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经之首(群经之首是哪一本书)

它被誉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被称为是学习国学的首选之作

在现代社会中，各行各业飞速发展。许多企业家都开始反思传统的管理与经营模式带来的种种危机和挑战，尝试着踏向探索新模式的路途。

与此同时，由于文化回归的思潮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国学也在百年来再次回归社会关注的舞台。

学习国学的首选之作

被誉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易经》，无疑是学习国学的首选之作。

2018年6月30日至7月1日，良师雅集邀请了著名哲学教授傅佩荣来到良师雅集的课堂，来带领大家进入《易经》的智慧世界中。

作为知名的哲学教授，傅佩荣对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见解。

多年来，他潜心研究传统经典，撇开成见和定论，求真务实，追本溯源。重新解读了《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易经》。

他是大学最热门教授

他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都皆有卓越的成就，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凤凰卫视主讲《国学的天空》，也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

在良师雅集以往的课堂中，傅佩荣将清晰易懂的道理与风趣幽默的语言相结合，使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受益匪浅。

“义理”和“象数”

《易经》涵盖了“天道”、“人道”、“地道”的内容，是中华文化宝库中最为古老而又成熟的伟大经典，主要包括了“义理”和“象数”。

“义理”即为人处事的道理，可以理解为“居安思危，乐天知命”。

它所体现的是《易经》中的哲学思想，提出了许多宇宙根本规律的命题，认为人要有忧患意识，应该待时而动。

如何理解变化及其规律？以及在变化中实现自我的提升？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特别是对于许多企业家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这都是正常的经济现象。

关键是要有“居安思危，乐天知命”的认识，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占据上风。

而“象数”则可以用来占卦。《易经》认为，占卦可以预知未来。

身负重担的企业领导者在面临重大事件时，如果拿不定主意，那么就可以通过占卦来预知前路的凶吉。

如何“以易解老”：《道德经》体系建设的初衷和方向是什么

东方既白 著

众所周知，《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与作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易经》，并驾齐驱，相辅相承。

万经之王，《道德经》

《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先秦诸子、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等，没有不受老子影响的，故《道德经》又被华夏先辈誉为“万经之王”。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作用。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哲学上，“道”是天地万物之始之母，阴阳对立与统一是万物的本质体现，物极必反是万物演化的规律。伦理上，老子之道主张纯朴、无私、清静、谦让、贵柔、守弱、淡泊等因循自然的德性。政治上，老子主张对内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对外和平共处，反对战争与暴力。

这三个层面构成了《道德经》的主题，同时也使得《道德经》一书在结构上经由“物理至哲学至伦理至政治”的逻辑层层递进，由自然之道进入到伦理之德，最终归宿于对理想政治的设想与治理之道。也就是从自然秩序中找出通向理想社会秩序的光明正道。

老子认为，“国中有四大”即“道大、天大、地大、君王大”。天、地、王三者都要依循道来成就，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在于“道”是根基、母体之所在。因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念，并在《道德经》第25节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核心思想和架构体系。

王弼对此注解曰：“法，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也；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可见，“法”此处并非法令制度，而作动词“效法”之意。由此可以看见，老子所言之道，即因循自然之规律达致“无为而无不为”之境。

然当时的老子和后来层出不穷的解读老子之大哲们，亦都没有更进一层告诉后学，人如何以地为法，地如何以天为法，天如何以道为法，道如何以自然为法。更大的疏忽，在于没有明白无误地箴勉后人，人能不能够以地为法之同时，亦以天为法，以道为法，以自然为法？人，可不可以直接跳过“地、天、道”，以自然为法？依据常理，人若“法地”，则理应可以法“地之所法者——天”，亦应该法“天之所法者——道”，法“道之所法者——自然”，犹如人若尊师，亦应“尊师之师”、“尊师之师之师”、“尊师之师之师之师”。

直至宋代一个叫周敦颐的人横空出世，才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出现了一缕希望的曙光，其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老子的道家思想，提供有理可依的参照体系，构成了后世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理学鼻祖”-周敦颐

他把《老子》的“无极”观与《易传》的“太极”说熔为一炉，将这两个系统的辩证法思想巧妙地联结起来，铸造成别开生面的“太极图说”，阐发了一种新的宇宙模式论。这种理论蕴涵了比较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为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发展，开辟了新起点，起到了促进作用，比如周敦颐哲学中的辩证思维途径，就是从他对宇宙本源问题的探讨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欲通达《道德经》“无为而治”的核心精髓及其宇宙大循环体系，充分完整地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智慧，周敦颐绝对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人物，其独创的重要哲学思想体系也是一个不得不说的重要课题。这也正是鄙人关于《道德经》体系建设的主要方向之一。

《爱莲》一“说”成绝响

比如在拙作《以易解老，以老解百家》的下半部分，鄙人就在周敦颐《太极图》改良的基础上，首创性地以图文并茂方式，重点解读了到底该如何“人道六亲新生”法“地道五行共生”，“地道五行共生”法“天道阴阳太极之顺生”，“天道阴阳太极顺生”而法“自然之道混沌无极之生生”的具体操作步骤和路线问题。

此图不但揭示了“人如何以地为法，地如何以天为法，天如何以道为法，道如何以自然为法”的哲学历史研究之谜，也为解答“知行合一”过程中，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具体操作步骤和路线问题指明了方向，而且也同步回答了“人，可不可以直接跳过“地、天、道”，以自然为法？”的疑问。

宇宙大循环体系架构设想图

其具体操作步骤和演化路径，大概是这样设想和推演的：

首先，沿图左侧从上往下“道生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接着，沿图中下部从左往下右“人统万物以法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为万物之灵，人统万物以法道；

然后，沿图左侧从下往上“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万物皆循道而生，循道而行，并最终回归到自然之道的原点，

继而再进行新一轮迭代的“道生一，……，三生万物”和“人法地，……，道法自然”的过程，以至于循环往复，迭代精进，生生不息，形成一个整体统一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道人合一”闭环体系。

该《宇宙大循环体系架构图》到底能不能很好展现老子《道德经》的架构体系呢？又能不能完全涵盖宇宙万物的演化路径和演变规律呢？我们不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演变历史和丰硕成果中一一去寻找答案。

后面的几个章节，我们就从中华文化发展成就和历程的角度，来谈谈关于《道德经》体系建设的几点设想问题。

上一篇：从混沌无极看世界本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以无有观其妙徼

作者 | 东方既白

简介：十年学易，一朝悟道，独创“以易解老，以老解百家”国学和哲学研究新体系。

致力于《易经》和《道德经》系统架构体系的开创者

丁鼎、王元臣：儒家的“六经之首”、“群经之首”

【摘 要】 现代学术界几乎将“六经之首”、“群经之首”当成了《周易》的同义语，人们往往强调《周易》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居于“六经之首”、“群经之首”的地位，甚至认为《周易》“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地位,是高居于其他众经之上的”。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先秦至西汉前期儒家六经的排列顺序一直是以《诗经》作爲“六经之首”，而幷非以《易经》居首。自西汉晚期刘歆《七略》开始，《易经》才被列于“六艺（六经）”的首位。历史上虽有学者明言《周易》爲“六经之首”、“群经之首”，但也有人倡言《诗经》爲“六经之首”。而且南朝齐王俭的《七志》还曾将《孝经》列于众经的首位，宋范祖禹也明言《孝经》“乃群经之首”。由此可知将《周易》列爲“六经之首”或“群经之首”只是经学史上的一家之言。尽管西汉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和采用了刘歆把《易》经列于群经之首的排列方法，但本文认为这种排列顺序正如唐代学者陆德明与现代学者周予同先生所说：只是以六经的撰作时代爲序；而不宜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这一角度来解读这一排列方法。亦即不宜将这一排列次序看做一个价值判断。

【关键词】 《易经》、《诗经》、《孝经》、《礼记》、六经之首、群经之首

【作者】 丁鼎（1955-），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元臣（1969-），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博士生，泰山学院副教授。

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由孔子整理传承下来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典籍被称为“六经”或“六艺”。现代学术界普遍将《易经》列于“六经之首”，而且几乎将“六经之首”、“群经之首”或“众经之首”当成了《周易》的同义语。比如人们往往强调《周易》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居于“六经之首”、“群经之首”的地位，甚至有学者直接以《周易·六经之首》作为书名，将“六经之首”看作《周易》的代称。有人说：“《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历来被尊为六经之首。”甚至有人认为《周易》“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地位,是高居于其他众经之上的”。但考诸相关文献便知，这些说法虽然渊源有自，持之有故，并非空穴来风，但并不确切，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中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和论述。

一、《周易》并非“历来被尊为六经之首”

历史上，“六经”有多种排列顺序。除了《周易》居首的排列顺序之外，还曾通行过以《诗经》、《孝经》和其他经典居首的 “六经”排序或“群经”排序。

（一）最早被列于“六经”之首者是《诗经》，而并非《易经》

《易经》并非“历来被尊为‘六经之首’”。历史上最早被列于“六经”之首者是《诗经》，而并非《易经》。先秦至西汉时期的许多文献记载均可说明这一问题。如：

《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这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庄子·天运》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庄子·天下》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荀子·儒效》曰：“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春秋繁露·玉杯》曰：“《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

《史记·儒林列传》曰：“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

上述《礼记》、《庄子》、《荀子》、《春秋繁露》和《史记》等文献记载中的“六经”次序虽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都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次，且均以《诗经》居首。这说明先秦至西汉时期（刘歆之前）儒家六经的排列顺序基本上一直是以《诗经》作为“六经之首”，而并非以《易经》居首。期间虽偶有将《礼》或《书》列于“六经之首”者（见下文），但未见将《易经》列于“六经之首”者。

（二）历史上，《仪礼》、《尚书》和《孝经》也曾被列于“六经之首”或“群经之首”

前揭《荀子·儒效》在论述六经时把《诗》列于首位。但《荀子》有时又将《礼》或《书》列于“六经之首”。如《荀子·劝学》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又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可见《荀子》一书中还曾在列举儒家经典时以《礼》和《书》居首。而且不仅不曾以《易》居首，甚至往往连《易经》的位次都忽略不言。这说明《易经》在荀子这位儒学大师的心目中地位不是太高。

此外，历史上还曾经出现过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的做法。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就特别重视《孝经》，他在《六艺论》中说：“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在郑玄看来，《孝经》是孔子亲自撰作，思想内容非常重要，可以涵盖六经。南朝齐王俭更是在其目录学著作《七志》中直接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记载：“王俭《七志》，《孝经》为初。” 这说明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的排列方法始见于王俭的《七志》。北宋范祖禹《进古文孝经说札子》也认为《孝经》的思想内容非常重要，位居“群经之首”。他说：“愚窃以圣人之行，莫先于孝；书，莫先于《孝经》。……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群经之首、万行之宗，傥留圣心则天下幸甚。”

二、《周易》被列于“六经之首”始于刘歆《七略》

前已述及，先秦迄西汉时期通行以《诗》居首的六经次序。大约至西汉后期刘歆的《七略》始采用以《易》居首的六经排列次序。这种排列次序为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汉书·儒林传》所承用。《汉书·艺文志》序六经次第，即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序。《汉书·儒林传》叙述西汉初期五经的传承谱系也说：“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对于《汉书》所叙的六经次序，徐复观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一书中解释说：“这是班固受了刘歆的影响，以刘歆《七略》中六艺略的序列为序列的。……这是刘歆以前所没有的新说。班固删要《七略》以为《艺文志》，更以《七略》中六艺略的序列为《儒林传》中的序列。这是新的序列，遂为后来经学家所传承而不变。”

班固之后，阮孝绪的《七录》、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魏征等的《隋书·经籍志》、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和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皆沿用了《易》、《书》、《诗》、《礼》、《春秋》这一排列次序。由于《五经正义》、《五经定本》皆为唐王朝所颁布的权威定本，因而被当时及后世奉为圭臬。正如清儒皮锡瑞所说：“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于是刘歆《七略》的六经排列次序通过《汉志》、《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等典籍的的传承而为后世学术界所认同和广泛沿用。《易》、《书》、《诗》、《礼》、《春秋》的次序成为东汉以后最通行的六（五）经排列次序。

三、《诗经》与《易经》分别被列于“六经之首”的原因

历史上，主要通行以《诗经》居首和以《易经》居首两种六经次序。下面我们对这两种六经次序的成因分别进行一番考察和分析论述。

（一）《诗经》被六经之首”的原因

先秦至西汉，为什么将《诗》排在六经之首？现代著名经学家周予同《经今古文学》一文认为：以《诗》居首与以《易》居首两种排列次序分别代表了汉代经今古文两家不同的思想认识。他解释说：“今文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所以他们对于《六经》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他们以《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孔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领悟，所以列在最后，可以说是孔子的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它们的排列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浅而定。”其说甚是，可以信从。

当然，历史上也有学者试图从以《诗》居首的排列次序中寻找“微言大义”，强调《诗经》思想内容的重要性。如宋人王禹偁就认为：“仲尼以三百篇为六经之首，以其本于人情而基于王化故也。”显然，王氏认为由于《诗经》具有政治教化的功能，因而被列于“六经之首”。我们认为这种解释缺乏说服力。《诗经》固然具有重要的礼乐教化功能，正如《论语·阳货》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礼记·经解》所说：“温柔敦厚，诗教也”； 《诗大序》所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但是在儒家经典体系中，《春秋》与三《礼》所承载的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礼乐教化观念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远在《诗经》之上。因而似乎不宜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理解以《诗》居首的六经次序。也就是说，以《诗》居首的六经次序，可能确如周予同先生所说只是依照思想内容上的深浅程度和教学（教化）上循序渐进的步骤做出的排序，而不是以思想内容的重要性来排列次序。

（二）《易经》被列于“六经之首”的原因

刘歆为什么改变先秦以迄西汉通行的六经排列次序，而把《易经》排列于六经首位？我们先来看刘歆自己的解释。《汉书·艺文志》所载《六艺略》之后的小叙曰: “六艺之文: 《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按《汉书·艺文志》乃是班固删节刘歆《七略》而成。然则上引《六艺略》后的小叙当是出于刘歆《七略》原文。刘歆在此以“五经”象“仁、义、礼、智、信”五常，五常又与五行相配，并把《易》看作是其他五经的本原。其理由当是本于《易•系辞上》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既然《易》能“弥纶天地之道”，而天地之道是五常之道的本原，那么在刘歆看来《易》被列于“六经”之首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或许就是刘歆将《易》列于“六经”之首的深层原因。后世许多学者认同刘歆的主张，如明代王恕推阐刘歆之说曰：“噫！《易》之书广大悉备，变化无穷。大而修齐治平之理，小而宴饮起居之节，靡不该载。故为六经之首。”王恕也是从《易经》内容广大重要的角度，也就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说明将《易》列于六经之首的理由。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唐代著名学者陆德明虽然在《经典释文》中承用了刘歆以《易》居首的六经排序，但却并不认同刘歆的排序理论。陆氏在《经典释文·叙录》中对以《易》居首的六经排序作出新的解释说：“五经六籍，圣人设敎，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后前，义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经义总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周易》，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尚书》，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毛诗》，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陆德明认为“五经六籍”没有“短长”（高低）差别，而只有排列先后的区分。《礼记·经解》将《诗》排在首位；《七略》《汉书·艺文志》和《七录》将《周易》排在首位；而王俭《七志》则把《孝经》排在首位。刘歆《七略》中的六经次序，是按各经的产生时间来排列次序的。《易经》八卦相传为三皇之一的伏羲所画，在六经中产生时间最早，因而被排列在儒家群经的首位。《周易》之外的其他五经的次序也都依照其撰作时代排列的。

现代著名经学家周予同继承并发展了陆德明的观点，他认为以《诗》居首和以《易》居首这两种六经排序分别代表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思想观点。刘歆以〈易〉居首的六经排序即代表了汉代古文经学家的观点。他说：“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今文家却是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深浅。古文家以《易经》的八卦是伏羲画的，所以《易》列在第一；《书经》中最早的篇章是《尧典》，较伏羲为晚所以列在第二；《诗经》中最早的是《商颂》，较尧、舜又晚，所以列在第三；《礼》、《乐》，他们以为是周公制作的，在商之后，所以列在第四；《春秋》是鲁史，经过孔子的修改，所以列在末了。”

周予同的上述观点得到了现代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当然也有不以为然者。如卢翠琬就认为：周予同的“观点不够精密，经不起仔细的推敲。”其首要的理由是“‘以《诗》居首’的‘六经’次序，渊源很早，至迟是在战国时期，而战国时期本无今古文之争，故周予同的论点从时间上来看就不符合逻辑。”我们认卢氏对周氏的批评有失于轻率，理据不够充分。不能因为先秦时期的《庄子》、《荀子》中就出现了“以《诗》居首”的六经次序，就怀疑或否定周予同关于以《诗》居首和以《易》居首的两种六经排序分别代表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观点。因为汉代今文学派所主张的六经排序观点完全可以继承和发扬先秦人的观点，不必完全出于他们自己的戛戛独造。此理不待言自明。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将《周易》列为“六经之首”或“群经之首”的经典排列次序，只是经学史上的一家之言。因为经学史上还通行过以《诗》居首和以《孝经》及其他经典居首的排列次序。尤其是以《诗》居首的六经排列顺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基本定型，且一直通行到西汉时期。而以《周易》居首的六经排序直到西汉晚期才出现。我们赞同陆德明、周予同的解读：以《易经》为“六经之首”只是古文经学的排列方法，是按经书撰写时代而排列的。而以《诗》为六经之首的排列方法是古已有之的排列方法，为汉代今文学家所沿用，这是依照经典的的深浅程度和教学上循序渐进的步骤排列的。

我们认为将《周易》列于“六经之首”或“群经之首”如同将《诗经》列于“六经之首”一样，只是一个“事实判断”，只是说明历史上或现实中曾经有人出于种种考虑而这样排列经典次序，而不应将其理解为一个价值判断，不宜从思想内容的重要性方面来解读这种经典排列方法。尽管历史上与现实中都有人将其理解为一个价值判断，但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和解读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周易》的思想价值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因为如果就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而言，《春秋》与《礼记》的价值都要远远高于《周易》与《诗经》。

五、附论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主要是一种关于社会政治和家庭伦理的思想学说，就这方面的思想价值而言，《周易》与《诗经》都不具备担当儒家“六经之首”和“群经之首”的资格。因为《易经》本是一部卜筮之书，其“易传”（十翼）主要是阐释阴阳变化的哲学思想，而并未对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而《诗经》只是一部古代诗歌总集，虽然其三百多篇诗歌的基本格调符合儒家的价值诉求与审美情趣，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阐释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易经》，还是《诗经》，虽然他们在儒家经典的排列顺序上都曾被排列于首位，但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来说，都不具备担当儒家“群经之首”的资格。

那么哪部经典在思想价值上最有资格担当儒家经典体系的“群经之首”呢？我们认为《礼记》最有资格担当这一重任。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理由如下：因为《礼记》这部儒家经典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体现和阐述了儒家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社会理想作。《礼记》四十九篇虽然原本不在“六经（六艺）”之列，只是《仪礼》十七篇的附庸，但由于它蕴含着丰富而重要的思想价值，因而唐修《五经正义》，将《礼记》升格为“五经”；宋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于“四书”之中。而在朱子的心目中“四书”的地位是高于“五经”的。凡此种种都体现了《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礼记》在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方面的价值显然要超过《周易》。因此，不宜从 “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地位,是高居于其他众经之上”的意义上来解读《周易》被列于“五经之首”或“众经之首”的现象。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样讲，并非主张要将《礼记》列于“群经之首”，亦即并不是主张在论述六经或群经时要将《礼记》排在首位，而只是主张不宜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解读《周易》被列于“五经之首”或“众经之首”的现象。

本文原刊于《中国经学》第十八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本号由作者授权发布。囿于平台所限，原注引略去，谨此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