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一九八七属什么生肖)

半世漂泊，不负“十亿个掌声”：但愿人长久，何日君再来？

中华十五年，也就是一九二九年的夏天，赵素桂在黑龙江哈尔滨出生。

赵素桂祖籍山东东平，东平县的地界上有个东平湖，古时候又叫梁山泊。

赵素桂女士的父亲赵守业时任国民政府哈尔滨市邮政局局长，母亲赋闲在家。她跟随父母亲在哈尔滨生活了五年，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本人开进哈尔滨后，曾用数倍于其薪水的价钱拉拢赵守业，赵守业拒绝了。

赵家几口人辗转来到河南避难，赵素桂十五岁那年，在洛阳认识了邓枢。

△赵素桂与邓丽君

邓枢，字良岑，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人氏，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校址甘肃），十四期生（一说十一期生），时年二十六岁。

邓枢自幼父母双亡，随后跟着姑妈生活，十四岁时参加国民革命军，从此不愁吃穿。

邓枢与赵素桂，经赵素桂祖母的朋友介绍认识。见面时，赵素桂躲躲闪闪不知如何是好。订婚那天，母亲张氏对她说:“这个人是你未来的丈夫。”

两年后的一九四三年，邓赵二人结婚。当时，赵素桂正在西安的宋美龄育英学校读书，婚礼在洛阳举行，夫妻二人婚后则生活在西安。

一年后，小两口儿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取名“小狗”。此时的邓枢已经回到部队参加抗日。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赵素桂就往脸上摸土灰，扮成乡下老太太。

有一次，为了躲避轰炸，赵素桂带着孩子挤进满满都是人的防空洞。人们担心孩子的哭声引来日本兵，把她娘俩赶了出去。

刚过不久，日本军机把那个防空洞炸成了废墟。

赵素桂和“小狗”暂时活了下来，一路从华北到了西南讨生活。“小狗”长到十个月大，还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夭折。

赵素桂苍老了很多。后来，她打听到邓枢部队，夫妻相见时，邓枢差点没认出眼前的结发妻子。

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邓长安、邓长顺先后出生，“长安”取自西安旧称，“长顺”寓意生活顺利。

一九四九年九月，邓枢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跟随兵败的军队坐上从广东汕头出发的船只，东渡到了台湾。

途中，赵素桂晕船严重，水喝下去，又吐出来。船在基隆停靠后，赵素桂卧病不起，后来一家人到了台北有名的“温泉之乡”北投，在那的眷属军营里生活了两个月。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的专机机长衣复恩驾驶“中美号”，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载着离开了大陆。

后来，衣复恩曾说：“他坐在飞机上，一言不发。”

抵达台湾后，重新做了部署，邓枢被编为“后备军”驻守宜兰。

一九五一年，赵素桂在宜兰生下第三子，取名“长富”。

又过一年，邓枢升为中尉军衔。这时候，邓家人已经搬到了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居住。

田洋村，是台湾数百个“眷村”中的一个。

一九四六年，台湾人口约610万。

一九五〇年，这个数字激增至约745万。

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大陆到台湾的新住民。

在此背景下，用于安置军人及其家眷的“眷村”出现了，杨德昌、林青霞等艺人就都曾在眷村里生活过。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邓枢、赵素桂的第四个孩子出生，这次是个女孩。

邓枢为她取名“邓丽筠”。“丽筠”即为“美丽的青竹皮”。又过一年，丽筠有了胞弟邓长禧。

筠读“yún”，人们却慢慢叫成了“均”，多年后，邓丽筠取了个艺名，就叫邓丽君。

邓丽君还不满周岁的时候，邓枢由于工作调动，把家搬到了台东，后来又搬到屏东。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邓枢从部队退役，做起了摆面摊的生意。

生意不景气，赵素桂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卖面了。后来，邓家又开始卖馒头。

邓枢从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女儿“金鳞岂是池中物”。在他耳中，女儿的第一声啼哭都要比别的孩子嘹亮。

当时收音机流行放周璇的歌，邓丽君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哼唱。

赵素桂印象很深的是，女儿三岁那年，一个人跑去照相馆跟照相师傅说:“妈妈让我来照相。”可是赵素桂记得自己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幼稚园毕业典礼上，邓丽君作为代表发言，稿子读几遍就可以背下来。她个子小，够不着话筒，还要在脚底下垫上凳子。

邓丽君长到六岁，邓家又搬到了台北县芦洲。后来，邓丽君读芦洲国小了，邓枢的好友李成清经常来家里串门。李在军乐团里拉胡琴，他很喜欢邓丽君，教她唱歌。

八岁那年的一个雨天，邓丽君在院子里唱周璇的《缥缈歌》，正巧被路过的一位长者听到。

长者跑到邓丽君父母那里，非要收下这个小徒弟不可。

这位长者就是邓丽君的恩师常荫椿。

时间来到一九六三年，那时香港电懋与邵氏两家公司正打得火热。邵氏麾下的李翰祥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东南亚地区大受欢迎，力压电懋一筹。

黄梅调一时成风。邓丽君跟母亲去看了几次《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的曲子她就都会唱了。

常荫椿瞒着邓丽君的父亲，帮她报名参加了“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比赛。

起初，邓枢瞧不上唱歌比赛，直到邓丽君打败五十几名参赛选手，拿到冠军，这才大喜过望。

邓丽君演唱的正是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访英台》。后来徐小凤、张国荣等人都曾唱过这首黄梅调。

得奖后，邓丽君跟随李成清的“康乐队”四处演出，每场下来赚得五块十块，可以补贴家用。

当时的邓家，生活可以说是窘迫的。听说加入天主教可以领到面粉、大米，邓丽君就加入了教会。邓丽君的英文名“Teresa”，就是在教会取的。

家里偶尔做一顿红烧肉，两个大不了几岁的哥哥总是让给妹妹和弟弟吃。

兄妹几个也做过不少“大事”，有一次，邓丽君跟着哥哥去偷番石榴，赤着脚踩到碎玻璃，血流不止，打了破伤风，家人才心安。

邓枢疼爱自己的女儿，见她唱歌有天赋，就经常带她去河边吊嗓子，一直到邓丽君的演出和学业多了才作罢。

邓丽君的功课，国文尚好，算数很烂。好在老师看重她是个苗子，经常帮她补习功课。

一九六五年，邓丽君进入台北金陵女中读书。后来，林青霞也曾就读于此。

△林青霞

邓丽君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去歌厅唱歌，一场演出下来大概一两千新台币，与台北普通职员的月薪相仿。

学校后来发现了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邓丽君放弃学业，正式出道歌坛，同年发行了个人首张黑胶唱片《凤阳花鼓》。

这一年，她十四岁。

邓丽君进入歌坛后，受到宇宙唱片公司的重视，到一九六八年底，已经发行了八张个人唱片，模仿邓丽君的打扮和唱腔，在台湾成为时尚。

同年，邓丽君受邀参加了台湾当时唯一的歌唱节目《群星会》。第一次登台，邓丽君就忘词了，这件事情也让她终身难忘。

节目组考虑再三，还是续用了邓丽君。

后来，她成为《群星会》的常驻班底。节目的制作人慎芝后来回忆，当时觉得邓丽君是个爱吃零食的小姑娘，尤其爱吃辣。

慎芝会写词，曾与凤飞飞、甄妮、蔡琴等人合作。一九八七年，慎芝还为邓丽君创作了《我只在乎你》。

至于吃辣还不伤嗓子这个问题，邓丽君说自己是“得天独厚”。

参加《群星会》之后，邓丽君经左元宏推荐，为台湾第一部电视剧《晶晶》演唱了主题曲。

这部催泪的电视剧，让更多的台湾人记住了这个“娃娃天后”。

一九六九年，新加坡总统夫人游莎夫突然向邓丽君发出邀请，希望她到新加坡去演出。

邓丽君的新加坡之行，为自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而同时期的歌手，还在台湾本岛销量榜上追赶她。

让邓丽君感到好奇的是，东南亚的饭菜口味与台湾类似，了解到当地有很多福建侨民后才恍然大悟。

这一年的冬天，应白花油药厂董事长颜玉莹之邀，邓丽君到香港参加《华侨日报》发起的“白花油之夜”义卖活动。那一晚，她募到了5150元港币，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白花油皇后”。

这是香港人第一次现场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四年后的一九七三年，邓丽君当选香港十大歌星，同期获选的还有徐小凤。

一九七三年，香港发生了不少事情。功夫巨星李小龙去世，歌手罗文开始走红，谭咏麟加入温拿乐队。

也是在这一年，邓丽君决定赴日本发展。

此前，邓丽君已经离开破产的宇宙公司，签约“乐风唱片”，左元宏成为邓丽君的唱片制作人，为邓丽君创作《千言万语》。

七十年代初，与左宏元合作过的欧阳菲菲、翁倩玉已经双双在日本发展，欧阳菲菲还凭借《雨中徘徊》获得NHK新人奖。

左元宏的合作歌手，总与日本有缘，这或许是一个巧合。

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从欧阳菲菲身上看到华语歌手的潜力，派出专员到香港物色新星。邓丽君一下子就被相中了。

专员听完邓丽君的唱片说:“她是台湾的美空云雀。”

美空云雀，何许人也？

美空云雀，原名加藤和枝，一九三七年生于日本横滨，九岁登台，十三岁前往夏威夷公演，一生演唱歌曲超过一千四百首，去世后被授予日本平民最高荣誉“国民荣誉赏”。

△美空云雀

一九七三年，邓丽君在母亲赵素桂的陪同下到日本发展。

同年，她发行了个人在日本的第一张专辑《是今夜还是明天》。最终，印制的三万张唱片“没有卖完”，在销售排行榜上位列第七十五名。

初到日本的邓丽君吃不惯日本菜，体重一直在掉。她不陪赵素桂逛街，关起门来练歌。

赵素桂负责邓丽君的衣食起居，为她烧爱吃的中国菜，还请公司的工作人员做了邓丽君的日语老师。

邓丽君配得上“美空云雀”的称呼，是在一年之后。

△《空港》专辑封面

一九七四年，邓丽君发行《空港》，她放弃此前的创新，恢复了“邓式唱腔”。这张唱片的销量达到了八十万张，排名挤进前十五位。同年，邓丽君获得了日本唱片大赏“新人赏”。

日本唱片大赏，相当于中国的金唱片奖。

邓丽君曾承认，自己在日本的几年过得不如意，尽管她发行的唱片销量早已超过之前的欧阳菲菲等人。

自始至终，邓丽君都没有取日本艺名，还经常演唱《小城故事》等歌曲。

相比之下，邓丽君更看重香港，她邀请日本工作人员到香港为她筹备演唱会，地点选在铜锣湾的利舞台。

时期，利舞台主要用于表演粤剧。上世纪七十年代，无线电视台开始在这里举办“香港小姐”决赛。

这场演唱会，邓丽君没有酬劳。

之后几年，邓丽君在日本、香港频繁开演唱会，在台湾签约唱片公司，并将演唱会收入捐作慈善基金。

一九七七年开始，两年间邓丽君先后发行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又见炊烟》。

好景不长，一九七九年，“假护照事件”发生了。

从始至终，邓丽君一直坚称:“护照是真的，是我委托朋友办理的。”

事情要从那年的二月十三日说起。

当天，邓丽君乘坐“中华航空”班机从香港飞抵台湾，准备立即办理飞日本的手续时，发现当天飞日本的航班已经客满。

邓丽君可以选择在台北留宿一晚再去日本吗？

按照当时的规定，因为邓丽君的台湾护照在此前一个月内已经办理过一次过境，她不能再以过境的名义在台湾停留。

日本公司方面正等着她去录音，邓丽君无奈之下问机场工作人员:“可以使用外国护照办理过境吗？”

说着，她拿出了整个故事的主角，一本印尼护照。

工作人员以“护照上没有台湾签证”再次拒绝了她入境。

邓丽君，一个台湾人，就这样被迫从台北返回了香港，另做打算。

此事并未就此结束，相反是刚刚开始。

邓丽君在台北机场的遭遇，引起了记者们的注意，为了求证那本印尼护照的真实性，有人抄下护照号码，并给印尼“驻台湾代表处”打去了电话，称护照是伪造的。

十五日，印尼外交部紧急联系日本，将这一情况进行了通报。

十六日，已经身在日本的邓丽君，接受了日本会同印尼方面的询问。她承认了使用“印尼护照入境”，并表示对护照的真实性负责。

事关日本、台湾、印尼三方的关系，邓丽君又是知名歌星，谨慎考虑后，日本方面选择对邓丽君采取了“留置”措施。

所谓留置，限制人身自由是肯定的了。

那段时间的邓丽君经历了流泪到平静的过程，各路记者也在留置地点外观察事态进展。

二十二日，在邓丽君被留置一周以后，日本方面在与印尼方面调查核实后宣布:邓丽君所持护照及护照上的官方签字都是真的，但“取得程序不合法”。

二十四日，日本法务省裁决将邓丽君“驱逐出境”，一年内不得再次入境。

随后，邓丽君离开日本，直接赴美国读书。“假护照事件”就此结束。

邓丽君选择到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湾方面已经把她的行为定性为“背叛”。

到了美国以后，重新拾起未完成的学业，在洛杉矶做了两年学生。

五弟邓长禧当时也到了美国，他后来回忆，那段时间的邓丽君喜欢穿牛仔裤，看起来却一点也不普通。

有时候，她会独自在房间里默默流泪，邓长禧就撞到过一次。

传言，邓丽君的护照是一位富商朋友托关系办理的。直到最后，邓丽君都没有供出这位朋友是谁。

一九八〇年三月，邓丽君没有被遗忘，她获得了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女歌唱演员奖”。获得“最佳男合唱演员奖”的是刘文正。

△1981年，第16届的台湾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上，邓丽君、三毛和高凌风站在舞台上

邓丽君接受经纪人的建议，开始为复出做准备。随后的一段时间，她在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华人聚集的城市举办了多场演唱会。

同年，邓丽君又在香港利舞台开演唱会，并发行了个人首张粤语唱片《誓不两立》。

至于台湾这个伤心地，邓丽君曾说:“除非邀请，否则我不会再回去。”

一九八〇年，邓丽君受邀担任台湾金钟奖颁奖礼的主持，并到高雄等地进行《何日君再来》演出。

在台湾，她见到了分离多年的父亲邓枢，分外欣喜。

刚成名时，邓丽君就用赚来的钱给邓枢购置了新房、汽车和西装。等到后来邓枢患病时，邓丽君回家探望，第一句话就用山东方言问:“老邓，你这是咋咧？”

回家的感觉很亲切，邓丽君发现台北变化很大，而自己的新生活也即将到来。

一九八〇年，邓丽君发行了《何日君再来》，人和歌，名字里都有一个“君”字。

这首歌描述旧上海生活的歌曲，又在日本大受欢迎，曾遭遇过误解，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其实，《何日君再来》出自一九三九年的香港电影《孤岛天堂》，电影讲述的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故事。

△《孤岛天堂》

从《何日君再来》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邓丽君进入全盛时期。

一九八三年，邓丽君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唱十五场。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邓丽君连续三年获得日本有线大赏。

一九八六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全球范围的“七大女歌星”，邓丽君位列其中。

《甜蜜蜜》《小城故事》的词作者庄奴曾说:“只有一个邓丽君，以前不会有，以后也不会再有。”

庄奴、乔羽、黄霑被称为“华语词坛三杰”。

大陆的年轻人也很喜欢邓丽君，搞不到邓丽君的正版唱片，听翻录的带子也津津有味。后来，港台流行音乐正式引入大陆后，邓丽君依然是人们的最爱。

《甜蜜蜜》之所以很长时间内位居华语唱片销量榜首，大陆听众功不可没。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凌晨，邓丽君在新家坡刚过完自己三十二岁的生日，接到了一通远渡重洋的电话。

“什么，北京？”

当《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关键报上姓名，邓丽君很惊讶。她从未想过会有北京的记者给她打电话。

两人交谈甚欢，足足聊了五十三分钟，邓丽君在电话里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三、四年前我就听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有个美国记者报道了这件事，开始我半信半疑，后来，我在香港又碰到一些人，也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想这大概是真的吧。今天您能直接从北京打来电话，我很受鼓舞，感到非常高兴，心里很激动。我感激内地的青年朋友！”

邓丽君曾多次表示想到大陆演出，但她最终没有来到大陆。

央视第一次播放邓丽君的新闻，就是邓丽君的死讯。

一九九〇年，先是邓枢去世。邓丽君身在国外，因身体不适未能奔丧。

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乙亥年四月初九，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因哮喘病突发，医治无效去世，终年四十二岁。

但愿人长久，何日君再来。

部分参考资料：

《邓丽君画传》，师永刚 等著

《邓丽君全传》，师永刚 著

《环球人物》: 邓丽君逝世15周年祭：多名歌手翻唱其歌曲走红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姜捷 著

严歌苓散文：一天的断想

我回来了，从美国的秋天，澳洲的夏天，新加坡的春天，直接回到北京的冬天。结束了十个月的国外生活，或叫它访问、旅行、流浪都可以。

一切都跟着我回来了：创作时固有的生活习惯、生命状态、生物钟点。我的早晨是许多人的半夜。

很冷，暖气要在半小时后才会来。长久以来我就是这么一个地道的笨鸟，除了头一个飞出林子别无指望。第一件事是关掉电话铃，到午饭前，无论火警匪警我都是浑然。我在十几平米的空间踱步，像那种不得不长途跋涉去上班的人，还像一头心事重重、尽量拖延不肯上套的驴。我极怕坐到那把椅子上，极怕拾起那支笔，就像多年前，我摸黑起床，匆忙梳洗，进了练功房却极怕换上舞鞋，极怕把腿搁上把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笔，一旦穿上舞鞋，我就会把自己倾榨到再也写不出一个字，再也抡不动一下腿。

有时会鄙夷地问自己，这样惨淡经营地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父母，不理朋友，不收拾房间，不做饭，不听音乐，不去领免费但需排大半天队的军用罐头呢？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该写信了，该洗衣服了，该吃顿像样的饭了。

同时又懊悔得要命：在镜子前多站了几次；晚饭吃掉一小时，因为在会堂与人陷入了一个兴奋的话题；本来只看新闻却顺势看了个挺恶心的电视剧；原想学“托福”结果捧了本英文小说直读到睡觉。精打细算的一天时间全砸了，这个人貌似勤奋刻苦却仍是个浑浑噩噩的东西。每时每刻我都对自己有这样多的不满，搞得本来就孤家寡人的自己都很难与自己相处。

有人曾经跑来对我说：你呀，你知道你怎么回事吗？”他犹豫着，一面判断我是否吃得消他下面的话，“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太想出名！”

“对极了！”我立刻说。这倒使他意外了，使他的话一下子没了揭露性。接着我告诉他我从四岁就醉心功名。那时我的母亲常带我去参加一周一度的诗歌会，那是个云集着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当一个著名诗人上场时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笑都显得可怜巴巴，每个人明明在捧场却都含着微量的敌意。当时我想，当一个大名人多么好啊，起码比当我父亲这样的中流名人要省力，因为一个中流名人暗里追求成功，明里却得追求淡泊，必须掌握大量哲理，摆出大量姿态，向自己和向别人否定这个追求，最终剩下的精力和时间只够让他位居中流。

一个美国青年对我说：“今天我之所以活着，就是因为明天我有可能成功，这些成功的可能性里包括我被竞选为总统。”一个台湾少妇告诉我：“为了做一个最成功的太太，有时我都累得没有命了！”一个新加坡华人说：“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无数个人成功相加起来的。”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们始终被教育着去尽量忽略个人成功，但面对着无论是相同人种还是不同人种，我都生怕讲不清。

写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件太偶然的事。编辑马马虎虎地约稿，我就嘻嘻哈哈答应了。但我心里却是十分当真的。至今我仍对任何编辑的约稿感到受宠若惊，包括那挡毫无诚意的。我所说的偶然，就是我恰恰又碰上了一位比我更把这事当真的编辑，他的马马虎虎和我的嘻嘻哈哈不过都是存心给自己留余地、留退路。这样我才认真干起来。什么事都是在你不知怎么干时干得特别顺手，三个月时间我就完成了《绿血》三十万字的初稿。这速度快得简直让我难为情。

我断定再甭想从自己脑子里榨出一个字的时候，才从椅子上站起来。什么都凉了，手、脚、血液，包括胸前绑着的大热水袋。虽然我把日历、钟表一律翻成背向我，但我仍清楚地知道这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午饭时间。

钱和时间在这年头都极不禁花，但钱好歹还能储蓄。有时我甚至想，失眠就让它失吧，不必花许多时间跑卫生所，花许多时间说服医生开给我大剂量的安眠药。把失眠的时间用来读书没准倒读出个学者来了。但别人不同意，我的亲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许这个人在人人皆睡的时间独她醒着，所以我还是去睡。先是仔细地睡，再是努力地睡，最后是歇斯底里地睡，直睡到倦意全无，大汗淋漓。一次最长的失眠是三十四个通宵，当我硬撑着坐到稿纸前时，不得不承认脑子已接近一个白痴。这时，眼泪哗哗地在我脸上流，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非但不能做一个成功的作家，我恐怕连个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当我把长篇小说稿扛到编辑面前时，只字不提我的失眠，以及由失眠引起的种种病症，诸如突发性头痛，它痛得让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临盆时的阵痛，痛得真像有什么东西要从中娩出似的。交稿后，我一连许多天不敢见编辑，我又是失眠又是头痛地写掉了偌大一摞稿笺，若不成，我只有自杀去了。幸而它们都成了。之后，有人向我谈起我的小说文字之流畅，结构之整体，什么一气呵成之类的话时，我就在心里说：“天晓得！”

我的午饭通常是苏打饼干、牛奶，阔的时候吃点水果。不能吃饱，吃个太饱午饭的恶劣后果是个大长午觉。失眠人往往在没希望睡的时候闹瞌睡。在美国时有人问我：“我在大陆看见许多办公室里放着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那多半是午觉设备。他想了一会儿说：“你们什么时候把床从办公室搬出去，你们就有希望了。”

我总是在午饭时间打开电话铃。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电话里传出一个怪极了的声音：“你是女作家严歌苓吗？”

我说是。心想这人有什么病。他说他是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的，看了《中国日报》上介绍我的文章对我很感兴趣，并问我对美国感不感兴趣。我说当然。“那么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到美国访问。”

接下去，这个讲中国话的美国人问我想见哪些美国作家，我一口气讲出几个估计都健在的，但心里想，我想见谁得看谁想见我。等我挂上电话，发现十个手指尖都在打战。我除了对自己的坚韧自信之外，对我所具奋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自信过。我从不结交朋友，因为我相信自己毫无社交魅力；我喜好穿着，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够漂亮；我从不把小说推荐给任何人，那是我认为它们全是些辜负我的东西。我没有自信，因此我远不能潇洒地、泰然地对待这样一个消息的降临。连续几天，我激动得什么也做不了，并且不想与任何人讲话。十九岁那年，当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时，也兴奋得闷声不响了好几日，除了偶然向着一片空虚傻笑一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安分了，不再想老老实实做个舞蹈演员，不再从早到晚穿着一双肮脏的舞鞋，毫无指望地蹦啊蹦，我瞄准了，或许有另一种成功的可能，一个大的转折或许就在前面等着我。

直到我到了美国，我想见的大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没见着时，我才进一步明白，在我的祖国和这个国家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在我与他们之间更没有平等可言。因此我把这次访问看成自己某种意义、某种程度的成功，实在有些可怜。

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的人。我想我们十多亿之众的国家并不缺少平凡者，不必再向人人提倡平凡。战国时的大夫们，若三个月闲居，主张和思想不被采纳，自己不被任用，就有同僚来安慰他了，他也就耻于继续默默无闻地待在这个国家，而是驱车出走，到别国寻求重视。看来追求平凡也并非我们民族世袭的美德。

第三部长篇《雌性的草地》，我写得极苦，这是个地道的“怪胎”，连修改都很难找到地方下手。它害得我写坏了脾气、胃口，以及与母亲的关系。母亲是在我的开导下和父亲离婚的，父亲是在我的支持下得到感情上的解放的。我通常是以又长又频繁的信来安慰感情上有伤的母亲，而这次却长达三个月我没给她一封像样的信。甚至她提出要来看我，也被我硬着心拒绝了。在这部小说里我为自己设计的难度，使我无力再顾及别的什么，连去美国的访问都变得不重要起来，访问日期被我几次申请推迟。看见妈妈信上写：“年轻时，我以为丈夫需要我；年老了，我又总以为女儿会需要我，实际上，我始终在自作多情。”我为这些词句流泪，心里既烦恼又委屈。

当我从国外回来，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人把这归结为聪明。我却说：“聪明是顶靠不住的东西。”我真的这样想，一个人最优越的素质是顽强、坚韧。只有顽强坚韧将如数报偿你所付出的一切：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

记得有次我饿极了却找不出东西吃，就喝两包板蓝根。一时想起韩愈说的“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但愿我之辛苦不被人斥成活该；但愿有一日无数成功的个体相加成一个成功的民族。

天暗下来了。我也想歇下来，不阅读，不看英语，不做任何正儿八经的思考。想找谁聊聊天，想让谁用些散淡的话题来按摩一下我紧张得抽了筋的思维。然而我打消了这念头，因为在我需要别人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别人需要我的时候。日子真的是很苦。我可以永远吃苦，但我不可能永远年轻……

一九八七年18000元成交的“白发魔石”，专家：本是活物

作为奇石爱好者，很多人在早期的石展中都见过这么一方奇石：石头上长着浓密的“白发”，短的有5cm，最长的“白发”有10cm。最神奇的是据这方奇石的主人讲，这块“白发魔石”上的毛发一直在生长。这块奇石在前些年全国奇石展览会上也是大放异彩，屡次夺奖，但后来却在奇石展上消失了。那么这块奇石究竟是怎么来的？石头上的“白发”真的能自动生长吗？这些“白发”是真的头发吗？这块奇石最终去了哪里？

白发魔石

故事要从1987年说起，奇石爱好者田恩宏到青岛崂山出差，他有天在海边闲转时碰到一个卖石头的老人。吸引他的是这个老人面前摆的这块石头，远看就像一个巨大的猴头菇，唯一不同的是猴头菇是金黄色的，而这个是白色的。经过和卖石老人交谈得知，老人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石头，这是他在海边无意发现的，觉得稀奇就带了回来。田恩宏对这个奇石爱不释手，但也有些怀疑这些白色的毛发是不是用胶水粘在石头上故弄玄虚，于是转身离去。

白发魔石

离开后田恩宏并没有回宾馆，而是去买了一个放大镜，第二天他又来到卖石老人跟前。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这些“白发”都是自然生长在石头上的，“发根”有一个个小黑点，确定是天然奇石后他开始跟老人讨价还价。卖石老人看他二次来到，知道他是真心喜欢这个石头，直接开价4万元。要知道当时的4万元可是天价啊，普通工人当时的月工资才是70元。田恩宏经过一番软磨硬蹭最终说好1.8万元成交，但是田恩宏身上并没有这么多钱，就给老人先交了一部分定金，回去想方设法凑齐了钱才算把石头拿到手。

白发魔石

田恩宏回到家后，妻子得知他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买了一个“破石头”，自然很不开心，然而事已至此，吵闹了几天也就由他去了。田恩宏小心翼翼地把石头摆到书房，整日把玩，但令他始终不明白的是，这石头上的“白发”究竟是什么东西。后来多次参加全国石展，也屡次获奖但遇到买家说什么也不卖，因为他想弄明白这个“白发魔石”的奥秘。刚拿回家的时候，这个石头上的"白发”还软软的，很柔顺富有弹性，后来无意发现这个石头上的“白发”还在生长，而且是中空的，点燃一头，烟会从另一头冒出来。

白发魔石

没想到三年后这个“白发魔石”上面的“白发”不再生长了，这更激发了天恩红的探秘欲望。经过十几年奔波，却没有一个鉴定机构能给出明确说法。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朋友推荐他拿到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去试试。2005年10月经过专家们仔细取样研究，查询了世界上各种动物的有关文献，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这块石头很普通，但上面的“白发”却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这种动物叫多管直板头盘虫，是一种新发现的海洋生物，常附着在石头上和贝壳上生存。前几年之所以生长是因为石头上的水分还在，到后来石头上的水分和养分不够了，就停止了生长。

白发魔石

“白发魔石”的秘密解开了，虽说在民间没有多少收藏价值，但这种新物种还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专家的劝说下，2005年11月田恩宏把这个“白发魔石”捐献给了中科院研究所。头盘虫是一种管状的古老生物，以海洋微生物为食，也就是大家看到的一根根“白发”。这块奇石目前是海洋研究所的馆藏标本，一个奇石爱好者无意揭开了一个新物种，也算是对我国的海洋研究做出了贡献。如果您常在海边捡石头，也许有一天也能捡到“白发魔石”。我是石痴惠子，弘扬我国奇石玉石文化，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请留意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