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勒底人(迦勒底人与巴比伦什么关系)

浅谈古老的优美民族，迦勒底人如此神秘，世人说到这么晚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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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迦勒底人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支古老民族，他们的生活习惯与现代人有着很大的差异。

生活习惯

迦勒底人主要以种植谷物和畜牧为生，他们的饮食主要以谷物和肉类为主。谷物主要包括大麦、小麦、大米等，肉类主要以牛、羊、猪、鸡等为主。此外，他们还喜欢食用蔬菜和水果，如胡萝卜、黄瓜、洋葱、西红柿、苹果、梨等。

迦勒底人通常会在早餐、午餐和晚餐吃三顿饭，他们的餐桌通常摆放着各种菜肴和调料。在饮料方面，迦勒底人主要饮用水和啤酒，啤酒在他们的饮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迦勒底人的住房多数为砖石结构的平房或小楼，屋顶多为平顶或拱形屋顶。迦勒底人的住房多为独栋房屋，房间通常较小，但布置得十分精致，墙壁上挂着各种绣品和装饰品。

迦勒底人的家中通常会有一个火炉，用来取暖和烹饪食物。家中的家具主要包括床、椅子、桌子和柜子等。

迦勒底人重视社交生活，他们喜欢在家中或酒馆里与朋友聚会，品尝美食和啤酒，分享彼此的经历和故事。

在迦勒底人的社交中，男女之间是有一定的礼节和规矩的。例如，男女之间不会直接交换礼物，而是通过第三方交换；女性通常会蒙面出行，以示尊重和谦虚；男性在家中和女流时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迦勒底人的家庭

迦勒底人的家庭结构主要是父母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他们通常生活在独立的住宅中。迦勒底人重视血缘关系，亲属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他们也注重家族和族群的连续性。

在迦勒底人的家庭中，父亲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和决策者，他负责养家糊口，保护家庭安全，指导家庭成员的生活和工作。母亲则主要负责家务和照顾子女，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迦勒底人的家庭中，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职责和任务。父亲通常负责家庭经济和决策，母亲则负责家务和照顾子女。子女们也需要分担家务和照顾弟妹的任务，同时还需要接受父母的教育和指导。

迦勒底人注重家庭教育，父母会对子女进行严格的教育和指导，教导他们道德、宗教、礼节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此外，父母还会根据子女的性格和能力安排他们的教育和工作方向。

在迦勒底人的家庭中，家庭价值观十分重要。他们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和互相帮助，强调家族和族群的连续性和传承。他们也非常重视宗教信仰，认为信仰是家庭和社会的基石。

在迦勒底人的家庭中，孝道和尊重长辈也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子女们需要尊重父母和祖辈，听从他们的指导和教育。同时，父母也需要关心子女的成长和发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迦勒底人为何这么神秘

迦勒底人的宗教信仰非常复杂和神秘。他们崇拜许多神灵，包括天神、地神、水神、太阳神、月神等。在迦勒底人的信仰中，神灵掌握着自然界和人类的命运，他们可以带来好运或厄运，决定人类的命运和前途。

迦勒底人的神灵崇拜涉及到许多神秘的仪式和祭祀活动，包括祭祀、祈祷、占卜等。这些活动都充满了神秘和神奇的氛围，很难被外人所理解。

迦勒底人的占星术也是他们神秘的一面。他们认为星象可以预示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厄运和灾难。迦勒底人的占星术包括对恒星和行星的观测和研究，以及对星象和天象的解读和预测。

迦勒底人的占星术对于古代的文明和科技发展也有着重要的贡献。迦勒底人首先发明了天文学和数学，他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天文观测系统和数学体系，可以精确地预测天体的位置和运动。

迦勒底人的魔法也是他们神秘的一面。迦勒底人相信魔法可以影响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厄运和灾难。迦勒底人的魔法包括各种咒语、符咒和仪式，以及使用各种神秘的物品和药物进行治疗和预测。

迦勒底人的魔法对于古代的医学和药学发展也有着重要的贡献。

迦勒底人的领袖

汉谟拉比（Hammurabi）是迦勒底人历史上最著名的领袖之一。他生活在公元前18世纪，统治了巴比伦王国，是迦勒底人的国王和法律制定者。汉谟拉比统一了巴比伦地区的各个城邦，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并制定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是古代世界最早的法典之一，被认为是古代法律文化的巅峰之作。它规定了各种罪行和相应的惩罚措施，反映了当时迦勒底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汉谟拉比通过制定法典，使巴比伦王国的法律和政治体系更加完善和稳定。

拜伦二世（Nebuchadnezzar II）是迦勒底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王之一。他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统治了新巴比伦帝国，扩大了帝国的领土，发展了巴比伦的经济和文化。拜伦二世也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他在巴比伦建造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包括著名的巴比伦花园、伊斯塔尔神庙等。

拜伦二世的领导风格是以军事力量为基础，强调中央集权和严格的统治控制。他不断扩张新巴比伦帝国的领土，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他的政治成就也包括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他在帝国内部建立了许多经济和文化中心，促进了贸易和文化交流。

迦勒底人为什么很少人知道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迦勒底人的文化和历史遗失了。尽管古代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然而，随着战争、自然灾害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被摧毁或失落。这导致我们今天对迦勒底人的了解非常有限。

迦勒底人的政治历史也是一个原因。许多迦勒底人领袖统治时期的文化和历史被抹去或被篡改。例如，许多领袖的名字和时间顺序可能被混淆或忘记，这使得对迦勒底人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迦勒底人的文化和习俗与我们今天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例如，迦勒底人的宗教和信仰系统非常复杂，有时难以理解。迦勒底人的语言也不是常见的语言，这使得研究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变得更加困难。

其他因素也影响了我们对迦勒底人的了解。例如，迦勒底人的历史和文化通常是由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学者进行研究和出版的，这使得很少有人能够了解迦勒底人的历史和文化。此外，迦勒底人的文化和历史也很少在学校的课程中被讨论，这导致很少有人对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感兴趣。

综上所述，虽然迦勒底人是古代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但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很少被人了解。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遗失、政治历史、文化差异和其他因素所致。然而，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迦勒底人的历史和文化，以便更好地理解古代世界的发展和进步。

迦勒底人的重要性

迦勒底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他们为人类的科技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发明了许多重要的技术和工具，如农业技术、建筑工程、陶瓷制造、蓝色染料等等。他们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书写系统——楔形文字，并用它记录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迦勒底人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对世界文化和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迦勒底人信奉多神教，他们的宗教信仰包括天文学、星座、卜卦等，这些信仰成为了许多宗教和哲学体系的基础。例如，犹太教、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都受到了迦勒底人的宗教信仰的影响。

迦勒底人还发明了天文学和数学，为后世的科学和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迦勒底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迦勒底人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和帝国，他们的领土覆盖了现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影响。他们还发展了独特的经济制度，如农业、手工业、贸易等，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迦勒底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遗迹，如巴比伦、乌鲁克、尼尼微等古城遗址，神庙、宫殿、城墙、水渠等建筑，以及艺术品、雕塑、陶器等文物。

迦勒底人为何灭绝

迦勒底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周边国家争夺的焦点，他们常常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在迦勒底帝国的鼎盛时期，他们曾经对周边国家发动过多次战争并扩大了自己的领土。

然而，在和伊朗人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中，迦勒底人不断失去了领土和资源，导致他们的国力逐渐削弱。最终，在公元前539年，波斯人的入侵摧毁了迦勒底帝国，加速了迦勒底人的衰落和消亡。

迦勒底人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地区。在古代，这里经常受到旱灾、洪灾、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袭击。这些自然灾害对迦勒底人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他们的经济和人口出现了下滑。这些自然灾害加剧了迦勒底人的危机和灭亡。

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文化和信仰的变迁也导致了迦勒底人的灭亡。在古代，迦勒底人的信仰是多神教，他们崇拜太阳、月亮、星辰等自然神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教、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兴起和传播，迦勒底人的信仰逐渐发生了转变。

笔者认为：迦勒底人的文化也被其他文化的影响所改变，这些文化的融合和冲突也导致了迦勒底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引用：

《吉尔伽美什史诗》是迦勒底人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

《摩西五经》是犹太教和教的重要经典，其中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五卷。

唐代景教传教士入华与“流产文明”的背后

葛承雍

7－9世纪的中国唐代，是一个移民众多的国家，随着西亚波斯、中亚粟特诸国外来移民而进入中国的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教会传教士，开始在新的东方疆域内传播。

景教在中国存在了二百余年，经历了初唐、盛唐到晚唐的社会巨变。传教士们能把一种远离自己发源地的外域宗教移植到中国，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景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企图达到的目标自然是希望扩大影响，并将自己的文明融入东方主流文明。但最后，景教以失败为结局，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世纪的“流产文明”。“流产文明”的命运在唐代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很多学者都有讨论与分析，与其他宗教相比，还有什么主要原因？

一 入华后传教面临的困难

聂斯托利派教会的活动中心在萨珊波斯帝国境内，在进入中国前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拥有独立而完善的宗教传统。在制度上，坚持主教、牧师等神职人员等级分明；在教派上，突出修道院的特色；在语言上，执着于叙利亚语(Syrisch)创作；在文献上，限定叙利亚语的《新约》作为神学经典；在财产上，保证地方主教拥有绝对支配权；在建筑上，保持教堂组成一个教区的特征；在仪式上，保持全年繁多的礼拜；在行礼上，必向东方敲响木铎为号；在婚姻上，允许牧师娶妻生子而主教必须独身；在祈祷时，必须唱歌咏乐赞美《诗篇》(Psalms)。这一系列的特征与传统，有别于信奉教的其他教派，凸显了本教派的文化特色。

元代景教瓷墓志，内蒙古赤峰松山区出土

这样一支在教发展史上颇有建树的教派，在进入中国后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第一，地缘障碍。

教虽创始于中东，但发展为世界性宗教则主要是在拜占庭帝国境内。聂斯托利教派的活动大本营在西亚地区，与中国相隔万里之遥，中亚的崇山峻岭、流沙盐碛和恶劣气候往往造成天然的地缘障碍，当时的人员往来不仅路途艰险，而且时间漫长。按照聂斯托利派的规矩，中国教区的主教必须由叙利亚东方教会宗主教(Patriarch)派遣，尽管有丝绸之路相连，但因战事、封关、灾难等原因而导致联络中断却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巴格达城宗主教哈南宁恕(Hananishu)于778年去世，长安的主教景净(Adam)就不知道，三年后刻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时，仍然将哈南宁恕尊为东方教会的领袖，严格执行聂斯托利派的等级制度与总部节制，这说明地缘障碍影响着大本营宗主教和中国主教之间的沟通。中国主教每隔四年或六年向宗主教写信汇报一次，由于路途遥远，不可能时时处处向宗主教请示述职。9世纪时，随着西亚到中亚景教各个据点相继失守，宗主教不可能再源源不断地补充派遣传教士入华。

第二，语言障碍。

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多为波斯人，日常交流语言多用波斯语，但在宗教活动中一律使用叙利亚语。7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帝国取代萨珊波斯帝国后，东方教会中仍普遍使用叙利亚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篇头篇末的叙利亚文字就是其语言文化的证据。传教士进入中国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障碍，他们必须学习汉语，将教经典译成中文，所以贞观九年(635)阿罗本(Abraham)到长安后“宾迎入内，翻经书殿”。经过三年的经典翻译，终于使中国人初步领会教的基本概念，但原典中表现灵魂、救世等的词汇在现存汉文敦煌文书和碑石上没有一个确切的翻译，甚至用不敬语将“耶稣”译为“移鼠”，把玛利亚译为“末艳”，称“圣灵”(HolySpirit)为“凉风”，不对照伊朗语或叙利亚语的教经典文本根本不清楚其含义。尽管传教士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仍存在着词不达意、比附牵强的语言问题，聂斯托利派教义传播非常困难，只能借助佛道术语和名相仪轨，以至于后人怀疑景教碑和景教经典都是由汉人执笔翻译的。

第三，传播障碍。

唐代是中国儒、佛、道三教并盛的黄金时期，共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佛道两家根深蒂固具有强大的优势。教和火祆教、摩尼教作为后来的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机会要弱得多，并受到佛道两家的排挤歧视。这迫使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将自己的宗教“本土化”，借用佛道二教的词语来阐述教义，甚至勉强命名为“景教”，将教堂泛称为“寺”，将主教比附为“大德”，将牧师统称为“僧”，目的是为了借鉴佛道名相仪轨以便被大众接受，但在传道布教时也容易引起信徒概念的混乱，还受到佛道的谩骂攻击和汉族士大夫的耻笑毁谤，客观上削减了传教的力度。

第四，文化障碍。

聂斯托利派教会在西亚中东的活跃，是因为它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而在中国，它就成了异质文化，与唐代文化主流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例如，儒家内圣之学鼓励通过修身养性，人人可以成为圣人；佛教般若学讲究“我佛一体”“有心即佛”，人人可以成佛；道教老庄玄学强调“三无三忘”“天人合一”，人人可以成为真人。教虽也注重自身赎罪，但信徒仅仅是上帝和的仆人、羔羊(经常是迷途的羔羊)，不是人人皆可为，至多通过赎罪，获得上帝或外在神灵的拯救。即使聂斯托利派提出的“神人二性说”，也没超越原罪说。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人性本善的预设与教人性本恶的预设相抵牾，两者文化缺乏契合，不相交融，心态隔阂，难有自然的亲和性。

亚美尼亚保存的《圣经》， 1317年，大英图书馆藏

第五，国情障碍。

聂斯托利派教传教士绝大多数为波斯人和叙利亚人，他们在中亚西域本来就没有广泛的信徒基础，因为粟特人大多信奉祆教，即使少部分人改宗，信仰景教的人也不多。中国人当时信仰景教的证据至少现在还未发现。因为在汉人圈里，国家、家族的传统精神纽带是佛、道、儒，加之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压力迫使其改宗换道，整个国情与西亚、波斯不同，世俗心理和思维方式也不同。拜祖宗、敬君臣、分长幼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汉人很难接受教的新神，这种文化冲突心态直到明清时期都是如此。所以，国情不同导致不相容的民族障碍，传教士面对的是一个很难融合的窘境。从外表上看，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削发光头，留须长髯，在波斯境内，在头上每每留下十字形图案，以区别西叙利亚教会即雅各派和西亚迦勒底派等其他教派。他们进入中国后的亮相仍要体现其特点，削顶去发，存留胡须，身着法袍，即“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这在信佛崇道的中国人看来，无疑是“异类”。再加上牧师以下可以娶妻生子，更会被列入旁门左道的“邪法”而遭到鄙视。

叙利亚文《圣经》中的主教上帝，932年，羊皮纸，大英图书馆藏

二 进入中国后的生存方式

聂斯托利派教会一直主张积极向东方发展，其传教士受到拜占庭帝国迫害陆续逃往波斯，在波斯又受到被奉为国教的祆教(Zoroastrianism)的压制和攻击，特别是633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他们的生存空间缩小，发展陷入低谷，只好向中亚转移并向中国发展。但此时唐朝正与西突厥汗国争夺西域中亚诸国，需要外来人才为远交近攻战略服务，所以欢迎聂斯托利派传教士进入中国提供有关中亚、波斯的外交、军事等真实状况，附带允许他们翻译经典传教布道。这就决定了景教在中国不会受到特别崇奉，尽管唐朝官方对外来人士隆重接待，但这只是显示大国威仪与宽容，并非寻求新宗教作为精神支柱。比景教早进入中国四年的祆教也受到唐朝统治者的礼遇，敕令在长安建立大秦寺(又名波斯寺)。延载元年(694)，波斯摩尼教(Manichaeism)也得到女皇武则天的礼遇。“三夷教”传入中国都没有引起轰动，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唐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各国侨民云集，尤其是来自西域中亚和波斯的移民众多，他们信奉景教、祆教和摩尼教，自然有利于这些外来宗教的传播。唐朝政府不干预他们的宗教活动，允许其合法存在，应该说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是殊为难得的。但外来移民毕竟是少数人口，信仰景教的人数不会很多，仅仅局限在波斯人和一些中亚粟特人中，并没有广大的信徒作为传教的基础。景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既没有强大的外来政治势力为他们背后撑腰，又没有波斯与中亚军事力量给他们提供支持，也没有丝路贸易中的胡商对他们进行援助；景教传教士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儒佛道占据绝对文化主流的国家里发展，生存难度可想而知。他们为适应中国本土环境，艰辛努力，采取了三种生存方式。

一、对上层，参与政治。聂斯托利派教会上层人物有参与政治的传统习惯，他们在拜占庭与波斯敌对的夹缝中生存，策略之一就是依靠统治者庇护，因此曾长时间得到萨珊波斯国王的保护，波斯朝廷与聂斯托利派在自卫和扩张上有相互结合相互利用的倾向，波斯王卑路斯(435—489年在位)就认为聂斯托利派可以为波斯帝国尽忠效力。阿罗本初入中国便先向唐太宗靠拢，赢得了统治者的好感与支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景教士所立，但碑文中对唐朝五位皇帝歌功颂德、溢美讨好，尊称皇帝为“圣”，这固然有借皇威来抬高自己的心态，但关键还是依托统治者上层来保护自己，减少生存的困难和传教的障碍。景教士们采取了许多实际行动来投皇帝所好，主教佶和亲自率领十七名景教士到兴庆宫为唐玄宗演唱祈祷仪式上的叙利亚语教赞美诗，他们请唐玄宗亲笔题写寺门匾额，将皇帝真容肖像转摹描画寺壁，在寺内安置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代皇帝遗容图像，请唐玄宗五位兄弟亲临景教寺院建立神坛，以唐代宗赏赐宫廷的御食作为荣耀分给教徒，参加唐代宗的生日祝寿庆贺大礼，等等。特别是在粟特人后裔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反唐叛乱中，景教士们并没有站在粟特胡人军事集团一边，而是积极协助唐廷镇压反叛。最著名的事例是准主教(chorepiscopo)伊斯(Issu)在安史之乱时效忠唐肃宗，为平叛大将郭子仪出谋划策，成为唐军的“耳目”和“爪牙”，随从郭子仪南征北战立有大功，被朝廷授予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等荣誉头衔，这是一般中国人也很难得到的荣誉。正因为伊斯为唐廷立下汗马功劳，所以他成为长安景教教会中最风光体面的人物，由他作为“大施主”资助镌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才能置立于长安城内，并在碑文最后作颂词讴歌唐代诸位皇帝，表现了景教僧侣依附讨好朝廷的心态。

二、对中层，方伎沟通。

聂斯托利派教会建立的神学院曾培养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医学、科技、音乐、语法等方面颇有建树。进入中国的景教传教士们除了精通本教经典外，大多具有一技之长，素质较高，绝非等闲之辈。贞观时期的阿罗本通晓汉语，翻译景教经典，折服朝廷诸公，认为他的翻译“详其教旨，元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武则天时期，阿罗憾熟谙波斯建筑形制，曾在洛阳营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这座32.65米高、直径3.73米的八棱铜柱形纪念性建筑物，是他带领外国人按西方风格捐资铸造的。出身医师的秦鸣鹤也是景教徒，他采用欧洲流行的放血法为唐高宗治愈目疾而被史书记载。开元时期，崇一为唐玄宗长兄李宪治病，是一位擅长医道的景教士。开元二十年(732)波斯景教“大德”(主教)及烈因“广造奇器异巧”，利用机械奇物打通广州市舶使周庆立，并以“制造奇器”进献皇帝在长安被赏赐紫袈裟和其他财物。大历时期(766—779)的波斯景教徒李素由于天文历算特长被召入长安，担任皇家天文星历最高机构司天台首脑，并可能将希腊波斯系天文著作翻译到中国。此外，景教士还将西亚药物底也伽等传入中土以便行医治病。从这些例证可见，入华的景教士都是饱学之才，他们继承了经阿拉伯和叙利亚地区传来的希腊罗马文化，并将以聂斯托利派教神学院为基地的医学、天文、数学、机械制造等传统带入中国，作为他们传教的本领，赢得了唐朝达官贵人的认可与好感，也是他们能与贵族官僚交往的本钱，这是祆教、摩尼教等其他外来宗教所不具备的优势。从景教的传教活动看，其重要方式就是利用方伎等手段辅以教义的传播，这是景教徒谋取生存的资本。

泉州元代聂斯托利派叙利亚文石垛天使朝献十字架图

三、对下层，慈善救济。

聂斯托利派教会沿袭正统教的传统，也注重用慈善救济方式传教布道，吸引下层民众入教。6世纪中叶中亚地区突厥部落流行瘟疫时，景教士积极营救，医治患者，并乘机布教传道，赢得不少信徒。阿罗本初入中国就给人留下“济物利人，宜行天下”的印象，这和佛教寺院没有专门的慈善救济职能大不相同。唐代抚恤病老孤穷的“悲田养病坊”一直由政府出资设专使管理，开元二十二年(734)，改为佛教寺院分置托管，由僧尼负责，安史之乱爆发后被废掉，至德二年(757)，因两京疫病流行又恢复普救病坊，职掌贫民病患的医疗与粥食。在社会动荡和饥贫病患众多的情况下，景教教会正好施展其慈善济民的作用，恰如《景教碑》颂扬的“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景教士们的高风亮节受到民众的广泛赞扬，即“清节达娑，未闻斯美”。教堂旁一般都有医院，他们在饥、寒、病、死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对争取民众非常有利，处于水深火热的下层人民对景教自然抱有感激之情，这可能是最实用的传教方式了。而景教“依仁施利”比单纯传布教义更能吸引贫苦百姓，所以他们“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按照聂斯托利派教会复活节“五十天奉献日”(Quinquagesima)的斋戒传统，精心供应施济贫民，维系着教民与教堂之间频繁的往来，这比“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的频繁礼拜仪式更容易召唤信徒。而中国的佛寺道观与信教民众之间显然没有像景教与信众之间这样的如此密切的慈善救济关系，这也是景教能够在中国长期维持脆弱生存的重要原因。

敦煌景教宗主教画像复原图

三 景教的流产文明命运

景教在中国存在了二百余年，经历了初唐、盛唐到晚唐的社会巨变。传教士们能把一种远离自己发源地的外域宗教移植到中国，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既坚持聂斯托利派教会大本营的传统和基本教规，又依据外来宗教“本土化”策略进行了因地制宜的“随方设教”，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是值得自豪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夸耀景教“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虽不可靠，诸州“各置景寺”也令后人怀疑，但景教传播毕竟不局限于京城地区，从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来看，至少在敦煌、灵武、洛阳、成都、泉州、广州等胡商贸易活动地有过存在。不过，这些孤立的点，既没有连成线，也没有经纬成面，缺乏遥相呼应的联系。

泉州元代景教碑石之一(采自吴 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 1957年)

景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企图达到的目标自然是希望中国人都能皈依，并将自己的文明融入东方主流文明。令人失望的是，景教最终以失败为结局，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世纪的“流产文明”。“流产文明”的命运在唐代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很多学者都有讨论与分析，与其他宗教相比，笔者认为还有几个重要原因。

一是经济上比不过佛教徒。

景教教会的经济收入全靠唐廷资助和信徒及达官贵人的施舍捐助，景教寺院没有土地田产养活自身，不畜奴婢，不聚货财，不放，不允许出门化缘，朝廷又没有给予种种经济特权，不能享受官府的税金贡赋，即使有信教的胡商接济，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根本无法与经济实力强大的佛教寺院相提并论。景教讲究待人接物无贵贱之分，常常搞慈善救济活动，仅有的财物也施舍于贫民，这固然吸引了一些信徒，但一遇大的社会动荡就会捉襟见肘，只能靠平时一点积累维系生活，无法扩大传教布道的地盘。会昌五年(845)灭佛时，朝廷曾没收佛教寺院大量财物，勒令僧尼还俗充税户，可见佛寺经济实力非同一般，而景教、火祆教、摩尼教等则无财产收归皇家之记载，显然经济实力很小。

元代教徒墓志，1954 年泉州 出土

二是宗教理论上比不过佛教徒。

景教传教士为传播自己的教义，尽管下功夫翻译景教经典为汉文，但号称530部的“大秦本教经”据敦煌发现的《尊经》所列也不过35部，大部分没有译成汉文，遗留下来的仅6种13500多字，甚至还没有摩尼教的汉译作品多，与佛教汉译经典相比就差得更远。这么少的景教经典显然不能囊括所有聂斯托利派教的教义，虽然当时的传教士有些精通神学哲学，也传述了景教原典的本色与特征，但在借用佛道“本土化”过程中也湮没了许多教法义理，所以比不过佛典的玄理深奥，没有发挥出景教中宇宙论、灵魂说、救赎论等独特长处来阐发大义，附庸佛道谈玄说无，在信教民众中易造成混乱，人们不易分辨，并引起佛教徒的不满和攻击。贞元二年(786)，景净与印度高僧般若同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SātpāramitāSūtra)七卷，就受到“图窃虚名，匪为福利”的指责而被烧毁。景教宗教理论的影响自然很小，无法引起当时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的兴趣与支持。

泉州元代景教墓碑

三是信徒人数比不过佛道二教。

景教信徒人数一直没有确切数字，会昌五年取缔佛教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而“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若以李德裕所记“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并令还俗”；则景教僧侣也就一千多人，佛教僧尼数量是景教僧侣的200多倍，尽管这是指专职僧侣而非接受洗礼的信徒，但一般信徒估计也不会很多。从考古出土碑刻来看，迄今能确定的信仰景教的仅是米继芬家庭等极少数人，并且是中亚粟特移民的后裔。这表明景教教徒在汉人中较少，即使受洗信徒可能都是接受慈善救济或治病医疗的平民。道教的道士、女冠数量也比佛教僧尼要少，晚唐时官方数字是“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但要比景教僧侣多得多。唐长安繁荣时佛教僧侣约有三万到五万人，道士、女冠约有三五千人，景教传教士人数不仅无法与他们相比，可能也比不过火祆教穆护人数，所以一遇取缔，他们便流散逃逸，没有卷土重来的条件，也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泉州元代景教祭坛式石墓

四是教堂规模比不过其他宗教。

教堂是教最基本的特征，教徒们围绕教堂组织宗教生活，景教教堂也是如此，不管在长安是一所还是四所，单体建筑和占地面积都不会超过佛教寺院与道教宫观。《景教碑》夸其教堂“宝装璀翠，灼烁丹霞；睿扎宏空，腾凌激日”；伊斯时在旧寺基础上“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翚斯飞”，都是说教堂内部装饰，对其建筑规模，语焉不详。按韦述《两京新记》记载:“(长安城中)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五，波斯寺二，胡祆祠四。”长安佛寺如慈恩寺、西明寺、荐福寺等均为十余院、上千间房，道观如昊天观、东明观、金仙观等均占有一坊、半坊之地。教堂作为宗教集会场所，其规模大小反映传教影响大小，又体现僧侣教团人员多少，景教教堂规模不大，自然不能与佛寺道观相抗衡。故唐人舒元舆瞧不起摩尼教、景教、祆教，“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

值得注意的是，聂斯托利派教会的一大特点是重视修道院的建设，修道院选址往往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以便修道士进行静修、苦修。如果京师长安义宁坊所造大秦寺为一座主教堂，那么七十多公里之外的周至大秦寺可能就是修道院，由于乡村人少、语言不通、距离偏远等封闭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分散了景教的势力与影响。

泉州元代景教十字墓碑

五是传教上比不过其他宗教。

景教进入中国后仍保持了聂斯托利派教会的主要传统，在传教上利用医学、科技、慈善等独特优势，既传教又行医，汉文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就宣传用治病救人来拯救人的灵魂和济度人于苦海，“能疗饥渴，复痊众病”，通过医术治疗肉体疾病达到争取信徒改宗景教的目的。由于这种传教方式属于间接使人改变信仰，不像火祆教那样用聚火祝诅、以咒代经来吸引众徒，也不像摩尼教那样用诱惑百姓向往光明、摒弃黑暗的“善恶论”鼓动激励群众起来战斗，所以景教扩大传教影响的可能性较小，这和18世纪后“洋教”依靠列强撑腰传教有很大不同。正像蔡鸿生先生指出的，中古三夷教的汉化形式是摩尼教异端化，火祆教民俗化，景教方技化。尽管这概括比较笼统，却道破了景教的必然命运，在唐代宗教意识领域里只能处于边缘化的无足轻重的地位。

中古时期的唐代作为一个外来移民众多的大国，经过安史叛乱之后急剧衰落，对外来宗教传入的宽容也渐渐失去信心，特别是参加平叛的西域胡人军队对朝野各界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导致社会上形成排外的思潮。景教即便利用慈善救济、治病救人等手段，也只能获得少数黎民百姓的好感，实用主义的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以及大多数平民群众更多的是冷漠轻视，皇帝灭佛的一道敕令就使景教被牵连取缔，景教厄运临头竟没人出面保护，传教士自身似乎也一筹莫展，听任摆布，流散不明，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本文所讨论的诸条，足使后人思索这“悲凉文明”的失败原因。

（本文原标题为《唐代景教传教士入华的生存方式与流产文明》，全文收录于三联书店出版《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系列丛书，澎湃新闻选刊时未收录注释）

责任编辑：李梅

浅谈古老的优美民族，迦勒底人如此神秘，世人说到这么晚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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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迦勒底人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支古老民族，他们的生活习惯与现代人有着很大的差异。

生活习惯

迦勒底人主要以种植谷物和畜牧为生，他们的饮食主要以谷物和肉类为主。谷物主要包括大麦、小麦、大米等，肉类主要以牛、羊、猪、鸡等为主。此外，他们还喜欢食用蔬菜和水果，如胡萝卜、黄瓜、洋葱、西红柿、苹果、梨等。

迦勒底人通常会在早餐、午餐和晚餐吃三顿饭，他们的餐桌通常摆放着各种菜肴和调料。在饮料方面，迦勒底人主要饮用水和啤酒，啤酒在他们的饮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迦勒底人的住房多数为砖石结构的平房或小楼，屋顶多为平顶或拱形屋顶。迦勒底人的住房多为独栋房屋，房间通常较小，但布置得十分精致，墙壁上挂着各种绣品和装饰品。

迦勒底人的家中通常会有一个火炉，用来取暖和烹饪食物。家中的家具主要包括床、椅子、桌子和柜子等。

迦勒底人重视社交生活，他们喜欢在家中或酒馆里与朋友聚会，品尝美食和啤酒，分享彼此的经历和故事。

在迦勒底人的社交中，男女之间是有一定的礼节和规矩的。例如，男女之间不会直接交换礼物，而是通过第三方交换；女性通常会蒙面出行，以示尊重和谦虚；男性在家中和女流时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迦勒底人的家庭

迦勒底人的家庭结构主要是父母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他们通常生活在独立的住宅中。迦勒底人重视血缘关系，亲属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他们也注重家族和族群的连续性。

在迦勒底人的家庭中，父亲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和决策者，他负责养家糊口，保护家庭安全，指导家庭成员的生活和工作。母亲则主要负责家务和照顾子女，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迦勒底人的家庭中，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职责和任务。父亲通常负责家庭经济和决策，母亲则负责家务和照顾子女。子女们也需要分担家务和照顾弟妹的任务，同时还需要接受父母的教育和指导。

迦勒底人注重家庭教育，父母会对子女进行严格的教育和指导，教导他们道德、宗教、礼节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此外，父母还会根据子女的性格和能力安排他们的教育和工作方向。

在迦勒底人的家庭中，家庭价值观十分重要。他们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和互相帮助，强调家族和族群的连续性和传承。他们也非常重视宗教信仰，认为信仰是家庭和社会的基石。

在迦勒底人的家庭中，孝道和尊重长辈也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子女们需要尊重父母和祖辈，听从他们的指导和教育。同时，父母也需要关心子女的成长和发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迦勒底人为何这么神秘

迦勒底人的宗教信仰非常复杂和神秘。他们崇拜许多神灵，包括天神、地神、水神、太阳神、月神等。在迦勒底人的信仰中，神灵掌握着自然界和人类的命运，他们可以带来好运或厄运，决定人类的命运和前途。

迦勒底人的神灵崇拜涉及到许多神秘的仪式和祭祀活动，包括祭祀、祈祷、占卜等。这些活动都充满了神秘和神奇的氛围，很难被外人所理解。

迦勒底人的占星术也是他们神秘的一面。他们认为星象可以预示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厄运和灾难。迦勒底人的占星术包括对恒星和行星的观测和研究，以及对星象和天象的解读和预测。

迦勒底人的占星术对于古代的文明和科技发展也有着重要的贡献。迦勒底人首先发明了天文学和数学，他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天文观测系统和数学体系，可以精确地预测天体的位置和运动。

迦勒底人的魔法也是他们神秘的一面。迦勒底人相信魔法可以影响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厄运和灾难。迦勒底人的魔法包括各种咒语、符咒和仪式，以及使用各种神秘的物品和药物进行治疗和预测。

迦勒底人的魔法对于古代的医学和药学发展也有着重要的贡献。

迦勒底人的领袖

汉谟拉比（Hammurabi）是迦勒底人历史上最著名的领袖之一。他生活在公元前18世纪，统治了巴比伦王国，是迦勒底人的国王和法律制定者。汉谟拉比统一了巴比伦地区的各个城邦，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并制定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是古代世界最早的法典之一，被认为是古代法律文化的巅峰之作。它规定了各种罪行和相应的惩罚措施，反映了当时迦勒底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汉谟拉比通过制定法典，使巴比伦王国的法律和政治体系更加完善和稳定。

拜伦二世（Nebuchadnezzar II）是迦勒底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王之一。他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统治了新巴比伦帝国，扩大了帝国的领土，发展了巴比伦的经济和文化。拜伦二世也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他在巴比伦建造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包括著名的巴比伦花园、伊斯塔尔神庙等。

拜伦二世的领导风格是以军事力量为基础，强调中央集权和严格的统治控制。他不断扩张新巴比伦帝国的领土，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他的政治成就也包括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他在帝国内部建立了许多经济和文化中心，促进了贸易和文化交流。

迦勒底人为什么很少人知道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迦勒底人的文化和历史遗失了。尽管古代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然而，随着战争、自然灾害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被摧毁或失落。这导致我们今天对迦勒底人的了解非常有限。

迦勒底人的政治历史也是一个原因。许多迦勒底人领袖统治时期的文化和历史被抹去或被篡改。例如，许多领袖的名字和时间顺序可能被混淆或忘记，这使得对迦勒底人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迦勒底人的文化和习俗与我们今天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例如，迦勒底人的宗教和信仰系统非常复杂，有时难以理解。迦勒底人的语言也不是常见的语言，这使得研究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变得更加困难。

其他因素也影响了我们对迦勒底人的了解。例如，迦勒底人的历史和文化通常是由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学者进行研究和出版的，这使得很少有人能够了解迦勒底人的历史和文化。此外，迦勒底人的文化和历史也很少在学校的课程中被讨论，这导致很少有人对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感兴趣。

综上所述，虽然迦勒底人是古代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但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很少被人了解。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遗失、政治历史、文化差异和其他因素所致。然而，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迦勒底人的历史和文化，以便更好地理解古代世界的发展和进步。

迦勒底人的重要性

迦勒底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他们为人类的科技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发明了许多重要的技术和工具，如农业技术、建筑工程、陶瓷制造、蓝色染料等等。他们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书写系统——楔形文字，并用它记录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迦勒底人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对世界文化和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迦勒底人信奉多神教，他们的宗教信仰包括天文学、星座、卜卦等，这些信仰成为了许多宗教和哲学体系的基础。例如，犹太教、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都受到了迦勒底人的宗教信仰的影响。

迦勒底人还发明了天文学和数学，为后世的科学和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迦勒底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迦勒底人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和帝国，他们的领土覆盖了现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影响。他们还发展了独特的经济制度，如农业、手工业、贸易等，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迦勒底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遗迹，如巴比伦、乌鲁克、尼尼微等古城遗址，神庙、宫殿、城墙、水渠等建筑，以及艺术品、雕塑、陶器等文物。

迦勒底人为何灭绝

迦勒底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周边国家争夺的焦点，他们常常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在迦勒底帝国的鼎盛时期，他们曾经对周边国家发动过多次战争并扩大了自己的领土。

然而，在和伊朗人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中，迦勒底人不断失去了领土和资源，导致他们的国力逐渐削弱。最终，在公元前539年，波斯人的入侵摧毁了迦勒底帝国，加速了迦勒底人的衰落和消亡。

迦勒底人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地区。在古代，这里经常受到旱灾、洪灾、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袭击。这些自然灾害对迦勒底人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他们的经济和人口出现了下滑。这些自然灾害加剧了迦勒底人的危机和灭亡。

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文化和信仰的变迁也导致了迦勒底人的灭亡。在古代，迦勒底人的信仰是多神教，他们崇拜太阳、月亮、星辰等自然神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教、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兴起和传播，迦勒底人的信仰逐渐发生了转变。

笔者认为：迦勒底人的文化也被其他文化的影响所改变，这些文化的融合和冲突也导致了迦勒底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引用：

《吉尔伽美什史诗》是迦勒底人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

《摩西五经》是犹太教和教的重要经典，其中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