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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漠”没有消失，只是被人类缚住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一辆汽车行驶在榆林市横山区沙漠治理与未治理的分界公路上（2018年8月4日无人机拍摄）。

拼版照片左图：1998年8月，榆林市靖边县郭成旺老人带着曾孙行进在沙漠中。老人的希望是：子子孙孙植树造林，直到沙漠都变成绿洲；右图：2020年5月22日，99岁的郭成旺老人（左）与孙儿郭建军抱着当年栽下的第一棵杨树，向参观者介绍当年植树的情景。本报记者陶明摄

前不久，“毛乌素沙漠在榆林消失”的消息，让许多人震惊、质疑、好奇、向往。最近，草地周刊记者行走陕西省榆林市境内毛乌素沙地腹地调查发现，已经很难看到较大片沙漠地表，一些影像作品拍摄沙漠题材只好到其他地方选址。但同时，在绿油油的植被之下，覆盖的腐殖质和土壤碳化层很薄很薄，扒开表层仍然是厚厚的又干又细的黄沙。

用当地治沙劳模和干部群众的话讲，毛乌素消失的是流动沙丘，而不是沙地。重建毛乌素沙地生态系统，恢复千年之前曾经的水草丰美，仍然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

“毛乌素沙漠”其实不是沙漠，而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专家说，沙漠和沙地的形成原因有所不同。沙漠的形成以自然原因为主导，人为因素起辅助作用；沙地的形成人为因素起首要作用，自然因素为辅。但长期以来，毛乌素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沙漠”。

毛乌素沙地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之间，沙区占榆林市56.1%的面积，风沙肆虐、土地贫瘠曾长久困扰着当地。“山高尽秃头，滩地无树林。黄沙滚滚流，十耕九不收”，是许多上了年纪的榆林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而1000多年前的毛乌素并不是荒凉的模样。这里出土的史前遗址和汉代墓葬表明，毛乌素曾经水草丰美，有着成片的水田、成群的牛羊和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唐代以来，这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繁，元明以后更是滥垦滥牧。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毛乌素沙化程度达历史之最，逐渐退化成为不毛之地，已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流沙不断侵蚀，榆林古城也岌岌可危。

历史性转变始于上世纪50年代，在国家的支持下，当地人开始了近70年的治沙造林历程。如今，来到毛乌素，昔日的滚滚黄沙已蛰伏在绿油油的植被之下。蓝天、白云和无边辽阔的大地，组成令人流连的塞上风光。

2018年，第24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纪念大会在榆林召开。联合国副秘书长莫妮卡·巴布在贺信中说，中国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主席国，希望中国在推动公约履约事业上继续发挥引领作用，让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智慧、方案惠及全球。

千年时光荏苒，毛乌素滚滚黄沙已被绿色植被所缚。而对那些誓将沙漠变绿洲的人们来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1000多年前曾经水草丰美

“毛乌素”是蒙语，意为“不好的水”，荒沙地、盐碱水似乎是毛乌素的标志。但时光回溯千年，这里却是水草丰美之地。

石峁遗址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龙山时期至夏的遗址，占地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雄踞在黄河流域苍茫的陕北高原上。在4000年前，石峁城是黄河流域的“王者之城”，其面积相当于故宫的5倍多，由三重组成，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绕拱卫中心，是一个等级分明的都城型城市。

石峁遗址的核心区——皇城台依山势而建，从地面的河沟开始用石头包着夯土逐层垒起，石砌的城墙在4000年的风雨洗礼下依然坚挺。

登皇城台向四周看去，连绵的山，交错的沟——这是典型的陕北地貌，正如当地民歌中所唱，“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难”。再往北去几十公里，就是毛乌素沙地。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中，4000年前的人们，如何修建起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古城？

考古专家表示，4000年前，这里地貌的起伏更为缓和，河流交汇、水草丰美，石峁古城及其周边部落不仅种植粮食，还放牧着大量羊群。

“皇城台出土了大量的羊骨，统计后数量约在几十万头左右。经过鉴定，这些骨是绵羊的，而不是现在陕北地区普遍饲养的山羊。”石峁遗址考古工作队队长邵晶说，“我们推断，石峁古城的统治阶层，曾长期在皇城台设宴，招待各地的部落首领和尊贵宾客。这也说明，当时的石峁区域牧业已经到一定规模。”

石峁遗址还发掘出种植业的痕迹，因此考古专家们推测，当年这里并非现在所看到的景象，而有着较好的植被覆盖。这里也是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交汇之地。

史料显示，秦汉时期毛乌素地区是气候温暖湿润的绿洲。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汉朝尚书令虞诩在给汉顺帝上书的《议复三郡疏》载，这里“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

2003年4月，在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郝滩乡发现汉代墓葬十余座，其中一座土洞墓穴的玄室内壁有大面积彩绘壁画。壁画上部绘墓主人夫妻半身像。中部左角绘有邸宅四合院，院外右侧绘禾堆，禾堆右绘畦状分割水浇田，畦内长蔬菜农作物；水田前绘水塘，塘中养有鸭子，长着芦苇；中部右上角绘二人执锄于苗间，及一男子扶犁，执枝驱二牛耕地。最下部为山中狩猎图，绘奔跑着的兔子、角羊、野猪、虎豹及骑马射箭狩猎。这幅彩绘壁画所绘半山半滩的生活场景图，与今郝滩一带地形地貌相仿。

此外，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神木锦界、横山党岔及米脂、绥德等地出土的大量东汉画像石所刻绘的农耕农作图、放牧图、狩猎图等，证明秦代乃至东汉时期榆林境内还是气候温暖湿润、生态环境优美的绿洲。

向沙漠退化的生态悲歌

陕西北部的榆林市，位于毛乌素沙地腹地，沙区面积2.44万平方公里。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立荣说，毛乌素的沙化有气候变化的因素，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从秦代起，榆林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争频繁，战火弥漫，人口增多。人们长期滥垦滥牧，加之这里气候干燥，生态环境越趋恶化，北部风沙区土地沙化不断扩大。到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到夏州等地考察时，这里已出现了“赤沙阜”“沙陵”，他在《水经注》中记载了这一情况。

唐朝之后，毛乌素的情况更加恶化，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当地已出现“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的情形。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榆林城外之山已是“四望黄沙，不产五谷”，双山堡(在今榆阳区麻黄梁镇)至宁夏之花马池(今盐池县城)“榆林卫中、西路多黄沙环拥”。到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3年)，榆林城已是“风卷沙土与城平，人往往骑马自沙土上入城，城门无用之物”。

榆林当地的记录显示，在1949年前的100年间，榆林沙区已有210万亩农田、牧场被流沙吞没，剩下的145万亩农田也被沙丘包围；390万亩牧场沙化、盐渍化；6个县城、412个村镇被风沙压埋。

1949年6月时，榆林林草覆盖率仅有1.8%，榆林县（今榆林市榆阳区）东城墙被沙湮没，形同沙海“孤岛”，流沙蔓延至城南50公里的鱼河峁。榆包公路全部被埋沙底，榆溪河床因流沙填充高出地面1米，时有决口。沙区所有河流终年浑浊，每年向黄河输沙量高达1.9亿吨。整个区域形成“沙进人退”的局面。

在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年近期颐的郭成旺老人回忆说，四五十年前毛团村周边都是黄沙，有时候一场风刮过，地里的庄稼就被沙子全埋了，村里人吃饭烧柴都很困难。

61岁的毛团村村民王文双说：“我小的时候，每年10月到来年3月就是刮风，真正是一场风刮半年。沙子到处飞，大白天遮得啥也看不见。村子周围都是沙，走上面半截腿都陷进去。”

一曲绿洲向沙漠退化的悲歌，在毛乌素哀奏千年；毛乌素人久为风沙所苦，却不知道“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愚公移山”治沙不已

黄沙埋地又压房，这样的条件迫使一些人不得不远走他乡讨生活；但是也有许多当地人在风沙中坚守，寻找着转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林业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的方针。1950年4月，陕西省政府制定了“东自府谷大昌汉，西到定边盐场堡，营造陕北防沙林带”的规划，国家林场建设与群众造林工程同步推进。

1981年，榆林当地政府又制定政策，提出可将“五荒地”（即荒山、荒沙、荒滩、荒坡、荒沟）划拨给社员，允许长期使用，所植林木归个人所有。1985年，榆林再次放开政策，允许承包国营和集体的荒沙、荒坡地。

在政策支持下，榆林有44万户农民承包“五荒地”900多万亩，涌现出不少千亩、万亩的个人承包造林治沙大户。郭成旺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5年，已年过花甲的郭成旺承包了村子周边的4.5万亩沙地种树。“当时我就想种上树，挡住风沙，再给村里人弄点柴烧。”郭成旺说，“开始的那些年，风沙太大了，种下的树常常一晚上就给刮出来。”他咬着牙继续种，慢慢地，树木扎下根，扛住了风沙并逐渐成林。

郭成旺年纪大了，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子们接手继续种树。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他们将4.5万亩黄沙变成了林区。

现在，郭成旺的大儿子郭喜和也已年过古稀，他说：“我记得过去最想的就是让风沙变小，不要让我再看见那些风沙梁子。现在这些都实现了。”

“我爷爷那时候主要种的是杨树，我现在种的是樟子松。去年我还试着栽上了苹果树，过几年应该就能挂果了。”郭成旺的长孙、49岁的郭建军说，他最希望毛团村能有更多的经济林，村里人能从林子里见到经济效益。

25岁的郭涛是郭成旺的曾孙，从幼时到成年，他曾亲手种下不少樟子松，对这种四季常青的树木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我最希望的就是这些樟子松快点长起来，早日成材。”

如今的毛团村不仅不再惧风沙侵袭，还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王文双说，由于沙漠里种上了树，风沙变小了，加上政府引导，2009年东坑镇的蔬菜种植就成了气候。现在这里的蔬菜销售到广东、云南、浙江、四川等省区，还出口韩国和越南。

“现在我们毛团村环境好了，产业起来了。只要人勤快，蔬菜价格好，一家子每年挣个十几、二十万还是很容易的。”王文双笑着说，“当年这里到处是沙窝窝的时候，谁能想到还有今天的日子？”

科学建功缚百万流沙

治沙70载，原本有着“驼城”之称的榆林，森林覆盖率从0.9%提高到如今的33%，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定，明沙已经难觅踪影。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长史社强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他说，中国的治沙技术在毛乌素沙地治理实践中，不断应用、改进和提高。

“上世纪60年代，榆林市在全国首创飞播技术。飞播并非把种子撒下去就行，地点、时间和种源都有讲究。当时没有定位系统，地面人员拿镜子或红旗站在四角，提示飞播区域。”史社强说，经过反复试验，种源最终确定为花棒等5种易活灌木，600多亩沙地通过飞播技术得到治理。

在飞播开展之初，治沙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为了研究什么植物才适合在荒沙扎根，就背着铺盖到沙区蹲点，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吃糠、套犁、种草，几年的坚持下，不仅筛选出合适的植物，还总结出“障壁造林”“开壕栽柳”等多种治沙经验。

与飞播同期推进的是，从中国东北地区引进了樟子松，填补毛乌素沙地缺少常绿树种的空白。“经过十几年的观察，我们逐步掌握了樟子松育苗、造林的成熟技术，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史社强说。

从一棵樟子松也没有，到如今的130多万亩，毛乌素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榆林市气象局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8年，沙尘天气呈现明显减少趋势。2000年榆林市发生沙尘暴40天，2014年以后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

随着榆林林草面积的不断扩大，以史社强为代表的治沙科技工作者着手进行新的研究。“植被面积大了，但是植被种类还比较单一。我们这些年陆续引进彰武松、班克松、长白松等树种，探索不同树种的混交种植。”史社强说。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韧性，但却充满希望。

2003年通车的榆靖高速曾是中国首条沙漠高速公路。曾频繁往返于榆林和西安之间的司机李宝卫清楚记得，十几年前走榆靖高速，道路两旁还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梁，放眼望去满目苍茫，印象最深的就是成片的草方格沙障，就像有人在沙漠上绘制了巨型表格。这些草方格主要用来固定沙丘，使流沙不易被风吹起，草方格上栽种沙蒿、柠条等易于成活的沙生植物。

如今行驶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不仅看不到流动沙丘，连片的草方格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道路两旁延绵不断的乔木、灌木和草地。车辆行驶在绿色长廊之上，李宝卫感叹：“这条路变化太大了，哪里还看得出过去是沙漠！”

当地人说，现在要在榆林找片荒沙地那可真不容易，一直往毛乌素深处走，兴许才能如愿。榆林2000年至2018年的植被覆盖卫星遥感图片，印证着这一点——一整片黄色逐渐被绿意浸染。榆林也成为全国首个干旱半干旱沙区国家森林城市。

重建生态“万里长征”

现在，毛乌素的流沙已经蛰伏在绿色植被之下。但沙漠真的“消失”了吗？治沙者是否可以功成身退？

张应龙却说：“造林仅仅是遏制了沙化，治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的治沙基地位于毛乌素，被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林拱卫着。夏日的午后，林间鸟啼虫鸣，一片岁月静好。

但他依然清晰地记着，初到这里时的景象——大漠风沙，日色渐昏，沙丘连着沙丘，起起伏伏延伸到天尽头，就像民歌里唱的“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

2003年，张应龙带着全部身家300多万元，一头扎进毛乌素治沙。多年过去，他把300平方公里无人区的植被覆盖率从3%提高到65%，形成38万亩的林草地。

“历史用1000年把草原、森林变成了荒漠，我们用70年把荒漠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但有了绿色并不意味着沙漠‘消失’了。目前的绿色还很脆弱，还存在再次沙化的可能。”张应龙说，“只有生态系统实现了自我循环，毛乌素才有可能回到千年前的样子。”

多年前，张应龙就开始了重构生态系统的尝试。他的努力吸引了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团队。专家们在张应龙的治沙基地开展各项研究，也为基地的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经过多年的实践，张应龙找到一种叫“长柄扁桃”的灌木兼备生态与经济特性。“长柄扁桃根系特别发达，抓沙固土和适应能力更强；存活期长达百余年。一旦成林，能够长期发挥生态效益。”张应龙说，“一般灌木隔几年就需要平茬，否则会自然枯死。长柄扁桃却不需要平茬，能节省大量管护费用。其本身还是一种油料作物，有很好的经济价值。”

张应龙在基地中，辟出了长柄扁桃与紫穗槐的混交林、长柄扁桃营养钵大苗林地等多处“实验林”。他还利用毛乌素沙漠天然形成的“新月状”沙丘，试验种植葡萄、蓝靛果等经济作物；自建试验田，种植蓝莓、黑莓、沙地红枣等，希望沙区也能变成“瓜果之乡”。

张应龙的尝试还在继续，林地中出现了让人兴奋的变化。“2013年开始，不知道哪里来的榆树种子在林地里自己长起来了，到现在有几万株，说明这里的环境足以让种子自己生长。”

随后，15万亩的樟子松林地也带来意外的惊喜。“前几年我们发现，林地里长出了好多野蘑菇，不知道是什么品种，不敢摘也不敢吃。”张应龙说，“今年专家来一看，说是野生的牛肝菌、羊肚菌，而且品质特别好。数量又多，进林子随手就能摘一大捧。这可是个大产业！”

中国科学院院士邵明安，在张应龙的基地中发现了更为可喜的现象——这里林地中出现了“固碳”的现象，这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地肥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如何把沙子变成土壤？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课题。把碳固定下来，土壤的肥力提升了，就能带出林下经济。如果这能实现，群众就能受益。那就真应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邵明安说。

在樟子松林中，一层层落下的松针铺满了地面。拨开枯枝落叶，能够看到，地面几毫米的土壤是黑色，捏上去有一定的黏性，呈现半沙半土的状态。邵明安说，这是碳被林地固定后产生的现象，这里的沙地正在出现生态好转的变化。“如果是自然修复，良性变化的过程非常缓慢，达到现在的样子可能就需要上百年。但是人工干预，加速了这个过程。”邵明安说。

对此，张应龙也很感慨：“沙地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破坏生态可能只要很短的时间，治理却可能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这么多年我深刻感受到，不是我改造了沙漠，而是沙漠教育了我。”

5年前，张应龙在治沙基地中引进了澳大利亚特有的鸸鹋，目前这些鸸鹋已经安居繁育成功。张应龙准备将这个不断壮大的“家族”放养在生态初步修复的基地林中。“把鸸鹋放到林地里，能清理树下杂草，减轻防火压力。它们将会成为沙漠生态系统实现自我循环的重要一环。”他说。

张应龙这两年还试种了30亩水稻，东北长粒香和宁夏的珍珠米都试种成功了，口感不错。他说：“沙漠里种水稻，因为太耗水并不值得推广，但我就想证明，这里有重建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系统。毛乌素沙地治理已经完成防沙治沙的第一步，进入护沙用沙的第二步，也开始向唤醒沙漠自我生态循环系统的第三步迈进。”

有人问张应龙：“沙漠治好了，你准备干什么？”

“如果有一天，毛乌素生态系统能够自我循环了，才能说明沙漠真的消失了。那时候我就可以滚蛋了！”张应龙说，“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决不会当逃兵。我会扎在沙漠里，继续唤醒沙漠生命的力量！”（记者梁娟、姜辰蓉、毛海峰）

豆瓣8.3分！奉俊昊经典神作之一，带你窥见畸形空间下的母爱悲歌

由于《寄生虫》在最新一届的奥斯卡上斩获四项大奖，奉俊昊以及韩国电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据说，就连韩国啤酒和泡面的销售量也随之水涨船高，颇有在全世界影迷中掀起新一股“韩流”趋势。借用戴锦华老师的话说，这样的成功是与韩国电影整体格局和历史进程相关的，是韩国电影求仁得仁的结果。

个人看来，《寄生虫》并非最好的韩国电影，甚至并非奉俊昊本人导演过的最佳电影。在奉俊昊的一众作品中，最佳当属《杀人回忆》！其次，是2009年的电影《母亲》。

《寄生虫》可排在第三顺位，尽管矛头直指韩国本土的阶级、贫富问题，但本作在情感深度上依然无法与《母亲》相比。或者说，《母亲》与《寄生虫》各有其侧重，但就完成度和整体厚度而言，我相信，《母亲》是更甚一筹的作品。

《母亲》的故事并不复杂，单身母亲惠子和智力略低的成年儿子尹泰宇相依为命，母亲对儿子有着近似宠溺的关注和照顾。

儿子因为智力原因，一方面单纯天真、记性不佳，另一方面又有些是非不分，觉得通过暴力就能够受到他人的认同和尊重。这种想法分别来自于母亲和好朋友镇泰。

母亲害怕儿子被人欺负，教导他，“如果有人骂你，你就打他，如果他打你一下，你就打他两下。”好朋友镇泰则从军队退役，身体素质出色，在打架方面颇有心得。从电影中哦可以看出，两人是警察局的常客。

但儿子这一角色复杂之处在于，尽管智力略低，信奉暴力，并且他已经处在了性意识觉醒的年纪，对女性有所渴望。这也成了这个悲剧故事的起源。

某一次，儿子泰宇找朋友镇泰喝酒，镇泰迟迟不来，喝得醉醺醺的泰宇独自回家，在半路上遇见了一位独自走路的女孩文雅中。泰宇借着酒劲上前搭讪，却被丢来的石头吓走，回家睡觉。

没想到，一夜醒来之后，泰宇被警察抓走，认定为是杀人凶手，被害人文雅中死在了小镇的一处地势较高的阳台上。

自此，母亲走上了为儿子伸冤的路。

这部电影中，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所有的男性角色仿佛都是被矮化的，比如，男警察只认定眼前的证据，想尽快结案；请来的男律师也并不真心想帮助这对母子；至于泰宇的朋友镇泰更是只认钱不认人，凶狠贪婪；而大部分出现的其他男性也多多少少呈现出了一些“病态”……

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个男性站出来，要为儿子尹泰宇伸张正义。那么，这件事情只能由母亲来，她百分百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杀人，不会做出可怕的事情。

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母亲开始独自调查，想要查出真凶，为儿子翻案。

她怀疑是儿子的朋友镇泰所为，潜入其家中找到证据，但最后被警方否定；在镇泰的提醒下，她开始调查死者文雅中身边的人，发现文雅中并非普通高中女生。

这个女孩为了养活奶奶，与不同的男人交往，发生关系，手机里存着这些男人的照片，经常流鼻血（可能是生病了）。和儿子尹泰宇相比，女孩本身又存着在着一种复杂性。

随着调查深入，母亲将嫌疑人锁定为独居的拾荒老人，而闲谈中，老人却告诉她，事发当晚，他亲眼目睹了尹泰宇杀死了女孩。

母亲顿时信念破碎，陷入疯癫，在狂乱中杀死了老人……

但故事到此还未结束，儿子阴差阳错又出狱了，因为警察在一位日本喜憨儿的身上发现了女孩的血迹，而他坚持说自己与女孩是男女朋友，血迹是在与她发生关系是过于激烈而留下的。

整部电影，起源于一个不复杂的故事，却牵出了错综复杂的文本。

电影中，当所有男性都处于一种无法依靠的情况下，这位母亲展现出了自己的坚韧与强大。即便不富裕，她依然保持着一种精致，从诸多细节可以看到，有花纹图案的针灸盒、涂抹口红等；即便儿子被当成罪犯，就算她觉得自己和儿子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但她也依然保持着一种了不起的道德感，体现于去文雅中家中吊唁，顺手拿了拾荒老人的破伞却付了钱。

除此之外，为了儿子，普通妇女的她可以像高智商侦探一样，潜入、跟踪、调查、使用金钱以及暴力。整个过程中，母亲的形象变得丰满、立体，且令人肃然起敬。基于对儿子无条件的信任，我们窥见了母爱的伟大与纯粹。

但母爱并不能解决现实的困境。

而最大的困境就是，她抽丝剥茧，一步一步逼近真相，而真相是，儿子竟真的是别人口中的杀人凶手。于是，母爱瞬间上升至一种极端，母亲杀了人并纵火毁尸灭迹。

母爱的伟大转而为母爱的可怕！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这个沉着、坚韧、智慧且充满道德感的母亲为什么会陷入到这种癫狂之中？仅仅是因为知道了儿子杀人的事实吗？

实际上，这个故事有两个面，A面是单身母亲踏上为成年儿子翻案之路，可算作一个悬疑故事，A面之后还有一个深层的B面。

故事B面则是：在一个畸形空间之下，一对母子通过杀人完成了一次长久以来对压抑生活的情感宣泄。

如何理解这个畸形空间？

韩国本土一处小镇。

当地警察面对死去的女孩，犹如在看着某种表演，遇到一点证据就试图立即抓人结案，而律师也无法依靠，整个地方司法系统极其败坏。

泰宇入狱前，朋友镇泰让他当替罪羊，泰宇入狱后，朋友却一次也不去看他，还向泰宇母亲要钱；死去女孩文雅中通过养活奶奶，足以说明，她生前是无人照顾的状态，可死后却有很多人出现为她吊唁。由此可以看出，小镇上，友谊、人情显现出一种虚假，虚伪。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高中女生文雅中年纪轻轻就游走于不同的男人之间，成为男性的“猎物”，纵使她已经去世，当同校男生谈起她的时候，依然是一副调笑、的丑恶嘴脸。

母亲为什么要告诉儿子“别人骂你，你就打他”这样的道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因为智力低下受到了别人怎么样的对待！

在母亲让儿子回想案发当晚的情况时，儿子居然想起了五岁时母亲给他喂农药想杀死他的事情。我们又可以再次想象出，这位母亲在抚养儿子时经历了怎样的绝望和无助。

司法败坏，道义缺失，人情冷漠、受到歧视，这对母子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导演奉俊昊以母亲为牵引，逐一展现出小镇的各种细节与人们的精神面貌。毫无疑问，这就是一个畸形的，病态的生活空间。

他们日复一日地被压抑于这个空间里，直到儿子杀了人，悲剧发生，直到母亲也杀了人，被压抑的情感终于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释放了出来。

纵观奉俊昊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当一个故事所发生的环境和空间越具体，最终电影所呈现的质量也会越好，也意味着，他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的国度和生活环境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将自己所挖掘的细节填充进了电影里。

电影《母亲》依然保有着《杀人回忆》的影子，一处小镇，谋杀案，凶手未定，寻找凶手。并且个人倾向认为《母亲》所发生的谋杀案依然是一个开放式的段落，和《杀人回忆》类似。尽管从拾荒老人的口中展现出了一个鲜明的结局——就是儿子误杀了女孩，但从光影表现来看，并不妨碍我们对其他可能性进行猜想。

比如，有没有一种可能，女孩是在拾荒老人的帮助下自杀？

女孩得了绝症并表现出厌世倾向，于是向拾荒老人求助自杀，拾荒老人杀了她之后，但害怕自己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将这件事嫁祸给尹泰宇。而尸体为什么挂在高处？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女孩自己以死来控诉这个病态小镇，她希望自己被人们看到。

最终，凶手被警方认定是一个日本喜憨儿，儿子被释放。母亲在探望这位喜憨儿的时候崩溃大哭，此处是母亲情绪的另一次释放，她的哭声是复杂的。她为儿子杀人感到痛苦，为喜憨儿入狱感到抱歉，同时也报以同情，他和儿子一样都是智力不佳，但他的情况更糟，不仅智力更差，而且还没有为他奔走翻案的父母。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会在陌生人的面前哭成那样。

电影中母亲有一项特殊技能，就是针灸，她经典的台词是，“有个穴道，可以解开你心中的疙瘩，同时清除心中可怕的记忆。”这是她的技能，亦是经验与自我安慰。

当儿子再次以针灸盒唤醒母亲的杀人记忆时，她坐在旅游巴士上，偷偷用针为自己做了一次针灸，然后跟随人群一起，在夕阳巴士里跳舞。

我猜，她的一生中已经有不知道多少次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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