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30年是公元多少年(光绪30年是一九几几年)

西安地理丨消失的西安古城墙四关郭城

百年前的西安城墙 陶浒 绘

明代崇祯年间，陕西巡抚孙传庭为加强西安城防，特在西安城墙外修筑了东、南、西、北四关郭城守护城墙。关、郭这里均指古代都城城门外围附近加筑的城池。四关，也叫郭城。郭城紧接明西安城的四门，向外夯土筑墙，再挖淘壕围之，形成具有战略防守意义的关隘，是老城的外展延伸。明代中期以后对西安城曾有过三次重大的修葺，修筑四关郭城，就是其中的第三次修葺。它是护城河外侧拱卫城门的四个夯筑土城。四关城墙中心通道上各建有闸楼一座，从而形成了城三重、楼三重的形制。四关郭城的修建，大体上固定了西安城的规模和外貌。

　　纵览明清西安古城地图，四关郭城仿佛四只耳朵贴在古城墙四边。经过漫长历史的自然演变，虽然四关郭城的城池，早已荡然无存，但是四关的称谓依然还在沿用，四关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的各不相同的形态，不同类型的人群聚居，不同行市的分类聚合，演绎形成了不同的街道面目、建筑风格和市井文化。

　　东关郭城

　　或称东关城。明清西安城长乐门（东门）的外围城。明洪武年间向东拓建西安城墙时修筑，明崇祯及清嘉庆、同治、光绪年间屡经修葺。在西安四关郭城中面积最大、修建最早，相当于老西安的五分之一。

　　东郭城西临护城河，东南北三面筑有土郭墙。东西长1730多米，南北宽1460多米，平面形制为不规则的横长方形。郭城墙东面开有东郭门（约在今城东公园北路南段）、新郭门（约在今韩森路西段）；南面开南郭门（约在今东关南街与咸宁西路交汇处）；北面开有北郭门（约在今东关北郭门街北段）、东北郭门（约在今兴庆路北段），共开五门。西面通过吊桥跨过护城河与大城东门相通。

　　东关自明清以后，特别是庚子年(公元1900年)，由于八国联军的武力逼迫，清朝廷无奈逃到西安后，东关渐次形成了“七寺十三坊、九庙八学堂”和“十一街二十四巷”等热闹景象。

　　“七寺”是指罔极寺、洪福寺、卧龙寺等；“十三坊”是长乐东坊、长乐西坊、炮坊等。“九庙”是指八仙庵、关帝庙、城隍庙等。在东关的寺庙道观里，最有名的要算八仙庵和罔极寺了。

　　八仙庵，相传建于宋代，又称“八仙宫”，位于西安市东关长乐坊内，最早为唐代兴庆宫遗址的一部分。元、明、清各代屡次翻修。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到西安避难，曾拨款1000两白银，修建牌坊，并赐八仙庵“敕建”二字，悬于庵前门领之上。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拨款修葺。八仙庵山门外，有清光绪二十年砖砌大牌坊两座，门外的影壁上刻有“万古长青”四个大字。第三进正殿门楣上悬有清慈禧太后题写的“洞天云籍”四字匾额。八仙庵不仅每逢初一、十五香火旺盛，平常也有不少善男信女前来烧香叩头，尤其是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八仙庵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庙会。四方香客、商贾云集于此，盛况空前。

　　相传唐代长乐坊一带老徐家的稠酒颇有盛名。再配上清香的黄桂，成为当时长安街头的一种美酒佳酿——黄桂稠酒。

　　一天李白与贺知章、张旭等八人，慕名而来，一进老许家酒店，香气扑鼻，第一口就感到此酒绵甜醇香，适口止渴，越喝越想喝。后来李白他们经常来此喝酒吟诗，每次都要一醉方休。因而后人就在他们经常喝酒的长乐坊立一个石碑，并修了“八仙庵”。据说庵中第一仙就是李白的画像。画像下有这样的诗句：

　　“李白酒中仙，不做朝廷官，但辞长安去，漫游云中山。”

　　当时的“八仙庵”是为了纪念李白、贺知章等酒中八仙而修的。到了后世，道教逐渐受到皇家的重视，因而后人就把原为酒中八仙修的庙宇，扩建成了道教李铁拐、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八仙的大道观了。

　　出西安城墙东门沿今东关炮房街东行500米，坐落着有名的唐皇家寺庙罔极寺。盛唐时居于大明宫与兴庆宫之间，供皇室宫廷朝礼之用。罔极寺始建于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是太平公主为母后武则天祈福而建。名取自《诗经》：“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句，以表达子女对母亲无限的孝思。建寺之初即“穷极华丽，为京都之名寺”。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等均有大规模修葺并存有碑碣。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罔极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保护和维修。

　　“八学堂”中头一个大学堂是经历元明清至的六百余年的鲁斋书院，金末元初著名理学家许衡，号鲁斋，任陕西儒学提举，曾在此讲学。关中大儒牛兆濂也在此讲过学。元仁宗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许衡逝世三十三年，京兆人民为纪念和推崇他的教育功绩，在今西安市东关八仙庵南邻建立了鲁斋书院。明代中期书院渐废，故址半为民居。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盐法道黄嗣东捐资与咸宁县令樊增祥恢复再建，聚徒讲学，仍称鲁斋书院，并延请三原著名学者贺瑞麟等人来此讲学。读《蒙养》《小学》等书。书院每年公祭鲁斋一次，定为常典。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将鲁斋书院旧址改建为县立二等小学堂，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又改为高等小学，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改为实业学堂。初年，又设过私塾，后又取消。由于鲁斋书院的东隔壁是八仙庵，这里常年香火旺盛，所以新中国成立前，书院的门房也住着卖香腊的人。书院旧址现为今西安东关长乐坊的市二十二中处。其余，中小学堂就多了，有尊德、民立、竟化、晋兴、汇文、景龙、崇道、维新等。

　　“十一街”是指东大街、中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弘福寺街、炮坊街、新廓门街、伍道什字街等；“二十四巷”是指龙人和巷、八家巷、大辛巷、万庆巷、太平巷、长乐巷等，以东关社统辖，隶治于咸宁县。郭城中还有接官厅、文昌宫、圣母宫、北极宫、厘税总局、山西会馆等。

　　东郭城是西安城东面的门户和进出的必经之地，为西安城门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段城墙北段开有郭门，叫东稍门，所谓稍门指正门外的郭城区又一层土围墙的外出通道。如今东稍门已不复存在，在今天西安城的东、南、西、北四个稍门中，唯东稍门的称谓早已“消失”。从东路各地进西安城时，必须进东稍门经东关再进东门。遗址约在今西安城东关西起护城河，东至兴庆路，南至咸宁西路西段，北至永乐路一带。现东郭城土墙早已颓毁，仅在八仙庵菜地侧曾发现有东郭残墙一段遗迹。

　　在东关有一个叫韩森寨的地区不能不提。西安城东万寿路中段一带地区，习惯上称为韩森寨。此处有韩森寨村，也有一条韩森路。在现今的西安市民眼中，韩森寨仅仅是个地名而已。而老的韩森寨是由东帮、南帮、什字、下场、潦池边头、薛家园子、圪崂子、高家巷、宋家巷、王家巷、北堡子等村街构成。关于韩森寨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般都认为这里是秦始皇之父秦庄襄王的陵墓所在地。韩森寨中段以北，有一周长在67米左右，高22米左右的土丘，人们都视其为庄襄王冢。冢前竖有一碑石，上刻“秦庄襄王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上的庄襄王在赵国首都邯郸与吕不韦结为朋友，后得吕氏鼎力谋划和帮助，终于继承了王位。吕不韦颇有心计，而后把自己最宠爱的美姬送给了庄襄王。之后，庄襄王的儿子嬴政诞生，成为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另一种说法是皇孙冢，汉武帝因“巫蛊之祸”，错杀了不少皇室无辜，后明了事情真相，悔恨不已，为此案平反不说，还专门建造了一座“思子台”，并对皇室中受害的所有死者起冢追葬。“史皇孙”等便被安葬在今韩森寨所在地，此冢也被称为“皇孙冢”。由于时间久远，加之西安当地语音的流变，皇孙冢久而久之起变为韩森冢。又因明代这块地方常常驻军屯田，安营扎寨，“冢”字也渐被“寨”之取代，称做“韩森寨”，迄今一直沿袭未变。历史上韩森寨曾是控制长安的战略要地。捻军攻打西安时，曾在韩森寨一带扎营布兵，在西安灞桥十里坡重创清军，大获全胜，西安城当地“文报不通，粮路断绝”，一度被困。韩森寨史有来历，兵家所重，现在已成为西安市重要的工业区。

　　东关基本上是居民区，居住着当地居民和河南移民。清代，东关街面多为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一层为商店，二层存放货物或住人。商号多为药材、山货和食品。今天东关正街很难看到清末时的二层木质结构或青砖雕花楼房。清末至期间，东关曾住过许多商贾、官宦等大户人家。他们的庄园为标准的关中四合院。这种建筑群由门楼、门庭、前庭、二门、厦房、上房和后院组成，砖雕精美，结构严谨。东关地盘大、人口多，生意买卖铺行多，旧时有“第二南院门”之称。

　　从清代到抗战前后，东关一直是西安中药材的集散地。在今天仍叫鸡市拐折北的东关北街头，清时到有个药材会馆，其中供奉着药王孙思邈，可见药材行业发达了，大药材行店多集中在这一带。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东关的商业在西安经济发展中仍居重要地位。

　　南关郭城

　　明清西安城永宁门（南门）的外围城，亦称南郭城，位于永宁门护城河外正南，北面通过吊桥跨过城河与大城南门相通，东西南三面修筑土城墙。郭城南北长约560米，东西宽300多米。郭城东南西三面各开一门，南墙中部开南郭门（约在今南关正街中段），西墙北部开西郭门（约在今南门外西侧西后地），东墙北部开东郭门（约在今南门外东侧仁义村）。从永宁门（南门）到南稍门有一条较窄的土路街道叫南关正街，其东、南、西三面用夯土墙围成一南北长的纵长方形郭城，统称南关。以南关正街为中心，分为东、西两半，永宁门（南门）外过了城河，东西两边各有条小街，叫东火巷和西火巷。东火巷到东边的东郭门，西火巷到西边的西郭门，南关南段的南郭门即南稍门，以上三面土墙和三个郭城建国前早已颓毁。新中国成立后，因要开阔南关街道和修环城路，东、西火巷也已拆除。

　　南关有条在西安知晓率不低的街道，位于长安路南稍门和今长安立交之间，路东侧有一条坡道，名草场坡。而广义上的草场坡，通常指从这条坡道开始，往南一直到南二环的这一大片区域。草场坡坡道从与长安路相交的西口开始渐渐高起，北接永宁路，南有巷道通往南路二环，长六百余米。

　　2009年7月，在西安市长安路草场坡附近的马路东边，树立着一块村碑，上面写着“草场坡”。村碑由一块石头雕成，呈马首、柱状。村碑背面，用英文注释着村子的来历，侧面用汉语写着，草场坡“……唐时为长安官马草场。宋人张礼《游城南记》记载‘草场坡在永乐坊，即横岗之第五爻也’。元代骆天壤《类编长安志》载‘在朱雀门外，乃旧之草市，有坡故曰草场坡’。”这块带着古朴特色的村碑，竖在充满现代意味的街面上，更能显示古都西安的特色。草场坡位于外郭城的永乐坊，地势较高，唐代时，不允许一般人居住。唐玄宗时期宰相燕国公张说、宪宗时宰相晋国公裴度等达官显贵的府宅曾设于此。上世纪70年代，草场坡出土过一件珍贵文物鎏金铁芯铜龙，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后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并在海内外多次展出，这件鎏金铁芯铜龙传说即为张说府的遗物。

　　从明清开始，草场坡成为村落，并持续很久。在明朝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中，山西临汾的一些人，告别了大槐树，背井离乡迁徙而来，在草场坡安家落户，凭着勤劳与和善，以农耕为生，代代繁衍生息。到新中国成立前，草场坡大部分村民是种粮食或做小买卖，由于战乱，村民生活非常艰辛。上世纪60年代，粮食供应紧张，草场坡村民自力更生，开办了村上第一家豆腐加工厂和粉条厂，从业人员近百人。随后又发展养猪业，换取粮食解决温饱。如今，草场坡已成为高楼林林总总、店铺鳞次栉比的繁华街区。

　　旧时，由于秦岭里的山货运到西安时，首先落脚在南关，因而在南关正街和东西火巷开设了一些收购和寄卖桐油、猪鬃、丝、五倍子、板栗、茶叶、生漆、漆蜡、胡桃和木料等土特产的行店，以及出售往山里贩运的食盐、棉花等的行店。经过这里的贩夫走卒络绎不绝，沿途的客栈、饭铺、行店生意也很兴隆。南关货栈商铺有名的有德盛泓、永兴和、兴盛行、德盛行、升来行等，资金殷实，待客笃诚。林盛行、新益行、华北行、益盛行，代客买卖从中抽取佣金。这些栈铺经营土特山货品种很多，如漆匠买漆去南关，南山的生漆成分高、质量优。漆家识货，流行有“好漆赛如油，照见美人头。提起一条线，断了钓鱼钩”。除此还经营农具、磨石、铁锅、粮食、盐碱、烟茶、酒糖、洋布、棉花，砖灰等生产生活用品。

　　抗日战争前，西安至陕南未通汽车，邮差和旅客都是靠步行出南关进秦岭。富户人家和官宦进山则雇轿和滑竿，因此南关有许多脚夫店和轿铺子。历史上西安人过冬大都烧炭火，南关也是木炭集散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南关还有门户宽大的马车店和农村样式的传统关中宅院。微微上翘的门楼，黑漆勾边的大门，高高的门槛两边有青石门墩和石鼓、石狮。随着古城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南关也开始了新时期的开发与改造，如今，旧时南关的影子，只能在书本或旧街名中去寻觅和回味了。

　　西关郭城

　　明清西安城安定门（西门）的外围城，亦称西关城。东临护城河，南、西、北三面筑有土城墙。东西长1400多米，南北宽510多米，围成一个东西长南北狭的长方形郭城，统称西关。郭城面积只有东关的十分之三，开有五门。郭城西墙中部开有西郭门（约在今西关正街西段西稍门），南墙中部开南郭门（约在今西关介家巷西南），南墙东段开南火门（约在今西门外南侧南火巷南口），北墙中部偏东开小门（约在今南关正街中段路北王家巷北口），北墙东段开北火门（约在今西门外北侧的北火巷北口）。

　　以西关正街为中心，西关分为南北两部分，街的北面从东往西：城河岸西边稍远处是北火巷，它通北火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修建环城西路，拆了北火巷的一部分，在这里及其以西全修了住房，在原北火巷以西临街面除过些民房外，曾有关帝庙、城隍庙、三圣宫和二郎庙。往街西还有太白庙、洪神寺、安庆寺、北极宫和昭忠祠。再往西是普济堂和接官厅。这些庙宇和小衙门从清末到初年相继毁坏，沿街都修了铺面房。

　　西关正街路北的西段，还建有一所“少墟书院”。明代关中著名学者冯从吾与当时专权的宦官魏忠贤之流势不两立。晚清时，为了整顿学风和纪念他，清代建有冯公祠，后战乱被毁。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陕西巡抚奏请重建，并附设了书院，因冯从吾号少墟，故书院起名为少墟书院。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知县叶春与士绅任廷琇，将书院旧址改办为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创办了四十二中。

　　西关正街的路南从东往西：西城门外，城河岸西边原是狭小的南火巷，通南火门，清末到年间，这一带已有很多住户。

　　从西郭门直通护城河吊桥，可进入大城西门，是从西面进出西安城的必经通道，也是拱卫西城门的防御工程。今西关正街，新中国成立后曾延伸到西稍门外以西的土门附近。西郭城遗址大约在今西安城西关东起护城河，西至西稍门，南至人民新村，至北火巷一带。西郭城土墙早已颓圮，今西安西关小学曾发现西关郭城北墙残段遗迹。

　　1924年，在西安建立了西安最早的民用机场——西关机场。西关机场曾是我国距离都市最近的机场，甚至小于现在大型机场跑道长度。距西安市中心的地标建筑钟楼的直线距离仅有4400米。就是这样一个在大都市人们眼里不可思议的机场，竟然持续使用了大半个世纪之久。虽经历史上多次整修，但由于距离西安城太近，噪音太大，且距离城内建筑过近，终于在1991年将机场迁至西安市区西北部约47公里处，地处咸阳市东北13公里处，改名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西关至今已很难看到清末和时代的商铺与民居，还留下来的老民宅、商铺比起甜水井、梁家牌楼、夏家什字等地的明清大宅院来要逊色得多。这是由于西路各地贫穷，商贾往来较少，西关不比东关、南关商业繁盛，富人财主也较少在这里买地盖房。

　　北关郭城

　　明清西安城安远门（北门）的外围城，亦称北郭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明末建筑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修葺。郭城南起护城河，东西北三面筑有土城墙。南北长700多米，东西宽370多米，平面形制为纵长方形。郭城北墙中部开有北郭门（约在今北关正街北段），有南北大街贯通北郭门至大城安远门护城河前。北郭城的面积大致相当于东郭城的十分之一。

　　以北关正街为中心，将北郭城分为东、西两部分，正街的路东从南往北：建有厘税局，进城的货物必须在这里上税。往北，建国后开辟了一条半截巷，名东大巷。再往北，是新中国成立后新修了的自强东路，它的西口到北关什字，东口到太华路，这条长而宽的马路区域全住的居民，其间有少数商店。自强路分自强西路和自强东路，自强东路的位置：它的西段在唐太极宫东北角的北墙以南和东宫北的兴安门以南，它的东段在东宫的东墙外，外郭城北边的兴宅坊和翊善坊北边缘，东段的路北临大明宫正南的丹凤门。北关正街路东的中段有个极乐庵，北稍门附近有个关帝庙，清末到初年，这些庙宇均已毁坏。

　　北关正街的路西从南到北：原来在南头临街的铺面房后面是些零碎破屋和零星空地，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原来一条窄巷基础上开辟了“西大巷”，其北边是新开辟的宽阔笔直的自强西路。北关正街中段路西的背后，清代有条曲折荒凉的西巷，现在这个地区已住满了居民。

　　唐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正门丹凤门在自强东路。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在此街北侧筑永安宫，次年改名大明宫。本系李世民给其父李渊消暑所筑，武则天时大肆修建。自唐高宗起，唐朝的帝王们大都在大明宫居住和处理朝政，作为国家的统治中心，历时达二百余年。大明宫的范围很大，东西长1.5千米，南北长2.5千米，略呈楔形，共有11座城门，大明宫正门名丹凤门，有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大殿，正殿为含元殿。含元殿以北有宣政殿，宣政殿左右有中书、门下二省，及弘文、弘史二馆。而有名的麟德殿大约建于唐高宗麟德年间，位于大明宫北部太液池之西的高地上。此外有别殿、亭、观等30余所。含元殿是当时唐长安城内最宏伟的建筑。殿前东西两侧有翔鸾、栖凤二阁和通往平地的龙尾道。整座宫殿坐北朝南，居高临下，规模宏大，建筑雄伟。王维有诗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大明宫南墙有五个门，正门名丹凤门，向东有望仙门和延政门，向西有建福门和兴安门，称为五门，门前东西横街称五门街。当时百官凌晨早朝纷纷由西街进入大明宫，提灯笼照明，远望此路似一条星宿带。故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有“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句。王建《春日午门西望》则是描写百官退朝时此街盛况的。当时两侧御沟的石堤上栽植垂柳，官员们乘着黄帕盖鞍的马走过，路上扬起一阵尘土，这里有斗鸡的、卖艺的，非常热闹。公元881年1月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长安，在丹凤门上击鼓六十通，宣告大齐国的建立。黄巢也曾在这里稍稍满足了“他年我若为青帝”的心愿，没当成皇帝也凑合了。唐僖宗时，大明宫屡遭兵火，最终于乾宁三年（公元896年）被烧毁，成为一片废墟。

　　2010年10月1日，经过多年的研究挖掘和耗费巨额资金，筹建一新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在西安北关正式开园。

　　北关是西安郭城中面积最小的郭城，自清朝以后北关一直人烟稀少，北稍门外，荒野一片，常有狐狼出没。时期，北关虽然工商业都很落后，但是棉纺织业，在当时那可是充当陕西乃至西北龙头老大的角色。位于北关、建于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的大华纺织厂，在抗战时大力生产军用布匹支援前方，在当时受到媒体和人们的赞扬，名气很大。因而也引致了日机轮番轰炸，损失惨重。

　　进入21世纪，北关面貌巨变，终成人口兴旺、市面繁荣、经济发达的街区。

作者:丁晨

《西安晚报》2022年7月31日07版

光绪三年和1943年荒年，虽然都是饿死人年景，但却有7个不同！

郭振德是我村的富裕户，家存粮食不少。他看到荒年将临，将一部分粮食藏到自己家的地洞里，另在马作姐姐家放了几石，在恩村闺女家放了几石，又在焦作粮食坊存了几石，他自己认为这样就可以安全地度过荒年了。

谁知1943年春，皇协军营部住到他家，把他赶了出来，地洞里放的粮食不能用了。往马作姐姐家取粮时，姐夫王法喜说：“你放的粮食，俺家吃了，将来一定还你。”到恩村闺女家取粮，闺女说：“我当你用不着哩，我们先用了，明年丰收，保证还你。”他到焦作粮食坊取粮，粮食坊掌柜说：“粮食坊存放的粮食，全被南厂皇协军司令部查封了，你只要能到南厂司令部开个条子，我一定一粒不少的还给您。”郭振德虽到处都放有粮食，但结果都没有要出来，最后老两口还是活活地饿死了。

三十二年（1943年）年冬，京里村的19岁农民千俊峰赶马车从寺河村（今属焦作市百间房乡）卖煤回来，行至卧龙岗村时，遇到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坐在路边。这姑娘一见马车到来，便招手示意想搭一段路。千俊峰就叫她上去了。

姑娘坐稳后，一边感谢俊峰，两只眼还直盯着车上的装馍口袋，看样子最少也有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千俊峰看出了这姑娘的心事，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仅有的一个火烧给了她，并和她开玩笑说：“你吃了这个菜饼，就得跟我回家，以后咱们一块过日子，你说行吗？”

这姑娘一边大口大口地往下啃，一边看着俊峰说：“只要你叫我吃饭，我情愿一辈子跟你过！”车到县城西关停住，千俊峰让姑娘下车，她贵贱不肯，于是两人便吵了起来，招来了好几个人前来围观。只听姑娘说：“说好了让俺给你当媳妇，回家好好过日子，没出半晌又变卦了，那咋会中哩！”

千俊峰十分难为情地说：“我..….那是句玩笑话，谁知你就当真了！老天爷呀，我连自己还养活不住，哪能养得起媳妇啊！”后经众人好言解劝，最后千俊峰又为那姑娘买了一点吃的，这场风波才算了结。

三十二年（1943年）是继清朝光绪三年大灾荒年以后的又一个特大灾荒年。这次灾荒从三十年（1941年）春季开始，至三十二年（1943年）夏季结束。经历了旱灾、蝗灾、水灾和匪灾，整整两个年头秋麦未收，使博爱县人民遭受沉重灾难，饿死百姓不计其数。真是饿殍载道，遍地尸骨。

三十年博爱遭了旱灾，禾苗枯萎，颗粒未收。农民都盼望着秋季有个好收成。谁知秋禾到了吐缨挂穗的时候，忽然来了蝗虫，遭了蝗灾。蝗虫，当地人称它为“老飞头”、“大蚂蚱”。它比一般蚂蚱体格大，身体有5~6厘米，体围像手指那么粗，成群结队，长途飞行，危害极大。

当年秋天到我县时，远看好像一大片乌云，腾空而来，到了近前却是遮天蔽日，使人看不到天空。“唰”的一声落在清化火车站的列车上，将四五十节的客车车厢覆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车厢的本色；落在禾田里，几十亩玉米田一下子被吃得光秃秃的，只剩下玉米秆。

起初，人们根据传统观念，认为蝗虫是神虫，所以在田里大把烧香，磕头祷告，祈求保佑禾苗。谁知蝗虫越来越多，越吃越凶。人们见祈求无效，便起来扑打。无奈蝗虫太多，扑打也无济于事，万亩秋禾很快被吃个精光。

次年（31年）春天，麦苗长势很好，麦子到了灌浆期，突然蝗虫又来了。这次蝗虫来得更凶，飞在空中遮天蔽日，一望无际，落下来覆山盖地，遍地都是。天上飞地下落，从树干到树梢，从墙壁至屋顶，密密麻麻落满了蝗虫。方圆5里的清化城无处没有蝗虫，人们走在路上撞头磕脸，蝗虫直往身上扑，吓得鸦飞雀散鸡躲狗藏。这些蝗虫落在麦株上不吃叶不吃茎，专咬麦脖儿，使亿万株嫩绿的麦穗顷刻落满了田野，失望的农民仰天号哭。

当年秋天，阴雨连绵，整整下了40天。山洪暴发，清化城的西门、东门、北门都进了水。东北门外洪水漫过了3米高的道清铁路，波涛滚滚向东南方流去。东关的房屋全都坍倒，大秋作物有的被水冲走了，有的被淹死了。农民再没有什么可指望了。在这样严重的自然灾荒情况下，日本侵略军还提出了“宁教饿死一万个老百姓，不让饿死一个兵”的口号，于是驻地的皇协军、。警备队数千人马纷纷进入农村，到了老百姓家里吃熟的拿生的，明着要粮款，暗里抢财物。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有的寻死上吊，有的投井自尽。农民们死的死，逃的逃，大好的农村成了十室九空。百姓逃走了，匪徒们便扒民房卖木石，把农村糟蹋得一片凄凉。

（一）逃荒要饭

人们生活不下去了，大批难民妻离子散，离乡背井，逃荒要饭去了。市场日渐萧条，许多商贩因赚不来吃喝，亦流落为饥民逃荒走了。

清化城内三街的居民梁聚义，是一个20岁上下的青年男子，在街上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他的母亲梁樊氏在家里帮人做针线活，多少也能得点报酬。弟弟梁白狗是一个11岁的孩子。一家三口人，生活虽不十分宽裕，但亦可凑合。博爱遭灾后，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粮价飞涨，白面由每斤7角涨到3元5角，赚钱少花钱多。不多时小店便开不成了，一家人坐吃山空。无奈何，梁聚义撇开了娘亲和弟弟，独自逃荒走了。他的弟弟白狗被饿得直挺挺地躺在破床上，连翻身的气力都没有了，母亲坐在儿子的身边，看着快要死去的孩子痛哭流涕，惊动了邻屋的程大娘来看望，抚着孩子的头说：“白狗！白狗！你醒醒，别让你妈哭。”

孩子微微睁了睁眼，少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妈，别哭，我不死，我没病，只是饥，吃点东西就好了。”这几句话不但没止住他妈哭声，倒引得程大娘也哭了。

梁白狗死了。没过几天，他的母亲梁樊氏也饿死了。

（二）抓嘴吃

饥荒年很少有人坐车，清化城内二街的人力车夫苏大个子失业了。他饥饿难耐，在街上转来转去，发现有个人在买红芋，便悄悄地站在那个人的身后。那人只买了一小块熟红芋，刚付了钱，拿起红芋正要往口里送，苏大个子突然伸出手来夺了红芋就跑，边跑边吃。那人在后面紧紧地追赶。捉住他时，他已经把红芋全部塞进嘴里去了。那人无可奈何，狠狠地打他一顿。

街上抓嘴吃的人很多。可是，像苏大个子这样偶尔幸运能够抓到些东西吃的却极少。可怜他们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冻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有的跌死在道上，有的饿死在屋檐下、墙根边。街头巷尾及偏僻的地方，经常发现饿死的尸体。

当时商务会在七街二郎庙内放有草苫，生起火炉，办起避寒所，让灾民们避寒。死在避寒所内的也不少，每天都要拖出去数十具尸体。苏大个子也死在七街二郎庙内。

（三）抛儿弃女

三十一年冬至三十二年春天，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当时我住在三街小十字口临街的房子里。在寒冬腊月的夜里，一阵凄惨的小儿哭声将我从梦中惊醒。小儿哭得声嘶力竭，嗓音沙哑地喊道：“妈妈！快来抱宝宝吧！……”

我不禁惊叹道，呀，又有人抛儿了。

那时经常有人抛儿弃女。那些朝不保夕的灾民，自知养不活儿子，将儿子送与他人又没人肯要，便趁着天临明时，将孩子抛在街上，期望有人收养孩子，让孩子逃条活命。若在白天抛儿，怕被人发现，自己走不脱。

天亮了，孩子的哭声引来许多人。大家都说：“这么冷的天若没有人收养，准把孩子冻死！”可是谁也不敢将孩子抱走，怕抱起来难以抚养。

这时恰好水烟公司的经理毋戴辰从这里经过，大家便求他救救这孩子。毋经理只好写了个条子，差人将孩子送进了孤儿院。

孤儿院设在城内七街的三灵侯庙内，是商务会负责向城内各大商号募捐开办的慈善单位。起初是发现孤儿就收，后来见孤儿多了，院内收容不下，只好改作没有头面的人介绍，院内不再接受。

进了孤儿院的孤儿也是死亡的多，存活的少，经常往外扔死孩子。

1945年八路军解放清化时，孤儿院内还有30多个孤儿。博爱县抗日政府派郎主任接管了孤儿院。1946年进攻博爱县时，孤儿院也转移到山上去了。

（四）草根树皮皆为食物

我的舅舅陶占元，家住南关村，务农。农闲时到粉房去帮工当粉匠。他30岁，身体健康，走起路挺有精神。32年春天，他到我家来却拄着一根棍子，一步一拖地走着，一点精神也没有了。母亲见他饿成这般模样，不禁伤心落泪，问道：“一冬天没见你的面，不知你是怎么过活的？”

舅舅叹了口气道：“难啊！农业一遭灾，农家没粮食，手中又没钱，粉房也停业了，帮工的人有力无人雇。少吃没喝饥饿难忍，只好吃草根吃树皮。饥民们你也挖我也刮，互相争夺，树皮草根也成了难得的食物了。有的地方人们把雁屎、观音土都吃了。为了填肚子，那些不是人吃的东西人都吃了。”他卷起裤管说：“看，这是吃草根树皮的结果。”他瘦得像根枯柴，小腿和双足却肿得挺粗。这是灾荒年特有的病症——浮肿病。

他接着说：“春节时，本想来拜年。可是想到都是少吃没穿的，见了面心里都不好受，所以没来。今天我成了这般模样，死在旦夕了，咱姐弟们见过一面，以后还不知能不能再见面……”爸爸苦着脸一直没说话，听舅舅说得如此伤心，不由抹着眼泪说：“老天要收这一方人，谁也没办法。苦苦地熬吧！熬一天算一天，谁能熬过这个春天，就是活神仙！”

集市上那些京装杂货、绸缎布匹、油盐酱醋都成了冷货，终日里冷冷清清盼不到一个顾客。那些投机商人从上海运来的榨过油的豆饼卖2元2角一斤，干曲曲菜卖5角一斤。这些过去市场上少见的东西却成了热门货，顾客盈门。爸爸给舅舅买了5斤干红薯秧，送舅舅走了。

牛庄村地处太行南侧，属丘陵沟壑地区，西距焦作5里，东距修武县城50里，归属修武县第四区管辖。和修武县各区各乡一样，牛庄1942年也遭遇了大灾荒。

大灾荒是由以下这几个原因造成的：

一、由1941至1943年，雨水短缺，连年歉收，群众积余多已消耗殆尽。

二、蝗虫为灾，大秋绝收。1942年、1943年，蝗虫铺天盖地而来，嗡嗡作响，遮天蔽日，麦子谷子全部吃光，大秋绝收。三、差捐频仍，到处抢粮，也是造成这次灾荒的主因。

因连年不收，群众生活困难，而城里的日伪修武县公署，日伪焦作矿区行政委员会、皇协军、杂牌队、地方团队，仍是差捐频仍，有增无减。他们进村撞开门后，不仅抢走你的粮食，牵去你的牲口，还拿去你的贵重东西和衣物。有时进到农民家里找不到粮食和其他财物时，即把你捆绑起来，吊到梁上，用棍打，用鞭抽，再无口供，就用烧红的火炷往身上烙，直到你说出粮食、东西放的地方，把你的粮食、东西全部拿去为止。

在这种苦难的岁月里，群众叫苦连天，认为地方团队比土匪还厉害。皇协军杨舟文团，当时驻在由当阳峪口至山门河口山上各碉堡内，士兵每天到山下农村游逛，见到谁家有一升半碗粮食，也要给你拿去。群众真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了。

1943年春，我村除郭振义一户未曾离开牛庄，有20余户迁至焦作、百间房、恩村、马作、墙北等村亲戚家居住。其余50余户，均都携家带眷，逃荒外地了。

粮食是宝中之宝，在荒年中最易体现出来。郭仪门前的2亩庄基地，平常年景，你给他20石麦子，他也是不卖给你的。但在1943年春，仅用了一斗麦子，他就全部卖给郭宪了。

郭振德东南河的10亩地，人称“粮食囤”，每年只要能下两次雨，秋麦两季，每亩保证能收千余斤。平常年景，你给他粮食再多、钱再多，他也是绝对不会卖的。但1943年春，焦作一个工人仅用了3斗粮食，即将这块地买走了。

费劲背一张桌子，或一张床、合门、一根檩条，到焦作大街上卖，所卖的钱仅能买几碗丸子，几个烧饼，贵了就没有人买。人是最便宜了，只要你管他吃饱，七八岁的小孩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就会跟着你走。衣服、书籍、农器家具，就更不值钱了。荒年期间，我村卖什么的都有，有卖宅基的，有卖土地的，有卖柿林的，有卖梁檩木石的，有卖桌椅板凳的，有卖衣物书籍的，总目的是换些吃的。

村人街上碰面，因少气无力多不言语，仅以目传情，即很快走开。到大街买吃时，需要特别小心。不然，会被抢馍的给你抢去了，有些跑得很快，你根本追不上他。有些纵然追上了，他骨瘦如柴，一推就倒，你对他也无可奈何。

我村郭景清原是个胖人，1942年冬，我在村上与他见面时，他因缺吃少喝，已是骨瘦如柴。1943年春，我在山上碰到了他，他已全身浮肿，头大如斗，连他的眼睛也看不到了。过了几天打听他时，说他一天往焦作买东西，正走路时，一跤跌倒，就死到路上了。

郭景流的爱人，因饮食不足，奶不够孩子吃。小孩每日哭号。大人没有办法了，于夜间将孩子放到路上，等候有人拾去。天明往看时，孩子果然不见了。究竟是有人抱去了呢？还是被其他野东西吃掉了呢？至今谁也不清楚。

郭景新老两口饿死在大墙北村闺女家后，儿子、侄子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抬了回来，放到郭家老坟。孩子们因少气无力，挖了一个浅坑，即将二老埋了。清早往坟看时，墓被野狗扒开了，尸体被撕得不成样子。

郭景禄一家三口，逃荒徐州。到达目的地后，郭景禄得了重病，在爱人的照料下，病情稍有好转。一天，爱人与郭景禄商量说：“你病已有好转，但需好好调养，咱们分文没有，拿什么东西来调养呢?咱们再这样站在一起，不想办法，停不了多久，非都饿死不可。我看不如我带孩子，找条出路，换些钱来，诊治你的疾病和调养你的身体，将来荒年度过了，咱们再想法子团聚。今后如有人问到咱们的关系，你就说你是我的哥哥。”没几天，爱人找到了地方。离别时，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就这样，好好的一家人，被拆散了。

许法义是我村一家小殷实户。他常在饭场夸耀说：“三年不下雨，也饿不着我许法义。”1942年冬，一天夜间，修武地方团队突然进到他家，把他捆绑起来，吊到梁上，一阵非刑吊打，逼他说出粮食存放地点后，一夜之间将他放的黑白粮食一粒不留的给他抢光了。1943年春，除他独生子许安朝，饿得奄奄一息，依仗亲友帮助，逃荒山西大同煤矿外，一家十余口，全都饿死了。

我村孔兆书，态度和蔼，办事公正，全村男女老幼都尊敬他。1943年春，因村里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全家搬至马作村大闺女家居住。一天，回牛庄取东西时，突被岗庄村驻的皇协军顾尚俭部逮捕，押到岗庄村一个又潮又湿的红薯窖里。

孔兆书的孩子孔宪勤央人前往保他，营长顾尚俭说：“只要把他家喂的一匹马牵来，我即将他放回。”孔宪勤把马交给说事人牵给他后，顾尚俭又说，“我本想放人，但团长不允，非让再送十石麦子不可。上级命令，我无可奈何。”

孔宪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遍了所有亲戚，只弄到三石麦子，又来人前往说项，顾尚俭说：“先将粮食送来，我尽量向团长说情，或者可以放出来的。”说事人把粮食交到营部后，一连往岗庄村跑了几天，不是说他出差，就是说他开会，再见不到顾尚俭了。

一天，说事人又往岗庄，在村里碰到一个岗庄村人。他问：“牛庄亲戚，你们常往这里来干什么？”说事人说：“我们是来保孔兆书的。”他说：“早几天我由徐州回来，被我村驻的皇协军抓住了，他非让我到我村一个红薯窖里，把一个死去的犯人弄上来埋掉。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吊了上来，背到南地埋了，看样子，可能是您村孔兆书。我同你们先到南地看看坟墓，你们回去后，再叫上他的家人来此认认尸首，我埋得很浅，很快就会刨出来的。”

说事人到马作将详细情况告诉孔兆书的家人后，他的爱人同孩子孔宪勤来到岗庄村，刨开墓堆一看，正是孔兆书。他们大哭一场后，将孔兆书又重新埋了起来，返回马作了。皇协军图财害命，是多么的狠毒呀！

1944年夏，麦子大丰收后，牛庄村人大部返了回来。根据当时统计，这次灾荒，我村一共饿死了400多口人，占我村人口一半以上（荒年时我村70户，700多口人）。死亡绝户的21户，卖儿卖女的23户，卖男孩子7人，女孩子16人。

我村郭敬体老先生，1944年时，已经80多岁了。他经常在饭场给我们说：“我一辈子经历了两个三年”，一次是光绪三年，再一次就是1943年荒年了。这两次‘三年'虽然都是饿死人年景，但却有以下很多不同：

（1）光绪三年，社会秩序安定，家中有点粮食，还能吃到嘴里；1943年就不同了，山上有杂牌队、地方团队，山下有日本人、皇协军。黑夜抢，白天夺，一升半碗，也要给你拿去，有粮既不敢露，也吃不成。

（2)光绪三年，咱村50来户，300多口人，逃荒回来统计，饿死100多口；1943年，咱村80余户，700多口人，逃荒返来统计，饿死400多口。

（3）光绪三年，咱村无死亡绝户的；1943年，死亡绝户的即达21户。

（4）光绪三年，虽多数人都往外地逃荒了，但家家户户都留有看门的，逃荒回来，农器、家具全无损失，种地没有困难；1943荒年，除一户没逃外，其余男女老幼都逃荒了，农器家具损失一空，种地时，都受难为不小。

(5）光绪三年灾荒，是由天久不雨、连年不收造成的；1943年的灾荒形成，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6）光绪三年，只要手中有钱，能到外地购粮；1943荒年，日伪铁路警务段处处掣肘，不让购粮运粮，当时的人也无钱往外地买粮。

（7）光绪三年，清政府有时还在县城设点，放粮救荒，救济灾民；1943年荒年，日伪政府，根本无此措施。

因此我说，1943荒年与光绪三年荒年相比，其惨状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绪三年后，在老人的谆谆教诲下，家家户户都知道俭省节约，储粮备荒，但时间一久，人们都忘记了。1943荒年后，人人都知道粮食的重要性，俭省节约，储粮备荒的好习惯又恢复了。

三十一年（1942年），庞屯村17岁的农民崔广烈为糊口，伙同本村的马保成等几个人，从获嘉县的江营村担小盐到武陟县的小高镇去卖。一到镇上，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倒在路边，已经饿得奄奄一息。

该姑娘一见有人到来，便用乞求的口气时断时续地说：“只要哪位大哥给我买碗面条吃，我就跟您回家过日子！”由于他们这几个人自身难保，而且家里的老小还在饿着肚子，看了姑娘一眼，便挑着盐担直奔集市而去。等把盐卖出，回家路过此地时，这姑娘已经被活活饿死在这里。

三十一年(1942年），葛庄乡东新庄村发生了一种怪现象，全村的所有农户全部用土坯把街门垒住，底下只留下一个小口。人的进出，均得像狗一样的爬进钻出，并且所有的小口还都用石板或者木板等东西挡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几位年长者说：“那几年修武连年遭灾，不是旱就是涝，后来又来了蝗虫满天飞，把庄稼全吃光了。为了活命，穷人家要长年累月出外逃荒要饭，怕别人拆了自己的房屋，把木料卖掉或者当柴烧。富人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土匪的绑票或抢劫，故而也装出了一副人离室空的可怜相。”

三十二年(1943年)冬季的一个清早，小纸坊村农民赵三杰，在县城西关的马路边看到被冻死、饿死的人有30多个，大部分是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双臂搂着卖杂碎的锅台坐地而死，浑身布满了白霜，其状惨不忍睹。

青黄不接的时期过去了，麦浆灌满了仓，籽粒饱饱的，虽然还不成熟，已是可以吃了。舅舅给我家送了些碾馔来，高兴地说：“好了，有救了！有了这东西就不会再饿死人了。可是要注意，一次不能吃得太饱，太饱会伤人的。有的人长时间没有吃饱饭，猛然见到了粮食，便高兴地痛痛快快吃个够。吃得多了一喝水，麦子膨胀起来却把人撑死了。”

麦子熟了，饥民得救了！可怜有许多饥民和亲手种麦的人却没能看到这丰收了的成果！

《修武：大灾荒时期的牛庄》郭景道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博爱：灾年见闻》樊秉泉 原载于《博爱文史资料》第8辑，1993年

《获嘉：灾荒年轶事》周长安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38岁光绪突然驾崩，2008年专家验出真实死因，至今却还未查明凶手

1908年11月14日傍晚，被慈禧太后幽禁在瀛台10年的光绪皇帝，在不甘和悲愤中离开人世，时年仅38岁。

从光绪继位开始，朝政大权就一直被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所掌握，到了他18岁亲政依然如此。

不甘当个傀儡皇帝的光绪，在1898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因为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告密，最后功亏一篑。

从那以后，光绪与慈禧关系急剧恶化，一直被幽禁在直到去世。

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他死后不到10个小时，74岁的慈禧也寿终正寝。

当时不管是流亡海外的保皇党康有为等人，还是日本、欧美政界和媒体，都怀疑光绪帝是被谋杀的。

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光绪帝肖像

在2008年，清西陵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展开合作，通过对光绪遗留下来的头发、贴身衣物的进行反复检验，终于揭开了光绪死因的真相。

对于光绪的死因，不少官修史书中的记载，光绪都是自然死亡的，如《德宗实录》、《清史稿》《光绪朝东华录》的说法都是：光绪帝自幼体弱多病，十五六岁就弱不禁风，时常感冒发烧，时常遗精，二十七八岁就患上了耳鸣，后来各种病症越来越严重。

康有为

“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长期软禁，遭受了慈禧的虐待，吃的食物经常都是酸臭的，居所年久失修，冬天四处漏风，连烤火的炉子都没有。

生活条件恶劣，加上心情苦闷，让光绪病情渐渐加重，直至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根据保存下来的清朝太医诊疗记录——“医案”记载，光绪帝生前患有肺结核、风湿病、肝脏、心脏等多种慢性病，身体抵抗力极差，最终心肺功能衰竭，并发感染而死。

光绪体弱多病，这点史学界基本没有异议，但这不代表他就是病死的。

自从唐太宗开启了修改《起居录》（记录帝王日常的史书）先河，中国历代帝王都会在活着的时候修改史书中对自己不利的记录。

所以上述各种史料、记录，很有可能是在慈禧授意下，进行了修改，要了解光绪死因还应该看其他亲历者的记载。

名医屈桂庭在《诊治光绪帝秘史》中记载，光绪帝死前三天疼的在床上打滚，一直说吃坏肚子，面色发黑、舌头焦黄，与他所患的一些病都没关系，很像是中毒了。

晚期内务府官员增崇的儿子回忆，光绪帝死后，按照常规，灵柩应该停放三天，供王公大臣瞻仰遗容，可是仅在宫里摆放1小时，就移到了景山观德殿，不许任何人靠近，难道是怕别人从光绪遗体上看出什么端倪？

光绪帝葬礼

类似光绪被毒死的说法还有很多，大多都是民间传说、野史，不被主流学术界所认可，要想弄清光绪死因，除非能对遗体进行科学检测。

1980年，有关部门对光绪帝的陵墓——崇陵进行修缮，当时对他的骸骨和遗物做过检测，因为科技水平有限，没有发现外伤和中毒迹象，结合清史稿和太医的医案，史学界就此得出结论：光绪帝是自然死亡的。

这一结论出来的时候，还是没能让所有人信服，其中包括一些清朝遗老遗少。

出于谨慎考虑，陵园管理处在封闭崇陵之前，还是保留了部分光绪帝的头发、骸骨和贴身衣物，以待将来科技更加发达的时候能进行再次检测。

清崇陵

时间来到21世纪，国家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光绪死因之谜又引起了社会关注。

在中央电视台清朝历史纪录片摄制组的牵头之下，由清西陵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北京市公安局相关专家合作下，借助先进的仪器，对当年崇陵管理处保存下来的光绪帝头发、骸骨进行了严谨的检测。

专家们采取刑侦学思维，利用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等高端技术，通过对比、模拟、论证等手段，最终解开了光绪死因谜团。

专家发现光绪帝头发中砷含量严重超标，正常人是0.25-1微克/克，而光绪帝则是2404微克/克。

砷听起来很陌生，但是它的化合物却耳熟能详：雄黄、雌黄、砒霜。

砒霜

通过各种影视作品我们知道，砒霜是剧毒物质，而雄黄却是常用中药材，所以仅凭光绪头发砷含量超标，并不能得出结论他是被砒霜毒死的，因为他也可能是中药喝多了导致砷含量超标。

专家组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又提取了光绪妻子隆裕皇后的头发、清代一官员的头发和现代人的头发化验，结果发现光绪帝头发的砷含量不仅远高于现代人，还是隆裕皇后的261倍、清代某官员的131倍，是现代慢性砷中毒者的66倍。

隆裕皇后

研究者还发现光绪帝衣物胃部砷含量远高于其他区域，最终专家组结合以上检验结果得出结论：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

至此，光绪帝的死因搞清楚了，但是凶手是谁呢？

李莲英是清朝最有名的太监，也是中国最后一个权监，因为深得慈禧宠信，朝中大臣李鸿章、袁世凯等人也要敬他三分，在一些民间传说中，光绪帝是被李莲英毒死的。

作为大内总管，李莲英确实有条件毒害光绪帝，在光绪帝的食物、汤药里面下点砒霜，对他来说易如反掌。

李莲英

谋害皇帝对皇帝身边人来说其实并不难，明朝嘉靖皇帝还差点被几个宫女勒死呢，真正的考验是事情的后果，在古代谋害皇帝可是要诛九族的，没有足够强大的后台撑腰没人敢干这事。

在此就有必要提一下中国封建社会宦官的权力来源。

宦官专权最严重的唐朝后期，宦官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和生死，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控制了宫廷和朝政，手里还掌握着禁军——神策军，有权又有兵，才能让唐朝宦官如此嚣张。

往后的朝代吸取唐代教训，制定各种措施严格限制宦官，宋代、元代基本没出过什么有名的大太监。

魏忠贤

明代倒是出了刘瑾、王振、魏忠贤这样的权监，但是他们没有兵权，因为身体残缺也被读书人从心里鄙视，得不到士大夫阶层的支持。

他们能够专权，很多都是皇帝出于制衡内阁官员的考虑，一旦失去皇帝信任，立刻身首异处，猖狂如“九千岁”魏忠贤，被继位没多久的崇祯不废吹灰之力除掉。

清朝的太监处境还不如明朝同行，直到大清快灭亡了，才出了个李莲英。

李莲英很清楚自己的权势地位依附于皇权，慈禧太后死了，他就啥都没了，所以他两头押宝，对光绪帝也很恭敬照顾。

李莲英

根据相关记载，“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很不受慈禧待见了，李莲英还时常对他嘘寒问暖。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逃亡西安的路上，李莲英见光绪被褥十分破旧，还特意找来全新的给他换上，后来光绪回忆这一幕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李莲英，我当时可能就冻死了。”

因为光绪帝比慈禧太后年轻36岁，照常理来说慈禧会死在光绪前面，光绪帝迟早会亲政，事先巴结好他，以后李莲英还能有个好下场。

所以李莲英虽然有条件毒死光绪，却没有动机，能在慈禧跟前几十年屹立不倒，政治嗅觉敏锐的他很清楚弑君会有什么下场。

（李莲英）

在“戊戌变法”中，光绪帝秘密联系袁世凯，希望借助他手里的新军发动，从慈禧手中抢过朝政大权。

但是精明如袁世凯，很清楚光绪和慈禧的势力孰强孰弱，转头就把光绪卖了，将他的计划对慈禧和盘托出，借此大功，从此官运亨通。

光绪帝当了几十年傀儡皇帝，如果说他对慈禧除了恨意还有点母子之情，那么对于袁世凯这个叛徒，光绪帝可以说对其恨之入骨。

袁世凯

这一点可以从溥仪继位后，摄政王载沣（光绪亲弟弟）马上就罢免袁世凯为光绪帝报仇可以看出来。

袁世凯很清楚慈禧死后，光绪帝一定会对自己动手，到时候权利地位，甚至项上人头都可能不保，从这点看，袁世凯确实有足够动机谋害光绪帝。

如《世载堂杂忆》中就记载：袁世凯手下谋士建议他联系李莲英，毒死光绪帝。

但是袁世凯虽然手中掌握全国最精锐的北洋新军，他的势力却没有深入皇宫，他没有条件实施谋杀。

袁世凯

皇宫禁卫深严，如果得不到李莲英的协助，袁世凯绝对没能力谋杀光绪帝。

但是前面我们分析过了，李莲英绝对不会趟这趟浑水。

从光绪帝四岁进宫开始，就一直喊慈禧“亲爸爸”（此为满语习俗），两人有30多年的母子名分，即使她处处打压光绪，但按照人之常情来说，“虎毒不食子”，慈禧应该不会对儿子痛下杀手。

但是“最是无情帝王家”，处在权力斗争最中心的皇室，亲情冷漠，何况他们不是亲生母子。

光绪帝

慈禧是清廷守旧势力的代表，与锐意革新的光绪帝的政治分歧很大。

起初慈禧对光绪推动的“戊戌变法”持有限度支持，但她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不可“更衣冠，易正朔”，就是不能根本改变政治制度；二是不能太激进。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清朝却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于日本，已经证明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办一些工厂和学校，造些洋枪洋炮，并不能富国强兵，必须进行深入的政治制度改革。

甲午战争

光绪帝很明白一点，倾向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君主立宪制，打算对腐朽的清王朝下一剂猛药。

但是慈禧太后却坚持渐进式的对大清朝修修补补。

二者政治分歧很大，中国历史上的当权者生前贪恋权柄，又担心自己死后“人亡政息”。

慈禧担心自己死后，光绪帝会采取与自己背道而驰的政治措施，为了阻止这一切发生，有动机采取激烈的手段——毒死光绪帝。

慈禧太后

一百多年来，关于慈禧毒死光绪帝的传说很多。

清朝翰林院官员恽毓鼎长期陪伴在光绪身边，负责记载他的起居言行，在清朝灭亡前几个月，他已经完成了光绪帝的传记《崇陵传信录》。

在他的记载中，慈禧重病卧床的时候，有人造谣说“皇上听说您病得很严重，面露喜色”，慈禧大怒道：“我不能死在你前面。”

慈禧派去给光绪看病的太医，大多都只是做做样子。

清朝太医院

清朝内务府总管增崇儿子回忆：不管是北京太医院的太医还是外省来的名医，给光绪看病都得看慈禧太后的脸色，由太后陈述皇帝的病情，然后假模假样地把手搭在光绪帝脉搏处，之后再由慈禧太后说皇帝生了什么病，舌苔发黄了，喉咙中生毒疮了。

但凡是干不长久的，都是因为不合慈禧太后心意的，能留下来的医案，也都是照着慈禧的意思写的。

名医陈连坊担心这样治病，万一光绪帝死了，自己要背黑锅，靠着向太监行贿，才得以告老还乡，离开是非之地。

可见，流传下来的医案可信度不高。

清朝医案

很可能是慈禧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广招名医，大造光绪帝病重的舆论，这样光绪的突然死亡就不会引起朝野非议。

可是光绪死在慈禧前面不到10小时，这太巧合了，难不成慈禧有神力，能够撑到光绪死了自己再死？

世界上没有神，能够精确安排光绪死亡时间的只有慈禧太后。

结合2008年得出的光绪死亡结论，历史真相应该是这样的：慈禧已经油尽灯枯了，为了不让光绪在自己死后推翻旧制度，再进行改革，便安排人在光绪的食物或者汤药里下了砒霜。

可怜一位有理想抱负的青年帝王，就这样命丧守旧势力手中，如果光绪能多活几年，也许历史会有不一样的走向吧，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编辑：深瞳

责编：林画

1904-1949：中国末代进士的同途殊归

作者：杨丽娟

进士，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功名。《明史》有载，“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足见进士出身之殊荣与尊遇。然而，1904年的273名甲辰科进士，人生道路注定迥异于前人。

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他们因此成为“末代进士”。他们中的很多人，见证了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中，末代进士们命途各异，有人青史留名，有人遗臭人间，有人另辟蹊径，有人随遇而安，还有更多的人在短暂的“光宗耀祖”后从此沉寂无闻。

★ 原题：《末代进士》

本文选自《语之可01：可惜风流总闲却（修订版）》

这是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的甲辰科殿试。殿中的273名考生都已过五关、斩六将，通过了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乡试和会试，终于得到了“贡士”的身份。眼下，他们没有名落孙山之忧——当时贡士参加殿试，没有落榜之说，考完都是进士，只按名次分为一甲、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他们正踌躇满志——古代文人参加科举的最高荣誉状元、榜眼和探花，也就是一甲前三名，将在这科举制度的最后一关中选拔而出。

……

1905年9月1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故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第二天，光绪帝准诏，相沿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由此终结。

尚未从进士馆毕业的新科进士们，从此变成了末代进士。

京师大学堂

1905年10月14日，上海，黄浦江码头。

沈钧儒登上了从上海开往日本神户的德国客轮。沈钧儒与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是同科进士，与三甲相比，他的殿试成绩不算特别出众，仅为二甲第75名，被授予的官职是刑部贵州司学习主事。此时的沈钧儒正值而立，已结婚生子，按照传统文人的观念，他本可以一边做清闲的小“京官”，一边入进士馆学习，但他从来不是“独善其身”之人。

清末废除科举，开办学堂

早在甲午中日战争后，20岁的他就被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深震撼，作诗抒发忧国愤世之情：“挽输已痛民财竭，盟约犹看贿命颁。太息圣恩宽败律，都教生入玉门关。”救国的种子，那时就在年轻的沈钧儒心中发芽，怎样才能使羸弱的国家臻于强盛？30岁的他决定向海外觅取新知，1905年初，沈钧儒主动向清政府申请赴日留学。

……

负笈东渡的不只沈钧儒，1906年，沈钧儒赴日的第二年，随着进士馆停办，一大批末代进士——包括三甲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在内，统统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大部分都进入了法政大学速成科求学，据不完全统计，速成科1000多名毕业生中，甲辰科进士多达73名。

末代探花商衍鎏

商衍鎏晚年书画

按当时正在日本的吴玉章的说法，这批人是“由于在国内没有出路了，差不多都到日本进了这个学校”。且不论吴玉章的回忆是否准确，事实是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末代进士们，的确有不少人在日本转变成了立宪派人士，并在清末立宪运动中风生水起。

……

……

1906年，五大臣出国考察归来，向慈禧太后力陈立宪的好处：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迫于内外压力，慈禧遂表示同意，9月1日，清廷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上谕虽然没有确定立宪年限，但已足够令立宪派欢欣鼓舞，他们奔走联络，拉开了立宪运动的帷幕。

1907年，清廷宣布在中央筹备设立资政院，在各省设立咨议局。两年后，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作为临时省级议会机构。主张立宪的末代进士们迅速成了咨议局和资政院中最活跃的一支生力军：刘春霖当选为直隶省咨议局议员，沈钧儒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与沈钧儒同为甲辰科二甲进士的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则分别当选为湖南省、湖北省和四川省咨议局议长，刘春霖还当选为资政院议员。

末代状元刘春霖

作为各省咨议局的代表，他们一面积极提出议案，一面发动国会请愿运动，以督促清廷速开国会。1910年，各省先后3次派代表进京请愿，结果却给了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沈钧儒当头一棒，他后来回忆说：“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间，各省请愿代表到了北京。我那时也到了北京，在北京待了一个时期，跟各方面接触的结果，看出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府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回来就把我的看法向大家讲了。”

11月4日，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发布谕旨称“于宣统五年（1913年）实行开设议院”，并特别指出，这是最后确定年限，“万不能再议更张”。

这次万不能再更张的议院，最终没有开成。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而清政府的一次次拖延、1911年皇族内阁的登场以及高潮迭起的保路运动，也彻底将沈钧儒和许多立宪派人士推到了革命一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共同署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支持中国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文章最后语重心长地引用了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可惜，沈钧儒的苦心并没有被看到，上海市当局还是对他下手了。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被政府逮捕，这便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11月26日，当局正式公布了逮捕“七君子”的原因，“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勾结赤匪，妄倡人线”，“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等。被捕的罪名竟然是“救国”，一时之间，案件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义愤，宋庆龄等人甚至自请入狱，以示抗议。当时的《国民》周刊，则直接以《“爱国无罪”案听审记》为标题，报道法庭对沈钧儒等的庭审情况，并在评论《救国无罪》中引用被告们的谈话：“我们所争的是救国无罪，而不是为了我们的自由。”

1937年7月31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内局势的变化，“七君子”终于被释放，结束了8个月的羁押生活。出狱后的沈钧儒，继续投身抗战事业。这位几乎一生都在跌宕起伏中走过的老人，最终凭他的爱国之心经受住了历史一次次的考验。

1949年10月1日，北京，城楼。

74岁高龄的沈钧儒银髯飘逸，站在的身后，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个小时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勤政殿举行，沈钧儒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49年9月24日，沈钧儒代表民盟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从晚清末代进士到新中国最高法第一任院长，沈钧儒历经风云变幻，政局动荡，却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寻找救国之路，他不断更新知识结构，追求新的观念，接受新的考验，如今，他终于迎来了期盼多年的大国新生。诚如时任新中国副主席的董必武所说：“沈钧儒先生所走过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光明道路。沈钧儒先生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荣榜样。”

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1904年，甲辰进士登科时，平均年龄约为30岁，历史的年轮行至1949年，40多年的风雨沧桑已经过去，不少末代进士们此时已然凋零逝去。

王揖唐

1942年，刘春霖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享年72岁。

1943年，朱汝珍因中风去世，享年73岁。

1948年，王揖唐以汉奸罪在北平被处以死刑。

……

本文节选自《语之可01：可惜风流总闲却（修订版）》，全文约12000字，完整阅读请关注历史MOOK《语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