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讨论“知”与“不知”的辩证关系时。他为我们指出。知道自己不知道,最好了;而不知道却以为自己知道,便是缺点。这是老子的基本观点。
事实上,这是一直以来都困惑着所有人的命题,老子的这种观点具有永恒的真理性。
在老子的逻辑里,真正领会“道”之精髓的圣人,不轻易下断语,即使是对已知的事物,也不会妄自臆断,而是把已知当作未知,这是虚心的求学态度。只有这个态度,才能使人不断地探求真理。
人类发展进程中,每一次经历都会有一个结果,一旦我们确定经历的原因,就能够有意识地加以控制,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掌握自身一切的遭遇。总之,探索真理,其实就是在探索人生。
依照这种理论,我们的人生绝不是一场命运的球赛,我们人类也绝不是际遇的玩偶,我们的命运是由我们掌握的,我们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所以说,真理与谬误势不两立,永远不能共存。因此,正确地运用数学定理,我们就可以确知运算结果;健康存在的地方就没有任何疾病。知道了什么是真理,就不会受到谬误的欺骗。
这就像在自然界中,所有的事物都存在于同一个体系中,彼此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而彼此之间各自又不是相互孤立,或者对立的。
纵观我们所生存的物质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很多对立关系:所有事物有不同颜色、形状、大小,有两极,还有内外;有肉眼看得到的,也有我们肉眼无法观察到的。这些都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称呼而赋予它们的不同名称,都是表达方式上的不同。
张其金说:“事物不同名称的两个方面,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而是这个整体事物的两个部分。实际上,这两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在我们的经验在成型之前,可以在意识上指导我们。所以,人类对于真理的探索,不再是盲目的探险,而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运作,是系统化的进程。所以,老子认为‘知不知’才是最高明的。”
在古今社会生活中,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人并不少见。这些人缺乏自知之明,刚刚学到一点儿知识,就以为了不起,从而目中无人,目空一切,甚至把自己的老师也不放在眼中。这些人肆意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这说到底,如果不是道德品质问题,那就是没有自知之明。
孔子曾十分严肃地告诫学生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子和孔子所强调的不仅是求知时理智上的诚实,同时也是为人道德上的真诚。
和老子一样,苏格拉底也从不否定认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他的影响下西方的智者一直在追问人类认识的可能性,到近现代更是如此,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到罗素的《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他们从来没有中断过对人类认知的范围、限度、可能性和确定性的探询。
说到认知,我们不得不强调:提升认知水平,才是一个人破局的关键。我们能破多少局,就能有多大的成就。我们只有不断升级思维,勇于突破自己的边界,才能发现在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能困住我们的局。
张其金在《本源纪》中明确指出:“认知水平低的人,他脑海中的构念就会趋向单一,因而做出来的决策就很狭隘。认知水平高的人,脑海中的构念就会更多元,因此决策会更灵活。”
有句话说:“人生如棋,识局者生,破局者存,掌局者赢。”
南朝陈末代,最后一任皇帝陈叔宝即位,是为陈后主。陈后主本身并非是一个庸才,但可惜的是,他的才能不是在治国方面,而是在吟诗作词上。
陈后主的诗词不少,后人对其作品评价也颇高,尤其他为宠妃张丽华所写的《玉树花》一诗,堪称极品。他也因此与南唐后主、宋微宗并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文采的皇帝。不过,正是这种艺术方面的才华,养成了他眼高于顶、盲目自大的情绪。强不知以为知的结果是,在他登基七年后,陈便被北方的隋朝所灭亡。
陈后主的强不知以为知首先表现在用人上。陈后主在用人方面,完全不懂得知人善任,更糟糕的是,他却自以为善于识别人才,因而乾坤独断,听不进忠良之士的建议。他委任官职时,他不是根据一个人的政治才能,而是凭借自己的感觉来判断人才。其中两类人深受他的重用:一类人是与自己意气相投的人,另一类则是具有文学才华的人。
显然,这种标准用来选择文友是适宜的,但是作为挑选大臣的标准,就不大合宜了。这样,陈后主身边聚集起的大臣,几乎全都是一帮没有什么治国才能的酸腐文人。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当时的宰相江总和尚书孔范。
江总当上宰相完全是凭借博学多闻,善写浮靡的五言七言宫体诗。身为宰相,他对于政事不闻不问,每天带着一帮文人陪陈后主在后宫赏花赋诗,君臣沉迷于诗酒的快意中。
山阴人孔范容止温雅,文章瑰丽,得到陈后主赏识。后主不喜欢听别人说他的过失,孔范在这方面处处为后主文过饰非。因此,后主对他宠遇优渥,言听计从。
孔范曾对陈后主说:“在外面带兵的将军们,都是出身行伍的大老粗,只有一些匹夫之勇,要想他们具有高深的见解和长远的谋略,怎么可能呢?”从此,带兵的将帅微有过失,就会被陈后主夺去兵权。
武将权力失落,军政大权便落入刀笔吏手中,边备因此更加松弛。如此,就造成了陈朝文武解体、士庶离心的混乱局面。
陈朝的开国皇帝陈武帝志度弘远,恭俭勤劳,乃一代英主。其后的陈文帝、陈宣帝也都能励精图治,加上南朝本身地处富庶之地,不久就安定强盛起来。在与北方的几次战争中,南朝也取得了几次胜利,不仅成功阻击北周、北齐的南下入侵,而且还一度占领了长江以北的不少领土。
在这样的局势下,生长于富贵乡中的陈后主便以为陈朝可以一直这样偏安下去。自登基后,他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建筑,其中的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数十丈,袤延数十间,穷土木之奇,极人工之巧。窗牖墙壁栏槛,都是以沉檀木做的,以金玉珠翠装饰。门口垂着珍珠帘,里面设有宝床宝帐。玩好珍奇,器物瑰丽,古今罕见,无不极尽奢华。
同时,他还从全国找来众多才色兼备的美女,终日带着宠臣们与她们冶游,并通宵达旦地举行宴会。如此奢华靡费的生活,必然导致财政吃紧。
为弥补不足,陈后主任命善于聚敛财富的中书舍人施文庆为太市令,专门负责为自己筹钱。
施文庆一上台,便大幅度地提高税收,赋税翻番地往上涨,老百姓苦不堪言。
不仅如此,陈武帝当初为笼络知识分子,对他们实行免税政策,但施文庆将这个规矩取消了,知识分子也要交税。钱收上来了,陈后主很高兴,施文庆也得到了高升,但民心和士心都失去了。就在陈后主还沉醉在长久偏安的迷梦里时,南陈已经人心离散了。
这时候,混乱的北方逐渐稳定下来。隋文帝取代了北周,并灭掉了北齐,统一了北方,对南朝虎视眈眈,准备统一全国。
隋文帝在暗暗做南下准备的同时,还听从了谋士的建议,每逢江南将要收割庄稼的季节,就在两国边界上集结人马,扬言要进攻陈朝,使得南陈的百姓没法收获。等南陈把人马集中起来,准备抵抗隋兵时,隋兵又不进攻了。
这样一连几年,南陈的农业生产受了很大影响,守军的士气也松懈下来。隋兵还经常派出小股人马袭击粮仓,放火烧毁粮食,使陈朝遭到很大损失。
公元588年,隋文帝造了大批战船,派他的儿子晋王杨广、丞相杨素担任元帅,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率领51万大军,分兵八路渡江,蓄势待发。
隋文帝亲自下了讨伐陈朝的诏书,宣布陈后主20条罪状,还把诏书抄写了30万张,派人带到江南各地去散发。
陈朝的百姓本来恨透了陈后主,看到隋文帝的诏书,人心更加动摇起来。
杨素率领的水军从永安出发,乘几千艘大船沿长江东下,看上去满江旌旗,战士的盔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南陈的江防守兵看了,都吓得呆了,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勇气。同时,其他几路隋军也都顺利地开到江边。北路贺若弼的人马到了京口,韩擒虎的人马到了姑苏。江边守将告急文书接连不断地送到建康。但是此时的陈后主正跟宠妃、文人们喝得东倒西歪,他收到告急文书,连拆都没有拆,就丢到了一边。
后来,边关告急文书越来越多,越来越急。大臣多次请求商议抵抗隋兵之事,陈后主才召集大臣商议。
陈后主开口便道:“东南是个福地,从前北齐来攻过三次,北周也来了两次,都失败了。这次隋兵来,也不过是来送死,有什么可怕的!”
宠臣孔范也顺着他的意思附和道:“陛下说得对。我们有长江天险,隋兵又没有翅膀,难道能飞得过来不成!这一定是守江的官员想贪功,故意造出这个假情报来。”
就这样,这帮君臣将隋军嘲笑了一回,然后不去采取任何措施,任由边关守将抗击了事,而上下依旧是每日歌舞,吟诗作词。
次年正月,贺若弼的人马从广陵渡江,攻克京口;韩擒虎的人马从横江渡江到采石,两路隋军逼近建康。直到建康城被隋军包围之后,陈后主才知道隋军真的来了,这时才着急起来。
当时,建康城内还有十几万军队,但陈后主委以重任的江总、孔范一伙都不懂得怎么指挥,陈后主也急得手足无措。结果,隋军很轻易地攻入了建康城。
隋军攻进皇宫后,却找不到陈后主。后来,捉住了几个太监,才知道陈后主携带了两名妃子藏在后殿的一口枯井中。陈后主就此被俘,南朝灭亡。
应该说,陈后主的灭亡很大程度便是因为他对国家政事所知不多,对敌人也缺乏了解。可悲的是,他偏偏认为自己对这些很清楚,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正如老子所说的“不知知”,结果导致了亡国。
张其金说:“平民百姓不能知人就要吃亏上当,领袖人物知人的能力更不可缺少,不能知人就不能善任,琐屑的事务可能派给天才,重要的工作又分给笨蛋,这无疑会给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甚至会使已成的事业毁于一旦。”
诸葛亮史称神机妙算,在知人这个问题上也有过失算的时候。他的部下马谡平时能言善辩,常常在他面前滔滔不绝地谈论战略战术。诸葛亮错把马谡口中夸夸其谈的大话,当成了他实际调兵遣将的才干。在街亭与张郃的对阵中,命令马谡为前军总指挥。一到临战,马谡不仅进退无方,还违抗诸葛亮的调度,结果蜀军被打得四处逃窜,损兵失地,马谡的狗尾巴全露出来了。
像诸葛亮这样的丞相知人固然重要,就是像我们这些小民同样要学会识别人,要能知道谁只能泛泛而交,谁可做终身的知己;谁只能与他一起享富贵,谁才可与他一起共患难。
有些人欢迎直言批评,有些人只能接受婉言相劝,如果当直言却委婉,该委婉反而直言,一定会收到事与愿违的效果。在选择朋友上如此,在选择夫妻时亦然。不少人婚前被对方的甜言蜜语弄得神魂颠倒,婚后不得不喝下自己酿造的爱情苦酒。
在自知之明的问题上,中国古代哲人们有非常相似的观点。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现代科学技术用“突飞猛进”还不足以形容它的神速与神奇,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期内,人类无论是向内和向外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向内,人类可以改变人自身的基因结构,可以改变人自身的性别特征,可以进行人类自身的无性繁殖。
向外,人类不仅不再受环境的摆布,而且正在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环境,人可以从地球到月球上来来往往,奔月的嫦娥见了也会心生嫉妒。人类可以在太空中自由漫步,哪怕就是孙悟空见了也要甘拜下风。人类可以在两个星球之间随时“见面”“通话”,哪怕就是神话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也会自愧不如。
于是乎,人类看起来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然而,科学技术在使人类变得更有能力的同时,也使人类变得更加狂妄。科学技术在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的同时,也使人类变得更加愚蠢。科学技术在使人类不断加深对外在自然认识的同时,也使人类越来越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人类不仅常常错把对大自然的破坏,视为对大自然的改造和征服,还常常错把人类整体的力量,当作自己个人的智慧,甚至常常错把对自然奥秘的有限了解,看成是对大自然全部秘密的揭示。
就这样,我们比古人更容易患上了“强不知以为知”的病。
张其金说:“圣人自知不自见,他们知真我而忘自我,他们自知则知人,他们认为知人则‘以百姓之心为心’,实行朴治,而不以自我之见去治理天下。”
在老子的逻辑里,和“自知”相对的就是“自见”,自见是自我之智。以自我之智治国,就是让自我意志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统治。
圣人自爱则爱人,爱人则以民为贵。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然可以获得人民的爱戴。和“自爱”相对的是“自贵”,自贵就是贵自我。以自我为贵,就会垄断权力,独霸天下。这又成为人们狎其所居,厌其所生的祸根。
自知、自爱,是超越了功名利禄的最高的人格形象。所以,圣人取自知、自爱,舍弃自见、自贵。仅就才能这一项来说吧,许多庸人却以天才自居,狂妄自大,不安于平凡的工作岗位;天才反而自轻自贱,悲观畏缩,压抑和埋没了自己潜在的优势。有些杰出的天才甚至长期被自卑所困扰。
俄罗斯大文豪屠格涅夫在出版《猎人笔记》之前,一直怀疑自己的文学才华,几次准备放弃文学创作。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写出了令人惊叹的不朽之作《逻辑哲学导论》后,仍然觉得自己缺乏哲学才能,一天半夜他去敲罗素的房门,失望地问这位英国的大哲学家说:“我是不是个无明之人?我能不能从事哲学事业?”
有许多科学攻关到了关键时刻,因科研承担者对自己才能缺乏自信导致半途而废。
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样才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有自知之明的人为人处事都有主见,听到别人吹捧既不会飘飘然,受到别人打击也不至于垂头丧气,就像庄子在《逍遥游》所说的那样:“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上所有的人都称赞他,但是他并不因此就特别奋勉,世上所有的人都诽谤他,但是他也并不因此就感到沮丧。
我们总是一眼就能看到别人脸上的斑点,很难注意到自己脸上的疮疤;两眼能直视千里之外,但从来就看不见自己的睫毛。
我们自己看不清自己的主要原因,就和身在庐山反而看不清庐山真面目是一个道理。要使自己对自我有自知之明,还得让自己跳出自我的小圈子之外,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来分析和评价自己,曾参称他每天反省自己三次。反省就是自己把自己作为对象进行审视,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审判官。
于是乎!老子说:“追求知识的学生着重在每天多学一些。追求‘道’的学生着重在每天失去一些。藉着继续失去,一个人就达到了无为,藉着无为,每一件事就都被做了。那个征服世界的人通常是藉着无为而达成的。当一个人被迫去做些什么,世界就已经超出了他所能够征服的。”
词牌名中“乐”字读音究竟如何读,学术界对此争论不断,聚讼纷纭。潘盛彬认为《永遇乐》中读yuè,较早将“乐”字读音问题上升到学术讨论,但未论及其他词牌。金文明将《永遇乐》中读音定为lè,《清平乐》中音yuè,把《清平乐》的读音问题提了出来。此后关于《清平乐》“乐”字读音的讨论断断续续,彭国忠在《词牌名“清平乐”的“乐”应怎样读》中认为在《清平乐》中读yuè。而日本青年学者早川太基援引多种文献,佐证《清平乐》中当读lè。李云龙《也谈〈清平乐〉中“乐”的读音》一文通过分析“清平乐”的本事、“乐”的读音、体式传播与语词纠葛,认为《清平乐》中“乐”读yuè。笔者赞同此说。但同时,导致“lè”音说出现的原因有哪些呢?笔者从文献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首先,引书非善本完整原始文献。金文明《〈永遇乐〉的“乐”读yuè吗?——与过传忠先生商榷》文中据引毛先舒《填词名解》:《永遇乐》,歇拍调也。唐杜秘书工小词,邻家有小女名酥香,凡才人歌曲悉能吟讽,尤喜杜词,遂成踰墙之好。后为仆所诉,杜竟流河朔。临行,述《永遇乐》词诀别,女持纸三唱而死。
金文明认为《永遇乐》“实在看不出它同音乐有什么关系,但却与‘欢乐’似乎有些瓜葛”,申说这一词牌为表达欢乐而作。实际上金文明曲解了毛氏的观点。参考善本原始文献,引文之后还有“第未知此词,创自杜与否”。说明在毛氏看来,词牌来源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即便以此为据,文中也多次提到“歌曲”“唱”,可知《永遇乐》在当时具备词的音乐属性,与金氏的理解大相径庭。
金氏节引《填词名解》文献,回避故事的真实性问题,且不知此书本身存在着忽视词与音乐关系的弊端,曲解了原文。
其次,迷信旧说、师说。金文和彭文中都援引了一则重要的材料,清代万树的《词律·韵目》。金氏转引该书:
三、觉韵(“乐”读yuè)
⑴开元乐⑵中兴乐⑶清平乐⑷迎春乐⑸黄钟乐⑹三部乐⑺齐天乐
⑻西平乐⑼征部乐⑽大圣乐⑾破阵乐
十、药韵(“乐”读lè)
⑴抛球乐⑵归田乐⑶倾杯乐⑷天下乐⑸思归乐⑹贫也乐⑺于飞乐
⑻长生乐⑼长寿乐⑽昼夜乐⑾逍遥乐⑿还京乐⒀永遇乐⒁夜半乐
略作分析,以为入觉韵的“乐”读yuè,药韵的“乐”读lè,以万氏为正解。彭氏补充说明杜文澜的校注“‘乐’与‘乐’恐分析有误,须兼考‘十药’韵”。但并未展开讨论,直下断语支持两音说,这实际上是对旧说的迷信。清俞樾《词律》绪言:“《唐·艺文志·经部》乐类有崔令钦《教坊记》一卷,其书罗列曲调之名自献天花至同心结,凡三百三十有五,而今词家所传小令如南歌子、浪淘沙,长调如兰陵王、入阵乐,其名皆在焉。以此知今之词古之曲也。而《唐志》列之乐类,又以此知今之词,古之乐也。”李云龙结合“破阵乐”和“夜半乐”的分析,提出杜文澜的做法“显示了其谨慎认真的学术态度,并非他对读‘yuè’的‘乐’全部拿不准”,《清平乐》中“乐”字读yuè无疑。而且,金文中称引其先师胡云翼的口头读音说:“胡师生前是海内词学名家,专治宋词达三十多年。……他讲起辛词《永遇乐》时,从来都是念‘乐’为lè的。以他的学问功底,恐怕不会念错吧!”由于尊崇先师而泥于师说,片面地认为“乐”字音lè。
最后,以词义的连属和词调本事解释词牌,望文生义。受金文明结合词调本事和词义连属分析词牌音义做法的影响,彭国忠说:“词调中‘乐’字读音的另一个判断依据,是它与前面文字所组成的语词或语段的含义,词调几个字组合起来表示快乐、欢乐、娱乐等含义的,一般读‘lè’。”有学者据此以为,“清平乐”义为清平安乐,其词亦多为昌平盛世而歌,将词调本身和词作内容关联起来。根据李云龙的分析,上述做法对源于乐曲的词牌名并不适用。不仅如此,同一词牌下的词作风格也多种多样,如写生活情趣的李白《清平乐·画堂晨起》,写怀人思远的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写奔亡之苦的李清照《清平乐·年年雪里》等。
从“乐”字音义的演变过程看,《荀子·乐论》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说文解字》:“乐,五声八音总名。”“乐”的本义为音乐,后引申指快乐,通“悦”。《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广韵·铎韵》:“乐,喜乐。”依据点校本《宋史》“教坊”条:“八曰大石调,其曲二,曰清平乐、大明乐。”综合多位学者的论证,可知《清平乐》在唐代原为教坊曲,得名源于声律中的清调和平调,或因附会李白作《清平调》而闻名遐迩。李氏提出确定词牌读音的两个标准,一方面需要结合词学、音乐方面的专业属性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则要借助传世文献的记载,系统梳理是否存在连贯有序的读音传承,解答了《清平乐》两音两义争议问题。在传世文献方面,由于缺少中古时期有关《清平乐》读音问题的关键材料,清代《佩文韵府》和《词律·韵母》是目前可追溯到的较早的文献记载,两书都读yuè。当代规范辞典和国家指定的中小学教材,在注释时也都持此观点。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自由探索项目“二十世纪《说文》学研究论著考录”(2018TS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标题:《清平乐》“乐”字读音误说探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林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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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口雌黄指随便乱说,不负责任,妄下断语。雌黄:一种黄赤色矿物,古时用以涂改错别字。出自刘孝标《文选》中的晋•孙盛《晋阳秋》。
魏晋时期,上层社会清谈之风大盛,西晋大臣王衍就是一个出名的清谈家。此人伶牙俐齿,赢得四座赞赏。但是有人却说,他日后可能会耽误天下。
王衍成年后满嘴都是玄妙空虚的怪话,当义理讲的有错时,又随口改正,毫不在乎。人们因此称他是“口中雌黄”。王衍做事和说话一样拿不定主意,无长远眼光。他先把女儿嫁给太子为妃,后来太子遭陷害,他让女儿离婚。等到太子冤案昭雪,他又因丧失气节被禁锢终身。西晋“八王之乱”时,王衍又被两位得势王爷看中,官拜尚书令。但是他颠三倒四的习性不改,不以天下为念,而只顾着扩张自己的权势。等西晋王朝败亡时,他又推卸责任,结果还是难逃一死,被敌军活埋在瓦砾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