解时有错误。苏轼就说:“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所谓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矣。”南宋学者洪迈也说五臣是“狂妄注书,所谓小儿强解事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虽然五臣注有很多不足,但其疏通文意,也有可采之处。唐代人的著述,传世很少,不必废之。”既指出五臣注的弱点,又恰当地肯定了其亦有可取之处,堪称公允之论。

我们今天看这两个注本,李善注典雅高端,五臣注通俗浅近,各有所长。前者注重科学性,后者注重通俗性,两者各有所偏,若能合二为一,岂不善哉?确实合起来了,南宋以来形成的《六臣注文选》,就是以李善注为主,五臣注为辅。《文选》至此双剑合璧,文学价值得到了最大化凸显。(熊建)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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