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木一个至(一个木一个至念什么)

李重蓉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人与猿猴的相感，是古代的一种文化传统。汉代造型艺术呈现过多种猿猴形象，或惹人莞尔或让人回味，更令人惊讶的是猴子这一汉文化中的寻常动物，竟也常见于北方草原文化、西南滇文化等中，被其他民族视作一种吉祥物。

在先秦秦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猴子有什么样的奇妙文化内涵？不同文化圈的猴文化有过哪些精彩的碰撞？产生过哪些令人难忘的艺术品，又留下了怎样烙印在岁月波影深处的动人图像记忆？

汉代以前的猴文化

猿猴是汉文化十二生肖动物中的一员，向来被视作灵敏聪慧的象征。这一文化意识最早见于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竹简《日书》甲种中，它是最早较系统地记载十二生肖的文献，提到过“环”（音猨，即猿）。先秦文献如《山海经》《尔雅》《楚辞》《埤雅》等也记载过猿猴。

当然猿猴与人类缘起更早，其艺术造型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

70年代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出土一批红陶动物，其中有一件陶猴，长6.5、宽2.4厘米。陶猴的两前肢捧一物举在胸前，两后肢分开、以类似箕踞的姿态坐在地上，呈现出早期艺术不拘于礼法的一派天然特色（图1）。

图1 湖北邓家湾遗址出土陶猴

商周玉器、青铜器上也出现过猴子图像。据文焕然先生介绍，甲骨文中记载过猴。

可知汉代以前的文献和造型艺术对猿猴已经多有关注。既然前期已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那么汉代的猿猴艺术又有哪些形式上的突破，其含义有哪些拓展呢？

猴形器物

汉代的猴形器物与战国时期的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题材脱胎于战国时期。比如战国的铜猴艺术对汉代艺术有直接影响。

战国艺术突破商周艺术的抽象化，变得具象，虽然流传至今的仍然是贵族才能消费的精致艺术品，可它们已经开始沾染人气，其题材、造型不再遥在云端拒人千里，而与日常生活多了牵连、变得亲近。铜猴艺术亦如是。

战国时期在北方草原地区流行一种骑马青铜饰。有部分学者认为骑马者是人，是西周至战国晚期草原骑士的形象；但邢义田等学者则考证骑马者是猴子。如一件鄂尔多斯搜集的战国青铜带钩，一件钩身浮雕一匹正在奔腾的战马，马背上一勒着缰绳的骑马者侧身正面迎向观者；钩尾狭长（图2）。有研究称之作“胡人骑马形青铜带钩”，但细究骑马者的面部特征，则发现更近似于猿猴的特征：头呈圆形，大眼突吻，所以称之为“猴骑马形青铜带钩”可能更为合适。

图2 鄂尔多斯猴骑马青铜带钩

猴骑马铜饰件流传久远，除了影响汉代，还一直延续到清代。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件南北朝猴骑马铜饰件，通高4.9、长4.7厘米（图3）。马静立，鬃毛丰厚而高扬，马尾根部略向上伸、尾毛下垂；马上骑坐的猴子形象特征明显，圆头、圆眼、突吻，背部弯弓，右前肢持着缰绳，左前肢托腮，后肢跨在马背上。

图3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南北朝猴骑马铜饰件（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带钩是一种系结束腰革带的饰品，功能类似于今天的皮带扣。洛阳、曲阜鲁国故城皆出土战国时期的猴形铜带钩。

猴形图像还装饰着当时的灯具。出土于战国中山王厝墓、收藏于河北省博物馆的一座十五连盏灯，充分展示了当时灯具的最高技艺水平（图4）。

图4 河北省博物馆藏战国十五连盏灯

这种分层装有多枚灯盏的多枝灯，一般为贵族专用。这座十五连盏灯的灯座表面镂空雕夔龙纹，底部有三只衔环的老虎作为器足、托起灯座；灯体中央有一主灯柱，沿着它从下往上分为七层、每层两两相对延展出两条灯枝，十五个灯盘被错落有致地安置在七层分枝与主灯柱顶上。更为有趣的是在灯柱上缠绕着游龙、栖息着飞鸟、攀援着群猴，在此灯枝化作树枝，成为动物的乐园。猴子的数量最多，只见它们在树枝上或是昂首俯身爬行，或是蹲坐着四处打望，或是单臂攀枝身体悬空而挂、尽显其灵活敏捷的身手，它们的姿态各异、生机勃勃。树下灯座上立有两人捧着食物，正向树上抛食戏猴，欲引猴来食。

不难想象，此灯上的15个灯盘一旦被点燃，火苗照耀着灯柱上的动物、人物，仿若给他们注入灵魂、使之有了生命，一时间，观者仿佛可以听到人语、龙吼、鸟啼与猴鸣声交融在一起，声声入耳，韵味悠远有如空谷回音。而灯光上下摇曳、交相辉映，将会灿烂成怎样的一树火花？《初学记》卷二五引傅玄《朝会赋》：“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便是凭借细腻感知力而得到的视觉效果的写照。

中山国的铜猴造像艺术传承下来，如满城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铜质花形悬猿钩，形象与之相近。此钩通高13.3厘米，设计得非常精巧：钩把设计作一朵倒挂的盛开花朵形状，共有四片花瓣，花瓣与花瓣之间各伸出一个柔曲向上的长钩；而花蕊下还倒悬着一只长臂猿，它的右前肢、右后肢连接在花蕊上，左前肢向下伸探，左后肢抬起，其左臂线条纤长而流畅、自上而下又弯曲作一钩，极富设计感。猿和花蕊可以转动，方便使用（图5）。

图5 满城一号汉墓花形悬猿钩

汉代云南滇文化墓中也常出土铜质猴形器，如铸有猴图像的铜扣饰、兵器和贮贝器。

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猴柄剑，身长27.3、茎长9.4厘米，茎下部形似铜鼓，铜鼓上蹲踞着一只空心圆雕的猴子（图6）。猴子圆头、大眼、突吻，双乳及腹部下垂，双臂垂下支撑在铜鼓上，后肢蹲踞。

图6 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猴柄剑（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早期有称这种剑上的猴图像为“猎头”或“人”的，可后来的研究多认作为猴，称这种剑为猴柄剑。

汉代还有出自偃师的陶猴、武威的木猴。武威汉墓的木雕动物非常出名，或许是当地干燥的天气所致，这些木雕大多保存较好，往往以极其精炼的刻法活灵活现地雕刻出动物轮廓，造型劲阔。

如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一只木猴，高11.7厘米。木猴的身形瘦削，跪坐于地，圆头，双耳竖立，大眼突吻；肩部耸起，左前肢支撑于地，右前肢上举、爪轻握着嘴（图7）。木猴的线条简练，虽然只大致雕刻出猴子的轮廓，却极为传神地表现出它的机警。

图7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木猴（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猿猴画像石

汉代画像石上的猴图像很常见，根据其组合形式，大致可分为猴与马、猴与楼阁、猴与神树、猴与其他神兽相组合四类。四类图像形式各异，也各有不同的含义。

（一）猴与马组合的画像石

第一类猴与马组合的图像不仅见于前述铜饰件上，也见于画像石上。

如出土于四川成都曾家包汉墓的一块画像石，石面刻织布、兰锜、拴马、牛车载物、制酒等生活化场景（图8）。其中马被系于马柱上，马柱下方设置有马槽，马槽上跳跃着一只猴子，正面向马首嬉戏；马身后有一辆卸下的车箱掩闭的车。

图8 成都曾家包汉墓画像石拓片

（二）猴与楼阁组合的画像石

第二类猴子与楼阁相组合的画像石集中在鲁南、徐州一带。汉代这一片区域的楼阁画像石极为流行，可能与当地经济发达、儒风盛行，而使得人们生活水平较高、有条件修建居住大型房屋的现实情况有关。这类画像石也见于陕北，陕北画像石可能受到山东、徐州的影响。

如济宁嘉祥满硐乡宋山2号汉墓出土一块画像石，画面分作上下两层，上层为带双阙的楼阁图像，下层为车马出行图。上层画面的左侧，有一株栖息着飞鸟的合欢树，树下立一名持弓箭的射手，并停一马；主体画面上的楼阁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主人接受宾客的拜谒图，上层乃两位高贵夫人并坐、旁边环绕着侍女的图像，楼阁顶为庑殿顶。在楼顶正中央蹲立一羽人，左右各有一只毛羽华茂的凤鸟，羽人正面左饲凤；屋顶正脊的左右两端向上翘，翘起部分为三角形，在左翘角内侧有一只猴子，弓身向左，左前肢扶着左翘角，右前肢向前伸去，两后肢立地；右翘角上则侧立一只鸮鸟。另外在楼阁两旁的双阙顶上，也各有一只猴子，弓身爬行，四肢纤细，前肢扶着阙顶尖的位置（图9）。

图9 济宁嘉祥满硐乡宋山2号汉墓画像石拓片

（三）猴与树组合的画像石

第三类猴与树组合的画像石常见，因为猴子本就以树为居，猴在树上这类画像石正是它生活习性的写照，属自然现象。但有一类树木图像明显刻画作神树，猴子与之相组合，可能别有寓意。

如一块山东两城山画像石，石面画像分作上下三层，从上往下依次为一列神兽图、人物端坐成一排等候人首鸟身神针灸的图像以及两株合抱神木的图像。在下层的画面上，中央两株大树木的枝干相互缠绕在一起，树下停有一羊一马，两名射手持弓朝上射鸟，两树的树干之间还坐有一人；两棵树树冠顶上环绕一群猴子，它们大多两两相对、弓身立于树顶，天空中还飞翔着几只飞鸟（图10）。此石上的两株树造型奇特，与之相组合的动物乃至人物似乎都不同凡响，使得这两棵树充满了奇幻色彩、可能是某种神木。

图10 两城山画像石拓片

与之相似的如酒泉丁家闸5号墓前室南壁所绘的一棵枝繁叶茂大树，树下有一裸女似在劳作，树上有一猴两鸟（图11）。树上猴手舞足蹈，恰好活动在女子顶上，好像正从上往下窥视女子。韦正先生考证该墓的年代可能为西凉时期，壁上的这棵树可能是社树，猴子乃猴精，而女子则本与地母之性相同相通、在此是与猴精相配的存在，此壁画反映的是土地崇拜和生殖崇拜。

图11 酒泉丁家闸5号墓前室南壁壁画摹本

（四）猴子与其他动物组合的画像石

第四类猴子与其他动物相组合的画像石则在几大汉画像区都有出土。

如一块南阳方城画像石，画面横向，主体图像为一虎与一牛相对相斗（图12）。牛在右边，身形下压，头低向前冲，头顶一对尖角弯如月牙、向前抵虎，三蹄撑地、左后蹄抬起、露出，后有一戴尖顶帽的胡人正伸刀阉割它的；虎在左边，后肢立地、前半身腾空向前扑向牛，虎目圆睁、开口露舌，前肢伸向牛角，作势怒吼，虎尾上扬、恰好被一只猴子捏住。猴子右后肢立地、左后肢腾空，向前朝上跃，突吻张开，左前肢握住老虎尾巴、后者却浑然不觉，可以想象猴子的轻巧敏捷。这块画像石既将虎牛相斗的激烈场面表现得扣人心弦，又别出心裁额外安排了胡人阉牛与顽猴摸老虎尾巴的轻松幽默场景，使得画面一紧一松、张弛有度。

图12 南阳方城画像石拓片

浙江海宁长安镇海宁中学汉墓东耳室北壁西侧画像石，高1.05、宽0.26米（图13）。石面纵向刻一顶端带一斗三升斗拱的立柱，立柱有柱础，柱身上缠绕着盘龙，在重拱一侧有一只单臂挂悬在斗拱上的猴子，尽显其轻俏之态。龙与猴的组合为立柱增添了神奇色彩。

图13 浙江海宁中学汉墓画像石拓片

四川内江岩边山三号崖墓左壁正中刻一株大树，繁茂的枝叶间掩映着仙鹤与群猴（图14）。有的猴子蹲踞在树上、挥舞着前肢，有的单臂悬挂在枝干、另一只手臂伸向下面的同伴，下面一只猴子挥臂向上、与之呼应。崖壁上栩栩如生的画面复原了蜀地风光：在阳光与茂林之间，万物生机勃勃地生长，群猴在树木与树木之间悬空穿梭、游荡嬉戏，尽显一派天然勃发之情。

图14 内江岩边山三号崖墓画像石拓片

汉代猴子的文化含义

汉代人喜欢猴子，比如百戏中有专门的猴戏，说明猴带给人们许多欢乐。而通过前述各类猴形器物与图像可知，先秦以来人们对于猴子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等已早有近距离的观察了解，并且赋予了猴子较为特殊的含义与情感。

（一）生存写实与聪慧生命力的讴歌

先秦以来，人们既如实记录猿猴的生存环境，又在艺术中展现其聪慧的一面。如《楚辞·九章·涉江》云：“深林杳以冥冥兮，猨狖之所居”。点明猿猴所居乃幽远深冥的山林。《水经注·江水》引晋袁山松《宜都记》描述猿猴乃一绝：

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

三峡水流，长江两岸重峦叠嶂、茂林绵延，山林掩映间传来猿声啼鸣不绝、鸣声清幽，在山谷间久久回荡。此法并不直写猿猴形貌，颇有“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笔意，却令三峡猿猴深入人心、难以忘怀。

南朝萧铨又作有《夜猨啼诗》：

桂月影才通，猨啼迥入风。隔岩还啸侣，临潭自响空。挂藤疑取饮，吟枝似避弓。别有三声泪，沾裳竟不穷。

猿啼成为古代文化里的一个经典意象，以致酿成了后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绝唱。

猴子的敏捷聪明被人欣赏，古代艺术造像中格外突出它的姿势灵动，以表明其不俗的智商。

从战国中山王厝墓中十五连盏灯上援木而荡的猴群，到满城汉墓所出铜挂钩上倒挂悬空的猴子，到武威磨嘴子汉墓中握嘴跪坐的木猴……它们或动或静，或在云间呼朋引伴、如风飞荡，或在地面机灵打望、随时反应，无一不生动自然地刻画出其敏锐的天性。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讲述了一个类似于“皇帝新衣”的故事，说燕王嗜好微巧之物，卫国一个工匠投其所好，自称可以在植物尖刺的顶端雕刻出母猴，燕王大喜，即刻重赏之。可是这只“棘刺母猴”却是无法验证的宝贝，因为卫人给燕王提出了难以做到的条件：戒色、酒、肉，以证其虔诚，务必做到，方才可挑个黄道吉日请燕王观赏。所幸一名郑国铁匠识破了卫人的奸计，使之落荒而逃，为燕王挽尊。棘刺刻猴虽是一个谎言，却也可推知当时人以为猴子是灵巧之物，才好刻之于棘刺上，并为好微巧的燕王所喜。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产“猩猩兽，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认为猩猩能说话，可谓是高度肯定其智力。曹植《蝉赋》：“姿才捷于猕猴”，《白马篇》：“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以猿猴作比，形容被比者的身手敏捷矫健，也可知当时人对于猿猴这一特性的认识。即使是阮籍《猕猴赋》，虽以批评猕猴为主，却也不得不认可其“姿便捷而好技”。

当然，先秦秦汉故事中的猴子也有聪明过了头的一面。《庄子·齐物论》引《列子·黄帝篇》里“朝三暮四”的故事，即猴子与养猴人谈判如何分配栗子，虽借此诠释“齐一”，却不免贻笑。

《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灭秦以后，极度膨胀，有智者建议他依旧定都于地势重要、土壤肥饶的关中，却遭到一心想要富贵归故乡的他拒绝，因此智者讥讽他“沐猴而冠”，其语锋之绝俏可谓是千古无两。

总之，猿猴的机敏聪慧得到了公认，古今一致认为它们是智商较高的动物。

（二）马上封侯与“弼马温”

猴音“侯”，汉代造型艺术中的猴子图像可能有封侯的象征含义，这在猴子与楼阁相组合的图像中表现明显。

前述出自济宁嘉祥2号汉墓、徐州洪楼的画像石上，楼阁或者厅堂修筑得美轮美奂，象征希望墓主人在死后世界依旧享受与活着时一样富贵的生活。建筑的屋顶上皆各有猴子，它们与凤鸟、羽人等相组合，寓意吉祥，体现希望墓主人能够庇佑后人封侯发达的心愿。这些都是当时人普遍的建功立业、家族兴旺的世俗愿景。

而有的单纯的猴骑马图像，特别是出自草原地带的图像，已由邢义田、韦正等学者考证，可能其含义与“马上封侯”不同。早在汉代，草原游牧民关于猴子能防马疫的信仰传入中原，因此这一图像或许还带有压胜牲畜的疾病、起到保护作用的含义。

《晋书·郭璞传》记载西晋惠、怀帝之交时，天下将乱，郭璞为躲避战乱逃亡东南，想要投奔赵固将军，不巧恰逢赵将军因爱马死了心情欠佳不见客，门吏因此也不敢替郭璞去报信。郭璞于是对门吏说：“我能使将军的爱马死而复生哦！”门吏一听心里盘算：如果是对方骗人，自己去报信大不了被骂一通；可若是真话，那岂不是大功一件？便真进去通报了主人。谁知赵固当真忙不迭赶出来，请教方法。郭璞倒也不慌不忙，信心满满地教赵固如何如何。赵固将信将疑地照办，派出二三十个壮丁，持长杆往东行三十里，到了山下的社庙，便挥杆拍打，惊吓出一物，迅猛捕捉住它带回，将它放到死马处。接下来更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此物一见到死马，便对着马鼻子吸气，顷刻间马居然真的活了过来，奋蹄奔腾，咴咴嘶鸣，进食饮水一如寻常，让观者大为惊奇，只是不觉那物已悄悄消失不见……

故事里那个神秘的能治马疾的神物，其实是猴子。类似的故事还见于《搜神记》等。这一观念可能来源于北方草原民族，影响深远，比如到《西游记》中都还有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命其饲养天马的情节。

而这一图像早于文献出现，比如前述战国时期、汉代都有猴骑马的器物、图像出现，它们可能是猴子治马病、防马疫信仰的体现。

（三）生殖崇拜与升仙信仰

猴子在汉代西南地区的文化中可能带有生殖崇拜的含义。

汉代云南滇文化墓葬中常出土漆木祖，有的祖器的柄刻作猴形。杨勇先生推测这种猴形装饰可能含有与生殖崇拜相关的信仰因素，滇人认为猴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可借助其力量来促进人的生殖与繁衍，也祈愿生产丰收特别是禽畜兴旺。

蜀地则流行着白猿抢亲的传说。《搜神记》卷一二载：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豭国”，一名“马化”，或曰“玃猿”。伺道行妇女有美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诸杨，率皆是“豭国”、“马化”之子孙也。

一块新津崖墓石函上的画像石，主体画面为两人在追赶一只猿猴，猴子在前面龇牙咧嘴、挥舞手臂、飞奔回首；石面左端坐着一人（图15）。一般认为这幅画像反映的是猴戏场景，而巫鸿先生则认为它恰是猴精劫持妇女传说的写照。

图15 新津崖墓石函画像石拓片

再者前述酒泉丁家闸5号墓前室南壁所绘的猴子，经由韦正先生考证可能是猴精，它与其下的女子相配，反映一种生殖崇拜。

将几则图文材料相结合可知，在汉代可能已经形成了猴子象征生殖的观念，认为它能够保佑繁衍不息。

至于树上的猴图像，如前述山东两城山画像石，既然画面上的树可能是神木，那么攀援在其上的猴子凭高远眺，就可能被当作有神力的祥瑞之物，可以帮助墓主人实现通灵升仙的愿望。《抱朴子内篇·对俗》曰：“猕猴寿八百岁变为猨，猨寿五百岁变为玃，玃千岁。”在古人看来，猿猴善变、长寿，与仙家无异，具有通灵的特性。

从自然写实地描绘其聪明活泼，到赋予它象征封侯、繁衍子孙、帮助升仙等吉祥瑞意，并且关注到它可能具有防治马疫等医学功能，汉代人对猿猴的观察与想象反映出他们的心理诉求与时代认识力。通过对汉代猿猴形象所带有的含义的理解，可能据此洞察当时的社会心理与审美观念。至于出现刻意区分“猿”“猴”、并且美“猿”贬“猴”的意识，则是后话。

结语

汉代艺术中的猴形器物与图像，形象之俏皮无羁，造型之生动多样，充分体现出当时工匠技艺的高超、审美品格的不俗，也反映出当时人对于猿猴文化内涵的丰富与拓展。

在这些艺术品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来自中原本土、北方草原以及西南地区等多个地域文化对于猴子不同的认知，这些理解与想象又在彼此交流作用，共同创造出璀璨且生命力恒久的猴文化。也能够感受到古人对于智趣的推崇，幽默的一大来源是智力，所以在猴子造型艺术中我们既见识到造物之灵动，又体会到带着温情的妙趣横生。

猴文化的多重含义与意味长久地影响后世，我们今天对于猴子的喜爱之情，其实早在千余年前就已定调。汉代人早已为我们塑形了一只机灵活泼的猴子，永久地驻进民族记忆与智慧当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术考古视野下的怪兽图像研究”（21CKG026）阶段性成果。）

来源： 澎湃新闻

郑晓华 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宋代文坛群星璀璨。前有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司马光、曾巩，后有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杨万里、范成大。和诸多同时代巨星相比，姜夔（号白石道人）并不出众。然而，他以自身的才、学、识，开创宋词“清空”一派，影响文坛数百年；且其才艺跨文学、音乐、书法三界，并均有所建树，实属难得。成就背后是艰辛。姜夔从布衣词人到艺坛大家的曲折从艺之路和为人风骨，值得后人品味。

人生沉浮

宋徽宗绍兴年间，姜夔出生于江西鄱阳一个破落的世宦之家。按陈思《白石道人年谱》，他出生于1158年（一说1154年或1155年）。其先祖最发达者可上溯到唐德宗时的十二世祖，官至谏议大夫、同平章门下事，等同宰相。但进入宋代后家道中落，姜夔父亲进士出身，曾“以新喻县丞知汉阳”，也就是以新喻县副职担任汉阳县长。然而上任3年就死在任上。一家人失去靠山，家道更蹇困了。

姜夔画像选自清代《古圣贤像传略》

少年失怙的姜夔寄居嫁在汉川（在武汉西）山阳的姐姐家，一心一意准备科举考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通过科举改变命运，是古代读书人的梦想。姜夔自幼随父游宦，受到良好教育。他熟谙诗文、精通音律，有文学天秉，但对“举业”却特别迟钝。宋朝制度，士人三年一考，在本籍考试。姜夔从17岁第一次回原籍考试，此后3年一回，到26岁，他连考了4次，却每次都名落孙山。

青春时代遭受重大人生挫折，使少年的心一片迷茫。作为一个社会边缘人，无论看喧嚣尘世，还是缥缈云烟，都不免蒙上一层悲剧色彩。当姜夔把破落子弟流淌在内心的眼泪凝结为文字珍珠的时候，宋代词坛别具风格的“清空词派”就悄然萌生了。

命运给他关上了一道门，也悄悄给他打开了另一道门。

淳熙三年（1176），长年蜗居山阳的姜夔，决定外出看看世界。他沿长江而下，在冬至这一天，到了扬州。当时距金兵南下劫掠已过去几十年，但昔日的繁华之都，仍元气未复；残垣断壁，一派萧索。追昔抚今，姜夔文思泉涌，写下了后来蜚声文坛的宋词名作《扬州慢》：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扬州慢》是姜夔“清空”风格的发轫之作，用词炼意，兼取苏（轼）词刚健，柳（永）词婉约，以他对《诗经》《楚辞》及历代经典的谙熟，巧妙用典；整首词时空穿插，灵思跳跃，引人追忆流年，作无限遐想。作为年方弱冠的小青年，有如此格局，可谓出手不凡。

星光熹微初显，姜夔引起了文坛的注意。其中有一位伯乐，是性格气质和姜夔颇为相像的诗坛前辈萧德藻，他后来把姜夔引入文坛。

萧德藻，字东夫，自号千岩老人，闽清（今属福建）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曾任乌程（湖州）令。他是南宋诗坛大家，和杨万里、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姜夔游历长沙时，碰上了这位前辈。萧德藻一见姜夔，便感觉十分投契，立即收纳门下。此后几年，萧德藻在南宋文坛不遗余力做的一件事，就是举荐姜夔。萧德藻不但出游时带着姜夔，介绍他结交名流，还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他，给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安顿。

得力于萧德藻的扶持，此后几年，姜夔在南宋文坛声名鹊起。他有机会结识了文坛“大佬级”人物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也得以和理学大师朱熹交往。当然，才华和实力，是社交的基础，重要的还是姜夔自己有实力，关键时刻顶得起来。这是姜夔人生早期逆转的关键。这里，最让后人传诵的是他和范成大的交往。

范成大出生于三代国公的簪缨世家，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是南宋名臣、文坛巨擘，朝廷倚重的元老。当时范成大已辞官隐退，在老家苏州石湖辟地数亩，筑范村，植梅数百，含饴弄孙。

淳熙十四年(1187)夏秋间，姜夔拿着杨万里的“介绍信”，到石湖拜谒前辈。第一次见面，范成大对这个身份卑微的青年保持了一份矜持。但后来几年，这个晚辈不辞辛苦，多次往返于淮西、湖州和苏州；一次次专门登门献诗请教，老者的心被晚辈的诚意感化了，两人便成了忘年诗友。

绍熙二年（1191）冬，姜夔冒雪去苏州探访，作雪中访石湖诗，范成大以诗酬答，写了一首《次韵姜尧章雪中见赠》，并留姜夔在家住了一个月。这次造访，范成大请姜夔赏梅、填词、作曲，然后教家童艺伎演唱。姜夔词作中的《暗香》《疏影》两首名作，即完成于石湖山庄。范成大还拿出自己作曲的《玉梅令》，叫姜夔填词。转眼便到除夕，姜夔返程，范成大意犹未尽，把自己一个歌姬送给了他。

除夕大雪纷飞，桨声欸乃。姜夔乘船返湖州，一路歌姬相伴，心情大好，写了十几首诗，其中一首《过垂虹》，使他名声大噪，后来也羡煞天下士子。这四句诗是：

自作新词韵最娇，

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陵路，

回首烟波十四桥。

一个大人物的青睐与厚待，把姜夔落榜举子的灰暗人生一下推到了辉煌的顶峰。

才、学、识

总结姜夔前半生事业成功的原因，除了时代、机缘、机遇，剩下的就是三个字：才、学、识。这三者，构成他作为一个草根文人能名满天下并最终成为文坛巨匠的实力基础。

姜夔《跋王献之保母帖》（局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广义的“才”，就艺术领域而言，指的是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的基础是学和识。没有学（广泛的知识摄入），难有识（卓越的见识看法），也就无法支撑起所谓的才——全面的综合创造能力。这里，学、识、才是递进的，互相涵育、关联、支撑。

狭义的“才”，指的是艺术思维的高度敏感性及其付诸实践、创造艺术作品的能力。正如法国雕塑家罗丹所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罗丹艺术论》)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首先在于他有一双和常人不同的眼睛，他能够在常人视而不见的地方看到大千世界的真如，看到暗藏的生命、力量和美。如郑板桥画竹，“眼中之竹”有了，通过高超的技艺，把促发“胸中勃勃遂有画意”的“胸中之竹”画出来，然后创造“手中之竹”，完成艺术创造。这里有才、有识、有学、有技，能把石头、泥土、草木鱼虫，甚至蜘蛛、老鼠、牛粪转换为视觉审美意象、变成艺术作品，这就是艺术家。

说到“才”——姜夔的诗人和艺术家独特气质的形成，除了天地合精、自然性分的不可知因素，破落家庭的出身，是赋予他善感细腻执着的艺术家性格的重要因素。先祖的辉煌和现实的黯淡的巨大反差，使他内心时时感到刺痛，而他又不甘沉沦。这是他能够以独特眼光看世界，在豪放派、婉约派双峰并峙的宋代词坛另辟蹊径，开创“清空词派”的深层心理动力来源。

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清代刻本

其次“学”。“门荫世代延，玉堂繁花开”，是所有仕宦家族的梦想。因此督促子弟焚膏继晷、勤奋向学，保持家风不坠，是仕宦家庭的坚守。从姜夔的诗词看，无论《诗经》、楚骚、汉赋，还是晋唐风雅，他一定从小就浸润其中。这可以说是家族遗泽。

再说到“识”。一个诗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先天后天，成因复杂。姜夔的幸运，是天地造化赋予他一个敢于独立思考的头脑，这使他在南宋文坛群雄并峙的格局下，有足够的思想力，别开户牖，闯出一条自己的艺术新路。

诗是姜夔最自信的艺术。在其诗论中，可以看到他的艺术主张：不蹈袭、不模仿。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中，他提出，诗是天籁，没有固定格式，“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在《白石道人诗说》中他说：“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模仿者语虽似之，韵亦无矣。”

最凸显他理论高度的是他的这一段有点像绕口令的诗论：

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求与古人合。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彼惟有见乎诗也，故向也求与古人合，今也求与古人异；及其无见乎诗已，故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其来如风，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苏子所谓“不能不为”者乎。

历经唐末五代之乱，宋代文坛一直流行两种思潮，一种主张复古，一种主张开新。复古者求道统延续，强调文脉传承，历史不能断线；开新者求道统拓展，标举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宗旨，认为一代要有一代之文，力避蹈袭，不落窠臼。

在求开新的这一群体中，又有人主张借用沿袭，化古为新。如黄庭坚倡导的所谓“夺胎换骨”“点石成金”法——“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惠洪《冷斋夜话》），意古语新，或语古而意新。这实质上是一种旧瓶装新酒、旧酒装新瓶的经典游戏。另一主张是目空万古，独造为新。苏轼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他的理念是，文学当“有为而作”，“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强调“我书意造本无法”，“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他认为在精研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创作者可以无拘绳墨，从心所欲，自由地进行创造。

仔细阅读姜夔这一段诗论，可以发现，他的“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和苏轼说的是一个意思。“不求与古人合”就是没有蹈袭模仿，“而不能不合”是结果都在艺术规律的轨道上，因此它们必然都在峰顶目光交汇。“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说的是并不是成心人为造作要和古人不一样，但是服从内心的表现需要，按照一般的艺术规律去创造，结果自然就不一样。这里可看到姜夔思想的高度，他和北宋的艺术思想高峰苏轼走在了一起。当然，这也可能是受了苏轼影响，因为那段诗论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其苏子所谓‘不能不为’者乎。”

与苏轼有惊人相合处的还有这两段话。一是声明自己原来学黄庭坚，后来明白了必须离开黄庭坚，努力做到“不学”：“三薫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髙阁矣。”这应该是从苏轼“常谓不学可”来的。另一段：“余之诗，余之诗耳。穷居而野处，用是陶写寂寞则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钓能诗声，不惟不可，亦不敢。”则应该是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的翻版。

清代学者在读了姜夔的这些诗论后，说：“今观其诗，运思精密，而风格髙秀，诚有拔于宋人之外者。傲视诸家，有以也。”（《四库全书提要》）在南宋文坛，姜夔的思想高度造就了他的艺术高度，由此也奠定了他的历史高度。

中年献乐

姜夔有通古乐音律之长，这是他的家学。他的名字姜夔之“夔”，是上古帝尧的乐官，而他字“尧章”，取自尧帝时代宫廷大乐《大章》。可以看出，他的家族有音乐情怀。

姜夔有一个梦想：当时的宫廷大乐，多失于古制，年届中年的他，希望学有所用，有机会报效朝廷。庆元三年（1197）四月，他给朝廷上《大乐议》，提出了改革宫廷大乐，为大宋列祖作赞颂曲的建议，递呈尚书省。据记载，宁宗皇帝看到了这份奏疏，下诏掌管乐制的太常寺议之。谁知“蛾眉曾有人妒”。从屈原到司马迁，再到辛弃疾、陆游、姜夔，人性的弱点一次次使历史悲剧重演。姜夔以一介布衣身份上书朝廷改革乐制，在某些人看来，是犯忌了。所以结果是：

斯人（姜夔）诣寺，与寺官列坐。召乐师赍出大乐。首见锦瑟，姜君问曰：“此是何乐？”众官已有谩文之叹：正乐不识乐器。斯人又令乐师曰：“语云‘鼓瑟希’，未闻弹之。”众官咸笑而散去，其议遂寝。

相关官员邀请姜夔到太常寺一起讨论。乐官欺负姜夔没有见识过宫廷大乐，抬出了形制豪华的“锦瑟”。姜夔没见过，当然要问：这是什么乐器呀？这一问，大家一阵哈哈大笑：乐器都不认识还谈什么音乐！第一次上书就这么失败了。

可以看出，邀请姜夔去讨论，是作秀给皇上看的。胥吏糊弄上司有的是办法。到了明代，关于这件事，终于有人把话挑明了。徐献忠在《吴兴掌故集》说：

尧章长于声律，尝著大乐议，欲正庙乐。庆元三年，诏付奉常有司收掌，并令太常寺与议大乐。时嫉其能，尽识其器。有司遂以为器尚不知，安可议乐，是以不获尽其所议，人大惜之。

这里的关键，就是“时嫉其能”。

第一次上书失败，他不死心，两年后又重整旗鼓再次上书。这一次，他下大功夫研究了宋朝开国史，选取辉煌事迹，撰写歌词，谱成系列组曲。果然不一样：皇帝除了下诏交付乐官讨论，还给予“免解应礼部试”，即免除地方州县考，直接参加礼部考试。如果礼部试通过，就可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若通过这一关，就鲤鱼跳龙门了。

这是姜夔离科举考试成功最近的一次。但礼部试的结果，还是没通过。绝望中，他把目光投向了过去束之高阁古法帖。书法，成为他晚年生命的避风港湾。

《续书谱》：悲怆生命的最后安顿

书法是“人书俱老”的艺术：它需要人生锤炼，反过来也“锤炼”人生。

姜夔和书法，结缘很早，入道却很晚。

学书要先“入古”，一头深深地扎进去，得道之后，再以最大勇气打出来，这是千年不变的规则。书香门第出生的姜夔，对这一切当然都了然。但诗人的青春躁动，很长时间把他拦在了书法艺术围墙之外。据他自述，40岁以前，多少次怀揣梦想，盼望书法能给他以奖赏，但每次临帖，都让他如触墙壁。二十几岁在长沙，萧德藻以自己旧藏黄庭坚题跋善本《定武兰亭》相赠。但大家的手泽也没能激活少年诗人的心——面对幽香四逸的古本佳拓，他心如顽石不为所动。

从庆元五年(1199)，姜夔经历两次上书朝廷无果、“献乐之梦”破灭，岁月的锤炼，使年逾不惑的他身上发生了变化：过去对抽象黑白世界隔膜的生命，仿佛突然对书法开放了。嘉泰三年(1203)，他写了两个题跋，记下了曾经的苦闷和突然开悟的喜悦：“二十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嘉泰癸亥定武兰亭跋》）“予学书三十年，晚得笔法于单丙文，世无知者。谛观此刻，若合一契。”（《嘉泰三年晋王献之保母志跋》）

姜夔从此一头闯进南宋书坛，一发不可收。嘉泰元年（1201），他的第一部书学著作《绛帖平》问世。嘉泰二年（1202）考订长文《王献之保母志跋》完成。接着，《禊帖偏旁考》问世。再往下，就有了后来使他扬名书法史的《续书谱》。

《续书谱》虽使姜夔名扬书法史，但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嘉定元年（1208），《续书谱》首刊问世，刻印者谢采伯台州临海人，是宰相谢深甫之子、嘉泰二年进士。谢采伯为本书作序，说：

姜夔，字尧章，番阳布衣也，自号为白石生。好学，无所不通。尝请于朝，欲是正颂台乐律，以议不合而罢。有大乐议、琴瑟考、铙歌等书传于世。予略识于一友人处，知其为名士，颇敬之，不知其能书也。近阅其手墨数纸，运笔遒劲，波澜老成。又得其所著《续书谱》一卷，议论精到，三读三叹，真击书家之蒙者也。夫自大学不明，而小学尽废，游心六艺者，固己绝无仅有，尧章乃用心刻苦，笔法入能品。予固恨其不遇于时，又自恨向者不能尽知而不获，抠衣北面以请也。因为锓木，以志吾过云。嘉定戊辰，天台谢采伯元若引。

谢采伯序落款“嘉定戊辰”也就是嘉定元年（1208）。按陈思《白石道人年谱》，这一年，姜夔51岁。谢采伯说姜夔“有……等书传于世”，“予固恨其不遇于时，又自恨向者不能尽知而不获，抠衣北面以请也。因为锓木，以志吾过云”。显然，刻印书稿时，姜夔已不在人世。

姜夔之死，跟两件事有关。一是南宋都城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火，大火烧了他的家。二是劳顿之中撰《续书谱》。

嘉泰四年(1204)三月，行都杭州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火。这场大火，把南宋朝廷核心机构官署都烧了，官衙民舍烧毁无数。姜夔的房舍也在其中。

姜夔好友周文璞《题尧章新成草堂》说到灾后他到姜家，见“壁间古画身都碎,架上枯琴尾半焦”。

姜夔本来就是一个文弱书生，所谓“气貌若不胜衣”。救火抢险，急火攻心，自在不言；加上灾后搬家，安顿一大家子，不免心力交瘁。同时，他还要焚膏继晷，著书立说，可能身体过劳了。

在什么时间，什么样的状况下，姜夔的生命之弦突然崩断，瘦小的身体突然倒下，我们不得而知。只可断定，在嘉定元年(1208)前某一天，《续书谱》尚未完成，他就溘然长逝了。至此，一个历经坎坷、也曾有过荣光的生命，就此画上了句号。

《续书谱》的灵感，应该来源于书法史上三部重要著作：一是唐孙过庭著《书谱》，二是唐张怀瓘所著《书断》，三是北宋朱长文《续书断》。有朱长文《续书断》在前，才有姜夔《续书谱》在后，这里面有某种思想关联。

不过《续书断》是《书断》同体例的书法史后续著录，时间上相衔接，二者合璧，在当时来说，可以构成一部完整的书法史。《续书谱》没有仿《书谱》，就其相关理论接着往下说。准确地说，它是借“续书”之名，另著新篇。这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书法理论专著。这里既涉及书体、历史、渊源，也涉笔法、技术，也涉理论、审美，甚至包含生活应用（如书丹）；从最基础的问题——“摹书”，到最高端的创作个性化——“性情”融入，《续书谱》都一一涉及。因此可以说，孙过庭和姜夔，两人是站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各自完成了历史和时代托付的工作：《书谱》是理论探索和开创时代的高峰，《续书谱》则是传播和阐述时代的高峰。一个探索开拓在前，满满都是新理论；另一个是阐述诠释在后，一一通俗化。不过姜夔书学修养好，阐述也是创造，所以得到后来众多书家的追捧。元代赵孟頫、俞和，明代沈粲、丰坊、祝允明等，都曾全文或节录抄录《续书谱》；赵孟頫曾数抄《续书谱》赠友，还有抄本流传海外。

姜夔《续书谱》，明代刻百川学海咸淳本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续书谱》是姜夔生前呕心沥血构思撰写的一部书稿，他是在书稿未完成的情况下突然去世的。现在通行海内外的《续书谱》，不是姜夔原始本，而是明清时代文人学者几经调整，最后在康熙年间成形的“整理版”。

如果把《续书谱》看成是姜夔业已完成的著作，那有很多问题无法解释。

看南宋嘉定元年（1208）谢采伯作序的《续书谱》首刊本，稿本存在很多问题：全书章目体例未划一；某些章节，标题和行文未能完全吻合；有些章节，只写节题，没有正文（如十二章《燥润》，只注“见用笔条”；十三章《劲媚》，注“见情性条”。这种情况，历代著作，成稿中亦绝未见，好像是撰稿正在进行中，暂留提示，待日后补充）。又如第十章《情性》，开始说了一句“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后面长段直接抄孙过庭《书谱》。选摘的虽都是精华，但是论说文类著作，历代学者著书，未见如此写法(文献编撰类除外)。如果是正式成稿，那显然太不严肃，理不可通。另，全书二十章，叙述逻辑，也还没有完全理顺，于书理未能尽合。以上种种问题，清人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经注意到并指出。如果是一部成稿，这些问题都是不可想象的。只能理解为，谢采伯所见姜夔传世《续书谱》手稿，是一部未完成稿。姜夔可能是在大火、搬家、呕心沥血撰写《续书谱》的心力交瘁中，突发急症去世的。

因此可以说，《续书谱》，是姜夔生命的最后寄托，一个悲怆生命的最后安顿。

少年学诗，放飞才情；中年献乐，四处碰壁；晚年习书，再得大名，可谓是姜夔的人生三部曲。此中有多少悲欢离合，令人无限感慨。

姜白石词看似平淡，却平中有奇，所以明清以来，吸引了那么多追随者。据专家统计，清代坊间翻印词集，唐宋词人中以白石词最多，有三四十种。所谓文人哀荣，也莫过于此了吧。

有人说姜夔是继苏东坡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这话有点过誉，笔者不能苟同。苏东坡是什么人？光欧阳修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谁能扛得起？

王国维也拿姜夔和苏东坡比。他对姜夔有褒有贬。《人间词话》说：

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唯东坡，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王国维对谁都是拿眼角看人的。他能把姜夔和苏轼并举，实在是高看姜夔了。不过他贬姜夔也不假辞色：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人间词话·四十二》）

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人间词话·未刊手稿》）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已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能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则白石耳。（《人间词话·未刊手稿》）

意境优劣，笔者没有资格评说，但王国维批评姜夔“暗营三窟”(指两次上书希望见用)一句，笔者冒犯一言：王氏是大户子弟，家资巨万，他可以衣食无忧做学问；姜夔一生漂泊，就算欲为五斗米折腰，何“可鄙”之有？

关于姜夔的生平，南宋周密《齐东野语》收录了一个姜夔自述，可以窥见漂泊才子一生的辛酸。周密在《姜夔自述》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呜呼！尧章一布衣耳，乃得盛名于天壤间若此，则轩冕钟鼎，真可敝屣矣！

话是这么说。但是设身处地去体验，多少文人能经得起一年365天，天天食无定着，四处游荡，一生漂泊，终老寂寞呢？从这一点上说，姜夔还算是一个性格坚强有定力的人，他的一生无愧于文人之风骨。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6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