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教训(简述戊戌变法的教训)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是不可逾越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漫长而曲折的。灵感:如果改革要成功，它的计划必须是可行的，否则只会导致失败和灾难。腐朽落后的封建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输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帝国。如果落后，就会挨打，这说明资产阶级制度不适用于中国。

戊戌变法的教训是，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是不可逾越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漫长而坎坷的。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力量太弱，即资产阶级的软弱。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掌握着实权，势力强大。

戊戌变法揭示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不可行的。政治改革必须维护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政治改革应该一步一步地深化，不要一下子被敌对势力深深地触动。清政府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能依靠它来拯救这个国家，而只能推翻它。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西方列强对中国领土的瓜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疯狂境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拓展阅读：居安思危：一文概述，近代中国的两次边疆危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等等为首的知识分子们，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开启了旨在“救国图存”的改革运动，即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

光绪皇帝

坦诚说，这场变法与更早一些的日本明治维新，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不仅均为封建专制国家，还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有着比较密切的来往，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接近。进入19世纪中叶，两国都遭遇了欧美列强的入侵，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拓展阅读：从“脱亚入欧”到“普通国家”，小议日本“国家形象”的演变）。

其次，两国的改革宗旨基本相同。他们均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在保存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意图通过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另外，两国主导改革的领导人物，基本上都是家境较为优渥的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具有“亲西方”的倾向。

由此可见，两国的改革，理应取得相同的效果才算合理。但现实情况是，明治维新很快便让日本跻身“列强行列”，而戊戌变法则遭遇到了惨痛失利。

近代的日本议会

实际上，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表面相似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掩盖着诸多不同点。那么问题来了，彼时的中日两国，存在哪些不同点？ 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展开聊聊。

1）国内形势的巨大差异

1）日本方面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多股与中央幕府分庭抗礼的地方势力（即“藩”）。以西南四藩为例，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不仅大力发展现代军事，还在内部展开了力度不小的全方位资本主义改革。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大名（藩的最高首领）开始主动涉足商业和手工业，在与新兴资产阶级有了直接接触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理念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因此，在明治维新的进程中，他们一直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领导者。

“倒幕运动”主题浮世绘

除了大名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坚定拥趸。

地主阶级：大量土地的所有者，与封建统治阶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资产阶级改革持支持态度；新兴资产阶级：很多人兼具地主、资本家“二合一”的特点，在政治领域没有存在感。尽管存在“改革刚需”，但不具备单独领导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实力；中下级武士：在政治上没有实权，很多人在经济上也逐渐破产，沦为“浪人”。其中，选择从商或经营手工业的一些人，在接触到资本主义理念的同时，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可以说，武士阶层是这场大变革的“基本盘”和生力军（拓展阅读：东瀛志：为什么日本武士“爱”切腹？）

另外，即便是以三井、住友等为代表，一直享有特权的大商人阶级，也不排斥有利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改革。一言概之，这些力量有效保障了改革措施的有效施行。

近代的日本武士

2）中国方面

与日本不同，自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尽管全国爆发了规模不一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但均未形成燎原之势，也没有取得全国大多数人民的积极响应。

实际上，别说是具备改良意味的戊戌变法，即便是以广州起义（1895）为代表的反清起义，也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对此，先生无不惆怅地表示，“从乙未到庚子，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拓展阅读：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天生软弱性”，即“不愿意也不敢与以农民为代表的普通民众‘联合起来’”。

但不客气地说，这一观点颇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理由很简单，在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大背景下，维新派人士根本不具备动员人民参与改革的能力。

国内的维新派人士

2）最高领导人的话事权差异

就国家体制改革而言，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主导改革的最高领导阶层，拥有最高的统治权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开启改革之前，两国的名义权力和实际权力都是分离的。

在日本，最高统治权掌握在将军手中，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国，慈禧太后掌控着最高权力，光绪只是名义上的皇帝。

中日两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主要取决于改革派所掌控的权力的差异。

1）日本方面

在推翻了幕府的统治后，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日本改革派领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简言之，权力是明治维新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拓展阅读：东瀛志：近代的日本天皇，说话到底“算不算”？）。

明治天皇一家

2）中国方面

反观中国，主张“君权变法”的维新派认为，“只要君主决心变法，就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遗憾的是，身为变法支持者的光绪皇帝，实际上就是个“傀儡皇帝”而已——因为国家的最高权力，一直掌控在慈禧太后的手中。

坦诚说，如果变法真的能得到慈禧的支持，或许还真有一定的概率“取得成功”。

但是，维新派人士不仅没有将慈禧“争取到自己这一方”，还私下鼓动光绪“夺权”，甚至策划了以武力“除后”的行动。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押宝策略”，犹如唐吉坷德一般滑稽可笑。

光绪皇帝和康梁二人（照片应该是合成的吧....）

3）改革的社会基础差异

坦诚说，只有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并取得最终的成功。

1）日本方面

在国家内部日趋稳定后，日本的维新派领袖们，先后制定并执行了基于国情出发的“富国强兵”、“殖兴产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展开来说：

“殖兴产业”：主要泛指政府撤销限制工商业的举措，包括了开办国家银行，用国家资本兴办国营企业，大力扶植、保护民营经济等内容；“文明开化”：主要指主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乃至思想风尚和生活方式等举措；“富国强兵”：主要泛指改革封建军制，建立近代化的常备军和警察制度等举措。

除此之外，诸如土地改革政策、废藩置县等内容，将日本的资产阶级改革，推向了更彻底的道路上。

需要注意的是，改革政策在全国推行之后，几乎没有遇到所谓“反对派”的掣肘和阻挠，政策的落实效率非常高。强大的执行力，使得日本只用了近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国家两百年才实现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皇室

2）中国方面

反观戊戌变法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举措，代表的是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中下层士绅以及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只占统治阶级的很小一部分，在整个社会总人口中的占比更是少之又少。

实际上，维新派的主张，不仅与社会大多数人毫无关系，甚至与士人和官僚阶层，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废八股”的举措，让数以百万计的士人“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矣”；“革潜运”的举措，让当时“食于潜运”的数十万计官吏和兵丁们“瞬间下岗”；“断发易服”等诏令的颁布，更是让 “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

至于政治制度的改革，甚至可以称得上“动摇了国本”。 以“精减机构”为例，维新派要求撤销詹事府、通政司（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

数据显示，仅京师一地被裁衙门就达十余个，裁官员“将及万人”，以致“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

一言概之，这种旨在严重剥削中央和地方统治权力的举措，已经让维新派走到了“国家权力”的对立面。

康有为和梁启超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维新派的一系列改革，从未取得过广大普通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众所周知，晚清时期，对于西方文明，广大普通群众一直是深恶痛绝的。

反观维新派，不仅主张学习和仿效西方文明，并且自始至终都没有给出困扰农民数百年的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清末民初内蒙古的汉族移民）。由此可见，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初期的归化城

4）改革领袖的阅历上的差异

领袖人物是否具有政治远见和行政经验，一直都是改革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

1）日本方面

前面提到，在幕末时期，很多地方强藩的内部，在大名以及武士阶层的支持下，已经进行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活动。

与此同时，很多大名、武士以及知识分子们不仅全程参与其中，很多人还成为了改革的领导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成长为了出色的政治家、改革家和实干家。

西乡隆盛

在明治维新的进程中，他们的改革经验有了用武之地。举个例子：

面对势力强大且比较顽固的封建贵族势力，他们采取了颇具人性化的赎买政策——“以公债偿付的形式，使得他们迅速转变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举措，有效保证了改革所必须的国家安定局面。

由此可见，领导人物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实现日本各领域“文明开化”的重要基础。

伊藤博文

2）中国方面

相比之下，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尽管具备比较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学识，但缺乏实际的行政管理经验。

展开来说，他们疏于政务、黯于世事、缺乏韬略，基本没有日本维新派人士所具备的阅历和社会改革实践经验。不客气地说，他们就是一群缺乏实际行政经验的书生。

彼时的国家权力，掌控在慈禧太后的手中

基于“不除弊不能布新”的认识，维新派所推行的改革，尽管同样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

但在具体的“落地进程中”，丝毫没有轻重缓急和“先来后到”可言，可谓“全面开花”。坦诚说，这种“沙盘推演”式的改革，根本不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

在实施步骤上，宜先发展农、工、商，改革教育和军事，在取得成效并树立了威信后，方可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同时，对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人士，应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以分化和减少改革中的阻力。

遗憾的是，无论是光绪皇帝还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均缺乏应有的深谋远虑和相应的策略，最终因“反对者众、支持者寡”而惨遭失败。

“戊戌六君子”主题绘作

5）尾声

最后想说的是，尽管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西方文化就此在国内兴盛开来。

首先，各地相继出现了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和出版新书热。其次，白话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白话文也得到了更多的提倡，进而衍生出了“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和“道德革命”、“史学革命”等文化思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戊戌变法可以视为“引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