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人(王道人炼丹解签)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王道士

王道士乃湖北麻城人王圆禄是也。身材矮小的他在甘肃当过兵，后来开了小差，为了谋生做了道士，一路几经辗转，来到了敦煌莫高窟。莫高窟本来以佛教为主，可谓“真香圆觉的禅林净土”，却凭空冒出这么个道士来，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让我们转换时空，在几千公里外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郊区有一座教徒公墓，公墓里埋葬着一个叫斯坦因的外国人。

若说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馆藏之一敦煌遗书（《赵成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发现，必绕不开一个叫王圆禄的人。谈王圆禄就必须说到著名的敦煌藏经洞以及藏经洞文物的外流。可以说，通过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人的著作，“王道士”一名在世界范围内早已为学术界所熟悉。就其知名度，丝毫不亚于湖北籍世界名人屈原，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王道士是一世界名人。加之通过文艺作品和新闻媒体的长期渲染演绎，“王道士”在当代中国也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但是，关于一个真实的王道士，关于王圆禄的真人真事，未必人人知晓。

王圆禄（约1849－1931年）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元箓。湖北麻城人。据说早年因家贫，流落他乡。清光绪初年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开清军兵营受戒为道土，道号法真，道中人尊称为“王法真”。俗人们为了图方便，习惯上多直呼为“王道士”或“王道人”。曾远游新疆。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至敦煌莫高窟，其时，莫高窟虽已萧条异常，但因有百姓的供养，寺院的香火依然时断时续。开凿于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由于西北风的长年吹打，流沙便从窟顶不断地蔓延下来，洞口甬道堆满了沙土，整个洞门都被封了起来。王道士于是在莫高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并雇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因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又令杨果于今编号为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于是，这位黑瘦枯干的道士戏剧性成为莫高窟佛家“掌门人”。 机遇也特别眷顾这位勤劳朴实的湖北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王圆禄手下杨果坐在16窟甬道内，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马上告诉王道士。王道士乃于是半夜破壁探察，发现了另一高2米多，面积约3米见方的耳室，而这个耳室里面赫然堆满了各种4至11世纪的古代遗书及其他文物，而这就是后来编号为第17号窟的藏经洞（这些石室遗书，加上莫高窟其它洞窟及附近后来发现了的一些写卷、写本，合称敦煌遗书。），敦煌宝藏从此重见天日。以至于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发现史上记下这样的文字：王圆禄道士发现了敦煌藏经洞。

敦煌莫高窟距敦煌市区东南25公里。据资料记载：丝绸之路开通后，甘肃敦煌成为古代东西方交通重镇。不少僧人在此译经讲学、开凿石窟，形成了著名的敦煌石窟。并相继跨越六朝、隋、唐、五代到宋，公元1035年，西夏国进攻敦煌，僧人们为躲避战乱纷纷逃离。临走前，他们将不方便带走的佛像、经卷、绢画等物品藏在洞窟中的复壁内，外面砌起土墙并在土墙上装饰壁画使人难以发现。此后，这批文物一直封存在洞窟中近900年，直到王圆禄道士偶然发现了藏经洞。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步行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可惜的是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此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王道士再次向新任知县湖北人汪宗翰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并留下了让王道士就地封存后再无下文。 可王道士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行程800多里赶赴肃州（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不料这位颇自负的满族官僚只是觉得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不如自己写的好，而对它表示没兴趣。 由于封存措施不力，王道士表面应承，实际上仍不断地从洞窟取出经卷悄悄出售。直到藏经洞的藏品纷纷被运往国外，造成敦煌遗书的大量外流，当局仍一无所知。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因先后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卷、画像（目的是为了充实叶昌炽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只是汪宗瀚所传递的消息极不准确，说洞中经卷只有几百卷，并且好像已经瓜分完毕。所以，叶昌炽虽然一眼看出藏经洞经卷的价值，但始终没有踏上敦煌一步。倒是那位对王道士态度冷淡的廷栋，后来真的把藏经洞的消息上报了甘肃藩台，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省妥藏，但甘肃藩台以敦煌到兰州的运费银五六千两无着落而罢，仅给汪宗瀚发了一张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于是，汪宗瀚于三十年（1904年）三月亲临莫高窟执行这道命令，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这是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对藏经洞进行封存。可喜的是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王道士长时间守着这么多古代经本和画卷，思考着怎样利用它来换取一些“香火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道士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更令人可悲的是王道士为筹措建道观的经费，竟将敦煌文物以极其廉价地悉数卖给了斯坦因等外国人，共计九十七箱经卷，十九箱织卷，二十箱绘画及三十七尊唐塑。从此饱受诟病，为世人唾骂。 斯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3月12日。由于不会说汉语，第一次与王道士沟通时，王道士只答应接受斯坦因的慷慨布施，想看一看书稿，想买几本书卷的请求被委婉地拒绝了。通过观察，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对唐僧顶礼膜拜”。于是，在绘满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的道观大殿里，斯坦因向王道士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他甚至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圆箓，以等候自己——一个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即“唐僧之徒”为名，骗取王道士的信任。显然，王圆箓被斯坦因“忽悠”了。虽然二人有了共同话题，但王道士仍然坚持不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而是亲自搬出一捆经卷到大殿的耳房供其翻阅。最终，他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合200两银子）的代价卖给了所有被斯坦因选中的经卷、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当斯坦因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开创了敦煌遗书大量流向境外的先例。因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带走的文件中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前脚刚走，法国人保罗.伯希和又来到敦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伯希和到达敦煌。在此伯希和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写本出卖给了斯坦因，所以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答应给王道士一笔香火钱。经过大约二十多天的交涉，在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这是外国人继斯坦因之后第二次走进藏经洞，伯希和经过三周调查了藏经洞的文件，最终伯希和以500两银子，换得了藏经洞写本、印本、经卷、文书等6000余卷精品和38幅大型绘画，并拍摄莫高窟照片376帧。虽然伯希和比斯坦因晚到藏经洞一年，但斯坦因并未能进入藏经洞内挑选，未能看到全部藏品，而伯希和则不同，他不仅亲自进入洞窟翻检了所有藏品，而且伯希和是汉学方面的专家，至少会讲13种语言。有着丰富的中国和中亚历史文献的知识，获取遗书的数量虽不如斯坦因，但几乎全是精品。伯希和后来在一次演讲中称：“在近两万卷子中，只后悔看漏了一个。” 伯希和将获取的卷子从天津以海路运往巴黎后，于1909年5月来到北京。得知清朝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正在“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不知他出于炫耀或别的什么心理，伯希和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当时，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忘、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江瀚、京师大学堂教习兼学部编译局次长王仁俊、京师大学堂教习蒋斧、国子丞徐坊、知名学者罗振玉、董康等都前往参观。这些京城的官员和学者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死卷等珍品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始得知甘肃敦煌有重大发现。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还有董康、吴寅臣等，其中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者。在招待会上，恽毓鼎在致词中，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是罗振玉。罗振玉又请端方襄助，敦请伯希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伯希和如约，陆续寄到，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同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造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报告了学部左丞乔茂楠，并由罗代拟电报，命陕甘总督、护理甘肃都督毛庆蕃立即查封敦煌藏经洞，并将所余遗书悉数解运京师，，移交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甘肃方面接到学部电报后，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刚刚到任，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点查剩余经卷，解运京师。与此同时，王道士在政府抢运之时又偷出部分私藏起来。而此时，距藏经洞发现已整整9年。宣统二年（1910年），劫余敦煌遗书从敦煌启运。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煤大车的押运。事实证明，傅宝书、武相臣在押解途中，未尽心尽力，所经之地敦煌卷子任当地官员抽取挑选，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为掩人耳目，一卷撕开充作两卷，敦煌遗书损毁严重。之后，才移交学部，共18箱，编号计8679卷。然而，这种经卷以充件数的行径很快就暴露出来。当时，学部侍郎宝熙发现运送学部的卷子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运的傅宝书被扣留。只因辛亥革命起，清朝官人自顾不暇，不得已，将傅宝书放回了甘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因此，我们在理直气壮地指责外国探险家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免多了一份伤痛和尴尬。同年前后，王道士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并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其事。元年（1912年）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用白银350两骗买写经400余卷和两尊唐塑。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道士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道士对斯坦因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道士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这时的王道士前后判若两人，让人难以言语，因此斯坦又用银五百两买下了王道士私藏经卷570余件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箓专门收集的，均为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同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及至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的心情与做法就完全不一样了。1924年，因当时藏经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存货也早已销售一空，华尔纳便转移目标，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他给王道士一点小礼物，施舍一点银钱，王道士就对华尔纳粘贴破坏壁画和搬走彩塑视而不见，可以说是熟视无睹。与他所倡导的修补佛窟、推沙扫窟，并不断以保护千佛洞而向老百姓化缘的行为完全背离。有必要说明的是，藏经洞文物最早流失国外是在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最后一位是英国人巴慎思于1935年3月22日以《英文北平时事日报》（中央直辖之党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赴敦煌千佛洞“游历”。可愤的是，巴氏在观看浏览之际，竟乘人不备，用铁器将洞窟内的“佳像”盗取下来，藏匿车中，企图要运出带走。幸而被察觉阻止，且最终未能得逞。紧接着，巴慎思遂被押送至安西县府，5月9日经玉门解送酒泉。这是后话。至此，藏经洞文献的大部被劫往国外，敦煌宝藏至今仍被人为地分散在世界各地。王道士在外人诱引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文物，计大宗者四起得银1550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富。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无疑，王圆禄在莫高窟经卷文书流失流散海外这一重要事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也是他被后人诟病重要原因。虽然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但又很难界定王氏的行为性质，毕竟很大一个程度上，他拜佛重道，甚至是把卖经卷得来的钱拿来修寺庙这么一个道人。在评价王道士处理藏经洞文物的行为上，王道士的“经济利益”与“虚荣心理”应有相当大作用，特别是在王道士为三清宫正四处筹集经费时，使本来谨慎的王道士不顾一切的与斯坦因积极配合。而此前他所进行的仅是一卷两卷的极小数目的行贿与受施活动。《人类的敦煌》里直接有对于他的这样一个评价“他被文物界作为愚昧无知的‘破坏性保护’的历史典型”，这也许是对他最为恰当的评价吧。 综观王道士的一生，童年与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饥饿与凄楚中渡过，中年浪际天涯，无奈在兵营偷生，又没有办法蓄发为道，虽然后来在莫高窟风云一时，但是终归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积功积德的事情，洋人们最终还是一次次地欺骗了这个精明的湖北佬，特别是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唾骂。事实上王道士晚年确实疯了，或至少是因为他的罪行而不得不靠装疯卖才度过晚年。王道士晚年之凄惨景象，由此可以想像。1931年7月30日，王道士80岁高龄死去，安葬于莫高窟庙前大泉河东岸。按道家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但王道士的徒子徒孙还是为他修建了一座很有气派的道土塔，并立了一个功德木碑。塔碑上记载了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过程。这个塔在今天成了莫高窟一景，无论是作为功德塔，或纪念塔，或王道士的耻辱柱，都成了历史的记载。王道士以一个卑微之身，无论如何是可以满足了。当我们看到佛家之地高高矗立的这座道土塔时，心里有难以言状的感慨。 百年回首，沧海桑田。王道士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撇开王道士将莫高窟文物出售给外国人不提，然而，他用得来的钱修缮了莫高窟，清理了积沙，维修了破旧的寺庙，使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鲜活莫高窟千佛洞，无疑有王道士的一份功劳。虽然他的行为给敦煌文物造成极大的损失，但从客观上也造就了敦煌学。但愿我们正视那段历史，对王道土有公正的评价，以慰他在天之灵。 王圆禄，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却因为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而声闻百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机缘与巧合，更是历史无情地捉弄！ 相关链接第一位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于1907年在敦煌莫高窟，向王圆箓廉价骗购敦煌文献24箱、遗画和丝织品等5箱，并拍摄了莫高窟壁画等。1913至1915年间，再次到敦煌，又从王圆箓手中骗购敦煌写本570余件和一些木雕、彩塑。这些敦煌文献、遗画等收藏于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第二位是法国人伯希和，他于1906年至1908年率中亚探险队进入新疆丝绸之路北道，并到敦煌莫高窟，抄录壁画题记，摄制壁画照片，又从王圆箓手中骗购写本、印本经卷、文书和遗画等6000卷，运抵巴黎，写本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遗画纺织品等入藏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第三位是俄国人鄂登堡，又译作奥登堡，他于 1914-1915年组织考察敦煌等地，获得大量的敦煌文献和其它文物资料，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第四位是日本人吉川小一郎，他于1911-1912年间在敦煌先后向村民购买佛经3次计7卷，并向王圆箓两次骗购佛经169卷、200卷，掠走两身塑像，现藏韩国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还有一位是美国人华尔纳，他于1924年初次到敦煌，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敷于莫高窟壁画表层，剥取唐代壁画十余幅，连同彩塑供养菩萨等两身，一并入藏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今转藏赛克勒博物馆。另外还购得敦煌文献《妙法莲华经》残卷。1925年，他又组织考察队到敦煌，想剥取洞窟壁画，遭到阻止，未能得逞。敦煌遗书知多少？据统计，敦煌文物遗书现存于中国的约5万件，而收藏于国外的却多达3万多件。其中，大英博物馆藏有1.37万件，法国巴黎图书馆有6000件，俄罗斯有1.2万件，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都有敦煌文物收藏。而比较起来，法国所藏部分艺术价值比较高。其中目前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有中国的北京图书馆，藏有遗书1万余号，已整理编目的有9803号；国图收藏有1.6万余号敦煌遗书，约占敦煌遗书现存数量的四分之一。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1297号，其中已编目9172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6千号，汉文卷子4038号已编目，藏文卷子约2千余号未编目；前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号，已编目2954号；日本人橘瑞超收藏429号。另外，中国的旅顺博物馆189卷；甘肃省图书馆100余卷；甘肃省博物馆137件；敦煌研究院367件；敦煌县博物馆汉文78件、藏文226卷；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馆18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台湾中央图书馆153件；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余件。国外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部分遗书，如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765件藏文文书；日本大合大学38卷；龙谷大学7卷；日本私人收藏者中村不折163件；其他人共有28卷；丹麦皇家图书馆东方部14卷；法国吉美博物馆还藏有绢画220幅。还有一些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数目不详，如中国甘肃河西地区博物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的一些私家收藏者也有数十卷，英国牛津大学金德利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以及西德柏林科学院所藏的6千余件汉文文书，韩国汉城博物馆藏有的2千余件原朝鲜总督文书、日本约3千件大谷文书中都有数目不详的敦煌文书。印度德里博物馆还藏有一些藏文文书。瑞典、奥地利、原东德等国也都各有所藏。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王道士

王道士乃湖北麻城人王圆禄是也。身材矮小的他在甘肃当过兵，后来开了小差，为了谋生做了道士，一路几经辗转，来到了敦煌莫高窟。莫高窟本来以佛教为主，可谓“真香圆觉的禅林净土”，却凭空冒出这么个道士来，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让我们转换时空，在几千公里外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郊区有一座教徒公墓，公墓里埋葬着一个叫斯坦因的外国人。

若说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馆藏之一敦煌遗书（《赵成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发现，必绕不开一个叫王圆禄的人。谈王圆禄就必须说到著名的敦煌藏经洞以及藏经洞文物的外流。可以说，通过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人的著作，“王道士”一名在世界范围内早已为学术界所熟悉。就其知名度，丝毫不亚于湖北籍世界名人屈原，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王道士是一世界名人。加之通过文艺作品和新闻媒体的长期渲染演绎，“王道士”在当代中国也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但是，关于一个真实的王道士，关于王圆禄的真人真事，未必人人知晓。

王圆禄（约1849－1931年）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元箓。湖北麻城人。据说早年因家贫，流落他乡。清光绪初年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开清军兵营受戒为道土，道号法真，道中人尊称为“王法真”。俗人们为了图方便，习惯上多直呼为“王道士”或“王道人”。曾远游新疆。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至敦煌莫高窟，其时，莫高窟虽已萧条异常，但因有百姓的供养，寺院的香火依然时断时续。开凿于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由于西北风的长年吹打，流沙便从窟顶不断地蔓延下来，洞口甬道堆满了沙土，整个洞门都被封了起来。王道士于是在莫高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并雇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因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又令杨果于今编号为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于是，这位黑瘦枯干的道士戏剧性成为莫高窟佛家“掌门人”。 机遇也特别眷顾这位勤劳朴实的湖北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王圆禄手下杨果坐在16窟甬道内，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马上告诉王道士。王道士乃于是半夜破壁探察，发现了另一高2米多，面积约3米见方的耳室，而这个耳室里面赫然堆满了各种4至11世纪的古代遗书及其他文物，而这就是后来编号为第17号窟的藏经洞（这些石室遗书，加上莫高窟其它洞窟及附近后来发现了的一些写卷、写本，合称敦煌遗书。），敦煌宝藏从此重见天日。以至于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发现史上记下这样的文字：王圆禄道士发现了敦煌藏经洞。

敦煌莫高窟距敦煌市区东南25公里。据资料记载：丝绸之路开通后，甘肃敦煌成为古代东西方交通重镇。不少僧人在此译经讲学、开凿石窟，形成了著名的敦煌石窟。并相继跨越六朝、隋、唐、五代到宋，公元1035年，西夏国进攻敦煌，僧人们为躲避战乱纷纷逃离。临走前，他们将不方便带走的佛像、经卷、绢画等物品藏在洞窟中的复壁内，外面砌起土墙并在土墙上装饰壁画使人难以发现。此后，这批文物一直封存在洞窟中近900年，直到王圆禄道士偶然发现了藏经洞。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步行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可惜的是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此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王道士再次向新任知县湖北人汪宗翰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并留下了让王道士就地封存后再无下文。 可王道士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行程800多里赶赴肃州（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不料这位颇自负的满族官僚只是觉得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不如自己写的好，而对它表示没兴趣。 由于封存措施不力，王道士表面应承，实际上仍不断地从洞窟取出经卷悄悄出售。直到藏经洞的藏品纷纷被运往国外，造成敦煌遗书的大量外流，当局仍一无所知。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因先后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卷、画像（目的是为了充实叶昌炽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只是汪宗瀚所传递的消息极不准确，说洞中经卷只有几百卷，并且好像已经瓜分完毕。所以，叶昌炽虽然一眼看出藏经洞经卷的价值，但始终没有踏上敦煌一步。倒是那位对王道士态度冷淡的廷栋，后来真的把藏经洞的消息上报了甘肃藩台，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省妥藏，但甘肃藩台以敦煌到兰州的运费银五六千两无着落而罢，仅给汪宗瀚发了一张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于是，汪宗瀚于三十年（1904年）三月亲临莫高窟执行这道命令，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这是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对藏经洞进行封存。可喜的是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王道士长时间守着这么多古代经本和画卷，思考着怎样利用它来换取一些“香火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道士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更令人可悲的是王道士为筹措建道观的经费，竟将敦煌文物以极其廉价地悉数卖给了斯坦因等外国人，共计九十七箱经卷，十九箱织卷，二十箱绘画及三十七尊唐塑。从此饱受诟病，为世人唾骂。 斯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3月12日。由于不会说汉语，第一次与王道士沟通时，王道士只答应接受斯坦因的慷慨布施，想看一看书稿，想买几本书卷的请求被委婉地拒绝了。通过观察，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对唐僧顶礼膜拜”。于是，在绘满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的道观大殿里，斯坦因向王道士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他甚至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圆箓，以等候自己——一个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即“唐僧之徒”为名，骗取王道士的信任。显然，王圆箓被斯坦因“忽悠”了。虽然二人有了共同话题，但王道士仍然坚持不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而是亲自搬出一捆经卷到大殿的耳房供其翻阅。最终，他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合200两银子）的代价卖给了所有被斯坦因选中的经卷、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当斯坦因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开创了敦煌遗书大量流向境外的先例。因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带走的文件中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前脚刚走，法国人保罗.伯希和又来到敦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伯希和到达敦煌。在此伯希和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写本出卖给了斯坦因，所以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答应给王道士一笔香火钱。经过大约二十多天的交涉，在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这是外国人继斯坦因之后第二次走进藏经洞，伯希和经过三周调查了藏经洞的文件，最终伯希和以500两银子，换得了藏经洞写本、印本、经卷、文书等6000余卷精品和38幅大型绘画，并拍摄莫高窟照片376帧。虽然伯希和比斯坦因晚到藏经洞一年，但斯坦因并未能进入藏经洞内挑选，未能看到全部藏品，而伯希和则不同，他不仅亲自进入洞窟翻检了所有藏品，而且伯希和是汉学方面的专家，至少会讲13种语言。有着丰富的中国和中亚历史文献的知识，获取遗书的数量虽不如斯坦因，但几乎全是精品。伯希和后来在一次演讲中称：“在近两万卷子中，只后悔看漏了一个。” 伯希和将获取的卷子从天津以海路运往巴黎后，于1909年5月来到北京。得知清朝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正在“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不知他出于炫耀或别的什么心理，伯希和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当时，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忘、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江瀚、京师大学堂教习兼学部编译局次长王仁俊、京师大学堂教习蒋斧、国子丞徐坊、知名学者罗振玉、董康等都前往参观。这些京城的官员和学者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死卷等珍品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始得知甘肃敦煌有重大发现。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还有董康、吴寅臣等，其中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者。在招待会上，恽毓鼎在致词中，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是罗振玉。罗振玉又请端方襄助，敦请伯希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伯希和如约，陆续寄到，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同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造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报告了学部左丞乔茂楠，并由罗代拟电报，命陕甘总督、护理甘肃都督毛庆蕃立即查封敦煌藏经洞，并将所余遗书悉数解运京师，，移交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甘肃方面接到学部电报后，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刚刚到任，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点查剩余经卷，解运京师。与此同时，王道士在政府抢运之时又偷出部分私藏起来。而此时，距藏经洞发现已整整9年。宣统二年（1910年），劫余敦煌遗书从敦煌启运。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煤大车的押运。事实证明，傅宝书、武相臣在押解途中，未尽心尽力，所经之地敦煌卷子任当地官员抽取挑选，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为掩人耳目，一卷撕开充作两卷，敦煌遗书损毁严重。之后，才移交学部，共18箱，编号计8679卷。然而，这种经卷以充件数的行径很快就暴露出来。当时，学部侍郎宝熙发现运送学部的卷子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运的傅宝书被扣留。只因辛亥革命起，清朝官人自顾不暇，不得已，将傅宝书放回了甘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因此，我们在理直气壮地指责外国探险家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免多了一份伤痛和尴尬。同年前后，王道士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并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其事。元年（1912年）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用白银350两骗买写经400余卷和两尊唐塑。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道士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道士对斯坦因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道士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这时的王道士前后判若两人，让人难以言语，因此斯坦又用银五百两买下了王道士私藏经卷570余件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箓专门收集的，均为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同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及至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的心情与做法就完全不一样了。1924年，因当时藏经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存货也早已销售一空，华尔纳便转移目标，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他给王道士一点小礼物，施舍一点银钱，王道士就对华尔纳粘贴破坏壁画和搬走彩塑视而不见，可以说是熟视无睹。与他所倡导的修补佛窟、推沙扫窟，并不断以保护千佛洞而向老百姓化缘的行为完全背离。有必要说明的是，藏经洞文物最早流失国外是在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最后一位是英国人巴慎思于1935年3月22日以《英文北平时事日报》（中央直辖之党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赴敦煌千佛洞“游历”。可愤的是，巴氏在观看浏览之际，竟乘人不备，用铁器将洞窟内的“佳像”盗取下来，藏匿车中，企图要运出带走。幸而被察觉阻止，且最终未能得逞。紧接着，巴慎思遂被押送至安西县府，5月9日经玉门解送酒泉。这是后话。至此，藏经洞文献的大部被劫往国外，敦煌宝藏至今仍被人为地分散在世界各地。王道士在外人诱引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文物，计大宗者四起得银1550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富。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无疑，王圆禄在莫高窟经卷文书流失流散海外这一重要事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也是他被后人诟病重要原因。虽然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但又很难界定王氏的行为性质，毕竟很大一个程度上，他拜佛重道，甚至是把卖经卷得来的钱拿来修寺庙这么一个道人。在评价王道士处理藏经洞文物的行为上，王道士的“经济利益”与“虚荣心理”应有相当大作用，特别是在王道士为三清宫正四处筹集经费时，使本来谨慎的王道士不顾一切的与斯坦因积极配合。而此前他所进行的仅是一卷两卷的极小数目的行贿与受施活动。《人类的敦煌》里直接有对于他的这样一个评价“他被文物界作为愚昧无知的‘破坏性保护’的历史典型”，这也许是对他最为恰当的评价吧。 综观王道士的一生，童年与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饥饿与凄楚中渡过，中年浪际天涯，无奈在兵营偷生，又没有办法蓄发为道，虽然后来在莫高窟风云一时，但是终归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积功积德的事情，洋人们最终还是一次次地欺骗了这个精明的湖北佬，特别是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唾骂。事实上王道士晚年确实疯了，或至少是因为他的罪行而不得不靠装疯卖才度过晚年。王道士晚年之凄惨景象，由此可以想像。1931年7月30日，王道士80岁高龄死去，安葬于莫高窟庙前大泉河东岸。按道家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但王道士的徒子徒孙还是为他修建了一座很有气派的道土塔，并立了一个功德木碑。塔碑上记载了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过程。这个塔在今天成了莫高窟一景，无论是作为功德塔，或纪念塔，或王道士的耻辱柱，都成了历史的记载。王道士以一个卑微之身，无论如何是可以满足了。当我们看到佛家之地高高矗立的这座道土塔时，心里有难以言状的感慨。 百年回首，沧海桑田。王道士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撇开王道士将莫高窟文物出售给外国人不提，然而，他用得来的钱修缮了莫高窟，清理了积沙，维修了破旧的寺庙，使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鲜活莫高窟千佛洞，无疑有王道士的一份功劳。虽然他的行为给敦煌文物造成极大的损失，但从客观上也造就了敦煌学。但愿我们正视那段历史，对王道土有公正的评价，以慰他在天之灵。 王圆禄，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却因为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而声闻百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机缘与巧合，更是历史无情地捉弄！ 相关链接第一位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于1907年在敦煌莫高窟，向王圆箓廉价骗购敦煌文献24箱、遗画和丝织品等5箱，并拍摄了莫高窟壁画等。1913至1915年间，再次到敦煌，又从王圆箓手中骗购敦煌写本570余件和一些木雕、彩塑。这些敦煌文献、遗画等收藏于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第二位是法国人伯希和，他于1906年至1908年率中亚探险队进入新疆丝绸之路北道，并到敦煌莫高窟，抄录壁画题记，摄制壁画照片，又从王圆箓手中骗购写本、印本经卷、文书和遗画等6000卷，运抵巴黎，写本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遗画纺织品等入藏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第三位是俄国人鄂登堡，又译作奥登堡，他于 1914-1915年组织考察敦煌等地，获得大量的敦煌文献和其它文物资料，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第四位是日本人吉川小一郎，他于1911-1912年间在敦煌先后向村民购买佛经3次计7卷，并向王圆箓两次骗购佛经169卷、200卷，掠走两身塑像，现藏韩国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还有一位是美国人华尔纳，他于1924年初次到敦煌，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敷于莫高窟壁画表层，剥取唐代壁画十余幅，连同彩塑供养菩萨等两身，一并入藏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今转藏赛克勒博物馆。另外还购得敦煌文献《妙法莲华经》残卷。1925年，他又组织考察队到敦煌，想剥取洞窟壁画，遭到阻止，未能得逞。敦煌遗书知多少？据统计，敦煌文物遗书现存于中国的约5万件，而收藏于国外的却多达3万多件。其中，大英博物馆藏有1.37万件，法国巴黎图书馆有6000件，俄罗斯有1.2万件，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都有敦煌文物收藏。而比较起来，法国所藏部分艺术价值比较高。其中目前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有中国的北京图书馆，藏有遗书1万余号，已整理编目的有9803号；国图收藏有1.6万余号敦煌遗书，约占敦煌遗书现存数量的四分之一。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1297号，其中已编目9172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6千号，汉文卷子4038号已编目，藏文卷子约2千余号未编目；前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号，已编目2954号；日本人橘瑞超收藏429号。另外，中国的旅顺博物馆189卷；甘肃省图书馆100余卷；甘肃省博物馆137件；敦煌研究院367件；敦煌县博物馆汉文78件、藏文226卷；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馆18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台湾中央图书馆153件；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余件。国外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部分遗书，如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765件藏文文书；日本大合大学38卷；龙谷大学7卷；日本私人收藏者中村不折163件；其他人共有28卷；丹麦皇家图书馆东方部14卷；法国吉美博物馆还藏有绢画220幅。还有一些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数目不详，如中国甘肃河西地区博物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的一些私家收藏者也有数十卷，英国牛津大学金德利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以及西德柏林科学院所藏的6千余件汉文文书，韩国汉城博物馆藏有的2千余件原朝鲜总督文书、日本约3千件大谷文书中都有数目不详的敦煌文书。印度德里博物馆还藏有一些藏文文书。瑞典、奥地利、原东德等国也都各有所藏。

与武松大战十数合而被杀的飞天蜈蚣王道人，其武功实力如何

行者武松辞了张青夫妇二人，离了大树十字坡，约行不到五十里，便来到一座高岭上，正看之间，只听前面林子里有笑声。走过去一看，十数间草屋，推开着两扇小窗，一个先生，搂着一个妇人，在那里看月戏笑。武松看了，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去腰里拽出那两口烂银也似戒刀来，竞来到庵前敲门。那先生听得，便把后窗关上。

武行者拿起块石头便去打门。只见呀地侧首门开，走出个道童来，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惊小怪，敲打户做甚幺？”武行者睁圆怪眼，大喝一声:“先把这鸟童祭刀！”手起处，一刀砍了道童的头。只见庵里那个先生大叫:“谁杀了我道童！”托地跳将出来。那先生手轮两口宝剑，竞奔武松。武松大笑:“我的本事，不要箱儿里去取，正是挠着我的痒处。”两个就月明之下，一来一往，两口剑寒光闪闪，双戒刀冷气森森。两个斗了十数合，那先生被武松卖个破绽，让那先生两口剑斫将入来，被武松转过身来，看得亲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头滚落一边，尸首倒在石上。

这一战武松胜得不易。武松对敌，快准狠，往往三至五招便完事。三招胜西门庆，三招打倒蒋门神，三招杀马上将耶律得重，二招杀方腊猛将贝应夔。武松杀敌，冷静勇猛，心狠手快，从不拖泥带水。这一战，武松用了十多回合，且出手便用刀，可见其重视飞天蜈蚣之程度。能让武松用上十多回合来战，飞天蜈蚣王道人，武功之高深不可测。

飞天蜈蚣王道人，善习阴阳，以观风水卖卦为生。在水浒中，有两个道人称为先生，一个飞天蜈蚣王道人，一个王庆军师金剑李助。李助是荆南人，也以观风水卖卦为生，和王道人差不多，武功一样高强，莫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两人有什么关系。可以肯定的是，两人的武功都非常高强。能让施老师称为先生的人，必有让施老师佩服的地方。两人品行都不行，唯一让人佩服的只有武功了。从书中两位先生表现出来的武功看，至少可排名水浒传前六，实力非常恐怖。

武松自张青夫妇处得头陀宝刀，遇见王道人，正好试刀开张。飞天蜈蚣武功之强，只有用宝刀，幸好没有用拳脚，否则胜败难料。你想想，金剑李助单剑，飞天蜈蚣双剑，实力更加难测。如果一般一流高手，武松最多五回合搞定，而飞天蜈蚣作为超一流高手，十数合被武松斩杀，还是有些轻敌。飞天蜈蚣死于武松之手，确实有些轻敌，他没想到荒山野岭之上会有如此高手，面对武松，有些托大，因而丢了性命。

武松对敌，这一战含金量最高。这一战看似很平常，其实飞天蜈蚣王道人是水浒中隐藏的超一流高手，死于武松之手，完全是个意外。

谢成水：看见敦煌的肌理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王道

一个油画专业的学生，突然进入到了敦煌的世界，会发生什么彻底的改变？

谢成水在一个偶尔的机会，得以进入并没有形成热潮的敦煌文化大本营，他倾注半生心血，一直在探索一个问题，如何真正意义上“看见敦煌”？

谢成水初到敦煌时的留影。

在谢成水看来，在敦煌，我们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这里的线条，每一笔一画都迸发出摄人心魄的气势与神韵，使我们感受到身上流淌着和先祖一样温暖而执着的血液。

“看见”敦煌，就是要从每个线条的结构和情感去诠释；从古人的超前视角去纵览、俯瞰；从现代美术的概念去解读敦煌艺术的脉络和遗传，如后期的卷轴画与敦煌绢帛画、如水墨画与敦煌用笔的异曲同工之妙等。这些都一一显示在谢成水倾心写作的《看见敦煌》一书中。例如在对“石窟艺术奇葩”之称的莫高窟第290窟，谢成水直接是用现代理念的连环画概念去解读那些神秘的连环画面的。

在对敦煌文化继承和传播期间，谢成水更不忘向一些前辈和同仁请教和交流，如常书鸿先生、常书鸿之女常莎娜女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韦陀先生，以及敦煌后来的几位专家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赵声良、苏伯民等院长（敦煌研究院）。这一切，都在《看见敦煌》新书中得以体现。

谢成水新书《看见敦煌》

常书鸿：敦煌的保护神

谢成水在《看见敦煌》中这样写道：“尽管张大千比常书鸿早一年多来到莫高窟，但我还是要将心中第一的位置留给常书鸿先生，因为他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现在谢成水先生基本在杭州工作生活，在这里的院校传授敦煌壁画、彩塑艺术的课程，也为寺院做艺术雕塑。在这里，他时常想到当年常书鸿在杭州出生和生活的场景。

谢成水在杭州寺院的壁画作品。

常书鸿是满族人，出生在杭州。1927年，常书鸿也正是从西子湖畔漂洋过海去法国留学，并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在名师劳朗斯的指教下，遨游在油画艺术世界里。常书鸿曾连续4年捧走了当时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常书鸿一定可以依靠艺术在巴黎站住脚，并有望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他的油画非常棒，如果一直按照他既定的人生路线，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艺术第一人。”谢成水评论道：“但是，他为了保护研究敦煌文化，毅然放弃了自己大好的未来。”

在谢成水看来，常书鸿之所以对敦煌艺术着迷至深，义无反顾，“是因为他深知西方所谓的现代艺术诸流派，都是吸取了东方艺术的表现语言，而敦煌艺术正是东方艺术的最典型的代表。”

常书鸿先生的妻子不能忍受大漠中清苦的生活，离他而去。在谢成水看来，从现实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当时的条件是多么的艰苦和难熬。常书鸿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可谓是贡献卓著，尤其是在全力维护方面，但使谢成水感到惋惜的是，常书鸿本身的艺术成就却因此牺牲了很多，“对艺术家来说，艺术就是他的生命，甚至，艺术比生命还重要。”谢成水说，常书鸿是放弃了个人的艺术，投入到了敦煌的保护中来的。

谢成水曾多次在不同的院校和文化讲座中推崇“敦煌守护者”常书鸿的故事。这里自公元四世纪至十世纪历时中国十个朝代一千余年，4.5万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多尊彩塑，沉睡在这里很多年无人问津。只有漫漫的黄沙伴随着它们。要知道，常书鸿在巴黎已经小有名气了，那里的条件更优越，或许也更适合他的发展。

谢成水与常书鸿先生合影。

应该说，与其说是那些敦煌艺术打动了年轻的谢成水，更不如说是常书鸿的故事深深打动和感染了年轻的谢成水。“拿远古的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敦煌石窟艺术相比较，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敦煌艺术更显出先进的技术水平。”这是常书鸿在回忆录里的原话，常常被谢成水拿来自勉。后来谢成水的第一次敦煌画作展在北京举办，名称就是晚年的常书鸿书写。

常书鸿为谢成水画展题字。

2013年，作为敦煌文化的使者之一、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来到杭州，特地去参观了谢成水在中天竺寺的巨幅壁画和永福寺的雕塑。她为能在江南寺院看到与敦煌壁画相类的作品而感动，须知这里较为潮湿的气候，对于壁画的保存要求是很高的。

此次谢成水新书出版，原本出版方还想请常沙娜写几句话，但是谢成水考虑到她年事已高，就没有去打扰。

韦陀：痴迷敦煌的英国人

谢成水与韦陀先生（Roderck Whitfeld）的相识，缘于受到伦敦大学的邀请访问。须知，敦煌的很多珍贵绢画都因为被斯坦因倒卖而到了英国，后来这批绢画被存放在大英博物馆专门设立的斯坦因密室，平时不对外开放。中国卷轴画的演变，一度成为难解之谜。

谢成水与韦陀在敦煌合影。

2002年，谢成水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邀请，到大英博物馆敦煌藏经洞研究流失在那的绢画，这一邀请的背后则是韦陀先生的用心。

韦陀先生从16岁开始学习汉语，早年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工作，还为自己取名东方佛教“护法”之名“韦陀”。他在敦煌国际会议上与谢成水相识，从此以后，韦陀只要到敦煌看洞窟，总是会拉着谢成水一起陪同交流。谢成水当时觉得奇怪，毕竟敦煌有那么多专家学者，韦陀本身也是一位研究敦煌壁画、造像的专家学者。但韦陀就认为谢成水看待洞窟艺术的“眼睛不一样”，至于说如何不一样？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汉语里的“眼光不一样”。两人相处久了，谢成水提出了自己的遗憾，就是在敦煌只能看到壁画和造像的实物，却无法展开对绢画的研究，自己只能算半个敦煌艺术研究专家。那是2000年，也正好是纪念发现敦煌藏经洞的一百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听到了谢成水的遗憾感言，韦陀就记住了，并且一直为之努力。终于在2002年上半年帮助谢成水申请到了名额。

接下来谢成水要面临生活费的问题，因为两国货币汇率相差很大。韦陀就让谢成水住在自己家里，睡在书房里。而他的夫人，也是伦敦大学的教授朴英淑则负责餐点。在韦陀的大力帮助之下，谢成水很快开始了他在大英博物馆看绢画的研究工作。从看小幅的绢画开始，每天有看十张的限制，而且还有两个工作人员同时在场陪护。谢成水用了七个月时间看完了小幅绢画，后来才被安排到斯坦因密室去看余下的大幅绢画。

就在观看大幅敦煌绢画时，谢成水还遇到了一个良机，就是正好看到了旁边一个布帘子遮蔽的玻璃柜里居然陈放着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须知这可是现存中国最早的绢画了。也正是这一契机，使得谢成水成为中国第一个面对珍品临摹的艺术家。他花了整整一天来看《女史箴图》，并给出了初步鉴定意见，那就是这幅图应该是南朝时期的临摹之作。他从画面、线条、书法等多方解读，获得当时研讨会的重视，由此他得出了新的论断，并在此花了两个月时间面对《女史箴图》进行精心的原大临摹。

谢成水在大英博物馆临摹《女史箴图》。

在进行敦煌绢画鉴定时，谢成水不放过任何一片残片，并试着将它们在电脑中进行复原。这项工作使得他发现，国内对于古代绢画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法已经失传，他认为传统卷轴画和西藏唐卡的绘画艺术都曾受到敦煌绢画的影响，唐宋时代的绢画直接影响到了明清佛教水陆画的技法，如山西宝宁寺的明代佛教水陆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此，谢成水写出了《敦煌绢画和水陆画的传承》、《遗失千年的敦煌绢画技法》等论文。

在英国期间，伦敦大学当时是提供了2000英镑的资助，谢成水把这笔钱给了韦陀，作为寄宿他家一年的生活费，但是韦陀夫妇坚持要把这笔钱还给谢成水。这期间，还得到了伦敦中国城“光华书店”老总林玮女士3000英镑的赞助。在韦陀先生家，谢成水还利用自己从小学习过的中医术治好了韦陀先生妻子的眩晕症，使得她能够正常作学术研究，也成为两家交往的一段美谈。

樊锦诗：是她把我招聘到敦煌的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敦煌的女儿”、“敦煌的保护神”等，这些年来，人们给予樊锦诗女士很多的荣誉称号，以褒扬她对敦煌文化的保护和贡献。而在谢成水先生心目中，这是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

1982年，谢成水从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内心始终有一种茫然，不知道自己前方的艺术之路应该怎么走。后来又考进了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从而开始一个全新的学习。在此期间看到《光明日报》上刊登敦煌（当时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招聘研究人员。于是就动心了。其间也经历了种种波折，如家人反对、在实地适应时频频水土不服、办理手续时遭遇阻力等。就连他去南京拜见师母（俞剑华之妻）时，也是被劝阻不要去那么艰险的地方工作。

但是谢成水仿佛得了某种召唤似的，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敦煌。他去报到之前，招聘组的组长樊锦诗特地派了马德和潘玉闪老师来找他谈话，告诉他，招聘的绘画人员，报名的有34个人，但是最终愿意去的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的则是考古、学术刊物编辑、医生等，一共受聘有12个人，而且从南方去的只有他一个人。

谢成水与女儿漠兮和樊锦诗合影。

谢成水到达敦煌后，所住地方与樊锦诗隔了一幢楼，算是邻居。樊锦诗就让工作人员送来21斤大米，主要是担心谢成水初来乍到吃不惯面食。后来才知道，这21斤大米是从食堂每天做稀饭的3斤大米中“扣”出来的。（那时口粮是按人头分配的）。樊锦诗还拿出自家的一个铝锅和一把西餐的叉子给谢成水用，因为她也没有多余的筷子了。并告诉他该如何煮饭，交代要放水多少，可谓百般照顾。这都使得初来乍到的谢成水很是温暖。

是上下级关系，但也是艺术上的同道，相处十五六年间，谢成水对樊锦诗总是充满着敬意。有时候在为来宾讲解敦煌洞窟内容时，樊锦诗为他们讲完了后，还会让谢成水再着重讲一下艺术上的特点，很乐于与同仁相互探讨敦煌文化。退休之后，两人还一同受邀参加敦煌文化活动，继续为弘扬敦煌文化精神而努力。

让世人真正“看见”敦煌

自从第一次到达敦煌后，谢成水就被敦煌艺术深深吸引住了。毫无疑问，这是一座世界绝无仅有的艺术宝库，它历经十个朝代近一千多年，现在我们作为它的主人却长久地把它忽视了。日本人过去说，“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日本”，这个说法曾使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谢成水从敦煌回来就向中央写信，呼吁在敦煌设立一所“敦煌艺术进修学院”，希望能为国内的艺术家研究学习提供便利。这封信后来到底下落如何，谢成水也没有再去过问。他是1984年去的敦煌莫高窟，过了一年多后他才知道这封信被转到了中央领导办公室，后来又转到了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长朱穆之批复给了国家文物局，文物局就批到了敦煌研究院，同意安排筹建这一机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资金未到位。

时间来到了1986年，敦煌研究院院长让谢成水出去为“敦煌艺术进修学院”筹集资金，谢成水离开敦煌四处去“化缘”，但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也没能筹集到建院的资金，最终这个学院终没有建成。

这件事使得谢成水更坚定了扎根敦煌的决心，尽自己的全力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如临摹壁画的原真性。同一年，谢成水受研究院安排，负责临摹北魏时期254窟中的《舍身饲虎》图。当时有现成的线描稿可以使用，早在抗日时期，这幅北魏时期的杰作就由画家董希文临过，而现存的线稿就是董希文直接从墙上拷贝下来的，应该说会是准确无误的。但是细心的谢成水在到洞窟里上色时发现，许多细节不对，“特别是画面中心的山脚没有画出来，这样就使得整个画面的环境不明确，如悬在山坡上，这幅画的整个环境实在一个群山环抱中的一块平地间。”于是谢成水就去查阅了董希文的临本，发现他当时果然没有在意，画中部分的细节被忽略了。当然这其中也有可能是时间有限，环境仓促的原因。但是对于这样一幅伟大的作品，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这样失误下去。在此之前，谢成水曾经看过老师临摹的这幅壁画，当时还以为就是那样的，现在来看事情重大，不能贻误后人。

莫高窟444窟《说法图》 谢成水 临

为此，谢成水便成了一位临摹前的“校对”，他会反复校对原稿原作，因为之前的失误有的是看不清楚原作，有的是多人合作起稿，各有差异。在校对过程中，谢成水对敦煌各个时代的笔法线法，有了更深度的认识。同时他还发现了十个朝代的风格各有精妙之处，却又整体呈现了中国绘画的演变过程。

提起敦煌的同仁，谢成水还特别提到了李其琼，她于1952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临摹壁画，从此一生都献身于敦煌。她的《莫高窟220窟西方净土变》、《莫高窟220窟帝王图》给人印象深刻。谢成水说，他一开始看到李其琼的临摹壁画，看到颜色非常“新”，感到意外，后来就向她请教。她认为，临摹并非是复制，这些壁画在早期时颜色就是很“新”的。这给了谢成水很大的启发。

同时还有董希文、段文杰，他们的临摹特点，以其神韵著称，能够赋予已经破烂不堪的画面以新的生命力。在他们的启发下，谢成水在临摹莫高窟第254窟的《舍身饲虎》时，就重新感受到了临摹与复制的区别，不是刻板的把破裂线条乃至鸟屎都临摹下来，而是赋予壁画更完美的艺术形象。

“敦煌艺术是要花真功夫去认识，才能够使心灵得到感应。关于这一点，谢老师是真正有感悟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艺术家，他全身心投入到绘画当中来；另外，他非常勤奋地读了很多书，将这个传统文化弄懂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他写的内容，就是真正的自己心灵的一种感悟，是真实的。”

这是敦煌研究院第五任院长赵声良（现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在谢成水的新著出版之际写下的一段感言。同时又说：“我们做艺术，包括做艺术理论的，都要认真地把传统的东西搞懂。搞懂了之后，你就会特别喜欢它，就会觉得这样的传统，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也是非常震撼的。当你真正明白了之后，你会很激动的。当年，我和谢老师进到洞窟里面，经常都是激动一整天，都会想这些问题：北魏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好呢？后来发现隋唐的内容也挺美的。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去发现，去学习传统，感悟敦煌。”

谢成水与赵良声合影。

谢成水说，赵声良先生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文笔特别好，出版过很多美学著作，当年担任《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那时候我们常常躺在沙漠上，从傍晚一聊就到半夜一两点钟，反正就觉得敦煌的话题永远也谈不完。在工作中有如此志同道合的朋友，真是一种美好的缘分。（责编：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