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亮(刘东亮简介)

法学家们的风雨考研路

文章来源：光石法学苑

考研是一场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意气风发的法学老师们也曾在他们的青年时代走过风雨考研路。在法学家之中，有的人凭着不懈努力一战顺利上岸，也有人二战、三战方得偿所愿，还有人错失第一志愿、最终调剂上岸……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即将拉开帷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年，法学家们的考研故事。

赵廉慧是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他的硕士生涯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度过。早在大二，赵廉慧就确认了自己考研的目标是人大法学院，那里大师云集，佟柔教授、王利明教授等，对于求知若渴的学生而言就像是“神明一样的存在”。

尽管资源匮乏，但对知识的渴望总是鞭策学生前进最好的动力。确定了考民法的目标后，赵廉慧便开始搜集关于考研的各种资料，向法律系的朋友讨教民法教材的选择。得到佟柔先生的《民法》后，他狂抄N遍，捧着“祖师爷的著作”秉烛夜读；面对图书馆找不到的新资料，他赶往政府资料室搜寻、领会新法精神；寒冷的冬日里，他趴在学校报纸栏的玻璃窗前，一字一句地摘抄关于新《担保法》中介绍质权和抵押权的文章，在雪中大半个小时不觉冷。考试临近之际，赵廉慧得了感冒，高烧不退，病中却仍然被江平老师“论法人制度”的妙笔文章所吸引，考前还在反复抄写王利明和姚辉老师的关于违约十论的论文。

赵廉慧收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录取通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那个没有“押题”的年代，赵廉慧似乎被幸运之神眷顾一般——民法学的两道题目中， “一个是比较质权和抵押的区别，另一个是论法人制度什么的”。就这样，赵廉慧考上人大法学院，师从叶林教授，迈入了民法世界，在信托法领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如果已有一份稳定的体制内“铁饭碗”工作，或许很多人没有从头再来的勇气。吴学斌现任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1977年，任职于湖北省检察院的他毅然决定：辞去工作，考回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

事实上，本科就读于中南大法律系的吴学斌一直成绩优异，是班上唯一一个连续三年拿二等人民奖学金的学生，一毕业就收到了4个offer，这样的“战绩”即便在今天也是引人瞩目的。工作一段时间后，吴学斌发现反贪局的岗位并不适合他，“我们那个年代，虽然物质条件非常差，但公平竞争的机会比现在多很多。艰辛的努力与丰硕的收获存在必然和成正比的关系，包括纠错的机会。”于是，他下定决心重回校园。当年，中南政法学院有张明楷等名家坐镇，300余人报考而只有十余个录取名额，竞争激烈。心怀对张明楷教授的敬佩，吴学斌决定迎难而上。

在备考的日子里，吴学斌埋头复习，时刻不敢松懈，据他回忆： “我每天6：00起床，晚上12：00睡觉。除了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外，我犹如一个入定的和尚，裹在一件黄色的军大衣里，每天生活单调地运转着。记得那时的早上，当我学习一个多小时后，天才开始发亮。每每打开窗户，看到地上的结冰和白霜一片，总为自己的这种付出、这种精神所感动。”一百天如一日地复习，终于换来专业成绩遥遥领先的圆满结局，他也如愿成为张明楷教授的弟子，并在此后顺利进入清华大学攻读法学博士，走上了学术道路。

刘东亮现任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刘东亮毕业于河南省的一所中等专科学校，他在广播员的工作中萌生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想法，并幸运地前往中国政法大学成教大专班进修法律。在法大，他如鱼得水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不仅自学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还通过了国家律师资格考试。于是，积累了一定法律知识的他决定考研究生。

刘东亮将自己备考期间的学习心得整理成小论文，成功投稿到《行政与法》、《经济与法》等刊物上，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与前进的动力。就这样，刘东亮顺利地在1997年考取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研究生第3名的好成绩，复试成绩更好，却意外地收到一份“不予录取通知”，理由是他专科毕业不满两年，不符合报考条件——这对于任何一个考研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刘东亮老师在《人生有很多奇妙的想不到》一文中引用《山伯爵》里的话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上帝之手，翻云覆雨”。第二年，刘东亮重整旗鼓，成功考上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他也由此开始了顺利的学术生涯，攻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进入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最终成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学术硕果累累。

1994年9月，刘东亮初到中国政法大学进修

在刘东亮教授的考研路中，他本已做好了万全准备，却因疏忽了报考条件，而与梦中情校擦肩而过，实在令人遗憾。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只要有实力，法学院终将为你敞开怀抱。

南京大学朱庆育教授在民法学界享有盛名，是广大学子心中的“宝藏老师”。朱庆育教授曾笑言，自己本科考上中国政法大学是基于“重大误解”，但他却在内心笃信，没有任何一所学校的民法实力可以比肩法大。也正因此，他考研唯一认准的就是法大，从未考虑过其他学校。

学生时代，朱庆育的心中一直有个教师梦，因此考研成为了他心心念念的事情。但据朱庆育教授回忆，“我上大学之前特别擅长考试，上大学之后，突然变得特别不会考试，每次考试都磕磕绊绊。”一战时，考研复习强度极大，身体状况欠佳的他在临考前一个月难以支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一看书就头痛欲裂。别人进入考前冲刺，我却每天发呆出神。”于是，政治只考了40多分的朱庆育遗憾落榜，无奈选择了回到老家江西的检察院工作。可作为院里唯一的法大毕业生，他心中的梦想未曾熄灭。此后的日子里，他在工作中一有机会就复习考研书，在办公室读书，办案子也带着书。

第二次考研，他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法大，并在这座“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里读完硕士、博士、再到留校任教，共计“法大二十二年”，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在一所校园里从“学生”到老师的不止朱庆育一人。1991年，药恩情是太原机械学院（现中北大学）的一名保安，而今，药老师已是中北大学法学副教授。当年，他决心考研，却连续两次遭遇考研的“滑铁卢”。

在保卫处任职期间，药恩情曾边工作边学习，穿着制服旁听课程，在课下拿着书积极请教老师，心中的教师梦也日益坚定。他为首次考研准备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结局却不尽人意，距离分数线差了90分，第二次考研又因为对教材不够熟悉，仅5分之差而再次遗憾落榜。两次考研失败没有磨灭他的信念，在打击与失落感中，他静下心来反思自己失利的原因，对弱点逐个击破， “当时觉得只有实实在在复习才能缓解失败的痛苦，完成最初的梦想。”2003年，在他含泪参加第三次研究生考试后，终于以超出录取分数线20分的成绩，成功考取了山西财经大学的经济法学硕士。

三次考研，他实现了从校园保安到老师的逆袭圆梦。完成学业后的药恩情选择回到熟悉的中北大学教书，他不断改进教学方式、主编《法学实验教程》、独著《新编经济法教程》等学术作品。如今，药恩情老师已成为中北大学法学专业学术带头人，不可谓不励志。

据西南政法大学原校长田平安教授自述，他的法学之路要从“误入歧途”说起。自幼志愿成为一名作家或哲学家的他，在高考之际就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哲学系两个志愿，最后却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北大法律系，就此闯入了法学的殿堂。

在北大初遇法学的田平安对法律产生了兴趣，此后，在公安局、法院工作中频频与刑事犯罪打交道的他，深以为自己需要进一步学习刑法学知识。于是，乘着政法院校复办招生的浪潮，田平安决定考取研究生，并在志愿表上坚定地写下了“西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

回忆70年代末艰苦的条件，资料匮乏、经验不足，没有今日应有尽有的书籍和电子资料，更没有任何体系化的教学辅导机构，唯有一个人探索、一盏煤油灯相伴，在颠簸的车箱里绞尽脑汁地背ENGLISH，苦思“犯罪构成”、“罪”与“刑罚”……考试结束后，田平安却等来这样一份通知书： “鉴于你的成绩和报考专业，刑法专业已满员，若愿意，我们可将你调剂到民事诉讼法专业。”面对陌生的民诉法发来的邀请，田平安先生虽然感到纠结，但最终还是选择前往歌乐山下，师从常怡教授主攻民事诉讼法学。1982年，他顺利毕业，就此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民事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1983年，西南政法大学的校门口

多少人为一志愿全力以赴，对调剂心有不甘，而今日看来，我们必须感谢田平安教授当时的勇气与坚毅，如果不是这份接受调剂的坦然，或许我们将遗憾地错过一位民事诉讼法学名家、国家级教学名师，西政将错过一位德高望重的好校长。调剂，似是命运开的玩笑，却也可能指向了一条你从未设想过的精彩道路，希望田平安教授的经历能让考研人面对结果多一分坦荡、从容。

回首看，法学家们也曾走过艰难曲折的考研路。从晨光熹微到星光点点，在那条件简陋的年代，他们靠奋笔疾书、刻苦钻研赢得了胜利，并凭借着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努力，取得了如今的学术成绩。希望这些励志的考研故事能为你带来些许慰藉，小编也在此祝福2023届考研学子逐梦成功，拥抱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

祝诸位明日考研初试顺利！

正厅级“房哥”案件细节：除了36套房，还有高档服装数百件，鞋就装了一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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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国防科工办原主任、经信委原副主任（正厅级）文民因犯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滥用职权罪，一审获刑18年。在其诸多违纪违法事实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坐拥36套房产，却对外谎称无房，靠租房度日。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房子和家关联颇深，有了房子，才有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然而，在少数领导干部眼中，房产却因其价值高、易升值、可变现，异化成了敛财谋私的工具。

党的以来，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各种“房哥”“房姐”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仍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开始打起“歪脑筋”，挖空心思搜罗、隐匿房产。

藏匿房产之多，令办案人员瞠目结舌

“有时一天查出一套，有时两天查出一套。”文民藏匿房产之多，令负责该案的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印象深刻。

文民案源于一条举报线索。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接到群众反映，文民在任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期间，为鄂尔多斯一家企业申报项目提供特殊关照，收受巨额贿赂。经过初核发现，该企业存在弄虚作假、伪造环评材料等问题，且与文民往来密切，企业负责人主动交代向文民行贿30万元。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专案组工作人员在研判文民案情。

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石继芳 摄

由此延伸，两大疑点浮出水面。“一是其家庭主要关系人资金流水异常，数额特别巨大，与家庭收入明显不符；二是发现大量房产，虽然在他家人名下并不多，但在其小姨子、连襟等亲属名下则多达十几套。”办案人员回忆。

当时，初核人员还掌握了一个情况。文民曾担任阿拉善盟盟委委员、副盟长，其间分管某部门工作。当年，该部门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兴建了一批集资房。文民也要了一套，房款却长期拖欠，不仅如此，他还让该部门花费十几万元装修了一番。最终，这套房被他“空手套白狼”脱手出售，净赚82万元。

2018年6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对文民立案审查调查。此后，随着专案组深挖细查，加上文民自己的供述，陆续发现其拥有大量房产，分布于北京、海南、珠海、青岛、威海、包头、呼和浩特及澳大利亚等地。经核实，文民实际拥有房产36套，其中，在包头任职时购买19套，在阿拉善盟任职时购买5套，在自治区发改委等任职时购买12套，购房支出3700余万元。

在他的几十套房产中，除了少部分来自直接索要外，大部分房产都有一个共性特点，那就是“利用其职权通过他人运作，低买高卖获利，中间还掺杂着索要、放贷、顶账、更换、装修、他人代付款等问题，调查难、取证更难”。办案人员举例，文民调到呼和浩特后，也动了买房子的念头，但他当时在自治区发改委任职，对当地的房地产商“无力制约”，就找门路通过其他领导从中协调，以低价买房。

文民曾看上一处高层住宅，通过上述手段运作，拿到了每平方米6000元的内部价。等到定好房后，他又要求直接调换成市价每平方米9000元的洋房。更有甚者，即便他不分管这个单位，只要听说有相对便宜的集资房，就要动用各种关系“凑一脚”。

据办案人员介绍，文民之所以热衷于房产“置业”，与他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由于他曾在发改系统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对相关政策、房地产走势颇有研究，所以很早就开始买房。“在投资上他有眼光、获利颇丰，但是不要忘记，他所投入的原始资本，却是来自于违纪违法所得。”

经查，文民自1995年担任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期间，从利用职权索要矿区地税局职工福利房开始，便走上了贪腐之路，直至2018年落马，时间跨度长达23年。

正是凭借着“辗转腾挪、低买高卖”的手段，文民先后出售房产14套，获利近千万元。此外，他还借由出租房产非法获利600多万元。

买的房子越多，被套得越深

办案人员介绍：“几十套房产无一在文民名下，均由亲属或朋友代持。”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后期文民对于买房投资几乎陷入狂热，身边实在找不到可以代持的人，他就索给了一位相识的售楼人员。

“老实说，像连襟、小姨子这些亲属代持房产，查起来还相对容易，像售楼人员这种没什么关联的人，的确很难发现。”办案人员表示，起初只是发现文民去过这套房子、交过水电费，调取相关资料却发现签名并非他本人，而是这家开发商的一位售楼人员。经过反复调查核实，他们两人间并无特殊关系，也没有支付报酬，只是“熟人间帮个忙”。

不仅如此，为了避免在房产交易登记系统留下痕迹，文民的大部分房产都没有办理产权证，甚至连网签手续都没有。开发商对此也颇感意外：“这个房主怎么交钱签完合同后，就再也不出现了？催他办手续也不来。”只有到了准备出售时，他才会配合买家办理相应的手续。此外，考虑到女儿在澳大利亚留学，他还特意通过转出去一笔资金，在墨尔本购置了一套房。

“私欲膨胀、贪索成性”，是专案组对文民的判断之一。除了热衷房产投资，搜罗奇石也是他的一大爱好。名义上是收藏，实际上无非是借机敛财或附庸风雅而已。只要在下属办公室看中了哪块石头，他基本就是直接搬走。房子也就成了安置奇石的仓库。

面对组织审查调查，文民逐渐交代违纪违法事实，流下悔恨的泪水。

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刘东亮 摄（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供图）

办案人员在文民家中惊讶地发现，未穿过的高档西服、衬衣、裤子、鞋各有数百件之多，鞋就几乎装了一车库。“他就是‘抠’，到哪里都爱索取，遇到一些需要去下面盟市出差公干的情况，就故意不带西服、衬衣，等着人家给‘安排’。十几年下来，就慢慢攒了这么多。”

“对抗组织、心存侥幸”，则是他给专案组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早在正式立案前，文民就主动登门，表示想向组织说明问题，但始终避重就轻。他深知自己的资金资产见不得光，也无法隐瞒，就统统推到自己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身上。

在审查调查前期，文民将房产证、购房合同、金条、首饰、手表、石头、服装等财物转移到北京、呼和浩特、包头等15个地方存放。到案后，他则表现出两面派的行事作风，表面上积极配合组织、既诚恳又委屈，但在交代实质问题上，却极力闪躲回避，全靠办案人员一点点“挤牙膏”，“抠”出一星半点线索。

文民不断倒腾房产的初衷，原本是想借助自己的眼光和市场判断，通过不动产置业让资产保值增值，等到退休后再设法变现。正因如此，他并没有急于挥霍、沉湎于物质享受，其在被查后忍不住忏悔：“收了那么多石头，也只是绊脚石；买了那么多房子，自己也被套进了房子里。”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未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今年3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孙德顺被开除党籍、取消待遇，通报透露其“违规向贷款客户借用房产”；6月9日，恒丰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国华出庭受审，涉案金额高达103亿元，被控曾向某公司索要位于香港太平山顶的一套别墅，折合4.74亿余元；近期获刑的黑龙江省贸促会原党组书记、会长王敬先，曾收受下属斥资2702.5万元为其子购置的一套北京房产……

这些房产，或明着索取，或暗地收受，和文民的那几十套房产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未按规定如实申报。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一直被视作检验对党忠诚的试金石。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新修订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第四条对于房产事项特别强调，“已登记的房产，面积以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为准，未登记的房产，面积以经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记载的为准。”实际填报中，一些部门还特别提示填报人，“已进行网签或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暂未取得房产证的房产应填报。”

据办案人员回忆，“文民每年填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时都不如实填写，仅填报三四套房产蒙混过关，用以规避组织监督。”基于此，最终认定的违纪事实包括“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没有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透过文民案可以发现，少数领导干部并没有如实向组织报告自己拥有房产或其他固定资产的情况，“因为来路不正，所以他们既不敢、也不想。”

在庄德水看来，不能把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理解为一项单一制度，而应看作一个综合性的制度体系，其中既包括前置性的对于申报内容的系统审核，也包括中间的信息查核及事后的追责。

“这就需要运用技术手段，通过插上科技的翅膀，让制度长牙带电、更加精准，比如运用大数据分析领导干部大额资金开支、洗钱以及正常收入与其大额开支不相称的问题。”庄德水认为，这样才能在形成约束的同时，让领导干部认识到制度的权威性和重要性。

打扫战场促战后重建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在查办文民案件后，注重做好“后半篇文章”，以“打扫战场”促“战后重建”。

考虑到文民违纪违法事实主要集中在阿拉善盟和自治区发改委任职期间，加之以该案为延伸又查处了两名发改系统的处级干部，自治区纪委监委与派驻自治区发改委纪检监察组共同成立工作组，深入推动自治区发改委以案促改工作。

工作组通过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人员深入访谈，强化案件剖析，深入查找发案共性规律和个性特征，实现对自治区发改委不同层级、不同业务、不同对象廉政风险的全面掌握，进一步发现监督管理的盲点、机制制度的漏洞。

针对自治区发改委在指标分配和项目审批环节易发多发的问题和潜规则，工作组鼓励被谈话人员将个人经历和所见所闻讲清讲明，据此整理列出《发现廉政风险点和潜规则清单》，对发改委存在的和作风问题污染源进一步深入掌握，并梳理形成《收到的意见建议清单》，从选人用人、项目审批和资金管理责任落实、加强评审、日常监督检查、政策性奖补资金发放、领导干部干预项目审批和资金分配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在以案促改中，工作组督促自治区发改委对现有制度进行清理评估、修订完善，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进一步查找风险漏洞，完善权力运行流程，建立健全对权力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

编辑|孙志成 王嘉琦

本文转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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