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到旧书摊一逛,发现不少旧书,其中有一本是1978年的宪法,如下图:
除了宪法全文,还有当年修改宪法的报告。虽然以前也听说过建国后有四个宪法,但是没认真看过,现在买来,不禁好奇地认真看一遍。发现,这个1978年宪法和现行的1982年宪法(修正案),确实有几处较大的差别。
首先,1982年宪法,是当年在彭真同志主持下进行修改的,修改的基础并不是离它最近的1978年宪法,而是建国后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大家首先了解这个背景。
首先来看第一条,1982宪法是这么规定的:
但是,1978年宪法不一样,大家看下图:
也就是说把1978年的国家性质“无产阶级”改成了“人民”。但是现行宪法在序言里面有一句,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其实质即是无产阶级”。
关于国务院总理的产生,也有区别。1978年宪法规定:
1982年宪法规定:
也就是说,以前国务院总理需要中央提名决定,现在则改为国家主席提名决定。
公民权利方面,1978年宪法规定:
1982年宪法则规定:
也就是说,1982年宪法去掉了“罢工自由”,当然言论方面的四大自由也去掉了。
另外,1978年宪法还有一条关于外国人的:
11982年宪法,没有找到这一条。
以上就是两个版本的宪法的主要不同,下一篇文章,我将谈一谈1982年宪法的修改过程,即这些不同是如何产生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驻日工作时,经常能在街头巷尾听到日本的年轻人在分别时互相说“じゃ、バイバイ(那就拜拜啦)”。听着听着,总觉得不太对劲。我想:“日语中不是有‘さようなら(再见)’‘じゃ、またネ(再见)’这些说法吗,为什么偏要用英语的‘バイバイ(bye bye)’呢……”
然而,当我1978年回国后,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中国,大家也都习惯使用“拜拜”一词了。一开始我对此很抵触,但后来逐渐习惯,也就不觉得是什么问题了。这说来也是很神奇的事。
现在,每次听到北京人用京腔说“拜拜了,您呐!”(“您”是第二人称敬称,“呐”是在叮嘱对方时使用的语气词),都不禁感叹,“拜拜”一词已经彻底成了中文啊。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拜拜”已经不会让人联想到英文的“byebye”,而是很自然的中文了。
说到这里,其实,“ショー(show)”的音译“秀”也是外来语,现在中国人使用得非常频繁。
“某总统前往受灾地慰问,这种行为就像宣传自己的秀一样”,这叫“作秀”。“ファッションショー(fashionshow)”则叫做“时装秀”。这个假借字真是十分贴切。
最妙的词还当属“トークショー(talk show)”的音译“脱口秀”。不仅发音和源语接近,而且,用汉字的“脱口”二字来对应表示说话之意的“トーク(talk)”,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了。想必这一定是其译者的得意之作吧。
今年9月,在福建举办的2020年海峡客家中秋文艺晚会上的汉服秀。
随着电脑的普及,在中国,电脑相关用语大幅增加。我在这里举几个主要的例子。
ホームページ(home page)—主页、Eメール(E-mail)—电子邮件、インターネット(internet)—互联网、ネットワーク(network)—网络、ソフトウエア(software)—软件、ハードウエア(hardware)—硬件、マウス(mouse)—鼠标,等等。
“インターネット”最初被音译成“因特奈特”,但这一译法未能获得民心,后又产生“互联网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网联网”等十几种译词,最终确定为“互联网”。
中国在吸收外来语时,一般倾向于使用意译的方式。因为长期以来,汉民族养成了靠字面推理语义的习惯。例如:コンテナ(container)—集装箱、アパート(apartment的简略)—公寓、ジュース(juice)—果汁、システム(system)—体系、リモートコントロール(remote control)—遥控、メカニズム(mechanism)—机制、ソナタ(sonata)—奏鸣曲,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意译。此外,不少比较新的词汇也都采用了意译的方式,例如:プライバシー(privacy)—隐私、テレビドラマ(TV drama)—电视剧、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identity)—认同、シンクタンク(think tank)—智库、ラップ(食品用)(wrap)—保鲜膜、ファストフード(fast food)—快餐,等等。但是,这种“外来语意译”的方法存在一个问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的术语层出不穷,逐一意译已经追不上新词产生的速度。而且,意译出来的中文术语并非国际通用,因此有时也给国际交流、学术交流造成障碍。
为了弥补这些缺点,采取的新方式是结合音译和意译。我举几个例子。
トラクター(tractor)—拖拉机。“拖拉”既是音译,也兼具“拉、拽”之意。
ボーリング(bowling)—保龄球。“保龄”是音译,“球”是意译。同时还包含“保持健康”的意思,这点很有趣。
ジープ(jeep)—吉普车。“吉普”是音译,“车”是意译。略称吉普。
此外,还有ゴルフ(golf)—高尔夫球、サウナ(sauna)—桑拿浴、ネオン(neon)—霓虹灯,等等。
但是,外来语中也存在不适合意译的情况。如果强行意译,翻译出来的词意思也很模糊,无确传递源语的概念,对于这种词,还是直接音译为好。
某“ビタミン剤(维生素补充剂)”的成分表。里面含有多种“维生素”。(摄影:笼川可奈子/人民中国)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ビタミン(vitamin)”。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使用的都是音译的译词“维他命”。从字面上一看便能明白“维持人的生命”这一含义,是个很不错的音译。但后来,“维生素”这种译法变得更为常用。该译词虽然也算是采取了“发音+意思”的形式,但总体来说还是一种意译。
然而,采用这样的意译之后,如何表示“ビタミン(vitamin)A、B、C、D”又成了新的问题。直接写成维生素A、B、C、D虽然简单,但也有人认为,既然意译成了“维生素”,就应该统一使用汉字。因此,当时翻译成了维生素甲、乙、丙、丁。
但是,天干只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到“ビタミンK”“ビタミンP”“ビタミンR”的时候,就束手无策了。结果,还是不得不使用字母来表示。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反映出现代汉语的巨大变化,那就是英语和字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文章中。
过去,《人民日报》的原则是绝不使用汉字以外的文字。但现在,经常能在报上看到IT、GDP等单词。随着国际化时代、IT时代的到来,中文中的一些词汇的变化将会进一步加速吧。
此外,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英语缩略语也变得越来越常见。例如,电话的IP卡、表示消费者物价指数的CPI、企业的最高行政官员CEO等等,数不胜数。面对数量庞大的外来语,一一进行翻译逐渐变得力不从心,不得不借助字母,这一点通过报纸的新闻如实地反映了出来。
当然,这种做法也显现出一些弊端。前一阵子,已过古稀之年的内人就这样抱怨过:
“现在的报纸真难懂啊,英语越来越多,意思都不明白了。看电视的时候也经常听不懂。以前可没有过这种感觉……”
刘德有
1931年出生于大连,日本文化专家,记者、翻译家。
1952年任《人民中国》翻译,编辑。
1955年到1964年,曾为、周恩来、等人做翻译。
1964年到1978年作为《光明日报》和新华社记者在日本工作15年。
1986年到1996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著作:《时光之旅》(時は流れて)《战后日语新探》(戦後日本語新探)
译著:《祈祷》(祈祷,有吉佐和子)、《山芋粥》(芋粥,芥川龙之介)、《突然变成的哑巴》(不意の唖,大江健三郎)、《残象》(残像,野间宏)等。
(翻译:李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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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信息
寻亲类别:宝贝寻家
寻亲编号:351579
寻亲者姓名 :赵海霞
性 别:女
出生日期:1978年8月26日(身份证是1979年的,比实际小一岁)
失踪时身高:45厘米失踪时间:1978年8月26日(据说一生下来就被抱走)
失踪人现在所在地: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
失踪人当年失踪地点:上海市,市辖区。
失踪人现身体特征:身高165厘米,体重49公斤,双手指纹有三个锣圈。一个发旋,不是断掌纹,是单眼皮。
寻亲人自述
我叫赵海霞,出生1978年8月26日,现住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我是养父从上海一家医院抱养的,我养母就跟我说我养父去上海抱养我到的那一天我还没出生,到第二天才出生的,抱回来时还给一个奶瓶,一点奶粉,也不知道是医院给的还是生母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