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神(贵神方位口诀)

上古时代，酒器在等级礼制中占有特殊地位。爵、尊这样的酒器之名，遂变成人的等级地位用词。“爵”是最重要的品位之名，“尊”是最基本的身份地位之词。酒爵（与酒尊）等级用于维系人之尊卑。

《酒之爵与人之爵：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近期在三联书店出版。经精细考辨，作者梳理了“爵”之概念变迁，揭示出“五爵”是一套“容量化器名”，遂将五等之差与“以小为贵”等典礼用爵的等级架构公诸于众，一种史上绝无仅有的“容量化”等级酒器礼制得见天日。

澎湃新闻特选刊《一词二义：酒之尊与人之尊》章节。

一 “道在器中”：饮酒礼器的等级功能

“尊”字一词二义：“尊”是盛酒器的通称，字形是手持酒尊之象；“尊”又是最古老的身份用语，在“尊卑”这类词组中与“卑”构成两极。还有一个“爵”字与之类似，也是一词二义：“爵”是饮酒器的通称，字形是手持酒爵之形；又是最古老的位阶用语，用为封爵之“爵”。“尊”“爵”恰好都是酒器之称，又是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等级身份之辞。这透露了什么历史信息呢？

商代的酒器，在青铜礼器中可以占到2/3甚至3/4，首屈一指。在商周时代，尊、爵二者在标识身份、展示地位上发挥过特殊作用，成为权力财富的物化标识，这在汉语史上，就造成了上述的一词二义。而在制度史上，这又提示人们，在原生性社会，或者说在“前行政化时代”，成熟的爵秩品阶尚没有发展出来，这时候区分地位，在更大程度上借助于“物化”与“可视”手段，一些特定物品，由此发展为“原生等级标识”。至于哪些东西会成为“原生等级标识”，则跟社会特点与文化特点相关。

低等动物的“身份”区分，往往体现于职能分工，如工蚁、兵蚁、雄蚁与蚁后之分工，工蜂、雄蜂与蜂王之分工。高级动物如猴群，其“身份”形态就接近人类，呈现出尊卑高下之别了。当然进入现代后，社会又有了两种类型，一类职能分工的分量较重，一类地位高下的分量较重。传统社会则都是地位高下占主导，自初就刻意利用各种物化可视的方式，来强化尊卑高下了。菲律宾棉兰老岛的巴戈博人，其一生的渴望就是通过杀人获得特殊装饰：第二次杀人后可使用朱古力色的领带，第四次杀人后可穿着血红色裤子，达到六次，便可穿着全套血红色衣服,带一个红色袋子了。非洲南罗得西亚的恩德贝勒酋长国，国民分三等，第一等赞西人可以戴鸵鸟羽毛的头饰，赞西人和第二等恩拉人可以穿猿猴和山猫皮与尾巴制成的短裙，第三等洛兹维人则全都不能。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爵爷们，用帽子上的貂皮、金环、金叶片、银环与银球的数量，来区分爵级。

侯外庐有一个独到看法，他说尊、彝、鼎、爵这样的礼器，本身就是制度，“道在器中”：“‘礼’是一种特别的形式，即所谓‘礼不下庶人’，‘礼所以别贵贱’，‘礼者别贵贱、序尊卑者也’。这一种制度，藏在尊爵彝器的神物之中，这种宗庙社稷的重器代替了古代法律，形成了统治者利用阶级分化而实行的制度。这种权利义务专及于一个阶级的形式，完全是为了周代氏族贵族而设的一套机械。礼器的名称的总概念叫做尊、彝、鼎、爵，所谓‘唯名与器不可假人’就指贵族的。……其实‘器’表示古代的制度，‘道’表示统治者的权力思想。‘道’‘器’一源，‘道’更在‘器’中。”

“礼”是一种特别的形式，贵贱尊卑之道体现在礼器之中，这个论述，对“周礼”之特点，是一个很好的揭示。中国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条由“俗”而“礼”、由“礼”而“法”的路线。原始风习是“混沌未分”的。“法”的核心则是一整套“纯粹的”、专门化了的法律条文。居于“俗”“法”二者之间的“礼”，仍保留了“俗”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仍是风习、道德、礼仪、宗教、政制、法律的混融物。“礼”中含有道德、正义，但它不同于“抽象”的思想体系；“礼”中含有制度，但它也不同于“抽象”的正式法规。“形而下者谓之器”，“礼”有形有象，它在更大程度上，要通过礼物、礼器、礼数及礼仪行为，来发挥功能。作为礼器的尊、彝、鼎、爵，寄托了权力思想，对应着等级地位，相当于具象的制度。“尊”又指身份，“彝”又指法律，“鼎”又指，“爵”又指位阶，权力思想和等级制度，蕴含于那些青铜礼器的物理形态和使用方式之中，即蕴含于物化、可视的方式之中。

“尊”是青铜礼器之通称，也是青铜盛酒器之通称，又用以指示身份、表达崇敬，“尊敬”“尊崇”“尊贵”“尊礼”“尊仰”以及“定一尊”等等用语，至今仍在常用语汇之列。当古人环顾各种事物，涉身各种场合时，不是别的什么器具，而是青铜礼器，尤其是青铜酒尊，在其心中唤起了最强烈的尊贵之感。这是怎么唤起的呢？或者说，如何利用酒尊来制造尊贵之感呢？试述如下。

二 崇高富丽与以小为贵

《说文解字》：“尊，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以待宾客祭祀之礼”。大小篆的尊字像双手捧酋，酋从酉。苏秉琦认为，“酉”字源于原始时代的尖底瓶，原是一种盛酒礼器。朱凤瀚则把“酉”字追溯到了商代的大口折肩尊。王国维称“尊、彝皆礼器之总名也”。又马衡：“礼器之总名，古人概曰尊彝。有合称尊彝者，有单称尊或彝者”，“《礼经》称盛酒之器皆曰尊，犹之饮酒之器皆曰爵也”。综合相关论述，“尊”，第一是礼器之总名，第二是盛酒器之通称。本文随后对“尊”的叙述，将兼指青铜礼器、青铜盛酒器。

“尊”字有崇高之义，文献可征。如《易传·系辞上》：“天尊地卑”；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屋太尊……此宜卑。”“尊”字的这类用法，都是就视觉高度而言的。正如“崇”字的字形像山峰之高，“高”字的字形像台观之高一样，尊字的崇高之义，与酒尊的高耸外形不会没有关系。三代时的堂室布置很简洁空旷，尚没有后世的那些桌椅橱柜，主要的家具只是席与几，主宾又是席地而坐的，这样一来，高耸的青铜重器就更为醒目了。典礼上的酒尊往往成对使用，墓葬中也屡有对壶出土。张懋镕：“那么宏伟的一对酒壶耸立在那里，其地位不言而喻。”

高耸的器具不独酒尊，独独酒尊孕育出了一个尊卑用字，则除了“高耸”之外，酒尊还有更多特殊之处。周朝分封诸侯，往往伴以青铜重器之赐。“器”而称“重”，便因高大贵重而来。包括酒器在内的青铜重器多寡，与商周墓主的身份贵贱成正比。这些重器，是在祭祀、宴飨等隆重场合展示出来的。段玉裁：

凡酌酒者必资于尊，故引申以为尊卑字，犹贵贱本谓货物而引申之也。自专用为尊卑字、而别制罇樽为酒尊字矣。《周礼》六尊：牺尊、象尊、箸尊、壶尊、大尊、山尊，以待祭祀、宾客之礼。……飨礼、食礼亦必用尊，故约之曰“以待祭祀、宾客之礼”。

“贵贱本谓货物”，这个货物不是指一般物品，而是特指某人所拥有的财富，贵贱是用财富来衡量的。树比酒尊更高，山比酒尊更高，但人们不说“树贵”“山贵”，却说“尊贵”，便因为树、山不是个人财富。财富还包括各种木器、石器、玉器、陶器，还包括车马冠服等形形的器具用品，“尊”为何一枝独秀、技压群芳呢？因为“尊”是青铜礼器，青铜礼器代表了商周工艺的最高水平，代表了商周美术的最高成就，在物质生产与文化创造上都具划时代意义。在祭祀、宴飨等用酒场合，形制雄伟、纹饰富丽的牺尊、象尊、箸尊、壶尊、大尊、山尊之类分外夺目抢眼。“大钟鼎，美重器，华虫疏镂，以相缪；寝兕伏虎，蟠龙连组”，就是权势地位的绝好炫耀。概括说来，青铜礼器不但“高耸”，而且“高贵”。

青铜酒尊的高耸外形，赋予了“尊”字以崇高之义。然而事情还有更复杂的地方，根据礼书，酒器的使用反而是“以小为贵”“以下为贵”的。酒器“以小为贵”，说见《礼记·礼器》：

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此以小为贵也。

郑玄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献，子男之飨礼也。壶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闻也。

“以小为贵”的原则涉及了两样酒器：庙祭所用的饮酒器，飨礼所用的盛酒器。在宗庙祭祀时，饮酒器依献酒者之贵贱，而有爵与散，觯与角之别。郑注“一升曰爵……”那段话出自《韩诗》学派的传述。据《韩诗》所述，贵者所用的爵仅容一升，贱者所用的散可容五升；尊者所用的觯仅容三升，卑者所用的角可容四升。孔颖达疏因云：“是尊者小，卑者大。”尊者的饮酒器反而较小，卑者使用的饮酒器反而较大，由此体现了“以小为贵”。

再看盛酒器。飨礼上使用的盛酒器有三种，缶、壶、瓦甒。瓦甒最小，仅容五斗，供国君饮用；壶大一倍，能容一石，供卿大夫饮用；放在门外的缶，容积最大，供堂下站立的士饮用。缶的容积，礼书失载，史无明文。孔颖达疏推测说，“近者小则远者大，缶在门外，则大于壶矣”，是所谓“小尊近君，大尊在门”。王夫之径云“（缶）当倍壶，容二石也”。又，在燕礼上，国君使用的两个瓦大（即瓦甒），与卿大夫使用的两个圆壶，是并排摆放在一起的，其大小对比就更显眼了。可见除了饮酒器，尊者的酒尊也是比较小的，盛酒器也是“以小为贵”的。此外在饮酒礼上，还会依献酒对象之贵贱，而换用大小不同的饮酒器。《仪礼·大射仪》：

主人洗、酌，献士于西阶上。士长升，拜受觯，主人拜送。

郑玄注：献士用觯，士贱也。

贾公彦疏：言“献士用觯”，对上献大夫已上觚。觚二升，

觯三升，用大者贱，用小者尊，故云“士贱也”。

那么请看：向大夫献酒，用二升之觚；向士献酒，换用三升之觯。是献尊者则用小爵，献卑者便换用大爵。又《仪礼·燕礼》也有“献士于西阶上”与“拜受觯”的礼节，与大射礼类似，根据郑玄注，这仍是“献士用觯，士贱也”之意，同于大射礼。

“以小为贵”的观念从何而来呢？周人对酒又敬又怕。周初统治者就发布政令，把商朝灭亡归结为“惟荒腆于酒”，把周朝兴盛归结为“不腆于酒”；申明“饮惟祀”，酒是用于祭祀、敬神敬祖的；规定日常活动“无彝酒”“罔敢湎于酒”；要求臣民培养节制的酒德，“德将无醉”。相应地，一种新奇的酒器礼制应运而生。它被设计成这个样子：饮酒器容量五等，分别为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以小为贵”；盛酒器容量三等，分别为五斗、一石、大于一石，亦“以小为贵”。以节酒为美德的观念，逐渐形成。权贵们须为人表率，在饮酒时身先士卒，带头少喝；而饮酒时用小爵，就跟权贵身份联系起来了。

其实在很多时代，包括当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都不是上等人的做派。若酒爵较小，浅尝辄止，贵族风度、节制美德便宛然在目了。除了饮酒，吃饭亦然，“三饭而止，君子食不求饱”，也是一种贵族风范。可参看《礼记·礼器》：

有以少为贵者：……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无数。

郑玄注：一食、二食、三食，谓告饱也。食力，谓工、商、农也。

孔颖达疏：尊者常以德为饱，不在食味，故每一飧辄告饱。……食力，谓工、商、农，庶人之属也。……此等无德，以饱为度，不须告劝，故飧无数也。

天子吃完一道饭，随即“告饱”，宣称吃足了。这是“天子一食”。诸侯两道饭告饱，大夫士三道饭告饱。至于“食力”者，即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匠、商人、农夫，可以一直吃到真饱为止，无须“告饱”。孔疏解释说，这就是有德与“无德”的区别。吃得越少，越显风度。礼制刻意设计成这个样子：让你感觉“贵族以节制为荣”。

尊者使用较小的盛酒器，还可以显示专有、独占。大夫、士的酒尊是众人共用的，容量较大；国君的酒尊仅供个人专用，其小巧的外形，反有“一人独尊”之效，更具尊贵感。现代社会也有“以小为贵”的现象，例如，吃小灶的是一等人，吃大食堂的又是一等人；小轿车接送的是一等人，挤公交地铁的又是一等人。

还须指出，尊者的酒爵虽然较小，装饰却更为精美。天子、国君之爵，以玉为饰的称“玉爵”，以瑶为饰的称“瑶爵”，以璧为饰的称“璧角”“璧散”，以象骨为饰的称“象觚”。至于大夫、士所用之爵，就只有疏刻，而无他饰，简陋得多了。还不能忽略，酒尊之“尊”固然有崇高之义，但其摆放却是“以下为贵”的，即，摆放得越矮反倒越高贵。《礼记·礼器》：

有以下为贵者：至敬不坛，扫地而祭。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为贵也。

郑玄注：废犹去也。棜，斯禁也，谓之棜者，无足，有似于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长局足，高三寸。

1．龙纹禁，西周。2013年宝鸡石鼓山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页 2．龙纹禁，西周。1928年宝鸡戴家湾出土，天津博物馆藏。同上书，第274页

3．龙纹禁，西周。1901年宝鸡戴家湾出土。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同上书，第251页

棜、禁是摆放酒器的长方形箱式器架，从出土青铜实物看，也是相当精美华丽的。“天子、诸侯之尊废禁”，是说天子、诸侯的酒尊不用器架。“大夫、士棜、禁”，根据郑玄注，应理解为大夫用棜，而士用禁。棜也称“斯禁”，斯禁是无足的；士用禁，禁有足，高三寸。天子、诸侯不用斯禁、禁，其酒尊是直接放在地上的，那就很矮了。大夫的酒尊放在斯禁之上，摆放效果就高得多了；士用的禁有三寸高的足，比大夫的器架又高了三寸，而且其饮酒的缶体形更大，因而更为显眼。身份越高，供其饮用的酒尊摆放得越矮，越不显眼，这又是为什么呢？

王夫之有一个很迂曲的解释：“禁，承尊架也。人君之尊，或用舟，或用丰，皆如盘就地措之，不用禁。‘禁’之为言‘戒’也，君尊，不敢施戒焉。”王夫之释“禁”为“戒”，这是袭用郑玄了。《仪礼·士冠礼》郑玄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王夫之意谓，此物之所以称“禁”，其寓意是“戒”，即要求使用者节酒，然而对国君是不能施戒的，所以国君的酒尊就不使用禁了。可是郑玄这个“禁＝戒”之说于古无征，跟汉儒的“觚，寡也，饮当寡少”，“觯，适也，饮当自适也”，“角，触也，不能自适，触罪过也”，“散，讪也，饮不能自节，为人所谤讪也”相去不远，都是借助音读率易引申。由于对国君不能施禁，所以就把他的酒尊摆在地上这个论点，殊不足信。

对酒尊的摆放“以下为贵”，前人的解释不如人意。那我来做一尝试吧。古人席地而坐，器物放置得低一些，拿取就方便一些。查阅汉代画像砖石中的宴飨场面，以及汉代壁画中的宴飨场面，餐具与酒具通常都放在地上。若比较春秋以上与秦汉以来的墓葬，就会有两个时代之感。后者早已不拘泥古礼，社会风气高度世俗化了。由此推知，把餐具与酒具放在地上，在汉人心目中是最便利、最随意的做法。顺便说，当代日本民居，往往仍是席地而坐；物品在地上随意放置，也是常见的景象。

从战国宴乐图所见的春秋饮酒场面看，酒尊或放在地上，或放在有足的架子上，两种情况都有。架子的形状类似于俎。酒尊放在架子上，就便于站立酌酒，不必弯腰，这是比较适合于立饮，适合礼书所描述的那种主宾频繁移动、彼此献酒的场面的。

至如国君宴请臣下的燕礼，跟大夫相互宴请就不相同了。据礼书所记，在燕礼进程中，国君在席地而坐之后，基本不用起身，他委托宰夫承担献主，代替他频繁走动，与来宾献酬。在这时候，供卿大夫饮酒的两个方壶放在斯禁上，以便主宾站立酌酒。士在堂下站立，供其饮酒的缶就需架得更高一些。供国君饮酒的两个瓦大放在国君对面，把它们直接放在地上，而不是高高架起来，这是最让国君感觉舒适的摆法，因为这样摆放，与国君席地而坐的姿态相符，与国君视线的高度相符，也同国君日常闲居时的习惯相符。就是他人看来，摆在地上的瓦大与安坐席上的国君，在视觉上也最为协调。我这样悬想国君的态度：我是主子，哪怕宴请臣下，一切布置都要让我最便利、最舒适，包括我那两个瓦大的摆放；你们是奴才（“臣”），来我家做客，斯禁上那两个方壶，既代表我一己的显赫，也代表我施给你们的恩惠。可以认为，把礼宾的两个华丽方壶置于华丽的斯禁之上，是用来炫耀的；把一己饮用的瓦大放在地上，是用来提供舒适的。除了前者，后者也是特权：只有国君（及天子）才有资格在燕礼上安坐如山，怎么舒适、怎么便利就怎么待着，随心所欲，卿大夫士全都不能。

可见，可视化等级标识之发挥作用，不仅仅有“线性”的方式，还有各种微妙精巧的方式。酒尊以“尊”为称，也就是以高耸为称，但其使用又是“以小为贵”“以下为贵”的。大者贵还是小者贵，高者贵还是低者贵，均须具体分析。酒器等级礼制与现行等级秩序的配合，在各个细节上各有洞天，异彩纷呈。

三 陈设曰尊与奉酒以献

《说文解字》：“尊，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廾”是双手捧物，在“尊”字中所捧的就是酒尊。“廾以奉之”是一个动作，表明了“尊”字也用为动词。“尊”是个什么动作呢？首先是陈设礼器的动作。

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铜器，有自名为“飤鼎”“头鼎”“用戈”“龢锺”“歌锺”“行锺”“盥缶”“盥匜”等，也有自名为“尊缶”“尊盘”“尊匜”的。唐兰认为，器名之前的限定词之异，涉及了器物的功用之异：

称为“尊缶”“尊盘”“尊匜”等器，跟“盥缶”“盥匜”，显然是有区别的。凡称为“尊”的器，是指在行礼时放置在一定的位置的器。《左传》昭公十二年说：“以文伯宴，樽以鲁壶。”《士冠礼》“侧尊一甒醴在服北”，郑玄注“置酒曰尊”。胡培翚《仪礼正义》说：“置酒谓之尊，犹布席谓之筵。皆是陈设之名，非谓酒器。‘侧尊一甒醴’，犹言特设一甒醴耳。”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鼎在铭刻里有时称为“尊鼎”，可见即使并非盛酒之器，也可以称尊，“尊鼎”等于是陈设用的鼎；“食鼎”则是食用的。“尊缶”“尊匜”是陈设用的缶和匜，“盥缶”“盥匜”则是盥洗用的。这正如在锺里面，有“龢锺”“歌锺”“行锺”之别。功用不同，名称也就不同。

“尊”为“陈设”之意，在古文献中有很多例子。除了唐兰上文列举的那一例，又如《仪礼·士冠礼》：“尊于房户之间”；《士昏礼》：“尊于室中北墉下”；《大射仪》：“司宫尊于东楹之西两方壶”；《士虞礼》：“尊于室中北墉下，当户，两甒醴、酒”。这些“尊”字都是动词，指的都是在典礼上陈设酒器。所以“尊＋器名”，也表明此器是在典礼上用于陈设的。

对器物自名现象，后来学者又提供了更多分析，进一步显示自名中的限定词涉及了此器的特征、性质、用法。诸如“尊缶”“尊盘”“尊匜”“尊簋”“尊鬲”“尊壶”“尊罍”“尊霝”“尊盉”之类自名，若依唐兰之说，都是陈设于行礼场合的器物。虽然也有学者觉得，这些器名里的“尊”字只是尊、高之意，类似“宝鼎”之“宝”。不过尊、高与“陈设”其实并无矛盾。强调其尊、其高也就是强调观赏效果，也就表明了此器不是用于“食”“盥”等等的实用器具，而是用于陈设以供观赏的器具。

黄盛璋赞成唐兰的意见：“同一人所作之器，即有一称‘宝×’，一称‘尊×’之例，可证尊器仅表示其器尊贵，与用途无涉”，“至于对称时如蔡侯两缶，一称蔡侯盥缶，一称蔡侯尊缶，称尊缶的可能是表示此缶行礼时可用于陈列，所以较为尊贵，而称盥缶的则为一般用器，不用于行礼时陈设，以别于用作礼器之尊缶”。若同一形制的两件器物或“尊”或否，那么称“尊”的那一件显然就是用于陈设的，“蔡侯尊缶”“蔡侯盥缶”便是一个好例子。黄盛璋进而推论：“按‘尊’字为双手奉酒器之象，当象在宗庙祭祀中奉酒敬神，本意实为动词，解为酒器系由此引申而来，至尊贵意则更由宗庙祭器引申。”“尊器”陈设于隆重典礼之上，典礼的隆重程度，决定了那些礼器、酒器的尊贵程度。

《说文解字》释“尊”为“廾以奉之”，目的是“以待祭祀、宾客之礼”。谭戒甫也认为“尊”是奉酒之意，但他所强调的不是奉酒之器，而是所奉之人，即奉酒致敬的对象：“按酌酒实尊，必双手奉上以示敬，引申为凡尊敬之称。”作册夨令簋：“尊俎于王姜”，“用尊事于皇宗”；殷器其卣：“王□尊文武丁。”对这三条铭文，谭戒甫指出前一个“尊”就是“待宾客”，后两个“尊”就是“待祭祀”。这样，就把《说文解字》所说的“以待祭祀、宾客之礼”，从“人”的方面具体化了。无论是以酒奉生人，还是以酒奉鬼神，都属“尊礼”，被奉酒的对象也就是“尊者”了。礼器之所以称“尊”，源于奉酒以献；人之所以为“尊”，也来自奉酒以献。春秋礼制又有了不小发展，很多物品都被等级化了。在祭祀、宴飨之礼上，不光要奉酒，也会奉食，奉食所使用的鼎、簋、豆等食器，也有等级差异，可以区别尊卑。何休云：“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周礼》又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这“鼎十有二”，据郑玄说包括“牢鼎九，陪鼎三”。这就形成了一个列鼎等差。“列”既有“组合”之义，也有“陈设”之义。列鼎的研究者提出，天子之所用鼎，可能如《周礼》所云最高为十二鼎；西周末及东周以来，卿士、诸侯最高也用九鼎（有时还有陪鼎）；鼎与簋是搭配使用的，如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之类。又如豆的使用，同样等级鲜明。《礼记·礼器》：“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同书《乡饮酒义》：“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

由此可见，食器的等级性也很鲜明，那么，为什么酒尊独“尊”呢？为什么古人说“尊卑”却不说“鼎卑”“豆卑”呢？一言以蔽之，就因为“尊”这个词是商族造出来的。一个统计显示，晚商时酒器占青铜礼器的70%弱。另一统计显示，殷墟四期青铜礼器中的酒器占比，第一期为79%，第四期为69%。商人嗜酒，可见一斑。所以是从酒器之名而不是食器之名中，派生出了“尊”这个身份用词。学者指出：“从出铜礼器的成批墓葬材料中可以看到，西周早期以后，礼器中食器的比重逐渐加大，酒器则相对地减少。到了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最常见的礼器是鼎、簋、盘、匜、壶五类，鬲、甗、豆次之，酒器则居于更次要的地位”；“西周中叶以前，酒器的比重较大，可以说是‘重酒的组合’。西周中叶以后，酒器减少，食器增多，逐渐变为‘重食的组合’”。周初“限酒令”看来相当有效。＋“重酒的组合”体现为“爵＋觚”组合，“重食的组合”体现为“鼎簋”组合。“鼎”成了的象征，成了一个政治符号。但人们依然说“尊卑”而不说“鼎卑”，究其原因，就是商人是文字创造者，他们先行把酒尊之“尊”引申为尊卑之“尊”了。这就是“先下手为强”的道理。说到这里，难免有人会这么想：若周在商前，或商前无周，没准儿“尊卑”这个词真会变成“鼎卑”的。

但仍要指出，在出土实物中，西周中期后，酒器数量远不如食器这样一点，能证明食器使用频度高，但不能证明酒器不尊贵。周统治者要求“无彝酒”，即日常生活中不得纵酒。酒不喝也死不了人，一日两餐则不能少，天天都得吃饭，所以食器比重大，酒器比重小。但祭祀、礼宾之时，酒仍不可或缺，因为在祭祀与礼宾之时，奉食远不如奉酒的致敬功能强大。众所周知，以酒致敬是各个社会的普遍习俗，古今中外大抵如此。那绝非偶然，而是酒精（乙醇）麻醉神经、刺激大脑的强大功能所决定的。饮酒所造成的兴奋欣快，至今没有任何一种食品可以相比，除了。饭食更难以相比，无法取而代之。如果你经常参加宴请，就会发现有酒或无酒，气氛判然不同。对这一点，早在原始社会饮用自然果酒的先民那里，就已充分感知到了。所以周朝酒器的等级意义，我认为并未衰颓，整齐精致的酒器等级制是在周朝衍生出来的，便是明证。只有祭祀、礼宾时才能饮酒，反将造成“物以稀为贵”，变成偶或一遇的盛会。

不但酒器有等级之别，就连酒本身也有等级之别。不同种类的酒也是尊卑各异的。醴与酒相比，则醴尊于酒，所以贵族飨礼及冠、昏、聘、丧等典礼用醴，而乡里的饮酒礼只用酒；玄酒、醴醆、粢醍、澄酒四者等而下之，祭祀时需分别放置在室、户、堂及堂下等不同地方。

“酒”与“礼”的联系千丝万缕。苏秉琦认为“酉”字是尖底瓶之象形：“由它组成的会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饮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而应是礼仪、祭祀用酒。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正所谓‘无酒不成礼’。”王国维认为，用来盛玉而奉神人的器具谓之“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再进一步，“奉神人之事”便通谓之“禮”了。杨宽也认为“禮”源于“醴”：“醴”是用来敬献的高贵礼品，飨礼上的献醴仪式称为“豊”；这种敬献仪式既用于贵宾，也用于贵神，因而“豊”又从“示”作“禮”。推而广之，凡是用醴来敬宾的仪式，也都称为“禮”了。杨宽还引凌廷堪之说以证之：“凡宾主人行禮毕，主人待宾用醴，则谓之禮；不用醴，则谓之傧。”虽然王国维、杨宽对“豊”字构形的解释还有推进余地，裘锡圭、林沄另有更好解说，但“醴”与“禮”存在密切关系这一点，仍显而易见。周聪俊概括说：“（豊）字从珏从壴以会‘行禮’之义，进而奉神祇之酒醴则谓之醴，奉神祇之事谓之禮，初皆用豊，其后分化为‘醴’‘禮’二字，各有专字可役。”诸家说法虽不尽相同，但都反映了“醴”与“禮”相为表里，醴酒在上古典礼中具有特殊意义，进而酒器在上古典礼之中，也具有了特殊意义。

四 “卑”字来源臆测：低矮低贱之饮器？

表示“低下”之义时古人使用“卑”字，如尊卑、崇卑、高卑等。

尊、崇、高等字，都有具体所象之物，分别象酒尊之高、象山峰之高、象台观之高。类似现象，又如“廣”的本义是殿上的大屋；“薄”的本义是苇、竹编织物，如席、帘之类，“蚕薄”即蚕帘；“短”“矮”二字从矢，乃因为“有所长短，以矢为正”。以此类推，“卑”字可能也关涉着某种具体事物。这个事物，第一应是常见的东西，有代表性；第二是能给人低矮卑下之感，故卑字本有卑下之义；第三，这东西还可能跟“尊”字所涉事物是同类事物，同类事物就容易形成对比，也便于对比。

许慎释“卑”：“贱也。执事者。从甲。”“”即左手，许慎把“卑”说成是左手持甲之形，那“甲”是什么东西呢？有人提出“甲为带柄器械状”，“持械做事为下等人所为，卑贱。”刚才提到“尊”有二义：“高耸”与“高贵”；与之相应，“卑”字也有二义：“低贱”与“低矮”。“执事”的身份虽可以同“低贱”联系起来，跟“低矮”却没有必然关系，“下等人”中也有身材高大的人吧。

另有一些推测，则把“卑”跟酒器联系起来了，认为“卑”字的手持之物是缶、扁壶或横壶之类。这样一来，就跟“尊”来自酒尊，字作手持酒尊之形这一点，相映成趣了。下面把若干论点简述如下，以供参考。

高田忠周认为卑字从缶。林义光看法略同。“缶”可以用为酒尊。许慎：“缶，瓦器，所以盛酒浆。”在饮酒典礼上，缶被用作盛酒器之一。如前所述，在飨礼上，君主用的瓦甒大五斗，大夫用的壶大一石，没资格登堂入室，立于堂下的士使用缶，缶容量大于壶。就缶的使用者身份最低而言，缶是可以跟“低贱”联系起来的；但就容量而言，缶反而是最大的，外形并不低矮。

马叙伦也加入讨论，斟酌诸说而下己意，称林义光的“缶也，手持之”之说“亦可从”，不过最终，“伦谓朱说为是”。“朱”就是清人朱骏声。朱骏声认为“卑”字中左手所持的，应是一件“圆榼”，是酒器之象形。

朱骏声认为“卑”是“椑”的本字，而“椑”就是圆榼、匾榼之类扁圆形的酒器。其“凡酌酒必资乎尊，礼器，故为贵”之说，跟段玉裁的“酌酒者必资于尊，故引申以为尊卑字”如出一辙，但朱氏的推进之处，是把“尊卑字”中的“卑”字也落实为酒器，落实到一种低廉便携的常用酒器之上了，其器形特点一是椭圆，二是广薄或扁。又王念孙也认为“椑之言卑也”，“然则正圜者谓之槫，圜而匾者谓之椑”，“匾与椑一声之转”，而“匾榼谓之椑”。总之，朱、王二氏都认为椑、卑息息相关，而“椑”既指涉盛酒器，又指涉扁圆形，所以椑榼亦名匾榼。

由此推想“卑”字中的手持之物，可能是某种扁圆形的常用品，古人举目即见，便从中抽象出了一个“扁圆”之义。因为这东西质料为木，所以又给“卑”字增加“木”旁，作“椑”；因为这东西外形低矮，所以又有了“卑”义。

正如环、方、角等词，既可以指具体事物，如玉环、土方、墙角，也可以指抽象的环、抽象的方、抽象的角一样，椑（卑）既可以指某种具体器具，也可以指抽象的扁圆。这抽象的扁圆所涉具体器具，也有两类：立置的扁圆器具，平置的扁圆器具。

“椑”以其“扁圆”之义冠之于榼，便有了“椑榼”之名，“椑榼”又称“匾榼”，也就是形体扁圆的扁壶。扁壶是立置的扁圆器具。“椑”以其“扁圆”之义冠之于盘，便有了“卑㔸”之名，“卑㔸”又称“匾㔸”，也就是盘、盆之类。盘、盆是平置的扁圆器具。这一点可参王念孙：“《纂文》云：‘匾㔸，薄也。今俗呼广薄为匾㔸，关中呼㔸。’器之大口而卑者，与广薄同义，故亦有瓯㼵之名。又匾㔸与㔸一声之转，大口而卑者谓之甂，犹下文匾榼谓之椑矣。”“卑㔸”“椑榼”中的卑、椑二字，把非扁圆形的盘或榼排除在外，区分开来了。在日常生活中，扁壶、圆盘随处可见，在人们心目中，二者就是扁圆形的主要代表。

现代学者推定“椑”为扁壶，也有释之为横形壶的。“椑”字从木，这表明“椑”是竹木制品。金属扁壶另行写成“錍”。另有一个“㼰”字，从卑从瓦，“瓦”是陶器的通称，“㼰”则为陶质的瓶形容器，虽不是扁圆的，但陶扁壶的出现也很早。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朱书“文”字陶扁壶，距今4000年以上，当是最古老的扁壶之一。在古人的记忆中，最早出现的竹木陶器最简陋，是庶人用的，所谓“古者污尊抔饮，盖无爵觞樽俎。及其后，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若拿庶人用的竹木椑或陶椑跟精美富丽的青铜礼器相比，前者很容易引发“低贱”之感。

与之同时，椑作为私家日用品或“便于提携、常用之器”，其体形又很小。铜錍的容量有三四斗的。至于削竹而成的竹椑、挖木而成的木椑，其容量可能连一斗都达不到，数升而已。比之崇高的青铜礼器，比之容五斗的瓦甒、容一石的方壶，竹木椑的体积不及其1/5、1/10，必然是非常“低矮”的。总之，至少就竹木椑而言，是可以兼“低贱”“低矮”而有之，一身二任的。

除了“前后扁”的椑榼，朱骏声、王念孙所提到的卑㔸、匾㔸，也就是“上下扁”的圆盘，也不妨纳入视野。盘子通常用为食器、水器，但也是可以用为酒器的。贵族财力雄厚、器具种类繁多，有专用的青铜酒器；至如普通人家的木盘、瓦盘，就难免一器多用，兼为酒器了。战国以来，贵族饮酒开始流行椭圆形的扁腹耳杯了。汉墓出土的“卑㔸”，其器形为圆盘，是用作食器的；同时出土的耳杯，则兼为食器与酒器。由汉墓中卑㔸与耳杯的情况向上追溯，耳杯也许是由圆盘分化、演变而来的，因有双耳，盘身就变成椭圆形了。瓦质的盘称“甂”或“甂㼵”，被认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属于“陋器”，甚至是用来喂狗的。外形扁圆、“大口而卑”的卑㔸、匾㔸，即木盘、瓦盘，也会被平民用来饮酒，而这可能是卑字“低贱”之义的又一来源。哪怕只作为日常容器，不作为酒器，卑㔸、匾㔸也是可以跟青铜礼器形成对比的。

从心理规律说，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时，或在取譬引喻之时，最容易形成对比的，必定是同类事物，如“黄钟弃毁”与“瓦缶雷鸣”之对比，如“鲲鹏”与“蓬间雀”之对比，如“金玉缘”与“木石盟”之对比。贵、贱之所以成为反义词，也是因为二者都指钱币。总之，段玉裁所谓“贵、贱本谓货物，而引申之也”，王念孙所谓“亦如货贝有贵贱，转而为人贵贱之称也”，都可以取信。基于同一规律，与“尊”形成对照、构成两极的，在古人视野中会是哪些器物呢？

这样看来段玉裁“凡酌酒者必资于尊，故引申以为尊卑字”的论断，朱骏声“凡酌酒必资乎尊，礼器，故为贵”，椑榼、卑㔸“便于提携、常用之器，故为贱”的论断，便不无道理了。当古人的视线从盛大典礼上雄伟壮观的青铜酒尊，从崇高富丽的“金罍”“兕觥”“金斗”“玉卮”移开，转观卑小简陋的日用木椑、卑㔸之时，低矮、低贱之感，就将油然而生。

《酒之爵与人之爵：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书影

“卑”的字形到底该怎样解释，尚没有众望所归的答案。而清人留下了一个思路：“卑”由某种同“尊”外形相反、构成对照的日常容器引申而来，这想法未必毫无价值。概而言之，存在着一种可能，“尊”来自高大华贵的青铜酒器，“卑”来自扁圆形的木椑、卑㔸，木椑、卑㔸就是那种同“尊”外形相反、构成对照的，给人低矮、低贱之感的日常容器。

“酒之尊”与“人之尊”存在着内在联系，尊贵之“尊”是从酒尊之“尊”引申而来的。其间联系，首先就是青铜礼器或酒器的“高耸”与“高贵”。进而“以小为贵”“以下为贵”又提示人们，酒尊以其视觉效果发挥等级功能的途径是多样化的，其间的用意与感受也是多样的。“尊”作为动词，本义是置酒、奉酒。“陈设曰尊”，表明青铜礼器最具可炫耀性；“奉酒曰尊”又表明，无论是奉鬼神还是奉宾客，酒最具致敬功能，酒器便成了礼典的核心要素。清代学人提示，卑、椑相关。木椑、卑㔸的低矮、低贱，跟青铜礼器的高耸、高贵构成两极。当然，这一点有待考古文字学者来证实或证伪。“酒之尊”与“人之尊”的关系给人的启发，就是前行政化时代的等级秩序，仍带有浓厚的原生性，其时身份展示、地位标识，在更大程度上要借助于物化的、可视的方式，包括借助于酒尊。“尊”字的一词二义，便是酒尊之等级功能在汉语史上留下的痕迹。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原文标题为《一词二义：酒之尊与人之尊》，全文原刊于三联书店出版《酒之爵与人之爵：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一书，澎湃新闻刊发时部分内容有删减。）

挖贝网3月28日，贵绳股份（600992）近日发布2022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86,864,081.68元，同比下滑5.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056,744.15元，同比下滑25.7%。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1,063,604.52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476,752,426.22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86,864,081.68元，同比下滑5.6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采购原材料下降导致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056,744.15元，同比下滑25.7%，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水、电、气涨价，成本上升所致。

公告显示，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合计322.05万元。董事长王小刚未在公司领取报酬，董事、总经理杨程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56.31万元，董事会秘书曹磊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44.71万元。

公告披露显示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2022年12月31日公司股份总数24,509万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送现金0.29元(含税)向全体股东分配红利，共分配7,107,610.00元，剩余的未分配利润299,223,557.14元，结转公司以后年度分配。公司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上预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挖贝网资料显示，贵绳股份主营直径范围φ0.15mm-9.0mm各种用途的钢丝、φ0.6mm-264mm各种结构的钢绳产品、预应力钢绞线及相关设备、材料、技术的研究、生产、加工、销售及进出口业务，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开发与技术服务，索具加工、销售及进出口。

本文源自挖贝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