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得到的评价非常高。
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内圣外王”的完人,后世无人能及。
《淮南子·修务训》赞美说:文王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
而且,文王不但道德和政治都是世之楷模,他的人生也完美无瑕:享年九十七岁,善终,生有百子。
但是,从相关史料看,事实未必是这样。
比如说,文王有史可查的儿子,只有十七个。
“百子”之说,应该源自《诗经·大雅·思齐》里的诗句:“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这里面的“太姒”,是文王的正妃;“百斯男”,是指她的儿子众多。
后人不明所以,牵强附会,说她生育了一百个儿子,从而以讹传讹,说文王有一百个儿子。
此大谬矣。
现在,人们想要了解文王,首选资料肯定是司马迁的《史记》。
我们读《史记》,会发现文王之所以成为大圣人,跟他的家庭培养是分不开的。
首先,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就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人。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说,古公亶父“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
他“积德行义”达到了哪一个境界呢?
薰育、戎狄前来攻打他,想得到他的财物,他二话不说,将自己的财物拱手相送。
薰育、戎狄得寸得尺,继续前来攻打,想得到他的土地和民众。
他的民众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想与之拼死决战。
他却息事宁人,甘心献出自己的土地和民众,非常高调地对民众讲了一通大道理,劝民众接受戎狄的奴役。
他说:“民众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能为他们谋利益。如今戎狄为了获得我的土地和民众发动了战争。但民众属于我和属于他们,又有什么区别?民众为了我去打仗,那我这个君主就等于是用民众的性命换来的,我怎么忍心?!”
他阻止了民众的对戎狄的抗争,带领着自己的亲属,悄悄地离开了豳地,渡过漆水、沮水,越过梁山,到了岐山脚下定居。
豳地民众惊觉古公亶父逃离,赶紧扶老携弱,渡过漆水、沮水,越过梁山,追赶到了岐山脚下,重新成为他的民众。
豳地民众这种“穿越万水千山也要追随你”的壮举,惊动了其他国家的民众。
这些国家的民众都认定古公亶父是个了不起的仁君,也纷纷前来归附。
古公亶父的势力因此迅速壮大了起来。
古公亶父的正妃太姜是个非常有贤德的女人,她一共生了太伯、虞仲和季历三个儿子。她处处以身作则,严格教导儿子,让他们在品德行为上不犯一丁点儿过错。
季历娶妻太任。
太任也是个非常有贤德的女人,她在生儿子昌时,“有圣瑞”——出现了圣人降生的瑞兆。
古公亶父惊喜坏了,连连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长子太伯、次子虞仲一听这话,感觉父亲话里有话,这明明就是想要传位给昌的节奏啊。
为了不让父亲为难,哥俩离家出走,逃到了荆蛮之地,和当地人融合在一起,纹身剪发,主动让位给季历,好让昌从季历那儿接位。
这样,古公亶父去世后,季历理所当然地继位,是为公季。
公季继承了父亲传下的仁德,专心推行仁义,遍服诸侯。
公季去世,儿子昌即位,是为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西伯遵循祖辈、父辈留下的成规,真诚地推行仁义,尊老慈幼,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吸引了众多人才前来投奔,这其中有闳夭、伯夷、叔齐、太颠、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等,真个是名士云集,济济一堂。
这个时候的商纣王神智昏乱,为政残虐,重刑辟,有砲格之法。
西伯流涕叹息。
有崇氏(今陕西户县)国君崇侯虎偷偷向纣王告密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
纣王不由分说,命人把西伯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北)。
闳夭等人急坏了,赶紧搜罗美女、良马、珠宝、财物,厚赂纣王。
纣王见到了美女,眉开眼笑,搓着手说:“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
他不但赦免了西伯,还赐以弓箭斧钺,让西伯拥有专征讨伐邻近诸侯的权力。
甚至,他还乐呵呵地把崇侯虎给卖了,说:“谮西伯者,崇侯虎也。”
重获自由后的西伯,想和纣王做一笔交易: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砲格之刑。
纣王想也不想,一拍大腿:成交!
西伯回到岐山,整顿兵马讨伐崇侯虎,但他闭口不谈私人恩怨,而是找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发表宣言说:“余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余将来征之,唯为民。”
民众心悦诚服,兵卒士气高涨,一下子就灭掉了崇国。
西伯的威望更高了。
诸侯有了争议,都不约而同地来找西伯作裁决。
虞、芮两国的人,有了争议不能解决,前来找西伯。
他们到了周境,看见到耕田者都互让田界,民众都尊重长辈,不由得自生惭愧,互相检讨说:“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他们握手言和,互相谦让而去。
诸侯听到这件事,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地说:“西伯盖受命之君。”
西伯受此鼓励,信心大增,而且,实力也不允许他低调。他积极开疆拓土,攻伐犬戎、攻伐密须、攻耆国、攻邘国,连战连捷,国土面积大增,把国都从岐山下迁到丰邑。
殷朝的祖伊大感恐惧,提醒纣王要严加提防西伯。
纣王不以为然地说:“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
周文王没有天命,他在迁都后不久就挂了,太子发即位,是为周武王。
武王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为左右手,师脩文王绪业。
周武王九年,伐纣行动开始。
武王郑重祭祀了上天主兵的毕星,然后制作了文王的牌位,用车载着,供在军营中。他“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告诫司马、司徒、司空、诸节说:“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
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
在横渡黄河时,有一条大白鱼跳入了武王的船中。
这是吉兆!
武王俯身拿起白鱼祭天。
晚上,有一团流火自上往下降,到达武王的营帐顶时,聚积成乌鸦状,颜色赤红,发出“魄魄”声响,摄人心魄。
这是大大的吉兆!
有八百个诸侯不约而至,相聚于盟津。
群情振奋,众诸侯都攘臂高呼:“纣可伐矣。”
但是,武王却说:“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
于是,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分头散去。
过了两年,太师疵、少师彊仓皇逃入周地求生,告诉武王,说纣王昏乱暴虐滋甚,杀比干,囚箕子。
武王于是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向东伐纣。
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伐纣战争,正式打响。
武王聚集了各路诸侯,在牧野一举击溃了纣王七十万大军。
纣王心死如灰,登上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武王挥军进城,亲自向纣王尸体射了三箭,然后下车,用轻吕剑击纣王的尸身,用黄色大斧斩下纣王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
大功造成,武王分封功臣谋士,师尚父为首封。
然而,《史记·卷三十五·管蔡世家第五》在记载“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时,特别提到“康叔封、厓季载皆少,未得封。”
这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奇怪的现象。
因为,《礼记·文王世子》中说:“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
刘宋人裴骃著作的《史记》集解也引用其同时代人徐广《史记音义》的说法:“文王九十七乃崩。”认为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
而按照《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的记载,武王是在文王死后十一年克殷的,这时候的康叔封、厓季载年幼没有得到封国,那么,他们应该是在十一岁以上、十五岁以下。
即使以他们是十五岁论,那也是在文王九十三岁时出生的。
这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有人会觉得,九十三岁的文王让一个年轻的姬妾怀上孩子,也不是没有可能。
问题是,查《史记·卷三十五·管蔡世家第五》可知,康叔封、厓季载都是周武王的同母弟!书中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厓季载。厓季载最少。”
即康叔封、厓季载和武王都是文王的正妃太姒所生。
另外,《大戴礼》中又明确记载:“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即周文王十五岁时就生下了次子周武王。
可以想象,生长子伯邑考的时间就更早了。
而周文王的妻子太姒,年纪应该与周文王相当,绝对不会小周文王太多。
道理明摆着,如果她比周文王小了两岁以上的话,就会出现在十一二岁时生育的怪象,不符合科学。
这么一来,周文王九十三岁生幼子康叔封、厓季载时,太姒也应该九十岁上下了。
这就很令人感到恐怖了。
九十岁的老妇人,还怎么生子?
根本不可能!
显而易见,《礼记·文王世子》说的“文王九十七而终”是错的。
那么,文王到底享年多少呢?
《大雅·大明》篇中说:“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啥意思呢?
这是说,周文王在即位之初与太姒结婚,乃是上天安排的良缘佳偶。
既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面又生了长子伯邑考,那么,他应该是在十三岁左右登位。
另外,《尚书·无逸》又记文王“享国五十年”。
则文王死年大概是六十三岁。
回到前面的话题,就算文王死于六十三岁,他死后十一年,他的幼子康叔封、厓季载为十五岁,即康叔封、厓季载在他五十九岁时出生,可信度还是很低。
问题出在哪儿呢?
最大的可能:武王不是在文王死后十一年伐纣,而是在文王死后一年就克殷成功了。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记:武王准备兴兵伐纣,伯夷、叔齐叩马劝谏,说您“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
文王死了十一年,尸首都没有安葬,根本就不合理嘛。
武王极有可能是在文王死后一年,甚至文王死的当年,就出兵伐纣了。
如果按这个时间点来推算,该年康叔封、厓季载十五岁,再往回推,他们出生时文王四十八岁,这才勉强说得过去。
但问题又来了,如果武王是在文王死后一年,甚至文王死的当年,就出兵伐纣了。那他的表现为什么这么急呢?而且连父亲的尸首都来不及安葬?
有人猜测,文王的尸首被毁,并且不在武王那里,所以没法安葬。
这个猜测相当靠谱。
《无逸》篇里面记载:周公曾悄悄对年幼的成王说:“文主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这个“惟中身”,之前人们理解为文王在中年受天命。但往细里推敲,应该是说文王中途殒身,以至于仅仅享国五十年。
武王之所“父死不葬”就急吼吼地兴兵伐纣,可不就是急于为父报仇吗?
《楚辞·天问》里因此而慨叹说:“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
也就是说,文王如果是享尽天年,寿终正寝的话,武王就绝不会不埋葬父尸,而如此急匆匆地兴师伐纣。
还有一个细节要注意。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说,武王祭祀了上天主兵的毕星后,将文王的牌位车载于军中,他“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
不用多说,把文王的牌位车载于军中,那是表示要完成父王没有完成的事业,同时,也彰显复仇的决心,以激励士气。
后来五胡十六国时代,前秦皇帝苻坚被羌人姚苌杀害,他的族孙苻登即皇帝位后,就将苻坚的牌位车载于军中,并命令将士在长矛镗甲上都刻上“死休”字样,反复与姚苌展开生死较量。
苻登的做法,与武王何其相像!
所以,武王伐纣,是专为复仇而来。
而且,他伐纣时自称“太子发”,那是由于文王惨遭横死,没有来得及交班。
武王伐纣的誓师词,可见于《礼记·坊记》所引《太誓》,里面反复辩说文王无罪,云:“予克纣,非予武,惟联文考无罪;纣克予,非联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意思是说:我若战胜纣王,并非我武功强大,只因亡父无罪;纣王若战胜了我,并非亡父有罪,只说明我无能。
看这段誓词,很有几分努尔哈赤进攻明朝时所发布的“七大恨”的气味,如果文王不是惨死在纣王之手的话,真说不通了。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看《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武王克殷成功后,他所实施的“亲自向纣王尸体射三箭”、“用轻吕剑击纣王的尸身”、“用黄色大斧斩下纣王的头颅”这一系列行动,我们才不会感到突兀。
要不,武王自称仁义之师,以有道伐无道,他在取得天下后,难道不应该宽宥对手?以向天下彰显仁德?
孟子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但对比一下过去的汤克夏,仅仅是放逐了夏桀而己。
而武王却把已经死去的纣王碎尸枭首,若不是有夺妻之恨,就是有杀父之仇。
那么,纣王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处死文王的呢?
应该就是在把文王囚禁地羑里时下的毒手。
这里有一个问题:文王是怎么被纣王囚禁的呢?
要知道,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外服制度。
商王的控制力仅限于王畿;附属国拥有极大的自主权。
文王是一方诸侯,哪能像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召岳飞那样,要你来你就得来,要你死你就得死?
所以,纣王必定是经过了一番血战,才囚禁到文王的。
而我们也知道,战争是需要成本的。
纣王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要付出这巨大的战争成本去擒捉文王呢?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说纣王是听信了崇侯虎的谗言——“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
《史记·卷三·殷本纪第四》里说的更扯:纣王重刑辟,有砲格之法。西伯闻之流涕叹息。
这两种说法都不大着调。
倒是郑注《尚书》引《大传》说得有点道理:“文王三伐皆胜,纣始畏而恶之,拘于羑里。”
即文王积极开疆拓土不是在“被囚于羑里”之后,而是在“被囚于羑里”之前,他攻伐犬戎、攻伐密须、攻耆国,连战连捷,严重地威胁到了商朝的统治地位。
《尚书大传》雅雨堂刊本直接一语道破天机:“西伯既耆,纣囚之牖里。”
“既耆”,今本《尚书》作“戡黎”。
《说文》的解释是:“黎,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从邑声。《商书》:‘西伯戡黎’”。
即耆也称“黎”,在现在的山西长治市南,与商地连壤。
“西伯既耆”,那是在向商的中心地带进攻了。
即是这样,纣王就必须有所反应了。
《左昭四年传》中记:“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
“搜”,可以理解为检阅军队,也可以理解为用兵。
这里,应该理解为用兵。
即纣王领兵去耆地跟文王干了一仗。
文王的势力已延及至东海、江淮一带。纣王与文王干了这一仗,擒捉了文王,东夷人大为不满,发动了叛乱。
《左昭十一年传》又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即纣王囚文王之后,又发兵讨伐东夷,导致国内兵力空虚,结果遭遇了武王伐商,国灭身死。
一句话:纣王囚文王、殷讨东夷、武王伐纣等一连串事件是紧密相连的。
同时,纣王擒获文王后,是不可能放虎归山的。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里面说,闳夭等人听说文王被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北),赶紧搜罗美女、良马、珠宝、财物,厚赂纣王,文王不但得免,还得纣王赐弓箭斧钺据有专征讨伐邻近诸侯的权力。
此说并不可信。
《左襄十一年传》里面的说法更荒唐,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
囚禁文王七年,天下诸侯都申请做他的囚友,和他一起受囚,这是开玩笑吗?
纣王因为众诸侯的表现感到害怕,从而释放了文王?有这个可能吗?如果真这样,纣王还不如咬舌自尽死了算了。
《楚辞·天问》里有提到:“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意思是说:圣人的德行相同,结果却异,梅伯被剁成肉酱,箕子佯装疯狂。
按照《楚辞·天问》的说法,梅伯和箕子都是圣人。箕子其人其事及其言论在《尚书》、《周易》等先秦文献中屡有出现;“梅伯”却非常奇怪,虽然《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淮南子》、《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等书也提到过这的名字和其被“醢”的记录,却都不知其为何许人也。
其实,这个“梅”通“某”。
即“梅伯”就是“某伯”。
这个“某伯”应该就是“西伯”,即周文王。盖因其“受醢”,死得不光彩,屈原为尊者讳,没有直说。
有人可能会问,《天问》又有提到“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这里为什么不为尊者讳了?
但这里的“西伯”是指的是周武王。
结合上下文的意思,是纣醢了文王之后,把肉醢赐给武王,以此来震慑周人。武王上告于天,亲自执行上帝对殷商的惩罚,殷商命数由此无可救药。
不用说,文王这个悲惨的死法是周人的奇耻大辱。
周人为了维护文王的“完人”“圣人”形象,从而编造出了文王从羑里获释归周的故事。
《太公金匮》里就出现有文王从羑里归后与姜太公的一段对话:“天下失道,忠谏者死。予子伯邑考为王仆玉,无故烹之;囚予于羑里以其羹歠予。”
可惜的是,被剁成肉酱、被用来烹煮的人,并不是伯邑考,而是文王本人。
最后补充一下,武王克殷商之后不久去世,成王即位。因为成王年幼,周公不得不亲践天子之位,摄政治理天下。
这也再次证明《礼记·文王世子》说的“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是一个大谎言。
很难想象,武王已经九十三岁,而他的嫡长子还未成年。
如果说文王横死于六十三岁时,武王比他小十五岁,即该年武王四十八岁。再过两年武王死,则武王死年才五十岁。
不管如何,武王年寿虽然不永,但算是善终;文王虽比武王多活了十三岁,却是横遭肢解烹煮,惨烈至极。
《史记·管蔡世家》中记载的关于姬昌的儿子中,就连姬发都记录的是周武王,而不是姬发这个名字。
所以古代男女起名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贵族家的女子满15周岁的时候才会取正式的名字,她们的名字是带有姓氏的,之所以女性带有姓氏,是为了避免近亲结婚的后果。以前氏族之间经常通婚,因为男子不根据血缘取姓氏,所以女方并不知道男方是不是自己的哥哥或是亲戚,加以区分的话就会让男方加以避免了,这就叫“男子称氏,女子称姓”。
除了男女的差异之外,男子取名字还要看在兄弟之中的排行,从姬昌的儿子中就可以看出来,有伯、叔、季什么的。就拿毛叔郑来说,“毛”指的是封地;“叔”指的是排名,“郑”就是他本来的名字,所以他原来其实是叫“姬郑”的。但是大家称呼他的时候,可以叫“郑”,也可以称他为“叔郑”或者“毛叔郑”,但是千万不能叫他“姬度”,因为那是大不敬的。
但是有一些人因为有着特殊的爵位或者是王位,所以就可以不按上述的安排取名字。比如说周武王和周公旦,如果大家都叫他“鸡蛋”的话就是相当不尊重人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人头不保。伯邑考的名字和其他几位兄弟由不一样了,因为他在还未建立周朝的时候就死了,所以并没有封地之类的,所以把他的排名“伯”放在了第一位,而“邑考”则是在他死后祭祀所用的尊称,表示尊敬和怀念。
在《史记·卷三十五》记载,本来姬昌是立伯邑考为太子的,但是经考察之后,觉得姬发比伯邑考更有治国的才能,所以就立了姬发为太子,而且伯邑考在建朝之前就去世了,所以为了纪念他,才称作伯邑考。在那个时代,名字和地位是挂钩的,如果放到现在,还不知道有几个人能保持原来的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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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昌在建立周朝之前曾担任姜子牙的大夫。他为什么能够长寿呢?这是因为他的智慧和品德。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而周朝的历史也被分为古代和回语两个时期。在古代时期,周朝的发展并不顺利。但是,在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帮助下,周朝得以顺利发展。周武王的政策过于残酷,导致人们不敢说话。在街上遇到熟人也只能用眼神示意,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
周武王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发动了伐纣之战,但他却不听从忠言,反而大怒。他找来了魏国的巫师监视那些诽谤他的人。他的政策过于残酷,导致人们不敢说话,就算在街上遇到熟人也只能用眼神示意。
三年后,人们忍无可忍,发动了。周武王在赵公虎的帮助下逃走了。平息后,周武王在周公和赵公虎的辅佐下恢复了西周的繁荣和力量,使周朝再次得到了人民的信任。
周朝始于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后建立周朝,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沣河以东)。周成王即位后,在周公的协助下,营建了新都成周(今河南洛阳),并大封诸侯,命周公制定礼乐,加强了周朝的统治。
周康王统治期间,社会安定,人民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
周懿王继位后,政治日益,国势不断衰落,西戎多次入侵,被迫将都城迁至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周厉王时期,私有土地的发展导致了奴隶制危机的到来。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标志着王权的衰落。周宣王不籍千亩标志着井田制在王畿内的崩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和申侯杀死。次年,周平王东迁至洛邑,东周开始。
周文王姬昌。周文王(前1152-前1056),又称西伯(意为西方诸侯之长),是周朝的建立者之一,被尊为玉季(周朝建立后的尊称)。
姬姓名昌。在先秦时期,贵族有姓有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因此,虽然周文王姓姬,但不叫姬昌。“姬昌”一说是在东汉时期形成的,后世因此称周文王为姬昌。
需要说明的是,周文王的谥号是姬发追封的,因为他生前并未称王。
周武王姬发是西周王朝的开国君主,周文王的次子,因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残杀,故得以继承王位。他在公元前11世纪消灭商朝,夺取全国,建立了西周王朝,表现出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周武王死后被谥为“武”,世称周武王。
周成王姬诵是周武王的儿子,是中国西周第二代天子,谥号成王。周成王继位时年幼,由周公旦辅政,平定了三监之乱。周成王亲政后,营建了新都洛邑,大封诸侯,还命周公东征制定礼乐,加强了周朝的统治。
公元前1021年,周成王驾崩,享年35岁。周成王和他的儿子周康王(姬钊)统治期间,社会安定,人民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被誉为“成康之治”。
周康王姬钊是周成王的儿子,是西周第三位君主,因其父亲成王担心太子钊不胜任,故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周康王即位之初,在召公毕公的辅佐下,继续推行成王的政策,加强了统治,同时平定了东夷和大反,征讨了鬼方。《小盂鼎》铭文所记对鬼方的征讨,斩获众多,仅俘人即数以万计,顾成康之际,天下安宁。
旧史家夸称,当时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周康王在位26年,病死于镐京,葬于毕原,天下安宁,人民不犯法,被称为周朝盛世,成康之治,五周昭王姬瑕。姬瑕(公元前?年-公元前977年),即周昭王,是中国周朝第四代王,也是华夏族,生活在镐京(今陕西西安长安区)。他的名字是姬瑕,是周康王的儿子。《史记》中称他为昭王,而在西周的青铜器上,常称他为邵王。
周昭王想要继承成康的事业,继续扩大周朝的疆域。从昭王十六年开始,他亲自率领大军南征荆楚,经过唐(今湖北随州西北)、厉(今湖北随州北)、曾(今湖北随州)、夔(今湖北秭归东),到达江汉地区,并获得了许多财宝,铸造了青铜器来铭功。
周昭王十九年,他亲自率领六师军队南攻楚国,但不幸全军覆没,周昭王也在汉水之滨去世,享年约60岁。周穆王姬满,是周朝第五位帝王,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被称为“穆天子”。关于他的传说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穆天子传》。周厉王姬胡是周夷王的儿子。
周厉王是一位暴君,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导致周朝的国势日益衰弱。他还横征暴敛,虐待百姓,禁止国人谈论国家政事。公元前841年,国人发动了暴动,他被迫流亡。周幽王姬宫涅是周宣王的儿子,西周末代君主。姬姓名宫涅(也称渥),生于周宣王三十三年(公元前795年)。据干宝《搜神记》记载,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782年),他即位,公元前794年。继位后,自然灾害严重,包括泾河、渭河、洛河在内的“三川”都发生了地震。他贪婪,重用虢石父等人,进行专利,废嫡立庶,废除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并加害太子宜臼,导致申侯增侯和犬戎各部进攻周朝。周幽王为取悦褒姒,多次在骊山烽火台上点燃烽火,失信于诸侯。结果,他被犬戒兵杀死在骊山之下,导致西周灭亡。
周携王姬余臣(约前760年-约前750年),姬姓名余臣(也称“余”),生年不详,是西周末年的周幽王废黜了申后和她所生的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她的儿子伯服(也称伯盘)为太子。这场政治斗争后来演变成了战争。
西申侯联合奚国等诸侯和犬戎与周军作战,周幽王失败,西周灭亡。西申侯等人共尊宜臼为周王,即周平王。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为王,史称携王,二王并立,但相持了一段时间后,晋文侯杀掉了携王,结束了二王并立的局面。
周平王姬宜臼(约公元前?-前720年)是东周第一代王,是西周幽王的儿子,姬姓名宜臼。他在公元前770年至前720年在位,自此,东周时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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