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软将军简介(何应软简介)

一级上将——何应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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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字敬之。一级陆军上将。是军、政界的首要人物之一。1889年4月2日生于贵州省兴义县。

1909年春，何应钦被保送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是年秋，考取进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1911年返国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秋，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步科。1915年，学成回国，被王文华任为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1916年7月，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兼黔军援川支队参谋长。

11月，王文华率黔军人川讨伐刘存厚，何应钦任黔军第五团团长。后任第五混成旅旅长。

1920年，王文华在上海被刺客所杀。何被迫交出兵权，投奔云南督军顾品珍。

1924年，投奔黄埔军校校长，被任命为少将总教官。何应钦工作谨慎，无不良嗜好，深得的欢心。这年底，建立黄埔教导团，何应钦被任命为第一团团长。

1925年1月，大元帅府成立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何应钦串教导第一团攻占淡水城，全歼守军一个旅，缴枪千余支。接着又击溃洪兆麟增援部队。

陈炯明对于洪兆麟的一万多人，竟被何应钦的两千多新兵打败，心里很不服气。3月上旬，集中林虎、李易标两部大军四五万人，在棉湖与黄埔军决战。何应钦的第一团为黄埔军主力，经过奋勇抗击，又击溃了陈炯明的叛军。

1925年5月，驻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驱兵叛乱，企图推翻革命政府，建立。已是第一旅旅长的何应钦，协同友军将叛乱的滇军全部肃清，使革命转危为安。

平定刘、杨叛乱后，国民政府把驻在广东的军队一律改称革命军。黄埔军编成革命军第一军，何应钦任第一师师长。10月，进行第二次东征。何应钦率第一师在惠州歼灭敌军主力，占领了惠州城。

战争结束后，何应钦任潮汕善后督办，兼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校长、惠潮梅绥靖委员；代表掌握军、政大权。1926年1月，当选为中国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时，何应钦任潮梅警备司令，辛第一军三个师防守潮梅，巩固东陲。12月，国民革命军直指长江下游，剪除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辖六个纵队，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负责由福建至浙江，攻取上海，会师南京。

8月13日，宣布下野。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把持军、政大权。

1928年1月，复职总司令，将何应钦的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何改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留守南京。

1928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参谋长、中国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兼署中国革命军总参谋长，帮助运筹方略，打败了桂系。

1930年3月，就任军政部长兼署武汉行营主任。是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何应钦在武汉行营竭力替镇慑后方，指湘、鄂、赣、粤各省讨逆军，对桂系军队作战。10月，中原大战已尾声，何应钦被调任郑州行营主任，主持前方军事和西北善后宜。从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对中公中央苏区行了五次大规模“围剿”。何应钦参加指挥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作战，但三战皆败，被中国工农红军打得焦头烂额。第二次“围剿”，损失三万余人，丢枪二万余支，第五师师长胡祖玉毙命；第三次“围剿”，其部被红军消灭十七个团，俘虏两万余人，死伤近万人。第四次“围剿”，又被红军歼灭三个师，最后只好狼狈地逃回南京。

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守，引咎辞职。何应钦奉命赴北平接替张学良，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主持华北军事。他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倚靠长城，作为防御的唯一工事，企图以傅作义、徐庭瑶、宋哲元、商震的部队守住长城线上的独石口、古北口、冷口，阻止日军进入关内。5月31 日，何应钦的代表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唐沽正式会谈。熊斌在日方事先拟定的条款上一字不改地签署了《唐沽停战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那里驻扎军队，而日本可在那里自由行动。协定鉴订后，立刻遭到全国公民和舆论界的强烈反对。

长城抗战时，何应钦对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破坏，派十六个师，两个飞行队包围抗日同盟军，断绝平绥路交通，使冯粮弹断绝，被迫取消同盟军总司令名义。接着又勾结日军对同盟军将领吉鸿昌、方振武部围攻达一个多月，使得同盟军失败。方辗转流亡国外，吉逃往天津，后被捕英勇就义。

1935年4月，何应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军一级上将。

1935年5月，日军发动了新的进攻。何应钦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华野心，始终追随的对日妥协路线。6月初，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秘密谈判。梅正式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经中央批准，何应钦同梅津美治郎达成秘密协定，即中国现代史上协定之一的《何梅协定》。

这年11月，何应钦回南京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五届中央执行要员。l2月，行政院改组，他连任军政部部长、回南京主事。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以”民谏”方式逼蒋抗日。何应饮却乘此事件，企图实现他多年的政治野心，取蒋而代之。何应钦力主以武力讨伐张、杨，拟派飞机轰炸西

安，以置蒋介右于死地。于此同时，他还派人四出活动，甚至与日本驻南京领事联系，谋取日方的支持。对党、政人事也作了安排。何应饮自拟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自兼川、滇、黔行营主任。后来，被释放，他取蒋而代的黄粱美梦也就随之化成泡影。

在抗日战争中，何应饮被人们视为派人物之一。但是，他在八年抗战中的行动轨迹总是受的意志所左右。对蒋的抗日、妥日、的政策，他都是紧步后尘，积极为之卖力。

1938年1月，政府颁布《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何应钦为委员和总参谋长。仍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3月，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何应钦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接着他参与了台儿庄战役的上层决策；4月，主持江防会议，指导徐州会战。制定了武汉会战的计划。

1939年3月至11月，何应软先后参与了指导南昌、随枣、长沙和桂南会战。政府搞摩擦，何应钦在幕后策划，其军令部下达了《黄河以南剿灭作战计划》，命令其亲信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组织对新四军的进攻，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

1941年12月，军统帅部为联系盟军，对敌转移攻势，特设立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何应钦兼任陆军总司令，接受美援装备，整训军队和负责西南各战区的指挥。

1945年2月，他飞赴缅北战场，督师克复腊戍。4月，亲自指挥了湘西会战、桂柳战，制定广东的作战计划，湘西会战伤毙敌人二万八千一百余人，俘敌官兵二百余名，其他战利品二十余吨。

何应钦乘湘西会战之勇，于4月下旬督今所部第二、三方面军迅速桂柳，收复广西，为广州创造条件。战役结束后，何应钦获得罗斯福总统颁赠的金椰勋章。

日本宣布投降时，何应饮被派为中国战区受降之最高指挥官。9.月9日上午，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接受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后，何应钦积极执行发动内战的政策。利用美国的空、海军运输队将大批军队送往各大城市和港口，进行内战部署。

1946年4月，何应钦任重庆行营主任。国民政府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何应钦被解除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职务，奉派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兼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1947年4月，军事参议院改组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何为主任。

1948年5月，就任翁文灏内阁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因前线失败，后方动荡。翁文灏内阁下台，何应钦也随即辞职。

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提出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蒋开始坚决反对，后经李宗仁、张治中说服才同意。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赴北平商谈。代表团一走何又成立了所谓和谈指导委员会（成员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童冠贤、孙科、张群，朱家骅、白崇禧等），以便操纵其和谈代表与进行的会谈；4月16日，黄绍蛇、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回南京，劝告李宗二、何应钦在协定上签字。李、何不能作主，乃请示溪口的。何应钦与李宗仁联名复电张治中，不仅对《国内和平协定》完全拒绝接受，而且要代表团向建议先订立临时停战协定。

5月21日，何应钦呈请辞去行政院和国防部长的职务，不便去了台湾。此后，他历任“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总统府战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1987年10月21日上午，因心肺衰竭在台北荣民医院去世，终年九十八岁。

蒋鼎文：的五虎将，曾自降四级去黄埔，后却沦为腐化将军

1948年6月，在上海赋闲的陆军二级上将刘峙被任命为徐州“剿总”总司令。消息传来，高层一片哗然，面对众人的不解。参谋总长顾祝同无奈地解释说：“考虑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刘经扶（刘峙字经扶），一个是蒋铭三（蒋鼎文字铭三），铭三昼赌夜嫖，比较下来，刘经扶还算好一些。”

顾祝同的这个解释不仅无法服众，反而激起了高级将领更大的不满。其实顾祝同说的倒也不是全无道理，徐州“剿总”总司令这个位置，在论资排辈的军中，至少得一个陆军二级上将才镇的住场子，可是当时能被所信任的二级上将真没有几个，何应钦（时任国防部长）、顾祝同等人算来算去，能被所信任的，也就刘峙、蒋鼎文等几人选而已。

刘峙自抗战爆发后在平汉线一溃千里，被耻笑为“长腿将军”后，指挥能力一直为人诟病，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顾祝同的眼中，居然比蒋鼎文还要强不少。顾祝同为人圆滑，作风颇似何应钦，轻易在公开场合不惹同僚，但是却给蒋鼎文一个“昼赌夜嫖”的评价，可见当时蒋鼎文在内部的风评已经多臭了。

那么，如此不堪的蒋鼎文，翻看他的履历，却发现极为亮眼，很受的宠幸，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蒋鼎文

在大陆时期，有“五虎将”和“八大金刚”之说，五虎将指的是：陈诚、顾祝同、刘峙、蒋鼎文、卫立煌。这五人都当过战区司令长官，而在解放战争时期，除了不堪大用被放弃的蒋鼎文之外，其余四人都担任过重要职务，陈诚、顾祝同那是的股肱心腹，卫立煌即便备受猜忌，也曾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这一要职，刘峙也一度名义上指挥徐州八十万。

“八大金刚”指的是：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刘峙、张治中、陈继承。这八人从黄埔军校开始，就追随，资历深、地位高。其中即使是知名度最低的陈继承，在解放战争期间，也曾担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陈继承的这个副总司令可和其他“剿总”的副总司令不同，他实际上全权指挥华北的中央军，当时没有他的命令。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连中央军一个团都调不动，直到陈继承调走后，傅作义这个"剿总”总司令才算像个样子。

蒋鼎文、陈诚、顾祝同、刘峙四人既是“五虎将”，也是“八大金刚”，可见，在对蒋鼎文彻底失去期望之前，他是和陈诚、顾祝同等人一个重量级的。

蒋鼎文能够被信任，出身很重要。用人，最看重的是三点，一是是否江浙人，二是是否黄埔系，三是是否忠诚。

这三点，蒋鼎文全占了，首先，他出生于浙江诸暨人，和的老乡关系拉上了。

1912年，17岁的蒋鼎文考入浙江陆军讲武堂，当时科班出身的军官是很抢手的，因此蒋鼎文毕业后很快就在浙江督署守备队当了连长。那时的蒋鼎文还算得上是个热血青年，他不满足于在军阀部队任职，离开浙江前往广州。1921年，蒋鼎文成为的大元帅府参谋部的中校副官，第二年升任上校参谋。1924年5月，黄埔军校组建时，蒋鼎文出任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学生队区队长（中尉），不久后任上尉军事教官。这个时候的蒋鼎文和任校长的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也成为他日后发迹的基础。

当时在黄埔的蒋鼎文尚未腐化堕落，每日为了给学生做表率，起得很早，于是在操场经常遇见同样早起的，一来二去自然对这个同乡产生好感，接触多次后作为心腹培养。

北伐时，、李宗仁、冯玉祥合影

在1927年8月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突然发难，白崇禧很干脆地对说：“总司令太辛苦了，应该休息，让我们试试看吧。”白崇禧说完后，李宗仁自然是随声附和。

猝不及防的，尴尬地看着何应钦，关于何应钦的表现，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沉默不语，一个是同意“休息”一下，无论哪个说法，都足以证明何应钦当时已经站到了白崇禧、李宗仁这一边。

此前，在徐州指挥作战，被卷土重来的孙传芳打得大败，名声大减，因此李、白、何才趁机联合“倒蒋”。

势单力孤的，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只得宣布“下野”。的第一次下野，不少见风使舵的人纷纷转向。时任浙江省主席兼二十六军军长的周凤岐，本是孙传芳的部下，他在下野后落井下石，在回到奉化溪口老家后，没有政治头脑的周凤岐甚至派人去暗示，让其离开浙江。

到奉化溪口后，蒋鼎文带着几个亲随也赶来了。这时的蒋鼎文，刚刚升任浙东警备司令兼宁波市公安局局长。

蒋鼎文是主动来溪口的，原来就在周凤岐派人去威胁后，勃然大怒，分别让人给白崇禧、何应钦打电话。白崇禧、何应钦也觉得周凤岐做得太过分，加之周凤岐也不是白、何的亲信，因此周凤岐当即被撤职，由浙江省防军司令蒋伯诚兼代浙江省主席。

蒋伯诚上任后，在宁波召集一干大员开会，会议提出由浙江省防军派一个营的部队去奉化保护，在会上，蒋鼎文主动提出，他要去溪口服侍。

据蒋伯诚回忆，蒋鼎文言辞非常恳切，说：“局里的事情交给张吾剑督察长兼代，我专心去溪口伺候总司令（）。”

会后，蒋鼎文带着几个亲信来到溪口，直到离开溪口东渡日本，这才回宁波公干。第一次下野，心情极度灰败，而且当时的他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把握，在这个关键时刻，蒋鼎文的表现自然让他非常的感动。

1928年1月，重任总司令后，当即擢升蒋鼎文为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重用之心可见一斑。当然，对那些在自己下野时落井下石的人，则是毫不手段的打击，比如周凤岐，在复职后，被迫辞去本兼各职，前往上海闲居。1938年3月7日，和日本人勾结，准备担任伪职的周凤岐，被军统特工刺杀。

1935年4月，蒋鼎文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成为的嫡系骨干将领。

右一：

1936年12月初，发来电报，让蒋鼎文赶赴西安。到西安后，蒋鼎文即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前敌总指挥，此时的已对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极为不满，因此大举调动中央军向陕西开进，并让骨干将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等人云集西安。12月12日凌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起“西安事变”，在临潼被活捉，西安城内的蒋鼎文随着其他大员也一同被抓。

“西安事变”发生后，军政部长何应钦极力主战，并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一开始，被关押的听到中央军进攻潼关后，大为高兴，但是当空军不顾他的生死，轰炸西安时，他感到情况不妙，在张学良的请求下，写了一个条子，让何应钦下令中央军暂缓进攻。

那么，谁去给何应钦送条子呢？选择了蒋鼎文。蒋鼎文完成送信的任务后，当得知宋美龄、宋子文兄妹要去西安见张学良时，便主动去找宋美龄，表示愿意再去西安，这让宋美龄十分感动。

在一行人乘飞机要前往西安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蒋鼎文的妻子蔡文媛（第三任）在机场送行时，哭哭啼啼，宋美龄见状后，对蔡文媛说：“你是大员的夫人，怎么能凭借夫妻的感情，来阻止丈夫的行动呢！”

12月22日，当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乘飞机来到西安后，张学良在和大家寒暄后，却吃惊地发现了去而复返的蒋鼎文，一向讲义气的张学良不由得佩服起来，说：“铭三，你是好汉，不怕死又回来了。”

蒋鼎文回复张学良说：“副司令是大好汉，我是小好汉。”

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送回南京，当晚在洛阳停留，不放心被扣在西安的亲信，让张学良给西安发去电报，点名释放蒋鼎文及陈诚、陈调元、卫立煌这四个骨干将领。

蒋鼎文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博得了、宋美龄夫妇的极大信任和好感，抗战爆发后，蒋鼎文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同年11月任西安行营主任，二年后又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

蒋鼎文全家福

蒋鼎文在高级将领中是出了名的狂赌烂嫖，早在1927年他就任浙东警备司令时，他就开始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在宁波期间，他将兼任的公安局长交由亲信张剑吾实际管理，自己则与宁波的富商地主们过从甚密，整日沉迷于酒色。

在宁波期间，蒋鼎文感染了花柳病，痛苦不堪，当地的一个叫杨槐堂的花柳病专家，被蒋鼎文重金雇来治病，病情缓解后，蒋鼎文干脆将杨槐堂带在身边，这个杨槐堂就靠着给蒋鼎文治病，居然后来还混了一个少将军医处长的职务。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时任第二军军长的蒋鼎文，率部在陇海、津浦两线及中间地带，与西北军激战，立了不少战功，由于蒋鼎文部以机动作战为主，因此被称为“飞将军”。如果说这个时候的蒋鼎文尚有可取之处的话，那么在他就任西安行营主任，主政西北后，则就完全丧失了斗志，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只知贪腐的大员。

蒋鼎文在西北期间，利用职权大肆敛财，蒋鼎文的私人账房陆怡霖直言说：“西北最大的资本家毛虞琴、古凤翔的财产，只不过是蒋鼎文的零头。”

由于腐化的名声实在太臭，蒋鼎文被调往洛阳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司令，期间他和副司令汤恩伯争权夺利，大闹不和，导致第一战区的杂牌军大都听命于蒋鼎文，中央军唯汤恩伯马首是瞻，部队不团结，大大削弱了对日作战的力量。

在1944年的豫中会战中，在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蒋鼎文、汤恩伯部失地千里，38座城池被日军攻陷，损失部队20多万，舆论哗然，7月初，蒋鼎文引咎辞职，任军事参议院参议，此后一蹶不振，再没有被所重用，或者说不敢再用。

有人说蒋鼎文的腐化堕落是本性使然，可是不要忘了，在1924年5月，黄埔军校组建时，时任大元帅大本营兵站总监部上校参谋的蒋鼎文，甘愿自降四级，去当中尉区队长，兵站站长可是肥缺岗位，但却被蒋鼎文毫不犹豫的放弃。

蒋鼎文的堕落和的堕落是相呼应的，从他的堕落史可以找出不少失败的原因。1974年1月2日，蒋鼎文病逝于台北，年79岁，临终前他叮嘱，自己的墓地须朝向西北，以面对大陆，魂归故里。我相信，这时的蒋鼎文，和当年那个甘愿自降四级的黄埔教官，更相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