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不设宰相,但名义上也有宰辅的称呼,如果身兼军机大臣、大学士两职,则有宰相之实,若仅有大学士一职则有宰相之名。不管是“实”还是“名”,前提都得是内阁大学士。
清代官制,文职的最高品级为内阁大学士,秩正一品。当然这里说的是实职,诸如太师、太傅、太保这一类的虚衔不算在内。按照正常的晋升程序,汉人升任大学士者一般为协办大学士、各部尚书及左都御史,如果是满洲贵族、皇亲国戚,则渠道较多,全凭皇帝的个人意愿。那么正常情况下,从一品的尚书升任正一品大学士有多大的难度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清代的内阁大学士情况
清代的内阁沿袭明代,但在关外时期称为内三院。天聪十年,设内三院,即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顺治初年,设满、汉大学士,兼各部尚书衔,无定额。顺治十五年定,以大学士分兼殿阁,分别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
康熙年间,满、汉大学士率用四员,至雍正年间,多用至六员,且定大学士品级为正一品。乾隆十三年,大学士殿阁衔改四殿二阁为三殿三阁,即省去中和殿,增入体仁阁。乾隆十三年上谕:“内阁居六卿之首,满、汉大学士应有定员,方合体制。嗣后著定为满、汉各二员。其协办满、汉或一员或二员,因人酌派。”
在这道上谕中,乾隆帝还特别指出:“补授大学士,由内阁请旨,其中人选惟六部尚书和左都御史而已,内大臣及外总督等官拜者,乃出特旨,不在开列内。”
从以上介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学士人数最多时为6人,正常情况下仅有4人,且通常情况下,是在六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和左都御史进行挑选升任。如果以品级而言,升任大学士者皆为从一品官。
清代堂官实行的是满汉双轨制,六部共有尚书12人,都察院左都御史2人,外加协办大学士2人,共计16人。以这个比例来看,升任大学士的机会不算低,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会定格在从一品的这个位置上。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1、六部尚书、左都御史的平行调动更多
六部虽然在行政级别上是平行的,但其政治地位有着显著的差别。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被形象地比喻为“贵、富、贫、武、威、贱”。以实际地位而言,吏部的地位最高,明代时期,吏部侍郎和其他五部的尚书相当。
也就是说,如果从工部尚书调任为其他五部尚书,名义上是平行调动,实际上就是升级。换言之,如果吏部尚书调任为礼部尚书,则是明升暗降。这种情况十分多见,比如康熙时期的陈廷敬,从工部调任户部,再调任吏部,前后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品级不动但地位得到提升。
当然,同样是平级调动,还有一人身兼多部尚书的例子,这也是常有之事,如乾隆时期的和珅,身兼户部、吏部、刑部三部尚书,这种情况也属于升级。还有的是从尚书调任为左都御史,或是左都御史调任尚书。有清一代,在尚书任上一干就是数十年的大有人在,较为理想的就是从地位一般的部平调到吏部或是户部。
2、升任大学士需按资排辈,和一般的晋升有所不同
大学士名义上都是正一品,但其地位略有差别,顺序从高到低为: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后来变成: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大学士的迁转也大多按从体仁阁至文华殿这样的顺序迁转。
一般情况下升任大学士之人都是德高望重或是建有特殊功勋者,除非犯有重大过失才会被革掉大学士一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而且到了这个级别,基本不存在到年龄退休的情况,都是一直干到死。也就说,只有等到坑腾出来了,剩下的萝卜才能填进去。
上面说到晋升大学士必须是六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和左都御史,但实际情况却是协办大学士享有优先权,大学士一职空缺,首先是协办大学士加以补充,这种情况到了清中期以后几乎成了常态。晚清时期,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他希望跻身内阁大学士,于是便让袁世凯去游说李鸿章,希望他辞去文华殿大学士一职,好让他填补协办大学士的空缺。
从一定程度而言,尚书想要成为大学士,首先要取得协办大学士这一资格,尽管他们的品级都是从一品,但这一步必不可少。当然这并不绝对,特例总是有的。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像兵部、刑部、工部这样的尚书,直接提拔为大学士的机会并不大,他们需要先升任吏部、户部、礼部尚书后,才有可能获得提拔。
3、年龄始终是个无法突破的坎
从初入官场到官居尚书,这对于大部分官员来讲,已经是十分幸运了,就算是火箭式的提拔,晋升到尚书这个级别恐怕也要步入晚年了。清代进士的平均年龄大致是34岁,到了尚书这个级别至少也要五十岁以上了,只有那些健康状况十分良好的人,才有可能被进一步提升,位极人臣。
年轻官员被提拔为大学士的例子不是没有,但这基本和汉人无缘。这种情况在乾隆朝较为常见,如遏必隆之孙讷亲于乾隆十年被提拔为保和殿大学士,年仅25岁;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于乾隆十三年被授予保和殿大学士,年仅27岁;和珅于乾隆五十一年任文华殿大学士,时年36岁。
由从一品的尚书升任正一品的大学士难度之大或许还不够直观,那么我们以两个著名的汉大臣——陈廷敬、刘墉为例进行说明。
陈廷敬是康熙朝著名的大臣,一度被倚为心腹。他于顺治十五年(1658)中进士,时年21岁,可谓少年得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跨入从一品这个阶梯。但此后一直在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任上来回转圈。直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才拜为文渊阁大学士,由从一品到正一品,陈廷敬头尾走了二十年的时间。
刘墉是乾隆朝的名臣,他于乾隆二十年(1755)中进士,时年32岁。乾隆四十六年(1781)升任左都御史,此后一直在左都御史、直隶总督、吏部尚书等任上转圈,直到嘉庆二年(1797)年,才升任体仁阁大学士,由从一品到正一品,刘墉走了十六年的时间。
像陈廷敬、刘墉这样备受皇帝宠信的官员尚且如此,那么可想可知,其他人的升迁难度有多大了。入阁拜相、位极人臣对于绝大多数高级官僚来说,无疑是一个难以突破的坎。
“六卿”到“四卿”
前期的六卿轮流执政时期,此时他们的力量大致相当,维持着一种相对均衡的政治局面。但是各自在暗中都加紧增强经济军事实力,建设牢固的根据地,为下一步更大的兼并做准备。
第一次极为重要的六卿之间的兼并战争,以范氏、中行氏和邯郸赵午为一方,以赵氏、韩氏、魏氏与智氏为另一方。双方的攻伐进行了六七年,一直到公元前490年,赵鞅率大军全力,范氏和中行氏被灭,战争结束。从此赵鞅(赵简子)“名为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史记•赵世家》)。
韩赵魏形势图
“四卿乱政”
从公元前490年范氏和中行氏被灭到公元前458年智瑶代赵鞅为政,此间的30多年四卿维持了一种相对均衡的局面。
智瑶掌政不久,便灭了晋东戎狄仇由国(今盂县东北),并向河北定县一带拓展势力范围。公元前458年,赵襄子灭代。公元前454年,智瑶伙同韩虔、魏驹、赵无恤瓜分了30多年前范氏和中行氏的全部封邑,引起晋出公的强烈不满,欲借齐、鲁之师驱逐四卿。于是四卿联合起来围攻晋出公,出公匆忙逃往齐国,却半路身亡。智瑶另立晋昭公的曾孙姬骄为国君,是为晋哀公。
此时,智瑶借机向韩、赵、魏三家索取领地。韩、魏都惧怕智氏,割地给智瑶,只有赵襄子拒绝。于是,智瑶联合韩、魏进攻赵氏,赵襄子奔保晋阳,从而揭开了晋卿第二次极为重要的兼并战争。
韩、赵、魏联合灭智氏
智瑶率韩、魏联军追至晋阳,连续三个月攻城不下,就引汾水淹晋阳。“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史记•赵世家》),危在旦夕。赵氏谋臣张孟谈冒着生命危险去见韩康子、魏桓子,向其陈述利害。终于使韩、魏倒戈,引晋水反灌智伯之师,并趁乱从侧翼袭击,赵襄子率晋阳之师从正面攻击。智军大溃。韩、赵、魏联军遂擒杀智伯,并尽分其邑。
至此,晋公室已是名存实亡,晋国大部分领土为韩、赵、魏三家所有。
“三家分晋”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三家的诸侯地位,晋国最后一位国君晋静公被废为庶人,史称“三家分晋”。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继之是韩、赵、魏三国的雄起。霸权政治结束,兼并的序幕得以开启。“三家分晋”作为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界点,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是当时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标志。
首先,在政治上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建立和强化集权专制统治,废除世卿世禄,选贤举能,奖励军功,实行俸禄制,由君主贵族联合执为中央集权制;
其次,在经济上,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土地私有得以确立,出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和自耕农;
再次,军事上以富国强兵为改革动力,积极推行军事改革,发展军事力量;
第四,文化上,法家学说成为各国推行变法运动的思想理论武器,促使思想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为日后“大一统”的到来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