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眼(气眼扣安装)

罗布泊生存指南-气眼-掩埋

罗布泊干涸之后，曾经的湖底露出，泥沙中的盐、碱析出地表形成一层看起来非常坚硬的地表盐碱壳，但是地下有可能存在着充满空气的疏松的空间，叫做气眼。如果车辆负载过重或者发生剧烈的震动、爆炸，则有可能在经过气眼上方的时候地表盐壳承托不了重量连车带人陷入坑中。

应对方法：

1.尽量不要涉足这个危险的地方 。

2.避免车辆负载过重。

作者：致美悦和定制旅行

匠心筑梦⑤丨毛仲春：让“金杯牌”电线产品享誉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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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电线的诞生需要经过拉丝、绞线、挤塑、喷码、火检等多道工序，而毛仲春做得就是“挤塑”。他一干就是12年！

挤塑，通俗一点地说，就是给电线穿上一件“绝缘”外衣。毛仲春介绍说：“这并不是一件像人穿衣服那么简单的事。”

2010年5月，17岁的毛仲春自邵阳市技工学校毕业后经人介绍来到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开启了学徒生涯。

▲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专门安排了师傅进行带教，手把手教我们安全操作规程、工艺质量控制点等，这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他说，从进企业做学徒开始，自己一直做的就是挤塑的工作。虽然学的是电工专业，但是实际操作挤塑机，他还是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在这过程中，自己有很多操作上的问题，都得到车间师傅们毫不保留地传授，加上勤奋好学，从“学徒——副机——主机”，毛仲春仅用了半年时间。

▲电线生产过程

电线联系着千家万户，给经手的每一根电线穿好“绝缘”外衣，确保电线安全是毛仲春最关心的事。电线“绝缘”外衣穿得好不好，它的质量判定标准主要指塑料的塑化情况是否良好、几何尺寸是否均一，即径向厚度是否一致，轴向外径是否均匀等。“肉眼看到的比如说电线塑料层表面产生疙瘩、烧焦、表面有蛤蟆皮式现象，电线外径粗细不均，有气孔、气泡或气眼的，这些就是温度和剪切应变率及作用时间等方面没控制到位，直接影响到了电线成品质量。”

毛仲春能熟练操作9种类型、4种厂家的绝缘、护套挤塑机，涉及机械手、封膜机、环绕包膜机等多种新型设备。他还能够熟练掌握聚氯乙烯（pvc）、阻燃聚氯乙烯、低烟无卤聚烯烃等多种特殊材料的加工性能和挤出要求。

这样的硬核本领让他在今年3月18日衡阳市总工会主办的2023年衡阳市“十行状元、百优工匠”职业技能竞赛中脱颖而出，击败32名选手，荣获电气设备产业链“电线电缆挤塑工状元”称号。

谈及此事，毛仲春也只是略微腼腆地笑说运气好。但在他领导、同事看来，毛仲春的胜出绝非偶然。电线车间生产主管贺欢介绍，毛仲春性格大方，很容易和同事打成一片。在工作上，毛仲春的专业能力也是十分出色。“仲春能在3分钟内快速完成调偏，偏芯度可严格控制在10%以内，又快又好地生产出合格产品。”

▲毛仲春与同事交流

如今，作为电线车间新70挤塑班长，在日常工作中，毛仲春主要负责带领班组完成生产任务。他向我们介绍了班组的“班前班后”会，即上班前、下班后都召开一个简短的会议，会议内容主要包括申明安全生产要领、部署工作任务、表彰做得好的同事等，凝聚一种向心力。质量一次合格率达到了99.9%，为车间完成年度经营目标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高质量完成工作的同时，毛仲春还精于钻研，积极参加电线车间的电线导体巴丝质量攻关、班组成本管理模式创新等重点项目，组织开展“节约电线印字油墨成本”班组课题。同时积极协助车间的工艺技术人员进行技术革新，跟踪BVR2.5导体电阻富余，将BVR 2.5（19/0.4）电阻裕度降低至2.5%，节约制造成本。

这12年来，毛仲春说公司见证了他从学徒到技术骨干、班长的“立业”，也见证了他的成家：在公司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把家安在了衡阳。

“小电线，大民生”。成立于1952年的金杯电缆拥有太多辉煌的历史。公司从一张白纸开始，1956年就生产出了湖南省第一根塑料电线，1985年拿到了我国第一张电工产品认证证书。如何让“金杯牌”电线产品一直享誉内外，是毛仲春们每天都在琢磨的事情。

如何做好“传帮带”？毛仲春有一套自己的培育理念：“喊破嗓子，不如撸起袖子。”他将工作经验总结成《挤塑机实操手册》课件，把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每一位组员。如今，他已经带出来了7名优秀主机手，有高级工1名、初级工3名。2022年，他又与周明星、冯俊、吴诗斌等3名班员签订了师徒协议。（文/梁丽君 图、视频/全媒体记者周围 编辑）

罗伟章：逆光

#头条创作挑战赛#

住进这套房子的时候，我二十五岁。对我而言，说出这个意义重大。满二十岁时，我看着那些上了二十五岁的人，心想，那么老了，没做出一件遮脸的事，居然也在吃，也在穿，还在那里笑。你笑啥呀，你去哭吧！太阳升起，街灯亮起，春去了，秋来了，我也二十五了。我的二十五岁跟他们没有任何区别。要说区别，只因父亲做着一门好生意，能轻轻松松给我一套房子。这套房在摸底河边，四站路可到杜甫草堂。父亲说：“那是给你的婚房，以后就不会管你了。”听口气，他多半跟我一样，二十岁时，鄙夷过二十五岁的家伙。

现在轮到他鄙夷自己的儿子了。

他有这资格。二十四岁半，父亲即入车行，后专卖轮胎，一路发达。但在我身上，他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跟他混，也不跟别人混，成天猫在家里。父亲当着他岳母的面，对我爆粗口，说早晓得，我就洒在十姑娘身上了。他到底是山野出身，又要显示文雅和新潮，就把手说成十姑娘。他岳母以为十姑娘是另一个女人，恨了他一眼，又不敢大明其白地恨，只把眼皮下沉，眼珠上翻。这与其说是恨，不如说是悲戚。我母亲是全职太太，全职太太本来也是一种工作，但通常认为是被男人养活的，我外婆也跟着觉得自己是被女婿养活的。

父亲是说到做到的人，我刚过了二十五岁生日，就把我赶出了他的家。

“你去那里找个女人吧，去那里生儿育女吧！”他说。

这意思你听明白了，我从“这里”被赶到“那里”时，还没有女朋友，可他偏要说那是我的婚房。单凭这一点，我有些瞧不起父亲。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从来就不知道还有另一种生活。我后脚还没出门，父亲就把我挤开，先出去了。他很忙。他的忙也让我瞧不起。只要你有心，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眼就能认出哪些人属于明天，哪些人沉迷过去，哪些人深陷此刻不能自拔。我父亲属于后者。他对酒精过敏，因而从不喝酒，但他找到了另一种酒，这种酒就叫忙。他成天醉醺醺的，以忙为醉。而他自己认为是被需要。

我父亲五十三岁了。

我是说，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他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如果你熟悉成都，就知道摸底河和杜甫草堂，都在城西。成都人说，南富，北怪，东穷，西贵。任何概括都是武断的，却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比如我们家就在南边，从我出生时就在南边，中途换过两套房子，但始终在南边。现在我要住到西边去了。父亲这样安排，把我弄糊涂了，难道在他心目中，我非但不是那样糟，还比他高级？通常而论，贵里不仅暗含了富，还明示了地位和身份。然而，当我拎着包裹搬进新居，就不那样想了。在父亲眼里，富就是贵，无富而言贵，只能突显破败，让人不齿。这整个小区，都是经济适用房。城市扩张，河流整治，那些本来有家，现在无家可归的人，就安置过来。我们家虽称不上大富，却也算是有产者，且与搬迁无关，怎么弄到了名额？这不是我要考虑的，考虑这些事，我无能为力。事实证明，我的邻居也与搬迁无关，却和我住了门对门。

虽如此，还是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我觉得，父亲既把我赶出了他的家门，也赶出了他的血统：他没把我当成他的儿子。他儿子不是政府划定的搬迁户，也不必推着餐车，在车上挂着“阳光快餐”的招牌（省工会颁发，享有市容治理豁免权），蹲在街口，为过路人卖烧烤度日，但他觉得我只配那样活命。周围的小区，七层以上都有电梯，我住的小区全是七层，却没有，而父亲偏偏给我买在了顶楼。这分明是故意的，好让我知道向上爬的艰辛。他以他那个年龄的腰腿来揣度我的了。他的所有经验都来自当下，也只能来自当下。为此我几乎要怜悯他。

新家有三室一厅两卫，无论如何，这都是个家的样子。我是说，是个三口之家甚至四口之家的样子。但我还没找到女人呢。在中国所有省会城市里，唯成都的女性多于男性，成都的女性比男性多了整整五万，可说这些有意思吗？即使混在女儿国，该找不到女人还是找不到。女人是河流，浪打浪地向前奔涌，你弯腰掬起一捧，缘浅的能嗅到水味儿，缘深的能喝进嘴里，没有缘，就从指缝间漏掉了;用桶去装也一样，不该你的，路上摔一跤，覆水难收不说，还搭上磕破膝盖，啃一嘴泥。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得通。

我想不通的，是父亲为什么那样刻薄。对我，对母亲，对在我们家住了十年的外婆，他都很刻薄。“你爸吃了很多苦。”母亲这样为他开脱。这时候往往是她被丈夫刻薄得苦含着眼泪，丈夫刚刚出门过后。我见不来母亲那样子。她原是幼儿教师，跟父亲结婚后，才做了全职太太，几年下来，就觉得自己除了干这差使，别的啥也不会了。自我省事过后，母亲在我眼里，就长着白色眼圈，棕色肚腹，成天蹦上蹦下。那是笼子里的鸟。这样说还高看了她。主人会对鸟儿打几个哈哈，吹几声口哨，母亲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在父亲面前，母亲是个没有声音的人。在我面前，母亲只有关于父亲的声音。

而她为父亲开脱的话，根本站不住脚。没有任何一部法典规定，因为吃过很多苦，就可以随便对人发火。“你啥时候见他对外人发火？”母亲问我。这倒是真的。父亲只对亲人发火。母亲因此得出结论，说，你爸在外面过得不容易，得时时赔小心，处处递笑脸，要不然能从伙计做到老板？就算是朵花，也不能十二个时辰把笑脸给你，他在外面硬撑着，回家来还不让他甩脸子？母亲又说：“啥叫家？家就是让自己丑得舒服的地方。人在发火的时候都不好看，可只要你爸舒服，又有啥关系？他那么忙、那么累，是为了哪个？”

说最后一句时，母亲朝我扔了个眼神。那眼神是一方土，土里长起来一棵树。土是沃土，树却低矮干瘦。土代表这个家，确切地说是父亲，树是我。

母亲错了。我没出去挣钱，这是事实，但我并没吃白食，每到节日，我都给外婆和父母买礼物，还给住在老家的爷爷奶奶买礼物。他们收下我的礼，并不高兴，是觉得我把羊毛还给了羊。把羊毛还给羊，羊用不着高兴。可真实情况是，自我二十二岁大学毕业，父母就没再给过我钱。我的钱是自己挣的。我没出去挣，在家里挣。但父母包括外婆觉得，不是拼出来的钱，都不正当，也不长久。他们把一生想得很长，长到海枯石烂，外婆已老得嚼不动芹菜，还是那样想。而他们所谓的拼，一定要去外面流汗水，赔小心。像我父亲，尽管走路吃饭都生怕错过了什么，尽管从网络上学会了把手说成十姑娘，可在他看来，世界只有空间，时间只是空间身上的寄生虫，因此你得走出家门，拳打脚踢，并占据一方地界;占据了这里，这里就跟你亲，那里不是自己的，就心里眼里隔膜，甚至含着敌意。

现在我也是父亲的“那里”了。

小区名叫河风苑。我住在六幢三单元，门牌号14。当我安顿下来，才发现房子装修过：是看见对门清扫装修留下的垃圾，才注意到自己的房子。对门是对老夫妻，说老，也不很老，七十多岁。七十多岁还不算很老吗？这要看怎么比。我比的，是三十岁的人，过了那年纪，在我眼里都是老人了。当你老到六七十，年龄便已失效，也不以年龄论你。再说他俩确实精干，大包小袋的垃圾拎下楼，都是自己动手。男的姓陈，我叫他陈叔;女的姓姜，我叫她姜姨。按理该叫爷爷奶奶才对，但我怕那样叫，别人不喜欢。

陈叔和姜姨对我十分亲热，像住过了八辈子的邻居。姜姨说：“小杨你倒好，一脚跨进屋，打火就能煮，伸腿就能睡，我们……”说着剜了陈叔几眼。陈叔没看她，但明显感觉身上被剜了，很痛的样子。可见眼睛剜人，不伤皮肉，直刺肺腑。陈叔红着脸，却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爸那人能干！”像跟我爸是多年的朋友。后来我知道，父亲是河风苑最先下手装修房子的人，往这边跑了无数趟，与陈叔和姜姨时常碰面。

父亲给他们讲过什么没有？我知道，父亲爱财，却不露富，他出生的地方，以前是个土匪窝子，露富相当于自寻死路，土匪抢了你的金银财宝，还把你押到后山老林，一索子系了颈项，吊到古松上去，秃鹫来啄了双眼，再把一张脸啄得稀烂，日晒雨淋，蛆虫横生，身子朽了，颈子断了，只剩了一颗乱发蓬松的头，臭烘烘地挂在那里，像个成了精的松果。不露富的基因埋在我父亲的身体里，他绝不会轻易对人说自己是个小有名气的轮胎王。——可是他说过我没有？

当然说过，否则陈叔他们就不会知道我是他儿子。

还说过别的没有？比如我那个儿子很不争气，大学读韩语专业，成绩倒没说的，保送他读研，他拒绝了，回到家，从早到晚缩在房间里，既不出去挣钱，也不谈女朋友，给他介绍了十个八个，都是跟人家喝杯茶就没了下文。诸如此类的话，说过没有？

我感觉是说过的。

陈叔说“你爸那人能干”的时候，仿佛带着劝诫的意味。

最好别管这些事。

第一夜，我睡得很好，证明我确实没管。

说睡得好，不是指睡的时间长。我睡得很少，子夜上床，凌晨两点就醒了。醒来后，我轻手轻脚地开灯，轻手轻脚地起床，轻手轻脚地去上了厕所，烧了开水，泡了咖啡。正是泡咖啡的时候，我才惊觉，这不是在家里，是在我的家里。我把家和我的家，作了区分。家里的一应所需，是母亲置办的，我要喝咖啡，母亲就随时备着。倒不会给我现煮，是买桶装的雀巢。我收拾行李时，母亲将剩的大半桶塞进我的牛仔包，但我取出来了。那不是我的。大半桶咖啡足够提醒我：那不是我的。我的举动让母亲伤心透了。父亲用刻薄让母亲伤心，我用绝情让母亲伤心。尽管我也知道，这种绝情无非是耍脾气，但从今往后，我没有机会再向母亲耍脾气了，那就让她好好地伤心一回吧。

没带走家里的咖啡，但我离不了那东西，就在出门吃晚饭时，去红旗超市买了。幸亏如此，不然用什么来对付这个凌晨。

袅袅热气，随电脑显示屏的亮起变得虚化。电脑放在卧室。卧室的阳台上，横着一张书桌。父亲竟然给我买了书桌！在“家里”，我用的书桌是自己买的，父亲见了还很愤怒，因为他觉得，书桌是我的“瘟床”，我趴在上面，从二十二岁趴到二十五岁，那是自暴自弃，是对时间和生命犯罪，归根结底，是对钱犯罪。可他居然要给“我的家”备书桌，还不止一张。他把三个房间，两间布置成卧室，一间空着，除主卧的阳台上有书桌，空着的那间也有。看来，他是任由我把那间空房布置成书房了。父亲是认可了我的生活方式？甚至也认可了我也有自己的价值？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想的是：让他就那样以烂为烂吧。

没去书房工作，是在“家里”养成的习惯，因为“家里”没有书房。轻手轻脚也是习惯。我总是睡得很晚，怕吵醒了外婆和父母。吵醒外婆和母亲无非耽误她们睡觉，要是吵醒父亲，就是罪过了。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是要受到保护的，在父亲出生的乡下，顶梁柱周围不堆柴草，不拴牛羊，狗在上面蹭两下，也要挨打。泡好咖啡，我才发现不必有这些顾虑。这不是在家里，是在我的家里。啪一声，是我丢笔的声响。我爱在电脑旁放个笔记本，并至少准备三支笔，一支红笔，一支蓝笔，一支铅笔，我会把在书上读到的好句子，脑子里蹦出的好想法，还有解不开的疑惑，都记下来。句子用蓝笔，想法用红笔，疑惑用铅笔，从不会乱。这时候，我把每种颜色的笔都抛一次，让它们落在桌上，是为了听夜晚的声音。

夜晚的声音是笔掉落的声音。

也是自由的声音。

然后我窜遍各个房间，包括厕所和厨房，把灯全部打开。

灯光让我的家提前醒来，迎接新的一天。我烧开水时到过厨房，但没留意，现在才仔细察看灶台和地板。干干净净。父亲赶我过来之前，明显请人打扫过了。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家里的旮旮旯旯，既不见蟑螂，也不见蚂蚁。而在“家里”，总少不了这些。那是个森林小区，绿树成阴，丝缠藤萝，虫子很多。外婆信佛，见了，就肿着嘴交代：“还不快走，等月玲看见，你们就体面了！”月玲是我母亲。我母亲隔几天就拿杀虫气雾剂，往灶台底下喷。如果听见外婆招呼虫子离开，她会迅即冲进厨房，那时候，虫子听了外婆的话，都急急忙忙朝灶台底下躲，这正好，母亲能将它们一网打尽。母亲在父亲面前，有眼泪也含着，可对那些虫子就不一樣了。

有次我看见，气雾剂把一只蟑螂冲得肚皮朝天，一堆细腿儿朝天乱蹬，母亲却咬牙紧摁阀门。外婆见母亲那般杀伐，悲哀地苦着脸，一声不敢言语。如果她说：“丢了的菜帮子叫它们吃了，也折不了财。”母亲就会朝更深处喷射，本来只想滋滋滋，这时候偏要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久而久之，无论什么事，外婆都不敢顶撞母亲半句。甚至也不敢恨一眼。对女婿，她还敢沉下眼皮恨一眼，对女儿却不敢。

“家里”有虫子，“我家里”既无虫子，也没有人。

这就是我的自由。

我必须规划自己的生活了。

世界是用来联想的，针是戳，刀是割，斧子是砍。尽管这种联想常常是一种误解，可也让世界成为了整体。孤立比误解更可怕，因此我必须让自己的世界是可以联想的世界。

傍晚时分，我也像那些有家有室的人，出门散步。

小区南门外，是条大街，街上主要卖吃的，称为饮食一条街。在成都，这样的街道数不胜数，也就说不上特别。稍有不同的是，街口摆着推车——是从河风苑出来的。车上挂着“阳光快餐”的牌子，我就知道是河风苑出来的。他们给我怪异的感觉，像我身上的某个器官，也和他们站在一起。我有種被分割的疼痛。街风吹拂，疼痛在我脏腑里勒出风的形状。好在这样的疼痛很快消失了：是那些人从街上消失了。就在我们入住不久，河风苑以西四百米外修房子，竟挖出成堆的象牙、大段的乌木，还有无以数计的陶器、礼器、面具和骸骨。房子是不能修了，考古专家前来，发掘整理，并迅速在原址建起博物馆。这是三星堆遗址的延续，发掘之初就惊世骇俗，中外游客甚多，周围街道得像个样子。不能摆摊儿设点，搬迁户没法生活，便在政府的默许下，将房子卖掉，自行退到了城市的远处。

除了南门，还有个东门。

东门对着马路，马路那边有超市、美容店、按摩店、茶坊，当然更多的是小区。出门向右，是个地下停车场，上面种了花草，成为一个公园。有公园就有人，也有狗，狗们追逐打闹，人们说闲天、下象棋、跳广场舞。公园南边，横着一座小桥，桥下便是摸底河。叫这名字，不是因为它浅，而是因为清亮，能摸透它的不是手，是眼睛。但那是以前，是成都被称为“沃野千里”的时代，现在确实浅了，偶尔过路的小鱼，也藏不住身子：水面蒲草密布，绿阴阴的随水漂流，鱼在草底透不过气，挣扎到水上面来，却再难入水，在蒲草上蹦跶，蹦跶几下，就被白鹭啄进嘴里。

白鹭把嘴张一下，又张一下，鱼左右忽闪，越钻越深，进了喉咙，就看不见了。这条河上有两只白鹭，多数时候独自活动，只在清晨和黄昏，才并排飞行，若飞在黄昏里，就比黄昏的颜色更深，成为黑鹭。它们飞行时双腿平伸，头尽力向前，安静得不惊动一丝空气，要不抬头望，就不知道它们路过。

它们要飞向哪里？

陈叔在朝楼顶运土。楼顶是隔热层，本不许动，后来听说日本人、新加坡人，都在楼顶种花植树，让城市成为鳞次栉比的空中绿岛，便跟着学。但物管也没忘记履行告知义务：“为了你的安全，请勿上楼顶平台。”也不知是上平台会踩塌房子，还是楼顶离天近，要被晒死，或遭雷击。陈叔的土从远处拉来。多远？远到城市之外。即使走那么远，也找不到好土，黄亮亮的缠裹着铁丝草。卡车拉到东门，再请民工背上楼。为多少钱一背篼，陈叔跟人争执了不下两个钟头。

姜姨候在上面，见土来了，就指挥民工倒进早几天砌好的花台。花台像个“Π”形水槽，骑在他们楼顶。有天我上去吹凉风，陈叔正在植树，三棵五棵，都是石榴。我没见过那东西，问了，才知道是石榴树。陈叔回我话的时候，神色有些尴尬，开始没明白原因，后来才知道，他的有一面花台，占据了我的空间。尽管那不是我的空间，是六幢三单元所有人的空间，但在陈叔眼里，他楼上是他的，我楼上是我的。他把我的占了足有两米宽。如果他说明，我会让他全部占了。我才不会也弄个花台，买土来填。如果那样，我也成个老年人了，至少成了闲人。而我不是闲人，更不是老人。

我才二十五岁。

我已经二十五岁。

我现在比的，是三十岁的人。我从比二十五岁，变成比三十岁，到某一天，会比三十五岁、四十岁……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妥协的。

能妥协是不是一种好呢？

谁能告诉我呢？

夜深人静时分，我想着这事。

突发的吵架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是对门在吵。我的主卧和对门的只隔一堵墙，两扇窗子，相距咫尺。自从我住进来，陈叔和姜姨也住进来，每到子夜，就听见他们吵。真是奇怪的时间点，仿佛对昼夜交替特别敏感。姜姨骂得更多，声音也更大，陈叔过一阵还一句，而还这一句像钉子，钉到了姜姨最痛的部位，接着便是密集的、倾泼似的骂声。

姜姨让我想起母亲。如果母亲也这样，她还会不会朝濒临死亡的蟑螂拼命喷毒药？

总有一方占强。

不是男方就是女方。

不是人就是物。

世间没有平衡。

世间不平衡就是平衡。

吵架通常要持续两个钟头。这也成了我联想的一部分。很模糊的部分。争吵的内容也模糊。虽隔这么近，却一句也听不清，像有很多声音在撞击，彼此破碎。听得清的，反而是远处。比如二单元底楼有个大肚子男人，晚饭后就吹萨克斯，萨克斯是铜做的，却是忧伤的铜，那曲调在黄桷树根系的更低处，在白鹭飞翔的更高处，缓缓流淌。再比如大雨过后，小区的夜里就能听见蛙鸣，青蛙不可能从河里上来，爬过险象环生的马路来到河风苑，也不可能一直躲在干旱的草坪上，却突然生出那么多。

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它们是怎样生？我大二那年，去川西高原，见有个男人剖开一条鱼，挖出半捧金黄色的鱼籽，叫过小儿子，让儿子把鱼籽带到很高的山上埋了。他说，那是种子，千年不死，万年不烂，一旦山上有了海子，那些种子就会活过来，变成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楼下的青蛙，也是千万年前埋下的种子？是谁埋下的？是青蛙还是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大人还是孩子？

对这个世界，有万万千千的解释，可我总对那些不能解释的部分着迷。

哪怕不能解释我父亲为什么那样刻薄。

也不能解释我邻居为什么天天吵架。

他们从不在白天吵，更不在人前吵。见了我，都笑呵呵的。只是，本来在同一场景，为同一件事情笑，却各笑各的。陈叔爱谈我父亲。自我入住新居，父亲再没来过，但给我的感觉，像陈叔昨天才见到他。他谈父亲也谈不出别的，只说：“你爸那人能干！”估计是父亲装修房子时给他留下的印象。姜姨爱问我家属：“你家属呢？”老派人习惯把妻子叫家属，但姜姨自己，并不承认她是陈叔的家属。陈叔是傍着她的。有回陈叔正睡午觉，姜姨在楼顶碰见我，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她说，上数四代，她都住在琴台路——就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琴台，两人从邛崃私奔到成都，就住在那里，文君卖酒，相如弹琴。姜姨在那里住到十六岁，就上山下乡去了。她去的地方位于川滇边境，盛产石榴。她落脚的生产队，有个赤脚医生，她握锄把的手打起血泡，赤脚医生为她擦碘酒;挑粪桶的肩肿成馒头，赤脚医生为她冷敷;她想吃肉，赤脚医生杀掉自家的撵山狗。然后她嫁给了他。当她生下一儿一女，上面说可以回城了。男知青在乡下找了女人，回城时可以把女人丢下，甚至也可以把儿女丢下，女知青找了男人，就丢不下了。男人是女人身体里的一截肠子。男人和女人从来就没公平过。

从那天中午以后，姜姨见我一次就说一次陈叔。话都差不多，无非是嫌陈叔低贱。一个农民，一个赤脚医生。这是陈叔的出身，改不了的。而她嫁给了他，同样改不了。别说没离婚，就是离了，也曾经嫁过。这让姜姨痛苦。她说着说着就痛苦起来，言语也变得激烈。她忘记了打出血泡的手，忘记了红肿的肩膀，还有吃过的狗肉。正如我父亲，忘记了我母亲年轻时的美丽，忘记了在他迷茫和苦恼的时候，母亲怎样用动听的歌声为他提神。

其实，姜姨生下儿子不久，陈叔就进了乡卫生院，成了有编制的医生，再后来随姜姨到成都，被安排在某中医医院。姜姨则进了毛纺厂，而那家厂子很快就倒闭了，尽管现在领着钱，实在少得很。陈叔当时的工资和现在的退休金，都比姜姨高很多。这么说来，姜姨追求的不是富，是贵。她跟我爸有区别。通常以为，人是没有什么追求什么，错了，人是有什么追求什么。姜姨和我爸的另一区别，我爸深陷此刻，而姜姨是沉迷于往昔的人。

不过，她说得再起兴，只要听到脚步响，会立即打住。未必她怕陈叔？他们在夜里吵架，会时不时发出嗡嗡声，我原以为是姜姨的骂声连成片，就像在坛子里嗡嗡成一片，现在明白，那是姜姨在哭。占强的一方怎么会哭？陈叔不可能动手打她，也没听到打的声音，她却哭了。是见到陈叔就为那段岁月感到恐惧吗？是她嫁给陈叔的决定，不是由她做的，而是由她的恐惧做的吗？我理解不了。也不打算理解。说去理解别人，其实是一种高傲。

我也懒得回答姜姨的问题，就是关于我家属的问题。如果我说，我没有家属，也没有女朋友，而且不打算找女朋友，她多半会像我外婆和父母，还有远在大巴山乡下的爷爷奶奶，把我当成不生秧的谷种。要是外公活着，同样会这样想。说不定他死了还这样想。

外公是在我十二岁那年死的。那天他跟外婆吃着饭，无任何征兆，便朝桌下一溜。外婆是个旧军官的女儿，见过各色人等，却从没见过像外公那样软的人——是指外公溜下桌子的时候。那不是一个人，甚至也不是一滴水。说不出像什么，就是软。外婆去搂他，搂住的也是一个软。这个软成了软的人，并没落气，还说了句话才落气：“我舍不得我孙子。”他说的孙子就是我。我还有个小姨，去英国留学，顺便嫁了个英国人，生了两个洋娃娃，小姨带着丈夫和洋娃娃回来过几次，外公外婆跟他们都不亲，连带着跟小女儿也疏远了。

外公的死，给了外婆非同尋常的伤害，不是死亡本身，是死亡之前的软。她愿意住到我们家来，受母亲的气，也是想换个环境，忘记那种软。自我大学毕业，趴在“瘟床”上不动，外婆就时常对我说：“你外公最舍不下你。”她是想表明外公对我的爱，并用这爱来激励我，让我走出家门。在外婆心里，倒不是要我出门打拼，而是家门外才有女人。

姜姨除问我家属，还问我母亲。她知道问我家属我不会答，接着就问我母亲，问的时候眼神朝内勾。我知道，这是在探听母亲的出身。姜姨这辈人，是不是最后一代讲究出身的人？即使现在是，将来也难说。如果时间是弯曲的，也是可以逆转的，走向未来，可能也是走向从前。我正译的一部韩国影片，就表达了类似主题。我终于说出我的职业了。我在网上译电影对白，做成字幕。我的收入来自影迷打赏。不赏怎么办？不赏算了。我也不全靠它。我还写文章，探讨韩国和伊朗电影的崛起之路。文章不愁销，国内外都有刊物发表，进账虽不多，但很稳定。也就是说，我不至于饿死。母亲怕我饿死，打电话问，还要亲自送钱来。我拒绝了。母亲怎能送钱来呢？微信转账也不行，别说亲自送来。父亲那句“以后就不会管你了”，不是随便说的，对母亲而言，父亲的话是圣旨，她怎能抗旨不遵。

内心里，我是不想让母亲受苦，进而不想让外婆受苦，再进一步，不想让外婆心疼的虫子受苦。同时，说不出缘由，我也不想母亲跟姜姨他们认识。

楼顶上郁郁葱葱的了。

陈叔真是一把好手。他去十公里外的土桥镇，买了锄头、铁锹和营养土，把石榴间的空地，敲打得细如盐粒，营养土一掺和，土就变了颜色，是那种能生果木、长庄稼的土，是看上去能吃的土。姜姨实在不必费心劳神地宣扬陈叔的出身。人的出身是刻在手上的，你看他做手上的活，不是做，是那活跟他的手长在一起，便知道，这就是他的出身了。土拌好，撒菜籽。菜籽悄无声息地冒芽，星星点点，是绿的小森林，小得与土齐高。但很快蹿起来。土的伟大，就在于它让自己养育的万物，只要愿意，都可以比自己高。

陈叔去浇水。他买了根几丈长的水管，将龙头安到楼顶拐角的墙上，水管套进去，想浇哪里就浇哪里。他还去摸底河边挖来半瓶蚯蚓，养在土里，说蚯蚓能松土，让土呼吸。土也要呼吸，不然就死了。不能呼吸的土，比不能呼吸的人死得慢，但终归是要死的。锄头翻土跟蚯蚓翻不一样，蚯蚓和土是同一种性质，由它翻，如天降雨水，用锄头翻就像浇自来水，不一样的。菜棵长高了，显出各自的模样来了，茄子、辣椒、胡豆、芹菜，还有黄瓜和金瓜。瓜要牵藤，陈叔又到城市之外，弄回大捆斑竹条。那天我刚好在上面，他汗水巴拉的，对我说：“还是做棵瓜秧好，斑竹条一插，就是家。”

接着换一种方式重复：“它们的家只需要一根斑竹条。”

牵藤的瓜须，开始蜷曲着，听见陈叔的话，斑竹条还没插下去，就活跃起来，像要奶吃的孩子，找寻着母亲的。母亲的就是家。黄瓜能住得踏实，金瓜却不行。藤蔓长到半尺，陈叔才认出这是成都本地产的大金瓜，斑竹条承受不住。他想了想，不知去哪里弄来几十根锈铁管，搭成两米多高的架子，横竖交织，把天空割成一块一块的。

时序交替，茄子花开了，胡豆花开了，石榴花开了，黄瓜和金瓜花开了，随风而至的栌兰、薄荷、旱金莲、蒲公英、牵牛花开了，蜜蜂和蝴蝶就来了，柳莺、白头翁和戴胜鸟也来了。当金瓜小太阳一样垂挂下来，那两只早晚飞翔的白鹭，会时不时在这里歇脚。

然后来了斑鸠。

斑鸠是山野间的鸟，居然也来了。我开始以为是鸽子，但叫声让我知道是斑鸠。我去看爷爷奶奶时，常听见它们叫。那是一种遥远的声音，即使就在头顶，听上去也遥远到虚空里。它们是时间里的生物，来到世间的使命，是引领人回忆。爷爷奶奶就常常被带入回忆。斑鸠叫一声，爷爷就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奶奶便给我解释，说那人住在村东，或村南村北村西，现在死了，或领着一家子住到镇上，甚至走向远方，不再回来了。爷爷一口气要数出三百多个名字。数完，他总是这样对我说：“我不想动窝，你奶奶也不想。一天也不想。都走了，斑鸠叫，就没人听了，也没人记住他们的祖坟、房子和庄稼地了。”

陈叔弄来的铁管，还剩了几根，他问我，可不可以竖在我的楼顶，拉上绳子晾衣物。

当然可以。这还用问。

他便又去弄来水泥，做成几个沉实的基座，中间留了圆孔，铁管去，再灌水泥，二者就合为一体。绳子也是他找来的，是废旧的电线。布置停当，楼顶就更加热闹起来。成都的天是盖住的，难见太阳，因此才“蜀犬吠日”，只要太阳出来，整个单元的人，哪怕住在底楼，也抱了被子、枕头、棉絮上来。见了我们两家，不好意思地说声谢谢，接着就夸陈叔的菜圃和果树。若姜姨在场，她不应声，只把嘴一扁，像很看不起陈叔的劳动。

清早，姜姨上楼摘菜时，神情安详、美满。菜是好菜，既不乱施肥，更不打农药，而且也不为买小菜跑路和花钱。但这并不能缝合暗角里的伤口。

光阴荏苒，你恨的人可能还在继续恨，而爱你的人或许早就不爱了——那个大肚子男人吹奏的萨克斯曲，向我诉说着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让我惆怅。我只惆怅，不恨。我谁也不恨。有时候我听人说，我恨四川人，我恨河南人，或者我恨中国人，我恨美国人，诸如此类，我就知道他在吹牛。他根本没能力恨那么多人。我在讨论朴赞郁导演的“复仇三部曲”时，悉心测度过恨的性质，发现那东西和铅类似，不溶于水，沸点将近两千，颜色和在树上挂了大半天的猪大肠差不多。我无法想象把这样一截肠子，埋在我身体里的任何部位。

可是父亲还以为我恨他呢。

这是从我外婆和母亲那里知道的。端午节那天，我回家去。我又给他们买了礼品，本打算通过快递寄去，但实在的，我想家了。到了节日，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想家。我被想念屈服了。母亲也摸到了我的脾气，竟没打个电话来。外婆也没有。父亲更没有。如果他们打电话，我不会回去的，可是没有电话，我的眼就瞎了，心就空了。

下午四点钟，我进了家门。进屋后见母亲和外婆眼含泪花。我不承认心里的暖，只觉得后悔，觉得不该回来。我不回来，能让她们痛苦。我跟母亲一样心狠。母亲杀那只蟑螂时，我看出了她的心狠。心狠的人往往孤独。或因心狠而孤独，或因孤独而心狠。不想这些了。最好不想。除了后悔，更恼火的是这个时间太尴尬。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呢？外婆和母亲就怕我不留下，因为父亲要吃晚饭时才回。

她们要我见一见父亲。她们说父亲说我恨他。

才五点半，父亲就进屋了，比他通常回家的时间早了个把钟头。我猜是母亲给他透过信儿。不过，如果他不愿回来，透信儿也不起作用。他提前回了，证明他想见我。即使不知道我在，也有血缘的手抓挠他。我们之间的全部别扭，都是血缘的别扭：父与子的别扭。他是父親，是一棵树，他要我成为那棵树的影子，而我想成为另一棵树。他见到我的第一眼，就是一棵树见到另一棵树的样子，陌生、提防、好奇、欢喜、不知所措。

他在我对面坐下来，还没开言，母亲就讨好地拿出我为他买的礼物——一只玉石烟嘴。母亲这样做，其实是破坏了气氛。父亲把烟嘴接过去，嘲讽地笑了一下，问多少钱。我知道，哪怕说一万块，他也不当回事。数字的精确，在人心里完全失效。穷人手里的一百块，超过富人手里的一万块。我说，网上买的，便宜。实际不便宜。他含进嘴里，空空地吸。空气被烟嘴的气眼抽成丝，他咂巴着，像吃着空气的粉条。

正是他的这个动作，让我感觉到，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已越来越深，尽管我想见他，他可能也想见我。我和他到底不同于松果和松树，也不同于鱼籽和鱼。它们不存在伤害，而我伤害了父亲。曾经，父亲以自己养活了我们，拥有了随便发火的权利，现在他依然葆有那份权利，对我却不行了。

为了给亲人一个好印象——不落魄的印象，我穿了件体面的衬衣，皮鞋也擦得锃亮，父亲打量我两眼，咽着吐沫，问：“过得好？”我说好。“你瘦了。”我说最近忙，熬了些夜。熬夜对我是平常事，父亲不以为奇，但他看出我不仅熬了夜晚，还熬了白天。是有家出版社要出我一部电影评论集，我想把几年来写成的零散文字都过一遍。我在那些文字里嗅出了昔日的气味：大学生宿舍的气味，图书馆的气味，家的气味。我试图改动一些用得不够好的词句，奇怪的是，手指在键盘上一敲，气味就散了。于是不改，让那些气味弥漫我、穿透我，还像一盏灯那样照亮我。我的骨头也变得亮晶晶的了。

我对我自己说：“杨浩，你把自己变成一盏灯了。”

可此刻在父亲面前，那种感觉荡然无存。

我无非是灯芯，灯油却是可以联想的世界给予的。是父亲赐给了我联想的种子。但他并没意识到。他只觉得，我越来越成了个独立的人，不再靠他养活。如果有人提醒他：你儿子住的房子还是你买的呢！他也得不到丝毫安慰。因为他很清楚，我可以不要他的房子。我暂时没钱买一套房子，去租就是了。

父亲并不是以养活我们的方式来获取随便发火的权利，而是证明自己的存在。

他像男人一样活着，也有男人一样的悲怆。

吃晚饭时，他给我夹了箸菜。这让我很难为情。本来就不知道怎样交流，因为这箸菜，更把我堵住了。我希望他们问一问我的邻居，要是问起，我就说陈叔怎样砌菜圃，怎样撒种子，种子怎样发芽，怎样开花;就说蜜蜂、蝴蝶、鸟鸣和上楼晾衣被的人们，还有姜姨怎样神态安详地上楼摘菜。我不会说他们吵架的事。

结果是啥也没说，因为他们一句也没问。

咀嚼声在耳朵里轰轰作响，有种飞机起降时的感觉。响到耳根隐隐作痛，外婆说话了。“浩儿，”她说，“你外公到死都对你不放心，我也活不了万万年，你要是万万年单着身子……”没说完，就哽住。哽过了又说：“你爸妈生你晚，但像你恁大，早就结了婚，要不是你妈那几年鼻炎重，老吃药，不敢怀，你早就生下来了。”

外婆也不想想，早生下来的那个人，还是我吗？

父亲大概也想到了这层意思，嘴角牵动了一下。不是我，他多半就可以找到影子，就不必这么焦心。他把一块牛肉送进嘴里，丢下筷子，摸出手机。只要摸出手机，就证明他有事情忙了。没事也要找事。我第一次体会到，父亲是用他的忙，来获取麻木不仁的安全感。他深陷此刻，是因为不知道未来。他的儿子也不能为他提供未来。我第一次感到内疚。

楼道上闹糟糟的，从猫眼里看，见来了好几个人。有个身材高大的人还牵着一条身材高大的狗。我见过他，是陈叔的儿子。但没见过他的狗。一条萨摩耶。它在猫眼里比本来的体型更壮硕，浑身银白，吐出红艳艳的舌头，颈子晃来晃去，一副讨好卖乖又顾盼自雄的样子。另外几人，想必是陈叔的儿媳和女儿女婿。来这么齐，又不是周末，大概是谁的生日。

我对别人家的热闹，竟这样的在意起来。

夜里十点过，才听见一群人告别，我也才在手机上点外卖。通常我都是点外卖，晚饭一般晚不过八点，今天这么忍饿，是怕开门时让对门看见我。我不想热闹的人看见我的形单影只。从送餐员手里接过食物，我还觉出楼道上浮动的人影和狗的那一身银白。但没有了，热闹去了。傍外墙的地板，残留着粉刷时留下的灰浆，像被寂寞烫出的伤口。

回家。回家吧。宽阔的大道旁，野花盛开。平静的洋面上，信风吹拂。就从这样的陆路或水路，回家去吧。你漂泊得太久了，故乡和亲人，盼你盼得太辛苦了，你早该回去了。现在也不晚，现在正是时候。只要在回家的路上，永远都正是时候……大肚子男人吹奏的萨克斯曲，就这样从风窗爬进来，朝我歌唱。我把门闭了。门一闭，就算回家了。我第一回坐在客厅的餐桌上吃饭，像个真正有家的样子。一盒鸡丁炒饭，我分成两份，并拿来两双筷子。

然而，正是多出来的这双筷子坏了事。

它老让我感觉那里坐了个人。事实上又没有人。摸一摸，确实没人。我的手撸动着空气。空气在我的手上变成风。如果那里有人，也是风变成的人。

如果是人变成了风呢？

我爷爷把村子的东西南北数尽，却见不到一个真人，只在他掉了牙的嘴里，不断响起咝咝咝的声音。那是风的声音。康熙年间即聚族而居的古老村落，只剩下风的声音了。我外公变成了“软”，那些人变成了风。我不该在餐桌上请进一个“风”来坐着。

第二天一早，我去楼顶透气，见姜姨已坐在上面。陈叔在花架底上，安放了张花岗石圆桌，用个废油桶做了底座，旁边环着三张凳子。姜姨说：“小杨，坐。”我不想坐。姜姨便也站起来，走到我身边。那样子，分明又要问我家属，问我母亲。果然。问了，知道我不会答，就嗫嗫嚅嚅的，说起自己的儿子。他儿子四十多岁，结婚十多年，但还没有小孩。不是不能生，是不要。两口子宁愿养狗，也不要小孩。他们把狗当成小孩。儿媳怀过两次，都去做了，现在想生也难了，就更把狗当成了孩子。那狗人高马大，却叫点点。“点点，过来给妈妈踩背。”儿媳说。“点点，你把爸爸的手机藏哪里了？”儿子说。

姜姨嘲弄而寂寥地朝我一笑：“还不如像你呢，不结婚，免得大人念想。”

我并没向他们说过我不结婚，想必父亲也不会说。她靠的是嗅觉。

可她又说：“你还年轻。”

意思是我这年纪，找女朋友、结婚、生孩子，都是揣在兜里的事，伸手一摸就摸出来了，不会像他儿子，让父母绝望。生孩子仿佛与自己无关，只与父母和岳父母有关。上辈人始终需要一个影子。儿子不愿做影子，就让孙子去做。

陈叔也上来了，边上楼边穿上衣。他人瘦，皮肤像熏过，不知是本来就那样，还是老成了那样。往常，姜姨见到他，会把脸一沉，像陈叔是一只手，每天的工作，就是拉下她脸上的帘子。要是见他不穿好衣服就出门，不仅沉脸，还很鄙夷，说农民就是农民，进了皇宫还是农民。今天却没有，她温和地望着他，仿佛很欣赏那身黑皮。

这让我惊讶。同时我想起来，昨天夜里，他们没有吵架！我是十二点半睡的，根本没听到吵架，也没有闷在坛子里的嗡嗡声。他们的婚姻像个帮会，确切地说是两个帮会，也是有规矩的，昨天是谁的生日，双方就协议休战。何况儿女都回来过了。父母老了，轮胎生了锈，向前滑行时，难免不咯吱咯吱响，儿女是润滑剂，回来抹一抹，又不响了。

我的父母呢？他们本来就不响。要响也是独轮车的响。我这个当后人的，无力让那个独轮车不响。不幸的是，父母只有我这个后人。他们在可以制造后人的年纪，母亲的肚子里挂上了一根银色绞索，将企图成人的种子，一律绞死。父亲会不会因此记恨母亲？那根绞索虽不是母亲自己挂上的，按照父亲的逻辑，多半还是要把账算到她身上去。他会觉得，如果那些种子生根发芽，都比现在的这个儿子争气。

是不是这样，我也说不准。

但姜姨他们的事我是想错了。

先是姜姨，后是陈叔，然后又是姜姨，抢来抢去给我说昨天的事。

昨天不是谁的生日，是遇到一点麻烦，儿女过来商量。

一个月前，姜姨的弟弟死了。她弟弟名叫姜維，跟诸葛亮的关门弟子一个名字。确实也聪明，当年的技校生，硬是考到研究生，做了大学教师。可聪明也被聪明误，成了书呆子，先后结过三个女人，都没过上两年，就离了，且都是女人要离，也不说为啥，反正不跟他过。三个女人离开时瘪成相片的肚皮，倒像无声地宣布了理由。他上班那阵还好，退了休，就完全变了个人。学校分给他的房子，他不跟任何人通气，就低价卖掉，搬回父母家住。关键是那笔房钱又不知去向。

都猜是给了那三个女人。那三个女人早就是别人的女人，跟别人一起生儿育女，也跟别人一起变老。父亲早已过世，母亲独自住在琴台路的老房子里，四十多平米，只有一间卧室，他让母亲睡卧室，他在客厅搭地铺。母亲不忍，也把他拉到床上去，他就抱住母亲哭，哭得鼻涕眼泪的。母亲历来心疼儿子。她有四个子女，儿子就这一个。心疼是张膏药，偶尔贴一贴，是治病的;一直贴着，没病也贴出病来。自从回到母亲身边，他就像当真回到了儿时，水是妈烧的好喝，饭是妈做的好吃。母亲是多大年纪的人了！可她乐意为他跑前跑后，还后悔他上班那阵没去照顾他（其实是怕自己去了，耽误了儿子找女人）。

再乐意，老了，总有死的一天。

母亲服侍他两年半，死了。

死之前，她把三个女儿叫拢，郑重交代：谁照顾弟弟，谁将来就继承这套房子。可要继承房子，得等姜维死了才行。四姊妹，他最小，三个姐姐熬得住他？母亲心痛儿子，又没什么宝可押，就押那套房子，等于是开了张空头支票。

姜姨说，她姐姐妹妹都是人精，知道那是空头支票，对弟弟不闻不问。他简直过成了叫花子。一个有工资有房子的叫花子。不扫地，不洗衣，不洗澡，头发不理，胡子不刮，饭呢，是饿得没法才吃一顿。后来他又收留了只流浪狗，不知是肚子里长了寄生虫，还是长了皮癣，那狗一处有毛，一处没毛，没毛的地方乌揪揪的。他不跟人说话，只跟狗说，夜里睡觉，让狗也睡床上，天气一冷，还把狗请进被窝。

姜姨实在看不下去，就去照管他。

“他不缺手脚，”姜姨说，“又比我年轻，我凭啥子管他？可不管行么？他是弟弟，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亲弟弟——我的心没恁狠！”

人真是很奇怪的，许多时候，被管的人离得了管的人，管的人却离不了被管的人了。人就这样被自己的善心绑架了。姜姨时常过去，为他洗衣拆被，打扫房间，每去一次，都上菜市场，为他塞满冰箱。陈叔也经常去，为他换灯泡，修水管，捅下水道。

如果他一直活着，活到三个姐姐都死了还活着，就不会有啥事了，有了事她们也闭了眼睛，装着不知道。可他提前死了。上个月二号死的，没见什么病，前两天，姜姨还去为他洗了床单，晒了枕头。再去，人就硬在了床上。狗却不知去向。它知道主人死了——心里不知道，鼻子也知道，死有死的气味，活有活的气味，它闻出了死的气味，明白在这房子里存不住身，就从窗口爬出去，又走上了流浪的路。

既然是他们在照顾姜维，照顾了八年零七十二天，那套房子理所应当就该归他们。这是母亲的遗言。母亲的遗言可不敢违背。他们把房子卖了。刚卖，姐姐妹妹就找来了，说他们也有份。因为这件麻烦事，儿女们昨天才齐崭崭过来的。

从这以后，陈叔和姜姨的门外，就没断过人。都是老年人。我说“门外”，是因为他们没能进门：敲，手指敲断也不开;踢，脚趾踢断也不开。然后打电话，电话打烂也不接。上了岁数的人，电话既开得大声，又爱用免提，八丈远也哇啦哇啦的。招数使尽都不管用，就骂。骂着骂着，敲我的门来了。我尖着耳朵听，确实是敲我的门。我卧室的卫生间正对楼道，两家门会传来不同的声音，对门是噗噗噗，我的是砰砰砰。这时候是砰砰砰。

我起身去开，刚推开半尺，门缝里便塞进一张脸来。团团的，跟姜姨的脸是同一张稿子。但分不清是她姐姐还是妹妹。她姐姐或者妹妹说：“小伙子，你住在这里？”像我是钻进14号的小偷。接着又问：“你晓得13号哪里去了？”我说不晓得。那张脸陡然一变：“13号一家子都是骗子！”她抠住门板，拉得更开些，这样我看见了廊道上的另几张脸，都被怒火烧得颧骨红、眼睛红。

她把身后的众人扫视一眼，再回过头，对我这个陌生人说：陈大明和姜琼丽是两个骗子、两个强盗，借照顾弟弟的名，骗走了弟弟的房钱（是指姜维卖学校那套房子的钱），还骗走了妈的房子，妈先写了个遗嘱，说把房子给弟弟，姜琼丽又让弟弟写了个遗嘱，说把房子给她，这是一步一步来的，是陈大明和姜琼丽设计好的，糊弄两个瓜娃子。妈是老成了瓜娃子，弟弟是读书读成了瓜娃子。要是他们真照顾了，我们也没话说，照顾个屁呀？屎尿都在床上呢！烂出尸水才被邻居发现呢！

这跟姜姨和陈叔告诉我的，有很大出入。

可是我知道什么呢？

我再一次说：“我不晓得他们去哪里了。”

说着就把门关了。

就在当天夜里，陈叔又敲开了我的门。

他拎着一个大白网兜，把那网兜朝我手里递，说：“小杨你尝尝，这是我老家的石榴。”皮球似的，我以为是金瓜呢。陳叔种在楼上的石榴，小如鸡蛋，还不能吃，每剖开一个，里面都是一包虫。虫子是怎么进去的？又是怎样呼吸的？看来，囚禁并不单纯是个坏词，囚禁也是生活的一种。种出那样的石榴，陈叔没少受姜姨的气。但现在不会了，他们好多天没吵架了。再说真想吃石榴，陈叔老家有的是，季节一到，他侄儿侄女都大箱小箱的寄来，皮色是那种旗袍红，让人想起歌台舞榭。我不好收他的。我连老家也没有，更没有老家的特产可以回报。如果把爷爷奶奶住的地方当成老家，那里只产土豆、小麦和稻谷。

陈叔却非给我不可。

原来是要感谢我。我对那些人说不知道13号的去向，他就为这个感谢我。那些人敲门踢门时，他跟姜姨把手机设成静音，站在门背后，随时预备着门被破开后该如何应对，也生怕我说他们就在屋里——如果那样，门外的人就不会离开，他们就要困死在里面。

其实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在家没有。

我能听到他们的全部声音，就是吵架和哭泣，不哭不吵，就没有声音。

陈叔见我不收，就来掰我的手，将网兜勾在我的拇指上。我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噌地向下一沉。陈叔像完成一宗大事，这才压低声音，说他姨姐姨妹是如何的不要脸，如何的无理取闹。“闹了大半个月了，差不多了，该熄火了！”他说。

可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简单。

那些人照样天天来，敲不开门，就去找物管。

物管的头儿是个三十七八岁的女人，每周都来河风苑，来了，就坐在东门的收发室，或独自办公，或把业委会叫拢，问些情况。姜姨的姐妹找去时，她正在那里处理一起纠纷。

有只独眼流浪猫，本是几个小区窜的，吹萨克斯的大肚子男人经常喂，它就赖着不走了，睡也睡在六幢二单元底楼的墙角。偏偏这单元里有个姓孙的女人，特别厌恶野猫野狗，见了，能踢一脚就踢一脚。那只猫是很能忍的，她踢它把脚踢出趼子，它也忍了。可这天不能忍。它傍墙睡着，那女人骑单车过来，故意从它尾巴上轧过。男人的头，女人的腰，猫狗的尾，这是忌的，不能随便碰，她碰不说，还轧！那猫飞纵而起，在女人腿上撩一爪，就跑得无影无踪。女人掀起裙子，没见血，但过了片刻，血影就照透皮肤。她哼一声，转身就去敲门。

她知道平时是谁在喂。

人不在。她便跑到医院，打了狂犬疫苗。想到这笔钱反正有人出，就用了进口货，花了将近两千。河风苑人都知道，大肚子男人和他女人，特别的温文尔雅，男人吹萨克斯的时候，女人偶尔还伴歌，唱的是美声。姓孙的女人心想，找这样的人索赔，狠劲儿一拿，就乖乖的了。谁知错判了形势。大肚子男人听了，说：“人不惹猫，猫不会咬人。”平时那猫的惨叫声，他是听见的，之所以没把它收进屋，是他女人对猫狗严重过敏。姓孙的女人怒火万丈，说，这是人的小区，不是猫狗的小区，更不是野猫野狗的小区，我交了物管费，它们交没交？你养，你就该帮它们交，帮它们赔！说着拿出。

她压根没想到男人会骂她，说她恶心，叫她滚！

那声口、那气势，完全不是萨克斯的调子。

没吓住人，反被人吓住，姓孙的女人又是怒火万丈地去找物管。

姜姨的姐妹等把那起纠纷处理结束，才有机会挨上去，把对我说的那套，又说给物管听。物管说，这是你家的私事，你们自己解决不了，就去找法院，我们是没权利管的。几人便又赖死赖活，要物管给陈叔和姜姨打电话，说我们跑无数趟，都敲不开门，打电话也不接，去他们儿女家，也不见影子，那当儿子的，起初还讲些道理，过几天就变了，把脸变成屁股了，跟他爹妈和妹妹一样，只给我们亮一扇门板。“见不见我们无所谓，你陈大明跟姜琼丽总得有个下落。好歹也是亲戚，我们不能打甩手。”

话说到这份上，物管不打个电话似乎也说不过去，就打了。

照样没接。

他们也不想想，陈叔家的卧室就在东门这边，其间只隔一绺儿绿化带。声音是朝上跑的，下面鬧得呜喧喧的，七楼上早听得耳满心满。

联系不上，几个老人又喘吁吁地上楼来，在楼道上骂的话，越来越难听。“报应”两个字是说得最频繁的。我开始以为是诅咒，是将来时态，后来才听明白，是说陈叔和姜姨已经遭了报应。他们的儿子不生孩子，老两口就无后，女儿生了孩子，但女儿的孩子是别人家的后人，跟他陈大明和姜琼丽一根毛的关系也没有，可见老天爷是长着眼睛的！

这样又闹了半个多月，才不再来了。

可陈叔和姜姨却忙碌起来。

有天我见陈叔穿得规规矩矩，白衬衣扣到了领口，站在门外等姜姨。原来是要上法院去。他们被姊妹告了。也不知是早有告的心思，还是受了河风苑物管的提醒。

那段时间，两人早出晚归，却不仅没半点儿疲态，还走一路说一路。是交头接耳的那种说法。夜里更没吵架。这对无日不吵的夫妻，变成了一对幸福的夫妻。几十年来，他们没在一条道上走过，现在要争一套房子，要去应对官司，终于前所未有地心心相印了。

我的父母也会有这样一天吗？

如果有，会是出于何种缘由？

争遗产是不可能的。外公外婆并没存下钱，他们的房子也早处理了。外婆在我们家住了不到两年，那套房子就卖了。照外婆的意思，她的退休金足够花，大女婿还不让她出生活费，拿着钱非但没用，还是个负担，就让母亲和小姨把那笔钱分了;鉴于小姨去英国留学开销巨大，平时又没尽孝，便决定只给小姨两成，给母亲八成。父亲听了，头不停地朝后仰，边仰边“嘁嘁嘁”。是表明他看不起那笔钱，也有显摆的意思。他不在外人面前显摆，但在家人面前，尤其是在小姨和她的英国老公面前，是要显的。

他反过来，让母亲要两成。母亲把这意思告诉小姨，小姨又告诉她老公，回过来的话却是他们不要，一分也不要，并对姐姐姐夫照顾父母千恩万谢。父亲听了，不明所以地笑了笑，挥挥手，叫母亲打一半过去。母亲照办了，小姨又来电话数落，但钱究竟是收下了。这事也就了了。至于爷爷奶奶那里，田地也好，房子也好，送人还怕把人得罪了呢。

没遗产可争，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我的父母同心协力呢？父亲的公司么？对母亲而言，父亲的公司就像别人的公司，风晨雨夕，她都无法感知。父亲从不对她瞒钱，她能从进账的多少，知道公司的盈亏，但那只是知，不是感。

想来想去，要父母也像陈叔和姜姨，只有一个可能：我找个女人，生个孩子。

可我不想找女人。

我从没谈过恋爱，因而不要以为我不找女人是受过女人的伤害。我只是没有兴趣。我承认，因为我的文章，还因为——或者说更因为——我义务所做的工作，也就是翻译韩语片，不少人在我豆瓣上留言，表达感谢和倾慕，也有不少女子留私信，并附上玉照。私信的言辞，溢出了倾慕的杯口。对溢出杯口的牛奶，要不想浪费，通常是猛喝一口，但我没有，我就让它们在杯壁和桌面上干枯。如果说我没有过挣扎，那是抬高自己了，然而我的挣扎是在很晚的时候，具体说来，是听到姜姨的姐妹骂那声“报应”过后。我总觉得，他们骂的是我父母。

我的父母究竟哪里得罪了他们，要被他们这样骂？

听他们骂的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

可最终，我是走进卫生间，找自带的“十姑娘”，就像我平时做的那样。

陈叔家安静了些日子，又热闹起来。我出门时，见他们家大门敞开，陈叔正将齐顶高的整面层板，横在客厅中央，立住了，几推几摇，就固定下来。这又才看见，层板中间是开着一道门的。与此同时，凌乱的脚步声从楼下响上来，两人抬了床，一人背了沙发，径直走向那道新开的门里。沙发是旧的，简直可以说是破的，仿佛是从哪里捡来的。我去摸底河边散步回来，陈叔和姜姨在打扫卫生。姜姨见了我，停下手说：“小杨，以后怕是要麻烦你呢。”陈叔走出门，警惕地朝楼下望了一眼（自从闹那套房子，这个动作就成了他的习惯动作），低声说：“我们不住这里了，这房子用来出租。”可究竟要怎样麻烦我，并没说。

是傍晚才说的。他们住得远，若有租客看房，要我帮忙开门。他们家的整套钥匙，包括新辟那个房间的钥匙，都给了我，哪个房间租出去了，我就把那房间的钥匙交给房客，但大门的钥匙我一直有。我很想问问他们的官司怎样了？当然没问。但陈叔和姜姨一脸喜色，多半是打赢了。他们的新住处，在三环路外，很可能是用琴台路那套房子的钱，去三环路外重新购置了一套，琴台路的四十多平米，足可以换三环路外的八十平米。

不仅要我帮忙开门，还要我帮忙浇花。

我自己不做花台，是担心没满三十岁，就成了个老人和闲人，现在好像逼着自己成那样的人了。我不答应当然是可以的，但又觉得不近情理。平时，我也会去楼顶，在清晨和黄昏里目送那两只白鹭;即使啥事不干，也可能坐在通风口的石台上，吹风，看云，望月亮，一坐就是半个时辰甚至更久，在他们看来，那样闲坐的工夫，顺便浇个花，也不值啥的。他们不知道，在我心目中，闲坐的不是闲人，浇花反而成闲人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是那样喜欢浇花。

这年，成都的整个夏天没怎么热，许多时候，白天也要穿外套，据官方测定，这是1923年以来最“冷”的夏天。成都人以为热天就这样过去了，欢欣鼓舞的同时，免不了又有些怅然。热天不热，终究有些像男人变成了小鲜肉。谁知欣喜和怅然都成了矫情。立秋过后，也就是陈叔和姜姨刚搬走，太阳想起自己还有作业没完成，睁开惺忪的睡眼，从早到晚地突击。蜀犬也不吠日了，天天都是太阳。尽管父亲在我的每个房间都装了空调，但我不喜欢用，窝在空调房里，总感觉有人捏住我的鼻子，这证明我多多少少遗传了母亲早年的鼻炎。汗水一流一个晚上，早上起来，内裤是湿的，枕头也是湿的。白天呢，说火红大太阳不确切，因为太阳是白的。天底下所有的事物，当走到极致，是不是都会成为白色？

在这样的季候里，楼上的花每天得浇两次。清早，当窗口画出一方淡青色，我立即起床，上楼，扑进晨光里。地上亮着，天上还很黑。这不是因为城市灯光的缘故，在乡间也一样。天地之间，先亮地，再亮天。白鹭还没飞过来，花草还睡着，但我听到了急促的喘息声。那是干渴的声音。凑近了看，叶片虽不卷，花朵也不蔫，但即使在睡梦中，也缠绕着对未来的焦虑。我不能免除父亲的焦虑，对花草也不能吗？

情不自禁的，我面朝南方。城市像一滴巨大的墨水，城市里的人，在黑暗中显得那样亲密无间，休戚相关。我说不清父母和外婆在哪一片区域，但我知道他们在，这就够了。晨风轻起，从我裸露的手臂上滑过，晨风里有城市的气息，也有我自己的气息。

我兴兴头头地开始工作。工作这个词是很冷的，但在我这里不是。我之所以不跟父亲混，拒绝进他的公司，也拒绝进他朋友的公司，还拒绝了许许多多，就是希望工作是暖的、热的，某些时候，还是烫的。我要它至少和我的体温一致，跟我一同呼吸，一同度过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读书是工作，看片子是工作，写文章是工作，浇花同样是工作。

我拎着一个鲜红色的塑料桶。不用水管，改用桶接，是叫花草听到水响，提前高兴一下;同时，也是用水响唤它们醒来，再干再渴，也没人愿意在睡着时被兜头一淋。水浇下去，我仔细聆听，想听到根系喝水的动静。但植物的优雅，就是让你听不到这样的动静。

想到它们要抵抗一天的太阳，我歇息片刻，再浇一遍。傍晚时分只浇一遍，清早浇两遍。有时还把土松一松再浇下去。陈叔把锄头和铁锹，都放在隔热层底下。连最角落里的小花也不遗漏，全都浇过两遍了，我又回屋，取来两口大碗，盛满清水，放在楼顶遮阴蔽阳的地方，鸟渴了，虫子渴了，或者蹿上楼来的野猫野狗渴了，能够饮用。

正是浇水的时候，我看见了陈叔挂在楼顶墙外的横幅。

横幅足有两丈长，写着“房屋出租”，留了电话号码。

我听他说过，他不会找中介，也不打广告。他认为中介公司是不劳而获的公司，花钱打广告更无聊，报纸和电视本就是用来公布消息的，我给个消息让你公布，不收你钱就罢了，凭啥还找我收钱？原来他是用土办法。可这有用吗？谁会走在七层楼下的马路上，朝高处张望？事实证明，七十多岁的陈叔，比二十多岁的我更懂得社会，他抵制现代传媒和经营方式，但他知道这是一个在路上的社会，走在路上的人，除了看地，还要望天，望天不是欣赏云彩和星辰，是看刮不刮风，下不下雨，看天光还能为自己提供多少走路的时间。这一望，就望见了他挂的横幅。路上的人累了，需要或长或短地停下来，找个地方歇息。

陈叔的电话响个不停。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我的电话响个不停：看房的打给陈叔，陈叔又打给我。从早到晚，我不停地起身，不停地去开门。看不上，直接走了;看上了，陈叔就过来，签合同，收房租。在租房时限上，陈叔显示了他的与时俱进，以前的房东，租期最短半年，再短也不能短过一个季度，但陈叔不，他明白速度是当今社会的主题，路上的人稍作歇息，又会接着上路，因此只要租上一个月就成。很快，他的四个房间就填满了。

房子租完，陈叔还是经常过来，看房客是否爱惜他的房子，并作安全提示。他去打印店输出好几张A4纸，分别写着“随手关火”“随手关水”“随手关门”，贴在客厅、厨房、厕所和大门背后。再忙，他也要去楼上看看。我觉得我已够尽心了，但他每次上去，都要再浇水，并拔掉野草野花，他觉得，野草野花既无用，还耗地力。不种蔬菜，又不让长野草，地就闲出来，他将闲着的空地深深翻过，将拔下的植物和从石榴树上剪下的枝丫，盖在上面。成都人不种石榴，是因为太潮，结不出好果子，但陈叔一直种着，石榴种在那里，就把故乡种在了那里。那些剪下的枝丫，他剔得很规矩，盖在土上，就像给婴儿盖被子，边边角角都掖紧。他说，这是养土的。树叶和花草藤蔓烂掉后，能让土肥沃。又说，有植物就有虫子，虫子能帮助植物腐烂，并把腐烂的变成肥料。

他跟我說话，又爱挂上那句：“你爸那人能干！”

我觉得，这其中除了有劝诫我的意思，还有对能干人的依附。许多时候，赞美并非真心，只是言语行贿，行贿的动机是依附，尽管根本就依附不上。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在为那套房子奋斗的时候，陈叔没对我说过“你爸那人能干”，现在又开始说了。

是姜姨又和他吵架了吗？

是他们又像以前，不能有一个完整的夜晚吗？

不完整的还有河风苑。

大肚子男人一家搬走了。

他给流浪猫投食，流浪猫抓了姓孙的女人，姓孙的女人告给物管，物管的头儿把他叫去，一口一个王老师，说，王老师，我们都晓得你特别讲道理，你养的猫抓了人，就该付医药费，道理上是不是这样说的？大肚子男人把钱付了。他本来就不是心痛钱，因此不觉得那笔钱是“道理”让他付的，也不觉得是物管让他付的——他是为“伤心”付的。在他看来，对弱者，每个人都有搀扶的义务，一只独眼流浪猫，瞎了的那只眼睛，还老流黄水，怎么清洗，怎么敷药，都不管用，照顾这样一只可怜物，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我照顾了它，我却错了。这个错让他伤心。不是为自己，是为人。他为人伤心。那些天，他吹奏的曲子，尽是《秋叶》《当时光流逝》《午夜的萨克斯》一类，都与时间有关。他觉得，时间给了人生命，也给了人死亡，但人心里最幽暗的角落，从来就没被时间照亮过。幸亏那只猫依然来，尽管不再睡在墙角，但要来吃他给的饮食。墙角放着两只碗，一只装粮，一只装水。

然而有天傍晚，他女人跑回来说：别喂了，快些把它赶走！

是小区贴出了告示，两条：一，任何人不得向流浪猫狗投食，否则一旦伤人，投食者负全责;二，小区将不定期捕杀和毒杀流浪猫狗。

河风苑正中，是个车棚，车棚旁边，立着块五米见方的玻璃橱窗，停水停电停气等各类通知，都往那橱窗里贴。大肚子的女人看到告示，转身就往家跑。那里离家很近，她却跑得气喘吁吁，到单元门口，见猫正在舔水，她仿佛看见水碗里已放了毒鼠强——猫是鼠的天敌，但要把猫毒死，最好的药物就是老鼠药。接着她像看见猫在嗥叫、吐血、抽搐。她想去抱它，抱进家里保护起来，可她沾不得，否则周身起疙瘩，呼吸急促，引发哮喘。即使像这样把猫养在屋外，她的皮肤和喉咙，也常常感觉到异物的侵袭。

女人进屋的时候，大肚子男人正吹奏《布列瑟侬》。

以往吹这首曲子，女人有时会伴唱：“我站在布列瑟侬的天空下，而星星，也在天的另一边……我将星辰抛在身后，让它们点亮你的天空。”

然而今天，女人的话让星辰陨落。

男人去找物管。物管的头儿，也就是那个三十七八岁的女人，平时见谁都笑，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不笑了，但依然是轻言细语的，说，王老师，你也要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出了事，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现在的人，都只把自己看得比天大，老师不敢教育学生，甚至不敢上体育课，怕学生受伤，惹麻烦;所谓受伤，磕青了额头，擦破了手指，都算。坐车坐过了站，就抓扯司机，强令停车。本来不是自己的座位，非要一根钉赖在那里。我看过几篇文章，那些文章说，这虽是坏事，但表明了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也是好事。坏事咋又成了好事？我脑筋笨，转不过来，更不敢去碰那样的好事。

说到这里停下来，像在沉思。

沉思片刻又说：“王老师，你这人心软，我心里也敬服，但老天爷是设计好的，人吃羊，羊吃草，草吃土，土吃人，各归各命，猫狗也有猫狗的命，没人管得了别人的命，那是跟老天作对呢。真管，对别人有多大好处很难讲，跟自己过不去倒是货真价实的。俗话说，男人心软一肚子酒，女人心软一肚子娃。”

一席话，不仅没把男人说服，还让他越听越焦躁。

告示上第一条，他认。在河风苑，喂野猫野狗的不止他，但他说，只要发生野猫野狗伤人事件，找不到“凶手”，都可算到他头上。他请求把第二条删去。

物管没答应。去缠多回，都没答应。人家说得很清楚了，责任那东西，不是想揽就能揽的。此外，河风苑正打算创建文明小区，早先的那批安置户，都陆陆续续搬走了，河风苑的住户升了级，有条件创建文明小区了。

然而大肚子男人也搬走了。搬去了哪里不知道。那只独眼猫也不在了，据说是他带走了。走之前他留了句话：“一个不能让野猫野狗存活的小区，不配我住在这里。”

我再也听不到他吹奏的萨克斯曲了。

河风苑静止了。

静止得像是没有人。

其实，对门的租房里热闹得很。

而今城市的人口流动，不只是从城外流向城里，也不只是从此城流向彼城，更多的是在城市内部。以前的城市是一片湖，现在是一条河。越来越少的人愿在一棵树上吊死。职业只是饭碗，不是事业，饭碗是哪里好就去哪里端。当然能供人吊死的树也越来越少。租房都尽量选在离上班近的地方，一时这里，一时那里。

对门去一批，又来一批，我则不停地为新房客开门。

加新辟的那间，陈叔有四间房，四间房并不只住四个人，也不只住四家人，听陈叔说，主卧住了七个，其中有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妻，有一对二十多岁的小夫妻，有两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女子，还有个送快递的男子。一张大床分成了两半，中间用箱子隔开，箱子轮着放，阳台上铺着两套卧具。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睡的，估计是老夫妻和小夫妻睡床，阳台上睡两个女子和那个男子。这让陈叔非常不满。跟他签合同的是老夫妻，他怀疑他们把房子又租了几次，但老夫妻坚持说，那些人都是他们的家人，五个年轻人也这样异口同声，弄得陈叔没办法。他收的房租，主卧每月850，如果老夫妻又转租三次，每次收200，一月就是600，算起来，他们只花250，就住了那么大一间——陈叔就是这样看的。

这些人从事的职业不同，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同，早上不到六点，就听见出门，门关得楼房震动，关门声还没响起，人就朝下飞奔。夜里十二点过，甚至到后半夜，有人才回来，还在底楼，就听见高跟鞋响，响得很疲惫。橐。橐。橐。一步一顿，像是奔赴某个阴谋，又像被阴谋所控制。

他们谁是谁，我从来没分清过，每见他们一次，都是重复见一次陌生人。

我反而对某个声音很熟悉，是个女子，每天晚上七点过，就听见她喊：“老公，老公！”喊数声没见开门，她就打电话。我手里有那大门的钥匙，但这把钥匙只能用于新房客看房，而且要陈叔先通知我开门我才能开，因此不能帮她。

有天黄昏，我上楼浇水，见一个女子站在花架底下，直觉告诉我，这就是天天喊老公开门的那位。我向她打招呼，她分明是看见我的，却像受到惊吓，慌忙回了声问候。听声音就知道，果然是她。那是蜜蜂被自己酿出的蜜黏住了翅膀的聲音。对门那么多人，这是头回见有人到楼上来。房子只提供住处，与房子关联的一切，与他们并没有关系。我依然提着水桶。打开龙头，听着水响，我才想到，水电气费，不是陈叔给，而是房客给，我接水浇花，她会怎么想呢？

她大概想不到这一层，我拎着水朝花台去时，她挪到一边，低头翻手机。这算不算和女人单独相处？对我而言，算。我有些不安，觉得应该找些话说，于是问她在哪里上班。她说在。我说那太远了。她说不远，骑自行车一个钟头就到了。然后说：“我老公在这边上班。”原来，在这边租房子，是为方便老公。她那头发湿漉漉的，不知是因为湿，还因为头发本来就少，隐隐地现出头皮。她脸上长了许多小痘痘，眼睛很清亮，清亮到无辜。

我禁不住又问：“你为啥不自己配把钥匙？”

她说就是想去配呢，明天就去配一把。

然而，明天，后天，往后的若干天，都听见她下班回来喊“老公”。

我要出趟远门，去韩国参加一个会议。出发前，我在想要不要给陈叔说声。会期是五天，这个季节，饱饱地浇一次水，五天不至于让花草渴死，便决定不说。给父母我也没说。签证办好那天，我回了趟家，父亲出差去了，我没见到他，也因为他不在，母亲和外婆可以放肆地表达对我的感情。但并非所有热烈的感情都是烫的，有一种感情越热烈越冷。她们似乎跨过了我，只要我给她们个小东西。也就是说，我找个什么样的女人不重要，我要是雌雄同体，能自动弄出个小东西来也行。她们是柴，那小东西是火种，柴都渴望燃烧，尽管燃烧之后意味着灰烬，但如果不燃烧，柴的一生就要被质疑，就没有意义。她们曾经把我当成火种，我让她们燃烧过一次，现在是需要再次燃烧，直到把自己烧得不留一片叶子。

这件事让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不找女朋友，不结婚，并不是对女人不感兴趣，而是因为恐惧。

我害怕重复的生活。我成天坐在电脑前，按父亲的说法，趴在“瘟床”上，但那不是重复。只要爱，就不重复，爱得越深，越不重复。可我能那样去爱一个女人吗？当女人一遍一遍呼喊老公的时候，我能给予足够的回应吗？当女人被自己酿出的蜜捆住了翅膀，我能说那蜜是你的，也是我的，我们在蜜里同生同死吗？还有那个小东西呢？还有我自己呢？就算每个人都是一把柴，我愿意让那小东西将我烧掉吗？

对这所有的一切，我都没有把握。

跟母亲和外婆告辞的时候，母亲说：“你比你小姨还心狠。”

这话让我想了很长时间。

母亲大概是指小姨很少回来看望外婆，平时也很少来电话，基本不给外婆寄礼物，更不拿生活费，尽管也不需要她拿。或许正是不需要的缘故，我并不觉得小姨心狠。我觉得父亲心狠，母亲心狠，从没觉得小姨心狠。事实上，小姨总给我被排挤的印象。她因为嫁了个洋人，落户异国他乡，便与祖国、同族和亲人划了条界线。也和她自己划了条界线。她学的是历史，一心想出国，上大学就恶补英语，如愿以偿，考到英国读研，又发现所学专业很难立足，便又去学会计，这才落了脚，成了家，让她的同学羡慕。

若干年过去，当初羡慕她的人不是部门领导，就是业务骨干，有个女同学还做了省政协副主席。个个人生在高处，过得风生水起，小姨却始终是个小会计。她的目标如同刀锋，把想要的世界切开，才知道伤着了自己——既让自己不甘，也让自己费尽力气掩饰不甘。如果说小姨心狠，应该是那种偏执的狠。

偏执让她的世界变得狭小。

每个人都有偏执的一面。甚至有受骗和受虐的偏执。

我们属于哪一面？

我属于哪一面？

去韩国参会，讨论的也与偏执有关。韩方领头的崔至清教授，是研究金基德电影的专家，他请了三个中国人、两个日本人和两个美国人，再加若干韩国人，组成“国际会议”，讨论金基德电影中自私、卑微、变态和残酷的爱，是如何唤醒了女性最宏阔也最邪恶的力量——身体的力量，从而将爱和被爱一起毁掉。他有篇著名的文章，探论金基德电影的深刻和肤浅，说，金基德的深刻正是他的肤浅，因为在金基德眼中，残酷只有一种形式——用刻骨铭心去扒出撕心裂肺。而真正的残酷，是把刀子浸泡在时间里，沾上时间的毒液，慢慢割。

会在首尔大学召开，也没什么新鲜事可讲，崔教授已把调子定在那里，所有发言都是那调子的复调。只是其中有个插曲，有人知道我在网上译片子，而那些片子都是盗版，我的行为是助纣为虐。不知崔教授是为了保护我（受邀人员中，我是唯一的民间人士，崔教授说，他邀请我是因为欣赏我），还是担心冲淡了会议主题，连忙把话岔开。其实，我倒想借此表达一下对版权的看法。当时没说，现在也不说，说出来会被人骂，别人会觉得，你父亲开个轮胎厂，你能衣食无忧，就否定文化的专有商品属性，不管别的文化人死活。

会只开了半天，余下的时间是游玩。

走在韩国的土地上，处处与“中国”碰面。景福宫是缩小的、民间版的故宫。首尔城内有条小河，叫清溪川，这名字让我悚然一惊。我爷爷奶奶住的乡下，也有条清溪川，只不过叫清溪河。去看爷爷奶奶，以前没有上山的公路，都是沿河下行五里，再爬山，当时只觉得清溪河这名字好，有时也停下来，把手伸进河水里，感觉它貌似平静的力量，但过后就忘了。而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想念那条河。异国不仅没能把我与故土割裂，还让我回到根子上去，回到一个更小的地方去。在這个时代，我真是不可救药的。

在苏来浦口旁边的海鲜市场，我又想起吹萨克斯的大肚子男人。市场上的帝王蟹，游在水里真是威风八面，可它们是食品;龙虾大得不是虾，而是龙，可同样是食品。吃，就不能把被吃的当成命。上帝设计的食物链，让你逃无可逃。这是人生之苦。大肚子男人搬离河风苑，虽与吃无关，可他遭遇的同样是人生之苦。他去了哪里？

回到家，洗过澡，衣服还没穿，电话就响了。是陈叔打来的。这让我感觉自己从没离开过。为一对中年男女开了门，待他们看了房离去，我立即上楼看花。都活得很精神。或许是下过雨，或许是陈叔来过。我给它们打过招呼，就听见楼道里喊“老公”。给新房客开门时，我还在想，是谁搬走了呢？看来那个女子并没搬走。

到韩国的第三天，我还想起她，并且说到她。

崔至清教授有个博士生跟她长得很像，连衣着风格也像——白衬衣，把衬衣前襟掖在裤腰里。据说这样能显腿长。那博士生是河南红旗渠人，她说毕业后就回国。出国留学，她才知道爱中国。她爱中国是因为爱《诗经》。她的专业是现代诗——出国学习现代诗，却让她爱上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典籍。那天去庆尚北道参观，她陪着，至一处温泉，没时间泡，只看一看蒸腾的热雾，闻一闻硫黄的气息，就走，走之前，她很有兴致地让我摸摸泉水。我弯腰用指尖拂了一下，她说：“怎样？”我说：“很滑。”

她说：“就是。以前读白居易的《长恨歌》，说‘温泉水滑洗凝脂，以为是比喻，以为是说杨贵妃皮肤滑润，其实就是写水，是实写。中国古诗文多为实写，我们却当成了联想或想象。是世界变了。当下的写作，差的不是联想，也不是想象，而是写实的能力。想象是别人能想到的，写实是别人见到了却写不出。”她说话很嗲，按成都人的说法是“嗲叽叽的”，这也跟喊“老公”的女子很像。于是我就告诉了她。她听了说：那女子跟她老公成一个人了。边说边笑，笑得很神往。

这种结论着实让我吃惊。

我以为她会说：那女子把所有权利都交给了男方。

回家很长时间，我还想得起她说那句话时的表情，还在揣摩她为什么会得出那种结论。

到后来，那表情还在，结论已变得不再重要了。

就这样，秋天过去，冬天也很快就要过去了。

城里人的季节，是通过天气预报来识别的，最多知道热不热、冷不冷。而我不一样，楼上的花草和虫子，能帮我感知。冬至这天，成都下了雪，薄薄的，干爽如盐，次日化雪，又冷如刀割。百草枯萎，虫子冻死，鸟雀找不到吃的，喳喳哭叫。住在摸底河边的一户人家，每天清早和黄昏，都在露台上放大堆碎米粒，数百只麻雀闻风而至，啄食声如同疾雨。麻雀不贪，吃饱就走，可刚飞到河岸的竹林或芙蓉树上，就被白鹭追逐。河里的鱼越来越少，竟至于无，白鹭便以麻雀为食。天地间的悲怆和生动，多与牙齿、舌头和肠胃有关。有天我看见两只白鹭围攻一只麻雀，麻雀吓得不会飞，也不会叫，只默然地从空中垂落。我知道结局，但我收回目光，且捂住耳朵，加快脚步，这样仿佛就没有结局。

腊月二十八，我去乡下看爷爷奶奶。其实我不想这时候去。虽然五天前就已立春，但大巴山的春天還没到来，农历二月，才会听见森林上水——水从根系灌入树干，从树干注入枝丫，整座山便明亮起来，朗润起来。那里最好的时候，是三月末，遍山嫩芽，奔流着鹅黄色的光芒，光芒里弥漫着季节、土地和植物的香气，山深一层，香气就浓一层，因而不觉得是在朝山里走，而是在朝光芒和香气里走。

本来说好父母同去，但父亲临时变卦。他不回，母亲也只能留下，管他吃喝。外婆虽也能做饭，父亲却不吃她做的，我开始以为他是嫌老年人脏，后来知道不是，他是觉得，把老岳母接进家门，就得让她享清福，否则便失了孝道。父亲很讲究这个。难怪他对我不结婚生子如此愤怒。古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是触犯了天条。他不愿跟我同路，很可能是怕在爷爷奶奶面前不好交代，更怕碰见熟人。回到老家镇子，他会碰到大堆熟人，他那些同龄人的孙儿孙女，多数上了小学。对别人家的孩子，他亲热到夸张，不仅去摸、去抱，还买这买那。只是喜悦的眼神背后，布满荒凉，眼睛底下的心，更荒凉。

爷爷奶奶除了数落斑鸠叫出的名字，自然还要问我的婚事。我说，我有女朋友了，她在留学，几年后毕业，回到国内，才能结婚。说这话时，我心里想的是崔至清教授那个博士生。说完我暗自发笑。夜里，睡在吊脚楼上，爷爷奶奶跟我睡隔壁，边发出老年人的那种呻唤，边问那女子的名字和家境。睡之前在火塘边，就问过千百遍了。我知道她姓叶，但不知道名字，就说她叫叶倩，爹妈是农场主，经营了几千亩土地。

这是从红旗渠生发出的联想：由渠水想到灌溉，由灌溉想到农田，由农田想到农场主。真如那女子所说，许多想象和联想，都是廉价的。但爷爷奶奶却被震惊。这山里，田土挂于坡地，瘦瘦的，呈条状，因而被称为草鞋田，要多少草鞋田才能凑足几千亩？哪里去找人耕作？未必那里的农民还愿守住老家，不去城镇？我做出瞌睡极了的样子，用鼻音含糊地应答几句，就不再回话了。

爷爷奶奶便不问，只说。山里人家，习惯了隔山隔水地呼喊，几乎不会说悄悄话，也从不计较自己的高声可能影响别人。怎么会影响呢？山川横绝，人烟稀疏，以见人影为喜，以听人声为乐，若夜行者见到灯光，听见说话，会生出不可言状的感动和希望。爷爷奶奶一口一个叶倩，像那真是他们的孙儿媳妇。说中国这么多学校，叶倩何必要去外国读书？由此又说到我小姨。他们从没见过我小姨，但从父亲嘴里，知道小姨落脚英国，嫁了个洋人，生了两个洋娃娃，害得这边爹妈都不喜欢。爷爷奶奶是担着心的。

高兴和担心，是一体两面。

一个名字可以唤醒一个人，也可以塑造一个人。连续四天，听着爷爷奶奶说叶倩，并在他们的言说中入睡，我竟在梦里碰到“叶倩”。我进河风苑东门，见她走在前面，白衬衣的下摆盖住了屁股，但能看出前襟掖在裤腰里。她身高将近一米七，实在用不着以这样的方式显腿长。自从人类对身体觉醒，就从未停止过对身体的关注。她一直朝六幢三单元走，且一直上楼。当她上到顶楼，就大声喊：“老公！老公！”

两声喊把我叫醒了。

我不知道“叶倩”是否恋爱，是否结婚，但梦境告诉我，她与我无关，她是别人的女人，就像住在对门的那个女子一样。

爷爷奶奶屋里悄无声息，证明熟睡着。他们一旦醒来，就会说话，即使只有一个人醒来，也会自言自语——想起镰刀没从山上带回来，就骂自己，说见啥忘啥，硬是老球了！听见猪在吊脚楼下哼哼，就高声指责：“胀了两桶红苕，还没胀够？才换了谷草，还冷？”有风从高过房檐的黄桷树上走过，就郑重交代：“走你各人的路，莫扫了我的瓦！”这时候就有风，压抑着不发出太大的声响，但能听出风里饱满的骨肉。下雪了。雪味儿从窗缝挤进来，同时挤进来的还有薄荷香。十七岁那年我来见识过，带着这种气味的雪，不下三天两夜就不收手，至多下到次日中午，漫山遍野便响起竹木断裂之声，路在雪尘下隐没，像自古以来就没有路。

我得赶紧下山了。

早饭过后，我披上奶奶为我准备的毡子，顶风冒雪地出门去。

下山途中，我把叶倩那个名字，顺手丢在了风里。

我没回我的家，直接去了父母家。

到而今，我已能自觉地不把父母家称为家了。我是快满三十的人了。再过些时日，我就不会跟三十岁的人比。或许谁也不比。真要比，我被父亲赶出家门的年龄，莎士比亚已为伦敦剧院写出伟大的悲剧，留下无数光辉诗篇的济慈已死，曹禺已交出一生的巅峰之作，海子已卧轨自杀……我开始说，我的二十五岁跟他们没有任何区别，这个“他们”，不指所有，单指众生，我是和芸芸众生没有区别。明白这一点让我沮丧，但总比用芸芸众生的洪流去淹没峰峦，造成一切皆然的假象，来得坦荡些。我也在后退和妥协。聊以的是，我并没在后退和妥协中心安理得。自从住到河风苑，我每天读书和看片，不少于六小时;每天写作，不少于四小时。至于读得怎样，看得怎样，写得怎样，那是另一回事了。

跟父母和外婆吃了顿饭，陪外婆去小区转了两圈，我就离开了。年要一直过到正月十五，我还有的是时间陪他们。我只是担心爷爷奶奶会在电话上给父母说到叶倩。不过想想也不必担心，若父母问起，我还是那样讲。以后呢？以后是用来变化的，所有变化都很正常，也都可解释。何况有小姨做教材，父母大抵也不会看好我这起虚构的婚姻前景。

河风苑安静得很，路上铺满枯黄的落叶，在脚底发出沙沙的响声。这正是安静的声音。破碎而安静。楼道里更安静，每一步梯坎，每一面墙壁，每一扇门，都睁着落寞的大眼，等着出行的人归来。这才正月初二，还得等上几天。

然而，我进屋不到半个钟头，就听见门外喊：“老公！老公！”

听到这声音，我竟然精神一振。

被喊的人，这回终于在家，我听见门开了，两人说了句什么话，门就关了。

天色沉重，沉重得像要伏在大地上。到某一天，宇宙会不会突然收缩，成为钢珠似的圆点？如果那样，空间将消失，并由空间去屠戮时间。当时空死去，万物便归于寂灭。我也归于寂灭。我并不重要。人类文明的根本使命之一，是艰苦地求证“我”的重要，可是今天，我发现了这种求证的虚妄。“我”存在的意义，是见证他者，并在他者的存在里发现“我”、塑造“我”，除此之外，“我”就没有意义。

因为想到这层意思，我打开门，上楼看花。此前我已看过了。楼道靠近对门，对门的门跟我的门一模一样，深灰色，带着对生活的怀疑。怀疑来自本能。我确信，无论陈叔、姜姨还是我父亲，某些时候会对生活无奈，但绝不会怀疑。他们心里都有奔头，每天都计算着所得和所失。不同的是，父亲没来得及往我门上贴对联，陈叔门上贴着对联，是他们搬离那年贴的印刷体春联，一直没取，也没换，道的是：“万道金光临宅第，八方瑞气进门庭。”此刻，在那道门里，住着一对小夫妻。也只有他们，别的人都回老家去了。我莫名地再次听到“老公老公”的喊声，眼里是一张长了小痘痘的脸。

“叶倩”的脸上没长痘痘，身在韩国，她也像多数韩国女孩，高明地化了妆，看上去很自然、很漂亮，但我一时没分清是自然得漂亮，还是漂亮得自然。

由此及彼，也是廉价的联想吗？

如果联想能获取温暖，就不廉价。

这幢冷清的楼房，因为有那对小夫妻，就有了呼吸。

夜里，我听见他们说、他们笑，声音与我近在咫尺。看来他们租的是主卧。陈叔说，主卧住了七个人，其中那对小夫妻，就是他俩吗？他俩和那对老夫妻同榻吗？宇宙收缩之前，空间已被挤压。人挤人。人自身就是宇宙。小两口不回家过年，很可能并非不想回家，是回家的渴望与独享空间的渴望博弈之后，后者占了上风。

两人说笑到十一点钟的样子，就没有声音了。整幢楼，甚至整个小区，再次归于沉寂。寂寞在沉寂中嗞嗞有声地凝结，带着生冷的铁锈味儿。我第一次看见了寂寞的形状，如一根血肠。我拿起这根血肠，吮了一夜。我一夜未眠。

可事情恰恰出在这天夜里。

我正坐在电脑前打盹，门被猛烈地敲响。

边敲边喊：“小杨！小杨！”

是陈叔的声音。

慌乱是可以传染的，我也慌乱地起身，带倒了椅子，膝盖顶到书桌，半杯咖啡倾在桌面，要不是手快，就污了电脑。吃喝的东西，一旦不是灌进嘴里，就成了秽物。世间没有绝对的干净和龌龊。去把门打开，见陈叔在，姜姨也在。许久不见姜姨了，她更胖了，脸白得像大风刮过的马路。那不是她这个年龄的白法。在陈叔和姜姨背后，门开着，屋里恍惚的身影，似穿着警服。怎么回事？没待我问，陈叔先问：“你在家？”没待我答，一个警察出来了，伸手把陈叔和姜姨拦开，站到我面前，和颜悦色地说：“等会儿麻烦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随后用眼神制止了陈叔和姜姨开腔。几人便沉默着。

这种沉默明显不公平，我毫不知情，也裹挟其中。

仿佛过了整整一个时辰，屋里又出来几个警察，背着包，拿着本儿，挎着相机，其中一人把塑料手套从手上摘下来。出来后，将门关了，意思是谁也不能进，包括陈叔和姜姨。

我们三人都跟警察去了派出所。并不远，就在地下停车场那边。

问话分开进行。也没什么特别的，问我大前天（我刚回来那天）夜里，是否一直在，是否听到异常的动静。我有13号大门的钥匙，他们没问，我主动说了。警察很感兴趣，又接着问了些话，我都一一作答。到这时候，我依然蒙在鼓里。警察就像不缺钱花的人进菜市场，从容而平静地打听价钱。也就是说，我无法通过他们的神情判断什么。

半个钟头后，警察说，好了，今天就这样，以后有事再麻烦你。随后交代：别宣扬，免得引起恐慌。这才告诉我，说13号死了人，一个年轻女子，是掐死的。

我心头裂了一下。

死了人？

年轻女子？

那就是她了。

只能是她。

确实是她。

仅仅过了两天半，警察就押着一个戴着脚镣手铐的人来到河风苑。嫌犯落网了，来指认现场。那人就是死者的老公。但后来知道还算不上老公，两人谈着恋爱，并没结婚。他们是四川宜宾人，也是大学同学。无数次听到叫他，我却很少见到他，不多的几次，是我上楼浇花，正碰上他出门，都是低头疾奔，门没关上，已跑下几步楼梯。这人个子不高，生得瘦削，现在又瘦了一圈，腳镣似重过他的身体。

又过一天，晌午时分，楼道上响起哭号。是那女子的父母。他们的女儿已经火化，这时抱着女儿的骨灰盒，来看看她住过的地方，收她的“脚迹”。

我从猫眼瞧了一眼，没出去，躲进厕所里听。两人哭了七八分钟，就走了。是陈叔把他们劝走的。陈叔说：人都死了，再哭也哭不醒，你们赶紧回去，请阴阳为娃娃超度，把娃娃埋了，让她尽早投胎，再耽搁，误了过奈河桥，就成孤魂野鬼了！这话很管用，哭声哑下去，变成抽泣。接着是抽泣着下楼。脚步声还能听见，就传来姜姨的怒骂。骂陈叔。但这时门已关闭，听不太清，隐隐约约的骂声，是从下水道冒出来的，断断续续，咕嘟咕嘟，大意是怪陈叔准许那对夫妻进屋，这屋里死了人，警察来来去去，还嫌张扬得不够，还要让人抱个骨灰盒进来，号得全城都听见！姜姨说，不晓得她上辈子做了啥恶事，这辈子要去那么远的乡下认识一个赤脚医生，倒她八辈子血霉！陈叔一声儿也没言语。

由此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早就恢复了以前的模样。

13号成了凶宅，没人再来租房，以前的房客，也纷纷提早断约。陈叔和姜姨，那天把房子收拾了一番，将主卧的床垫、窗帘等物，扔到楼下，就再没来过。

楼顶上的花草，应时而兴，该长叶的长叶，该开花的开花。但从某种程度说，它们被遗弃了。我成了收留它们的人，成了它们的父亲。我见过陈叔松土、施肥，便也学他，从隔热层底下取出锄头，把板结的土层挖开，并尽量不伤根;又去菜市场，买了营养土和氨基酸，埋在离主根尺多远的地方，免得把根烧坏。陈叔用枝叶盖住的地界，叶已腐烂，化为尘土，只剩了发黑的藤蔓和枝条，我将其烧成灰，拌在土里，去超市买来菜籽，撒进去。

没过几天，菜籽发芽，一簇簇冒。蜜蜂来了，蝴蝶来了，鸟儿来了……我不再只是享用者，还是创造者。我的一日三餐，除早餐冲麦片、煮鸡蛋，中餐和晚餐都点外卖，楼顶上的菜无法消化，我等着陈叔和姜姨来摘，可他们不来，菜看着就长老了，我便在菜圃边缘立了块木牌，写上：“请随便取用。”是告诉那些上来晾衣物晒太阳的人。然而没人去动。那是食物，食物是不能糟蹋的，于是我开始自己做饭、炒菜、烧汤，还学会了用薄荷叶炸面筋团。

这期间，母亲来过，是母亲教会了我这些。

河风苑出了凶杀案，不知是谁发到网上，到处传，母亲看到，打电话问，才知道就出在我对门，便也顾不得父亲不再管我的命令，劝我回家去住，劝不动，就跑来看我。我为她开门时，她正死死盯住对门，像凶犯和鬼魂还躲在那门里。我的安定让她惊讶，也让她伤痛。但我并没给她惊讶和伤痛的时间，带她上楼，看菜、看花，为她说明地是对门的，菜是我种的。母亲说，为啥不吃？都快老了。我也是这样想的，就让母亲教我做菜。母亲风风火火下楼去，半个时辰后，买来大包东西，盐巴、酱油、醋、橄榄油、芝麻油、芡粉、花椒、生姜、大蒜，还有薏仁、黑米、小米、大米、灰面、红糖、白糖、冰糖、排骨、牛肉，等等，又洗又切，做出七个菜来，像是要补偿我离家后她“欠”我的。

这时候才上午十点过。

母亲把菜碟一圈儿排在灶台上，让我吃的时候自己热。她是不能吃的，她要赶回去，给父亲和外婆做饭。

离开前，母亲问我：“你自己说，是不是该找个女人了？”

我说是的。

母亲问我：“为啥就不找呢？”

由此我知道，爷爷奶奶并没把那个叶倩说给他们听。我怀疑爷爷奶奶不是对出国留学的女人不放心，而是时光和土地赋予的智慧，让他们一眼就看穿我说了假话。

可当真是假话吗？

自从对门那女子死去，每顿饭我都拿出两套餐具。

另一套是给她的。

她的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回，我请一个“风”来餐桌边坐着，仿佛成了对她的诅咒。她死的当天夜里，我分明通夜未眠，却什么也没听见。

我千百次回忆那个夜晚的情形——他们笑闹到十一点左右，便没了声音，我坐在电脑前，想我的事，写我的文章：依然是从电影出发，讨论肉体和精神的文明史。即使到了当今，对肉体的探索依然可以成为先锋，许多人相信，女人的影像是消费社会的真正基础，床单上才能提供更加有趣的故事。难怪每逢电影市场不景气，片就迎来盛世。中的，呈现的是两性间的权利之争，是心灵和肉体的疏离。离得越远，越绝情，爱也就越软弱。现代社会的病根，正是爱的软弱。

一旦工作起来，我比较投入，但并不表示我注意不到外界的声响。在我阳台的雨棚上，常有鸽子和斑鸠前来交配，交配之前，有好一阵调情，脚步声由缓而疾，疾如暴雨，我不仅能听见，还能透过蓝色的棚布看到它们的影子。

如果对门有声音——生死挣扎的声音，怎么会听不见呢？

可千真万确，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唯一能肯定的是，那天夜里，她死在十一点之后，因此那以后的每一天，差几分钟到十一点，我就把窗帘拉严，把所有的灯关掉。没有亮光，时间看不见路，就不会朝前走了。我要在黑暗中一直待到十二点。到这时就是次日，就与这天的事无关，那女子也就不会死。

又是一次廉价的想象。

她死了，这才是事实。

如果照“叶倩”所说，她和她“老公”成了一个人，那家伙为什么要掐死她？

一万种猜测。

但万变不离其宗：这是一场谋杀。

外婆病了，身上没劲，不想起床。送她去医院，她坚决不肯。外婆心里有个结，觉得外公没上医院就死了，她也不能上医院。他们这辈人，把上医院当成一种待遇。像外婆生在城市还好，若是我爷爷奶奶住的乡下，生了病被后人抬进病房，即使死在里面，也被人羡慕。父亲请来熟识的医生，为外婆把脉，连班也不上了，留在家服侍外婆。其实他根本搭不上手，还让外婆心重。他自己也感觉到了，加上医生说没事，只是贪了凉，吃几服中药就好了，父亲才又去公司。父亲走后，母亲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外婆病了，过去看她。

外婆躺在床上，无所用心地看着电视。见我推门进去，她想坐起来，一双手却撑不动枯下去的身体。我叫她别动，坐到她床头，握住她的一只手。她说：“浩儿，你摸摸。”我摸着她的手背和手指，摸到的是皮子和骨头。她说：“是不是软了？”没有。不仅骨头硬，皮子也硬。她不信，又叫摸她的腿脚和肩背。同样的感觉。还是不信，她自己又摸，摸过后她非常失望，失望到落寞。起初我没明白，后来才醒悟，她是在跟外公比。外公死之前，软成了“软”，她要自己也成那样子。她觉得自己不成那样子，就对不起外公。

电视里的声音千篇一律，因为千篇一律，就与所有人无关。我问外婆：“要不要把电视关了？”外婆没答应。她闭着眼睛，已经睡过去了。

我转过身，去关挂在墙上的电视。

伸手的瞬间，眼睛却被“吃”住。

一个新节目开始了。是个法制节目，不知啥时候播过，右上角现出“重播”字样，讲的是我对门那起案子！我感觉到，这是专门播给我看的。人的一生中，有些人活在你眼皮底下，你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事，而另一些人，天远地远，多年不见，关于他们的消息却总会拐弯抹角地传给你。那是因为后者成了你命运的一部分。如此，那个脸上长痘痘的女子，已渗透到我的命运之中了，我在河风苑从不看电视，老天就借外婆的病，让我知晓。

信息非常有限，但我毕竟第一次听说了她的名字，尽管很可能是化名。她叫鲁小君。她“老公”叫谢朝斌。那天，谢朝斌杀死鲁小君，当夜就跑了。次日黄昏，他又回来，看究竟死没死。只在门口望了一眼，见鲁小君还是他离开时的睡姿，知道的确死了，便再次逃跑。是两天后另一个房间的租客归来，见主卧的门一直开着，又没声音，好奇，从廊道路过，朝里面张望。刚好望见鲁小君的脸。那是一张死人的脸，眼睛圆睁，却没有光。谢朝斌不是公安抓住的，他是投案自首。他说自己杀死了鲁小君，问为什么杀她，却一言不发。直到被宣判死刑，他才告诉法官：他没有谋杀鲁小君，他和鲁小君是爱死的。

主持人的总结还没说完，我就慌忙关了电视，生怕被人发现一样。

其实不会有人发现，父亲在公司，母亲买菜去了，外婆正睡着。

吃饭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你外婆生了病，你就在家里多住几天。”

我没言声，但听从了他。

外婆还以为自己不行了呢，结果正如那位医生所说，吃几服中药就好了，又像以往，幫母亲择菜，故意把菜帮子留给虫子，虫子来吃，又交代它们吃几口就跑，被母亲听见，母亲又拿着气雾剂，朝虫子一阵猛喷。

外婆好了，我也该回去了。我准备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过，母亲说：“等你爸回来，吃了晚饭再走嘛，又不是十万八千里路。你没看出你爸想你回来住？”外婆也这样劝我。

但我还是走了。

我对她们说，我要去一趟韩国，回去收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