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ord(sword new new)

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

——周恩来

公共外交是国家性与人民性之间的艺术，源于国家，着眼于人民。这与西方定位的公共外交是信息时代国家间沟通的艺术，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属性。

除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外，公共外交还带有深刻的国家烙印。一般而言，公共外交具有三大使命，每一使命都具有鲜明的国家性。

一是提升国家形象。国家形象除了与当下的方针政策和所作所为密切相关外，还是一种文化形象。但是，很少有人公开反感某种文化，对某种文化的印象往往表现为对相应国家的印象。换言之，文化形象往往由国家形象来承担。比如，印度的魅力就在于其文化、宗教多元性，任何国家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获得认同，以至于印度国家形象片以“不可思议的印度”（Incredible India）为口号。

二是改善国家处境。俗话说，“形势比人强”。一个国家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直接关系到它在国际社会的舆论处境。西方发达国家指责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得益方，理应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这是中国责任论的观念来源。公共外交作为塑造和平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的有效途径，必须考虑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现实处境。

三是表达国家意志。无论是像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孔子学院等），还是美国将自己的观念包装为普世价值向全球推销，公共外交必须深入国家的历史文化，寻找自身国家意志与人类普遍意志的契合。

公共外交的上述三方面使命，体现在中国身上就更明显了。从国家形象而言，一些外国人不喜欢中国，不是对中国的政策有什么意见，乃是出于宗教原因——反对中国秉承无神论，或文化原因——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或误解，或源于西藏、新疆问题。从国家处境来说，面对中国崛起态势，中国威胁论、责任论、强硬论层出不穷，一再证明硬实力崛起通常以软实力为代价。从国家意志而论，随着经济中国的崛起，文化中国的兴起本是自然现象，然而习惯于观念霸权的西方，常常将中国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视为软实力威胁论。[1]

注释：

[1]Michael Barr.Who's Afraid of China: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Soft Power.Zed Books Ltd., 2011.

从一个舶来品、学术概念到政治术语，从文化软实力到中国模式软实力，软实力概念在中国已落地生根，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然而，不考虑其教背景和美国特色，泛泛而谈软实力，会越来越陷入软实力陷阱。其实，软实力理论具有两大误区：一是自认为正确，故通过各种手段让对方接受、学习；二是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并想方设法让人家确信这一点。这两点都具有浓重的宗教情结，因为只有上帝才会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

近年来，软实力的概念在中国日益流行，其流行度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连其发源地美国，软实力也只是学术概念，不像在中国这样家喻户晓。2013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如何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这再次表明，软实力被赋予国家战略的高度。

一般认为，国际形象是软实力的最初表征，公共外交是展示和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手段。然而，皮尤等国际舆情调查机构近年数据显示，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未随着中国公共外交投入的增加而提升，甚至在一些国家反而有所下滑。为什么中国越发展，形象反而越差？为什么中国如此投入，形象改善效果并不佳？决定中国软实力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软实力与公共外交究竟是什么关系？

当然，这取决于谁定义的形象，什么形象。中国的国际形象似乎从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向超级大国转化，因而随着硬实力迅速提升，形象反而大打折扣。软实力果真与硬实力成反比？

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时，通常将其分为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或硬实力与软实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就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国土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相比之下，硬实力较易理解，而软实力就复杂一些。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1]

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进一步的思考表明，软实力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悖论。

首先是名与实的陷阱。名是舶来品，实为中国具有丰富的实践。中国用其名，但已经把它给中国化了，这就是多从文化角度强调它，并把它与传统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等结合在一起，强调文化影响力、道德感召力、形象亲和力三大方面内涵。也因此，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概念较具中国文化内涵，难以量化衡量，只能从结果感知。

其次是二分法陷阱。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硬实力—软实力建设，也是如此。很难说哪个重要、哪个难度大，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国际环境下，针对不同对象平衡硬实力与软实力发展。通常人们认为，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但也存在大量反例，而且持这种观念可能将软实力作为硬实力的润滑剂和包装，过于简单化、实用化、庸俗化。其实，正如溶质与溶剂的关系一样，硬实力与软实力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所谓水融，评判效果的关键是输出正能量，而非产生一国实力的反作用。

在中国，许多人认为软实力实现的保障还是硬实力。归根到底，国际关系还是强者的世界。这种看法比较简单化，但颇为流行。其实硬实力也分好几种：

结构性硬实力——一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国际结构的能力，如美元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体系的主要货币使美国的硬实力大大超过其GDP总量。瑞士是小国，但在制造业、金融业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增强了其硬实力。

体系性硬实力——一国的联盟体系和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如美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体系性硬实力是其重返亚太的底气，或者说重返亚太也是为了更好维护这种体系性硬实力。

包容性硬实力——一国硬实力的国际相互依存度，体现、包容其他国家权益的能力。如对外依存度越高，硬实力越打折扣；反之，外界对该国依存度越高（如技术能力上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越增强其硬实力。GDP构成中体现国际共同利益的部分越大，硬实力越强。中国的包容性硬实力两方面都制约了中国的对外影响力。

这三种硬实力中可能本身就蕴含了软实力的成分。因此，硬实力—软实力二分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以为软实力是新概念，以美式思维看中国，丧失“四个自信”。

美国软实力的概念具有宗教情结。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本是针对大国兴衰铁律、反对美国衰落论、提振美国霸权合法性而发明的。当冷战戛然而止，美国欢呼雀跃之余，软实力理论不幸助长了历史终结的错误解释，即将苏联体制的自我解体错误地解释为美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而苏联相反。

回顾历史，美国的“软实力”概念基于硬实力—软权力二分法思维，带有鲜明的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情结——认为自己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这与中国传统内圣外王的权势观大相径庭。美国人很少质疑自己的做法、制度、价值有问题，问题都是出在对方误解了美国的好意，而技术路径思维又让美国人自信地认为，假以时日，美国的公共外交可以改变别人的认识，变得和美国人一样。正如米尔斯海默指出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乐观主义者。无论是国家抑或国际层面的进步，他们都视为既可遇亦可求。美国人的信念是，假以时日和努力，理智的个人可以联合起来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2]

种种软实力悖论，也是美国式教思维悖论。

注释：

[1]奈.软实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2.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对它的定义辨析历经了一个演变过程。20世纪60年代之前，公共外交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更没有以一门学科的面目出现，它一直被视为一种“宣传”（propaganda）手段。例如，1955年，作家奥伦·斯蒂芬斯（Oren Stephens）在一部名为《坦诚世界的事实》的书中把美国海外的情报项目归为“宣传”工具。他认为，《独立宣言》是“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宣传册子”。[1]但从60年始，主管公共事务的新闻署官员认为，美国的公共外交并不等同于宣传，他们的项目是处理民众熟知的事实，相反的做法只能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其可靠性也会受到怀疑。1963年5月，当时的美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默罗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指出：“美国的传统和美国的道德规范要求我们诚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诚实是最好的宣传，而撒谎是最糟糕透顶的事。我们要有说服力，就必须令人信服；要令人信服就必须有诚信；而诚信的保证是诚实，就如此简单。”[2]

1965年，塔弗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埃德蒙·格利恩最早使用“公共外交”术语，并将其定义为：“公共外交旨在应对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3]至90年代，美国官方对公共外交也有了正式的定义。1987年，美国国务院《国际关系术语词典》把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政府发起项目，旨在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错误的观念，引起关系复杂化，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4]

“公共外交”不同于“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1997年，美国新闻署计划科将二者的内涵做了区别：“公共事务”主要通过与个别公民、团体机构以及国内和国际媒体的对话，把美国的政策和活动信息提供给公众、新闻界和其他机构。公共事务的最大任务是让国内民众获悉政府的政策和目的。因此，它更多属国内事务范畴。“公共外交”同时有别于“传统外交”。“传统外交”是一国政府与另一国政府的外交互动，直接表现为通过国家使馆开展活动。而“公共外交”的对象除了一国政府外，更主要的是其他国家的民众和非政府组织。[5]“公共外交”也不同于“民间外交”（或民际外交，civil diplomacy），公共外交是以公众为受体的外交形式，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而民间外交则是以公众为主体的外交形式，是外交的第二、第三管道。

公共外交活动和项目的基本手段一般归于“情报”“文化和教育交流”项目之下，这种分类只是为了方便起见。事实上，随着近几十年来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公共外交的传统内涵已受到今天全球通信和其他技术进步的深刻影响。因此，当今的公共外交活动包括互联网等更先进的手段。美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途径包括电子媒体、远程电信会议、教育和文化交流、国际广播，如、欧洲自由之声和面向阿拉伯国家的萨瓦电台等。

实践表明，一国立国之道直接塑造其公共外交形态。美国以价值观立国，重视价值观输出。公共外交的国家性，还体现在手段、环境等其他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国家风格。

相比于公共外交实践而言，公共外交理论相对滞后。甚至有人断言，没有什么公共外交理论——对公共外交的概念，都缺乏国际一致标准。中国对公共外交的定义，便具有与美国迥异的特色——公共外交的对象不仅包括外国民众，也包括本国民众（这在美国是“公共事务”）。这样，即使有什么公共外交理论的话，也不可能是普世的。在没有普世的公共外交理论前提下，公共外交理论的国家性，便是可能的了。否认这一点，便缺乏理论自觉意识。

公共外交理论的国家性，目前特指西方性，尤其美国性。因为美国几乎垄断了公共外交理论。因此，考察公共外交理论的国家性，在目前阶段就是研究西方思维模式、政治文化、国家使命及国家性格是如何塑造公共外交理论的。

其实，无论是公共、外交还是公共外交的概念，不同国家理解不同。至于如何建构公共外交理论学说，则更带有深深的国家思维、行为方式及其折射出的历史文化传统烙印。

“在美国，任何一种见解，任何一种习惯，任何一项法律，而且我敢说任何一个事件，都不难从这个国家的起源当中找到解释。”[6]软实力概念就深深烙着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论印记，其张力导致美国软实力悖论。

所谓“美国例外论”，是指那些把美国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显著特征。它们包括美国拥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会价值、它独特的历史轨迹、诸制宪结构的特异性，以及它们影响决策的方式。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美国例外论：一把双刃剑》一文中写道：“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立在‘信念’（creed）上的国家，这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义和市场经济等一整套美国价值观。因此‘成为一个美国人’不是出生的问题，而是对理念的承诺。”[7]软实力概念就带有这种宗教情怀：美国永远正确，站在上帝一面，站在历史正确性一面，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例外。美国自诩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积极在世界上推广其价值观，将软实力上升到意识形态战略高度，这就是“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8]

注释：

[1]Stephens Oren.Facts to a Candid Worl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37.

[2]What is Public Policy.wwwlicdiplomacy/1.htm.

[3]What is Public Policy.wwwlicdiplomacy/1.htm.

[4]U.S. Department of State.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rms, 1987：85.

[5]What is Public Policy.wwwlicdiplomacy/1.htm.

[6]托克维尔.论美国的：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2.

[7]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96：18.

[8]“天定命运论”是美国一历史名词。广义指美国人民命中注定是建立样板社会的上帝的选民。狭义指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扩张主义者宣扬的美国领土不断扩张是天命注定的这样一种思想。后一含义最初指对得克萨斯的兼并，但不久又用于美国与英国对俄勒冈的争端，用于因墨西哥战争和美西战争而产生的领土兼并意图。该名词首先由J.L.奥沙利文1845年7月在纽约《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刘绪贻，李世洞.美国研究词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850.

中国崛起，是唯一非宗教国家的崛起，不以西化为目标。它是近代九个大国崛起案例的反例，引发“中国威胁论”滥觞于世，本质上围绕中国是否为他者、另类而展开。因此，指望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逻辑应对，不能有效解开此疙瘩。正如欧洲人的身份认同从教着手，西方世界的身份认同聚焦于所谓的国家，起源于教，形成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普世价值观，带来当今西方话语霸权下中国国际身份的悖论：转型与普世价值接轨，成为所谓国际主流社会的一员；对抗普世价值，成为国际社会的他者。如何打破这一悖论？

公共外交从实践到理论，均呈现出典型的国家性。中国公共外交的崛起，进一步印证了公共外交的国家性。形成中的公共外交的中国模式，包括外宣模式、奥运模式、孔子学院模式，具有政府主导、社会动员、媒体网络跟上等特点，相比于过去的被动应对外交危机，现在的中国公共外交更具有主动预防、提前疏导功能，甚至逐渐提升到战略沟通高度，呈现文化与政治、官方与民间、公益与商业并举的运行态势。中国公共外交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首要挑战。

公共外交的兴起首先是一种草根觉醒的全球现象，其次是文化多样性的时代要求。对中国而言，更关系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在发展模式多样化、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公共外交日益呈现出鲜明的国家特色，亦即不仅实践上丰富多彩，而且从含义到理念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形势的发展清楚地表明，公共外交的蓬勃发展态势，已经到了追根溯源，探讨其本质属性的时候了。中国公共外交的崛起，也已经到了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的阶段了。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亟须回答好两个基本问题：公共外交到底是一种全球现象还是国别现象？是否存在中国公共外交模式以及该模式是否可持续？

回答好这两个问题，事关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笔者认为，公共外交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存在明显的国家性。中国崛起和公共外交的兴起，必将推动形成中国公共外交模式乃至理论，从一个侧面为多元化世界做出中国的独到贡献。然而，中国公共外交模式仍然面临国内诸多方面的制约。

鉴于中国崛起的全球意义以及公共外交的国家性，中国有可能形成富有特色的公共外交模式。事实上，源于变动中的国家身份，处于发展的特殊阶段，以及世界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中国公共外交实践正在推动形成公共外交的中国模式。

中国有四重身份，详述如下：

——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环顾世界，人类古代文明里，埃及、巴比伦、印度文明，基本上断断续续——现在的埃及和古代埃及不是一回事，只有中国和欧洲文明历史连续性保留得最好。当今世界，许多问题最后都要回到文明的层面来解决，而不能依赖技术和制度。中国崛起也已经到了超越“中国制造”对世界做出贡献的阶段，越来越多地需要为世界提供新理念。因为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世俗化和现代化文明。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崛起的硬实力正在推动软实力的崛起。中国公共外交的兴起，就展示出某种文明自觉与文明自信。

——中国是新兴崛起中大国。作为后发的崛起中大国，自然对国际规范的不公感受更深。中国的公共外交肩负着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国际秩序的历史使命。然而，鉴于新型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处境，这种历史使命仍然通过负责任的建设性合作来完成。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公共外交的又一历史使命是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为此，只能以务实渐进的方式推进。

——中国是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公共外交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在国际上秉持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具体实施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政府带动民间，民间推动官方，着眼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清楚告诉国际社会“我是谁”，而且为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和失效提供有价值的普世性选择。

总之，中国的四重身份从四个方面界定了公共外交的中国特征：从内涵讲，文化优先；从色彩讲，建设性合作；从目标讲，务实渐进；从属性讲，公平正义。这样，中国公共外交正在形成文化优先又防御合作，务实渐进又立场分明，以政府带民间，以民间推官方的模式。

具体操作而言，中国公共外交模式有三大类：

一是外宣模式。国务院新闻办为主导，属于传统模式。

二是奥运模式。这一模式一改以往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的二分法，强调在同一个平面上，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性重构，构建现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奥运模式有三大特点：（1）以传统文化符号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主要符号。（2）以“奇观美”作为展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手段。（3）开始以西方世界熟悉的中国人作为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人物。[1]

三是孔子学院模式。从这一模式可以看出，对外交往作为公共外交手段更加灵活，并开始尝试政治主导、文化传播和商业运作相结合的方式。

总结分析上述模式，可以发现中国公共外交模式实践中的特色：

一是政府驱动。中央政府统筹、各部委联动。具体分工如下：

——外交部：公共外交+公共事务

——教育部：孔子学院、人文交流

——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外交（国家年、汉语年、文化交流年、旅游年）

——其他部委、团体（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全国青联等）配合

在中央层面，全国政协扮演了十分独特的角色。传统上，政协没有外交职能，但因公共外交强调与国外市民社会和民众接触，代表中国市民社会的是全国政协。全国政协可以发挥与全国各界群众、政治力量联系广、代表性强的特点，发挥政协人才优势、政治优势，广泛开展与国外机构、社会团体和民众的对话、交流与访问，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在赵启正、韩方明领导下，成立察哈尔学会，出版《公共外交季刊》，该学会和刊物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共外交学术团体和刊物。

除中央政府外，中国地方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抓住公共外交时代来临的机遇，发挥各地优势，结合各自特色，开展形式多样、活泼可爱的公共外交。上海市政协还率先成立上海公共外交协会。接着，天津公共外交协会、广东公共外交协会相继成立。上海市还与芝加哥、休斯敦开展互换城市形象片活动，引领了城市公共外交新潮流。

二是社会动员。社会团体、国际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国际NGO）致力于推动国际公共问题的解决，并以自己的传播策略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互动，积极有效地实现既定目标。近年来，国际NGO在中国表现活跃，在消除贫困、气候治理、救灾减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中，乐施会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NGO之一。乐施会（Oxfam）在哥本哈根、德班气候变化峰会上为中国形象而呐喊，成为社会团体开展公共外交的典型案例。[2]

世界佛教论坛则是公共外交在宗教领域的成功尝试。其他各社会团体也纷纷积极行动起来，在政府指导和配合下，开展各种公共外交活动。

三是商业运作。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机构通过网络、媒体，开展商业运作，成为中国公共外交扩张的代言人。

相比于过去的被动应对外交危机，现在的中国公共外交更具有主动意识。有学者就此概括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危机反应、战略沟通项目和文化外交为主要内容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外交模式。相比较而言，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应急策略，灾难外交是其主要形式；中国的“战略沟通”项目主要体现在“文化年（国家年）”项目的运作上，把关于中国的信息与中国文化有效地结合起来，有利于中国形象的展示；孔子学院是目前中国推行文化外交的主要方式，因其双向互动的特点更容易为他国的公众所接受，从而成为中国着力构建的公共外交模式。[3]

应然与实然，总是存在鸿沟。中国公共外交实践及理论，均存在显著的制约因素。

从国际层面而言，观念转变滞后于力量格局，中国崛起的硬实力尚需时日转化为相应的软实力。

从中国与世界关系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基本上还是按照以西方游戏规则为主导的全球化逻辑展开的，故长期以来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

从国内制约因素讲，包括三大方面：

其一，社会制约。传统中国文化是取经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是世俗社会，导致公共外交缺乏进取性。比如，佛教反执着，而执着是理论产生的动力；道教消极出世，缺乏现实关怀；儒家重伦理道德，束缚了科学理论建构。

其二，文化制约。第一，文化窒息理论。费孝通先生称，中国文化太强大，没有给宗教留下空间，遑论理论了。第二，传统文化是取经文化而非送经文化。历史上只有“西天取经”的故事或“万国来朝”的壮举，很少有传教士精神，即便郑和七下西洋，也只是传播皇恩浩荡，并未积极输出中国观念。中国世俗文化的内敛性，是限制公共外交理论产生的重要根源。相比而言，美国商业扩张是以传教士为铺路石的，其公共外交具有浓厚的天定命运情结，因而不仅为外交官所践行，甚至为普通民众所传播。

其三，话语与思维体系制约。体现在：

（1）太强调特色，缺乏普世话语。强调特色，表明难以超越西方，反映出近两百年来的心结——既想赶超西方，又怕被西方同化，便在西方化和中国化间走极端、绕圈子。千万不能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否定普世性。

（2）难以放弃自我，缺乏利他关怀。总想着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外交思维围绕自己而展开，如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很少讨论与中国没有关系的关系——欧美关系，故不可能有公认的话语权。美国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公民的“志愿者”意识，所谓“领导源于服务”。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取得从根本上也取决于中国能够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什么公品。

（3）太实用，缺乏永恒诉求。外交主张过于经世致用，无论是多极世界还是和谐世界，无不充满中国情怀，具有明显的针对性，缺乏普遍、恒定的国际理想。中国当今的世界地位类似威尔逊时期的美国，最大的不同是缺乏“威尔逊十四点声明”、国联之类的远见卓识。

鉴于此，中国国际话语权须从以下方面着手构建：

首先，话语权产生的土壤——培育终极关怀和普世观念。当我们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秉持“和而不同”理念时，很难有一套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文化是一种取经文化、世俗文化，传统关系主义仍然围绕“我”来展开——首先是包含我，其次以我包容人家，或希望人家包容我。为此，要摒弃以关系主义等农耕文明孕育的天下主义情怀，真正树立起世界观、国际社会观。

其次，话语权产生的动因——培育新教伦理与国际关系精神。国际关系的盎格鲁-撒克逊理论——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都处于新教体系内。没有真正的非新教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只有地区性学说，如法国国际关系理论、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话语权，如何从传统世俗社会产生，能否以中国模式表现国际关系精神，是重大考验。

最后，话语权产生的要素——培育独立的去意识形态化学术体系。由于缺乏独立的市民社会，学术围绕官方政策转、围绕热点问题转，甚至一味迎合国内决策者口味，无法培养中国国际话语权产生的要素。为此，应自下而上塑造话语权，即国际话语权源自民间，反映到官方，表达于世界。

总之，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公共外交模式的首要挑战。中国公共外交需从构建国际话语权着手，对外展示自身核心价值，以及核心价值的普世性。毕竟，一国的软实力取决于该国多大程度上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多数国家的多数、代表人类共享文化价值观。相应地，一国公共外交发达程度取决于该国对时代本质的把握和对人类普遍意志的折射。中国公共外交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要超越国际、国内制约，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建设，更需时日。

注释：

[1]周庆安，胡显章公共外交的模式变革社会科学报，2009（2）.

[2]张钟凯.乐施会公共外交模式分析.对外传播，2012（4）.

[3]李德芳，李卫红公共外交模式探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