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山(瓮山泊)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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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杭运河沿线的河道、沟渠、水闸、水坝与城邑、村镇的命名和更迭，记录了运河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这些地名逐渐积淀为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至今已被视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或产生于运河开凿的过程中，以运河具有的某种自然或人文的地理特征作为命名依据；或在运河开凿之前就已形成，其命名背景本与运河无涉，但在嗣后随着所指地域上升为运河沿线的重要节点，地名本身转而成为运河文化的语言文字标志。河渠命名或派生于起讫点的城邑或河流名称，或以“通”“济”等字为标志反映开凿者的愿望与运河的功能；闸坝的命名语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从写实走向寄意的趋向，某些城邑的名称隐含着不易追寻的非汉语成分。

关键词：京杭运河；地名；文化遗产

一、引言

京杭运河是201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的主体部分，晚近不少著述及公众意识里的“运河”或“大运河”，通常就等同于从北京至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它的开凿、维护和利用，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关的河道、沟渠、水闸、水坝与城邑、村镇一经命名，或几度更迭，或长期沿用，积淀至今已成为运河文化中的珍贵遗产。以往关于运河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它的开凿过程、社会作用以及对沿岸城镇发展过程的影响等方面，由于各自既定的研究目标不同，针对运河沿线各类地物的命名及其更迭的分析相对欠缺。随着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及沿线各省市数年来持续推进运河文化带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追寻京杭运河沿线地名文化遗产的形成轨迹，分析相关地名的命名背景、所属语种、语词含义及其所指地域的演变，有助于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历史地名保护奠定必要的学术基础。

二、运河系统构建中的河渠命名

一般而言，运河是以人工开凿的河道沟渠连通天然河流构成的陆地水运系统。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征决定了众水朝东的基本流向，由此也就造成了南北之间水上交通的天然阻隔，因此需要借助人工开凿的河渠使东西向的天然河流相互沟通。二者共同构建的河流系统之所以称作“运河”，是因为它们最突出的功能是充当水路运输的通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工开河的终极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连通天然河流开展水路运输，因此不能将“运河”仅仅限定为“人工挖成的可以通航的河”。我国早期的政治重心大多在关中地区，以东西向为主的天然河道与连接它们的运河，大致构成了“之字形”的分布格局。自元始，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重心长期稳定在华北平原北端，经济重心则早在唐宋时期就已转移到江南地区，因此需要截弯取直以缩短运道里程，把运河系统改造成近于南北向的“直线形”格局。这样，运河水系的河湖沟渠就既包括“古已有之”的天然河道，又有不同时凿和命名的人工沟渠。运河水系的河渠命名，或派生于起讫点的城邑或河流名称，或以“通”“济”等字为标志寄托开凿者的愿望、反映运河的功能。

京杭运河的开端，始于公元前486年开凿的邗沟。《左传·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在今扬州西北修建邗城，由此开凿的运输兵员粮草的河道遂称邗沟。江、河、沟、渠、渎是常用的水道通名，邗沟由广陵（今江苏扬州）经射阳湖，在末口（今淮安北五里北神堰）入淮河，连通了江、淮两大水系。杜预所谓邗江，是邗沟的别称。以古老的邗沟故道为基础，隋代对江淮之间的运河系统做了规模较大的疏浚和拓展。先有文帝开皇七年（587）“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继而在炀帝大业元年（605）“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杨子，通常写作“扬子”，即今江苏仪征。自扬州北去开挖“山阳渎”，自山阳向南至扬子“开邗沟”，两次兴工实际上是对同一段运河进行的持续改造。因其北端点处在始置于东晋义熙九年（413）的山阳郡山阳县（今江苏淮安），故称“山阳渎”。江淮之间从邗沟、山阳渎演变过来的运河，到明初被称作“里河”，淮安以北的运河相对而称“外河”。隋大业六年(610）又开凿江南运河，从邗沟南端江都对岸的京口（今镇江)，绕太湖之东至余杭（今杭州），长约400公里。至此，京杭运河的南段基本成形。沟通黄河与淮河两大流域的运河，以战国时期魏国开凿的鸿沟为发端。《水经注·渠水》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年（前360），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者也。”甫田，即河南中牟县境内的圃田泽，“泽多”，取《诗经》“东有圃草”之意为名。“圃”与“甫”是近音异写，“东有圃草”通作“东有甫草”，出自《毛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车攻》。《竹书纪年》所称“甫水”或作“浦水”，指残存于河流故道或风沙淤积形成的沙岗之间的水流。魏国开挖大沟把多条浦水汇集起来，形成了境内著名的河流——鸿沟，“鸿”通“洪”，也是“大”的意思。《史记·河渠书》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鸿沟连接濮、济、丹、睢、颍、菏、泗诸水，在黄淮平原上构成了庞大的水网。秦朝灭亡后楚汉相争，“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鸿沟由此成为后世表示彼此界线、巨大障碍、心理隔阂等概念的代名词。汉代以后改称鸿沟为“狼汤渠”“蒗荡渠”或“浪荡渠”，读音相近，用字稍异，大致是对河水奔流激荡的形容。

黄河以北的运河开凿，晚于邗沟和鸿沟两大系统。东汉建安十一年（206），为征讨幽州以北的三郡乌丸（乌桓），曹操主持开凿了两条运河。《三国志·武帝纪》称：“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呼沲，今同音异写为“滹沱”。泒水，今称“沙河”。当代南运河自河北青县至天津独流镇之间的河段，其前身就是平虏渠的故道。平虏，显示了曹操即将出师北征的宗旨。泃河是蓟运河的支流，其下游为古鲍丘水入海的故道；潞河即今之北运河。“泉州渠”的命名，派生于其经行之地渔阳郡泉州县。该县自西汉一直延续到北魏前期，治所在今天津武清区杨村镇西南的城上村。平虏渠与泉州渠的开凿，使今北京地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运河。曹军运粮船自黄河北岸沿着漳水、清河、滹沱河向东北行进，然后经由平虏渠与泉州渠北上，再借助潞河、鲍丘水进抵幽州，为隋唐时代的运河系统奠定了初步基础。

隋大业元年（605）开凿从洛阳到清江（今江苏淮安）、长约1000公里的通济渠，在旧有浪荡渠(鸿沟)的基础上，利用涧、洛、汴、蕲、淮诸水，沟通了黄河与淮河的联系。命名运河的“通济”二字，含有水道顺畅无阻、航船及时抵达之意。经过隋代的不断开拓，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河网运输系统日益完善。运河把东西向为主的天然河道连接起来，进一步巩固了“之”字形的航道分布格局。

在保持东西向水路沟通的同时，隋代明显加强了南北向的水路联系，这是我国古代运河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炀帝大业四年（608）“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河渠以“永济”为名，寄托了对永久安流通达的期望。它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治今北京西南），长度近1000公里，沿途利用沁、清、卫、淇、白诸水及桑干水（历史上的永定河）下游的河道，沟通了幽州与中原的水路联系。到元代，以漕粮为主的河运终端离开关中、洛阳、开封等地，转到了偏于全国陆地版图东北一隅的大都。经过截弯取直的运河航线不再绕道河南，而是直接从淮北穿过山东进入华北平原。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山东境内开凿会通河，南起梁山县安山西南，接济州河引汶水北流，至临清与御河（卫河）相通。“会通河”取众水会合、诸道贯通之意为名，嗣后成为临清至安山的会通河、安山至济州的济州河、济州至徐州的河段共用的名称。随着会通河的开凿，南北大运河构成了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地理格局。至元二十九年（1292），郭守敬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开凿通州至大都的运河，“三十年，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敝水，大悦，名曰通惠河”。“通惠”有漕运畅通、惠及国家之意，延续了运河以寄托美好愿望命名的思路。明清以降的水利工程，并未改变元代稳定下来的运河分布格局。

大运河各段在历史上都是随地异名，总体上以“运河”作为泛称。从古代到年间的文献，皆无冠以起讫点的“京杭运河”或“京杭大运河”之称。若需指明某个区域内的具体河段，则以其间位于运河附近的主要城市为标志加以限定。在二十五史中，“运河”二字被固定为一个名词最早见于《新唐书·五行志》：“开成二年夏，旱，扬州运河竭。”此后诸如《元史》所载至元三年（1266）洪君祥“复从开通州运河”，《明史》所录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临清运河涸”等，也都是以城市指称该段运河所在的大致方位。初年开始纂修的《清史稿》，在“河渠志”里专门列出“运河”一卷，首句即对其范围和称谓做了明确界定：“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这里所指的河道无疑就是今人理解的“京杭运河”，但这部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部“正史”表明，当时只有历代沿用的泛称“运河”而无其他称谓。再以时期的教材、著作与辞书为例：1913年出版的谢观《本国地理》，是“新编中学共和国教科书”，对于“自杭至京共长二千二百余里”的“人工河道”，只称“运河”。1916年印行的内务部主事景亮钧《地理》，是“内务部注册给照，省道考试必读”的教学参考书，所述“南起浙江之杭县，通过江苏、山东，至京兆之通县，长约二千五百余里”的“人工所造”河道，亦只称“运河”。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是此后几十年内颇有影响的一部地名辞书，但其中亦无“京杭运河”或“京杭大运河”这样的词条。1937年问世的曹玉麐《本国地理》写道：“运河是我国人工筑成的一条长长的纵河，南起杭州，北至北平。”在需要与其他运河相区别时，该书则称这一段为“大运河”。1944年史念海著《中国的运河》，在第七章叙述元代“大运河的开凿及其废弛”时指出：“旧日的运河这时大部分已经湮塞；所残余的几段，如江淮之间的邗沟，河北的御河，以及太湖附近的江南运河，都互相失却联系，而不能构成整个的交通网了。”以“运河”或“大运河”指称整个运河系统，各段运河则仍按惯例“随地异名”，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举凡1950年的陈史坚《中国的河流》，1951年的康天翔《万里长城和大运河》，1953年印行到第3版的范御龙《长城与运河》，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1957年版汪篯等编初中《中国历史》第二册，1956-1957年版马精武等编高小课本《历史》第二册，莫不如是。根据迄今所见文献可以推断，“京杭运河”或“京杭大运河”的概念大致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先由面向大众的报纸杂志刊发的新闻、通讯、科普文章提出，继而被严格讲究规范性与标准化的中小学地理、历史等教科书所接受，最终成为学界和社会广泛认同的地理学新名词。1959年4月，《地理知识》刊发研究报告《京杭大运河北段冬季冰情初步观测》；10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京杭大运河苏北段工程全面动工》。1960年10月，《新观察》登载通讯《京杭大运河的新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初中课本《中国地理》上册，虽然仍旧遵循传统以“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为标题，但在“大运河北起北京的通县，南到浙江的杭州”之后，引人注目地加上了“所以也叫京杭大运河”，由此成为这个新名词进入教科书或工具书的开端，覆盖全国的中小学教育，继而成为增强其社会传播力和持久影响力的重要保障。

三、运河沿岸城镇的命名之源

京杭运河沿线的城镇和乡村，有些是运河的标志性节点，有些因其与运河的某种自然或人文关联而得名。透过地名的语词特征和演变过程，可以窥见运河文化的源远流长。兹按从南到北的顺序，选取几例略做分析。

京杭运河的端点杭州，秦代置馀杭县，隋开皇九年（589）置杭州。明代郭子章《郡县释名》解释说：“杭州，《禹贡》属会稽。禹巡会稽至此，舍航登陆。杭，航，古字通用，故名杭。其后，少康封庶子无馀于会稽，又名馀杭。隋始置杭州，治馀杭。”该书又称，句容县“以县有句曲山，故名。县东南四十五里，山形如句字之曲，初名句曲山”；无锡“县有山，旧产锡，至汉初锡殚，故县以无锡名”。“馀”今简化为“余”，“句”音同“勾”。古代文献与今人研究均表明，郭子章把“杭”释为“航”，与大禹的事迹联系在一起，又称“馀”出自少康之子无馀，颇有望文生义之误。这是因为，东汉时期的《越绝书》已经指出：“越人谓盐曰馀。”江浙一带在先秦时期隶属吴越两国，自然要以吴越语为当地的山川河流、行政区域等命名。地名演变的普遍规律证实，语音在口头传播中具有强烈的“惰性”，即相对稳定性。吴越语的地名即使后来淹没在汉语的海洋里，记录者也只能遵循“依音选字”的原则，以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尽量“迁就”古音，从而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吴越语的音素。换言之，部分吴越语地名虽然有了汉字的书写形式，但其含义显然不能按照（记录古音的）这些文字在汉语中的本义加以解释。《越绝书》又载：“秦馀杭山者，越王栖吴夫差山也，去县五十里。”据此，以汉语“山”为通名的馀杭山，应派生于吴越语的馀杭。馀杭、馀姚等地名，当是古代曾经作为盐业产地的文化遗痕。不仅如此，以无、於、乌、句、姑等为首字的地名，也都属于此类。唐代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之“句吴”：“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谭其骧进一步指出：“姑即句，乃古吴越人发语词。句吴即吴，句践即践，姑苏即苏也。至于‘苏’之意义则不可知，以其为吴越而非汉语也。江浙一带地名渊源于古代吴越语者颇多，非只此一苏州之苏也。”同理，“馀杭”既然出自古吴越语，其语义当然也不能按照后世记录语音的汉字的意思去解释。

扬州，是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源自《禹贡》九州之一的扬州。隋开皇九年（589）改吴州为扬州，治所江都县即今扬州市。沈括《梦溪笔谈》称“杨州宜杨”，但“杨”字从木，是植物名；“扬”字从手，意为飞举，二者难以通假。尤为重要的是，扬州在先秦时期亦属吴越语区，在确定地名的所属语种之前，不宜贸然以汉语释义。关于扬州西北的邗沟之“邗”，许慎认为：“邗，国也，今属临淮。从邑，干声。一曰，邗本属吴。”考诸文献，“干”是西周的封国之一，春秋时期被相邻的吴国兼并。《庄子·刻意》所谓“干越之剑”，《荀子·劝学》所称“干越夷貉之子”，都以“干越”指代吴越两国。吴在干国故地修建的城邑，以“干”与表意的“邑”（阝)旁组合起来命名为“邗”。国名“干”因之或作“邗”，邗城之下开凿的沟渠遂称“邗沟”，通名“城”则是地名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转变之后的缀补。“今属临淮”，即这里在汉代隶属徐州临淮郡。从封国（干）到城邑（邗）再到运河（邗沟），专名一脉相承，通名据实而定。

淮安，是运河与淮河的交汇点。东晋义熙九年（413）在此置山阳县，为山阳郡治。前述隋开皇七年（587）山阳渎通漕，即以其北起山阳境内为名。“渎”也是水道的通名之一。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称：“宋白曰：楚州山阳县本射阳县地，晋义熙置山阳郡及山阳县，以境内有地名山阳，因以为名。戴延之《西征记》：山阳，津名。”山阳渎之名派生于同名的郡县，郡县之名又源于境内的津渡。南宋绍定元年（1228）改山阳县为淮安县，并相继以其作为淮安军、淮安州的治所，地名语词寄托着对淮水安流的期盼。

运河镇，地处陇海铁路与京杭运河交叉处，原称大榆树、三岔河。1923年陇海铁路徐州至海州段竣工，随之在此设置运河站，以其邻近大运河为名。1954年邳县政府从邳城迁来，改设运河镇。“运河”本是地理通名，历史上长期作为京杭运河或其他运河的笼统指称，这里却变为镇的专名。在此之后，丹阳市的东济、新河二乡1956年合并为运河乡，1990年置运河镇；杭州市余杭区2001年以亭趾、博陆、五杭三镇合并为运河镇。二者都以境内有京杭运河流过得名，但最具知名度的仍是邳县（今邳州市）运河镇。

临清，今山东境内的鲁运河与冀鲁分界的南运河在此交汇。这一带曾是西汉清渊县、西晋清泉县、十六国后赵临清县的辖境，其命名均源于川渊广布的水文环境。“临清”意为滨邻清澈泉流，未必专指某一河湖。临清县几经隶属更迭与析并置废，但其治所基本在今临清对岸的临西县境内移动，直至金天会五年（1127）徙治曹仁镇（今临清旧县）。元凿会通河后，临清“受两河（汶水、卫水）之水，合流北放······实踞河漕之喉，当南北之冲”，成为大运河的水上枢纽。至元二十七年（1290）设临清御河运粮上万户府，由枢密院直属。明洪武二年（1369）临清县由曹仁镇徙治今临清，宣德四年（1429）在运河沿线的“客商辏集去处设立钞关，差御史及户部官，照钞法例，监收船料钞”，临清县是其中之一。弘治二年（1489），升为临清州。临清县的地域跨越运河两岸，其行政中心本在运河以西。但是，漕运的繁荣促使县治由西岸迁到东岸，行政规格也由县升为州，而且还“反客为主”地带走了“临清”这个专名。当运河成为冀鲁两省的分界线之后，西岸隶属于河北省的部分于1964年设为临西县，由此迁治东岸的山东临清县转而成了临西县命名的地理依据。

以滨邻沧海为名的沧州始置于北魏，但到元代延祐年间才徙治今沧州所在的长芦镇。这里是著名的长芦盐产地，也是运河沿线的重要城镇。沧州以南的交河县(治今交河镇)有泊头镇（今泊头市），清初《读史方舆纪要》称其位于“县东五十里，卫河西岸。商贾凑集，筑城于此，管河别驾驻焉。有泊头镇巡司，并置新桥驿，俗名泊头驿”。镇名凸显了此地作为运河水路中转地与船只停泊码头的特征，晚近的泊头镇以生产“泊头”牌火柴而闻名。

天津扼守着运河的咽喉要路，也是海运的漕粮最后变为运河转输的登陆点。宋辽至金代称直沽，显示这里是海边货物交易之地。元代据其既滨邻大海又是河流津渡的特征，改设海津镇。明代李东阳《天津卫城修造记》称：“会我朝太宗文皇帝兵下沧州，始立兹卫，筑城浚池。立为今名，则象车驾所渡处也。”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三官庙碑》亦称：“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这应系嗣后补赐，一说以“天津七星”对应之地得名。元代漕粮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明清时期则变为以河运为主，但都以天津为“支撑点”。天津武清西北的河西务，以地处北运河西岸而得名，“务”是古代的税收机构。河西务处在京津之间，繁忙的航运为其带来了发达的贸易，自元代成为漕运要镇。至元十三年（1276）升为漷州治所，二十四年（1287）“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于河西务置总司，分司临清”，河西务有14座存储漕粮的仓廒。明隆庆六年（1572）筑砖城，依旧是“漕渠之咽喉也，江南漕艘毕从此入。······两涯旅店丛集，居积百货，为京东第一镇，户部分司于此榷税”。清代设河西务巡检司、北运河务关同知，每旬二、四、七、九有集市，是本地区乡间商业活动的中心。

通州，西汉置路县。此地邻近蓟城至碣石的秦代驰道，取其交通道路特点为名。境内最主要的河流遂以“路”字再加“氵”旁，命名为潞水。东汉复以水名为县名，称作潞县。金代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升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为名，在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之前，就已确立了它未来将成为中都漕运枢纽的地位。元代郭守敬主持开挖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使积水潭、瓮山泊、白浮泉与大运河联系在了一起。“通惠河，其源出于白浮、瓮山诸泉水也。······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白浮村，或作白浮图村，以村中有白色的浮图(即佛塔)得名，村旁的神山泉由此亦称白浮泉，是郭守敬为通惠河开辟的上游水源地之一。白浮等十余处泉水聚集起来汇入瓮山泊，集水的沟渠被后人称作白浮瓮山河。瓮山，以传说山间埋藏着类似聚宝盆的石瓮而得名，明代王嘉谟《石瓮记》述其故事，附近的水泊派生命名为瓮山泊。清乾隆年间，瓮山更名为万寿山，经过改造的瓮山泊改称昆明湖，成为供应北京城与通惠河用水的水库。积水潭是古永定河故道留下的湖泊，积水的深潭也是湖泊之意，它还有依据附近寺院为名的净业湖、什刹海等别称（当然其所指范围各有不同），在元代成为大运河的终点码头。高丽庄是通惠河入白河的节点，以唐代内徙的高丽人聚居此地而得名，后来分为大高力庄、小高力庄两个村落，地名用字也出现了从“丽”到“力”的同音异写。

四、运河闸坝的命名及其变迁

闸坝是节制运河水流的基础设施，它们或以邻近的已有村镇为名，或在建立之后成为新生村镇的命名依据。二者都因为与运河的密切关联留下了历史印记，这里仅对元代大都内外的坝河、通惠河的闸坝命名之源略做追溯。

金代中都与通州之间的运河，有城北向东通往潞水的“闸河”。《金史》称其“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高良河，是高梁河的同音异写；白莲潭是积水潭的别称，以湖中莲花盛开而得名。这条漕运通道以水闸控制水量，是元代所修“通惠河”的前身。闸河以北有高梁河东注鲍丘水的河道，元至元十六年（1279），拦河修建了7座滚水坝，称作“阜通七坝”。漕粮在各坝之间分段驳运，河名因此亦作“坝河”。“阜通”有财货丰富、运道畅通之意，出自《魏书·食货志》之“教行商贾，阜通货贿”，金大定年间曾在代州设置“阜通监”管理钱币铸造等事务。元大德年间，都水监官员罗璧“浚阜通河而广之，岁增漕六十余万石”，可见坝河又称“阜通河”。

阜通七坝见于《元史·河渠志》者，自东向西有深沟坝、王村坝、郑村坝、西阳坝、郭村坝、千斯坝。《都水监事记》有常庆坝，位于郭村坝与千斯坝之间。《光绪顺天府志》称通州以北“十二里沙窝、王家庄、沟子”，前者即今朝阳区沙窝村，位于坝河东北岸、温榆河西岸。古今地名对照与地理环境提供的可能性显示，深沟坝与沟子村的命名依据，应是坝河与温榆河交汇时冲出的深沟，当在沙窝以南的河口处；以王村为名的王村坝，应在沙窝偏西的坝河上。继续逆流向西，有郑村坝、西阳坝。郑村坝，亦称坝上。以相对位置而言，元代居住在大都的人们称郑村坝为东坝，“通州人称北坝”，即今东坝乡东坝村。东坝以西四里多的西坝村，是西阳坝所在地。西阳坝之名源于西阳村，后因与东坝(郑村坝)对应而省称西坝，西阳村又转而据此改称西坝村，村与坝之间具有彼此派生为名的关系。继续向西，有郭村坝、常庆坝。明嘉靖间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所载的北城东乡村落，有火村坝、常兴坝。康熙《大兴县志》的东城旗下零村，有果村坝。火村坝、果村坝与郭村坝，常兴坝与常庆坝，彼此显然均为近音异写。对照河道桥闸形势考察可知，二者分别在今酒仙桥与尚家楼闸附近。千斯坝是坝河最靠西端的滚水坝，以大都光熙门内储存漕粮的千斯仓派生为名。《析津志》载：“光熙门与漕坝相接，当运漕岁储之时，其人夫纲运者，入粮于坝内龙王堂前唱筹。”漕坝即千斯坝，光熙门旧址在今和平里北街东口土城处，千斯坝应在光熙门以南的坝河与护城河交汇处。

金代欲引卢沟水接济漕运，因无法解决西山与通州之间高差过大、水流湍急的问题而失败，却在客观上为元凿通惠河做了先期探索。郭守敬修建闸坝“节水以通漕运”，其“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时人为之感服”，恰好证明他是以金代的工程为基础，“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元史·河渠志》称“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但只列出了9处。以此与成宗元贞元年（1295）改名的数处水闸（新名括注于原名后）参互验证，合计有广源、西城（会川）、海子（澄清）、文明、魏村（惠和）、籍东（庆丰）、郊亭（平津）、通州（通流）、河门（广利）、杨尹（溥济）、朝宗11处水闸。再据《元一统志》所载，上述水闸中的9处包括上闸、下闸，海子（澄清）闸、郊亭（平津）闸更是分为上、中、下三闸，因此总计为11处、24座水闸。水闸的命名从写实走向寄意，前期主要以相对位置或地理风物派生为名，后期以表达对运河安流畅通、惠及都城的期望为主。始终不曾更改的广源、朝宗、文明，本身就有形容与寄意的特征。

按照自西向东的顺序来看，广源上闸在今紫竹院公园以西，是通惠河的第一闸，接受和节制玉泉山引来的诸水，取广开水源之意为名，今有广源大厦延续其文脉。上闸以东二里的广源下闸，或称白石闸，即今白石桥。白石桥之名始于金代，白石闸由桥名派生而来。西城上、下闸，以地理方位为名。前者位于今西直门外的高梁桥，后者在大都和义门（今西直门）护城河东岸，用以控制运河与护城河交叉点的水量。闸名后改为“会川”，体现出两河交会的水文特征。朝宗上、下闸，位于会川下闸之东，扼守着从高梁桥流入大都的通道，因取“众水朝宗”之意为名，表明皇城是其归宿。海子上、中、下闸，分别控制出入海子（积水潭）的水量，遂依湖泊派生为名。其名后改为“澄清”，有形容水质洁净之意。文明上、下闸，位于元大都文明门西南的水关之外，派生于城门之名。魏村上、下闸，以地处大都城外的魏村社为名。上闸位于通惠河与金口河交汇处，下闸在其以东一里处。闸名改称“惠和”，有象征两水相合或希望惠风和畅之意。籍东上闸，在大都东南王家庄，位于元代的籍田以东，因称“籍东闸”。按照传统的礼制，每年开春在籍田祭祀谷神，皇帝带头犁地播种以示重视农耕，明代把籍田挪到了先农坛的观耕台前。籍东闸取庆祝丰收之意，改名为“庆丰”，正与皇帝在附近举行籍田礼的愿望合拍。庆丰闸到明代称作“二闸”，以其是通惠河在北京城外大通桥以东的第二道水闸而得名，今朝阳门外有二闸村续其文脉。籍东下闸，在今南磨房乡深沟村。郊亭闸，分上、中、下三闸，因处在郊亭淀一带而得名。郊亭淀见于《宋史·宋琪传》，是古永定河故道遗留下来的积水洼地，其语源来自毗邻幽州(辽南京)城东大小郊亭的方位特征。亭是古代道旁供行旅休憩或为之饯行的处所，通常五里设短亭，十里设长亭，郊亭即城郊之亭。郊亭上闸在大郊亭北，元代有村落称银王庄，即今高碑店闸遗址之所在。上闸以东的中闸、下闸，约在今小郊亭、花园闸二村。这组水闸由“郊亭”改称“平津”，命名语词从具体的地理风物转向了期望运道平稳畅通的抽象意愿。杨尹闸，分上、下闸，元代在牛店、午磨二村附近，即今杨尹闸村与溥济闸村。溥济，明代或作“普济”，均有普遍通济之意。通州闸，上闸与下闸分别在通州西门外与南门外，改称“通流”，同样寄托了对河道畅通的希望。河门闸，分上、下闸，位于今张家湾城北的土桥与城东南的何各庄，取扼守流经张家湾的河道之门为名。其名改称“广利”，有漕运带来无尽利好之意。

元代在会通河上修建了55座水闸，它们基本上依据附近的村落派生命名。明初按照治水专家白英的绝妙设计，在运河沿线海拔最高的山东汶上县西南修建南旺闸。“汇诸泉之水，尽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为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有效缓解了运河沿线地势起伏造成的行船阻隔。南旺闸之名派生于所在地南旺集，有县城以南的兴旺地之意，今作南旺镇。这项工程虽在北京之外，但在很长时期内为漕运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水源，保障了我国南北方之间物资转运和人员往还的畅通，因而也成为推动北京运河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五、结论

地名是在特定的自然或人文背景下形成的专有名词，一个地域的命名通常会受到语言、地理、历史、社会等因素的影响。由群众约定俗成或由官方刻意选择的地名语词，就像地质学与古生物学中的化石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命名时代的相关信息。中国大运河在历史上长期泛称“运河”，年间有时叫作“大运河”。沿线的具体河段则随地异名，延续着各自的传统称谓。通过对多类文献的考察，目前可以推定，冠以起讫地的“京杭运河”或“京杭大运河”之称，应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的地理学新名词。运河系统的河渠命名，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隋代的“山阳渎”与“永济渠”直至元代的“会通河”，有的派生于作为起讫点的城邑或河流的名称，有的以“通”或“济”之类的语词反映开凿者的愿望与运河的功能。运河沿线的主要城镇是大运河的关键节点，其根据本地某种自然或人文特征确定的名称，最终成了运河文化的语言文字标志。杭州、馀杭等地名源于古代的吴越语，其语词含义往往因为古语消失与文献失载而无从追寻。运河沿线闸坝的命名，从大多派生于附近村镇之名逐渐转变为以采用寄托美好意愿的语词为主。京杭运河发展史上出现的河流、闸坝以及沿岸城镇村落的命名和更名，折射出民族活动、语言分布、地理环境、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绵延至今已成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予以系统的挖掘、研究、保护和传承。

作者：孙冬虎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黄海红

校对：汪依婷

审订：黄舒馨

责编：刘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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