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和蔡京的关系(蔡襄和蔡京的关系 知乎)

四任宰相蔡京与蔡襄的关系 如何评价蔡京？

蔡京是北宋末年著名权相、书法家，字元长，北宋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岭人，生于公元1047年，去世于公元1126年。蔡京在历史上堪称为官者典范，其逐利而动的本事，让后世人叹为观止，太学生陈东称其为“六贼之首”。尽管他的政治生涯不是一路坦荡顺遂，也不是平步青云直上，但是经历几次欺负，仍然登上了高位，甚至先后四次任相，四起四落堪称古今第一人。

　　蔡京于熙宁三年高中进士之后，便被下派为地方官，后来出使辽国回来之后任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到了崇宁元年，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后又官至太师。蔡京掌权期间，兴花石纲之役；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这些法制，对于当时的老百姓危害极大。而他此人本身也贪权图利，且贪无止境，引得朝廷上下以及江湖百姓尽皆对其不满。权利越大之后，他甚至不将宋徽宗放在眼里，参加宴会也是执家人礼而不是臣子礼，引得宋徽宗对其越发不满。

　　大臣百姓以及帝王都对蔡京产生了不满，蔡京最后的结局自然不会太好。宋钦宗极为之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可笑的是，蔡京并不是死于水土不服、舟车劳顿亦或是疾病，而是“穷恶”而死。据说蔡京离京的时候，虽然金银珠宝装了满满一船，但是在前往岭南的途中，竟是没有一人卖蔡京一碗饭一尺布，蔡京就这样被饿死了。

　　蔡襄，北宋著名书法家，为宋朝权相蔡京的堂哥，生于公元1012年，去世于公元1067年，字君谟，谥“忠惠”，兴化人。蔡襄不仅仅是一位书法家，同时也在朝为官。蔡襄于天圣八年进士及第之后，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并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

　　蔡京与蔡襄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堂兄弟，一直以来围绕着两人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蔡襄代替蔡京成为了书法大家。

蔡襄与苏武、黄庭坚、米芾俊，共称为宋四家，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但是同时也有人提出说法，说原本宋四家中的蔡指的是蔡京，但是因为后人恶其名，于是便以蔡襄代之。

　　蔡襄取代蔡京的说法，实际上的确存在可能，宋四家排名“苏、黄、米、蔡”，蔡为最末，但是蔡襄比苏轼大25岁，属于父执，师长辈，应居四家之首，进居其末，可能本身就存在着问题。再加上当时“苏、黄、米”，都属于尚意派，开创新的一派，而蔡襄则是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为主流代表。将蔡襄与其他四人放在一起，的确存在着一些疑问。

　　虽然这种说法存在，也有说的通的地方，但这种说法是不是就是真实的事情，还需更多的史料证明。

　　蔡京无论是在宋朝，还是在后世其名声都不太好，当时宋朝民间流传着一首童谣：“打了桶，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桶指童贯，菜指蔡京，这么一首歌谣的出现，显见时人对其的不满。

　　《大宋宣和遗事》：“蔡京、蔡攸、童贯之徒，纵恣于上；高俅、杨戬、朱勔之党，朋邪于下”

　　王夫之：“奸人得君久，持其权而以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贻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济君之妄图；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李林甫、卢杞、秦桧皆是也。进用之始，即有以耸动其君，而视为社稷之臣；既用之，则信向而尊礼之；权势已归，君虽疑而不能动摇之以使退。”

　　梁启超：“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

蔡京、蔡襄书法谁优谁劣？人品也是衡量奸臣书法好坏重要因素！

宋朝著名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前面三位毋庸置疑，分别是大书法家、大文学家，写出《寒食帖》的苏轼；苏轼的弟子，《松风阁诗帖》的作者黄庭坚；狂妄不羁、人称“米颠”的米芾。

这三位书法家，是毋庸置疑的大书法家，实至名归。但是后面一个“蔡”到底指的的是谁现在仍然存在争论，一说是蔡京，一说是蔡襄。

而，蔡京之所以可能不在四大书法家之列的原因在于，蔡京是宋徽宗期间有名的奸臣，正是因为他，宋徽宗才会穷奢极欲，成为一名昏君的。所以在历史上，蔡京注定是背上骂名的人。至少以主流观点来看，的确如此。

但是，最近有人提出，蔡京书法并不在蔡襄之下，相比之下，反而更有味道。然而这个观点立刻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认为书品即人品，人品不好，书法也注定好不了。

关于这蔡京和蔡襄两位书法家书法水平的争论，足以让我们看到，在关乎艺术评价的问题上，人品和真实的艺术水准之间的关系，尚需要厘清。也就是说，在评判一个人书法水平好坏的关键因素上，人品到底要起多大作用，我们能够真正的撇开个人道德的因素，客观公正的去探求一个人的艺术水平呢？

这一点疑惑，无疑在对以蔡京为代表的，所谓“奸臣”书法的评价中具有典型意义，除了蔡京之外，和珅、严嵩、秦桧等著名“奸臣”的书法，也自然备受人们关注。

在这些奸臣书法身上，存在一个永远也躲避不开的问题，也是他们书法艺术难以真实衡量的关键，那就是他们的人品因素在其中起到的反作用。

我们仍然以蔡京、蔡襄为例，来看这样的一个困境如何在其中影响蔡京、蔡襄的书法。

在历史上，蔡京的所作所为，无疑让人们对他的这个人产生了厌恶，进而，对其书法也大加贬斥。但是，如果假设蔡京是一个历史上的平庸之辈，将它一生的历史污点抹去，不带有任何偏见和价值判断的去欣赏蔡京书法，他有可能比得过蔡襄吗？真实的艺术水平真的就低于蔡襄吗？

这样的假设让人感到诱惑有趣，但是这样的假设的一个前提就是不管书法评价体系还是艺术水准的真实衡量，都不会也不能以人品好坏作为标准。甚至在影响书法好坏的因素中，人品不应该作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一旦我们行程这样的观点，就无形当中肯定了艺术可以给恶人开绿灯，不管是臭名昭著的历史罪人，还是身败名裂的恶人，其艺术都应该与其他人平等对待，一同看待。

这样的逻辑，恐怕危险并且可怕。

首先，人品在艺术家的实践中中绝无可能是超然物外的，必然是影响艺术的最主要因素。

不管是中国古代的书著，还是历史上的艺术观点，书品和人品的关系不管有多么微妙，始终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而且，艺术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主观判断世界。如果一个书法家的人品不好，德行差，那么他的书法技巧再怎么好，也没有用。因为艺术水平的高低，其本身的判断就掺杂了很多主观方面的因素，即便是有理性逻辑思维的人，也应该清楚认识到，艺术评价所遵循的法则，除了考察艺术家的艺术技巧，更应该看他的理念和思想的高度。

一个带有“奸臣”身份和标签的人物，其书法思想和艺术气质很难有更好更高的突破。

所以，在书法艺术的评价中，人品和书品始终是不可拆解的双方，哪一方失衡，都无法让艺术保持原有的高度了。我们所奢求的客观、理性的分析，根本就不可能在艺术中实现。

这是一个自由的主观世界，任何在主观上对其不利的因素，都是艺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单纯的以客观标准来评判艺术的高低，恐怕在绚烂的色彩也会变成冷漠的黄沙。

这就是我们不能做到，也无需做到客观评价蔡京、蔡襄书法的原因吧。

蔡襄《持书帖》，恬淡婉美

蔡襄《持书帖》，纸本，行楷，纵27.2厘米，横57.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此帖是蔡襄至和三年（1056）初知福州所作，系致友人的一通尺牍，内容谈到自己当时身体状况欠佳。钤有“知颐印记”、“颐”，安歧诸朱文印记。此作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充分体现作者楷书端庄规矩，且恬淡婉美的韵致。

释文：襄启：数日前遣使持书棨戟之下，辄邀行舸光临弊境，计已通达当直，未审尊怀如何?惠然一来，殊为佳事。病躯不常得安，多缘饮食而致。山羊涩而无味，虽食不过三二两，鱼鳖每食便作腹疾，以此气力不强，日久必须习惯，今未凋适耳。蒙书并海物，多感多感! 谨奉手启上闻。不宣。襄上，宾客七兄执事。八月二十四日。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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