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劝架(梦见劝架成功是什么意思)

乡村“金牌媒婆”转型记：更多女方家庭已不提彩礼

乡村“金牌媒婆”转型记

媒婆孙荣华，在村里是个人物。新京报记者 王婧祎 摄

做媒，河北乡村俗称“保媒”。从20多岁给人保了第一桩婚事算起，河北省卢龙县双望镇65岁的孙荣华已经当了近40年的媒婆，保下了几十桩婚事，她心下记着数儿，“现在已经生了孩子的，就有三十多对儿。”

可近几年，孙荣华明显感觉自己的地位下降了，再不像早几年那样被众星捧月般地围着。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外出读书或打工，自由恋爱者众，“人家都自己找对象，用不着媒人撮合了。”

孙荣华感受到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过去当媒人，要费大力气在两家之间谈彩礼，“压压女方的价码，抬抬男方的价码”，“每一分钱都得摆在台面上”。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方不提彩礼的事儿了。

现在孙荣华更多做“主事”的角色。农村结婚的礼节比较繁琐，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现在找孙荣华的，大多是看中她多年操办婚嫁攒下的经验，让她在双方之间沟通不同的礼节、规矩。

这位曾经的金牌媒婆发现，很多她曾奉为圭臬的“老话儿”、“老规矩”都行不通了，不管愿不愿意，自己的头脑都到了转型的时候了。

在过去，俩人一相就得拍板中不中

孙荣华个头不高，短发，说话爽利，她酒量不小，好抽几口烟，嗓音略带沙哑。得知要接受采访，特意穿上了仅有的一件貂儿。

孙荣华还记得40年前第一次给人说媒的情形。当时她20多岁，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同村一个男青年因为做过单侧肾摘除手术，一直找不到媳妇，孙荣华想到自己娘家村里有个大姑娘，因为有哮喘病，也一直嫁不出去，她心一热，两下一牵线，劝双方“互相包容点”，双方一见面，居然“一见钟情，妥了”。

这事儿渐渐传开，就又有乡亲找上门来，后来她又说成几对，一传十十传百，媒婆的名声就叫开了。最辉煌的时候，“谁看见我都找我，有人头一天拜托我给她儿子找对象，第二天就打电话过来问找到合适的没？我说我家又不是产媳妇儿的，哪有那么多？”

孙荣华说，过去给人做媒，男方大多是没有目标的，需要媒人帮助物色。媒人掂量着“门当户对”，找到了般配的对象，便登门牵线，把双方条件一说，如果没有异议，双方就可以见面“相人”。

“相人”一般是到媒人家里，男方先到场，女方后到场，每家来三五个人，互相打量，寒暄，“做什么工作的？”“一个月挣多少钱呀？”通过寥寥数语，观察对方言谈举止有没有啥大问题。

短则几分钟，长则十几分钟，媒人就要把双方喊出去，询问意见。如果相人成功，接下来就要谈彩礼钱，订婚，结婚了。

这么短的时间显然无法让双方深入了解，更何谈产生感情。孙荣华坦言，在过去的农村，“就是俩人一相，媒人一捏，没有恋爱这一部分，就是今天相，今天就得拍板中不中。”“只能事后慢慢培养感情。”

因此，“相人”背后的所谓“门当户对”才是双方更关注的焦点。双方家庭条件相匹配，“一般女的都要找比自己条件好点的”，“男的家里经济条件好，有房子，彩礼钱出得高的”就更受欢迎。

几十年下来，孙荣华成了农村嫁娶礼节的活百科全书，“我们那儿娶媳妇，十里八村都找我。”“做被子，娶媳妇，喇叭没响，我头一天就到了。”

越来越多的女方家庭不提彩礼的事儿了

在北方农村有段顺口溜，“农村到处是穷汉，讨个媳妇真困难，如今彩礼十几万，其他花费还不算，倾家荡产全抖完，落下饥荒谁来还？父母围着农田转，提起儿媳心发颤，辛苦一年不上万，只够人家金耳环。”

多年以来，彩礼是压在男方头上的一座大山。孙荣华以前保媒最重要的任务，一是帮男方物色合适的对象，二就是帮双方谈妥彩礼价码。

孙荣华说，过去每一分钱都要摆在台面上谈，嫁女儿就和卖女儿似的，开出彩礼价码，而男方如果掏不出那么多钱，就得靠她从中斡旋，“一头压压女方的价格，一头抬抬男方的价格”。

每次替男方去谈彩礼，她都得拿出“大数据”给女方家“讲行情”，黄花大闺女多少钱，二婚的多少钱，二婚带孩子的多少钱，以防止女方漫天要价。

因为彩礼价码谈不成，婚事崩了的比比皆是。还有好不容易谈定，结婚前又临时改变主意、增加价码的。

十四年前，孙荣华说成了一对儿，敲定男方家出彩礼3万块钱。眼看第二天要去县城领结婚证、拍婚纱照了，头一天晚上姑娘家突然反悔了，提出让男方买电视和洗衣机。

孙荣华闻讯赶过去，姑娘正哭天抹泪，“谁家没电视啊？没电视我看啥啊？多寒碜呐！”孙荣华好说歹说，承诺让小伙子家赊账买电视，这婚才算结成了。

40多年来，孙荣华见证了娶媳妇成本的水涨船高。从100尺布票的彩礼，到“县城一套房，彩礼10万起”。而最近五六年，孙荣华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方家庭不提彩礼的事儿了。去年10月，孙荣华的侄辈结婚，她去做媒人，“女方家什么都没提”。她试探着问对方要多少彩礼，没想到女孩儿的母亲说，“要啥呀，就一个孩子，要多少都是给他们的，不要了！”这让习惯了讨价还价的孙荣华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北方农村婚娶历来讲究大操大办，十几桌起步，赶上亲戚多的大户人家，在村里摆出几十桌的流水席也是常有的事儿，后来经济条件好了，酒席也水涨船高，从村里挪到县城的饭店，一场酒摆下来就得花费数万元。

孙荣华过去帮忙张罗这些酒席就忙得“脚打后脑勺”，但她认同这些操办，在她那一辈人心目中，似乎嫁女儿越铺张越有面子。可近五六年，政府提倡移风易俗，结婚的双方也越来越认可婚事简办，就拿去年孙荣华侄辈的婚礼来说，婚宴就摆了五六桌，女方家长说，“简简单单的也挺好，尽量不让大伙儿瞎花钱。”

“爱上他了，我就要跟他去”

做了近40年媒婆，保了几十桩婚事，孙荣华坦言，早十几年，她保的还都是包办婚姻。而她就是这么过来的。

1974年春天，22岁的孙荣华出嫁了。一个远房亲戚保媒，孙荣华父亲去世的早，母亲拍板做主，基本没有征求她的意见。

孙荣华笑言，其实相人时并没看上现在的老伴，她嫌对方长得磕碜，说话木讷，但母亲乐意，她便没有发表异议的权利。

她自觉还算幸运，结婚后丈夫一直对她很好，“走到哪儿都让媳妇儿走前头，走到哪儿都夸媳妇儿好。”

但同村的一个姐妹就没这么幸运了。她被包办嫁给的丈夫“在外头油光顺溜的”，可在家的时候经常打老婆，孙荣华见过那男人打完老婆，还丝毫不顾及脸面，把她在村里拖了一路。

近几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出去读书和打工，自由恋爱的比例越来越高。很多小伙子的父母找到孙荣华，都是已经有了准儿媳，找她无非就是“循个老礼儿”，请她帮忙沟通打听对方家庭的规矩、礼节，操持婚事前后一众琐事。

除了自由恋爱，村里倒也还有按照老规矩，经由媒人说亲、相人认识的青年男女，但现在通讯发达，相人之后可以手机上聊天，增进了解，外加交通也比过去便利得多，二人在正式订婚之前有更多的机会相处，就让婚姻比以往多了感情基础。

作为媒人，她之前常给自己以前保媒的夫妻劝架调和，由于婚前缺少互相了解，“成天互相嫌弃”。可她看到这些自由恋爱的年轻人，“有上大学的，从大一开始谈恋爱，谈到大四毕业，都知根知底了。”相比包办婚姻，“俩孩子有共同语言”。

很多新鲜事儿孙荣华过去做梦都想不到。村里一个大姑娘，上学读书遇到了个小伙子，在公交车上给她让座，俩人聊得投机，互换了联系方式，“一来二去就好上了”，现在孩子都生了两个。

还有个姑娘，几年前就已经订了婚，但她对未婚夫不满意，坚持要退婚。家里父母不同意，嫌丢人现眼，这姑娘就自己驮着订婚时收下的彩礼，一件一件地运回了男方家。

孙荣华说，这种事在过去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也许是当了多年媒婆，长期帮人谈彩礼价码的缘故，孙荣华承认自己是个现实的人，家族中的孩子们出去读书，她都会抓着孩子絮叨，上大学谈恋爱可以，对对方必须知根知底，“要是男孩子追你，你得问他，你家有房子没？能就业不？要是啥也不是，绝对不能答应。”

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买她的账，有人故意拿话怼她，“我要是爱上他了，我不管他穷富，我就要跟他去！”

■ 同题问答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形容2017年。

孙荣华：满意。孩子们都有上进心，我60多岁了，自己能挣钱，国家还给我们养老补贴，没有忘了我们这些老年人。

新京报：过去一年，家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孙荣华：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就拿结婚来说，现在很少有上来就要彩礼的，就算要了彩礼，也是凑个整都给孩子。

新京报：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和规划？

孙荣华：希望大龄青年都能解决婚姻问题，有个好的归宿。

新京报：你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希望怎么改变？

孙荣华：农村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要是大龄男青年都找着媳妇了，社会就安定了。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婧祎

乡村“金牌媒婆”转型记

媒婆孙荣华，在村里是个人物。新京报记者 王婧祎 摄

做媒，河北乡村俗称“保媒”。从20多岁给人保了第一桩婚事算起，河北省卢龙县双望镇65岁的孙荣华已经当了近40年的媒婆，保下了几十桩婚事，她心下记着数儿，“现在已经生了孩子的，就有三十多对儿。”

可近几年，孙荣华明显感觉自己的地位下降了，再不像早几年那样被众星捧月般地围着。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外出读书或打工，自由恋爱者众，“人家都自己找对象，用不着媒人撮合了。”

孙荣华感受到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过去当媒人，要费大力气在两家之间谈彩礼，“压压女方的价码，抬抬男方的价码”，“每一分钱都得摆在台面上”。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方不提彩礼的事儿了。

现在孙荣华更多做“主事”的角色。农村结婚的礼节比较繁琐，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现在找孙荣华的，大多是看中她多年操办婚嫁攒下的经验，让她在双方之间沟通不同的礼节、规矩。

这位曾经的金牌媒婆发现，很多她曾奉为圭臬的“老话儿”、“老规矩”都行不通了，不管愿不愿意，自己的头脑都到了转型的时候了。

在过去，俩人一相就得拍板中不中

孙荣华个头不高，短发，说话爽利，她酒量不小，好抽几口烟，嗓音略带沙哑。得知要接受采访，特意穿上了仅有的一件貂儿。

孙荣华还记得40年前第一次给人说媒的情形。当时她20多岁，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同村一个男青年因为做过单侧肾摘除手术，一直找不到媳妇，孙荣华想到自己娘家村里有个大姑娘，因为有哮喘病，也一直嫁不出去，她心一热，两下一牵线，劝双方“互相包容点”，双方一见面，居然“一见钟情，妥了”。

这事儿渐渐传开，就又有乡亲找上门来，后来她又说成几对，一传十十传百，媒婆的名声就叫开了。最辉煌的时候，“谁看见我都找我，有人头一天拜托我给她儿子找对象，第二天就打电话过来问找到合适的没？我说我家又不是产媳妇儿的，哪有那么多？”

孙荣华说，过去给人做媒，男方大多是没有目标的，需要媒人帮助物色。媒人掂量着“门当户对”，找到了般配的对象，便登门牵线，把双方条件一说，如果没有异议，双方就可以见面“相人”。

“相人”一般是到媒人家里，男方先到场，女方后到场，每家来三五个人，互相打量，寒暄，“做什么工作的？”“一个月挣多少钱呀？”通过寥寥数语，观察对方言谈举止有没有啥大问题。

短则几分钟，长则十几分钟，媒人就要把双方喊出去，询问意见。如果相人成功，接下来就要谈彩礼钱，订婚，结婚了。

这么短的时间显然无法让双方深入了解，更何谈产生感情。孙荣华坦言，在过去的农村，“就是俩人一相，媒人一捏，没有恋爱这一部分，就是今天相，今天就得拍板中不中。”“只能事后慢慢培养感情。”

因此，“相人”背后的所谓“门当户对”才是双方更关注的焦点。双方家庭条件相匹配，“一般女的都要找比自己条件好点的”，“男的家里经济条件好，有房子，彩礼钱出得高的”就更受欢迎。

几十年下来，孙荣华成了农村嫁娶礼节的活百科全书，“我们那儿娶媳妇，十里八村都找我。”“做被子，娶媳妇，喇叭没响，我头一天就到了。”

越来越多的女方家庭不提彩礼的事儿了

在北方农村有段顺口溜，“农村到处是穷汉，讨个媳妇真困难，如今彩礼十几万，其他花费还不算，倾家荡产全抖完，落下饥荒谁来还？父母围着农田转，提起儿媳心发颤，辛苦一年不上万，只够人家金耳环。”

多年以来，彩礼是压在男方头上的一座大山。孙荣华以前保媒最重要的任务，一是帮男方物色合适的对象，二就是帮双方谈妥彩礼价码。

孙荣华说，过去每一分钱都要摆在台面上谈，嫁女儿就和卖女儿似的，开出彩礼价码，而男方如果掏不出那么多钱，就得靠她从中斡旋，“一头压压女方的价格，一头抬抬男方的价格”。

每次替男方去谈彩礼，她都得拿出“大数据”给女方家“讲行情”，黄花大闺女多少钱，二婚的多少钱，二婚带孩子的多少钱，以防止女方漫天要价。

因为彩礼价码谈不成，婚事崩了的比比皆是。还有好不容易谈定，结婚前又临时改变主意、增加价码的。

十四年前，孙荣华说成了一对儿，敲定男方家出彩礼3万块钱。眼看第二天要去县城领结婚证、拍婚纱照了，头一天晚上姑娘家突然反悔了，提出让男方买电视和洗衣机。

孙荣华闻讯赶过去，姑娘正哭天抹泪，“谁家没电视啊？没电视我看啥啊？多寒碜呐！”孙荣华好说歹说，承诺让小伙子家赊账买电视，这婚才算结成了。

40多年来，孙荣华见证了娶媳妇成本的水涨船高。从100尺布票的彩礼，到“县城一套房，彩礼10万起”。而最近五六年，孙荣华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方家庭不提彩礼的事儿了。去年10月，孙荣华的侄辈结婚，她去做媒人，“女方家什么都没提”。她试探着问对方要多少彩礼，没想到女孩儿的母亲说，“要啥呀，就一个孩子，要多少都是给他们的，不要了！”这让习惯了讨价还价的孙荣华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北方农村婚娶历来讲究大操大办，十几桌起步，赶上亲戚多的大户人家，在村里摆出几十桌的流水席也是常有的事儿，后来经济条件好了，酒席也水涨船高，从村里挪到县城的饭店，一场酒摆下来就得花费数万元。

孙荣华过去帮忙张罗这些酒席就忙得“脚打后脑勺”，但她认同这些操办，在她那一辈人心目中，似乎嫁女儿越铺张越有面子。可近五六年，政府提倡移风易俗，结婚的双方也越来越认可婚事简办，就拿去年孙荣华侄辈的婚礼来说，婚宴就摆了五六桌，女方家长说，“简简单单的也挺好，尽量不让大伙儿瞎花钱。”

“爱上他了，我就要跟他去”

做了近40年媒婆，保了几十桩婚事，孙荣华坦言，早十几年，她保的还都是包办婚姻。而她就是这么过来的。

1974年春天，22岁的孙荣华出嫁了。一个远房亲戚保媒，孙荣华父亲去世的早，母亲拍板做主，基本没有征求她的意见。

孙荣华笑言，其实相人时并没看上现在的老伴，她嫌对方长得磕碜，说话木讷，但母亲乐意，她便没有发表异议的权利。

她自觉还算幸运，结婚后丈夫一直对她很好，“走到哪儿都让媳妇儿走前头，走到哪儿都夸媳妇儿好。”

但同村的一个姐妹就没这么幸运了。她被包办嫁给的丈夫“在外头油光顺溜的”，可在家的时候经常打老婆，孙荣华见过那男人打完老婆，还丝毫不顾及脸面，把她在村里拖了一路。

近几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出去读书和打工，自由恋爱的比例越来越高。很多小伙子的父母找到孙荣华，都是已经有了准儿媳，找她无非就是“循个老礼儿”，请她帮忙沟通打听对方家庭的规矩、礼节，操持婚事前后一众琐事。

除了自由恋爱，村里倒也还有按照老规矩，经由媒人说亲、相人认识的青年男女，但现在通讯发达，相人之后可以手机上聊天，增进了解，外加交通也比过去便利得多，二人在正式订婚之前有更多的机会相处，就让婚姻比以往多了感情基础。

作为媒人，她之前常给自己以前保媒的夫妻劝架调和，由于婚前缺少互相了解，“成天互相嫌弃”。可她看到这些自由恋爱的年轻人，“有上大学的，从大一开始谈恋爱，谈到大四毕业，都知根知底了。”相比包办婚姻，“俩孩子有共同语言”。

很多新鲜事儿孙荣华过去做梦都想不到。村里一个大姑娘，上学读书遇到了个小伙子，在公交车上给她让座，俩人聊得投机，互换了联系方式，“一来二去就好上了”，现在孩子都生了两个。

还有个姑娘，几年前就已经订了婚，但她对未婚夫不满意，坚持要退婚。家里父母不同意，嫌丢人现眼，这姑娘就自己驮着订婚时收下的彩礼，一件一件地运回了男方家。

孙荣华说，这种事在过去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也许是当了多年媒婆，长期帮人谈彩礼价码的缘故，孙荣华承认自己是个现实的人，家族中的孩子们出去读书，她都会抓着孩子絮叨，上大学谈恋爱可以，对对方必须知根知底，“要是男孩子追你，你得问他，你家有房子没？能就业不？要是啥也不是，绝对不能答应。”

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买她的账，有人故意拿话怼她，“我要是爱上他了，我不管他穷富，我就要跟他去！”

■ 同题问答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形容2017年。

孙荣华：满意。孩子们都有上进心，我60多岁了，自己能挣钱，国家还给我们养老补贴，没有忘了我们这些老年人。

新京报：过去一年，家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孙荣华：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就拿结婚来说，现在很少有上来就要彩礼的，就算要了彩礼，也是凑个整都给孩子。

新京报：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和规划？

孙荣华：希望大龄青年都能解决婚姻问题，有个好的归宿。

新京报：你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希望怎么改变？

孙荣华：农村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要是大龄男青年都找着媳妇了，社会就安定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婧祎

“有时候做梦都在劝架”——记莱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王金东

大小新闻客户端11月6日讯（YMG全媒体·大小新闻记者）“今天上午，我刚刚调解了一个案件，共给予患者医疗、伙食、营养等一次性经济补偿款。”27日下午，我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王金东在办公室打开卷宗，讲述他经办的诉前调解案例。

而这只是他日常工作中的一个普通案例。熟悉王金东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忙人＂，整天奔波忙碌在矛盾纠纷调解一线，没有片刻得闲。8年来，他先后调解处理医疗纠纷及其他民事纠纷案件约600余起，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务实的工作作风，积极的创新理念，高度的责任意识，自觉地担当精神，坚持依法依德、公开公正、平等自愿、尊重诉权的原则，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维护医患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作为人民调解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实际行动取得医患双方对医调委的信任，为医患纠纷调解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建立“缓冲地带”，通过说服规劝疏导情绪，科学归责消除误解，运用法律终止纷争，公平合理化解矛盾，取得显著成效调解成功率达95%以上。

爱岗敬业获得好口碑

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医疗纠纷若得不到及时解决，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这就要求调解员要不断地学习专业知识和调解技巧，将法律素养贯穿到调解。对于王金东来说，善于学习，熟练运用医学和法律知识化解纠纷，为患者解惑释疑，调解过程法情理交融是他一贯的工作习惯。

“有时候做梦都在劝架。”谈起调解工作，王金东认为，医患纠纷的根源不是医生和患者的矛盾，而是处理医患机制的问题引发的医患纠纷。像我国每年有上万人次车祸，死亡人员数千人，但并未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车祸有一套合理、完善的处理机制。而大力健全和发展相对独立的医患调解机构尤为重要和迫切。

为此，他创建了院内调解、人民调解相结合的调解体系，完善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制度，创新医疗责任定性定责机制，实现医疗纠纷、医患冲突处置工作由院内转向院外，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和医疗环境。多年来，我市未发生在医疗机构拉横幅、陈尸、烧香烧纸、冲击医务人员等医闹行为。由医调委受理首访新发生医疗纠纷案件，患者和家属零上访，伤医事件零发生，有效处置和化解了多起重大医疗纠纷突发事件，及时处理多起因财产继承或其他因素而发生的民事纠纷，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对保障社会稳定及社会关系的维护和及时修复，矛盾纠纷得到科学、合理有效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修补医患关系是他最想做的事

“医疗纠纷往往是因医患之间沟通不畅导致的，调解员应该在两者间搭一座桥，一方面为患者解惑，让大家理解医生的工作；另一方面把患者的想法反馈给医疗机构，让医疗机构更好地服务患者。”王金东说，修补医患关系，让医患关系越来越和谐是他最想做的事，他将继续搭好这座沟通桥梁。

面对形形的病患家属，王金东总是以心换心，赢得对方的信任。“呼天抢地的，王主任总会耐着性子，不断地安慰他们；也有悲痛起来要打人或者自残的，王主任总是及时劝阻，为此没少挨拳头。跟着他，真能学到不少东西呢。”一位医生这样说起王金东的工作。

的确，在医疗纠纷调解方面尽管王金东已经做出口碑，但这份工作不仅得罪人，还经常听人谩骂，甚至遭人围攻，对于这些他却平坦接受，他常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本身就是值得的。调解就像是马拉松，如果因为我的调解，让医患双方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还是很有成就感的。”王金东表示。

辛勤付出换来的是骄人业绩。多年来，我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群众满意、社会认可，被评为烟台市“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山东省及上级有关部门对其工作多次给予表扬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