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生人口性别比怎么算)

央广网北京5月20日消息（记者王晶）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有关人口性别结构的两组数据引发关注。

根据该数据，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与2010年相比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

由此，不少网友热议：“多出3000多万男性，他们会不会找不到媳妇？”

这些数据背后，透露出哪些关键信息。就此，央广网记者专访了中国人口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人口统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果臻，其多篇论文曾聚焦于此。

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性别构成（央广网发 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央广网：“男多女少”将导致3000万光棍，这种说法是否科学？

果臻：是不科学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我国人口性别失衡问题的严重性。

从婚姻市场供需的角度看，这种说法主要依据人口总量的性别差异，未考虑年龄分布问题，若考察真正进入婚姻市场的适婚年龄人口（20至40岁），则2020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而非3000万。此外，在一夫一妻制社会中，处于单身状态（未婚、离婚、丧偶）是进入婚姻市场的前提，人口总量的性别差异未区分婚姻状态，可能无法真实地反映婚姻市场的供需矛盾。

但更应注意，1752万这个数字本身仍然较高，而且受近四十年偏高出生性别比影响，未来30年这一数字将不可避免的持续升高。

央广网：人口性别比，和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果臻：从历史和生物学的角度看，现代国家的总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应略低于100，这是由于在生命历程的起始阶段，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区间一般在103-107之间，而正常情况下，女性在各个年龄段的死亡率均低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人口总量较女性进一步减少，总人口性别比因此降至100以下。

但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由于性别不平等所引起的男孩偏好，对人口性别结构产生重要而持续的影响，使得总人口性别比偏高。

中国的总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偏高且波动的态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7.6，比此后历次普查都高，表明旧中国的人口性别比本来就很高，新中国的人口性别比是从这个基础上变化过来的。

2020年最新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与2010年相比出现了明显下降，说明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遏制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的治理目标初见成效。

央广网：也有网友发问，“多出3000多万男性，他们会不会找不到媳妇？”

果臻：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人口性别比例，和我们常说的“婚配难”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人口性别比包括总人口性别比、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分年龄性别比。一般来说，分析和预测人口婚配模式、家庭结构等问题时，不能只看总人口性别比，分年龄性别比往往更为重要。

可仍需注意的是，“男多女少”现象虽说在中国自古有之，但当前的规模和发展趋势确实前所未有，在国际上也尤为突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性别失衡问题日益凸显，而导致性别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直接原因是性别选择性流引产、溺弃女婴和对女孩的忽视；根源性原因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计划生育政策等一些因素是条件性原因。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男孩偏好减弱，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逐步下降，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2020年下降到111.3，“男多女少”的现象有所缓解。

央广网：如何理性看待，人口性别比例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

果臻：从以往的调研看，因为男女绝对数量差异，引起的我国“男性婚姻挤压”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已成为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之一。

比如，大量大龄未婚男性对性与婚姻的渴望往往催生害、买婚和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活动，也可能刺激性产业的繁荣和婚外情、婚外性等事件增多，影响公共安全与稳定。此外，由于对社会保障存在更大的刚性依赖，大量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存在，甚至可能引发“光棍村”变“五保村”的养老危机，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

其中，经济条件作为制约大龄未婚男性成婚的首要因素，贫困与失婚如影随形。

央广网：性别失衡背景下，对于接下来地方施政方面有何建议？

果臻：实际上，农村和城市的“婚配难”问题本质上存在区别。

农村地区的婚配难问题主要是由于婚姻市场中适龄女性缺失，城市地区的婚配问题则更多受到婚姻匹配梯度的影响。

针对已经存在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如通过施行农村医疗救助、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两个层面，使包括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内的性别失衡弱势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供给的制度性保障。

依托乡村振兴战略，保护和促进农村边缘群体的家庭发展能力、抵御性别失衡社会风险能力。具体措施包括：提供专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其就业机会与自我发展能力；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特色产业，用市场手段促进对女性人口的吸引能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