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求财到底有多灵验(什么人不适合去普陀山)

来普陀山不得不说的几件事，注意事项都在这里了

很多的朋友来到普陀山，常常喜欢一把一把地去烧香，其实这是不对的，普陀山讲究的是少烧香，烧好香点，三只清香，尽一片诚心就够了，普济寺以前有八个大店有八个香炉，后来改成七个香炉烧香，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普济寺只有三个香炉可以烧香。

烧香的含义是什么？有的朋友就以为我们烧香是给佛与菩萨的进供的礼物，其实我说烧香是烧给自己闻的，比方说你去某某地方，比方说你去拜师傅，一个环境清雅清静的地方都会点上檀香，你进去以后有没有感觉会让人心如止水？内心很平静很安详祥和的一种感觉，这就是点檀香的妙处，于是就能好好地思考问题了，领悟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教诲，得到了智慧你就觉得做人其实不难。

法雨禅寺

很多人都在询问我到寺院当中应该注重些什么，首先从衣着上面来讲，我们女子不应该穿短裙，不宜穿得过于暴露，而男子不能穿背心，不要赤膊，更不应该穿着拖鞋，因为你要知道，到寺院当中，我们是面见菩萨的。你的仪容仪表直接体现的是我们一种个人的素质。二，寺院的法器，你不要随意去触碰，因为它又被叫做龙天耳目，寺院当中的僧众生活起居，早晚功课都是由法器来引领的，如果您随意触碰了，就像你在发号施令。

三，寺院的门槛，你不要随意去跨中间，是不能够直闯的，所以我们应该从两侧进入。你哪边近你就迈哪只腿，这是最方便的，因为我们行方便之法，没有所谓的性别之分。四，寺院当中遇到僧人，不要直接问师傅你法号多少，你应该恭敬合掌去询问师父德号。以上种种归根到底，其实，希望大家到寺院当中所起的恭敬之心，彼此尊重，这也是我们人际交往的最基本的准则。

普济寺

来普陀山不得不说的两件事，首先第一件事，当我们来到普陀山之时，行走在普陀山，这个圣山净土之中，有任何出家师父向您化缘，需要懂得去拒绝，因为他们要么就不是普陀山的师父，要么就不是出家人。在普陀山有明文规定，任何出家师父，不得向广大香游客化缘。

第二点进入寺院之内，有任何聋哑人向你兜售任何东西，或者在你手上套红绳的，不要去理会，它会利用您的善心来谋取自己的私利。

佛顶山

来到普陀山这四样荤食尽量不要吃。牛肉，狗肉大雁，还有乌鱼，这是为什么呢？首先耕牛，他辛苦劳作了一辈子，不求回报，这是仁义的象征。第二，狗有这么一句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狗是人类至善至忠的朋友，他是忠诚的代表。

第三，大雁大雁是一夫一妻制，如果失去了另外一半，他会选择孤独终老，这是贞洁的代表。最后就是乌鱼，据说母鱼在产子之后会两眼昏花，刚出生的小鱼仔非常的具有孝心，为了不让自己的母亲挨饿，宁愿自己游入母亲的嘴巴给其充饥，这是孝心的代表。这四种动物代表了中华传统美德的忠孝节义，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尽量不要伤害这些有情众生。

普陀山

在别的地方一般买东西啊我们就说买，在寺院要说请香。磕头的时候一定要手心向上，这是对我们佛菩萨的尊敬，手心向下是拜祖先的。点火的时候呢，可以专门到烛台去借火，其中可以默念借光借光，身体健康，借光借光，越借越旺。请用左手拿香，因为左手在佛教里面被称为净手，然后再恭恭敬敬地用右手插到香炉。

海南观世音菩萨

通常还得告诉佛祖你叫什么，家住哪里有何事相求，但事成之后啊，是需要来还愿的。大多数人呢，不管在哪个寺庙都会直接磕头祈求保佑。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求的是哪位菩萨，哪位菩萨又该怎么应你呢？所以啊，当自己跪拜时，请先了解佛菩萨的名号，希望这些注意事项呢，可以帮助到你，普陀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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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想去旅游

中午10点多，张同事和田同事说到一起约着去浙江州山那登普陀山，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田同事说普陀山有许多神奇的地方，有去登山回来语气和财运都变好了的，正好还能散心

就喊着张同事着一起预约一下去了，可能进入佛教场域会变得不一样，让人有非常良好的变化

旅游能散心、认识到风土人情、和伙伴经历开心也可能有困难，让人保持好奇进取向上的力量，想到要有良好变化需要不断做事，塑造自我价值，才能有持续变化

今天老师讲到一个好习惯，需要有一百个习惯在支撑，要长久的一个进步态度需要一个良好的圈子和按照老师说的听话照做的

普陀山观音显灵是真的吗？看过短姑码头几块大石头知道了答案

普陀山是浙江舟山1300多座群岛中一座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岛屿，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的观音道场，每天前来朝拜的人络绎不绝风雨无阻。

从游客中心乘船十几分钟就登岛了，大多数人来都是为了礼拜南海观音。却很少有人知道上岛后要先到“短姑古迹”来看看，甚至很多人游完了普陀还不知道有姑嫂两人朝拜时遇到观音显灵的故事。

登上了普陀山佛国后的第一个景点是短姑道头，又称短姑圣迹、短姑古迹。这条由坚硬的石板筑成的短姑道头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普陀山上的两位高僧为了解决往来船只靠岸不便的问题，募集资金用巨石垒成长达11米、宽8米的石条道头。一百多年来，这条道头接引了无数前来朝拜的信众。普陀山客运码头建成之后，道头的使用功能转变为了登临普陀山的第一个景点“短姑古迹”。

这几块巨大的石头好像是有意摆放在这里似的，是谁摆放的呢？估计普陀山在茫茫东海冒出来的时候，这几块大石头就一并诞生了。是不是仙人们堆砌普陀岛时剩余的几颗呢？还是有其他来历呢？

普陀山成为观音道场后，千百年来都是信众向往的圣地。某年某月有一对姑嫂相约从很远的地方渡船而来，靠岸后即将可以朝拜观音了，但不巧的是小姑子的大姨妈来了，自己感觉身上不洁就放弃了上岸，嫂子笑话她真是没这个福分，就一个人独自进山去了。小姑子虽然不能亲自登岛，却双手合十面向观音的方向诵念大士圣号。

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间，小姑子饿得有点发慌，这时岸边出现了一位手拎竹篮的老婆婆，踩着几块石头来到了船上。慈祥的老婆婆将篮中的食物递给小姑子，并说这是她嫂子托她送过来的。小姑子既感激老婆婆又感动自己的嫂子。等嫂子朝拜完下山回到船上时，小姑子心怀感恩之情的将这件事说与了嫂子。嫂子顿觉惭愧脸一红低下了头。嫂子为什么惭愧呢？

因为嫂子只顾自己上山去朝拜了，早就把船上的小姑子忘得一干二净了。但听小姑子说老婆婆送饭，她一下子想起在大殿礼拜观音圣像时发现圣像下面的裙摆被水打湿了，原来观音菩萨显灵了，而她跪在圣像脚下响头磕了无数却没能看到观音真容，而小姑子没有上山却得到了观音化身来救度。嫂子自知心不纯净修行不够，所以惭愧不已。

这个故事慢慢被很多的人知道了，越传越广。为了以此告诫前来普陀山朝拜观音的人，朝拜的真谛是什么？后人便将这个码头命名为“短姑码头”，而岸边的这几块巨大的石头就是观音变化出来的，化身老婆婆后下水走到小姑子船上用来垫脚的。

传说故事是不是真有其人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悟出了什么道理？所以我说来朝拜普陀山的信众们，要先要到此一拜，明白了佛理事理再上山礼拜观音境界会更高一层，你觉得呢？

观音垫脚踩过的石头成了名人文人们题字的好地方，他们将“到此一游”以更深刻的方式留在了这里。

知道了短姑码头的故事，朝拜时也不会再混混沌沌了。下图中我身后的寺院名叫“慈云禅寺”，是很小的一座寺院，倒是不着急的先去，在下山前去礼拜就好了。

很个朋友看了我发的普陀山游记后私信跟我说，特别向往普陀山，但此生无缘上山朝拜了，这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也有很多朋友也因种种原因暂时来不了普陀，觉得自己福德不够。我想告诉大家，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千手千眼，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哦。不论你在哪里，你只要相信观音菩萨会救你，就能得救。这就是常说的“心诚则灵”。

祈愿观音菩萨护持我中华大地，疫情退去，国泰民安，众生平安吉祥！你有什么心愿也大声地说出来吧。

带上老妈走遍中国我们一直在路上，以各地名山大川古建寺院为主，感兴趣的移步到主页查看更多视频和图文，或点击下面蓝色链接。

普陀山游记图文：普陀山三日两晚的完整攻略

普陀山游记视频：这就是真实的普陀山

下期预告：宁波阿育王塔有佛舍利，但寺与塔已经被毁，舍利去了哪里？

上穷华严下泥潭 人间游化太虚台｜纪念竺霞上人诞辰110周年

上穷华严下泥潭 人间游化太虚台

——纪念竺霞上人诞辰110周年

文/化空

竺朴雄健巴山开， 霞明玉映行无礙。

上穷华严下泥潭， 人间游化太虚台。

竺老是我受戒时的羯磨阿阇黎，是我在重庆佛学院学习时的院长，是我在四川省佛学院求学时的师长。

竺老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心里想着要将对老人家的缅怀写成文字，但那一年病魔、杂务缠身，最终没能实现这一愿望，十年来内心一直心存愧疚，满心的歉意。今年是竺老诞辰110周年，以此契机，将多年来对他老人家的敬意和感恩化作文字，用以纪念竺老简朴而又闪烁着慧光的一生。

竺霞长老德相

竺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川渝两地颇有影响力的高僧大德。竺老青年时代曾入双桂堂佛学院、华严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学习，是太虚大师的主要弟子之一。

竺老生前曾担任过四川省佛教协会、重庆市佛教协会领导职务，住锡重庆罗汉寺法席，创办重庆佛学院，积极推动建寺安僧、开展法务、培育僧才、扶危济困、对外交流等工作，为川渝两地劫后佛教事业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竺老生前还担任过重庆市南岸区人大代表、渝中区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委员，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热心公益，关心社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和认同。

竺老一生保持朴素的生活方式，一生坚持朴实的行事风格，一生奉持质朴的待人之道，一生恒持谦和的处众风范。正因为竺老身上所具有的朴素、简朴、质朴、谦和等光辉品格，深受四众弟子爱戴，也是我景仰和学习的榜样。

一、投身佛门 奉献一生

竺老生于1911年，俗姓徐，名裕亮，重庆垫江普顺人氏。父徐公书富，母夏氏，行十三，除一兄一姊外，其余皆相继病夭。八岁时入徐氏祠堂私塾随熊老先生学习，先后读诵《三字经》《千家诗》《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闲时阅读《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白话小说。十二岁入普顺中心小学，学习《国文》《算学》《历史》《舆地》《音乐》《图画》等科目，大量阅读《史记》《汉书》《唐诗》《宋词》《七侠五义》《封神演义》《聊斋志异》《济公传》等文学作品。对小说《济公传》中塑造的人物济公十分崇拜和向往。

1928年，竺老在父亲的支持下投梁平县仁贤乡西禅寺，礼福江上人剃度出家，法名圆相，字斯寿。因崇拜济公，自号粥侠，又号烛瞎，后取谐音，改名竺霞，后以此号行世。

梁平双桂堂旧影

1929年秋，竺老于梁平双桂堂中道和尚受具足戒，羯磨阿阇黎、教授阿阇黎分别是双桂堂的退隐月朗和尚、圆庸和尚。离开西禅寺小庙，到大丛林双桂堂学修，对任何一位初发心的出家人来说，都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竺老的内心也自然充满了喜悦。这可以从他当时留下的诗文中感受到，诗曰：“稻黄雀飞秋气清，白云伴我双桂行。世情不解僧居乐，习禅学净心自宁。”戒期结束后，考入设于寺中的双桂堂佛学院。在双桂堂佛学院学习期间，苇舟法师讲授的《折疑论》、双桂堂方丈中道法师讲授的《法华经》让他大开眼界，让他对佛学教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国文教师唐宏文讲授《声律启蒙》，让他的诗文造诣有了很大的进步，唐先生曾以“光明世界”四字为联出句，竺老以“黑暗丛林”为对，深受唐先生赞许。后唐先生借与竺老傍晚在石桌旁纳凉的机会，曾以“二人同坐土上”为联出句，竺老一时难以为对，直到晚年于梦中对以“一马独闯门中”一句，甚为满意。在双桂堂佛学院学习两年，由于他的勤奋和刻苦，在五十名左右同学中总是名列前茅，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举办传戒传戒十师留影

1931年，竺老为了继续深入研习佛法，离开双桂堂佛学院只身前往重庆，经介绍到设在放牛巷的华严佛学院求学。华严佛学院院址是一栋四层楼的青砖洋房，原是金鑫人寿保险公司的办公用房，后公司难以为继而解散，公司经理甘海泉居士在此创办华严佛学院，聘请毕业于月霞法师在上海所办华严大学的慧西法师驻院讲授《华严经》，初期以“研习华严”为宗旨。一年多后，迁南岸大佛寺，后因创办人改宗旨为“读诵华严”，引发罢课风波，竺老与开一同学在风波中因表现突出而受伤。风波后，竺老与部分同学随慧西法师到长安寺继续研习《华严经》，期间蒙巴县县长冯均逸先生的帮助，慧西法师率学僧迁住巴县白市驿镇曾家场莲花寺佛学院，竺老得以继续追随慧西法师研习华严，除了听慧西法师讲授《华严经》外，学院还开设有佛教史、各宗大意等课程。竺老随着华严佛学院迁徙，前后五年时间专心研习华严，对华严圆融无碍的思想有了深刻的体悟，这为他养成朴实谦和的僧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竺老已从华严佛学院毕业，心里生起赴江南继续深造的愿望。是年6月，随慧西法师从朝天门码头乘“福缘号”客船出发，前往上海，在客船上结识“福缘号”领江向兴发，对向领江的虔诚信仰和平等善行极为推崇。到上海后，暂住位于四川路的弥陀寺。期间与新结识的年轻僧人戒度法师前往普陀山，朝礼观音菩萨道场。朝圣结束后，返回上海，仍住弥陀寺。由于抗日战争爆发，随旅沪同乡会乘海船抵达厦门，经厦门绕道香港，由香港到达广州，从广州乘车到武汉，在刘湘驻武汉办事处的接济下，乘船返回重庆。受战事的影响，近一年的颠沛流离，外出求学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

1938年，竺老在与华严佛学院同学开一法师的通信中，决定前往太虚大师于1932年在北碚缙云山创办的汉藏教理院继续深造，考入该院第三期普通科，并担任班长，得以亲近太虚大师、法尊法师、法舫法师等高僧大德，还经常聆听名人学者的演讲。竺老在学院学习四年，不仅佛学造诣更精深，兼及藏文、政治、哲学、历史等课程，让他的见识和胸襟更加的广博和宽阔，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代高僧积淀了深厚的学养。竺老在学院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和人品获得太虚大师的赞许，曾亲笔书赠“竺国梵僧传佛法，霞天锦地露心光”联语，以资印可。

汉藏教理院旧址

1942年，竺老从汉藏教理院毕业后，随严定法师赴荣昌创办宝城佛学院。1946年应正果法师邀请回汉藏教理院任教，直至解放。1950年至1956年蛰居梁平西禅寺。1956年应开一法师邀请回缙云山协助政府开展“內查外调”工作。1960年安排在罗汉寺素餐厅售票，后成为前进综合加工厂的一员，专门糊纸盒、扎扫把。1967年随罗汉寺僧人迁住位于通远门下和平路天宝下院。1970年随全市佛道教人员集中南岸慈云寺进行劳动改造，后被选为生产主任。1977年当选南岸区人大代表。

1980年，竺老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是年调任罗汉寺住持，肩负起罗汉寺恢复重建工作，并将自己晚年二十余年的时光，全部奉献给了罗汉寺。

1987年，竺老与正果长老、惟贤长老在重庆罗汉寺

竺老担任罗汉寺住持时，罗汉寺的建筑已经朽坏不堪，主要建筑被其他单位占为他用，昔日罗汉堂的罗汉已化为灰烬，面对满目疮痍的残破寺院，内心只能默默地发愿，期待能逐步重建。1983年，罗汉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之一。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率先培整修复了大雄宝殿，新塑释迦摩尼、文殊、普贤三尊圣像，满足开展基本的佛事活动。同时在竺老的多方奔走呼吁和长期努力下，占用罗汉寺房屋的相关单位直到1985年才陆续迁出。竺老趁势而为，积极倡导重建罗汉堂，邀请四川美术学院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师生负责塑像工程，在各方的默契配合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罗汉堂终于重新建成。继后，竺老精心筹划，相继主持修建了济公殿、法堂、藏经楼、禅堂、弥勒阁、妙香斋等殿堂和附属设施。虽然没能恢复旧观，但在现实条件下，已让罗汉寺成为功能齐备的庄严道场，这都凝聚着竺老的汗水、心血和智慧。

重庆罗汉寺新貌

竺老在担任罗汉寺住持期间，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罗汉寺的整体恢复和发展，而对于寺院具体日常事务的管理，总是以“无为而治”的工作方式，放手让各寮口的执事们酌情处事，注重发挥执事们的特长，调动执事们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在寺院里，竺老常常被大家误以为“柔弱”，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处事智慧。

1982年当选为重庆市佛教协会副会长，1987年先后当选为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1993年任四川省佛教协会名誉副会长、重庆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委员。1997年重庆直辖后，退罗汉寺院事，让贤大果法师继任法席，并任重庆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2003年十二月十八日，竺老于罗汉寺退院寮安详示寂，世寿九十三岁，僧腊七十六年，戒腊七十五夏。

1985年，竺老在宝光寺传戒上

竺老投身佛门近八十载，在他的僧侣生涯中，有近二十年时光是在佛学院求学、办学、教书育僧中度过的；有近三十年时光是辗转各寺院，在社会变革、运动、改造中度过的；有二十余年时光是在罗汉寺的恢复、重建、开展教务、接待应酬中度过的。竺老的一生，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顺境时奉献佛门，逆境时蛰居佛门，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佛教事业，不愧初入佛门的誓言。

二、慕虚大师 育僧育才

太虚大师是二十世纪杰出的高僧，是引领传统佛教转型走入现代社会的佛门领袖，在当时全国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声誉，特别是其远见卓识和深邃的智慧引领时代先锋，深受青年僧伽的仰慕和崇敬，竺老便是这众多青年僧伽中的一员。

汉藏教理院旧址

1930年太虚大师到四川弘法，在四川省主席刘湘的支持下，拟创办汉藏教理院，联络汉藏感情，沟通汉藏文化。经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兼重庆警察局局长何北衡先生具体操办，选定北碚缙云寺作为院址，经过两年的筹备，于1932年秋正式开学，刘湘任名誉院长，太虚大师任院长。学院以“淡宁明敏”为院训，设普通、专修两科，普通科学制四年，专修科学制两年。普通科分甲乙两班，乙班两年毕业转为甲班，甲班两年毕业后可升入专修班。学院在太虚大师的指导下，高僧大德云集，名师荟萃，师资阵容雄厚，一时成为青年僧伽向往的佛教界最高学府。特别是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重庆后，太虚大师常驻学院讲学，汉藏教理院更引起青年僧伽的关注。正是在这一时期，竺老于1938年考入汉藏教理院，得以朝夕亲近太虚大师。学习期间，有名师教导，有名家引领，有名贤交往，学修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当时汉院的学僧不仅能亲近高僧大德受教，还有许多政要和社会名流慕名到学院参观或演讲。竺老在汉院求学时，先后聆听过郭沫若、林语堂、梁实秋、老舍、翦伯赞、马寅初、冯玉祥等名家名流的演讲，令他眼界大开。在四年学习中，深受太虚大师思想影响，并折服于太虚大师为法为教的热忱和担当，成为太虚大师赏识的弟子之一，并立志追随太虚大师，终其一生继承太虚大师育僧育才的志业。

荣昌县宝城佛学院旧址

竺老在汉院学习期间，还与谢无量夫妇、冯玉祥将军成为忘年之交。在汉院学习的第三年，受法尊法师指定，竺老负责指导谢无量先生的夫人学习藏文。在一次指导学习中，谢夫人看见亭旁的荷花，随口吟出了谭嗣同题憩园的上联“人境影中，被一片花光团住”，竺老即刻对出“霜华秋后，看四山岚翠飞来”下联，深得谢夫人赞赏。后在与谢无量先生佛学经义的切磋中，成为忘年交，谢无量先生还专门送给竺老一副书法作品，以为纪念。竺老学习期间，与来山小住的冯玉祥将军甚是投缘，冯先生离开缙云山时，还特别以隶书写下一副以“天下为公”为内容的书法作品相送，可见冯先生对竺老的敬重。

1942年，竺老从汉藏教理院毕业，由于已经有了十余年的佛学院研修生涯，已然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精通佛学的法师。毕业后，受老师严定法师邀请，到荣昌兴办佛学院。严定法师，籍贯湖南，早年毕业于武昌佛学院，后赴西藏学习，是太虚大师弟子中佼佼者，曾在四川大学任教，颇受师生欢迎和敬重。应荣昌参议长陈汉传先生及夫人赵懋云女士（荣昌女中校长）的邀请，赴荣昌县城西门外宝城寺创办宝城佛学院。严定法师赴任时，挑选了汉藏教理院的学生竺霞、演清、悟严诸师一同前往，协助教务，襄助院务。到院后，竺老被任命为教务长，在严定法师的指导下，负责教学安排，设置课程，编定课表，有时还要亲自印制教材。竺老除了承担教务事务工作，还要全身心投入教学中，先后为学生讲授了《五蕴论》《百法明门论》《俱舍论》《古文观止》等课程。

荣昌县宝城寺内的太虚经楼

由于竺老在宝城佛学院办学认真负责，颇具影响，还被推选为荣昌佛教会理事长。最令竺老深受鼓舞的是，1943年1月，自己最尊敬爱戴的太虚大师来到荣昌，亲眼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将佛学院办得颇有成效，领会自己培养人才的苦心，太虚大师非常赞赏，并亲自书写一联“棠宴莲开，三千世界严香国；玉瓶桃熟，五百由旬达宝城”赠与宝城寺及佛学院，这既是对自己学生的认可，更是对得意门生的鼓励。竺老深受感动，内心感到无比的荣光，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为佛教培养僧才的信念。

1946年春，由于抗战胜利后汉藏教理院许多教员都回了江南，太虚大师也离院到了上海，正式任命法尊法师担任院长。此时学院师资队伍出现短缺，担任教务长的正果法师，报请院长法尊法师同意，聘请竺老回汉藏教理院担任训育主任兼佛学教授。竺老从汉藏教理院毕业已经四年了，重上缙云山，睹物思人，无限感慨。作为训育主任的竺老，肩负起全院学生的品行修持督导，还要率先垂范，为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操劳。竺老还为学院第五期学员讲授《俱舍论》和《比丘学处》等课程。竺老在课堂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中，始终贯彻太虚大师“人成即佛成”的佛学思想，坚持佛教精神与现实人生圆融汇通的原则，注重学生的基本品德和修养，善于耐心和学生沟通，心平气和与学生交流谈心，成为法尊法师和正果法师的得力助手。

1947年3月17日，一代佛门领袖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辞世，慧星陨落，法门折幢，佛教界失去了一位先锋巨匠，汉藏教理院也失去了灵魂导师，让全院师生陷入了无尽的悲痛。院长法尊法师当即赴上海奔丧，竺老协助正果法师料理院务，并组织追悼活动。从当时学院里的两幅挽联中，可以感受到汉院全体师生对太虚大师的爱戴、崇敬、不舍、惋惜。一联曰“四十载拯救培僧，悲志未酬，何堪遽返兜率；五大洲宏宗济世，慈心无已，惟望再来阎浮。”另一联曰“为国宣劳，为教宣劳，际兹大乱未平，方冀长资慧日；舍僧而去，舍世而去，悲夫复兴甫望，何堪遽殒良师。”

重庆汉藏教理院太虚大师之塔

追思太虚大师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师生和追悼委员会决定为大师出纪念集，向各位师友发出了征稿倡议，五十余位师友都撰写了纪念文章。纪念文章汇集后，由汉藏教理院同学会编辑为《太虚大师纪念集》，在汉口三民印书馆出版发行。纪念集收录了竺老当时撰写的纪念文章《太虚大师判摄一切佛法之研究》，文章是从继承太虚大师佛学思想的角度展开的，重点阐述虚大师所倡宏的“今菩萨行”，号召继承虚大师提倡的“人生佛教”思想。从竺老的文章中，可以感知得到他对虚大师佛学思想精髓的准确把握，不愧为虚大师赏识的学生。

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前夕，战事消息也频频传到汉藏教理院，学院的学生渐渐人心涣散。期间有不少师友动议，将汉藏教理院迁往海外，院长法尊法师正在成都讲学，院务交由正果法师代管。正果法师审时度势，决定汉藏教理院不随“国民政府”迁台，依然选择留在内地，迎接新的时节因缘。竺老与正果法师是相知相契的道友，他深知正果法师决定学院不迁海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也佩服正果法师的坚定精神，毅然支持正果法师的决定，与学院师生共同迎接解放。从在汉藏教理院学习，到再回汉藏教理院任教，竺老与正果法师交往最深，从学友到同事，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竺老与正果长老合影

改革开放后，佛教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寺院的法务活动也得到逐步恢复，进入佛门的青年僧伽也不断增多，为了提高青年僧伽的佛学素养和文化水平，竺老的内心又萌生了创办佛学院的念头。1990年，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竺老在重庆罗汉寺创办重庆佛学院，学院秉持太虚大师的佛学理念和办学宗旨，招收四众弟子进入学院学习，学院既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还有优婆塞、优婆夷。竺老亲任院长，惟贤法师任副院长，陈文杰（汉藏教理院第一期学生，法名同杰）任教务主任。竺老还亲自授课，讲授《药师经》，惟贤法师讲授《遗教三经》，陈文杰老师讲授《佛学概论》，彭宗民老师（1962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研究部，法名彻洪）讲授《印度佛教史》，樊吉文老师（汉藏教理院学生，法名寂文）讲授《五蕴论》，甘文峰老师（汉藏教理院学生，曾赴西藏学习，法名寂禅）讲授《古典文学》，杨自合老师（1958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法名广平）讲授《因明概论》，杨春巍教授（建筑研究院）讲授《佛教与科学》。学院聘请的师资，大部分都是毕业于汉藏教理院，也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大家受竺老的感召，云集于罗汉寺，发挥余热，尽心尽力，共同继承太虚大师培育僧才的遗志。

1985年，竺老在成都宝光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隆莲法师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在成都铁像寺创办了具有全国性佛教院校的四川尼众佛学院。创办之初，由于师资匮乏，竺老还应隆莲法师之邀，专程到学院为青年尼僧讲授《大乘五蕴论》等课程，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隆莲法师的重视尼僧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讲，竺老的这一看似平凡的举动，不难看出受太虚大师思想影响的影子。

1987年，参加第五届佛代会的原汉藏教理院师友合影

竺老一生仰慕并追随太虚大师，一生对太虚大师的敬重之情不减。太虚大师五十寿辰时，汉藏教理院师生曾在狮子峰筑有“太虚台”以为纪念；太虚大师圆寂时，汉藏教理院师生曾在缙云寺旁建有太虚大师舍利塔。“”中，“太虚台”和太虚大师舍利塔皆被毁坏。1988年，为缅怀太虚大师的丰功伟绩，竺老发起在原址重建了“太虚台”和太虚大师纪念塔，并请虞愚先生重写了“太虚台”并刻石，请赵朴老题写了“太虚大师之塔”，竺老亲自撰写了“智通三藏，机应五乘，旷代高僧传千古”上联，洪禅法师撰写了“学贯古今，名扬中外，四洲弘法第一人”的下联，篆刻于塔的两侧，表达了两代学生对太虚大师的缅怀和赞颂之情。

1985年，竺老在宝光寺传戒上

竺老与汉藏教理院学长正果法师成为挚友，对正果法师的尊重之谊不退。“”结束后，宗教政策逐步落实，1979年5月，竺老北上，到北京广济寺探望师长法尊法师、学长正果法师。竺老在广济寺住了一个多月，三位师友分隔二十余年后重逢，内心无比感慨，三位老人余生劫后再叙，相聚甚欢，彻夜长谈，谈他们的老师太虚大师，互相交换昔日师友分散后的信息和情况。正果法师还特别派人陪同竺老，到北京各寺庙及名胜古迹游览，竺老也已近古稀之年登上了万里长城，站在长城顶上，内心无比期待佛教的复兴能够逐步走上轨道。1987年1月，正果法师回到阔别了三十七年的重庆，竺老陪正果法师一起到慈云寺、双桂堂等处参访，还特别陪他上缙云山，探访汉藏教理院旧址，故地重游，了却夙愿。正果法师回京后，就在这一年的11月20日在广济寺圆寂，重庆之行，成为了正果法师于竺老生前的最后一次面叙。正果法师圆寂后，竺老为表达对这位学长的敬重，提议将正果法师的灵骨塔建在缙云山，得到了赵朴老和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委托竺老亲自承办。1990年11月21日，正果法师灵塔在缙云山太虚大师塔旁落成，赵朴老题写了“正果法师之塔”，塔侧刻有邓颖超题写的挽联“论其生平，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职志；广为信众，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之楷模”。在竺老的努力下，正果法师又回到了他学习和工作过的热土。

2003年冬，竺老圆寂荼毗后，在重庆市佛教协会的支持下，决定将竺老的灵塔也建在缙云山，与太虚大师、正果法师灵塔毗邻。三位师友相敬、相知，长卧于昔日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也可谓是一段殊胜的因缘和佳话。

三、终身淡泊 高风共仰

竺老不仅全身心投入罗汉寺的恢复重建和弘法事业，他还积极主动地关注重庆、四川乃至全国佛教界的教务工作，推动和支持各地落实宗教政策，恢复佛教活动场所。他还特别关心青年僧伽的接引工作，多次参加传戒，担任重要师承，为培育后学不辞辛劳。

1981年元旦中国佛学院学僧受具足戒与十师合影

1980年底，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结束后全国佛教界第一次盛会，备受瞩目。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经赵朴老提议，由正果法师具体操持，在中国佛教协会驻地广济寺举行了中断二十余年的传戒，为刚入学的中国佛学院学生传授三坛大戒，也有部分在“”中受形势所迫还俗又重新回到僧团的僧人一并重新受戒。竺老被礼请为此次传戒的十位戒师之一，担任第六位尊证阿阇黎。此次传戒是“”后第一次传戒，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是经历劫难后中国佛教界僧团重新吸收新生力量的标志性事件，竺老不仅见证了这一特殊历史，还成为了这一历史的参与者，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中值得记录的殊胜经历。

1985年，竺老在宝光寺传戒上

1985年秋，“”结束后四川省佛教界第一次传戒在新都宝光寺举行。由于这是全川中断三十余年首次举行的传戒活动，丛林制度难以为继，勘为戒师的尊宿也十分匮乏，为了如法如律办好此次传戒，在四川省佛教协会的主持下，从全川名山大寺遴选德高望重的戒师，成都文殊住持宽霖老和尚被礼请为得戒和尚，乐山乌尤寺住持遍能老和尚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竺老被礼请为教授阿阇黎，成为此次传戒的三师之一，实在是非常殊胜的因缘。正是这次传戒的举办，为四川佛教界接引了一批新生力量，为缓解青黄不接的窘迫，起到了重要作用，竺老功不可没也。

1985年，宝光寺传戒盛况

此后，竺老于1987年秋新都宝光寺传戒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1987年冬云南鸡足山祝圣寺传戒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1990年秋新都宝光寺传戒被礼请为教授阿阇黎，1991年冬成都昭觉寺传戒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1993年夏洛阳白马寺传戒被礼请为第一尊证阿阇黎。

1987年秋新都宝光寺传戒

竺老以古稀之年投入佛教劫后复兴事业，既是地处繁华闹市区重点寺院的住持，也是省市佛教协会的负责人，还肩负有参政议政的社会职务，可谓身居要职的川渝佛门领袖。作为寺院的住持，他有证授皈依的众多在家弟子，作为参与传戒的佛门大德，他有数千计的出家弟子，在川渝僧俗弟子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僧人本分、衲子本色，视名利如浮云，泰然处之，常年以谦和、低调、朴实的面貌应世接物。

他总是深居简出，不搞个人享受。记得1992年初，我到重庆佛学院求学，刚到院安顿好后，去向他礼座。竺老是我受戒时的三师之一，以羯磨阿阇黎的身份成就我的戒品，按佛门传统礼仪，我理应去向他礼拜供养。我搭衣持具去轻叩他的住所，当时罗汉寺的藏经楼竣工不久，设在藏经楼一层的丈室还没有完全整理好，他住在大雄宝殿西边一幢四层楼的砖混建筑里，那幢楼是当时的招飞办迁出后留下的，他的寮房在第二层最边上的一间。我先是向他呈白求学的意愿后，展具向他顶礼，他慈悲的坚持让我不用展具、不用顶礼，并简单的询问了我出家的一些情况。当得知我是从昭觉寺来，是昭觉寺原监院智益上人的弟子，嘱咐我要好好学习，好好发心，以师父为榜样。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位大德，寮房里就一张简易的木床，一个木制书柜，一张书桌，一张藤椅，一个木制洗脸架，暖壶、面盆和日常生活用品外，别无他物。我入学后不久，他迁入了新的丈室，记得还去向他请教过两次问题，丈室里的陈设依然是那样的简单，除了朴实以外，没有任何的华丽陈设。竺老的生活作风，当时就给我的内心极大的触动，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存敬仰。

1987年冬云南鸡足山祝圣寺传戒

他衣着格外朴素，生活极其简单。他的着装都是以粗布简料为主，从不追求光鲜丽质，有的衣装甚至是从“”中的衣服加以改制而成，所以大家常常会见到他穿的短褂有时会有四个衣兜，甚至上面两个衣兜会有翻盖，很明显这样的衣服是从中山装改制过来的，只是将原来的领子改作了大领，一方面是当时经济条件有限，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文化惜福惜物传统的体现，这样的改制僧服，他一直舍不得废弃。他重新复出的时候，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本可安度晚年，但他以瘦弱之躯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他外出时，几乎不带随从，为了行动安全起见，所以他穿的中褂、大褂下摆都比较短，就是为了出门方便。正是由于他的着装并不讲究，因此有的人对此颇有微词，但他从不解释，依然朴素简洁，但求心安。他一日三餐几乎是随大寮餐食，从不讲特殊。由于罗汉寺空间狭小，建筑拥挤，在我求学的时候，还没一个像样的斋堂供僧众过堂用斋，当时常住僧众和学僧都是桌餐，他有时也会与同学们一道用餐，有时候会让侍者从大寮取餐回寮房用餐，绝不讲个人享受。

1990年秋新都宝光寺传戒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罗汉寺的恢复重建已初具规模。竺老年事渐高，常常有精力不济之感，于是着手思考罗汉寺未来的发展。经多方考虑，并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他决定推举大足宝顶山圣寿寺住持大果法师继任罗汉寺法席。1996年冬，敦请大果法师任罗汉寺首座，请他入住罗汉寺，熟悉罗汉寺内外寺务，逐渐酝酿新老交替工作。1997年因缘逐渐成熟，是年深秋，竺老完成了他住持罗汉寺继往开来的一件大事，将罗汉寺法席传付大果法师。传法偈一曰：独登绝顶寻攀缘，放眼观察遍大千；人法性空缘起有，西来真谛而今传。此偈可以窥知到他一生在佛法学修中的领悟。传法偈二曰：如来家业担非轻，护国安僧一肩承；慧命传灯无尽藏，人天处处法王城。此偈即是他对新任住持的厚望，也对罗汉寺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佛门中常有“提起容易放下难”的谚语，竺老以他对佛陀教法的深刻体悟和智慧，以他对佛教传灯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恋权位，不为名利所困，他不仅如此说，还如是行，该提起的时候义无反顾，该放下的时候云淡风轻。竺老身上这种淡泊名利，主动让贤的亮节高风，值得后辈学习和发扬。

竺老与惟老于峨眉山万年寺

竺老卸任住持后，搬入了退院寮，虽然卸去了繁重的寺务，但他的生活依然闲适而有规律，每天清晨依然坚持他练习了几十年的“达摩十二手”，白天则坚持读经、看报，常常也会关心时事，遇有弟子或信众来拜望，他都会慈悲接应，简单开示，鼓励他们精进学修。由于他的广泛影响力，九十大寿时，他顺应弟子们的愿望，过了一次生日庆贺，弟子们为他操办的很是热闹，但他内心仍和往常一样淡然，并在自己的九旬留影上题了一首诗：“日落西山忆故乡，即须检点办资粮；等闲整顿好行李，莫到临时手脚忙。”他通过这首诗，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这种对生死的超然和旷达，是他几十年在佛法修为境界上的流露。正如他自己所愿，以九十三岁高龄辞世的时候，当天坚持从医院回罗汉寺，回到寺院退院寮后十余分钟，便安详圆寂，真正做到了“等闲整顿好行李”的功夫，展现出“莫到临时手脚忙”的禅者风范。

四、法乳一滴 恩深似海

我初出家的时候，完全是出于信仰的情感，对佛法教理是茫然无知的空白状态，如果说今天对佛教教义有一点认知的话，那第一站便是在重庆佛学院学习时奠定的基础。

1990年，竺老与遍老、清定上师

1992年春，我在重庆佛学院学习时，竺老为我们讲授《药师经》。记得前面两堂课并没有直接涉及到《药师经》的内容，而是为我们讲述他为什么重视弘扬《药师经》的思考，从玉琳国师修持《药师经》的感应，讲到弘一大师弘扬《药师经》的典故。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讲解中指出，佛教界对大雄宝殿中供奉三尊佛像的认知存在差异，有主张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有主张法、报、化三身佛的，他从教理上分析后都不赞成。他说：过去佛谁见过，现在佛谁遇见过，未来佛来都还没有来，怎么可能用具像来表达。他还说：法身佛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并无形象；报身佛是地上菩萨才可以见，凡夫是不能以肉眼见的；至于化身佛，也是化现不同身份度化众生，哪有固定的形象。因此，他极力主张大雄宝殿中供奉的三尊佛像，应当中间为释迦牟尼佛，左边为药师佛，右边为阿弥陀佛。他还从教理上为我们分析，释迦牟尼佛应化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就是要解决现实的“生”和“死”这一根本问题，左边的药师佛就是协助释迦牟尼佛解决众生“生”的问题，右边的阿弥陀佛就是协助释迦牟尼佛解决“死”的问题。他自己之所以重视弘扬《药师经》，就是要倡导学佛的弟子要更加重视“生”的问题，因为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比较流行和普遍，比较能解决学佛弟子生命结束（“死”）的问题，但不能一边倒，不然有失偏颇，不利于佛陀教法的全面弘扬。他在讲解中说，不解决好“生”的问题，“死”的问题也不一定会圆满，解决好了“生”问题，“死”的问题也自然会迎刃而解，弘扬《药师经》，就是要大力弘扬药师法门，倡导佛弟子以药师佛的十二行愿，积极过好现实的人生和生活。今天看来，竺老的这些见地和主张，是与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一脉相承的。

重庆罗汉寺罗汉堂

1993年秋，我在四川省佛学院学习，时任院长遍能法师先后邀请各地诸山长老来院讲学，竺老在这期间应邀为我们高级班学员讲授《八识规矩颂》。竺老来院时，已是八十二岁高龄，没有携带侍者，我时任班长，受学院委派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但他并没有给我增添麻烦。一天清晨，可能由于他不太熟悉环境，晨练时摔了一跤，手掌及膝盖皆都磕的紫青，可把我给吓坏了，好在他的身体还健朗，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吩咐我去医务室拿了几贴膏药敷上，仍然为我们继续上课。竺老讲解《八识规矩颂》时，参考教材是范古农居士的《八识规矩颂贯珠解》，他自己也不带书，就是空手走上讲台，一支粉笔放在讲桌上，坐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偶尔会起身用粉笔写上生僻的佛学名词。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讲解与众不同，他讲解颂文的顺序，是按照染、净分类的原则逐句讲解，先将每一类识的染污两颂按第六识、前五识、第八识、第七识的顺序讲解，后将每一类识的净分一颂按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前五识的顺序讲解，这种与众不同的讲授方法，对我们新学习的学生来讲，可谓别开生面，面貌一新。他最后才告诉我们，这是太虚大师的讲授方法，在他的引导下，同学们对太虚大师也生起了格外的敬仰。后来，竺老还在罗汉寺以同样的方法讲解过《八识规矩颂》，蔡荣贤居士非常用心，将讲解全部记录成文字，后编印成《八识规矩颂浅释》印行。

1995年春，我与几名在中国佛学院学习的同学到重庆参学，在罗汉寺挂单。初到罗汉寺时，我照例去向他礼座，奉上300元的供养金，当时老人家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供养。哪知到了第二天，我正在罗汉寺一名执事的办公室与各位同参叙旧，时任罗汉寺监院的智凯法师（解放前曾在汉藏教理院务工，并亲近正果法师；改革开放后依竺老剃度出家）来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个红包，说是竺老让他转送给我的，并让智凯法师转达说，我是读书的学僧，单金是很有限的，他哪里能收穷学生的供养。我也是不懂规矩，当着大家的面拆开了红包，发现不仅原来供养的300元人民币在其中，而且还多了三张100元的美金。我当时一下惊呆了，站在原地沉默了好一会儿，霎时间我才明白，竺老送回来的不只是一个红包，而是满心的鼓励和厚爱，当即我请智凯法师转达了对老人家的感谢。这看起来是一件不起眼的事，但竺老对待供养的随缘淡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深受教育，心中对他的崇敬也油然而生。这件事虽然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它一直留在我记忆的深处，因为我体会到，老人家送回来的不仅仅是钱，而是他对后辈学僧的关爱，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慈悲之情，这份爱护之情，我一直珍藏至今，偶尔回忆起来，内心仍然充满了温暖。

2003年，竺老在文殊院升座上

竺老对我而言，不仅有佛法的启蒙之恩，他还在我日后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极大的提携和帮助。2001年秋，我已从中国佛学院毕业到文殊院常住，时任文殊院监院的广福师与常住诸师商议，准备举办为时一个月的“讲经弘法月”，邀请川渝两地高僧大德莅临文殊院空林讲堂宣说法音。讲经举办前，文殊院寂真法师受派遣前往重庆，邀请竺老和惟老一同前来相助盛举，也正是在这次讲经，我为大众讲授了十七天的《金刚经》，为成都佛教界所熟知。讲经开始的第一天，举行了隆重的迎请和开座仪式，竺老、惟老真是慈悲高风，携我一同受请和登座，正式开启了为期一月的讲经。后来我才得知，在传统丛林中，青年法师登座讲经时，都有自己的师长护持引领登座，代表前辈对后辈的印可，名为“开大座”。竺老、惟老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我自己并没有这样大的福报，能获得如此殊荣，完全是二老的爱护和栽培，提携之恩永生难忘。

2003年，竺老在文殊院升座上

2003年秋，我继任文殊院住持，举行升座，由于是年有“”疫情，升座的规模不宜过大，但我还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给竺老奉送了请柬。令我感动的是，已很少外出的他，居然破例舟车劳顿前来参加活动，并至始至终见证了升座的全过程，还参加了升座庆典，这份对后辈莫大的支持和关爱，对我的成长是殊胜的醍醐加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竺老参加完这次回到重庆三个月，就舍报西归了。噩耗传来时，内心无比悲痛，当时我受命正在筹备恢复成都大慈寺开放事宜，没能及时赶去为竺老助念。在竺老出殡荼毗的前一天夜里，我匆匆赶赴重庆，去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当我赶到罗汉寺灵堂，瞻仰法相，向法体顶礼，凝望灵堂两侧悬挂惟老所撰的挽联“精研教义，智慧如海，一生辛劳，人天供养，法音响彻千山万水；住持正法，德行若山，倏尔示寂，众生同悲，噩耗哀恸四海九州”，顿时眼泪盈眶，无限悲伤。第二天早上，重庆市佛教界在灵堂为竺老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重庆市委部、市民宗委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地诸山大德，重庆市佛教协会全体同仁参加了追思活动，惟贤法师在追思会上致悼词，对竺老一生的功德给予了全面的总结和高度的评价。

追思活动结束后，惟老命我为老人家起龛，我强忍悲痛，跪说送行语，将老人家送上灵车，并护送灵龛至梁平双桂堂荼毗。在荼毗现场，我突然意识到，竺老十八岁在双桂堂受戒，以九十三岁高龄走完人生最后旅程时，又回到了双桂堂荼毗，受戒是正是进入佛门的始点，荼毗是此生落幕的终点，一始一终，同一地点，有始有终，一转轮回，善始善终，可谓圆满。

结 语

竺老的一生，看似平淡，但他一生却不平凡。他没有豪言壮语，但他润物无声，为佛教事业履职尽力；他没有惊天动地，但他默默耕耘，为三宝道场倾情奉献；他没有掀浪弄潮，但他潜心笃行，为培养僧材矢志不渝。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竺老幼年时，常常体弱多病，身体并不算好，但他能以九十三岁高龄辞世，也算是意想不到的奇迹。古语有云：仁者寿。竺老的高寿，与他常怀慈悲之心的胸襟是分不开的，也与他一生朴素的生活方式、朴实的行事风格、质朴的待人之道、谦和的处众风范有着极大的关系。

竺老辞世时，我曾以“门庭有托赴莲邦，手脚不乱返故乡。常念法乳失依止，空林月祭嘉陵江”的挽诗，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深深崇敬之情。

如今，十八年过去了，我对老人家的缅怀和感恩之情，越来越与日俱增。（宝光寺提供了相关照片，特此致谢！）

完

本文转自公众号"大势营造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