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嫁难从夫(出嫁难从夫古灵顺序)

近期，有媒体报道，截至2021年，全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约为2.39亿人，引发关注并冲上热搜。在感叹单身数据庞大的同时，值得思考的是，将单身人口年龄界定为15岁以上是否合适？单身人口愈发增加，将带来哪些影响，社会要做怎样的准备？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在《有识》栏目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用15岁作为单身口径是错误的，真实的单身人口数量绝对要低于2.39亿。但需要关注，长达40年左右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造成了一些人的被动单身。有3000万以上的男性，找不到中国老婆。

原新曾是原国家计生委的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专家组组长，他指出，数以千万计的男性缺失与之婚配的适龄女性已是既成事实，由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埋下男女婚姻年龄段人口数量不匹配的性别失衡社会问题已经开始呈现，以此为背景所形成的婚姻挤压、结婚人数减少、失婚和离婚率上升等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开始显露，必须积极主动应对性别失衡社会。

以下为对谈实录：

单身概念与定义仍模糊

问：根据媒体报道，《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约为2.39亿人。把单身人口的年龄界定为15岁以上是否合适，单身人口数量是否被高估？

原新：2.39亿的数据肯定是不对的，真实的单身人口数量绝对要低于2.39亿。

这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单身的定义是什么？实际上目前对单身还没有确切的定义。所以在概念不清楚的情况下，数字也是不清楚的。二是为何说这个数字不对呢？因为中国法定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而15岁还在上初、高中，15-22岁期间没有结婚也很正常，所以用15岁作为单身口径是错误的。

那2.39亿的数据是如何得来的？在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婚姻构成没有短表数据，而是长表数据。两者的区别在于，短表数据是对100% 人群调查，长表数据是只调查10%的人群。所以，按照长表数据的结构来推算的话，2020年人口普查的全国总人口是14.1亿，15岁以上的人口是11.56亿人，占全部人口的 82.03%。其中15岁以上人口的婚姻构成中未婚是2.22亿，占19.21%；有配偶的是8.40亿，占72.67%；离婚人口是2750万人，占了2.38%；丧偶人群是6639万人，占5.74%。而2.39亿比未婚人口多，我推测这里面很有可能把丧偶、失婚无子女的一些人也算在内了。

为何要用15岁以上的人口来统计，这是源于人口统计学对人口年龄的划分。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口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0-14岁称之为少年儿童人口，15-59岁或者15-64岁称之为劳动年龄人口，60岁或者65岁以上称之为老年人口。

这样划分在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早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当时人们受教育程度低，15岁以上就去参加劳动是正常情况。但现在在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上完大学基本都已经22、23岁左右了。目前还沿用这样的标准去划分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显然存在问题，但从学术上也并没有进行纠正。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统计按照年龄划分只是为了统计分析上的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把15岁以上的未婚人口称作为单身，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错误。

单身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首先，普查数据调查的是2020 年人口普查时点上的婚姻结构，但我认为单身应该是个时期概念，而非时点概念，即需要至少有一段时期没有在婚姻状态。其次，世俗与法律上对单身的理解也不同，在民间，尤其是偏远一些的农村或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办酒婚姻”“请客婚姻”，即请了客、办了酒席就大家就认为是结婚了。但这在法律上并不认可，法律必须要有结婚证。这些都导致了单身的概念较为模糊。

即便仅仅考虑法定结婚年龄与平均初婚年龄，单身人口的数量肯定就会低于现在以15岁为标准的人数。

问：当前对单身没有明确的定义，你认为哪些人可以称之为单身，该如何界定单身？

原新：界定单身应该有一个意愿概念。一类是有结婚意愿，但是的确找不到配偶；第二类是没有结婚意愿，压根就不想结婚。一个是被动选择，一个是主动选择，我把前者称之为失婚人群，后者称之为不婚人群。

第一类失婚人群，其实他们是被动的，有可能是由性别失衡、迁移流动、灾难性事件导致的单身，例如俄乌冲突中肯定有很多男性死亡。而第二类不婚人群，是一个主动的现象。

此外，可以再把这个概念延展一下，也就是属于婚姻变故之后的一种单身结果，即离异后的单身，丧偶后的单身。

严格界定的话，失婚和不婚两个群体才应该是单身的人群。如果再增加一个法定结婚年龄为前提，把法律的底线加进去，这样可能就更精确了。

失婚多为男性、不婚多为女性

问：为何我国单身人口多，背后有哪些原因？

答：首先，从失婚人群，也就是被动单身的人群来看，主要原因是长达40年左右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失婚人口大多为男性。

出生人口性别比通常指年度平均100名活产女婴对应的活产男婴数，正常范围在105±2(女性=100)。按照人口的大数定律，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男性的死亡概率均高于女性，性别比随年龄增高呈现一条逐渐下行的曲线。出生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是由生物学因素所决定的自然规律，出生人口性别比平均值一般为105上下。

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发现出生性别比达到了108.5，高于了正常值的上限值107，从那以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一直就在波动上升。到2004年达到了最高值 121.2，然后在国家的大力治理之下开始下降，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差降到了 111.3,2021年的统计数据是108.3。

也就是说，出生性别比80年代初期开始偏高，到2004年达到最高峰值，然后开始下降。这和出生人口对应去计算的话，即从1980年到2021年，中国一共出生7.99亿人，这7.99亿人的平均出生性别比是114.4，按照105的基础来推算的话， 42年间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了大概3400-3500万。

这意味着，至少中国有3000万以上的男人，如果想结婚，找不着中国老婆。因为过去42年，我们先天性地缺失了同等数量的女婴。如果要是按照年龄对等的原则来说，那也就是42岁以下的男性，少了3400万到3500万的女性。

对于主动的单身，也就是不婚，这是因为现代婚育观念的改变和家庭婚姻、家庭文化的变化，导致一部分人群不愿意结婚了，这个相对来说是女性居多，也有人把它单一的归为女性，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也有一些有条件结婚的男性，他也选择不婚，所以只能说女性居多，男性也有。

为何主动选择不婚？很多人把这个归结为是倡导男女平等的结果，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女性的自主能力、收入能力、教育能力、就业能力提升。女性自我实现的状况的改变，实际上导致了有一些女性真的就放弃婚姻了。

这些都在改变着整个社会环境，也导致一部分人不愿意结婚。当然不是说不婚是不好的事情，这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婚，无所谓好坏。未必人家不结婚将来日子就不好过。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不结婚将来没人养老，但实际上不结婚的人不养孩子、不养丈夫、老婆，存下来钱照样可以养老。

对于失婚和不婚的人群特征，有着全世界共同的规律。失婚的男性人口大部分是在社会的底层，而不婚的女性人口多半是在社会的顶层。所以这两个人群是配合不到一块的，英语叫 match 不到一块儿的。所以对于有很多人说让他们结婚，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问：性别比例失衡背后有哪些原因，会带来什么问题？

原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综合性原因，而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让少生，导致了人们又要选男孩，又要少生。在早期阶段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到后期阶段，比方说二孩政策放开了以后为什么还偏高，三孩政策放开了为什么还不正常呢？这解释不通。即便是在允许生二孩的一些地区性别比还是偏高的，所以不能把性别比例失衡完全归结为计划生育。我觉得它和中国生育率快速下降是有关系的，生育率快速下降有计划生育的因素，也有内生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所以，我认为别把它归一为单一的因素。

我当过大概十多年原国家计生委的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专家组组长，对于这个结果，我的看法是，随着年龄的推移，该出现什么事情，它一定会定期出现的。比方说青少年时代、儿童时代多点男孩、多点女孩无所谓。但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到了结婚以后的年龄，就会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婚姻的竞争性在增强，比方说彩礼的增加，比方说婚姻选择性的增强，甚至说结婚成本的上升，这些可能都是它的一个表现。第二个，结了婚以后的家庭稳定性也会受到挑战，因为毕竟有三千多万的男性结不了婚，所以离婚率有可能还要上升。

再者，这些男性也有青壮年时期，也有生理需求，所以可能由性导致社会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都有可能增加，这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再往后，这些人也会变老，老了以后他既没有后代，也没有老伴。现在国家基本养老保障服务上面也说得很清楚，这些无子女的，我们叫鳏寡孤独，都是养老特困人群。这都是国家兜底的，它又增加了养老的复杂性和养老的压力，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彻底恢复至正常区间的难度很大；性别失衡问题不会自然消失，是长周期事件，贯穿于整个生命周期，大龄未婚男性需求短期内不会自动解决。因此，必须积极主动应对性别失衡社会，以国家统筹治理模式应对性别失衡问题。

要加强全程干预，形成以国家牵头指导、省级属地负责、县级服务创新的立体化治理机制，疏通堵点。同时，要加强顶层设计，将性别平等观念融入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从源头弱化男女不平等。并且，还要加强重心下沉，提高基层重视程度，及时总结推广治理经验。此外，还要注重整体协调，原因治理、后果治理和风险治理多头并重，个体、家庭和社会多方参与，建立一体化的综合治理机制。

提前做好应对大龄未婚男性养老政策储备

问：如何看待单身人口增多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原新：我觉得要保持平常心去看待单身人口的增多。因为一方面有一部分人想结婚结不了，这是性别选择的结果。我开玩笑说，他父母亲在做性别选择的时候，后果是子女在承担。这个也是没办法，已经造成既定事实了，我们就得要承认这个事实，在这个基础上尽量地去弥补。比方说，我刚才说的养老保障制度，把这些没有子女、没有配偶的老人都列为了特殊困难老人，那么由国家来兜底保障，同时对于刚才提到的可能造成社会治安的问题也需要防范，类似这些东西都要去做。

其次，我不认为单身人口增多是好事或者坏事，实际上整个青年群体的婚姻和家庭的这种多元化、多样化趋势已经愈发普遍，社会对婚姻家庭多元化、多样化也越来越包容。

再者，对社会发展方面，可能会挑战一些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传统模式，一些新现象的出现，我们应该有相应的管理、服务、治理的方案要出来，这块要及时跟上，既然社会已经包容它了，那么就应该有相应的一些东西来供给。

例如对经济上来说，单身人群的消费和一般人群的消费是完全不一样。除了生存的必须消费外，单身人群还有很多特殊消费。例如，根据中国宠物研究的报告，在2010年到2020 年十年之间，中国宠物行业的消费市场的总量从134亿增长到727亿，翻了有五六倍，占全球宠物市场的份额达到了8.1%。当然，不能说这全都是单身人口造成，但和单身应该有一些关系，和家庭子女的减少应该是有一些关系的。

另外，单身人口的文旅、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对于智能设备、智能玩具的使用和消费也会变化，他们毕竟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所以他的经济压力会相对来说小一点。

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人说单身人群可能会更多刺激消费，但其实这也不准确。因为单身人群表现出的其实是多样化特征。例如，在住房租赁和住房消费方面，可能一个人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可能会往小型化发展。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些人就根本没有买房的欲望了，像日本、韩国的一些单身人士，只需要维持一个最低的生存需求，也不愿意去就业，呈现出低欲望社会的很多特征。如果大家都低欲望了，那也刺激不了消费。

对此我的态度也很简单，既然单身人口增多了，那么就要接受它，对于这样一个社造成的经济社会方面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去积极地去服务、管理、治理这些方面，去积极地去适应和应对。

问：单身人群的增加对社会养老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考验，政府、社会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或应对措施？

原新：中国的传统家庭，在低生育率的大潮之下，呈现出了一个多样性、多元化的变化。例如，人们不结婚了，不生孩子了等等，这样使得传统家庭的一些功能和能力被削弱、转化了。传统的家庭功能被外化到了市场，外化到了社会。这就需要社会化、市场化的服务，政府管理治理能力都相应有一些更新和应对的举措。

失婚与不婚老人缺失伴侣和子女，导致其家庭养老支持出现代际断点，其对社会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的依赖时间更早、程度更高，届时社会养老需求将会积聚爆发。一是早期介入，早做准备，城市“三无”人员、 农村“五保户”和特殊困难群体中男性失婚的可能性较大，应增强风险预警，将其纳入社会管理范畴，提高福利性保障，改善其和家庭的脆弱性。二是关口前移，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覆盖面，提前做好针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养老政策储备。

本文源自金融界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广州日报”，原文发布于2023年9月19日，原标题为《资产过亿却不肯出钱救重病儿子？全职太太起诉富豪丈夫，网友却都在心疼孩子……》。

近日上海有这样一个案子

引发网友热议

一上海姑娘

在当全职太太的第四年

将丈夫陈易新告上法院，

要求分割婚内财产，

理由是她曾苦苦哀求丈夫出钱，

救治重病的儿子，

但丈夫却借机拿捏。

•2022年8月26日，一审法院支持女方的诉请，判决将丈夫股票账户中的150余万元分割给女方，此后男方上诉。

•在2023年3月23日，上海市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女方的全部诉请。

法庭上，

双方就父亲到底算不算

消极支付医药费，

展开了辩论。

究竟是什么样的矛盾

让孩子的健康

成为父母打官司的“赌注”？

一切从孩子确诊重病开始

许欣文和陈易新的儿子小宝，出生于2016年，满月没多久，就被确诊为先天性单纯红细胞再生障碍贫血症。

2018年，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许欣文辞去高薪工作回到家中成为了一名全职太太。

为了救儿子，许欣文和陈易新四处寻找合适的移植供体，还尝试过做试管婴儿，但都没有结果。

从2016年到2020年，小宝一直是进行保守治疗，等待合适的脐带血。2020年，小宝病情突然恶化，开始出现耐药表现。医生告诉许欣文和陈易新，不能再等了。

其实早在小宝确诊时，许欣文和陈易新就去做过配型，结果是妈妈不匹配，爸爸配上6个点，移植成功率百分之六七十，并不能百分百有把握。但此时情况危急，容不得他们再等了。

但就在这时候，

陈易新拿出一份协议，

让许欣文签字

放弃市值上亿的房产，

否则拒绝配合骨髓移植。

这些房产是陈易新婚前购买的，但婚后有还贷，按照法律规定，婚后的增值部分许欣文是有份的，但为了儿子她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许欣文说，骨髓移植关乎小宝的生命，为了儿子，自己什么都可以放弃。此时在许欣文看来，丈夫是爱小宝的，但丈夫并非只有小宝这一个儿子。她不敢赌，所以她答应签字并去做公证，但有一个要求，就是要陈易新写下一份保证书，承诺自己放弃房产后，全力配合小宝的治疗，陈易新答应了。

法庭上，

许欣文的代理律师认为，

这份公证书和承诺书

就能证明陈易新

消极对待儿子的治疗。

但陈易新的代理律师提出，

这份协议的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许欣文曾经虐待了继子。

妻子虐待继子

丈夫曾提出离婚

陈易新比许欣文大10岁，家中世代经商，颇有家底。2014年，陈易新和许欣文在一次朋友聚会中相识，当时，陈易新离异并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但他的彬彬有礼让许欣文心生好感。当时的许欣文未婚，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言谈中的自信大方也吸引了陈易新，两人很快开始交往。

许欣文说，当时她并不知道，陈易新的情史会比他所坦白的要复杂得多。直到两人结婚后，她才发现丈夫曾有过两段婚姻，并和三个女人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跟着他们生活。

由于陈易新工作繁忙，许欣文和保姆需要照顾小宝和两个继子。保姆说，许欣文苛待儿女，吃个零食都要看她脸色。但在许欣文看来，小孩子本就不该多吃零食，自己是真心对待这两个孩子，才会严格限制。因为孩子教育，夫妻俩互相指责，争吵不断。

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陈易新觉得忍无可忍，甚至提出离婚。有一天，陈易新回家，发现前妻生的儿子被打得全身青紫。

许欣文承认自己情绪失控下手没有轻重，当时孩子半夜不见，她在家中找了很久，因为孩子躲起来不肯出来，以前又有过威胁自杀的闹剧，所以她在终于找到孩子时，瞬间情绪崩溃。

陈易新说，当时自己对许欣文殴打儿子的行为非常恼怒，提出了离婚。而这份协议也是因为许欣文不肯离婚而主动要求签署的。

许欣文说，这几年里，她变卖了婚前的名牌包包和首饰，作为一个全职太太，她没有任何收入，孩子的病情，也让她无暇再去找一份新的工作，想给小宝好的生活和医疗，就只能向丈夫伸手。

而在陈易新看来，所有的矛盾、争吵都是起因于许欣文的贪心和偏心。

终于匹配到了脐带血

孩子的治疗费又成矛盾焦点

在2021年，一个好消息终于来了：脐带血库找到一份和小宝对上八个点的脐带血。但还没等到小宝进移植舱进行手术，许欣文就来到法院起诉，要求分割财产。许欣文说，随着和陈易新争吵不断，矛盾进一步恶化。许欣文认为，陈易新开始拖延小宝的治疗。

录音中，陈易新表示只愿意出小宝一半的费用，包括医疗费。身为全职太太，让她负担儿子一半的费用，其中还包括高额的治疗费用，在许欣文看来，这就是恶意拖延救治。

陈易新则表示，自己从未拖延救治，所谓医药费一人一半，也只是一时气话，说说而已。

在许欣文看来，是法院的威慑力，才迫使陈易新缴纳了医药费，让小宝的手术顺利进行。但对于小宝来说，手术成功并不意味着痊愈，还有排异这道关要闯。在移植舱里，许欣文一直陪着小宝，她眼睁睁地看着小宝两次休克，医生下达病危通知书。

最终结果

妻子的全部诉请被驳回

2022年，一审法院认为陈易新在支付儿子医药费时，有消极的情况，支持了许欣文的诉请，判决将陈易新股票账户中的150余万元分割给许欣文，但她的丈夫陈易新则表示，许欣文是以儿子的名义向自己索要钱财，所以提起上诉。

2023年3月23日

上海市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了许欣文的全部诉请

法院认为：

要看证据和结果，这个案件中，男女双方沟通上确实是存在相应的问题的。爸爸就是在吵架的时候，一气之下有可能会说不付医药费，但最后还是付了医疗费的，根据调查，付得是非常及时的，从庭审来说，没有说是爸爸不付医疗费延误了孩子治疗的证据。

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上还明确，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的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根据这条规定，如果陈易新确实存在不履行对孩子的抚养义务的行为，许欣文可以以孩子的名义起诉父亲陈易新，索要医疗费和抚养费。

对于二审宣判结果，

不少网友们表示，

是是非非难断，不论结果如何，

病孩最让人心疼，

希望孩子能早日康复！

制作：郭赛玲、史佳庆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