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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国(胡安国胡宏父子)

时间:2024-01-27 04:02:13 作者:伸手挽明月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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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国晚年入湘的迁徙轨迹

胡安国晚年入湘的迁徙轨迹

石榴红

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在1097年被宋哲宗钦点为探花后,定居在湖北的荆门长达30余年,直到1129年夏秋之季,56岁的胡安国因战乱从荆门被迫迁徙,最后定居在衡山南岳紫云峰下,苦心理学,成就一代宗师。他为什么要举家南迁?又是怎样迁徙的?这两个问题深深地吸引着我,为此,在浩瀚的官方史料中,终于让我以时间节点为脉络找到了答案。

1126年八月,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于1127年二月攻陷北宋都城开封,俘宋徽宗、钦宗两帝,北宋灭亡。因1126年为丙午年又是靖康,因此这一事件史称丙午之耻,又称靖康之耻。康王赵构于1127年五月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建立南宋。1127年十月宋高宗以金兵南逼,从应天府迁往江苏扬州,将防线由黄河南移至淮河、汉水、长江一线,与金发生连年战争(见图1:1127-1130年金军全面进攻南宋之战图1:),此时位于长江以北的荆门已成战乱动荡之区。

图1:1127-1130年金军全面进攻南宋之战

1129年三月,苗刘之变后,高宗于四月还宫复辟,为了收拾河山,渐图恢复,高宗起用主战派抗击金兵,选择杭州为行在,也就是皇帝临时居住点,选择南京为行都,也就是备用都城,高宗在行都南京准备大干一场,依托天险,给金军以迎头痛击。1129年四月,经抗金名将、时任枢密使的张浚推荐恢复胡安国给事中职务,胡安国回信给宰相吕颐浩,推辞不就,高宗御书一封交给时任起居郎的胡寅,令以皇上的意旨催促他父亲就职;同时派遣钦差赶到荆门颁旨,催促胡安国赴京,并要求沿路州郡以礼恭送。既然皇命难违,加上荆门动荡不安,已不可久住,胡安国听从了朋友意见,处置了家财,带着细软和书籍,领着家人、学生、使役等一百余人于1129年七月后浩浩荡荡离开了长江北岸的湖北荆门,沿着长江向行都江苏南京出发。

没想到金灭宋之心不死,分四路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南侵,以金兀术为统帅,亲率主力追击高宗小朝廷。1129年八月,当胡安国行到长江边的安徽池阳,离荆门已两千余里,而高宗皇帝已经从南京向江浙一带逃离,而金兀术大军就在后面追赶,皇帝也难当,这次高宗被被金兵赶了几个月,一直逃到温州的海上,并在海船上过了1130年的春节。

此时,胡安国一行人又怎么办?追上皇帝去任职肯定不可能,拖家带口追也追不上,皇帝还在大逃亡;折返回荆门也是不可能(注:有研究者认为是折返回荆门了,窃以为不可能,原因有四:一是时间套不上,高宗七月五日从杭州移驾南京,之后在南京交代胡寅催促安国赶快前来,安国到池阳时,已知道高宗逃离南京,转移到吴、越,而高宗是闰八月初出南京,十月到越州,也就是说胡安国在池阳时应该在九、十月间,荆门到池阳二千多里,回去是逆水而上,然后再从荆门过洞庭到湘潭又是千多里,已不可能在冬季出现在碧泉。二是荆门已成乱区,也回不去了。三是胡寅九月退二线是直接向湘潭而去。四是胡宏曾记述“先君子自荆、郢趋吴、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游行,遂至湖南,横涉清流”,也说明胡安国未返回荆门)。

何处安身?其实胡安国早有打算,年轻时路过衡山南岳,就十分喜欢南岳风光,有在南岳定居的计划,于是胡安国一家在门人的帮助下,从安徽池阳折返向衡山南岳迁徙。1129年冬,胡安国一家行到湘潭碧泉,这个地方好啊,翠绿澄净,藻荇交映,山清水秀,附近有座龙王山,山后有个慈云寺,住持龙王长老仙风道骨,飘然而至,与胡安国促膝而谈,热情邀请胡安国到慈云寺小憩,虚席以待。于是一行人逶迤而入慈云寺。

舟车劳累,赶快安顿下来,当然如果能把碧泉这个地方买下来就最好不过。可惜兵荒马乱,正是大动荡的时期,时机不对,形势不妙。1130年二月追赶皇太后的第四路金军从江西移兵湖南,行政长官向子諲坚守长沙城8天后出逃,潭州失陷,皇亲赵聿之自杀,金军屠城,在湖南抢掠六天后于三月离去。由于溃军沿途剽掠,统治者横征暴敛,民众纷纷起来反抗,钟相在湖南常德揭竿而起,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很快发展成以洞庭湖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见图2:1130年-1135年钟相杨幺农民起义控制区)。而此时在南京胡寅面对危局,于1129年八月向高宗上书,直陈时政得失,得罪了宰相吕颐浩,于九月被退二线赋闲,也在赶回的路上,那就在这慈云寺寄住等待与胡寅会合吧。那知道由于兵乱,交通不便,胡寅从杭州出发走了半年终于在1130年三月到达湘潭,实现了全家团圆。

图2:1130年-1135年钟相杨幺农民起义控制区

在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个禽兽不如的人,那就是孔彦舟,说他禽兽不如是因为他不顾伦理,强娶自己的亲生女儿为妾。此人残虐成性,是宋军沿江招捉使,于1130年奉旨在湖南讨伐义军钟相,占领了衡州城,屯兵五十余日,就把衡州百姓杀戮净尽。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到处残破,十室九空,战争是残酷的,带给人们的创伤永远不会磨灭。流落异地的胡安国一家也雪上加霜,于1130年十月,胡安国的夫人王氏终因病情加重而去世。因战乱无法葬回福建,也无法葬回荆门,只好就近选地葬在湘潭龙穴山。

1131年春,南宋叛将马友、曹成、孔彦舟又在衡州、潭州一带大打出手,兵漫原野,战乱不止。湘潭是真的呆不下去了,衡山南岳去不了,也不敢去,于是胡安国一家在1131年四月,开始向西转移进入邵阳。十二月,经过舂陵到达永州东安县,在东安县九龙摩岩留下“武夷胡寅、宁、宏侍家府自邵之舂陵过此。门人江陵吴郛、湘潭黎明从之。绍兴元年十二月初六日”的石刻(见图3)。接着又迁徙到广西全州,转向全州西南的灌江、清湘一带,几间破屋四周用茅草遮围,一行五十余人,每天在瘴气昏暗,狂风大作的环境下,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从荆门迁徙出发的百人,不到两年多时间,胡安国一行人减少一半,可见战乱给人们造成的损失是多么巨大,和平又是多么的珍贵!

图3:永州东安县九龙摩岩石刻

1131年12月,胡安国被朝廷任命为中书舍人兼侍读,三品的待遇,胡安国推辞,朝廷不同意,1132年春,朝廷又派遣使者到全州颁旨,在无法回绝的情况下,胡安国只能先以《时政论》二十一篇献给高宗。后在胡寅、胡宁陪同下到临安赴任,胡宏在全州管家。在胡安国父子三人离开不久的1132六月,曹成率残部窜入灌江作乱,一天夜里,只听得到一阵鼓响,由远而近,胡宏带着亲属仓皇奔避。放在破屋里的一切家什及文书数千卷都被乱兵一把火烧为灰烬,连祖考、祖妣志铭也一起丢失了,还好后来在吴郛、黎明手上寻回(注:有研究者认为胡宏《题祖考志铭》记述的不是此次事故,窃以为胡寅与胡宏记述的是发生在全州家中的同一事件,否则必是1129年那次胡安国应召后发生的事,这样就与1129年冬全家在湘潭碧泉的时间套不上)。

而胡安国父子三人却不知家庭变故,于1132年七月从广西清江登舟,经浙江祖印江口到达临安,八月因反对相国朱胜非于1132年八月二十一日被退二线赋闲。皇差难当,既然被撤职,那就回吧,胡安国父子三人登舟而回,三天后到浙江衢州访医看病,停留了二十天,接着到浙江丰城龙泽寺暂住。在龙泽寺胡安国父子三人决定分兵两路,胡寅去广西全州找胡宏及亲属,直接去衡山南岳,胡宁陪伴父亲在龙泽寺小住到1134年初夏去南岳,在南岳会合。

于是胡寅踏上了寻亲的路途,其中辛酸,有诗为证“四海兵戈里,一家风雨中。逢人问消息,策杖去西东。”到1132年底,胡寅在清湘山寺中遇到避难在此张季兰及亲属。胡寅与胡宏兄弟带着亲属从清湘山寺出发,于1133年4月到达南岳在胜业寺先行安顿下来,并着手在南岳紫云峰下买地建房。另一路胡宁陪伴胡安国于1133年正月才从丰城来到湘潭慈云寺,半年后才于七月到达南岳,全家老小终于喜得团聚。

图4:1129年——1134年胡安国迁湘路线图

通过一年的建设,房屋建成,叫“书堂”,到1134年春胡安国一家由胜业寺搬到紫云峰下的自己的新居书堂。总算有了个安身之所,胡寅为此喜不自禁,沿途熟悉的南岳风景,再加上久雨乍晴,使他诗兴大发,欣然而作《奉家君自胜业迁居书堂久雨乍晴道中口占》:“五峰收卷万层云,一水流通四海春。南极有星天地久,东风无际柳梅均。”

紫云峰下书堂的建设完成,终于结束胡安国一家流离失所的生活,标志着从1129年夏到1134年春,晚年胡安国苦难迁徙的结束,也最终实现了胡安国“卜居衡岳,为终焉计”的理想愿望。自此以后五年,胡安国足不出户,毕精竭虑,废寝忘食,在胡宏、胡宁的帮助下,夜以继日订正缮写《胡氏春秋传》,终于在1136年十二月完成了《胡氏春秋传》,全书共三十卷,计十万余字,胡安国为此自作《春秋传序》并向高宗《进春秋传表》。自此《胡氏春秋传》成为了官方指定的必备参考书,圆了无数读书人的梦。

下面是收录在《全宋文》中的亲历者的主要参考资料,其它的不一一列举:

(一)《斐然集》卷二六《先公行狀》

“……年二十有四,中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进士第。…….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反正之始,枢密使张浚荐公可大用,申命前除。公辞,因致书宰相吕颐浩……寅时修起居注,上赐之手扎曰:“卿父未到,可谕朕旨,催促前来,以副廷伫。”公以建康东南都会,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行次池阳,会闻车驾移驻姑苏,将踰浙而东。公重感疾,遂具奏而返。是日亦敕下,除公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十二月,除中书舍人兼侍讲。公辞。……朝廷不许公辞,又遣使至所居。公遂行。以《时政论》先献之。……二年(公元1132年)七月,入对于临安行在所。……实八月二十一日也。……公登舟稍稍诉流,三日而后。行次衢﹑梁,访医,留再旬。至丰城寓居,又半岁(公元1133年)。乃渡南江而西,休于衡岳,买山结庐,名曰书堂,为终焉计。…….晚岁,居山下五年,竞亦不出。”

(二)《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

“……三年,枢密张浚荐安国可大用,再除给事中。赐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闻驾幸吴、越,引疾还。 绍兴元年,除中书舍人兼侍讲,遣使趣召,安国以《时政论》二十一篇先献之。论入,复除给事中。二年七月入对,高宗曰:"闻卿大名,渴于相见,何为累诏不至?"安国辞谢,乞以所进二十一篇者施行。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 胜非遂相,安国竟归。”

(三)《斐然集》卷二〇《悼亡別記》

“……己酉(1129年)歲,春二月旦,女真輕兵渡淮,揚州潰。寅脫身至常、潤間。久之召還,复為省郎,遷左史。秋九月,請奉祠,得之。其時荆門已為盜區,家君度洞庭而南,寓居湘潭。而寅行次臨川,值敵兵方下江西,諸郡甚梗。明年(1130年)三月,僅得至庭闈。退問君:「今茲憂乎?」其對猶前。冬十月一日,先令人疾革,執君手。頃之捐館舍。君於諸婦中最蒙愛,以君多病,每寬其禮儀。辛亥(1131年)春,臣盜馬友、孔彥舟交戰於衡、潭,兵漫原野。四月,奉家君西入邵。席未暖,他盜至,又南入山,與峒獠為邻。十二月,盜曹成敗,帥兵於衡。又遷於全。西南至灌江,與昭接境。敝屋三間,兩庑割茅遮圍之。上下五百餘指、度冬及春,瘴霧昏昏,大風不少休。鬱薪禦寒,粢食僅給。壬子(1132年)春,家君有掖垣之命。寅與弟寧侍行,季弟宏守舍。行既远。六月,成餘众卒入灌江,君與二姒將子女倉皇奔避。一夕忽聞鼓聲已近,徒從閧然四逸,囊橐悉委之。獨餘負橋者不去,遂偶脫。冬十一月,家君罷掖垣,還至豐城,遣寅省家。歲盡,逢之清湘山寺中。君身獨暑服餘單布衾,嫁日衣襦無存者,獨挈寅敕文、誥身皆無失。寅勞苦既定,問:「君驚懼莫此為甚矣!」對曰:「至無奈何,惟一死耳。」蓋以兒發刀自隨,急則用事,無所懼也。大抵君氣和而誌靜,見理明而臨事果。癸醜(1133年)春正月,家君來湘潭。秋七月,然後尊卑會於南嶽。甲寅(1134年)終歲奠枕。”

(四)《斐然集》卷一〇《謝禦札促召家君劄子》“……以壮年守官湖外,赏爱衡山,有卜居之志”

《斐然集》卷一一《论衡州修城札子》 “……衡州昨经孔彦舟兵屯五十余日,杀戮净尽。今经五岁矣,城外三四十里间,尚无耕种之民”

《斐然集》卷一五《缴傅雱用赦量移奏》 “……彦舟不敢安处,遂破鼎州,遣兵击败锺相,又以押送为名,直犯湖南,入据潭州。已而大掠潭、衡,旁及永、邵,三湘千里之内,公私舟船为之一空”

《斐然集》卷十七《寄刘致中书 》 “……而散于盗贼,空囊来湘中,食口无虑千指,流离漂转,略无宁岁”

《斐然集》卷十八《寄赵秦二相书》“己酉崴自荆门避地,遂来湘中,兵革相寻,又五年,乃克息肩。人生不可以无寝庙也,即欲结茅数间;族众不可以吸风露也,又欲买田二顷。然侨寓力薄,无由可成。”

《斐然集》卷二六《荚氏墓志铭 》“……予先君子岁在己酉,航洞庭而南,小憩碧泉之上,老于衡岳之阳”

《斐然集》卷二七《祭龙王长老法赞》 “呜呼!崴在己酉,强敌内侵,予先君子,航湖而南,小驻碧泉。莽野荒墅。冬郁湿薪,急雪堆户。忽有僧至,草衣赞公。佛堂巍巍,步象音锺。与之坐谈,饭以乳湩。惜其遁身,公材利用。厥后慈云,虚席生尘”

《五峰集》卷三《有本亭记》 “……乃求得其地。夷榛莽,植松竹,山有为樵牧所残者,养之;流有为蒿壤所壅者,疏之;岩石之为草木所湮没者,辟之。未及有成,而先君子长弃诸孤!”

《五峰集》卷三《题祖妣志铭》“建炎乙酉之秋,江、淮、河、汉之间,群盗纵横。先文定被召趋行在,仲任行事,某当家责。以强逼人,沮、漳之间,非遗种处也。则奉母令人,及诸亲属,弃生生之资,渡岷江而南。不几月,大盗蜂集,故庐文书数千卷悉为灰烬,而祖考、祖妣志铭亦在焚中”

胡安国《春秋传》何以在元朝跻身官学?

胡安国《春秋传》在元初成功跻身科举官学之位并不是偶然之事,必须从当时的时代风气与其核心内容来看待这一问题。程朱理学在元朝发展成为国家指导思想,这为胡安国《春秋传》(下文简称《胡传》)进入科举创造了有利条件。再者,《胡传》所倡导的“尊王”之义完全符合元廷的统治意志,“攘夷”之义并不存在违迕之处。是故,《胡传》被纳入科举程式是顺理成章的。

胡安国像

胡安国《春秋传》立为官学的历程

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福建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乃湖湘学派的开创性人物,亦是宋代春秋学的代表性人物。胡氏终其一生,皆在研治《春秋》,后成书《春秋胡氏传》自成一家,流传至今。

元朝建立后,科举一度停摆,直到元仁宗时期才正式恢复。皇庆二年(1313),朝臣李孟向元仁宗进言,试图恢复科考,并得到了翰林学士承旨伯帖木儿的支持。随即,元仁宗下令中书省,召集朝臣商议开科之事,翰林院承旨程钜夫、中书平章政事李孟、参知政事许师敬、翰林学士贯云石等皆参与其中。程钜夫建议,科举当以经学为主,“经学当主程颐、朱熹传注”,最终为仁宗所采纳,并由其拟定了诏书。与此同时,中书省上奏仁宗的《中书省奏准试科条目》亦颁行天下,云:

为这上头,翰林院、集贤院、礼部先拟德行为本,不用词赋来。俺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等都不用,止存留诏诰、章表,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才去也。

再次确立了程颐、朱熹注解在科举中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说李孟是延祐复科的关键性人物,那么程钜夫就是将程颐、朱熹抬升至官学的关键性人物。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正式下诏云: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词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

元朝朝廷在考试程式中,将胡安国的《春秋传》与三传并列,正式列入科考之中。于次年,也就是延祐元年(1314)正式实行。

虽科考规定如此,然在实际的考试之中,考官还是《胡传》为主要去取,以《胡传》为唯一定准,对于答卷中以完全依傍《胡传》的,皆给予好评,如“延祐元年(1314)湖广乡试,第三名孙以忠答卷,考官批云:是两节援得《胡传》。(卷一)”“天历二年(1329)江浙乡试,第六名应才考卷,覆考汪推官批:义深得胡氏之意,文亦缜密。(卷六)”。与此同时,对于所有不依照胡安国的解释作答的,皆不予通过,乃至遭到罢黜。延祐七年(1320)乡试,江西士子冯翼翁因未按照《胡传》作答,而遭考官罢斥,幸以文章出色,得到欧阳玄青睐,方得入选,不料次年会试中,再次因与《胡传》相异,而最终落选。毫无疑义,《胡传》与其他三传相比,则是完全处于独尊的地位。那么胡安国的《春秋传》为何能够顺利跻身庙堂,成为官学呢?

程朱理学谱系中的《胡传》

元初,程朱理学北传成为一股强劲风势,这为日后《胡传》跻身官学奠定了充分的基础。元朝初立,许多南方崇尚程朱理学的学者家纷纷北上,收纳弟子,传授学问,燕京成为理学家云集之地,他们也带去了《胡传》,《胡传》随之北传。曾身在南宋的赵复是一个杰出人物,他在北地讲授《胡传》不遗余力,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自宋季德安之溃,有赵先生者北至燕,燕赵之间,学徒从者殆百人。尝乎出一二经传及《春秋胡氏传》,故今胡氏之说特盛行。

北地学者郝经受到赵复的影响,也服膺程朱理学,对胡安国深为赞许:

宋,《易》有程氏传,《书》有夏氏解,《诗》有朱氏传,《春秋》有胡氏传,《礼》有方氏、王氏解。于是六经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圣人之大义备,真儒之学与天地并,而立人极焉。

受到理学熏染的姚枢,作为一个行动者,决定刊刻理学家的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中也包括了《胡传》,姚枢传授程朱理学,并教益了其著名弟子、后来执掌国子监的许衡,不仅授其程朱之学,亦授其《春秋》胡氏之学。元初赵复、郝经、姚枢等理学名儒的推动,使得研习《胡传》在北地已渐成风气,到了元仁宗时期,《胡传》跻身科举程式似乎已是水到渠成之事。

科举程式采用程颐、朱熹之注到底与胡安国有何关联?危素在《大元敕赐故翰林学士承旨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程公钜夫神道碑铭》一文中指出:

议行贡举法,公请以朱文公《贡举私议》损益行之,经学当祖程、朱传注,文词宜革宋金宿弊。此诏实公所草。

当时程钜夫实际是以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为依据而裁定科举程式的。也是在这一年,吴澄在赠其门人虞槃的序中推崇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

盛时方行贡举。贡举者,所以兴斯文也。而文之敝往往由之,何也?文也者,垂之千万世,与天地日月同其久者也。贡举之文,则决得失于一夫之目,为一时苟利禄之计而已矣,暇为千万世计哉?贡举莫盛于宋。朱子虽少年登科,而心实陋之。尝作《学校贡举私议》,直以举子所习之经、所业之文为经之贼、文之妖。今将以尊经右文也,而适以贼之、妖之,可乎?斯敝也,惟得如欧阳公者知贡举,庶其有瘳乎?闲之于未然,拯之于将然,俾不至于为贼为妖,而为朱子所陋,则善矣。傥有今之欧阳公,试问所以闲之、拯之之道。皇庆二年十月甲子。

吴澄在国子监为官时,还曾试图采用程颐《学校奏疏》、胡安国的《六学教法》以及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施教:

皇庆元年,升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行。

可见当时在议论科举之事时,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往往被士人所标榜。《学校贡举私议》是朱熹晚年撰写的一份有关科举变革的奏议,文中谈到了科举中五经的注疏问题:

如《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匡、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皆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说亦可采。

对于《春秋》的注疏,朱熹则列举出了啖助、赵匡、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实际上将程颐、胡安国纳入到一个系统了。程钜夫既然提倡程颐、朱熹的注解,同时又依照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那么在朱熹提倡的《春秋》注疏的名目中,能够代表程颐、朱熹的除了程、朱之外,即是胡安国了。颇为可惜的是,程颐虽传《春秋》,仅仅止于桓公九年,而朱熹则无《春秋》专书,《胡传》却是颇为完整的一部,在程颐、朱熹的谱系之中,只有《胡传》是成熟可用的。

从师承谱系上看,亦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胡安国与程颐、朱熹有着明确的师承关联。时人袁桷指出:

许文正公定学制,悉取资朱文公。至仁宗皇帝集群儒定贡举法,五经皆本建安书,蔡氏为文公门人,而《春秋》传则正字胡公之从父文定公,师友授受,宗于一门,会于一郡。至若训蒙士,正史统,庋积笔录,悉师于文公,何其盛也。

在袁桷看来,元仁宗定科举时,《春秋》采用胡安国之传,乃是因为胡公(胡宪)之故,遂在学统上与朱熹联系起来了,这是一个不错的观察。胡宪乃胡安国之侄,师事胡安国,而其又是朱熹之师,如此,朱熹则与胡安国在师承上搭上了关系。袁桷尚未指出的是,胡安国与程颐也存在师承关系,胡安国师从杨时,而杨时乃程颐弟子,由此可见,胡安国前能承程颐,后能接朱熹,在师承谱系上是名正言顺的一脉相承。

“尊王”之义因应元朝的大一统情势

胡安国在其《春秋传》中极力宣扬“尊王”之义,突出刻画天子的绝对权威,强调君臣之伦。譬如《春秋》“(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胡安国指出,经书“公如京师”,以显示诸侯之怠慢,只是因会伐而如此,又书“公自京师”,乃孔子亲笔,表明“朝王为重,存人臣之礼”,意在尊周天子也。胡氏进一步批评诸侯,尽管书“公如京师”,却未能行朝礼,《春秋》乃加以褒贬、裁断,以示君臣之义,如此则君臣、父子之伦乃正,“天理必存,人欲必消”。胡安国以尊王、尊天子为上,欲树立君臣、父子大伦,此乃天理之所在也。胡氏对弑君、篡逆之举批评的颇为严厉,如“(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胡氏猛烈批评宋主兵伐郑,指责宋殇公不恤卫国的弑君之难,却反而支持弑君之贼州吁,乃是“肆人欲、灭天理”,意在诛杀乱臣、讨贼子。胡安国以理学家的立场来彰显《春秋》中的君臣、父子之伦,乃完全因应了元朝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合法性叙事。

从草原到中原,元朝已经不是当时一支骁勇善战的部落、游牧,而是已经立足于广袤疆土的中国。元世祖忽必烈甫一即位,就下诏声称: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于戏!秉箓握枢,必因时而建号,施仁发政,期与物以更新。敷宣恳恻之辞,表著忧劳之意。凡在臣庶,体予至怀。

忽必烈表示要继承旧制,人君为天下主,视天下一家。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云: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利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

忽必烈欲“四海以宅尊”“绍百王而纪统”,对唐尧以来称号的传统进行了追溯,称赞元朝祖先开疆拓土之德,取《易经》中的“乾元”的元作为国号,意在表示元朝的正统性渊源有自,实乃承接中国历代王朝之统。《元史·地理志》中云:

自封建变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

元朝胜于汉唐之盛的原因,在于幅员之广大,而清除了戎狄边患问题,使得“天下为一”,完全是继中国之统。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下诏修纂《大元大一统志》,表示:

欲实著作之职,乃命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凡九年而成书。续得云南、辽阳等书,又纂修九年而始就,今秘府所藏大一统志是也,因详其原委节目为将来成盛事之法。

忽必烈欲通过修纂《大一统志》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确立元朝在版图、疆域上的绝对合法性。元文宗于天历二年(1329年)编撰《经世大典》即说:

至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矣。

指出四海混一,从广袤的地理疆域上称颂元朝的大一统。元朝诸帝从制度继承、疆域拓展上表达大一统中国的叙事话语,以此确定天子拥有天下权威的合法性。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元朝继承与借用尊号、庙号、谥号等汉地称谓,以及都城、宫阙、朝仪、印玺、避讳等汉地礼仪制度,将汉地的尊君卑臣传统与大蒙古国汗权结合起来,以此进一步确保了元朝天子权威的至高无上性。这些正好与《胡传》所竭力倡导的“尊王”之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胡传》遂成为元朝帝王操持天子斧钺的有利支撑。

“攘夷”之论会成为忌讳吗?

胡安国除了表达“尊王”之义,亦时刻表达“攘夷”之义,夷夏之防芥蒂甚深。元朝作为外来,理应于此讳莫如深的,缘何又如此推重《胡传》呢?赵伯雄指出:

其实此事说来颇有些滑稽,因为《胡传》的主旨之一为尊王攘夷,主张“复九世之仇”,主张严华夷之辨,对于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蒙古贵族来说,这些都绝非耳顺之言,然而元廷居然将《胡传》立于学官。对此有人以元统治者文化水平低解之,自然也不无道理。但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此时的儒学本身并不为统治者所看重,统治者既不把儒学看成是国家生存的思想基础,也不视之为治国行政的理论武器,则经典之中究竟有多少违碍字句,自也不必严查深究了。

赵伯雄将元廷不避讳《胡传》华夷之辨而将之立为学官归因于元朝统治者文化水平低下,不重视儒学,除此之外,元廷不避讳《胡传》中夷狄问题,尚需从元朝的中国认同来看。元世祖与朝臣贺胜曾就夷夏问题进行过讨论:

世祖甚器重之,入则侍帷幄,出则参乘舆,无昼夜寒暑,未尝暂去左右。故事论奏兵政机密,非国族大臣无得与闻者,时独不避公,或更命留听。近侍或言论语八佾之五章若讪今日者盍去诸,上以问公,公曰,夫子为当时言,距今二千余载,岂相及哉?且国家受天命为天子、有天下,固当下比古之逖远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

《论语》中的八佾篇第五章即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此句意在贬斥夷狄,而抬高诸夏,当有朝臣建议除去时,元世祖请教贺胜,贺胜指出天子得天命、有天下,不当以夷狄自居,元世祖接受了其建言。元朝在地理、疆域上远迈汉唐,大一统之盛,故以往夷狄之地域已经完全被超越与突破了,《元史·地理志》中云:

自封建变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沼,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

至元二年(1265),元世祖称:

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

元帝对外以中国自居,且言“四海一家”。元帝既然以中国自居,拥有天下,成为中国之主,自然就不能称之为夷了,是故元朝此时已经不是塞外的夷狄身份了,乃是君临天下的中国身份了,乃是中国的代表。不唯如此,汉人、蒙古人皆称元朝为中国,认同元朝为中国,蒙古人完泽、哈剌哈孙亦皆称自称中国。元朝上上下下,无论汉、蒙,皆目以元朝为中国,在自我认同上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既然如此,那么夷夏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胡安国《春秋传》在元朝延祐时期被列入科举程式之中,得益于程朱理学在元廷取得了主导性地位。朱子在讨论科举时,对胡安国颇为推崇,另外,元廷的理学朝臣也支持胡安国,这也间接为胡安国《春秋传》跻身庙堂创造了条件。除此之外,胡安国《春秋传》提倡“尊王”之义与元朝所倡导的“大一统”观高度吻合,实则为元朝统治中原提供了思想资源,这为元朝统治者所乐见。然而,胡安国在《春秋传》中极力宣扬夷夏之防的观念,对于异族的元朝形成了违碍,除了元朝统治者本身文化水平低下,无法辨别其中的意义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元朝在疆域上完全超越了以往中国的范围,打破了传统夷夏之防的壁垒,完全以中国自居,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中国认同,是故夷夏问题并不构成一个真正的问题了。在理解胡安国《春秋传》被确立为官学的原因时,必须从政治统治的角度着眼,也要深入了解胡安国《春秋传》与程朱理学、元朝统治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宋代】胡安国的十五首诗作,值得品读

胡安国(1074-1138),又名胡迪,字康侯,号青山,学者称武夷先生。建宁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两宋时期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和政治家。

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历太学博士、提举湖南、成都学事,以不肯阿附,为蔡京、耿南仲所恶。高宗即位,为给事中、中书舍人,上《时政论》二十一篇,力陈恢复方略。旋以疾求去,不允,除兼侍读,专讲《春秋》。后因反对重用朱胜非去职,提举宫观。绍兴二年(1132),在湘潭县隐山与次子胡宏共同创办“碧泉书堂”(文定书院前身),开创“湖湘学派”。卒谥文定,后世称胡文定公。

胡安国所著《春秋传》成为后世科举士人必读的教科书。又著《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文集》十五卷。

【竹园书屋】

四壁无图画,推窗尽简书。

真吾何所寄,深处乐如如。

【春日书怀】

一气本无息,春风花又开。

景多闲后见,诗好静中来。

午枕庄周梦,东轩靖节杯。

不须篱畔菊,能制暮龄颓。

【首夏言怀】

白日延清景,红芳转绿阴。

川云长淡荡,鱼鸟自高深。

静养中和气,闲消忿欲心。

此情虽不语,沙界总知音。

【元日】

竞装祓木饯馀寒,颂遂椒花上彩笺。

览镜自惊非昔貌,举杯回喜得新年。

【赤壁】

片语能令孙仲谋,气如山涌剑横秋。

莫言诸葛成何事,万古忠言第一流。

【黄石山】

凤吹鸾舆向戚姬,满朝无策定倾危。

直须致得商山老,能遣君王意自移。

【严陵钓台】

归隐桐江知几春,静看浮世一沤轻。

此心有处元无着,误说持竿作钓名。

【赠云居僧明公】

祝融峰似在城天,万古江山在目前。

须信死心元不死,夜来明月又重圆。

【题崔白喧晴图】

黑头禽笑白头禽,头白多因计虑深。

栖向柳条犹不稳,从风斜折更关心。

【过凤林关】

马首西南二十年,每经关左重留连。

殷勤拂石临流水,邂逅凭栏倚暮烟。

千古物情吟不尽,四时风景画难传。

何人可作隆中伴,待结比邻买钓船。

【移居碧泉】

买山固是为深幽,况有名泉例可求。

短梦正须依白石,澹情好与结清流。

庭栽疏竹客驯鹤,月满前川寺补楼。

十里乡邻渐相识,醉歌田舍即丹邱。

【牡丹秋开】

秀出群芳照碧栏,世间颜色比应难。

晓来露采光先泛,晚得云阴叶未残。

艳质易迷人竞赏,道心无染兴终闲。

使君认取真消息,同向樽前笑里看。

【十二月立春】

未临除夕气先交,玉嶂朝来见日消。

冰自解围回木色,花能传信满梅梢。

人家剪彩应书字,天仗迎春尽广郊。

北望寒云魂梦断,任从飞去莫相招。

【舟入荆江东赴建康】

长江渺渺接天浮,万古朝宗日夜流。

洲在尚传鹦鹉赋,台高应见凤凰游。

路经赤壁怀公瑾,水到柴桑忆仲谋。

白日幸无云物蔽,好看澄景对高秋。

【奉次朱子发稧饮碧泉】

不牵春草咏池塘,且对山泉共举觞。

碧玉涌波清见底,戏鳞依荇款成行。

杯盘草草情逾厚,淡话平平味更长。

亦有浯溪耸天石,待镌佳颂压元郎。

注:图片为王心竟(1909-1954)的画作

“湖湘学派”创始者胡安国与湖北当阳的深厚情缘

郭汉闵

  宋代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特征,就是理学的形成。

  湖湘学派作为理学一个重要的流派,也就在这一时期于长沙地区形成,并对湖南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湖湘学派以长沙为中心,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作为理学一个重要流派,湖湘学派尊程朱理学,重经世务实,包容众家之长,并衍化成湖湘文化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之间,历千百年而不竭。

湖南长沙岳麓山。

  自嘉道两朝湖南经世致用派,至咸同两代的湘军集团和戊戌维新群体,再到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以及国共两党的精英群体,他们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这些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演变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远的。

  湖湘学派最早源于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周敦颐的心性论理论体系,是以后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湖湘学派正式形成于南宋。这个以"湖湘"命名的学派,创始者却并非湖南本地人,而是原籍福建的胡安国、胡宏父子。清光绪《湘潭县志》记载,"道学开自周敦颐,乡邦无传其学者,至安国及子寅、宏来发明之"。这一观点,得到学界认同。

长沙岳麓书院。

  胡安国(1074年-1138年),又名胡迪,字康候,号青山,谥号文定,学者称武夷先生,后世称胡文定公。建宁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北宋学者。胡安国一生以圣人为目标,提倡修身为学,主张经世致用,重教化,讲名节,轻利禄,憎邪恶,对两宋之际的政治和学术领域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其所著《春秋传》成为后世科举士人必读的教科书,也是湖湘学派的代表著作。公元1131年,胡安国在湖南湘潭县隐山与幼子胡宏共同创办"碧泉书堂"(文定书院前身),开创"湖湘学派"。湖南的众多人杰,正好全部集中在"湖湘学派"所幅射的长沙方圆100公里范围内。湖湘学派不仅影响湖南千余年,并且对中国文化发展都具有极大影响。

  少有人知的是,湖湘学派的创始者、奠基者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及胡安国侄子胡寅曾长期隐居当阳荆门的山水之间。漳水流域富饶的土地、秀丽的山水,对胡安国、胡宏父子湖湘学说的形成有可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岳麓书院爱晚亭。

  《宋史·胡安国传》记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复任为给事中,到职十余日求去,携家寓居湖北一带。原文是:"安国之使湖北也,时方为府教授,良佐为应城宰,安国每来谒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胡安国寓居湖北的具体地址,《宋史·胡安国传》语焉不详。胡宏的《文定书堂上梁文》一文,为后世弥补了《宋史·胡安国传》的这一缺憾。

  胡宏是胡安国幼子,字仁仲,出生在荆门当阳一带。他在《文定书堂上梁文》中勾勒出胡安国一家自武夷山来到荆、湘的艰难过程。他在文中写道,胡氏"武夷山传世,漳水成家",因为金兵南侵东犯,宋室南渡,为避战乱,胡氏一家经历了10年奔波迁移,最后才定居在荆、湘之地。胡宏在文中流露了胡氏一家强烈的怀乡之情:"回首十年之奔走,空怀千里之乡邦。"胡宏的这篇文章明确告诉我们:胡安国寓居湖北的地址为漳水流域,时间是靖康元年(1126年)。靖康元年也正好是开封被围、北宋灭亡的年份。靖康之难,宋室南渡,胡安国携家眷南迁,先是寓居在江西丰城约半年时间,随后避乱荆当地区漳水之滨。

  胡寅是胡安国侄子,在学术上也颇有建树,后世称其为"致堂先生"。由于他跟着伯父在当阳荆门生活了很长时间,晚年隐居在漳水之滨,在漳河以东结茅而居,教子课读。因此,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将其列为乡贤。

  胡安国及家人、弟子南下寓居当阳荆门地区,同治《荆门直隶州志》有明确记载。该地方志在记载当阳塜墓时有两处提到胡安国:一处是胡光禄墓。胡光禄即胡安国的父亲。"在治北二十里苦竹溪。胡文定父渊,字泽之,文定为蔡京所恶,退居漳滨,迎父就养,卒葬于此,后赠光禄大夫。"历史上的苦竹溪也就是现在桐树桠、烟集一带。

苦竹溪建起的太阳能发电站。中国摄影家协会员 周新仕摄

  胡安国不仅隐居于此,还将老家的父亲也接到了当阳。另一处是胡文定墓。"在治北十五里龙泉山上。文定卒葬龙泉山,三子寅、宏、宁俱贯荆门。明成化三年,当阳知县黄恕奏请春秋祀。墓祠即公旧居。居后为书院,环墓古松合抱者,尚存四十株。"胡安国不仅隐居于此,而且三个儿子侄子也在此陪伴父亲。三子也就是胡安国的侄子胡寅、胡宪,幼子胡宏。该地方志在记载荆门古城祠宇时也提到了胡安国:"三贤祠,城南,在凤鸣门外南台。明成化中,州牧俞诰建,祀朱震、胡安国、陆久渊,久废。"胡宏的《文定书堂上梁文》一文以及胡寅作为荆门的乡贤地位充分证明,胡安国一家寓居湖北的地址就是漳水之滨。

  据《宋史·胡安国传》的记载,胡安国曾有多次隐退。他虽为官四十年,但真正在位履职时间只有六年,有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处于隐退状态,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程朱理学。但是胡安国隐退何处,《宋史·胡安国传》并没有明确指出。联系胡宏的《文定书堂上梁文》一文"漳水成家"四字,胡安国的父亲长眠葬于此地,以及胡寅作为荆门的乡贤殊遇,胡安国多次隐退的栖居地很可能就是湖北的漳水之滨。因为这里是其父亲胡光禄长眠之地,幼子胡宏的出生地,侄子胡寅的隐居地。这里的山水让他有回老家武夷山的亲切感,亲情让他对此地割舍不下。

胡安国画像。

  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在记载当阳古祠时,有两处提到胡安国:一处是四贤堂:"在玉阳观旁,祀宋唐质肃、胡文定、朱汉上、陆象山四先生,亦名玉阳书院,今废。"另一处是胡文定公祠,"在治北十五里龙泉寺右,祠在墓前,即文定书院故址。道光十六年,知县王朝枬捐奉重修。春秋与社稷坛同日致祭。"同治《荆门直隶州志》的上述记载表明,胡安国及家人隐居之地就是当阳龙泉山一带。

  比同治《荆门直隶州志》更早的乾隆五十九年版《当阳县志》,对胡安国隐居当阳龙泉山有着更明确更具体的记载。卷一方舆志古迹部分两处提到胡安国,一处是胡光禄墓,一处是胡文定墓,内容与同治《荆门直隶州志》高度一致;学宫部分对胡文定书院的记载是:"龙泉寺田二百五十亩,除文定墓祭费三两外,该纳银六十两。"

清同治版《当阳县志》对文定公祠和文定书院的记载。王先进供图

  乾隆版《当阳县志》卷九艺文志收录了两篇重修胡安国墓碑的文献:一篇为明朝人刘绩、字用熙撰写的《重修胡文定公庙碑》,一篇为清朝人李遥撰写的《胡文定公墓碑记》,是对胡安国曾长期隐居当阳推测的有力佐证。

  明人刘绩、字用熙撰写的《重修胡文定公庙碑》明确记载:"公讳安国,字康候,建安崇安人。地志谓父渊,寓迹荆湖间。至公,为蔡京所恶,退居当阳之漳滨。渊墓在焉。志传父没,筑室墓旁,耕种自给,若将终身。即今龙泉寺所攘田也。"渊也就是胡安国的父亲。这一记载表明,在明朝的当阳、荆门的地方志中,就有胡安国隐居当阳龙泉山的记载,并对胡安国隐居当阳龙泉山的原因作了说明,即因为胡安国的父亲葬于当阳境内。

清同治版《当阳县志》“重修胡文定公庙碑记”。王先进供图

  清朝人李遥撰写的《胡文定公墓碑记》开头两句就是:"当阳县北十五里龙泉,上有胡文定公墓。与春秋祀,自明成化三年始也。"成化是的年号,时间范围是公元1465--1487年之间。明成化三年也就是公元1468年。清乾隆年间是公元1735--1796年。这一记载表明,当阳历代官员及学子对胡文定公墓的每年春秋两次祭祀习俗,从明朝成化年间就有了,时间延绵长达二百五十余年。

清同治版《当阳县志》“重修胡文定公墓碑记”。王先进供图

  此外,乾隆版《当阳县志》卷九艺文志还收录了八首前人凭吊胡安国墓的诗作。早最的一首是南宋人张轼的五言诗《题文定公书堂》。他写到:"堂堂武彝翁,道义世所尊;永好霜雪手,琴书贲邱国;当时经行地,尚想笑语温。"武彝翁即胡安国,因祖籍地在福建省武夷山,故学者称其为武夷先生。张轼是南宋重臣,也是胡安国的再传弟子。张轼这首诗表明,早在南宋时期,胡安国栖居湖北当阳龙泉寺,就已为众人所知了。令人遗憾的是,张轼的诗作中并没有点到胡安国墓的具体地址。明人诗作有两首,一是袁中道所作,一为杨志所作。袁中道为明文学"公安派"领袖之一。他写的是一首五言律诗,题为《龙泉胡文定墓》。这首诗作题目本身就表明胡文定墓在当阳龙泉山。杨志所作也是五言律诗,题为《龙泉寺过胡文定公墓》。另外五首均为清人诗作,其中属当阳清初举人杨州彦诗作水平最高。

清同治版《当阳县志》收录宋张栻“题文定公书堂“”。王先进供图

  上述丰富的古文献资料充分证明,湖湘学派创始者胡安国曾长期隐居当阳龙泉山龙泉寺,并葬于此地。胡安国墓在当阳龙泉山一带,当地人俗称宰相墓,是当阳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新旧盗洞无数。龙泉山龙泉寺, 古为当阳名胜,"龙泉夜月"为当阳八大景之一,早在唐代就受到大诗人孟浩然的称颂。他在《过龙泉精舍呈易叶二公》一诗中写道:"停午闻山钟,起行散愁疾。寻林采芝去,谷转松翠密。旁见精舍开,长廊饭僧毕。石渠流血水,金子耀霜桔。竹房思旧游,过憩终永日。入洞窥石髓,傍岩采蜂蜜。日暮辞远公,虎溪相送出。"诗人以其清新、隽永的笔调,描绘了龙泉山一带如画的风光,龙泉寺僧侣生活的情趣。胡安国选择此处定居,倒是再合适不过了。

清同治版《当阳县志》收录清袁中道诗作“胡文定墓“”。王先进供图

  胡安国隐居当阳龙泉寺,创建书院,讲学撰述,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相关文献传世,甚为可惜。明以后,荆门、当阳私学发达,书院众多,其中以苦竹溪为最甚,因此《湖北通志》称其"冠绝荆楚"。这一文化现象,应该就是受胡安国的影响所致。从延绵两百多年的胡文定公墓每年春秋两次祭祀来看,胡安国对当阳教化的确产生了深远影响。胡安国在当阳龙泉山创建书院,讲学撰述,对后来胡安国在湖南衡山创立湖湘学派也应该有重要影响。

  就在明末清初湖湘大地出现一代大儒王夫之的时候,曾深受胡安国理学思想影响的当阳,也是人才辈出,群贤汪洋。据清同治版《当阳县志》的记载,明朝洪武年间至清朝同治年间,当阳就先后出了2个翰林,6个进士,38个举人,234个贡生,冠绝荆楚各县。《湖北通志》对偏居鄂西一隅的小县当阳曾有"一邑两翰林,十里三解元"的赞誉。

清同治版《当阳县志》收录清杨州彦“题文定公墓”。王先进供图

  "两翰林",即明朝的李让,清朝的金维岱。李让于明永乐辛卯年中进士,曾任大理寺评事,后任广东右参议。金维岱童年生活在当阳,后随家人移居钟祥,于康熙年间中进士,曾多年任翰林院检讨一职。两人《明史》、《清史》均有传略。

  6个进士即指明朝的白之彥,清朝的金维岱、陈其美,杨州彦,陈士敷,郭孙俊,宋楚望六人,后五人《清史》均有传略。"十里三解元"中的三解元即指现今两河镇的白之彥、郭孙俊、宋楚望三人。三人前两者为现今双龙村人,宋楚望为现今麦城村人。白之彥于明末崇祯年间中进士,其生平不详。郭孙俊于清雍正年间中进士,曾任江西安福知县,后辞官归隐家乡。三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属宋楚望。宋楚望字荆州,号恒齐,雍正十一年(1733)中进士,授句容知县,勤农育士,政声很好;后调任丹徒知县,乾隆十九年(1754)调任常州知府,乾隆二十六年(1761)任松江知府。他所著《人离分途》、《戒淫》等,据文献记载"人争颂之"。他还著有《公门果报录》、《官箴书集成》等流传后世。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洪亮吉等均为宋楚望弟子。杨州彦字倩公,一字宣楼,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曾官任邱知县,其调济民困,清廉自持,因忤旨罢归,绝意仕途,颇有胡安国之风范,对当阳荆门一带有较大影响。陈其美于清顺治年间中进士,曾任浙江处州知县。陈士敷于清康熙年间中进士,曾任福建归化知县。38个举人中半数以上在《明史》、《清史》中有传略。

朱震画像。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名人朱震。朱震(公元1072年生),字子发,世称汉上先生,北宋之际的著名大臣、理学家,以廉正守道闻名于世。其著述甚多,现仅存《汉上易解》11卷、《附汉上先生履历》1卷。宋史《宋史·朱震传》记载其为荆门军人。南宋时期的荆门军,其范围包括现今荆门东宝、当阳、远安三地。根据《宋史·朱震传》这一记载,荆门人一直认为朱震即荆门人,故《当阳县志》并未记载其人。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升荆门为直隶州,领当阳,远安二县。宋端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235年,荆门军治所从荆门移至当阳玉阳,直至至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278年,其时间长达四下三年。乾隆版《当阳县志》艺文志载有南宋人李英的《荆门军贡院记》一文,可视朱震为当阳人的有力证据。其文开首写到:"荆门军,古玉州当阳地,山水秀丽甲湖湘。楚汉以来,人物相望,未易枚举。近世如内翰朱公震,秩宗胡公寅,秘校范公如圭,率由科举。"当然,同治《荆门直隶州志》视朱震为荆门人,其实也有道理。从胡安国与朱震的师生关系、朱震曾于文定书院求学的经历来看,联系到同治《荆门直隶州志》、乾隆版《当阳县志》记载的玉阳城区四贤堂中的朱震画像种种迹象,朱震这一著名大臣、理学家,很有可能就是"荆门军"、以及荆门直隶州中的当阳人。

湖北当阳市新姿。中国摄影家协会员 周新仕摄

  晚清以及初期,当阳仍是英才辈出。除了晚清两个举人王钟麟和徐中铨之外,辛亥革命的元勋和武昌首义的重要组织者聂豫,中国现代造船业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的郭霖,"五四"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重要组织者樊树芬,长江中下游地区丝绸大商佟先宝,发动当阳城关起义的李超然,等等,可谓群星闪耀,竞相生辉。很巧合的是,就在在湖南东部发动农民秋收起义之后的第五天,当阳庙前就爆发了震惊鄂西的农民瓦仓起义。

  当阳明朝以后人才辈出的背后,是发达的私学,是胡安国理学思想的深远影响。从这一角度而言,胡安国可以说是沮漳流域近现代文明的重要启蒙者。

湖北当阳市新姿。湖北摄影家协会员 魏勇摄

  《宋史·胡安国传》记载,南宋建炎(1127-1130)年间,胡安国受友人相邀,率家人、弟子从荆门南下湖南,在潭州湘潭建碧泉书院,后又在衡山山麓创办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从而开始奠定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

  据清乾隆《湘潭县志》记载:胡文定在"绍兴八年(1138年)四月十三日没于正寝,葬于潭州湘潭县龙穴山"。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对湘潭胡文定墓有过置疑:"乃湘潭亦有定墓,而省志云宁后徙湖南、卒湘潭,岂湖南诸墓乃公诸子墓耶?"由于当阳胡文定墓、文定书院遗迹不存,两地胡文定墓孰真孰假的问题,注定只能成为历史之迷了。这是当阳永远的遗憾。

作者:郭汉闵

作者简介:

  郭汉闵,男,现年57岁,1982年7月毕业于原宜昌师专中文科,曾从事教育、新闻、政研等工作,现在当阳市政协机关工作。有专著《隐形的南方》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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