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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北京迎来了八大的召开。这一次党代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首次将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主要议题,成为党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在这个会议上,人们发现一个罕见的现象——七大确立的“思想”并没有被提及。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呢?要追溯到整个事件的起源,就得将时间回溯到1943年。
1943年,一句话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当时,王稼祥提出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观点,他说:“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句简单的话语,将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了起来,给人们一种新的思考角度。毛主席亲自阅读了这篇文章后,邀请王稼祥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这次交流中,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你的文章我看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不过,‘思想’这个提法并不太合适。”他对王稼祥解释道:“思想主要是我的思想成果,并没有那么大的范围。”毛主席坚持认为,“思想”不过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而已。
王稼祥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继续劝说毛主席,称“思想”实际上是整个党一同实践的结果,借用主席的名字只是象征性的。面对王稼祥的坚持,毛主席勉强同意了这个提法。然而,毛主席却明确表示:“‘主义’这个词,我是不同意的。”他坚定地说:“我是马列的学生,不应与他们并列。我没有什么‘主义’,我的信仰就是马列主义。如果非要提,‘思想’可能更为妥帖。不过,我认为我的思想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而是事实。”
虽然毛主席本人对“主义”的否定态度明确无疑,但在1949年以前,大多数人习惯称呼“思想”为“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个名词更具气势。毕竟,外国有马列主义,为什么中国不能有“主义”呢?然而,毛主席明确表示:“‘主义’不存在。真正需要学习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些文件中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思想”这个词汇。然而,毛主席始终坚持提醒:“尽量不要使用‘思想’。”1952年国庆节前夕,人民日报准备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将“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提出。毛主席阅读后删去了“思想”五个字,并解释道:“在提及马列主义时,不必再加上‘思想’。今后应该减少使用。”这一态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得到了维持。
然而,在1953年和1954年,彭真、萧克、罗荣桓以及等人在各自的部门文件中频繁使用了“思想”这个词汇。毛主席得知后,亲自写信提醒他们,要么删除“思想”,要么改为“同志的著作”,或者使用“向同志学习”这一表述。为了更加规范文件的格式,1954年年底,中宣部发布了通知,要求党内同志在写文章和作报告时,不再使用“思想”这个词汇。通知发布之前,毛主席亲自在通知上加了一句话:“在必须提及同志时,可使用‘同志的著作’进行替代。”
在经过多次讨论和调整后,到了1956年的八大,人们终于看到了“思想”这一提法的正式回归。这次党代会将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主题,体现了毛主席的指引和引领,展示了他深刻的思想对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感受到毛主席始终坚持的原则,以及他对党的领导和意识形态的高度敏感。正是在这些不断调整和坚持之中,才形成了“毛
泽东思想”这一独特的概念,作为中国的宝贵财富和指导思想。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思想凝聚了毛主席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毛主席始终关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相互结合,他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的结合之重要性。正因如此,毛主席坚定地主张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独立于苏联的道路,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理念。这种独特的思考和坚持,为中国带来了丰富的理论宝库,也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在八大召开之际,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也是全党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的重要理论。八大的召开实际上是对思想的巩固和深化,是将这一思想确立为中国党内的主要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前进方向和建设目标。
回顾历史,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思想的提法经历了一些波折和调整,但毛主席始终坚定地主张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粹性,将自己的思想归纳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这种严谨和谦逊的态度,体现了毛主席作为伟大领袖的品质,也为中国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深刻的思考和鲜明的特色。
总之,八大之所以没有明确提及“思想”,源于毛主席对“主义”这一提法的不赞同,以及他对保持马克思主义纯粹性的坚定信念。在不断的思想斗争和调整中,思想逐渐确立为中国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毛主席深刻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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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
中国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为凝聚文昌法院干警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思想共识,全面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文昌市人民法院”今日头条即日起开设“喜迎二十大 党史回眸”专栏,积极转载刊发中国重要历史“瞬间”,激励全体干警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理想信念,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八大
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 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背景——总结问题锚定目标
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社会主义改造如火如荼,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将确立,但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我们的建设要怎么搞?党的八大,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该怎么走?同志指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
为了摸清情况、探索路子,从1956年2月起,同志陆续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有时一直从白天谈到午夜。时任中央副秘书长的李雪峰曾撰文回忆:“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毛主席甚至要问清一些物质的化学分子式和原子结构,以及一些地方的土壤结构。”
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同志在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
坐落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南侧的全国政协礼堂,庄严肃穆。门前一侧悬挂着的白底红字标识牌上,“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几个大字熠熠生辉。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9月15日下午2时,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走上主席台。“我们每个人都起劲儿地拍手,好像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党的八大代表伍精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十分激动。
召开——回首过往绘制蓝图
2时5分,同志致开幕词,宣布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全场代表起立,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庄严的《国际歌》响彻会场。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同志的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
这次大会上,代表中国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曾参加党的八大的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林萍在《回味八大》一文中说:“少奇同志在作报告时精神非常好,语气激昂。记得当时少奇同志讲到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政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总目标时,全场掌声久久回荡,那气氛、那情景,真是让人激动。”
当时有西方国家的报纸这样评价:中国的八大“是充满了信心、喜悦、乐观和团结的”“任何不抱偏见的观察家都将承认这一点”。1956年9月27日,党的八大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决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精准判断国内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党的八大的历史性贡献。”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说。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才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在党的八大召开25年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这样的评价:“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意义——指明方向建未来
党的"八大"召开时,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才七年,经验不足,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存在某些盲目性,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思想准备不足,因此,"八大"的正确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贯彻下去。但是,"八大"的辉煌成就在于:面临国内形势和任务作出的判断,同时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经济建设政策,制定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为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八大的成就,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第一,八大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的战略决策。
八大在分析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国内主要矛盾发生的巨大变化后,得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结论。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降为次要矛盾。因此,党的工作重点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大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党的工作重点及时的战略转移是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作了马列主义的科学总结。
第二,"八大"总结了"七大"以来的经验,借鉴了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和建立新的社会经济体制方案。
为了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尽早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八大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一五"计划期间积累的经验。在生产上,提出了必须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即在肯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阐明了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辩证关系,"八大"决议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们必须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结果将反而消弱重工业。在发展速度上,"八大"提出了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综后平衡稳步向前发展的方针。也就是在充分分析了我国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市场等诸方面后,正确估计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性,积极地而又稳妥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八大"还提出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八大"根据同志《认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着中央过分集权的弊病,要求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权力,发挥两个积极性。"八大"提出了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权,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力。加上陈云在"八大"发言中"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意见,就初步构成了区别于传统模式的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案。
第三,八大分析了党执政后的状况,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正确路线的方针。
八大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组织状况,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路线和方针,指出:建国以来,我们党已处在执政党的地位、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种地位很容易使一些党员沾沾自喜、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发展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产生官僚主义。因此,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出现,就必须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决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斗争。同时要发扬党内生活,建立集中制。"八大"借鉴苏联的经验,提出反对个人崇拜、个人突出的任务。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作有它的某些反应。"因此,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来源:鹤城双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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