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懿子(孟懿子问孝)

天道文章岂两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一编《论语》用不尽，世间何必许多书”，作为儒家经典中的经典，事实描述也好，有意拔高也好，正面肯定《论语》价值者不吝溢美；反面求全者则不以为然，或刻意贬低，或不屑一顾。平心而论，恶意者寥寥，后者大部分是不能深入而浅尝辄止之故，看花雾里，望月水中，自以为得花之髓与月之精，其实不过是梦里说梦，如膝痒而搔背耳。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误解至于隔膜，或点水至于掠过，为世人之常态，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之不齐，人之性也。

程子有云：“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宋人喜读《论语》，或许是因为《论语》中有济民经世的工具理性。宋朝立国初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按照《宋史》本传记载，赵普“寡学术”，却能“临政处决如流”，其所读正是《论语》二十篇。此事虽有论争存疑处，但风行天下而为人乐道津津的，应不是事情之真假有无，而是《论语》能够治理国家，济世经邦，具有在其位达其政的实用性。从这个层面去理解《论语》，并没有离题背向，从现存《论语》的内容来看，大致上也可以有所发明。

《学而》第一章，朱熹注解“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为政》多记德礼为政，纲纪治民之本；《八佾》“皆论礼乐之事”，礼乐事本就是应答酬对、外交辞令、理民施政等行为规范；其余章节也不离人际往来、政务交接之事，《述而》“多记圣人谦己诲人之辞及其容貌行事之实”；《微子》“多记圣贤之出处”，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的真切。

思想主线一以贯之

《论语》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自不待言，其章节排布与段落衔接，必然有内在的逻辑，而不以为然者则指斥不过是流水账式的记录、星点散落的物像，以及不着边际的语言、摸不着头脑的碎片。这固然是由于读者不识，阅者不解，或思考进路不一、关注点不同等缘故。而今本《论语》内容，以及内在孔子的言行释问答疑的前后不一，也是导致理解有偏差的原因。虽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仁智互见，虽有训诂学乃至诠释学上的门类分歧，但《论语》作为孔子言行实录最可靠的记载，经亲炙的孔门弟子整理归纳，其思想的主线与前后的一贯性是无疑的。孔子曾说“予一以贯之”。

从《论语》中的记录来看，孔子的施教是因材而异的。如问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子夏问孝，子曰：“色难。”问为政，孔子答子贡：“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季康子问政，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齐景公问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而前后的一贯逻辑则是取其中庸，无过与不及，从《论语》内容中貌似矛盾扞格处可以看出端倪，如《公冶长》记载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微子》云“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学而》云“不患人之不己知”，而《卫灵公》中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也”；《八佾》中说“管仲之器小哉”，而《宪问》篇云“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反对的是将一端推向极致，君子要做的是“不器”，不能一才一艺而足，应该执其两端，不偏不倚，取乎中庸，致其中和。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王之后，孔子有历史文化在己身的自觉，他是“道统”的接续者，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一身系历史文化之存亡。孔子所谓的“斯文”在兹，天之将丧斯文而后死者不得与于的意义，在于以此彰显了个人与整个文明体的内在联系，每个人都是历史文明的参与者与创造者，旁观者从来不会有“在兹”的可能，也不会有“念兹”的自觉。个体生命的打开，人性的彰显正是“斯文”之于孔子的要义之一，“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成己以成人、成物，儒家独标的文化关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从来也不是无本之木，而是其来有自。换言之，应天命以弘道是孔子内化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担当。

孔子将个人的生命与文明的慧命相贯通，“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运行永不止息，无论你是否感知与觉察，个体生命的完成是“尽性”，而人的本质是“仁”。《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仁”作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由孔子首次提出，并进一步将之提升到了本体的层面。“仁”不是别开生面的独存或者精神，而是有源有本。简言之，源于天，而本于人。天与仁不过是角度和主客观的问题，正如宋儒将天置换为“理”，天即理，理即天，再给予理以具体内容的附加不是不可，而是必要性不大。与其说是创造性本身，毋宁按照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就是忠恕本身，忠以尽己，恕己及人，尽己是成己，及人是成物，是一种无限的责任与使命。孔子也只是在说仁，从来也没有给出正面的定义，“仁者爱人”，爱人是仁者的自发，“不违仁”，仁是最高位格的持守，“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仁是成名的必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的基础是孝悌，等等。

循乎天理依乎人情

将《论语》内容作系统性的理解，呈现字句背后的脉络，还原孔子本人的思考和价值关怀，应是解读释义的关键。半部《论语》治天下、春秋断狱等所标识的实用性不过是孔子思想之一隅，诵《诗三百》可以达政，使于四方亦能专对等，也不过是基本原则的选取。说理论道，直指天命性理的内容亦或隐或现，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为政》篇有“五十而知天命”等。程子曰：“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孟子》诸经的价值与意义在于是理之所载，“道”之所在。治六经以《论语》《孟子》为本，“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循乎天理，依乎人情，临事而惧，纲一举而万目张，卷一解而众篇明。纲领昭畅，其于游刃必有余地。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小学”工夫是经学的基础，而经学则是“小学”的归宿，依循这样的进路理解《论语》中阙疑或者没有定论的章节，庶可得其要领。《乡党》中有这样一段话：“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字面意思很好理解，色即颜色、脸色；举即山鸡举身飞起；翔而后集即盘旋回翔，然后飞下聚集；梁即桥；雉即野鸡；时即时宜；共同“拱”，拱手之意；嗅同“狊”，意为“鸟之惊视”。《十三经注疏》收录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用马融之说，解“色斯举矣”为“见颜色不善，则去之也”；“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为“言山梁雌雉得其时，而人不得其时”；“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为“子路以其时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起也”。《正义》归纳此节：“此记孔子感物而叹也……孔子行于山梁，见雌雉饮啄得所，故叹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时哉！’而人不得其时也。子路失指，以为夫子云时哉者，言是时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非己本意，义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三嗅其气而起也。”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释为：“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言鸟见人之颜色不善，则飞去，回翔审视而后下止。人之见几而作，审择所处，亦当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阙文矣。”

朱熹明言“必有阙文，不可强为之说。姑记所闻，以俟知者”，已知这节的理解并不是那么容易，达成共识则更为困难。但如果结合整个《论语》文本以及孔子思想的主线来看，显然不能简单就字面意思理解为子路以雌雉是时令之物，捕杀供孔子食用，而孔子只三嗅其气而起。不能说雌雉之起，或者子路之拱有微言大义，但《论语》整体话不轻出，言出必有中的要义显然是要遵守的。在这个意义上，朱熹的诠释更贴合孔子的原意，“时哉时哉”而以物言人，“共之”而切己有感，均不离《论语》的主旨。

《卫灵公》：“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一节的歧义更繁。《集解》云：“有马不能调良，则借人乘习之。孔子自谓及见其人如此，至今无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凿。”《正义》云：“史是掌书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能者，不敢穿凿。孔子言我尚及见此古史阙疑之文。‘有马者借人乘之’者，此举喻也。喻己有马不能调良，当借人乘习之也。‘今亡矣夫’者，亡，无也。孔子自谓及见其人如此，阙疑至今，则无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凿。”

《正义》以训诂而正，前半段的理解恰当充分，但却对“有马者借人乘之”一句解释得牵强，以至于不能衔接前半段的表达，虽已明知“俗多穿凿”，却依然出离不了窠臼。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文是文册典籍，献则是贤人，指人之谓。孔子表达的是，历史文化的经验是由人与文本传承下来的，文明的逻辑与走向离不开固有的传统，文明不可能是无本无源之果，这是经验之谈也是合乎理性的选择。因革损益而不是割裂历史文化的传统，必然重视文与献，“有马者借人乘之”的理解则是文献的阙疑，《集注》杨氏曰：“史阙文、马借人，此二事孔子犹及见之。今亡矣夫，悼时之益偷也”，或如朱熹谨慎的态度，引胡氏曰“此章义疑，不可强解”。

此外，诸如《阳货》篇“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以及《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乍看起来，并不符合当代的评判标准，甚至是错误的价值观。历代的注疏以及新解并没有趋于一致的看法，以训诂学的进路回护者有之，以时代观点进行曲解者有之，但千变万化，总归是要从孔子的思想主线、逻辑进路出发，即使有不合时宜处，即使有驳辩难解处，放到整体的历史文化中，置于具体的语域中，尽情则合情，尽理则达理。“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经”本就是规范、准则以及价值的载体，不断而有序的枝叶开散，难能而可贵的新心新德，是经典之于时代的意义，之于人性的赋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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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求知｜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原文】

2·5 孟懿子(1)问孝，子曰：“无违。(2)”

樊迟(3)御(4)，子告之曰：“孟孙(5)问孝于我， 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孔子像

【注释】

(1)孟懿子：鲁国的大夫，三家之一，姓仲孙，名何忌，“懿”是谥号。其父临终前要他向孔子学礼。他父亲是孟僖子仲孙貜。《左传》昭公七年说，孟僖子将死，遗嘱要他向孔子学礼（杨伯峻先生注）。钱穆先生又记载，孔子为鲁司寇，主堕三家之都，何忌首抗命，所以后人不列何忌为孔门弟子。

(2)无违：杨伯峻先生讲，黄式三《论语后案》说：“《左传》桓公二年云‘昭德塞违’、‘灭德立违’、‘君违，不忘谏之以德’，六年《传》去‘有嘉德而无违心’，襄公二十六年《传》云‘正其违而治其烦’……古人凡背礼者谓之违。所以，杨先生将“违”译作“违礼”。

钱穆先生却认为，僖子贤而好礼，懿子殆不能谨守其父之教。孔子教以无违，盖欲其善体父命卒成父志。但据下文内容，这一解读似有不妥贴处。

(3)樊迟：姓樊名须，字子迟。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46岁。他曾和冉求一起帮助季康子进行革新。

(4)御：驾车。

(5)孟孙：即孟懿子。

于丹教授讲《论语》

【译文】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无违。”有一天，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便告诉他说：“孟孙向我问孝，我回答他‘无违’。”樊迟说：“‘无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侍奉他们要依礼；父母去世以后，也要依礼安葬他们、祭祀他们。”

【评析】

忠和孝是儒家的最核心的道德法则。比如，有子曾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依据这一节的文字来看，孔子所讲的孝就是指依礼事亲。父母在世时，按照相关礼仪的规定事奉。父母过世了，还要按照相关礼仪的规定安葬和祭祀。做到这些，就是尽了孝道。

杨伯峻先生有一种意见：古代的礼仪有一定的差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各不相同。鲁国的三家是大夫，不但有时用鲁公（诸侯）之礼，甚至有时用天子之礼。这种行为当时叫作“僭”，是孔子最痛心的，所以他认为孔子这几句话有可能是钍对现象出发的。但是这个意见，似乎与这段文字的意义并不十分契合。

我个心的一点意见，孝如果以礼去定义，是不是有些形式化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双亲没有敬爱之心，虽然依了礼的形式，能称得上孝吗？在现实生活当中，孝敬双亲的人有，不孝敬双亲的好像也并不在少数。自古以来就有人讲：“久病床前无孝子。”所以，孝也是一个极相对的概念，遵循孝道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也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百善孝为先

前一阵子，陪老父亲住院，邻床的一位老兄，就对自己病重的父亲出言不逊，还扬言如果父亲这次挺不过去，就不把老人拉回家，直接拉到火葬场去。但老人病情好转后，他陪老人出院时，为自己的父亲推着车子，判若两人。令人深有感触。

【参考文献】

杨伯峻 《论语译注》

钱 穆 《论语新解》

陈晓芬 《论语译注》

《孔子杏坛讲学图》中的教育思想

□郑学富

《孔子杏坛讲学图》为明代画家吴彬所绘，绢本，设色，长125厘米、宽62厘米，现藏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画面内容为孔子在杏坛讲学的情景，从画的特点、内容及人物的形态、服饰可看出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在他之前，“学到官府”，要想读书求学，必须到官府，因此穷人家的孩子是不能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创办私学、收徒授业的人，他培养了一批儒学传承人。《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吕氏春秋·遇合》也称：“委贽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

《孔子杏坛讲学图》

孔子是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造成的，因而人人都可以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孔子还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放在首要地位，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杏坛讲学图》作者吴彬，字文中，福建莆田人，流寓金陵(今江苏南京)，明代万历年间以能画荐授中书舍人，为宫廷画师，是生活在明代后期的一位知名画家。《孔子杏坛讲学图》中的人物面容庄重古朴、形体伟岸，衣纹排叠遒劲、设色古雅，充分体现了画家不同凡响的艺术底蕴和功力。

《孔子杏坛讲学图》背景以暖色调黄色为主，体现了孔子师徒关系融洽、亲切、雅致、和谐的讲学环境。孔子端坐在中间一张圆形矮榻之上，弟子们分两旁坐于之上，说明师生有别、讲规矩、重秩序，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规范。画中，左侧一弟子双手合抱于胸，或是发问，提出疑难问题，孔子面向于他，单独解答他的提问，或是孔子提问以前教过的内容，这位弟子在回答问题，或是这位弟子有些腼腆，不善于提问，孔子主动让他提问，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风。

这一细节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孔子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了解和熟悉弟子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每个弟子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教育弟子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举一而反三”。

在《孔子杏坛讲学图》的前方有两位比较年长的弟子，说明孔子招收弟子没有年龄限制，孔子的弟子年龄各异，最大者仅比孔子小4岁，最小者比孔子小53岁，弟子之间年龄相差47岁。

从《孔子杏坛讲学图》中看，四位弟子尽管都是着大领广袖长服，发用蓝布挽髻，但是衣服颜色不同，其中三个弟子穿灰服，一个弟子穿红服。这说明孔子弟子之间的地位和经济状况也不一样。这一点集中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弟子来自鲁国、齐国、晋国、宋国、陈国、蔡国、秦国、楚国，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夷夏之分。比如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宫敬叔、司马牛、孟懿子；有来自商人之家的，如子贡；有来自“”家庭的，如冉雍；还有居陋巷的颜回、衣敝缊袍的子路、安贫乐道的原宪等。

在《孔子杏坛讲学图》中，孔子后面屏风耸立，屏风后是生机盎然的杏树，杏花绽放，姹紫嫣红，这代表孔子讲学之地——杏坛。春意盎然的景象，也给严肃的讲学画面增添了几分春天的气息和活跃的气氛。杏坛位于曲阜孔庙大成殿前，为孔子讲学之处。孔子在教学上践行他的理念，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弟子。他爱护弟子，弟子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孔子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在此收弟子三千，授六艺之学，培养了一批儒学传承人。

《孔子杏坛讲学图》以孔子设教讲学为题材，采用写实与浪漫手法相结合的方式，用形象生动的绘画语言，塑造了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光辉形象，体现了古人尊孔重教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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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孟懿子问孝”章解析

[原文]

孟懿子①问“孝”。子曰：“无违②。”

樊迟御③，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④；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原文通释]

孟懿子问“怎样算孝”。孔子说：“不要违背。”

樊迟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向我询问怎样算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说：“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孔子说：“活着的时候，按礼节事奉他们；去世了，按礼节安葬他们，按礼节祭祀他们。”

[注释]

①孟懿子：姓仲孙，名何忌，“懿”是谥号。鲁国大夫。与叔孙氏、季氏共同把持鲁国朝政。其父孟釐子临终前（鲁昭公二十四年，时年孔子三十四岁，孟懿子十三岁左右）要他向孔子学礼。

②无违：不要违背。“违”后省略了宾语“之”。这里省略的“之”应该指父母的意愿。

③樊迟御：樊迟驾车。樊迟，姓樊，名须，字子迟，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三十六岁，他曾和冉求一起帮助季康子进行革新。御，赶车，驾车。

④事之以礼：按节礼事奉他们。以，介词，用，按，按照。

[解读与点评]

仔细研究“孟懿子‘问孝’”章，至少可以捕捉如下两条信息：孟懿子的确在孔子门下学习过，且与樊迟还有同学关系，否则孔子不能向樊迟谈“孟懿子‘问孝’”之事；第二，孔子称“孟懿子”为“孟孙”是用其姓氏加尊称，未称其名，不像呼唤其他弟子“求，尔何如”“赤，尔何如”，大概不便称其名和其字；另外孔子与樊迟谈孟懿子时，孟懿子还活着，他应该叫仲孙何忌，不该用谥号。这段记录是孔子弟子及后学整理的，整理时，孔子等人已经做古。孟懿子虽是孔子的弟子，但在孔子弟子中却没有列入，大概属于“记名”弟子吧，是因为他的身份不同吧。

“无违”是孔子提倡的孝道的重要内容，甚至父没三年还要“无改于父之道”。古人称违背活着的父母意志为“忤逆”——这可是大逆不道的罪名。孔子强调孝不是空泛的、随意的，必须受礼的规定，依礼而行。“无违”也就是不违背礼节。这种不违背又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虔诚恭敬尽到礼数，不能敷衍搪塞； 二是要按照既定的礼教，即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各有差等，不得有越。孟懿子是仲孙氏家族的人，是鲁国最有势力的三家大夫之一，他的家族有时候不仅用鲁公（诸侯）的礼仪，甚至还用天子礼仪，这就叫僭（jiàn）越。孔子对这些不满，又不好直说，所以孟懿子来问孝时就含糊地用“无违”这两个字来提醒他，这也见出圣人微言大义的说话艺术。 另外孟懿子问孝时其父已故，孔子的“无违”当有提示无改其父守住了君卿之道的含义。

关于樊迟，兹介绍如下：樊迟，名须，字子迟，孔子弟子，鲁国人。从小贫穷，读书刻苦。他多次向孔子问“仁”问“智”问“崇德、修慝、辨惑”等；还曾向孔子问“学稼”和“学为圃”，受到孔子的斥责。樊迟理解能力可能稍差，但对不理解的问题善于向同学请教。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师伐鲁，冉求率“左师”御敌，以樊迟为副手。鲁军不敢过沟迎战，樊迟建议冉求申明号令并带头冲锋，冉求照着做了，鲁军大获全胜。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他是其中之一。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封为“樊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益都侯”，南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以“益都侯”从祀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