媛五笔怎么打字(梓五笔怎么打字五笔字)

程序员：我们就是在改变世界

《黑客帝国》在虚拟世界中，安德森表面上是一位普通的软件工程师，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可是作为化名尼奥的黑客，他对这个虚拟世界的秩序心怀不满，经常攻击电脑网络，并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感到怀疑，开始追问什么是Matrix。保卫虚拟世界的警察逮捕了安德森，并要逼迫他协助警察追捕反抗首领默菲斯。

雷布斯

pony ma

牛仔裤、格子衬衫、运动鞋和双肩包——如果把这四个词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似乎不用描述长相，大家就对他的职业有了猜测——八成是个程序员吧?

这个被笑称“月入五万过成月入五千样子”的群体，以“收入高”、“脑回路简单”、“一成不变”等标签在江湖上留下诸多传说。他们会在十年间只用同一个品牌的电子产品，也能在“双11”的诱惑面前不为所动。他们可以凭自己一双手写出的代码吸引来创业公司的前两轮融资，也会骄傲地说，“我们就是在改变世界”。

前不久，全球首届程序员节在西安举办。活动评选出十位“功勋程序员”。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求伯君、王码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涛思数据TBase创始人陶建辉、旷世科技创始人兼CEO印奇等都被授予该荣誉。

王永民第一个发言。他穿着一件白衬衫，下摆翘起一角，水洗蓝的夹克外挂着刚刚领到的奖牌。戴着标志性的黑色方框眼镜，王永民声音洪亮：他排第一名，是按照大小个顺序排的。他举着麦克，高声建议：“程序员不要急于出名，出了大名就干不明白活。”

陶建辉曾创立过专注于母婴行业的智能硬件公司快乐妈咪。他给出了“程序员到底能干到多少岁”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到80岁。陶建辉过去一年写了四万余个代码，在来西安的飞机上，他还写了几百个。2007年春天，他在家里整整写了十天代码。在儿子击剑比赛现场，陶建辉也打开电脑，边看比赛，边写代码。这也是他曾拥有的三个创业公司的源头：全靠他手中的代码，拉来了天使轮和A轮融资。

1993年，陶建辉的姐姐想买一款财务软件，当时需要花2000元。陶建辉说，“这2000元你给我算了，我给你开发一个”。时至今日，姐姐仍然在用这款软件。姐姐问陶建辉：“你49岁的人了，还写什么程序？”陶建辉说，“我们长沙人，吃完饭就是麻将和泡脚，对我来说，写程序就是打麻将、就是泡脚，为什么不能干到80岁呢？”

“计算机是个挺直接的科学，如果你写的是简洁、直接、对的代码，它就会给出你希望的程序。如果你做得足够好，结果一定是你所期望的。”在加拿大做程序员的张静说。

张静公司里有一些工作十年以上的资深程序员，不论他们到哪个组，都可以迅速上手，并帮助工作经验较少的新人解决问题。他们当中，有人已经四五十岁，思维依旧跟得上时代的最前沿。

在北京一家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做架构师的杨同禹（化名）说，国内对程序员有一定的年龄歧视，认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不适合做程序员。

杨同禹说，之所以国外对程序员的年龄歧视弱于国内，是因为国外软件行业起步较早，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步，到现在四五十岁的程序员很常见。而国内行业发展较晚，四五十岁的程序员和雷军是一个时代，如果仍然在技术岗位上，不少人会质疑，“为什么没做管理工作，为什么不是总监？”

但杨同禹认为，年龄并不能决定水平，程序员的水平完全取决于是否在持续学习。甚至，出身对这个职业都并不重要。程序员工作能做多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我在小米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以前是学中文的，之后对计算机很感兴趣，后来就自学做了程序员，现在在他的位置上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刚刚过去的“双11”，杨同禹没有购买一件商品。他坦言，自己有“消费焦虑”。

“买电子产品我从来不纠结，因为它价格很透明，真伪也很容易辨别。但是家电、服装价格都不透明，我获得不了全面的信息，无法准确评估它的价值。做消费决定时，我就会很焦虑。”杨同禹说。

在互联网公司做公关的宋丽亚是程序员“家属”。她的男朋友是程序员，也是她心目中“最适合过日子”的群体。

适合过日子并不等同于缩手缩脚。她的男朋友舍得为家里和自己添置科技产品，加湿器、空气净化器都是挑品质最好的买。刚刚过去的双11，他又购入了戴森的吸尘器。“要是没有我在的话，他可能会买一整套戴森的产品。”

同时，宋立亚的男朋友完全不重视穿衣打扮。优衣库的同款裤子他买了好几条，几双耐克的鞋子虽然不是同款，却很难看出差别。

宋丽亚发现，程序员的乐趣来自技术本身。她参加过两次程序员间的“技术型家庭聚会”，往往由购置了科技产品的程序员发起，招呼大家一起来家里体验。前不久，一个程序员花了两万多元，买了一台oculusVR设备，招呼大家去家里玩。当天的全部主题就是讨论这个产品，体验里面的游戏和绘画等功能。

“我觉得自己被他们影响了不少，自己也有点‘极客’（geek）了。”宋丽亚说。

从前的她是颜值经济消费者，买东西重视美观程度和性价比，现在她更愿意去体验最新的技术产品。以前，她一直想给客厅添置个大电视，现在更想买无线投影机。虽然大电视的价格已经十分亲民，但宋丽亚说，投影机使用起来很方便，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是值得花钱的，是对（制造者的）一种支持”。

宋丽亚的男友慢慢教会了她写代码，他们一起写了一页自己的博客代码。这让她加深了对男友的理解，也体会到用代码解决实际问题的喜悦。她说，以后生小孩，从小就会让孩子学编程，开发智力，培养创造力。

旷世科技创始人兼CEO印奇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身边的很多程序员，以这个事业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部分。在如何享受生活、如何提高生活质量方面，花的精力有限。一些已经做父母的程序员，会从小就给孩子培养机器人、AI方面的知识。印奇说，这些知识在未来应该像识字、读唐诗一样，成为启蒙式教育。

Ada Lovelace伯爵夫人

女程序媛侧脸杀

从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位程序员Ada Lovelace伯爵夫人，到目前最年长的iOS码农、被苹果公司CEO库克请上开发者大会的82岁日本奶奶若宫雅子(Masako Wakamiya)，女性程序员一直是程序员队伍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静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在加拿大工作后发现，女性程序员只可能在一开始进组时稍微受到一点青睐，之后全凭本事，不会因为是女性程序员就被同事降低要求。而她身边最优秀的程序员，很多都是女性。

张静的正职是一名程序员，在业余时间，她是美妆博主“一匹英俊的小马”，在新浪微博上拥有近30万粉丝。她早期发布的美妆产品照片，不少都是以编程书籍内页为背景。她开玩笑说，做程序员的过程是一个骗局，“我一直以为这个行业里面长得好看的人很少才学这个的，等我真正学了之后发现长得好看的人各行各业都有。”

“一堆大老爷们儿天天在一起干活，也没必要捯饬自己。但就我自己一个女生，我还是得有点追求，不然就跟他们一样了。”在一家外企做java开发工程师的秦艳霞是组里十几名成员中唯一的一名女性程序员，社会上“黑”程序员的梗，她张嘴就来。

“程序员没有男/女朋友这个梗，是不会过时的，主要因为他们没时间，公司里遇到的女生也少。”秦艳霞说，如果她和程序员谈恋爱，首要要求就是男朋友的IT技术要比她强，不然bug来了呼叫谁呢？但秦艳霞紧接着说：“我这么忙，哪里有时间去谈恋爱。”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秦艳霞的两位同事没花一分钱，还有一个给自己花了600块钱。大家都说，这位同事出血了，因为在平日，除了房租，他每个月的开销大约是一千多块钱，主要花在通勤和跟同事聚餐上。T恤、牛仔裤、双肩包和舒适的鞋子，毫无疑问占领了组里同事穿搭的绝对优势地位。

“作为女生，同事给我的关照可能会多些。一个简单的操作，如果是男生去问，在忙的同事可能会让他自己解决，如果是我问，态度就有些不同。”这正是秦艳霞想要的——在知名外企里，学更多技能，让自己进步，赚更多钱。

研究生毕业时，秦艳霞的不少同学都签了北京的国企，户口、稳定的工作环境似乎是不少人的首选。秦艳霞不确定是否要留在北京，于是选择了夯实编程这项世界通用语言。

早上十点上班，晚上八点半下班，这是秦艳霞正常的工作时间。项目偶尔要加班，最晚的一次，她十二点才走出公司。这让她拥有无比规律的作息，充实而满意的工作状态，和几乎没什么存在感的私人生活。“工作以后，没有六点半前下过班。踩着夕阳下班这种感觉是没有的。回到家也是一个人，早点晚点都一样的。”

每天吃完晚饭，秦艳霞和同事会在公司附近溜一圈，这是她们的社交时间。其余忙手头工作的时候，她们几乎没什么交流。社交时间的一大部分，都被他们用来讨论股票、房市——这是组里好几位同事最爱聊的话题。

秦艳霞的同事王吉鑫说，在他们公司所有的程序员中，女性凤毛麟角，所以任何一个组有女性程序员，都会笑称自己“高人一等”。

“程序员分类，要看怎么分。分两类的话，那就是程序猿和程序媛。”王吉鑫说。

王吉鑫坦言，抛开一些行业内部和社会上的玩笑，女程序员绝对不是能力低的代名词。“决定编程能力的又不是性别和年龄，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被同班女同学在编程比赛中虐过，（她）用时少，正确率高，还能解比较难的题。”

前不久，《程序员爸爸买的房，我来考成学区房》一文在网上得到广泛传播，作者提出，昌平二中中考成绩优异的原因，正是西二旗IT公司密集，而程序员一代的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将中考分数抬高。

对此，杨同禹认真地说：“我不认为一个群体的智力水平比另一个群体高很多，从统计意义上这不太现实。我在学校也见过天才，但天才那个群体和我们的群体比较，我不觉得会有那么大的差异。”杨同禹说，更可能的原因是，程序员在学习上投入的比较多，也愿意在教育上投放精力，可能孩子的成绩会有一些优势。

智商高、收入高，这是在程序员传说的单调生活外，最令人艳羡的两大传说。

事实上，如果用一线城市房价做参照的话，中国程序员无疑是越来越穷了。

杨同禹已经做了8年程序员。2005年本科毕业后，他的一些同学以6~8千的薪资担任程序员。当年，北京华清嘉园的房价不到一万块钱一平米。程序员一个多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平米房子。也就是说，当年的薪资水平相当于现在月薪八九万的水平。

但杨同禹特别指出，程序员的工资虽然没有在十年内涨十倍，但涨幅也超过了很多行业，绝对算是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行业之一。

“雷军那批人应该算中国第一代程序员了，他们那时候机会特别多。”杨同禹前不久刚为公司面试了不少90后的应届毕业生，他发现，和80后那一代程序员毕业后第一选择是外企、IT不同的是，现在很多毕业生的首选是国内一线IT公司、创业公司。“这是时代决定的。”

杨同禹说，业界地位是靠多年的持续投入，例如微软和苹果，已经在操作系统领域深耕多年。这是一个投资周期比较长、进项慢的行为，但由于中国有了阿里、腾讯等独角兽企业，在一些开源社区，中国程序员参与的比重和话语权越来越大，业界地位也逐渐提高。

“程序员在用软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AI，极大程度地改变世界。”杨同禹顿了一下，补充道：“可以说，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行业。”

“三十年前，中国老百姓听点儿消息怎么听啊？电台报纸电视台，现在信息流动速度极大加快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极大降低了。因为信息技术领域有了巨大的进步，所以改变了媒体这个行业。”这是杨同禹随口举出的一个例子。

敲代码的时候，会有和世界相连接的感觉吗？

“在开源社区做了一点贡献，被全世界其他程序员使用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改变世界的感觉。”

游戏体验课

佛媛病媛菜媛？今天你是什么媛

去年“上海名媛团”拼单炫富事件被曝光，所谓名媛群堪称是一个升级版的拼多多群，三人拼一条丝袜，六人拼一份下午茶。“名媛”二字迅速成为全网热搜，不断被人诟病。

如今一年过去了，各种“名媛”仍然层出不穷，令人咋舌。比如最近出现了“佛媛”、“病媛”，甚至“菜媛”！不论是哪种“媛”，都为了博眼球、赚流量。为了走红网络，她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佛媛佛媛，顾名思义专指那些穿着佛衣礼佛信佛的所谓名媛。她们穿着素衣却妆容精致，到庙里吃几顿素斋，拍几张照片，然后再配上从网上抄来的几句佛经，就把自己凹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成功吸引大量粉丝关注。真的被这些所谓“佛媛”狠狠震惊到了，她们的文案句句不离佛语，照片张张不离世俗。她们让我明白了“行行都能出名媛”，连佛门清净地都能成为她们手中的工具！然而这一切行为与“佛教”文化没有丝毫关系，而是一种新型的流量收割方式，在这些佛媛眼中，这是一种轻松、快速、高效的敛财手段。

病媛佛媛之后，随之出现了病媛，就是一些女网红们穿着病号服，化着精致的妆容，气色甜美地躺在医院病床上。她们声称自己得了癌症刚做完手术，然后却大肆卖起了各类不知名的保健品。事实上，有哪个真正身患绝症的病人还能拥有如此好的状态，把病房布置得如此雅致，还能开心地对着镜头比起剪刀手？简直双商掉线，也严重侮辱群众的智商！

菜媛最近，短视频平台又被“菜媛”刷屏了。起因是奢侈品牌Prada在上海跨界开起了菜市场，品牌本就自带热度，一开业自然就引来了众多慕名而来的人群，她们纷纷拍照打卡，抖音、微博、朋友圈各种晒。

其实，这家菜市所卖之物也很普通，蔬菜瓜果都跟寻常菜市场出售的差不多，却为何吸引了一众网红前来打卡呢？原来这里的蔬菜在卖出以后，会用一个印有醒目品牌logo的包装纸进行打包，而且只要购买金额达到20元还送品牌购物袋。所以，这些来拍照打卡的网红们，大多是为了那层包装而来，至于蔬菜水果这些寻常人家的每日必需品，在她们眼中却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于是，一群群女孩子冲向这个菜市场，其中很多小姐姐还特意打扮得非常时尚，做了美甲，画好浓妆，甚至还带了灯光师和摄影师，一进入就开始各种凹造型，一边拍一边发视频、发朋友圈。更奇葩的是，一个小姐姐在店里买了一把芹菜，拍完照后就直接把刚买的菜丢进了路边停放的垃圾车里，这一幕让正在扫地的环卫工人震惊了。视频被传到网上，无数网友气炸了，被这种浪费粮食，爱慕虚荣的行为，气到“口吐芬芳”。粮食问题，其实一直是我们国家的一大软肋，很多人对粮食的印象仅停留在袁隆平老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上。确实水稻产量的大幅提升解决了我们吃饭的问题，但事实的残酷却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根据我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咱们中国人的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这就是说我们只用了别人一半都不到的土地面积在种粮食，在养活14亿人口！很明显，这些人平时不买菜，不做饭，根本就不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而我们真正过生活的人，是绝对不会把好好的新鲜蔬菜直接扔掉的。我们这个拥有着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吃饭问题是关系到民生的重中之重。民以食为天，这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大事。

青春有你

这起菜媛事件不禁让我想到了今年5月发生的“倒奶追星”事件。当时网络上有个很火的综艺节目《青春有你》，粉丝们为了给自己喜欢的明星爱豆打榜投票，倾尽钱财购买数以万计的牛奶。然后又雇人将所购牛奶倒入水沟，只为留下印有投票二维码的瓶盖，好给明星打榜助威。这样的做法当时也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谴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相关规定，反食品浪费不仅是全民共识，更是公民的法定义务。而这种大张旗鼓的浪费，奢侈无度的挥霍，不仅站在公序良俗的对立面，更严重误导了青少年成长，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希望这些艺人们真正做出表率，作为真善美的传播者，把正确的价值观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引导人们积极向上。不要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充斥着我们美好的生活。

青春有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娱乐圈连续出现的“饭圈”乱象，追逐“流量至上”的不良行为，严重误导着当代青少年。据报道，现在很多小学生的理想非常出人意表：我想当网红！有调查研究显示54%的95后最向往的职业是网红、主播。有近80%的小学生长大后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网红！网络经济时代，刷短视频成了大家最喜闻乐见的消遣。靠着短视频、直播迅速崛起的网红，也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开花。但网红的生命周期往往非常短暂，像最初一代的网红芙蓉姐姐，早已销声匿迹，淹没人海。然而，从《超级演说家》走出的励志女孩刘媛媛，《奇葩说》金句大王傅首尔却带给人们正向的价值观，堪称人间的一股清流。

她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成功向世人证明了读书才是改变命运最正确的方法。唯有发愤图强，用知识改变命运才能真正成为人生赢家。董卿曾说:外表的美是短暂的，唯有用知识和涵养修饰才能美丽一生。确实，那些“佛媛”“病媛”“菜媛”都是一个个如花似玉，风姿绰约的妙龄女子，但一个女孩子真正的美，应该是健康且富有活力，优雅且睿智，脸上洋溢着热情，灵魂散发着书香。杨澜也这样说过:女人的美不在皮囊，而在于脸上积淀的自信。容颜终会老去，但脸上的自信，却会让人始终神采飞扬。一个人的外貌可以通过穿衣打扮来改变，但唯独气质是很难改变的。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常读书的女人，她们的气质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和魅力，是普通人用再多华丽的衣裳也无法比拟的。女孩子们，只有当我们手里有书，包里有钱，才是最有底气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长期阅读习惯，因为阅读对一个人的气质提升，真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更需要知道，今天你吃的苦、受的累、读的书，终有一天都会成为你前行路上的垫脚石。

程序员不要急于出名，出了大名就干不明白活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牛仔裤、格子衬衫、运动鞋和双肩包——如果把这四个词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似乎不用描述长相，大家就对他的职业有了猜测——八成是个程序员吧?

这个被笑称“月入五万过成月入五千样子”的群体，以“收入高”、“脑回路简单”、“一成不变”等标签在江湖上留下诸多传说。他们会在十年间只用同一个品牌的电子产品，也能在“双11”的诱惑面前不为所动。他们可以凭自己一双手写出的代码吸引来创业公司的前两轮融资，也会骄傲地说，“我们就是在改变世界”。

能干到80岁的职业

前不久，全球首届程序员节在西安举办。活动评选出十位“功勋程序员”。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求伯君、王码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涛思数据TBase创始人陶建辉、旷世科技创始人兼CEO印奇等都被授予该荣誉。

王永民第一个发言。他穿着一件白衬衫，下摆翘起一角，水洗蓝的夹克外挂着刚刚领到的奖牌。戴着标志性的黑色方框眼镜，王永民声音洪亮：他排第一名，是按照大小个顺序排的。他举着麦克，高声建议：“程序员不要急于出名，出了大名就干不明白活。”

陶建辉曾创立过专注于母婴行业的智能硬件公司快乐妈咪。他给出了“程序员到底能干到多少岁”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到80岁。陶建辉过去一年写了四万余个代码，在来西安的飞机上，他还写了几百个。2007年春天，他在家里整整写了十天代码。在儿子击剑比赛现场，陶建辉也打开电脑，边看比赛，边写代码。这也是他曾拥有的三个创业公司的源头：全靠他手中的代码，拉来了天使轮和A轮融资。

1993年，陶建辉的姐姐想买一款财务软件，当时需要花2000元。陶建辉说，“这2000元你给我算了，我给你开发一个”。时至今日，姐姐仍然在用这款软件。姐姐问陶建辉：“你49岁的人了，还写什么程序？”陶建辉说，“我们长沙人，吃完饭就是麻将和泡脚，对我来说，写程序就是打麻将、就是泡脚，为什么不能干到80岁呢？”

“计算机是个挺直接的科学，如果你写的是简洁、直接、对的代码，它就会给出你希望的程序。如果你做得足够好，结果一定是你所期望的。”在加拿大做程序员的张静说。

张静公司里有一些工作十年以上的资深程序员，不论他们到哪个组，都可以迅速上手，并帮助工作经验较少的新人解决问题。他们当中，有人已经四五十岁，思维依旧跟得上时代的最前沿。

在北京一家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做架构师的杨同禹（化名）说，国内对程序员有一定的年龄歧视，认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不适合做程序员。

杨同禹说，之所以国外对程序员的年龄歧视弱于国内，是因为国外软件行业起步较早，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步，到现在四五十岁的程序员很常见。而国内行业发展较晚，四五十岁的程序员和雷军是一个时代，如果仍然在技术岗位上，不少人会质疑，“为什么没做管理工作，为什么不是总监？”

但杨同禹认为，年龄并不能决定水平，程序员的水平完全取决于是否在持续学习。甚至，出身对这个职业都并不重要。程序员工作能做多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我在小米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以前是学中文的，之后对计算机很感兴趣，后来就自学做了程序员，现在在他的位置上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最适合过日子的人

刚刚过去的“双11”，杨同禹没有购买一件商品。他坦言，自己有“消费焦虑”。

“买电子产品我从来不纠结，因为它价格很透明，真伪也很容易辨别。但是家电、服装价格都不透明，我获得不了全面的信息，无法准确评估它的价值。做消费决定时，我就会很焦虑。”杨同禹说。

在互联网公司做公关的宋丽亚是程序员“家属”。她的男朋友是程序员，也是她心目中“最适合过日子”的群体。

适合过日子并不等同于缩手缩脚。她的男朋友舍得为家里和自己添置科技产品，加湿器、空气净化器都是挑品质最好的买。刚刚过去的双11，他又购入了戴森的吸尘器。“要是没有我在的话，他可能会买一整套戴森的产品。”

同时，宋立亚的男朋友完全不重视穿衣打扮。优衣库的同款裤子他买了好几条，几双耐克的鞋子虽然不是同款，却很难看出差别。

宋丽亚发现，程序员的乐趣来自技术本身。她参加过两次程序员间的“技术型家庭聚会”，往往由购置了科技产品的程序员发起，招呼大家一起来家里体验。前不久，一个程序员花了两万多元，买了一台oculusVR设备，招呼大家去家里玩。当天的全部主题就是讨论这个产品，体验里面的游戏和绘画等功能。

“我觉得自己被他们影响了不少，自己也有点‘极客’（geek）了。”宋丽亚说。

从前的她是颜值经济消费者，买东西重视美观程度和性价比，现在她更愿意去体验最新的技术产品。以前，她一直想给客厅添置个大电视，现在更想买无线投影机。虽然大电视的价格已经十分亲民，但宋丽亚说，投影机使用起来很方便，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是值得花钱的，是对（制造者的）一种支持”。

宋丽亚的男友慢慢教会了她写代码，他们一起写了一页自己的博客代码。这让她加深了对男友的理解，也体会到用代码解决实际问题的喜悦。她说，以后生小孩，从小就会让孩子学编程，开发智力，培养创造力。

旷世科技创始人兼CEO印奇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身边的很多程序员，以这个事业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部分。在如何享受生活、如何提高生活质量方面，花的精力有限。一些已经做父母的程序员，会从小就给孩子培养机器人、AI方面的知识。印奇说，这些知识在未来应该像识字、读唐诗一样，成为启蒙式教育。

“程序媛”的世界

从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位程序员Ada Lovelace伯爵夫人，到目前最年长的iOS码农、被苹果公司CEO库克请上开发者大会的82岁日本奶奶若宫雅子(Masako Wakamiya)，女性程序员一直是程序员队伍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静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在加拿大工作后发现，女性程序员只可能在一开始进组时稍微受到一点青睐，之后全凭本事，不会因为是女性程序员就被同事降低要求。而她身边最优秀的程序员，很多都是女性。

张静的正职是一名程序员，在业余时间，她是美妆博主“一匹英俊的小马”，在新浪微博上拥有近30万粉丝。她早期发布的美妆产品照片，不少都是以编程书籍内页为背景。她开玩笑说，做程序员的过程是一个骗局，“我一直以为这个行业里面长得好看的人很少才学这个的，等我真正学了之后发现长得好看的人各行各业都有。”

“一堆大老爷们儿天天在一起干活，也没必要捯饬自己。但就我自己一个女生，我还是得有点追求，不然就跟他们一样了。”在一家外企做java开发工程师的秦艳霞是组里十几名成员中唯一的一名女性程序员，社会上“黑”程序员的梗，她张嘴就来。

“程序员没有男/女朋友这个梗，是不会过时的，主要因为他们没时间，公司里遇到的女生也少。”秦艳霞说，如果她和程序员谈恋爱，首要要求就是男朋友的IT技术要比她强，不然bug来了呼叫谁呢？但秦艳霞紧接着说：“我这么忙，哪里有时间去谈恋爱。”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秦艳霞的两位同事没花一分钱，还有一个给自己花了600块钱。大家都说，这位同事出血了，因为在平日，除了房租，他每个月的开销大约是一千多块钱，主要花在通勤和跟同事聚餐上。T恤、牛仔裤、双肩包和舒适的鞋子，毫无疑问占领了组里同事穿搭的绝对优势地位。

“作为女生，同事给我的关照可能会多些。一个简单的操作，如果是男生去问，在忙的同事可能会让他自己解决，如果是我问，态度就有些不同。”这正是秦艳霞想要的——在知名外企里，学更多技能，让自己进步，赚更多钱。

研究生毕业时，秦艳霞的不少同学都签了北京的国企，户口、稳定的工作环境似乎是不少人的首选。秦艳霞不确定是否要留在北京，于是选择了夯实编程这项世界通用语言。

早上十点上班，晚上八点半下班，这是秦艳霞正常的工作时间。项目偶尔要加班，最晚的一次，她十二点才走出公司。这让她拥有无比规律的作息，充实而满意的工作状态，和几乎没什么存在感的私人生活。“工作以后，没有六点半前下过班。踩着夕阳下班这种感觉是没有的。回到家也是一个人，早点晚点都一样的。”

每天吃完晚饭，秦艳霞和同事会在公司附近溜一圈，这是她们的社交时间。其余忙手头工作的时候，她们几乎没什么交流。社交时间的一大部分，都被他们用来讨论股票、房市——这是组里好几位同事最爱聊的话题。

秦艳霞的同事王吉鑫说，在他们公司所有的程序员中，女性凤毛麟角，所以任何一个组有女性程序员，都会笑称自己“高人一等”。

“程序员分类，要看怎么分。分两类的话，那就是程序猿和程序媛。”王吉鑫说。

王吉鑫坦言，抛开一些行业内部和社会上的玩笑，女程序员绝对不是能力低的代名词。“决定编程能力的又不是性别和年龄，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被同班女同学在编程比赛中虐过，（她）用时少，正确率高，还能解比较难的题。”

“我们就是在改变世界”

前不久，《程序员爸爸买的房，我来考成学区房》一文在网上得到广泛传播，作者提出，昌平二中中考成绩优异的原因，正是西二旗IT公司密集，而程序员一代的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将中考分数抬高。

对此，杨同禹认真地说：“我不认为一个群体的智力水平比另一个群体高很多，从统计意义上这不太现实。我在学校也见过天才，但天才那个群体和我们的群体比较，我不觉得会有那么大的差异。”杨同禹说，更可能的原因是，程序员在学习上投入的比较多，也愿意在教育上投放精力，可能孩子的成绩会有一些优势。

智商高、收入高，这是在程序员传说的单调生活外，最令人艳羡的两大传说。

事实上，如果用一线城市房价做参照的话，中国程序员无疑是越来越穷了。

杨同禹已经做了8年程序员。2005年本科毕业后，他的一些同学以6~8千的薪资担任程序员。当年，北京华清嘉园的房价不到一万块钱一平米。程序员一个多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平米房子。也就是说，当年的薪资水平相当于现在月薪八九万的水平。

但杨同禹特别指出，程序员的工资虽然没有在十年内涨十倍，但涨幅也超过了很多行业，绝对算是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行业之一。

“雷军那批人应该算中国第一代程序员了，他们那时候机会特别多。”杨同禹前不久刚为公司面试了不少90后的应届毕业生，他发现，和80后那一代程序员毕业后第一选择是外企、IT不同的是，现在很多毕业生的首选是国内一线IT公司、创业公司。“这是时代决定的。”

杨同禹说，业界地位是靠多年的持续投入，例如微软和苹果，已经在操作系统领域深耕多年。这是一个投资周期比较长、进项慢的行为，但由于中国有了阿里、腾讯等独角兽企业，在一些开源社区，中国程序员参与的比重和话语权越来越大，业界地位也逐渐提高。

“程序员在用软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AI，极大程度地改变世界。”杨同禹顿了一下，补充道：“可以说，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行业。”

“三十年前，中国老百姓听点儿消息怎么听啊？电台报纸电视台，现在信息流动速度极大加快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极大降低了。因为信息技术领域有了巨大的进步，所以改变了媒体这个行业。”这是杨同禹随口举出的一个例子。

敲代码的时候，会有和世界相连接的感觉吗？

“在开源社区做了一点贡献，被全世界其他程序员使用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改变世界的感觉。”

程序员：我们就是在改变世界

《黑客帝国》在虚拟世界中，安德森表面上是一位普通的软件工程师，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可是作为化名尼奥的黑客，他对这个虚拟世界的秩序心怀不满，经常攻击电脑网络，并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感到怀疑，开始追问什么是Matrix。保卫虚拟世界的警察逮捕了安德森，并要逼迫他协助警察追捕反抗首领默菲斯。

雷布斯

pony ma

牛仔裤、格子衬衫、运动鞋和双肩包——如果把这四个词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似乎不用描述长相，大家就对他的职业有了猜测——八成是个程序员吧?

这个被笑称“月入五万过成月入五千样子”的群体，以“收入高”、“脑回路简单”、“一成不变”等标签在江湖上留下诸多传说。他们会在十年间只用同一个品牌的电子产品，也能在“双11”的诱惑面前不为所动。他们可以凭自己一双手写出的代码吸引来创业公司的前两轮融资，也会骄傲地说，“我们就是在改变世界”。

前不久，全球首届程序员节在西安举办。活动评选出十位“功勋程序员”。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求伯君、王码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涛思数据TBase创始人陶建辉、旷世科技创始人兼CEO印奇等都被授予该荣誉。

王永民第一个发言。他穿着一件白衬衫，下摆翘起一角，水洗蓝的夹克外挂着刚刚领到的奖牌。戴着标志性的黑色方框眼镜，王永民声音洪亮：他排第一名，是按照大小个顺序排的。他举着麦克，高声建议：“程序员不要急于出名，出了大名就干不明白活。”

陶建辉曾创立过专注于母婴行业的智能硬件公司快乐妈咪。他给出了“程序员到底能干到多少岁”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到80岁。陶建辉过去一年写了四万余个代码，在来西安的飞机上，他还写了几百个。2007年春天，他在家里整整写了十天代码。在儿子击剑比赛现场，陶建辉也打开电脑，边看比赛，边写代码。这也是他曾拥有的三个创业公司的源头：全靠他手中的代码，拉来了天使轮和A轮融资。

1993年，陶建辉的姐姐想买一款财务软件，当时需要花2000元。陶建辉说，“这2000元你给我算了，我给你开发一个”。时至今日，姐姐仍然在用这款软件。姐姐问陶建辉：“你49岁的人了，还写什么程序？”陶建辉说，“我们长沙人，吃完饭就是麻将和泡脚，对我来说，写程序就是打麻将、就是泡脚，为什么不能干到80岁呢？”

“计算机是个挺直接的科学，如果你写的是简洁、直接、对的代码，它就会给出你希望的程序。如果你做得足够好，结果一定是你所期望的。”在加拿大做程序员的张静说。

张静公司里有一些工作十年以上的资深程序员，不论他们到哪个组，都可以迅速上手，并帮助工作经验较少的新人解决问题。他们当中，有人已经四五十岁，思维依旧跟得上时代的最前沿。

在北京一家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做架构师的杨同禹（化名）说，国内对程序员有一定的年龄歧视，认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不适合做程序员。

杨同禹说，之所以国外对程序员的年龄歧视弱于国内，是因为国外软件行业起步较早，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步，到现在四五十岁的程序员很常见。而国内行业发展较晚，四五十岁的程序员和雷军是一个时代，如果仍然在技术岗位上，不少人会质疑，“为什么没做管理工作，为什么不是总监？”

但杨同禹认为，年龄并不能决定水平，程序员的水平完全取决于是否在持续学习。甚至，出身对这个职业都并不重要。程序员工作能做多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我在小米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以前是学中文的，之后对计算机很感兴趣，后来就自学做了程序员，现在在他的位置上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刚刚过去的“双11”，杨同禹没有购买一件商品。他坦言，自己有“消费焦虑”。

“买电子产品我从来不纠结，因为它价格很透明，真伪也很容易辨别。但是家电、服装价格都不透明，我获得不了全面的信息，无法准确评估它的价值。做消费决定时，我就会很焦虑。”杨同禹说。

在互联网公司做公关的宋丽亚是程序员“家属”。她的男朋友是程序员，也是她心目中“最适合过日子”的群体。

适合过日子并不等同于缩手缩脚。她的男朋友舍得为家里和自己添置科技产品，加湿器、空气净化器都是挑品质最好的买。刚刚过去的双11，他又购入了戴森的吸尘器。“要是没有我在的话，他可能会买一整套戴森的产品。”

同时，宋立亚的男朋友完全不重视穿衣打扮。优衣库的同款裤子他买了好几条，几双耐克的鞋子虽然不是同款，却很难看出差别。

宋丽亚发现，程序员的乐趣来自技术本身。她参加过两次程序员间的“技术型家庭聚会”，往往由购置了科技产品的程序员发起，招呼大家一起来家里体验。前不久，一个程序员花了两万多元，买了一台oculusVR设备，招呼大家去家里玩。当天的全部主题就是讨论这个产品，体验里面的游戏和绘画等功能。

“我觉得自己被他们影响了不少，自己也有点‘极客’（geek）了。”宋丽亚说。

从前的她是颜值经济消费者，买东西重视美观程度和性价比，现在她更愿意去体验最新的技术产品。以前，她一直想给客厅添置个大电视，现在更想买无线投影机。虽然大电视的价格已经十分亲民，但宋丽亚说，投影机使用起来很方便，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是值得花钱的，是对（制造者的）一种支持”。

宋丽亚的男友慢慢教会了她写代码，他们一起写了一页自己的博客代码。这让她加深了对男友的理解，也体会到用代码解决实际问题的喜悦。她说，以后生小孩，从小就会让孩子学编程，开发智力，培养创造力。

旷世科技创始人兼CEO印奇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身边的很多程序员，以这个事业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部分。在如何享受生活、如何提高生活质量方面，花的精力有限。一些已经做父母的程序员，会从小就给孩子培养机器人、AI方面的知识。印奇说，这些知识在未来应该像识字、读唐诗一样，成为启蒙式教育。

Ada Lovelace伯爵夫人

女程序媛侧脸杀

从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位程序员Ada Lovelace伯爵夫人，到目前最年长的iOS码农、被苹果公司CEO库克请上开发者大会的82岁日本奶奶若宫雅子(Masako Wakamiya)，女性程序员一直是程序员队伍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静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在加拿大工作后发现，女性程序员只可能在一开始进组时稍微受到一点青睐，之后全凭本事，不会因为是女性程序员就被同事降低要求。而她身边最优秀的程序员，很多都是女性。

张静的正职是一名程序员，在业余时间，她是美妆博主“一匹英俊的小马”，在新浪微博上拥有近30万粉丝。她早期发布的美妆产品照片，不少都是以编程书籍内页为背景。她开玩笑说，做程序员的过程是一个骗局，“我一直以为这个行业里面长得好看的人很少才学这个的，等我真正学了之后发现长得好看的人各行各业都有。”

“一堆大老爷们儿天天在一起干活，也没必要捯饬自己。但就我自己一个女生，我还是得有点追求，不然就跟他们一样了。”在一家外企做java开发工程师的秦艳霞是组里十几名成员中唯一的一名女性程序员，社会上“黑”程序员的梗，她张嘴就来。

“程序员没有男/女朋友这个梗，是不会过时的，主要因为他们没时间，公司里遇到的女生也少。”秦艳霞说，如果她和程序员谈恋爱，首要要求就是男朋友的IT技术要比她强，不然bug来了呼叫谁呢？但秦艳霞紧接着说：“我这么忙，哪里有时间去谈恋爱。”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秦艳霞的两位同事没花一分钱，还有一个给自己花了600块钱。大家都说，这位同事出血了，因为在平日，除了房租，他每个月的开销大约是一千多块钱，主要花在通勤和跟同事聚餐上。T恤、牛仔裤、双肩包和舒适的鞋子，毫无疑问占领了组里同事穿搭的绝对优势地位。

“作为女生，同事给我的关照可能会多些。一个简单的操作，如果是男生去问，在忙的同事可能会让他自己解决，如果是我问，态度就有些不同。”这正是秦艳霞想要的——在知名外企里，学更多技能，让自己进步，赚更多钱。

研究生毕业时，秦艳霞的不少同学都签了北京的国企，户口、稳定的工作环境似乎是不少人的首选。秦艳霞不确定是否要留在北京，于是选择了夯实编程这项世界通用语言。

早上十点上班，晚上八点半下班，这是秦艳霞正常的工作时间。项目偶尔要加班，最晚的一次，她十二点才走出公司。这让她拥有无比规律的作息，充实而满意的工作状态，和几乎没什么存在感的私人生活。“工作以后，没有六点半前下过班。踩着夕阳下班这种感觉是没有的。回到家也是一个人，早点晚点都一样的。”

每天吃完晚饭，秦艳霞和同事会在公司附近溜一圈，这是她们的社交时间。其余忙手头工作的时候，她们几乎没什么交流。社交时间的一大部分，都被他们用来讨论股票、房市——这是组里好几位同事最爱聊的话题。

秦艳霞的同事王吉鑫说，在他们公司所有的程序员中，女性凤毛麟角，所以任何一个组有女性程序员，都会笑称自己“高人一等”。

“程序员分类，要看怎么分。分两类的话，那就是程序猿和程序媛。”王吉鑫说。

王吉鑫坦言，抛开一些行业内部和社会上的玩笑，女程序员绝对不是能力低的代名词。“决定编程能力的又不是性别和年龄，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被同班女同学在编程比赛中虐过，（她）用时少，正确率高，还能解比较难的题。”

前不久，《程序员爸爸买的房，我来考成学区房》一文在网上得到广泛传播，作者提出，昌平二中中考成绩优异的原因，正是西二旗IT公司密集，而程序员一代的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将中考分数抬高。

对此，杨同禹认真地说：“我不认为一个群体的智力水平比另一个群体高很多，从统计意义上这不太现实。我在学校也见过天才，但天才那个群体和我们的群体比较，我不觉得会有那么大的差异。”杨同禹说，更可能的原因是，程序员在学习上投入的比较多，也愿意在教育上投放精力，可能孩子的成绩会有一些优势。

智商高、收入高，这是在程序员传说的单调生活外，最令人艳羡的两大传说。

事实上，如果用一线城市房价做参照的话，中国程序员无疑是越来越穷了。

杨同禹已经做了8年程序员。2005年本科毕业后，他的一些同学以6~8千的薪资担任程序员。当年，北京华清嘉园的房价不到一万块钱一平米。程序员一个多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平米房子。也就是说，当年的薪资水平相当于现在月薪八九万的水平。

但杨同禹特别指出，程序员的工资虽然没有在十年内涨十倍，但涨幅也超过了很多行业，绝对算是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行业之一。

“雷军那批人应该算中国第一代程序员了，他们那时候机会特别多。”杨同禹前不久刚为公司面试了不少90后的应届毕业生，他发现，和80后那一代程序员毕业后第一选择是外企、IT不同的是，现在很多毕业生的首选是国内一线IT公司、创业公司。“这是时代决定的。”

杨同禹说，业界地位是靠多年的持续投入，例如微软和苹果，已经在操作系统领域深耕多年。这是一个投资周期比较长、进项慢的行为，但由于中国有了阿里、腾讯等独角兽企业，在一些开源社区，中国程序员参与的比重和话语权越来越大，业界地位也逐渐提高。

“程序员在用软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AI，极大程度地改变世界。”杨同禹顿了一下，补充道：“可以说，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行业。”

“三十年前，中国老百姓听点儿消息怎么听啊？电台报纸电视台，现在信息流动速度极大加快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极大降低了。因为信息技术领域有了巨大的进步，所以改变了媒体这个行业。”这是杨同禹随口举出的一个例子。

敲代码的时候，会有和世界相连接的感觉吗？

“在开源社区做了一点贡献，被全世界其他程序员使用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改变世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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