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重(张重阳)

老渤海·英烈篇｜献身革命事业——记张洛书烈士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的滨州市，是一片英雄的土地，渤海革命老区的中心地域，“老渤海”红色文化在这里孕育。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普及“老渤海”历史知识，讲述英烈故事，弘扬英烈精神。

张洛书，又名张伊滨。1906年生于山东省广饶县红盆村。1921年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经常阅读马克思、列宁著作，思想要求进步。1923年，经中国创始人之一王烬美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的启蒙老师张重阳生前曾多次说过，他一生有两个最得意的学生，洛书便是其中之一。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张洛书根据党团组织的指示，加入，先后担任济南市党部书记、山东省执行委员、宣传部长。

1925年10月10日中华国庆节，张洛书由济南到文华，观察文华半年多的革命活动情况。当日下午，在九号课堂关闭门窗，由他组织开会。他讲到的新三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讲到民生主义就是主义。国共虽是两党，但目标是同一的。次日下午，又在同一地点再次召集会议，他说这里环境较好，要迅速发展，并传授了一些怎样发展的方法。他最后说，现在北伐大军很快就要到来，那时，这里就能来一个中心开花，给洋人们一个片甲不归。

1926年1月，被选为济南学生界代表，赴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叛变革命后，张洛书退出，经山东省委负责人丁君羊介绍，加入中国。

1927年10月赴淄川，先后在洪山煤矿、胶济铁路做工运工作。被派到济南、淄川、潍县、高密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先后担任潍县、高密县委书记等职。

1928年，他被捕入狱，经党组织和家属多方营救出狱，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在去苏联途中到达赤塔时，由于肺病复发，返回奉天，满洲省委留下。

1929年先后担任过哈尔滨、奉天市委的领导工作。

1930年，化名刘景新，在大连成立“志诚书房”，白天教小学生，晚上给工人讲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洛书满洲省委派到大连工作，担任大连特支书记，经常深入到工人中发展党员。

1933年10月，张洛书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判刑10年。

1943年，张洛书刑满出狱，在敌人的监视下，住在小岗子养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苏军进入大连实行军管。当时大连一片混乱，工人失业人数达20余万人，人民生活陷入极度饥寒之中。这时，张洛书主动联系过去曾被敌人逮捕出狱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研究如何开展工作。8月23日，他与唐宏经、朱秀春等人在自己家里开会，组成大连解放后第一届职工总会，在上级党组织到来之前，带领工人群众保护工厂企业，安排工人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同日伪残余势力和敌伪的爪牙“治安维持会”进行斗争，并取得苏军当局的支持。至10月上旬，会员发展到两万多人，成为大连市举足轻重的群众性组织，为党在大连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6年3月，大连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聘请他为参议员。

1946年3月14日，刚刚40岁的洛书，正是不惑之年，能为党的事业承当重任的时候，谁知竟不幸病逝，终年41岁。所幸的是，他所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今日社会主义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71年李四光逝世，周总理得知葬礼上没有悼词，罕见地动了怒

1971年5月2日，细雨连绵。

北京八宝山公墓聚集了不少人，来者多数都是为了参加李四光的告别仪式。可在仪式开始前，周总理发现这场追悼会并未准备悼词。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一脸怒色，严厉的批评了有关负责同志。

最终，总理在仪式上宣布了李四光女儿致父亲的一封信：

“希望他所经常思考的地震预报、地热利用和海洋地址等各大科研项目有人接续下去，为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世世代代永久造福。”

前来送行的所有人，听到这段，俱都被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博大情怀所感召。世人或许不曾了解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但他的故事却一直流传着。

对李四光的印象，至今似乎都停留在那个“甩掉中国贫油帽子”的年代。可真正去了解他、探索他，就能发现在这个伟大科学家身上，远远不止“科学家”这个标签。

而他最容易让人忽视的一个角色，必然是“革命者”。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因病逝世。而为他扶灵的六人中，第一个便是李四光。或许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位科学泰斗，也曾是同盟会最小的会员。至于他为何参加革命、如何革命，又是如何成为科学泰斗？这一切都要从李四光留洋说起。

与多数人想象中一般，年少的李四光天资聪慧、善于思考，14岁那年，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昌高等小学堂。

入学那天，对周围十分好奇的他，不由得打量起周围。瞧着周围车水马龙、人山人海，李四光内心充满了期待。正是这一晃神，反而耽搁了填报名表。

“快填，快填，后边还有那么多人。”

办事员在一旁不耐烦的催促着，这让他回过神来，急忙在报名表上填了起来。正是这一愣神，使得他将年龄填在了姓名栏上——十四。

待他发现时，已经没办法修改。不愿花一元钱重新买张报名表的他，将错就错，在“十”下面填了个“子”，成了“李”。可李四这名字也不太好听，恰巧看到“光被四表”这四个字的他，遂即又添了个“光”。

由此，李四光这个名字诞生了。

在校学习了一年之后，他凭着第一名的优异成绩，由官费派往日本游学。此时李四光不过16岁，对未来充满了想象。想象着接下来的留学生活、憧憬着要学到的知识，自然，他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

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他，家境贫寒。可在父亲的教导下，他自有一腔抱负。没有所谓的无师自通、亦没有从小就有远大抱负，年幼的李四光，接触的不过就是父亲、母亲、村民，以及教书先生。

而在这些人中，其父李卓侯对他影响颇深。

在父亲的教导中，他才知道眼下这个政府的、无能，亦清楚帝国列强对中国施行的侵略行为。

在和父亲的对话中，李四光不由自主地说到：“民族的耻辱！”

对，这就是民族的耻辱！尤其当去了武昌之后，李四光再一次感受到那种无力、憋闷。明明这么一个泱泱大国，却被帝国列强死死压制。年少的他，将这一切归结在了海军不强。无论是甲午中日战争、亦或更早之前的战争，似乎都是海军不行。

既然如此，那就去学造船！

那时候的李四光，天真的以为只要在海上打的赢侵略者，就能让国家一天天变强。虽说这一想法有些片面，可对于一个16岁的少年来说，这就是精神支柱！

到了日本后，李四光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不可否认，此时日本的确走在了世界前列。相较于亚洲其他国家，日本早已摆脱了被殖民的命运，甚至于科学技术也走在了最前面。正是如此，他在这里学到了最先进的科学知识。

可此时的日本、中国，都掀起了一股风——一股武装革命的风。太多人选择放弃学习，决心用武装革命的方式，拯救中国。这对于李四光来说，是一场不小的冲击。尤其在和宋教仁接触后，这位本想“军事救国”的他，转入了“革命救国”。

这革命第一步，就是剪辫子。

辫子，于清朝人来说，有太多含义。而对于这些留学生来说，留着辫子，成了“保皇派”的象征；剪去辫子，则成了“革命派”。

这革命第二步，就是加入组织。

而对于李四光来说，眼下最想要加入的组织，自然是中国同盟会。没多久，中山先生辗转来到日本，并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而李四光就在其中。

一个少年，出现在这样的场合，能想象到他心中的激动。而更让他激动的是，走到他面前，亲切地问：“为什么要加入同盟会呢？”

没有丝毫犹豫，李四光高声说道：“要革命，不要改良！”

所谓改良，即保皇派的理论。保皇派追求“保护光绪帝，从外改变”。而对于这些人来说，所主张的是“从上而下进行变革，推翻大清王朝，推翻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

因此当他说出这句话，甚为触动。不由得对他说：“希望你努力学习，蔚为国用。”而这句话，也成了李四光后半生的动力源泉。

恰如中山先生所说，彼时李四光年龄小，当下任务应当是努力学习，待到国内开天辟地，建立新之后，再为国所用。

1907年7月，从弘文书院毕业后，李四光面临着人生路上的一大选择。究竟是回国参加革命，还是留在日本继续学习？答案不言而喻，自然是留下来继续读书。那留下来学什么？在哪里学？这些都成了问题。

对于在日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愈发难以进入高等专科学校。就这一年，足足有上千留学生等着进入更高学府。

李四光不仅选择继续考学，还选择了最难考的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而他选择这里的原因只有一个：该校的造船专业名列前茅。前面就提到，离开国土之前，李四光心中就定下“军事救国”，想要学造船技术。

于是，才定下了考大阪高等工业学校的目标。

与想象中一样，想要进入这所学校，李四光几乎用尽了全力。别人学习，他学习；别人休息，他学习。一切能用来学习的时间，都被其利用上。皇天不负有心人，天资聪慧，再加上勤奋，让他顺利考入该校。

对于不少人来说，进入高等学府就意味着重点，可对于李四光来说，这不过只是起点。从那之后，他更加刻苦、勤奋。所谓“天道酬勤”，正是凭着从不松懈、永不放弃的精神，李四光取得了优异成绩。

学业有成，当以报国！

1910年，从大阪高等工业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在国外这些年，李四光对祖国早已魂牵梦绕，时刻想着利用所学知识，来挽救这满目疮痍的国家。

然而，他回国之后却没有用武之地。这时候清王朝早已千疮百孔、自顾不暇，又有几人还在乎海军强弱、国家未来？对于那些清政府的旧官员来说，眼下皆忙于另寻出路。正是这样，反倒让他有机会参加革命。

许多人或许不知道，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曾扛过枪、上过战场。在那场波及全国的革命中，李四光也是其中一员。很快，清政府被推翻，他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

这下，李四光有得忙了。

相较于清朝的碌碌不作为，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算得上大刀阔斧行改革之事。颇为重视民族实业的，上任后立即任命李四光为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

对于他来说，头衔之多少，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能做实事、改善当下民生，到任之后，李四光积极参与实业复兴。

就在他对未来充满憧憬，对中国实业复兴有所期望之际，袁世凯取代了，成为了大总统。愤怒不已的李四光，决定辞去实业司司长的职务。

既已辞职，他的未来又充满了不确定性。是继续革命，还是读书？相较于一腔热血的革命者，李四光更加善于思考、衡量。作为同盟会最早一批成员之一，他深知辛亥革命之不容易，也能感受到革命果实被窃取的无奈。

多数人都明白，革命失败几乎是必然。清王朝垮台了，可背后的旧势力、帝国主义始终存在。要想真正革命成功，就必须将旧势力彻底铲除，并将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去！

将旧势力铲除，需要革命；将帝国主义彻底赶出，需要国家强大。如此，李四光选择了第二条路——出洋留学，以求“师夷长技以制夷”。1913年，他再度远赴重洋去英国留学。这次他没学造船，而是选择了地质学。

1919年，李四光被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硕士学位。

次年，蔡元培聘请其回北京大学任地质系教授、系主任。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上开始发光。

中国地质学，在那个时代绝对处于一个相对空白的时期。

和诸多西方国家相比，国内的科研环境、科学水平，与之相差甚远。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李四光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要想改变这种现状，除了革命之外，更得注重科学人才的培养、发展。

恰好，北大的学习氛围符合他的要求。

在这里实行教学改革、学术变革，不会遇到太大阻力。而他的教学方法也不同于一般人，除了教授课本上的知识外，亦要求同学能进行实操。地质学不同于文学，需要大量实践、切身感受。

放在今天，学习地质学到野外实践，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放在那个年代，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课程，那绝对开创了教学先河。也正是这种教学方法，让学习地质学的同学有了“求真、务实”的观念。

课本是真，实践更是真！

在北大，李四光成了受人欢迎的万人迷。即便不是地质学专业的同学，也常来蹭课。可即便他学识如此渊博、教学如此成功，依旧未曾停下学习的脚步。没多久，李四光被北大派往苏联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纪念大会。

会上，他参观了多个科研单位，亦感受到了苏联对科学的那份尊重、重视。也是这场大会，让李四光眼界更加开阔。原本对取得的不分成就有所骄傲的他，按捺住了那份悸动，决心以苏联科学院为标杆，努力发展中国地质学。

之后，李四光在北京、南京等地辗转，力求推进中国科学发展。可这时候国内的环境实在太过于恶劣，满无休止的权力争斗，让这位曾经满腔抱负的有志青年，一度感到彷徨。演变到最后，成了失望、彻头彻尾的失望！

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有多少科学家一腔抱负，却被卷入了政治旋涡。这里没有纯粹的科学、没有纯粹的政府，有的只是欲望、权利。无奈之下，李四光选择了出国。

可他心中始终放不下中国，丢不下中国地质学，即便是出国讲学，他对外宣讲的知识也是“中国”。

没错，就是中国。

讲中国的地质风貌、地质科学的现实、未来。从1934年到1936年，李四光先后在伦敦、剑桥等八所知名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出乎意料，这获得了英国学术界的赞誉、欢迎。这也印证了一句话——科学不分国界！

一场场演讲、一次次讲述中国地质，让李四光成了世界级的科学泰斗。

对于这样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科学家，老蒋想要牢牢将其把控在手中。说起来两人还有些渊源，若非反叛革命，或许彼此还能成为挚友。

奈何命运如此，李四光注定和他不是一路人。到解放前，李四光虽说一直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却从未掺和进老蒋的政治斗争中。正是对科学纯粹的追求，他在自然科学的造诣越来越深，在世界上的名头越来越响。

1950年5月6日，在外飘荡了近一年的李四光，总算再度回到北京。而这次入京，他只有一件事——发展中国地质学。

得知李四光到北京的消息后，百忙之中的周总理特地前去看望了他。在六国饭店，两人紧紧握住了手。算起来，自从1945年一别，彼此也有四五年没见了。这次见面，让两个人都十分激动。

对于李四光来说，如今总算能实现当初先生所说“希望你努力学习，蔚为国用”。而对于周总理来说，李四光归国必然能推动中国自然科学发展。交谈中，周总理说到：

“这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为了等你，等了五个多月。现在好了，你回来了！”

原来，早在1949年年初，中央就曾给国外的李四光写信，让其早日回国。可在各种条件影响下，足足拖了一年多时间，李四光才回到国内。

好饭不怕晚，只要人回来了，开展工作是迟早的事。

向来雷厉风行的李四光，回来不久就投入到了工作中。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最需要的就是资源。其中矿产资源又极为紧缺，在很长一段时间，新中国都依靠外来进口。所以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上，明确要求地质部门要探明十几种矿产资源的储量。

为了达成这一计划，李四光率领学生在全国进行各种探测。结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的团队足足探测了出了三十余种矿产资源。

当然，说到李老的贡献，始终绕不开“石油”这个话题。

石油，是世界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时至今日，世界都还有国家因石油打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石油就是工业的血脉。一旦石油被“掐了脖子”，那就意味着工业走向了毁灭。

而对于五十年代的新中国来说，就是如此。

早在1922年，就有科学家写了调查报告，声称中国时贫油国家。不管是中国东南部、西南部、西北部，乃至于东北部分，都不可能找到石油。一时间，“中国贫油论”不胫而走。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石油都不得不依靠进口。

而在新中国刚刚成立那段时间，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下，中国因石油短缺，各项事业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石油问题也被列在了上面。

相较于多数人的失望，周总理、毛主席对李四光寄予了厚望。瞧着国家领导人殷切的眼神，李四光坚定的说：“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很大，其他地方也有可能出油。”

听到这句话，毛主席、周总理心里舒了口气。

对于科学家来说，从来不是无的放矢。既然李四光这样说，那自然是有把握的。事实上，李四光对“中国贫油论”早就给出了不同意见，按照他的研究来看，中国不仅不贫油，还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资源。

在李四光的建议下，国家单独成立了一个石油工业部。这个部门将多个部门联合起来，集中人力、物力，全面进行石油勘测，只为找到石油。

不久，一场大规模的全国石油勘探战役打响了！

新疆、华北、东北、四川等地，相继传来了捷报。尤其是东北地区，更是发现了厚度高达四五千米的新生代沉积。这意味着，松辽平原一定拥有大量的石油蕴藏。

本着先易后难的道理，李四光将松辽平原作为主战场，开始挖掘。随着时间推移，松辽平原第一口探井大量出油！

得到消息那刻，已经七十岁的李四光，不由得热泪滚滚。

谁说中国贫油？中国不仅不贫油，还拥有十分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一刻，当初先生所说的“蔚为国用”总算得以实现。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

“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

一句“我国地质专家”，将李四光抬到了极高的位置。

可这并非他一生的终点，甚至只能算是一个小插曲。诚然，他为中国寻找石油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他在其他领域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譬如原子弹、氢弹领域。

或许许多人会疑惑，一位地质学家，为何会对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做出贡献？早在中国未曾进行两弹研发之前，李四光就敏锐的意识到新中国需要铀矿资源。为此在回国的时候，他从英国特地带回来了一台伽马仪。

正是这台伽马仪，为之后寻找铀矿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发现大量的铀矿，铀产能才能完全保证中国核工业发展需要。

而在李老生命的最后几年，更是将多数精力投入到了地震的预测、预报研究工作中。地震于一个国家来说，造成的危害不亚于一场核打击。当亲眼见证了地震带来的危害后，李四光决定用毕生所学，去破解地震的“秘密”。

地震，说到底就是一种地质现象，多数都是由于地质构造运动造成。若是能构造相应立场，进行研究、观测、分析，乃至于掌握其动向，那必然能精准预测。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理论可能。

李四光在这条路上还没走多远，才刚刚对一些可能发生地震的地方进行预测后，就不幸与世长辞了。

2009年9月14日，李四光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这位感动中国的科学家，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蔚为国用”四个字。

与常人想象不同，这位科学家也曾鲜衣怒马、也曾独自彷徨。他有过失望、无奈、绝望，却从不曾放弃希望。

李四光一生，与世界充满了联系，唯独深爱着中国。无论这个国家贫穷、弱小，亦或强大，只因这里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