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台(宋王台纪念什么历史事件)

内容摘要：宋王台是香港九龙海滨山冈上的巨石，南宋景炎中避难南来的帝昰帝昺曾驻跸于此而得名。元以后湮没无闻数百年，于嘉庆十二年（1807）勒石以铭，又于初年增筑石栏杆、登山道及牌坊，形成当下依稀可见的人文古迹模样。与之相关，吟咏宋王台的诗歌与绘画随即兴盛。本文着力发掘宋王台主题绘画作品所呈现的人文景观下蕴藏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宋王台 遗民 宋台秋唱图 绘画作品

一、王台再现：从废墟到胜境

地处南疆滨海香港，在九龙土瓜湾附近有一处人文与自然相融合的著名景观，名曰宋王台。（图1）这处自然景观在20世纪初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伴随着香港的持续开发与繁荣，在二三十年代作为香港一地宋代旅游景点而广为人知。我们不妨沿着时人的视角去游览这一业已消失的胜境：

图1 香港九龙宋王台全景照片 载于《红玫瑰》1927年第3卷第25期

宋王台位于九龙马头涌之圣山（Sacred Hill）上。山高十丈，周百余丈， 去九龙寨城之南一里，东临九龙湾之西北，南与马头角相隔一涌，北接珓杯石，西为谭公道，西南遥望，即二王殿村也……自谭公道旁沿马头涌畔而行，可抵圣山之麓。由此拾级而登，循斜坡行，至石牌门，门无题识。越此，绿草如茵，山霭迎人。行数十武，即抵宋王台矣。台临山巅，而偏于东北。岩石三头，叠如品字。其周范以石栏，栏因岩之势而升降，错落有致。远望如薯之贮篮中然。在上之石最大，高长余，周数十丈。其西侧面稍平，刻“宋王台”三字，旁署名“清嘉庆丁卯重修”七字，涂朱。侧有裂痕。自底斜透于顶，稍作曲折，降于别隅。裂痕经补，坟起如带。其下伏石二，大小悬殊，皆半陷土中。相距处，为小隙，才通人。去台不远，有岩如椅，俗称太师椅，可容五六人。东望，适对鲤鱼门，云山邈邈，江水悠悠。而清风时来，振人衣袂。北瞰九龙城，楼台历落，街道纵横。远望狮子山，赤网岭，迤逦如屏然。台之周，危崖峭壁，屹立峥嵘。遍山植树，使成茂林。滨海有石二，耸立如靴，又有巨石如牛，至为形胜。〔1〕

从20世纪40年代初的文献叙述可见，宋王台于烟波浩渺之间临海而立，已然成为香港一处引人入胜的壮丽景观。此处江海形胜，不仅体现在巨石傲然矗立于海岸的独特视觉和开阔视野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独一无二的文化意涵上，它连接的是一段隔代的遗民心史。

据《东莞县志》载：“宋王台，在官富之东，有盘石方平数丈，昔帝昰驻跸于此。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新安县志》按《图书集成·职方典》云，东莞县西南二百八十里曰官富山，即官富场。盖宋时地属东莞也。《职方典》又云，宋景炎中，帝舟常幸于此。元史以帝昰帝昺为二王纪，此元时旧刻，故称宋王。”〔2〕从这则记载看，宋亡不久，元代已将此地唤作宋王台。

宋王台的缘起与宋代宗室南逃这一史事相关，之前此地只是寻常的荒芜滨海。据《宋史》载：“（1276年）五月乙未朔，宜中等乃立昰于福州，以为宋主，改元景炎，册杨淑妃为太后，同听政。封信王昺为卫王。”〔3〕元军南侵，端宗赵昰被迫循着沿海南逃，由潮州而至惠州甲子门，“景炎二年四月帝舟次于官富场”〔4〕。官富场因官富山而得名，南宋孝宗以前即已开设为盐场，且为宋代东莞四大盐场之一。〔5〕明末清初番禺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曾记为“官富山”：“官富山，在新安急水门东，佛堂门西。宋景炎中，御舟驻其下，建有行宫。其前为大奚山，林木蔽天，人迹罕至，多宋忠臣义士所葬。又其前有山曰梅蔚，亦有行宫；其西为大虎头门，张太尉奉帝保秀山即此。秀山之东，有山在赤湾之前，为零丁山，其内洋曰小零丁洋，外洋曰大零丁洋。文丞相诗所云‘零丁洋里叹零丁’是也。小零丁洋有二石，一乌一白，对峙中流，高可百余仞，当时以为行朝双阙，今渔人称曰双箸，其海门则曰双箸门，此皆亡国遗迹也。嗟夫！大命已去，即一洲一岛之微，天亦不肯以与残华，使之暂为根本。浩浩沧波，必尽委君臣于鱼腹之中而后已。天之所以厚其惨毒于宋，抑何甚也！”〔6〕官富山在康熙朝《新安县志》、光绪朝《广东考古辑要》中均有叙述。〔7〕

九龙由此而留下的南宋史迹还有行宫遗址、晋国公主墓、二王殿村、侯王庙等。就笔者阅读所见，清嘉庆之前，在广东地方史籍中少见细致而微的“宋王台”的描述。作为九龙历史遗迹的标志物，在英殖民统治时期，《宋王台保留法案》（Sung Wang Toi Reservation Ordinance）获得通过，宋王台得到初步的保护。宋王台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得益于初年流寓九龙的一批晚清遗老，其中尤以陈伯陶贡献为多。1912年，陈伯陶抵达九龙，扶杖登眺，感怀“乃至今日而荒烟蔓草，樵童溪叟踯躅乎”，“退而稽诸史乘，乃知斯地为古官富场，而台则宋景炎驻跸之所也”。〔8〕1915年，香港工务局计划出售宋王台山下的土地，建筑商李瑞琴获悉，告知南来的遗老赖际熙、陈伯陶等，众人协力奔走港府，最终划定宋王台遗址边界；后续在李瑞琴的捐助下，增筑石栏杆、登山道及牌坊，由此形成当下依稀可见的古迹景点规模。陈伯陶为此撰写《九龙宋王台新筑石垣记》，以纪其盛。寓居香港四十多年的近代学者陈荆鸿（1903—1993）曾撰文记述此中细情。〔9〕

陈伯陶（1855—1930），字象华，号子砺，又号九龙真逸，广东东莞中堂凤涌人。光绪十八年（1892）中壬辰科进士，殿试获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云南、贵州、山东乡试副考官，文渊阁校理、武英殿纂修、国史馆总纂、宪政编查馆一等咨询、广东教育总会会长等职。辛亥革命后，隐居香港九龙城，以遗老自况，著述宏富。〔10〕在宋王台栏杆蹬道落成之后，1916年10月13日（丙辰年九月十七日），陈伯陶以敬祝南宋东莞遗民诗人赵秋晓（1245—1294）生日为由，召集寓港前清遗民聚集宋王台举行祭拜，题诗酬唱，凭吊古人，这次集会被此后的文学史称为“宋台雅集”。陈伯陶记曰：“丙辰秋，余辑《宋东莞遗民录》成。萸节忽过，桂轮渐缺。同人乃于宋王台下官富场边，爇栈香，斟桂酒。蚝山马柱，肆昌黎之筵。甘菊黄精，撷东坡之圃，相与拜秋晓先生生日，并祀诸隐君之灵。于时，园花绽金，山叶染赤，龙湫晓澈，鲤门不波。因和秋晓诗词四章，按神弦，肃灵鉴，虽续貂可笑，庶附骥益彰。鸣呼！鼎湖龙去，既弃群黎，华表鹤飞，又逾千岁。问人间何世，定知今我安归。望海上诸峰，聊作高山仰止云尔。”〔11〕作为雅集的成果之一，由东莞学者苏泽东辑录的《宋台秋唱》集于次年出版，收录有吴道镕的《丁巳端节前三日所撰序》、黄慈博的《序》及陈伯陶、永晦、闇公、青溪渔隐、何鼎元、凌鹤书、黄衍昌、黄佛颐、赵祉皆、赵九畴等37人所作诗词。〔12〕兹录陈伯陶感怀词两首如下：

贺新郎（秋晓先生生日，前诗意有未尽，再次秋晓生朝答陈新绿韵）

一盏寒泉菊，痛当年，禾黍荒墟，邱山华屋。金甲神人云际见，厓海终沈玺玉。空泪洒、江流鱼腹。报国丹心长耿耿，奈三间、未受王明福。嗟宋鹢，退飞六。

冬青树老寒芜绿。缅清风，晋室柴桑，周家菰竹。松雪斋中丹诏至，未肯餐芝商谷。赖君结，遗民一局。朱鸟悲呼江水黑，试招魂、为奏归来曲。濒海地，稻粱足。

又再次前韵祀秋晓偕隐诸公

日里荒松菊，记诗人，海邦偕隐，菜羹茅屋。画像同瞻文信国，应泣卷卷带玉。更节义，文章满腹。比似月泉吟社合，变姓名，咸重罗公福。天地闭，筮坤六。

富场水涨蒲萄绿。叹故乡，无人为作，祠堂修竹。南野西台哀恸处，一例迁移陵谷。况虎斗龙争几局，不有黄冠归里客。旷千年，谁与论心曲。岩穴士，几蛇足。〔13〕

“问人间何世，定知今我安归”，感时伤世，是以陈伯陶为代表的这一遗老群体咏宋王台诗词的显著底色。彼时，陈伯陶与赖际熙、张学华、吴道镕、何藻、丁仁长等被称为隐逸派的遗老汇集于香江，致力于发掘本土文化史迹，为华洋混杂的香港注入了更为古典的文学传统。其中意义，有学者指出：“从宋以降书写南宋末二帝南迁流亡事迹的诗词，几乎均以广东新会的厓山为重要据点……厓山书写因此具有彰显岭南遗民文化精神的特质，历来在岭南文学与地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到了清代诗人笔下，除了厓山书写的主题外，还多了官富山，已邻近九龙地区。但始终没有确实的宋王台地景写作，诗词均未以‘宋王台’为题，诗句也不见‘宋王台’一词。由此看来，对于宋王台的考证与书写，虽可看作陈伯陶对既有的厓山书写传统的延续，但陈伯陶以宋王台为标志所进行的景观维护与重建，诗文论述与题咏，由此在民初香港兴起另一波的宋王台热潮，显然已不同于对厓山记忆的个别抒怀，而展现了避居香港的逊清遗民的群体意志和政治心声。”〔14〕

晚清遗老关于宋王台的重新发现，亦是完成了自我文化身份的一次形塑，此地成为香港难得的发古幽思之地，也是南来北往文化人士歌咏的对象，催生了许多相关主题的诗词与绘画创作。他们或者政治立场不同、生活经历各异，却共享了宋王台的文化意涵，遗识逐渐构成宋王台主题诗画的底色。

二、两幅两版《宋王台秋唱图》的遗民色彩

民初以后，因宋台雅集而诞生的绘画作品中有两幅尤为值得注意，其一是1917年苏泽东辑录《宋台秋唱》集书首刊登的画家伍德彝所作一幅《宋王台秋唱图》（图2）。这幅画作描绘了宋王台的全貌，前景是一组林木，依稀可辨柳树和竹子；三两组房舍隐于林间与山脚；从右侧屋后蹬道拾级而上，有一牌坊；穿过牌坊，绕过山石而上是一不甚宽阔的平台；平台上二人，立者举臂遥指远方，另一人趺坐于地。高踞画面上部的巨石写有“宋王台”三字，下有护栏环绕。远景为远去的帆船及高飞的雁鹄。跋语显示，此画特意为“宋台雅集”而作，但画家并未刻画人群会集的场景，而是以一坐一立作吟咏状的两人形象意会之。

图2 伍德彝 宋王台秋唱图 载苏泽东辑录《宋台秋唱》，1917年

作画者伍德彝（1864—1927），号懿庄、逸庄，亦号乙公，广东南海人，为晚清粤地伍氏家族中有名的书画家。伍氏家族为广东经营洋货起家的行商巨族，“清道光时粤东富室，称潘卢伍叶，其次为谭左徐杨，后又增邹与邱二姓。均当时巨富”。〔15〕伍德彝之父伍延鎏，字金泉，号少谿，收藏书画甚富，善山水画，中年以后专意绘梅，曾作《梅谱》十六帧，为督粤名臣张之洞所称赏。〔16〕其先祖伍国莹，早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即为粤海关监督委为行商，经营怡和洋行。经过数代的刻苦经营，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伍氏家族已为粤地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上有影响的巨家大族。随着近代上海等地开埠，广州一口通商的格局被打破，经济重心转移，到伍德彝晚年时候，伍氏家族彻底衰败。〔17〕伍氏家族的万松园曾是晚清时粤地享有声誉的私家园林：“南海伍氏别墅，收藏法书名画极富……万松园额，刘石庵书，藏春深处额，张南山书。有太湖石屹立园门内，云头雨脚，洞穴玲珑，高丈余，有米元章题名。池广数亩，曲通溪涧，驾以长短石桥。旁倚楼阁，倒影如画。水口有闸，与溪峡相通。昔时池中常泊画舫。有水月宫，上距山巅。垣外即海幢大雄宝殿。内外古木参天，仿如仙山楼阁，倒影池中，别饶佳趣。”〔18〕世居广州的新闻界人士李健儿（1895—1941）曾记录了衰败的万松园景象：“当承平时余游于州南，见所谓万松园者，荒草离离，水塘碧波一片。近塘犹有旧时轩馆，悄无人声。老松数株，野鸟鸣于其间。而此废区，闻道已转异姓矣。”〔19〕李氏所指的“承平时”当指20世纪10至20年代。万松园衰落时，伍家的物业迭遭变卖，谙熟广东掌故的学者高伯雨（1906—1992）曾回忆：“伍家失败后，把房子变卖，当时就有人组织了一个财团把它买下。但房子太大，一时未易卖出，后来才想到一个‘分割’的法子，把大厦拆为平地，辟为富善街，街里面又分为富善西、富善东。而富善西街则分为头巷、二巷、三巷。”〔20〕伍氏家宅之大可以想见。

因此，伍德彝受托创作《宋王台秋唱图》时，想必是有共情的；《宋王台秋唱图》的创作亦是家族与个体在变动时局折戟的命运的感怀。香港论评家郑春霆曾道：“懿庄生长膏粱文绣之家，余无所嗜好，独寄情书画，虽未能谓之玩物丧志，然以此不问生产，卒匮其家。昔有诗穷然后工之说，文艺何不然也！良以富有者多外惊，未暇专一心志治艺，其不工者势所使然。然懿庄之于艺事，非工之极，而天必使由富而穷，岂天意欤。虽然，其画之工与否，自有为之月旦者。今兹能以画名传，世之人又多宝爱之，不与草木同腐，殆亦得于天者厚矣。”〔21〕

值得注意的是，伍氏这幅作品还出现在1922年苏泽东辑刊的《宋台图咏》中。是书由陈伯陶题署书名，有苏泽东所撰的《宋台图咏自序》、黄慈博的《宋台秋唱图咏序》，以及苏选楼、吴道镕、张其淦、万起、姚筠、梁淯、黄佛颐等55位学者的诗词。〔22〕书中图画与诗的有机组合，共同营造了强烈的遗民色彩。

继《宋台秋唱》集在1917年出版后，陈伯陶的弟子陈步墀（1870—1934）约于1918年出版了《宋台集》。该书刊登了刘扬芬所作《宋台秋唱图》（图3）以及相关主题的诗文、书画和照片。〔23〕此外，《宋台秋唱》和《宋台集》均援引古代诗文集惯例，在卷首处刊刻有一幅同名木刻版画，诗画相得，共同建构了民初前十年以宋王台为视觉中心的古典叙述与遗民空间。

图3 刘扬芬 宋台秋唱图 载陈步墀辑录《宋台集》，约1918年

与伍德彝的作品气质不同，刘扬芬的《宋台秋唱图》表现了截然不同的富有生机的田园景象。从画面右下方进入画面，扁平石碑上刻有“宋行宫故址”五字提示观者即将见到的景象；绕过一丛林木，一片阡陌纵横的开阔田园铺展于眼前；三组不同情态的人行于道上，骑驴者及一仆人，一仆推行坐于轮椅上的老者，拄杖前行的长者及小童。田边山脚下，林间掩映连片的房屋；沿右侧道路而行，牌坊前一人趺坐于地，一立者举臂遥指远方。人物的组合与动态与前述伍德彝作品几乎一致，显然是有意为之的设计编排。牌坊匾额题“宋台旧址”，刻有一副对联“一声望帝啼荒殿 百战山河见落晖”。在刘扬芬的笔下，遗老仿佛完成身份转变，找到了他们的桃花源，伴居着宋王台过起了乡居隐逸的生活。

一如历代的雅集图，这两幅作品是具纪事性的。因此，宋王台的形貌如巨石、石刻、栏杆、牌坊、蹬道等被准确地加以描绘；人物雅集场景则被虚化，以一站一立的两人作为象征。在画家看来，或者说是对这两本书的策划者、受众来说，准确地突出地描画特定景致面貌比还原文人祭拜吟诗的雅集现场更为重要。两本书的编排侧重也有所区别，伍德彝画所刊载的《宋台秋唱》集是单纯的诗集，其体例、形式、结构完全是传统的诗文集模样，更为集中地呈现这一雅集的怀古感伤之情，伍德彝的画作也着重表现了萧瑟苍凉的古风氛围；刘扬芬画所刊载的《宋台集》则在诗文、书画外还排版了照片，是基于现代照相制版技术印刷的图书，更倾向于反映遗老隐居九龙的当下生活状态。关于刘氏的画作，高嘉谦指出：“突出的是民间视域，该书收录诗作多属赠别、访游范畴，呈现香港传统文人交际生活中悠游自在，自成格局的雅趣。这里的田园景致有意嵌入遗民自在安顿，另辟桃花源的潜在意图。”〔24〕

除了登载于苏泽东的《宋台秋唱》集和陈步墀的《宋台集》这两幅同名《宋台秋唱图》外，笔者还有幸见到了这两幅画的另外一个版本——以单行画页方式存世的刻印本（下文各称为单行本）。〔25〕

在单行本伍德彝的《宋王台秋唱图》中，题伍德彝集古诗一首于画上，该诗亦曾刊印于苏泽东所辑《宋台图咏》中，抄录如下：

携觞结客上高台（宋祁），可意黄花是处开（沈括）。

蓴菜鲈鱼好时节（陈瓘），白云红树尽诗才（范椁）。

月寒沙柳萧萧落（何景明），日暮江帆片片来（夏言）。

天接海门秋水色（杜牧），平分清景共徘徊（杨继盛）。

丙辰重九南海伍德彝绘于香海寓楼，并集古句一首以题。

从落款处可以确认这幅作品的创作时间与地点为“丙辰重九”“香海寓楼”，画幅右侧有苏泽东题赠陈伯陶的手书及题诗，并钤“选楼持赠”朱文方印。据此可知，该作为苏泽东赠送陈伯陶之物。

尽管远观两幅画所描绘的景物一致，但细察之下，还是略有不同，如《宋台秋唱》集刊本海上帆船为六片，单行本则为五片。集中刊行的刘扬芬所绘《宋台秋唱图》与单行本的差异更大。刘绘单行本中，道上三组人物变为四组，增加了骑牛的牧童；穿过田野入海的河流更显急促奔腾；牌坊前两人均为坐姿；右下角标示“宋行宫故址”的建筑比例上更加巍峨。不过，尽管有诸多的细节变化，它们仍属同一母本。这些版本差异的起因，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三、宋台入画：遗民的视觉、情感与记忆

宋王台作为香港一个著名的地理景观，20世纪尤其是前半叶吸引了诸多名家的注意，就笔者所见，黄宾虹、李铁夫、袁松年、方人定、黄般若、吕寿琨、赵少昂等均有涉及作品〔26〕，遗民的视觉与文化情感勾连了这一现实景观的历史记忆。

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人”的广东画家李铁夫（1869—1952），于20世纪30年代初寓居香港九龙土瓜湾。1935年1月他在香港钟声慈善社举办个人画展，“此次展览作品共分油画绘、水彩、木炭素描、中国墨水四种……油绘中风景之作，多取材于九龙半岛，且多在土瓜湾一隅……李君所作（水彩画），如《宋王台》一点，虽甚淋漓，而调子未得和谐一致”。〔27〕作为展场中引人注目的作品，李铁夫这幅《宋王台》被观者特意挑选出来加以点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多种已刊行的李氏画册与公私收藏中并没有找到此作，可能已散佚于兵燹离乱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典藏李铁夫作品最为集中的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李铁夫藏品中，有一幅作于1933年名为《宋王台下》的水彩画。这幅作品没有直接描绘宋王台巍峨的巨石，而是着眼于台下草木、渔舟与滨海风光。画面中水墨氤氲的淋漓效果，颇能印证当年观者的评论。这幅画的背面尚有铅笔手书“宋皇台下船，水彩，第廿号”字样，或是某次展览的记号。

李铁夫“数年蛰居九龙，罕与世晋接，惟一其志于画”，“寓所舍画具画幅外，了无长物。入其室，四壁纷悬，满地杂置，皆画也”〔28〕；“每遇天朗气清，辄携画囊而出，商量画料，永日始归，视为常事。盖天地吾庐，一室独尊，野鹤闲云，来去自如也”〔29〕。作为“辛亥革命遗民”，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成为李铁夫连接故土情怀与多年留洋养成的西式生活方式的理想归隐地。〔30〕在广州美术学院所藏李铁夫的遗物中，尚有李氏和寓居香港的画家王少陵、梁鼎铭拍摄于宋王台的三帧照片，是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近代画家游览宋王台为数有限的珍贵照片。李铁夫归隐宋王台畔，以画笔描画宋王台及香港九龙的山海风光，不啻于晚清遗老藉以诗歌咏怀宋王台方式完成的自我身份的确认。

1956年，画家吕寿琨创作了《宋王台》横幅（纸本设色，21.5×47.5厘米），这幅作品是目前所见唯一表现已成废墟的宋台旧址。吕寿琨（1919—1975）为广东鹤山人，是李铁夫的晚辈同乡，出生于广州，曾就读于广州大学经济系。1948年春携眷移居香港，受黄般若影响，于20世纪50年始大量描绘香港风景，是20世纪香港重要的水墨画家。〔31〕郑春霆曾道：“其（吕寿琨）对整个中西画法之研究，判定为半抽象之写生造形混合之绘画，乃源出于心意，而以文哲为背景之变形变色国画艺术，因有摩登画师之誉。”〔32〕画中，宋王台已炸得面目全非，大小石块散乱于平地上；画面左侧，工人正在将写有“宋王台”三字的巨石切割为方正的石碑；两辆卡车和数位工人正在搬运其他散落的石块，车辆与人物的细小凸显了宋王台石碑和残留石块的巨大。吕氏以异常大胆的色调和写实的手法描绘了这一略显悲壮的场景，血色黄昏营造出一种突兀的时空错落感。落款道：“沧桑百变，盛衰兴亡；不感其曷，能已于怀。”画家的父亲吕炜铭看了画作后，写下观款：“帝室流亡势已危，山河破碎不胜悲。天涯落尽孤臣泪，残照停读蓝碑车。”这幅作品还获得了久居香港的广东新会籍著名学者简又文的激赏，后来这幅作品赠予简氏，为此吕寿琨写下了边款：“此画本为英国文化委员会第一次主办个人国画展览十八帧之一，又文仁丈见而爱之，敬以奉贻。”简又文专意致力于广东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曾撰写有《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编辑了《宋皇台纪念集》，为宋王台留下了重要的文献。

图4 黄般若 宋王台 纸本设色 34×65.1厘米 1957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1957年，留居香港的画家黄般若“忆旧游”，创作了《宋王台》横幅（纸本设色，34×65.1厘米，1957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图4）。黄般若（1901—1968）为广东东莞人，1926年以后长期生活在香港。虽然早年为以传统守成著称的广东国画研究会干将，晚期的绘画更多致力于描绘香港本土的山水风光。黄般若曾说：“师法自然固然必要，但画风的内容，不仅写出山川风物便算充实，还必须与人事结合写出自己对社会的看法。”〔33〕通过绘画表达对社会的看法，是他一再强调的。黄苗子恰切地透露了黄氏画中的意涵：“般若晚年的画，以空灵的笔墨，写五六十年代港九一带的山山水水，他勾画这些他经常流连其间的山川景物，是对大自然的爱，是对故国江山的眷恋，是对近在咫尺的追名逐利灯红酒绿城市的鄙厌，是悲悯的佛陀境界的追求。”〔34〕“香江入画”一说后来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宋王台》为香江一景，该画以近距离视角去展现宋王台整体形貌。正如他的许多画作一样，画家无视一种突兀的构图方式，仿如盆景一般以扁平的色墨去积染山石。或如画家自言：“画中之物形，纯属画家表白对其物所生之情绪，要皆自我感应而表白之。”〔35〕按照笔者的理解，作为背景的条纹海浪，似乎隐喻了时间的不断流逝，而宋王台则岿然不动，这不仅是指向实体，毕竟在黄般若创作该画时宋王台已被炸毁，对画家而言更像是植根内心之碑。于黄氏而言，《宋王台》隐然寄寓了他对家国江山的情感。

图5 赵少昂 宋王台 纸本设色 61×106.5厘米 1966

1966年，香港画家赵少昂（1905—1998，广东番禺人）画了《宋王台》横幅（纸本设色，61×106.5厘米，香港赵之泰藏，图5）这件作品于2002年7月25日至2003年2月5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馆赵少昂艺术馆专题展览中展出，并被印制成明信片。赵氏以辽远的视野重造了宋王台全景，在暮色苍茫之中，巨石高峻地耸立于海岸边，在画面的构图上几乎直抵画幅的顶端，而下方则以烟霞铺陈，似乎阻挡了观者登临的进路。斑驳凝重的山体与林木烘托了高台，在大海的背景熏染之下，呈现了浩大而沧桑的氛围。整个景观笼罩于赭褐的灰调子中，以凸显黄昏之色。画家以钛白颜料细致地勾勒出栏杆，使得宋王台仿如祭坛一般矗立在天地之间。借用画家关山月的评述，赵少昂“构图的严能用险、疏可驰骋，又如善于表现晨光夕照的霞彩、雨雾烟云的迷蒙，以及雪月的凝寒与水中的倒影等，表现出那种迷茫的空间感，产生令人陶醉的高超本领”。〔36〕从赵氏的落款题识中，隐约可见画者心意：“宋王台旧址，三十年前存。暮色苍茫之际，予常流连于是间。曾几何时，被毁于战火，附近屋宇夷为丘墟。迨光复后辟为公园，家族宗亲会仅以片石‘宋王台’三字保存于园内。旧游如梦，至今不可复得耳。追怀往昔，因有是作。丙午，少昂。”创作此《宋王台》的1966年，距离南宋二王驻跸此地已有690年，作为赵姓宗亲会的一员，宋王台寄寓了宗族的荣光与哀伤。

在蜕变的近现代，香港见证了许多画家的政治选择与文化倾向。以人间画会为代表的画家群体返归内地，参与新的接收和新文化的创造工作，其中就有李铁夫〔37〕；也有一些书画家鸿雁一般将香港作为短暂的中转地，如黄君璧、溥儒、张大千、欧豪年等去往台湾或更远处，获得不同的发展境遇。吕寿琨、黄般若、赵少昂等最终选择香港作为自己艺术和人生的栖息地。时局迁变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注于业已消失的宋王台。吕寿琨从广州移居香港后开启了本土化题材的创作和技法语言的多重实验；黄般若更强调发自性的审美趣味和抒情性；而对于赵少昂而言，以七百年后留居香港的独一无二的赵氏族裔身份为宋王台塑造了一座纪念碑。宋王台被毁后，艺术创作持续映照了不同的个体境遇，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激活历史记忆的意涵。

结语

1943年1月9日，占领香港的日军为扩建启德机场跑道，炸毁了宋王台巨石。“二战”结束后，香港政府接续了机场的扩建计划，最终夷平了圣山及居于其上的宋王台遗址。惟留刻有“宋王台”三字的残石，切割为长方形的石碑，异地建设了一座宋王台公园。1943年2月，即宋王台被炸的次月，作家茅盾在重庆写道：“旅客们游玩九龙，好像有一个公式：九龙城，宋皇台，这是最先去的地方。倒不是因为这两处是古迹，而是因为最近中国已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游这两处，表示游玩之中不忘爱国。”〔38〕日本侵略香港和炸毁宋王台，使宋王台更多了一重民族抗争的意涵。

宋王台以及它引发的一系列跨越时间的描绘，呈现了不同年代人物的特定的历史记忆；后人再次注目于其中，历史记忆则被唤醒、重现。

注释：

〔1〕黄佩佳《九龙宋王台及其他》，香港《大风》1941年第90期。

〔2〕陈伯陶《东莞县志》卷三十八“古迹略二”，东莞养和印务局1921年版，第14页。

〔3〕《宋史》“本纪四十七 瀛国公·二王附”，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40页。

〔4〕[清]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一 广东二”，引《行朝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606页。

〔5〕饶宗颐《九龙与宋季史料》，《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六 史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30页。

〔6〕[清]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三 山语”，康熙庚辰年（1700）刻本，第45页。

〔7〕《新安县志》“艺文志 卷十二”，康熙戊辰年（1688）抄本，第50页；《广东考古辑要》卷六“山川”，光绪十九年（1893）抄本，第8页。

〔8〕陈伯陶《九龙宋王台新筑石垣记》，《瓜庐文剩》“卷二”，1931年铅印本，第41页。

〔9〕陈荆鸿《九龙宋王台兴废纪略》，载于陈荆鸿《岭南名胜记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0〕张学华《江宁提学使陈文良公传》，载于陈绍南《代代相传：陈伯陶纪念集》，香港1997年自印本，第31—34页；阎晓青《清末探花陈伯陶其人其墓》，《萝岗文史》2007年第1辑，第22—30页。

〔11〕真逸《又再次前韵祀秋晓偕隐诸公》，苏泽东辑录《宋台秋唱》，香港1917年刻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此书收录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3辑，见苏泽东辑录《宋台秋唱》，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12〕苏泽东辑录《宋台秋唱》，香港1917年刻本。

〔13〕引自苏泽东编《宋台秋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3辑，第6—8页。

〔14〕高嘉谦《刻在石上的遗民史：〈宋台秋唱〉与香港遗民地景》，《台大中文学报》2013年第41期；又见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第5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301—345页。

〔15〕五知《堪隐随笔》，《古今》1943年第17期。诗人苏曼殊曾于1907年论述过四大家族的文化作为：“吾粤溯殷富者：道咸间，曰卢曰潘曰叶；其豪奢喧赫勿具论，但论潘氏有《海山仙馆丛书》，及所摹刻古帖，识者宝之。叶氏风满楼帖，亦为士林所珍贵。卢氏于搜罗文献，寂无所闻；顾尝刻《鉴史提纲》，便于初学，文锦亲为作序，则卢氏殆亦知尊儒重学者。”见苏曼殊《〈廿载繁华梦〉序》，载于杜云编《明清小说序跋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7页。

〔16〕汪兆镛编纂、汪宗衍增补《岭南画征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181页。

〔17〕李健儿《广东现代画人传》，香港俭庐文艺苑1941年版，第3页。

〔18〕黄任恒编纂、黄佛颐参订《番禺河南小志》“卷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139页。

〔19〕同〔17〕。

〔20〕高伯雨《听雨楼回想录》，见高伯雨《听雨楼随笔》第3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21〕郑春霆《岭南近代画人传略》，香港广雅社1987年版，第33页。

〔22〕苏选楼辑录《宋台图咏》（附诗砖图咏），1922年刻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23〕陈步墀辑录《宋台集》（绣诗楼丛书廿一种），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24〕高嘉谦《刻在石上的遗民史：〈宋台秋唱〉与香港遗民地景》，《台大中文学报》2013年第41期，第305页。

〔25〕东莞收藏家张之先生收藏伍德彝、刘扬芬《宋台秋唱图》各一幅，画残缺，于2011年交由梁波先生修复。笔者应东莞市文化馆之邀于2021年1月29日至3月31日策划“东莞文化名人展”之际，张先生慨然出借此两幅作品，令展览增色不少。

〔26〕就目前笔者所见，计有10幅宋王台主题的绘画作品。除去本文上下文介绍的外，尚有：刊载于1933年广州出版的《半角漫画》第84期上的《宋王台》速写画；黄宾虹约作于1935年的《宋王台——粤游写生》小幅山水画（尺寸为高22.5厘米，宽22.4厘米），刊载于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山水写生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9月；方人定展览于1935年9月5日至15日“春睡画院欢迎方苏杨黄归国画展”上的《九龙宋王台》国画；1939年上海《永安月刊》第1期刊载了袁松年《宋王台》国画。上述几幅作品与本文的写作角度有别，暂不论列。

〔27〕沉雄《李铁夫画展》，香港《工商晚报》1935年1月22—23日；收录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编《李铁夫研究文献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26—27页。

〔28〕落落《画怪李铁夫》，香港《工商晚报》1935年2月19日；收录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编《李铁夫研究文献集》，第30页。

〔29〕半岛散人《孙哲生函催画怪北行》，香港《探海灯》1935年11月23日。

〔30〕有关李铁夫革命遗民身份的论述，参阅拙文《归隐宋王台——李铁夫寓居香港的遗民处境与绘画创作》，《美术学报》2022年第2期，第42—52页。

〔31〕《吕寿琨》，刘绍唐主编《人物小传》第15册，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88—92页。

〔32〕郑春霆《岭南近代画人传略》，香港广雅社1987年版，第75页。

〔33〕萧楼整理《黄般若谈艺录》，收录于《黄般若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0页。

〔34〕黄苗子《水如环佩月如襟——黄般若其人其画》，《黄般若美术文集》，第207页。

〔35〕黄般若《表现主义与中国绘画》，收录于《黄般若美术文集》，第23页。

〔36〕关山月《试论赵少昂的绘画艺术》，收录于黄小庚选编《关山月论画》，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37〕华南文联筹委会主委欧阳山在1950年9月2日欢迎李铁夫大会上致辞所说，见陈江鸿《革命老画家李铁夫回广州记》，《大公报》1950年9月6日。

〔38〕茅盾《归途杂拾》，《茅盾全集》“第12卷 散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

赖志强 广州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7期）

战火下的启德机场，日本占领香港后为扩建机场强拆民居

文 | 叶德平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为切断华南和港澳运送物资往内地的路线，1938年中发动“广东作战”计划。同年10月，广州失陷。1939年2月，日军攻占海南岛，香港完全孤立。

1941年，日军空中侦察照片中的香港及九龙。（图片来源：《围城苦战──保卫香港十八天》）

日军突袭启德机场

根据宋轩麟《香港航空百年》，启德机场很多往返内地的民航机在途中被日军战机袭击，因此越来越多航班在夜间欠缺照明的启德升降，亦尽量避免在明月当空的晚上起飞，改在浓雾和乌云盖顶的黑夜成行。

1941年12月8日，日军轰炸机袭击启德机场和深水埗兵营。（图片来源：香港抗日战争历史档案推广计划）

日本为夺取战略资源，摆脱中国战场胶着的困境，发动太平洋战争，向英、美、荷等国开战，进攻香港是其战略重要一环。1941年12月8日上午7时20 分，48架日本军轰炸机和战机从日占广州天河出发，上午8时飞抵启德，首先发动攻击的轰炸机误炸九龙城楼宇；空袭持续，炸毁5架皇家空军战机和8架民航机，皇家空军力量被歼。（邱逸、叶德平、刘嘉雯：《围城苦战──保卫香港十八天》）

1944年B-25战机轰炸香港（图片来源：香港海事处）

当时居于九龙城打鼓岭道的林珍女士忆述了当日日本军机空袭启德的情况：“打鼓岭道是对着启德机场的。1941年12月8日早上，突闻一阵阵警报声，紧跟着就是飞机的狂轰乱炸，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个不停，妈带我进入天主教堂躲避，等了很久才听见解除警报声，外边人跑来说是日本飞机炸的，街上人们奔走相告‘打仗啦，打仗啦’、‘启德机场起火啦’。妈妈把我暂时安排在天主教教堂，自己回家看看情况，她答应给我送吃的来，可我一直等到天黑才见她回来，只拿来几块饼干，一杯水，她说坏人来打我们了，姐姐们不知在哪里，让我先吃了就睡觉，她还得找姐姐她们想办法。我躺在教堂的长椅子上，也不知等了多久，反正饿得肚子咕咕响，后来就迷迷糊糊睡着了。”（邱逸、叶德平：《战斗在香港──抗日老兵的口述故事》）

日占初期日军的入城仪式 图片：香港抗日战争历史档案推广计划

日军强拆启德滨及附近多条道路的楼房

香港沦陷以后，日军以扩建军用机场为由，在1942年8月强拆启德滨及附近多条道路的楼房（包括宋街、帝街、昺街等），以及九龙城一带的村落（包括蒲岗、沙地园、大磡、珓杯石等约二十条村），最少两万多居民被逼无偿搬迁。少数幸运的，可以被安置往罗湖和九龙塘（今联福道、兰开夏道一带）的简陋木屋；但是大部分不幸的村民却只能流落街头，饿死冻死的不计其数。另外，日军又拆毁九龙寨城的城墙，用它的城砖修筑机场和机场外围的大渠（今彩虹道明渠）。

日军用于登陆港岛的小艇，正经过大埔向九龙输送。（图片来源：《围城苦战──保卫香港十八天》）

1943年1月，日军藉词扩建军用机场，需要大量石材，遂炸毁了圣山和宋王台大石。幸而，载有“宋王台”、“清嘉庆丁卯重修”大字的部份能侥幸保存下来，战后得以移迁到宋王台花园。

约1942年在日军服役的皇家驱逐舰色雷斯人号（图片来源：香港海事处）

据《香港航空百年》，日军只用了两年时间便初步建成了两条跑道：“日军13/31跑道”（西北至东南向，位于今新蒲岗爵禄街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至九龙湾丽晶花园），和“日军07/25跑道”（西南至东北向，位于旧启德机场停机坪至今彩虹邨对出观塘绕道天桥），但是由于它们都不合规格，所以战后当局需要重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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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铁站里有个“文物馆”

新华社香港7月12日电题：香港地铁站里有个“文物馆”

新华社记者洪雪华、姚兰

香港地铁站里，第一次出现了“文物馆”。

“文物馆”位于今年新开通的地铁站——宋皇台站，由一排嵌入墙中的展柜组成，从起点到终点不足百米距离。展柜里青白及浅青釉瓷、龙泉窑系青瓷、粗陶等宋元时期文物超过400件，仔细观赏大约需要数十分钟。

展柜前人头攒动，有人驻足许久不舍离去，有人在穿梭中回眸。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公司）在香港境内运营12条铁路线，每日运输人次500万左右。“希望通过这些文物，让来往的乘客了解历史。”港铁公司高级建筑经理周子茵说。

乘客在宋皇台站的“文物馆”观看展览（7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第一个地铁站“文物馆”

文物是港铁公司修建地铁时发现的。

“香港修建地铁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么多文物。”周子茵有些吃惊，地铁开挖前港铁公司便被告知，宋皇台站附近区域有文物。

宋皇台站坐落于九龙城区马头涌，临近宋王台公园，公园内有一块刻有“宋王台”的纪念石碑。港铁公司的宣传资料显示，据文献记载，南宋末年有皇帝为逃避元军而驻扎此地，为时数月。

港铁公司暂停修建宋皇台站，考古团队入驻，考古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历时两年多。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于2017年公布的考古工作报告，文物挖掘面积相当于四个标准足球场，累积挖掘出文物数万件。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文物和古迹，社会舆论十分关注。有人希望港铁公司改变地铁走向，这样便可以原址保护文物。经过政府部门评估决定，宋皇台站可以继续建设，但必须以保护文物和古迹为优先准则。

地铁站修建工程再次启动。周子茵所在的团队参与宋皇台站的建筑与设计。设计方案反复修改，却发现还有一口古井无法避开，“我们又修改了车站顶盖设计，综合考虑专家意见，修建了一个混凝土井槽，以便日后重置这口古井”。

2017年，考古工作取得成果，宋皇台站也成功封顶。今年6月27日，香港最长铁路线——屯马线全线开通，宋皇台站正式启用。经过各方协调决定，香港特区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授权港铁公司在宋皇台站内常设“文物馆”。

用传统书法演绎的地铁站站名“宋皇台”（7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传统书法为乘客纾解压迫感

香港地铁站里除了“文物馆”，还有用传统书法演绎的地铁站站名。

“汉字线条灵动飘逸，富有动感，看着就像在跳舞！”港铁公司退休建筑师区杰棠说，大部分地铁站里都有他的书法作品。

区杰棠出生于香港，自幼热爱传统书法和绘画。他常提到三个擅长行书的书法家：东晋王羲之、北宋黄庭坚与苏轼。

20世纪80年代，港岛线正式开通前，港铁公司（时称地下铁路公司）担心乘客不习惯港岛线上狭窄的半圆形月台，为了纾解乘客的空间压迫感，便决定用书法装饰地铁站月台。

得知区杰棠擅长书法，负责地铁站设计的总建筑师罗兰·保莱蒂允许他两个星期不用工作，专心创作书法作品。“如何让乘客看到书法后觉得放松？”区杰棠心里打鼓。

他写的第一个站名是“金钟”，“看着就像一幅画，仿佛还能听到钟声！”区杰棠用掉了几十张宣纸，他想用富有动感的汉字为原本单调的地下车站增添趣味。最难写的是“鲗鱼涌”和“筲箕湾”，字形和字置便让他纠结数日。

“中国书法讲究黄金比例，字与字之间需要保持平衡。”区杰棠说。

1985年，港岛线开通，中国书法首次亮相地铁站。站内乘客偶然间抬头，惊讶于眼前灵动的汉字线条，每一次瞥见都是一次文化熏陶。如今，香港大部分地铁站里都有书法作品。

年过古稀的区杰棠说，他会继续为港铁公司无偿写站名，“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兴趣，让大家认识书法，了解传统文化”。

乘客在宋皇台站的“文物馆”观看展览（7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有温度的“地铁公共艺术”

混凝土修建的地下车站，正在融入更多元素。扎根香港本地生活的“地铁公共艺术”，让地铁站在承担车站基本功能的同时，也能满足人们对于艺术与文化的需求。

周子茵介绍，自1998年起，艺术基因便融入港铁的血液中。20世纪90年代，兴建机场快线和东涌线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开始为香港地铁站创作艺术品。

为了反映本地文化，香港艺术家的作品也出现在地铁站里。土瓜湾站内的大堂玻璃板上，艺术作品《家》将“老物件”图片拼凑于老式唐楼平面图中。

这是香港艺术家梁美萍的创意，为此她收集了土瓜湾站附近社区超过100位居民家中的老物件。她这样表达创作初衷：每样物件伴随个人和家庭的成长，都有它物质的岁月痕迹，书写个别记忆，整体是一个时代的社区视觉文化。

港铁公司努力让地铁站变得“有温度”。周子茵说，地铁站颜色各异，例如油麻地站是灰色，旺角站是鲜红色，最初是为了让看不懂站名的乘客以颜色辨别地铁站。

曾有人发出疑问：地铁中人流量大，步履匆匆，能停下来仔细观摩艺术品的人少之又少，“地铁公共艺术”对公众审美能否产生有效作用？

对此，有专家回应：公共场合的色彩、设计对社会的影响是潜意识层面的，无意中看到的很多东西会慢慢影响人们的审美趣味与人文情怀。

宋皇台站内，“文物馆”前乘客来来往往。在地铁站这个公共空间里，无论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或艺术，都是带着使命而来，未来也将继续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