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何光伟)

首任红大校长是谁？49岁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儿子是原国家旅游局长

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曾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革命红军干部的人才储备不足。这实在是让着急，就在这时毛主席想出了好办法，没有人才我们就创造、培养人才，所以红军大学就诞生了。那么在如此关键又紧张的时期，是谁顶住压力担任了红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呢？他就是何长工。

何长工原名何坤，他出生于1900年，和毛主席一样，都是湖南人。1918年在湖南的一所工业学校毕业，次年参加五四运动，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底，何长工去往法国勤工俭学。

1922年，还在法国的何长工正式成为了一名员。从1923年的冬天开始，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们陆陆续续回到国内，何长工从法国回来后，立刻前往湖南展开工作。

但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何长工的身份被暴露，所以他改了名字，隐藏自己的行踪，而这个名字也寄托了毛主席对他的深深期望，希望他成为革命的一位长工。随后何长工被安排到了武昌警卫团，在这里他由于能力突出，工作认真负责，所以很快得到了提拔，担任参谋一职。

革命组织不断壮大，但在推动革命时有一个明显暴露出来的弊端，那就是革命力量中能够担任干部的人才比较少，这部分的干部力量要怎么补充是一个大难题。最后毛主席决定创办一个红军大学专门负责培养人才，但是这件事要让谁负责才放心呢？何长工的名字立刻就出现在了毛主席的心中。

其实办学校当校长这件事何长工也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是既然毛主席将这件事交给了他，他就要全力以赴，不能让党组织失望。他全身心投入学校，一步步摸索，付出总是有回报的，红军大学的第一期就有四百多名学生，在鼎盛时期，学校的学员达到了六千多人，在这背后，作为校长的何长工付出了许多心血。

红军大学为革命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在革命干部力量紧缺的紧急时期，填补了这个缺口，周总理在视察时，也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有了这次创办学校的经验，何长工越发得心应手，在之后他曾在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担任副校长。

1947年，给了东北局一个大任务，那就是在两年之内把军队人数提高120万，这无疑是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但东北作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务必要将这个任务完成。发展军队要参谋，训练与军工生产三者缺一不可。

何长工又一次担起了重任，成为了东北军工部长，从原料到技术，从干部到职工，从产品标准到产品质量，何长工为了解决问题，废寝忘食，白了头发，在他的筹备与努力下，军工生产开始步入正轨，在解放战争中，他用强大的军工支援向党组织交了一张满分的答卷。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49岁的何长工又被调到了重工业部，当时正部长陈云主抓经济发展，重工业发展的主要工作还是由副部长何长工负责。1952年，何长工担任地质部副部长，国家哪里有需要，何长工就去哪里，在国家建设的时期，他就像一团火，哪里的发展工作是困境，是寒冰，他一过去就会破开寒冰，打破困境，迎来质的飞跃。

何长工的儿子名为何光暐，他继承了父亲勇于探索，不怕困难的精神，曾经参加过解放军，1995年在国家旅游局担任局长一职，是一名十分优秀的国家栋梁。1987年，何长工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参与“平安创建”调查问卷的看过来，你中奖没？

铛！铛！铛！

大家还记得上周三的微信有奖答题活动吗？

今天，小编公布获奖名单啦 ！

截止23日，共有500多名网民

参与此次有奖答题活动

小编也收获了不少热心网民们

对茂名公安工作提出的建议

这次的答题活动

有哪些小伙伴幸运中奖呢?

现在，我来公布获奖名单啦！

大家请注意！

【中奖名单】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答题活动的获奖名单！

同时，感谢热心网民们为茂名公安提出的建议

我们会将这些建议转达相关部门

看着别人都获奖了，你羡慕吗？

那还不赶紧来参加？

第二期（每周五）答题活动继续进行，

人人都有机会获奖的哦！

共计10个中奖名额

快来参与吧！

近期，第三方机构对“两度一率”（群众对社会治安安全感满意度、 群众对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执法工作满意度 、群众对平安创建的知晓率）开展随机电话调查和实地调查。如果您觉得公安民警、辅警的辛勤付出值得肯定，请接到电话或遇到实地调查组询问时，要耐心配合并给予公正的评价，您的肯定和满意就是全市公安民警的最大工作动力，好心平安茂名感谢有您的参与和支持！

文：柯秋玉、麦田田

编辑：柯秋玉

价值差异与价值共识

内容提要：影响价值差异的原因有很多，简要概括，主要有：社会地位的尊卑、生存环境的优劣，历史风情的雅俗，社会演进的快慢，应然使然的差距；价值共识的主要路径：进行范式修正，重视底线价值，加强中介转化，发掘传统价值，利用现代科技。

价值在学术上成为现代人文科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生存实践中制约着人类一切选择、愿望、行为的方法和目标，也是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深层原因。从理论上梳理价值差异与价值共识的相关问题，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价值差异的类型层次

即使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度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人们几乎像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纪。（尼.别尔嘉耶夫，1995： 240）（注：本文采用国际通行的引文标注法，括号内第一项为作者或编者名，第 2项为出版年份，第3项为著作或文集页码。若无第三项， 表明引文系报刊文章。详见参考文献。）所以，人们对价值的看法和分类、分等，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公认的分类。与人的存在的多重向度相应，价值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狭义的功利形态，到广义的真善美，价值体现于不同的存在领域，并蕴涵了多方面的意义。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春秋时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层次说；（《左传》襄公24年）以后有儒家道德至上的内在价值论，墨家的功用道德论，道家的价值相对论，法家的道德无用论。（张岱年，1993：505—526）儒家的价值论居主导地位，历代都有发展，新儒家把生命意义和价值取向分为十大层面：身体活动、心理活动、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知性探求、美感经验、人伦道德、实存主体、生死解脱、终极存在。（傅伟勋，1989：471—493；何光沪，1997：56 —70）。

西方价值论研究中的分类更加纷繁复杂。一般分为三类，圣洁的、宗教的价值是最高级的价值，功利的、经济的价值是极低的价值，介乎二者之间的则是科学的、艺术的、道德的价值，即真、美、善；李克尔特分为真理价值与道义价值、审美价值与幸福价值、超人格的神圣价值；舍勒分为感性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 神圣价值； （哈贝马斯，1994b：61—70；鲁道夫.奥托，1995；59；H.奥特，1996：128—133）M.基洛克等分为终极价值与手段价值（汤知贺礼文，1995）斯坦因把良知分为日性与月性；法国社会学家夏尔丹提出生物圈、精神圈划分法；卡西尔从物理世界、精神世界角度分析价值；（卡西尔，1985：34）维特根斯坦分为生活形式和世界图式；（江怡，1998：88）把无庸置疑的信念称为“思想的河床”，河床中水的运动与河床本身的移动是有区别的；有的把人类生活分为两重世界，一是荒谬、邪恶的现实世界，一是价值、至善的超验世界；默茨把价值分为社会和学术两个层面；（J.B.默茨，1996： 1）布迪厄认为有多少场域，就有多少种利益，就有多少种价值；（皮埃尔.布迪厄，1998：159）后现代主义者大卫.雷.格里芬把价值区分为接受性价值、成就价值或自我实现价值和奉献价值，三者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大卫.雷.格里芬，1998：223） 还有抽象四分法，即认知价值、实践价值、行为价值、艺术价值；（何新，1987：29）有的分为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等等。

从各领域和学科方面划分，就更不胜枚举了。如文学价值、新闻价值等等。在新闻价值系统中，又分为新闻价值、政治价值、审美价值，表现为功利关系、认知关系、审美关系；等等。

各种划分都有道理，总的看无论是纵的分层，还是横的分类，都是有高有低。划分的目的是比较研究之间的关系和功能，以此观察、分析、解释、改造社会现象。

比较以上各种划分，有的流于琐碎，有的失于简约，有的不够准确，但各有各的道理，其中，以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三分法较适中，且有较大解释力。一般说，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也反作用前者，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理念价值最恒定，其次是规范价值，变化最快的是实用价值。在治世，三者一致、和谐的地方多；在乱世，三者悖离、冲突的地方多。当悖离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失范现象，就会修正规范。理念价值要通过规范价值乃至实用价值发挥作用。在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时，实用价值的影响更大一些。提倡过高的理念价值与不能遵守起码的实用价值之间的强烈反差，是诸多失范现象的原因。

把握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的系统，才能深入了解。（M.舍勒，1995：35）价值不是孤立存在的观念，不是哲学家的玄想，而是存在于特定历史文化中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形式、内容和产生背景。

二、价值差异的主要原因

影响价值差异的原因有很多，除客观因素外，还有诸多主观因素。因为判断恶与善的标准，“不是对象的质，而是心中的知觉”（休谟，1980：118），伽达默尔说：“成见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轨道”； （王治河，1993：213）简要概括，主要有：

社会地位的尊卑：不同社会团体的形成，就是因为他们不同的经验和利益，以及这些经验和利益所造成不同的价值系统所致，或者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价值系统。（Cuff and Payne，1979）神界有上下之分（The Demiurge and Gnosis），俗世有尊卑之别， 托玛斯.莫尔《乌托邦》中，每个农户还要役使两名农奴； 杰弗逊书写“人人在被创造出来时就是平等的”句子时，南方的黑奴并不包括在“人人”之列。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马克思恩格斯，1卷：251）平等的观念只是纯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没有与实际生活相关的真实性。（卡尔.雅斯贝尔斯，1997：185）由于首因效应、近因效应、 晕轮效应等因素造成的社会认知偏差。（周晓虹，1997：187—192）萨丕尔认为：“不同社生存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而不只是贴着不同的标签的同一世界”。

生存环境的优劣：弗洛姆认为：“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是植根于本能需要，而是产生于人类生存的特殊条件。”价值信仰随自然环境而变化。“雪”对于爱斯基摩人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他们关于“雪”竟有38种说法；萨德“一切都是相对于我们的行为及氛围而言的；在这儿被视为罪行的在百里之外被当成美德，另一半球的看法也许在我们眼里恰恰相反。”在某些情况下，皮靴优于莎士比亚的作品；（Ⅰ.伯林，1995：203）在有些部落杀死老年成员是道德的； 斯巴达人遗弃残疾婴儿是道德的；（D.D.拉斐尔，1998：14）歌德说：“谁要想理解诗人，真正领会诗人的作品，那么就应该去拜谒那曾经养育了诗人的故乡”。（勒格罗，1999：105 ）法国著名女作家史达尔夫人根据自然环境对作品风格的影响把西欧文学划分为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吴锡民，1996：7）中国古代以地域划分治学风格，北人学问渊综广博， “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学问如牖中窥日”。

历史风情的雅俗：习俗是在产生内在感情之前作为外在的规范给出的，而这些无知无觉的规范又决定着个人的感情，并且决定着这些个人感情能够而且应该在其中表现出它来的环境。（皮亚杰，1984：75）有时认为是自然的实则是习惯使然；认为是习惯的却又是出于自然。维特根斯坦认为：习惯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类的文化基础，是某种思维定势的结果，是人们的行为指南。

社会演进的快慢：用鬼神天命威慑人民，今天看来是可笑的，但在古代是有道理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福泽谕吉，1995：107 ）弗雷泽为迷信进行了精彩的辩护，认为在一定的时空下，迷信在维护社会秩序、婚姻制度、生命保障等方面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新月异的新科技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模式，改变了人们的时空，也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经济发展越过温饱阶段后，效用函数发生日益增大的分歧。

应然实然的差距：历史进程与价值构想之间，“实然之则”与“当然之理”之间的差距（朱熹语），形成深沉的张力，这是困扰历代仁人志士的核心矛盾，也是价值重塑过程中面临的命运。应然是实然追求的目标，而实然是应然得以实现的基础。康德有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论俗谚：道理说得通，实际行不通》，人人都该讲真话，但不得超越尊重现有制度的界限；伏尔泰说：“无论是谁都可以发表他认为正当的言论”，但前提是不能妨碍社会秩序。

三、价值共识的深层涵义

价值共识的必要性 价值是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根基，人的生存性质和状态如何，往往是由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内容决定的。共识是指经过同意而来的社会和文化的统一，特别是在社会整体和社会集团中的人们，彼此之间透过竞争和协商出来的集体性同意。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思想、价值观念和信念并非无用的玩物，而是在世界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催化剂，不仅产生技术革新，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铺平道路，”（E.拉兹洛，1997：78）贝拉在分析日本传统价值时说：“人的社会行动虽然确实要受到经济因素和政治机构所规定，但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承认并通用的一定的社会价值的规定”。（罗伯特.N.贝拉，1993 ）“认识一致是人类任何真正结合所必需的基础，这一结合又与其他两个基本条件有相应的联系：感情上的充分一致，利益上的某种相通。”（奥古斯特.孔德，1996：19 ）韦伯认为，相反的价值和信仰不必是敌意的，即使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人们还是能够求同存异的，能够共存的。米德认为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使其成员通过理性的程序达到一致。（乔治.H.米德，1992：6）哈贝马斯的共识真理论指出， 陈述句子的真假值是取决于参与讨论者的“共识”而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他将此原则延伸到价值范畴，即在理想沟通情境里的共识并不局限于事实陈述。维特根斯坦说：遵守规则不依赖于终极理由（江怡，1998：47）将以上论述与巴赫金的双声与复调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价值共识的学理，就更具现实意义。篇幅限制，这里不展开论述，仅简要勾勒：有价值—好的—应该去做；无价值—坏的—不应该做。形成价值共识，作出价值判断的同时，也就发出了价值命令。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价值判断比法律强制更有约束力。当然，形成价值共识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然而，无论取得共识多么艰难，无论共识的范围多么狭小，无论共识的层次多么低微，没有一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和履行的东西，没有一些起码的善恶是非标准，我们就无法进行任何沟通和交往，我们就无法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

差异、共识的辩证 在走向价值共识的途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差异都是可以通约和沟通的， 汪丁丁称麦金太尔的“evaluative commitment”为“共识的不可能定理”。（汪丁丁，1997）波尔坦斯基认为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协调不同领域的价值。（李培林，1997）马克思在批评黑格尔将中介绝对化时说真正的极端是不需要也不能被中介调和的。（马克思，1卷：355）现代社会越来越向合理的、多元的方向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不可调和的、甚至不可比的宗教、哲学理论共存于制度的结构中，我们应该把多元看作一种正常状态和持久条件。哈贝马斯认为“联系本身为价值领域的多元性，并且丧失了它自身的普遍性”。（哈贝马斯，1994：315 ）理性的共识与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不同的价值和信仰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若杰克.特纳，1999）现实社会中价值是多元的， 探讨价值共识的思路、方法、渠道也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维特根斯坦等提出的达成一致和调停冲突的规则是很有意义的，但他们对合理性共同基础的拒斥是没有必要的。麦金太尔对待分歧和对立的态度和胸襟是应该学习的，他认为，“每一种传统都能突显其解决各种难题，消解各种困难和学习如何进一步从其对手的批评中显示它能够提供迄今为止有关这样或那样的课题之最佳解释的能力”。（麦金太尔，1999：中文版导论）利科尔的主张大体相同：坚信各有其不可替代的长处，应该在具体研究中扎扎实实地以一种传统中的理论和技巧补充另一种传统的基本主张。不追求牵强的综合，在多元并存、多法并用的局面中，使每一种理论更深刻更丰富，使每一种沟通方式更实际更有效。关于差异与共识的辩证关系，何怀宏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只有充分地认识和接受文化的多元，才能努力地寻求和恰当地界定一种共识；同样，也只有恰当地界定并且坚持某种共识，才能真正使多元文化和平地共存乃至发展。”（何怀宏，1996）差异是在共享和互利中的协调，共识是差异的补充，差异的好处是有上限的。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优势团体霸权式的共识和邪恶与虚伪的一致性。（卢梭，1963：9）

四、价值共识的主要路径

“存在价值差异”，是对的，事实上真；“应该价值共识”，也是对的，道德上真；“如何实现价值共识”？这才是真需要做的。

进行范式修正 按托玛斯.库恩的经典解释，范式（paradigm）是人们“对事实的共同理解、进行科学探究的规则和共同标准”。指的是一定时间内某科学家群体共同接受的概念及工具性技术的结构化总和。尽管创造者本人此后没有再使用它，该概念却因其功能性价值被广泛接受。（高概，1997：110）皮雷奇斯进一步发挥， 认为范式为所有社会成员定义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为社会成员提供作为参照系的各种标准、信仰、价值、习惯和生存规则。这种主导范式决定着社会的性质，构成人们的现实期望，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通过社会化过程世代相传。整个社会发生变化，它也随之发生变化（丹尼斯.皮雷奇斯，1995）维特根斯坦曾说，人们一边玩一边制定规则，而且有时边玩边修改规则。人类文明进程中，每次科技大革命都引生了不同的主导社会范式。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结构本质近似，是主义信念、党领导下的联合政体、人民公社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三维一体。在这种高度集权，对一切生存资源乃至人身严格控制的社会结构中，任何价值观都是可以顺利地自上而下灌输以至内化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转型，引发一系列巨变。承载原有范式的社会和群体发生了变化，原有范式无法定义、解释、引导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对原有范式的修正和重构也就成为必然。当前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实质是大众生活方式的重塑，如何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已没有生命力和解释力的生活范式，是涉及到未来命运的价值抉择。

重视底线价值 社会上最重要的是对普通规则的遵守与尊重，生的价值和一切理性的意义原本就在日常生活中。只有“走向事情本身”（胡塞尔语），才能处于一片“澄明之境”（海德格尔语）。朱熹讲“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朱文正公文集》卷11）高贵表现于力图实现自身的上升运动中，由于我们倾向于仅仅在生活中找到满足，所以上升运动的力量总是只为少数人所具备，而且即使在这些人之间也并不是都确定地具有这样的力量。（卡尔.雅斯贝尔斯，1997：185）罗尔斯认为相互重叠的共识等于公德， 何怀宏在《良心论》中深刻地论述了“底线伦理”的意义。福泽谕吉说：社会中上智和下愚的人都很少，大多数处于智愚之间，与世浮沉、庸庸碌碌终其一生。（福泽谕吉，1995：5）我们的世界从根本上说是由庸人组成的。 卢梭的“生存情感”就是一种底线要求；诺伊曼认为，现代人的道路应该先“到深处”，而不是先“到高处”；金子不是在天堂，而是在粪堆中找到的。（埃利希.诺伊曼，1998：124—125）有些事情，尽管不美，但却神圣。（马克斯.韦伯，1998：39）我们不可能都直接服务于上帝，但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合法职业的辛勤劳动中；韦伯具有强烈的职业感。他的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演讲，表现了他的终极关切。（韦伯，1998）对人影响最大的就是职业，职业近乎于宗教。（杜维明，1997：60—61）帕森斯对医学、法律职业以及不同职业间的整合关系的研究（杜维明，1997，113—114。伯纳德.巴伯，1991）皮埃尔.布迪厄“一直保持一种职业警醒”。（皮埃尔.布迪厄，1998：266）薇依把职业与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论述；（S.薇依，1994：208 ）零点公司的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对道德作用低期望，北京青年相信，21世纪是一个更看重金钱（85.5%）、更看重法制（83.4%）、 更看重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89 %）的社会。（零点调查公司《零点调查》，1998：69）老子云：“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曾国藩讲“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用力”。（《曾文正公家书》卷9 ）简单的观念也是被普遍的原则接合的，这些原则对一切人类都有普遍的影响。（休谟24）公民相处的最低标准不是共同信仰而是世俗公民道德，单纯的思想、教义体系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但一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往往就模糊不清、和平共处了。一个履行社会义务的人，可以是教徒，也可以是无神论者；如果我们创造不出新的东西，如果我们做不到崇高，我们至少应该坚持基本的为人之道；如果我们在信仰上统一不起来，我们至少应该在敬业精神上统一起来。

加强中介转化：在一个通过调节保持守恒性的体系中，结构和功能是不可分的。帕森斯为了解个人怎样能把共同价值整合进来，提出了“社会作用”的理论，按照个人免得两可选择时是否服从集体的价值，来分析两可选择的不同类型。（皮亚杰，1984：71）而“社会作用”是通过一系列中介来实现的。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现代社会科学诸家对中介有许多精到的阐述，说明非本质差别的普遍存在，决定了中介环节存在的普遍性，中介的居间作用决定了对立的相对性，沟通的可能性。恩格斯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一切都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布迪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围绕结构与存在的中介而写的，如对实践、惯习、场域等的研究；霍利斯主张“在真实的和理性的信仰之间建立起一个桥头堡”，信仰的成功翻译和解释，必须预先假定“一个理性人不得不相信的东西，只是那些由前后一致的判断规则所组成的、一个理性人不得不赞同的认知情势”，真实而理性的信仰需要一种说明，虚假和非理性的信仰又需要另一种说明，混合的说明用于混合的情况。这对于我们探索价值差异如何向价值共识转化颇具理论意义。中介是价值的实现过程，效应是价值的实现结果。（关于中介的有关论述参见黑格尔，1959；斯大林，1964：5； 艾丰，1993；聂暾，1998；庞朴，1997；王鹏令，1981；王铭铭，1997；霍利斯，1999等）孟德斯鸠说过：女人只能以一种方式显得美丽，却能以十万种方式变得可爱。（潘知常，1997：204）同理， 价值只能以一种方式显得正确，但却可以通过中介以无数种方式变得可信、可敬。

（1）中介语言：现代哲学、社会学、 传播学等已经发生了语言学转向。研究主题、取向、理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语言的交往、解释、理解成为关注的重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探讨语言中介与价值共识问题提供了雄厚的理论支撑。黑格尔说：同一种“意义”，可能以宗教信仰的想象出现，也可能以哲学概念的形式出现，还可能以街巷俚语的方式出现。一个词的意义可以转换，同一意义可以由不同的词来表达（马克斯，舍勒，1997）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诸种意义得以表达，是借助于符号的运用来实现的，而符号的运用归根到底是日常语言的运用。（哈贝马斯，1999：150 ）维特根斯坦反对理论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对立；（江怡，1998：8）罗素认为术语的差异无法掩饰共同的旨趣； 不识字的人们，其神圣教条，多半成立于传统信仰的故事。（休谟语）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使普通人的联系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三国演义》对老百姓价值观的影响绝对超过《四书五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最通俗表达，是十三大报告官方话语的最民间表述；价值的共识需要语言的沟通，语言的沟通需要转换、补充、注解等“搭桥规则”的中介。官方的、理论的内容和话语，转换为民间话语表述的常识，而这些常识，久而久之就变成内化和观念化了的客观结构。从逆向来说，民谣俗语中蕴涵的价值观念也需要通过语言中介转换为规范。积极或消极，意味着希望或失望，把“失败”叫做“失去的胜利”，把“经济危机”叫做“萧条”、“不景气”，把“失业”叫做“待业”、“下岗”，其效果是不同的；理解或不理解，意味着赞同或否定。文化符号的本质功能就在于通过这种互动保证个体信念与社会福利之间平衡的持续动态发展。

（2）中介人：李普曼认为， 人们要依赖别人来塑造自己脑海里的图象，并依此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价值是以势能的形式潜存于社会结构中，只有同确定价值的主体发生关系时，才会显现于进行评价的接受当中，由此可见中介人的重要作用。吴晗、费孝通认为士绅维系着国家和社会的整合。中介人应该有责任感、使命感和献身精神。责任是由我们个人的价值体系形成的。所有的人都负有道德使命，在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中，我们的道德责任也是不同的。（Karl Liewellyn，1981：17）韦伯称只有那些离乡背井、沉思冥想、看破红尘的托钵和尚才是佛门弟子，才是佛教的宣传者；（马克斯.韦伯，1995：7）萨特《词语》中称“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是教士一样的圣徒。”帕森斯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义务与责任同为社会系统的服务功能系结在一起，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把文化关注置于社会关注之上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达伦多夫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怀疑批判被广泛接受的价值和概念的现代“傻子”，类似中国古代“死谏”、“讽谏”的诤臣。（帕森斯，1998）责任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行动的力量感，而这种力量感本身又趋于产生义务感。我们能做，我们必须去做。“义务是一种内在的扩张——一种变思想为行动以达到目的的需求”。（查尔斯.霍顿.库利，1999：260 ）他们以自己人文素质和历史良知，在国家机器与时代要求、人民愿望之间构成了一种弹性。爱因斯坦认为，伟大人物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在对他们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中。（爱因斯坦，1 978：3卷108 ）尼采在《查拉斯图如是说》中所挖苦的、虚伪的说教者、道德家们则不能起到中介作用（1995：199—202）；康德说过，没有代表人物中介的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形态， 必然需要一种专制的统治形式。 （利奥塔，1997：172）“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中介人的境界、素质、水平与中介效果呈正相关。

（3）中介组织、网络：在帕森斯理论中， 社会系统是围绕行动着的单位（包括人和集体）的相互作用带来的紧急需要而组织起来的。文化系统是围绕着符号系统中的意义类型而组织起来的。人只有作为一个集体的成员，例如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的成员，才能有价值和权利。（阿伦.布洛克，1997：258）韦伯在强调西方文明独特性时，特别强调了合理自由劳动组织的重要性。（马克斯.韦伯，1988：9—10）吉登斯社会组织理论非常重视权威资源的开发，或通过直接控制，或通过收集、译制和再现信息，实现对个人的时空控制。现代世界是组织的世界，现代组织是一个社会系统，它系统地利用信息，并将信息间的零散联系仔细译制，以便最大限度地控制系统再生产。（安东尼.吉登斯，1991）一群特定的个人之间都有一组独特的联系，即社会网。（肖鸿，1999）同一网络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信任度高，交易成本低，经济效益大；张其仔将社会学中的网络分析理论引进对经济行为的考察的思路予人启示。（张其仔，1997）在语言交往和价值共识的过程中，这些中介组织和网络起到了国家不能起的作用。应该充分利用社会网的资源，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果。

（4）中介空间：韦伯的“在场效果”理论、 福柯的“权力容器”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学说、巴赫金狂欢场所的论述、西田几多郎的“场所”、布迪厄的“场域”说等，其所指虽然不同，但对于我们探讨价值共识与沟通场所的关系是有启示的。在封闭的、集权的社会条件下，远离政治权力场所的人数越多，形成价值共识的难度就越大，所以，中国古代王朝借助一个庞大的政治信息收集和道德教化网络，而且，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近现代以来，公共领域越拓展，参加的人数越多，按统治阶级的意愿形成价值共识也就越难。哈贝马斯赋予公共领域以新的含义，在那里，人们可以对他们关心的问题进行自由的、平等的、理智的讨论。这是一个联系的话语和影响的领域，是所由形成的领域，是独立于政府和大公司的领域，是反对操纵和宣传的领域。（哈贝马斯，1999）

发掘传统价值 现在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追本溯源，至少要反思一下激进启蒙的负面影响。旧的精神家园打破了，新的精神家园还无力建成。（，1987；杜维明，1997；傅伟勋，1989；林毓生， 1988；张岱年，1993；启良，1995；郑家栋，1997。 ）贝拉分析日本现代化时敏锐地指出，如果不考虑明治时代以前日本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不可能阐明的。这也是其《德川宗教》之所以为名著的原因。他在《心灵的习性》中通过对美国人深层价值观的剖析，得出对现实颇富解释力的结论。现代性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断裂性，很多问题也出在断裂性上。当代人的历史意识被悬空搁置，如康德所说的“符号链条的断裂”。历史是珠串玉连的长卷，“在过去和现时之间，决没有完全的断裂、绝对的不连续或互不干扰。”（费尔南.布罗代尔，1997：85 ）厚度和力量产生于历史而不是产生于时尚。过度的诠释淤积覆盖了其原初的意义。大学者无不对希腊文明进行反思。尼采对希腊文明的精辟分析，海德格尔提出回到古希腊文明；“我们以回到康德为借口，只不过是以他的权威来保护人本主义的偏见而已。庞朴认为要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区分开来。文化传统是溶入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是一民族最深沉情怀之寓所，人类的早期记忆像个体的童年经验一样，在其日后的成长过程中会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在以后漫漫的岁月中经久不息地释放出来，对文化的进程、文化的流向施展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影响。”（蒋原伦，1998：3—4）“为我们今天重建理性与价值、知识与智慧、真与善的统一，提供了历史的先导。”（杨荣国，1998：3 ）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硕果仅存，历史传统形成的文化形式含有弥足珍贵的心理积淀和相对独立特质。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要素，在历史长河中，多层次上整合着中华民族的心理功能，确立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内在精神的指向和特质。充分利用传统资源、本土资源。发掘传统价值不是向后看，而是接通传统的营养的血脉，而是获得一个真正的起点；对传统理解的深度，不仅取决于对传统的理解程度，更取决于对今天现实的反思深度；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不是走向传统价值，而是传统价值走向今天。价值观的根本来自现实社会生活，对传统价值的选择以现实需要为导向。传统价值观念像一幅画的底色，新的创作不能没有底色；不能把现代性的风筝放飞到空中，却割断了连接大地的线。

利用现代科技 霍克海默与马尔库塞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科技的社会功能，哈贝马斯系统地论述了科学与技术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理论。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是靠对世界作神话的、宗教的解释来论证其合法性；资本主义兴起后，通过韦伯的世俗化过程，公平竞争与平等交换成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科学成为新的合法性的基础。（高亮华，1996：83—102；俞金吾，1993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构成人类精神平行飞跃的双翼，两者之间的互相对立与互相解读，应该是文明社会健康发展的较佳模式。雅典城邦的共识是在一个演说者的听距范围内。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媒介是决定大众观念现代化的主要因素。罗斯福利用“炉边谈话”的广播与国民沟通，为美军参战做了良好的动员；朱总理对吴小莉的关注，不是对她个人，而是对平民媒体的关注；政府上网，侯门不再深似海；如何利用现代媒体渗入价值引导，是我们现在应该研究的现实课题，因为“世界不是围绕着新的喧嚣的发明者运转，而是围绕着新价值的创造者运转”。（尼采，1995：133）。总之，现代社会中价值是日趋多元的，探讨价值共识的思路、方法、渠道也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价值的差异与共识，愈分别，愈通连，愈求其同，愈见其异，愈判其异，愈见其同。

原文参考文献：

〔1〕 伯林（1995）：《两种自由概念》， 载《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M〕，三联书店。

〔2〕 皮埃尔.布迪厄（1998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中央编译出版社。

〔3〕 费尔南.布罗代尔（1997）：《资本主义论丛》〔M〕，中央编译出版社。

〔4〕 大卫.雷.格里芬（1998）：《后现代精神》〔M〕，中央编译出版社。

〔5〕 埃利希.诺伊曼（1998）：《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M〕，东方出版社。

〔6〕 D.D.拉斐尔（1998）：《道德哲学》〔M〕，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7〕 尼.别尔嘉耶夫（1995）：《俄罗斯思想》〔M〕，三联书店。

〔8〕 M.舍勒（1995）：《爱的秩序》〔M〕，三联书店。

〔9〕 利科尔（1987）：《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河北人民出版社。

〔10〕 马克斯.韦伯（1998）：《学术与政治》〔M〕，三联书店。

〔11〕 马克斯.韦伯（1995）：《佛教与儒教》〔M〕， 商务印书馆。

〔12〕 马克斯.韦伯（1987）：《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13〕 安东尼.吉登斯（1998）：《社会的构成》〔M〕， 三联书店。

〔14〕 E.拉兹洛（1997）：《决定命运的选择》〔M〕，三联书店。

〔15〕 马克斯.舍勒（1997）：《资本主义的未来》〔M〕， 三联书店。

〔16〕 巴赫金（1998）：《巴赫金全集》〔M〕，河北教育出版社。

〔17〕 诺贝特.埃利亚斯（1998）：《文明的进程》〔M〕， 三联书店。

〔18〕 约翰.杜威（1986）：《人的问题》〔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阿伦.布洛克（1997）：《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 三联书店。

〔20〕 哈贝马斯（1999）：《认识与兴趣》〔M〕，学林出版社。

〔21〕 哈贝马斯（1994a）：《交往行动理论》〔M〕一卷，重庆出版社。

〔22〕 哈贝马斯（1994b）：《交往行动理论》〔M〕二卷，重庆出版社。

〔23〕 鲁道夫.奥托（1995）：《论“神圣”》〔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4〕 利奥塔（1997）：《后现代与公正游戏》〔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5〕 尼采（1995）：《尼采文集》〔M〕，改革出版社。

〔26〕 卡尔.雅斯贝尔斯（1997）：《时代的精神状况》〔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7〕 马克斯.韦伯（1988）：《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

〔28〕 休谟（1997）：《人类理解研究》〔M〕，商务印书馆。

〔29〕 休谟（1980）：《人性论》〔M〕，商务印书馆。

〔30〕 皮亚杰（1984）：《结构主义》〔M〕，商务印书馆。

〔31〕 福泽谕吉（1995）：《文明论概略》〔M〕，商务印书馆。

〔32〕 A.麦金太尔（1999）：《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3〕 丹尼斯.皮雷奇斯（1995）：《国际关系学的新内容：全球经济政治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4〕 勒格罗（1999）：《敬畏生命》〔M〕，作家出版社。

〔35〕 J.B.默茨（1996）：《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M〕， 三联书店。

〔36〕 卢梭（1963）：《论科学与艺术》〔M〕，商务印书馆。

〔37〕 H.奥特（1996）：《不可言说的言说》〔M〕，三联书店。

〔38〕 查尔斯.霍顿.库利（1999）：《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华夏出版社。

〔39〕 S.薇依（1994）：《在期待之中》〔M〕，三联书店。

〔40〕 希拉里.普特南（1997）：《理性、真理与历史》〔M 〕，上海译文出版社。

〔41〕 西田几多郎（1997）：《善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

〔42〕 乔治.H.米德（1992）：《心灵、自我与社会》〔M〕， 上海译文出版社。

〔43〕 高概（1997）：《话语符号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44〕 黑格尔（1959）：《小逻辑》〔M〕，商务印书馆。

〔45〕 弗洛姆（1994）：《健全的社会》 〔M〕，贵州人民出版社。

〔46〕 威廉.巴雷特（1995）：《非理性的人》〔M〕， 商务印书馆。

〔47〕 爱因斯坦（1978）：《爱因斯坦文集》〔M〕，商务印书馆。

〔48〕 维柯（1996）：《与成功有约》〔M〕，三联书店。

〔49〕 卡西尔（1985）：《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

〔50〕 杨荣国（1998）：《理性与价值》〔M〕，上海三联书店。

〔51〕 周晓虹（1997）：《现代社会心理学》〔M〕， 上海人民出版社。

〔52〕 李连科（1985）：《世界的意义——价值论》〔M〕， 人民出版社。

〔53〕 王治河（1993）：《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4〕 江怡（1998）：《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5〕 杨祖君（1997）：《传播及文化研究主要概念》〔M〕， 远流（香港）出版公司。

〔56〕 潘知常（1997）：《诗与思的对话》〔M〕，上海三联书店。

〔57〕 何怀宏（1994）：《良心论》〔M〕，上海三联书店。

〔58〕 俞金吾（1993）：《意识形态论》〔M〕， 上海人民出版社。

〔59〕 零点调查公司（1998）：《零点调查》〔M〕， 大众文艺出版社。

〔60〕 高亮华（1996）：《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1〕 启良（1995）：《新儒学批判》〔M〕，三联书店。

〔62〕 （1987）：《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人民出版社。

〔63〕 傅伟勋（1989）：《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M〕， 三联书店。

〔64〕 张岱年（1993）：《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M〕，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65〕 郑家栋（1997）：《当代新儒学史论》〔M〕， 广西教育出版社。

〔66〕 吴锡民（1996）：《沟通的探索——西文文学与文化论稿》〔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7〕 陆学艺（1996）：《21世纪的中国社会》〔M〕， 云南人民出版社。

〔68〕 杨桂华（1998）：《转型社会控制论》〔M〕， 山西教育出版社。

〔69〕 鲁路（1997）：《自由与超越》〔M〕，中央编译出版社。

〔70〕 孙津（1994）：《转型的中国》〔M〕，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71〕 张雄（1994）：《历史转折论》〔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72〕 袁方（1998）：《中国社会结构转型》〔M〕， 中国社会出版社。

〔73〕 韩明谟（1998）：《中国社会与现代化》〔M〕， 中国社会出版社。

〔74〕 马守良（1996）：《大转折时期的社会心态》〔M〕， 浙江人民出版社。

〔75〕 聂暾（1998）：《两极论与中介论》〔M〕， 江西人民出版社。

〔76〕 艾丰（1993）：《中介论》〔M〕，云南人民出版社。

〔77〕 张其仔（1997）：《社会资本论》〔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8〕 肖鸿（1999 ）：《试析当代社会网络研究的若干进展》〔J〕，《社会学研究》3期。

〔79〕 伯纳德.巴伯（1991）：《超越帕森斯的专业理论》〔J 〕，《国外社会学》3期。

〔80〕 安东尼.吉登斯（1991）：《一种社会组织理论》〔J〕，《国外社会学》6期。

〔81〕 汤知贺礼文（1995）：《价值取向与现代社会》〔J〕， 《国外社会学》1期。

〔82〕 若杰克.特纳（1999）：《引言：评价利奥塔》〔J〕， 《国外社会学》2期。

〔83〕 作田启一（1993）：《价值的概念》〔J〕，《国外社会学》2期。

〔84〕 罗伯特.N.贝拉（1993）：《日本的传统价值与现代化》〔J〕，《国外社会学》1期。

〔85〕 霍利斯等（1999）：《〈合理性与相对主义〉导言》〔J〕，《国外社会学》1期。

〔86〕 汪丁丁（1997）：《试说现代性》〔J〕，《读书》6期。

〔87〕 旷新年（1997）：《从界外思想》〔J〕，《读书》6期。

〔88〕 李培林（1997）：《走出布迪厄主义的波尔坦斯基》〔J 〕，《读书》6期。

〔89〕 冯克利（1998）：《时代中的韦伯》〔J〕，《读书》1期。

〔90〕 王鹏令（1981）：《中介论》〔J〕，《中国社会科学》2期。

〔91〕 何怀宏（1996）：《寻求共识》〔J〕，《读书》6期。

〔92〕 褚孝泉（1996）：《理想、人性与革命》〔J〕， 《中国书评》总9期。

〔93〕 王铭铭（1997）：《皮埃尔.布迪厄：制度、 实践与社会再生产理论》〔J〕，《国外社会学》2期。

〔94〕 Karl Llewellyn,(1981) The Bramble Bush:On Our Lawand Its Study.

〔95〕 New York:Oceana Publications.

〔96〕 Bilton,T,Jons,( 1981) Introductory Sociology,London,Macmi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