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是谁(武王是谁的儿子)

纣王与姬昌的关系，被史书隐藏得太深，原来周武王有多个兄长

商朝灭亡后，周朝扶持纣王兄长微子启建立宋国，之后微子启二弟微仲接任宋国国君，孔子是微仲的第十四代传人。因此，孔子姓子，货真价实的商代王族后代，名门望族之后。

周朝建立后，武王册封一批亲族，其中将同母三弟姬鲜封在管地，因此他就被称为“管叔鲜”。武王去世后，管叔鲜不满老四周公摄政，于是联合纣王之子武庚发动叛乱，兵败身亡、管国灭亡。管叔鲜的后代以“管”为姓，若干代后管仲出生，辅佐齐桓公称霸，被誉为千古第一相，深得孔子赞誉。

以《史记》记载来看，孔子是殷商后代，管仲是姬周后代，两人似乎没有什么亲戚血缘关系。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姬昌是纣王的姑父，孔子祖上微仲与管仲祖上管叔鲜是标标准准的老表关系，只是由于司马迁隐藏了一件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孔子祖上来历比较清晰，没有什么争议之处，但司马迁却搞错了管仲祖上的情况。

《史记·管蔡世家》记载：周文王与正妃太姒育有十子，“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厓季载（姬载）。”

在司马迁看来，太姒是周文王元配正妻，伯邑考是长子，周武王是次子，管叔鲜第三子，他们身上有着一半夏人的血脉。所谓“太姒”，是“有莘国”之女，夏朝大禹的后代，周文王娶太姒，意味着周夏联姻。

但以目前先秦史料来看，至少没有明确的、正式的原始材料支撑“文王与太姒生育十子”，也没有说管叔鲜母亲是太姒，不知道司马迁为何如此判断。因此，管叔鲜的母亲到底是不是太姒，其实存在很大的疑问。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司马迁隐藏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段历史对判断管叔鲜的母亲至关重要。

姬昌继位后，娶的第一个正妻，实际上是帝乙妹妹，《周易》中记载相对简略，主要就是“帝乙归妹”这四个字，但《诗经·大明》中记载的比较详细：

《诗经·大明》：“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结合周易与诗经来看，帝乙将妹妹嫁给了姬昌，而周人将之视为“天作之合”，整个婚姻场面非常庞大，周人非常兴奋，姬昌在渭水河畔迎亲，且是“造舟为梁”，造船相连作为渡桥。因此，姬昌是商纣王的亲姑父。

当时，在周人的眼里，殷商是“大邑商”，周人是“小邦周”，那么姬昌娶的帝乙妹妹，会成为侍妾还是正妻？毫无疑问，帝乙妹妹必然是姬昌的正妻。值得深思的是，博览群书的司马迁，只字不提“帝乙归妹”，单纯地用无心之过无疑说不过去，只能说他有意隐藏了这一段历史。

后来，可能是帝乙妹妹生病去世，于是若干年后姬昌续弦，娶了“有莘国”之女“太姒”，就是诗经中说的“缵女维莘”，太姒生下了伯邑考与姬发（周武王）。

帝乙妹妹与姬昌有无子女，文献上没有记载，但从时间与习俗上来说，两人应该有子女。

《礼记》中记载的“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姬发”，正确解读不是13岁生伯邑考，而是帝乙妹妹去世、续弦了太姒之后，大约是继位13年时生伯邑考，继位15年时生姬发。

由于父亲季历被文丁囚杀，姬昌是在继位第二年攻打殷商，为父报仇，为了缓和商周关系，帝乙采取和亲的办法，出嫁妹妹安抚姬昌。因此，姬昌与帝乙妹妹生活了10余年，之后才娶了太姒。

当时，大势力一旦确定联姻，就必然要确保生下儿子，因此嫁女往往不是只嫁一个，同时还会出嫁几个地位较低的同族之女，就是为了提升生儿子的概率，最终她们生下的子女，都会交给主母或嫡母抚养，称呼嫡母为“母亲”；同时，其他庶出的儿子们，也会称呼嫡母为“母亲”，反而不能称生母为“母亲”。“太姒十子”的原因大概也在于此，并不是说太姒亲生了十个儿子，她成为嫡母后，帝乙妹妹之子们等都会称她为“母亲”。可见，在这十余年间，帝乙妹妹不太可能没有子女。既然如此，帝乙妹妹的儿子会是谁呢？

关于帝乙妹妹与姬昌的儿子们，从史书记载来看，应该是“五叔”或“五叔”中的部分人。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 五叔无官，岂尚年哉。”

二千年来，“五叔”到底是哪五个人，一直争论不休，西晋杜预注释《左传》“五叔”为“管叔鲜 、 蔡叔度 、 成叔武 、 霍叔处 、 毛叔耼也”，唐代司马贞注释《史记》“五叔”为“管叔、蔡叔 、成叔、曹叔 、霍叔”。但无论怎么解读，管叔鲜都是五叔之首。

问题在于，以管叔鲜为首的“五叔”，到底是不是帝乙妹妹的儿子们呢？

首先，周文王诸子中，除了伯邑考与周武王之外，真正得到重用的就三个，即周公旦、卫康叔、聃季载（姬载），为何其他人没能得到重用？儒家以他们三人贤德来解释，但实际上当时“论血脉”，龙生龙、凤生凤，王侯将相有种，因此这三人与姬昌是真正的同母兄弟，而其他人不是，所以其他人即便年纪大，在朝中也没有官职。其实，如果周初就以贤德、才华选官的话，陈胜吴广就不会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

其次，“尚年”的意思是尊崇年长者，但按照史记记载，“五叔”中除了老三管叔之外，其他人都比周公旦小，又如何能使用“五叔尚年”来说明？因此，“五叔”年龄必然很大，至于有没有周武王大不好判断。

除此之外，武王去世后，三监管叔、蔡叔、霍叔联合纣王之子武庚起兵叛周，儒家解读是管叔嫉妒周公摄政，但政治人物计算的是政治利益，不太可能脑袋发热就造反，三监反周成功有何好处，武庚会与他们平分天下，或者真心重用他们？如果三监母亲是太姒的话，武庚不可能真正信任灭国与杀父仇人的兄弟，唯有三监母亲是帝乙妹妹，与武庚是亲老表的关系，才会得到武庚的信任，三监也才会与武庚结盟造反，因为认为成功后会获取、并能保住更大的政治利益。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见：姬昌与帝乙妹妹生下了管叔等，由于帝乙妹妹去世、姬昌续弦了太姒，于是太姒之子伯邑考、姬发、姬旦等地位上升，变成了嫡子，管叔等地位下降，变成了庶子，因此伯邑考成了老大、姬发成了老二，管叔鲜等反而排在了后面。说到底，这不是按照年龄来排序的，而是按照嫡庶地位排序的，至于司马迁记载的“太姒十子”，则是糅合了两种排序，变得不伦不类。

综上，管叔鲜等是帝乙妹妹之子，伯邑考、周武王真正的兄长，与商纣王、微子启、微仲是表兄关系，是武庚的表叔，他的后代管仲与微仲后代孔子，无疑也是真正的亲戚关系，只是相隔较远而已。

参考资料：《史记》、《诗经》、《左传》等

武王伐纣是“仁者无敌”吗？其实真相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提起“武王伐纣”，中国人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

一边是英明神武的周武王，加上一位半神级的姜子牙，另一边是堪称中国历代昏君楷模的商纣王，用孟子的话来说，这是一场“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战争，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按照几千年来的说法，这场战争是这样的：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周武王趁着商纣王的大军征讨东夷、朝中空虚的大好时机，在牧野代替老天爷宣读了商纣王的种种罪状，决定替天行道，率领4.5万大军准备攻打朝歌。

商纣王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自然不会害怕，当下便召集70万大军（以奴隶为主），兵发牧野，让周武王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王”。

这时，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出现了：还没等双方交战，70万商军便集体倒戈，杀向朝歌！

延续500多年的商朝就这样灭亡了，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大决战，却出现了一幕极其吊诡的临阵倒戈！

几千年来，这次事件被无数次地传扬，周武王就此成为明君的代表，商纣王也就此成为昏君的典范，而70万商军的临阵倒戈，也被定性为反抗暴君的弃暗投明。以有道伐无道，以至仁伐至不仁，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然而，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顺理成章”的背后往往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70万商军的临阵倒戈，看似自然，却充满了说不清的吊诡。

说它吊诡，首先得了解奴隶社会的特点。在奴隶社会，奴隶从属于奴隶主，没有自主权，也没有人会想到反抗，所谓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都是后人强加到人家头上去的，奴隶们还没有这个觉悟。要知道，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底层人民反抗还是在800年后的秦朝末年。如果非要在历史上找一个奴隶造反的例子，不好意思你只能去找古罗马的斯巴达了。况且，斯巴达起义其实比咱中国的陈胜吴广起义还要晚130多年。

所以，在奴隶社会的巅峰时期——商朝末年，发生奴隶大军临阵倒戈，实在是很可疑的。

其实翻开那时的史料，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身影，这个人叫胶鬲。

说起胶鬲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一时想不起来，其实在中学课本中我们就知道他了。在孟子那篇著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中，有这样的记载：“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其中“举于鱼盐之中”的胶鬲，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仁兄。

孟子的意思是想说这些人虽然都是起于微贱，但自强不息，创下了不朽的功勋，激励大家“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其实这个说法用在胶鬲身上是不合适的。

在江苏扬州祭祀“盐宗”的庙里，供奉着三位“盐宗”，即盐商的祖宗，一位是人工盐生产的创始人夙沙氏，一位是食盐专营的创始人管仲，第三位就是胶鬲，是贩运食盐的祖宗。

（图：管仲、夙沙氏、胶鬲）

自古盐商都是身家巨富，作为盐商祖宗的胶鬲更是不在话下，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战争从来都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商纣王讨伐东夷，耗资无数，眼看国库日渐空虚，这时，周文王向商纣王举荐了胶鬲。对商纣王来说，胶鬲无疑就是救命稻草，其巨额财富让商纣王一下子摆脱了困境。为了报答，商纣王封胶鬲为少师。

但是别忘了，胶鬲终究是周文王的人。

周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开始了灭亡商朝的倒计时。

有一次，商纣王派自己的哥哥微子和胶鬲率领使团访问周国。就是在这次访问中，周武王成功地跟胶鬲对上了暗号，又成功地策反了微子，并许诺事成之后微子世为长侯，胶鬲加富三等，封地运城盐湖地区，全权发展当地盐业。

回到朝歌后，胶鬲开始行动了，成功地将几位能征善战的大将都派到了东夷前线，等到周武王讨伐朝歌时，70万商军正是由胶鬲率领的，“临阵倒戈”也就顺理成章了。

前后两个“顺理成章”，一个是儒家的“仁”，另一个是兵家的“术”，你说哪一个更接近事实呢？

几千年来，儒家的观点始终占据着上风，认为只要拥有了“仁”，就“仁者无敌”，拥有了“正”，就“邪不胜正”，却从来不讲究跟“不仁”和“邪恶”的斗争方法。可现实却往往是，在“不仁”和“邪恶”面前，“仁”和“正”伤痕累累。

只讲立场，不讲方法，好像是我们一直都在宣扬的东西，更别说歪门邪道了，于是，一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就会出现无数激昂的口号、青春的热血、盲目的冲动，却惟独不见有效的行动。

承不承认胶鬲的存在，竟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方向。

其实，承认胶鬲，丝毫都不影响周武王的英明，相反，避讳胶鬲，只会让周武王变得假大空。可惜的是，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塑造假大空，意淫着“仁者无敌”、“邪不胜正”，这不说是蓄意陷害，至少也是误人子弟。

封神之战，元始天尊为何力挺武王？姜子牙点将，暗藏昊天上帝秘密

文：白马晋一

纵观《封神演义》武王伐纣事件，位于权力链顶端的神仙集团明显是拉偏架。

而神仙集团之所以放下身段，参与一场人间战事，表面上看是为了渡劫，深层上讲是为了整合天庭格局（决斗失败者，或入封神榜，以供昊天上帝组阁需要）。至于为何将纣王作为打击目标，对外口径是纣王的残暴无度、不恤下民，实质上却是因他不敬天威、忤衅神仙逆鳞。正因如此，神仙集团决定要人为替换不敬天的商纣。

值得一提的是，商朝初始建立也来源于一场暴力的征服式杀伐。《封神演义》小说是这样描述，“桀王日事荒淫，民不聊生，伊尹乃相汤伐桀，放桀于南巢。诸侯大会，汤退而就诸侯之位；诸侯推汤为天子，于是汤始即位，都于亳。元年乙未，汤在位除桀虐政，顺民所喜，远近归之。因桀无道，大旱七年；成汤祈祷于桑林；天降大雨。”

可以看出，《封神演义》后来大篇幅描述的武王伐纣，无非就是商汤伐桀的一个翻版。而前朝的末代君王夏桀，同样是一位“颠倒乾坤”的无道人物。而神仙集团同样默默出手，对无道桀王一方进行严厉又含蓄的惩罚，即“大旱七年”。当然，在天灾的打压下，夏桀的战斗力大打折扣，被商汤取代无非时间早晚。

更为有趣的是，当年汤王成功取代夏朝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祈祷于桑林”，也就是神仙集团表忠心，并立誓世代供奉。当然，神仙立马也给予回应，“天降大雨”。而在一些史料里，也有类似敬天记载记载。“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便是王权结合神权的显著特征。而在《尚书》里，商朝第二十代君王、致力于帝国中兴的盘庚，就曾向臣民宣称“予迓续乃命于天”。意思大概就是，亲爱的臣民啊，你们能在这里沐浴着帝国的荣光，是我向天上的神明请求，让你们的生命得以延续并获得美好生活。

可以看出，在敬天这个大方针上，商汤历代君王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基本是重叠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扮演着上天使者的角色。

可是商汤传承到末世，性质就完全变了。尤其那位混世魔头纣王，甚至公然开始调戏起上古正神女娲。这样的，自然不能让神仙满意。这个时候神仙集团要做的，无非是将六百年前的暴力替代事件，编个理由再重新演绎一遍而已。而以周武王（以及其父周文王）为代表的西周，恰恰满足神仙的扶持条件。

小说六十七回就有这样一段描写，当是西周军事集团在姜子牙的带领下，破解了商汤的三十六路围剿，正值反击直捣朝歌之际，此间士气高涨，便有了一场盛大的拜将点兵仪式。

这场仪式很有学问，说是拜将，其实却先是拜神。大抵又分成三个步骤。

先是文臣代表散宜生开读祝文，“维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西伯遣上大夫散宜生，敢昭告于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之神……”。

然后是武将代表周公旦开读祝文，“维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西伯遣周公旦，敢昭告于日月星辰风伯雨师历代圣帝明皇之前……”。

最后是王室代表召公开读祝文，“维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西伯姬发，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后土神……”。

当然，在敬拜昊天上帝、后土神、日月星辰、风伯雨师、五岳四渎、名山大川等神同时，也在神灵面前细数纣王罪状，阐述了此番征伐的正义性。而后，姜子牙跃上点将台，焚香舞剑道，“今商王受，不敬上天，荒淫不德，残虐无辜，肆行杀戮；天愁人怨，致我西土，十载不安，仰仗天威，俱行殄灭。”可以看出，姜子牙给纣王的第一条罪状，便是“不敬上天”。这位曾在昆仑山修行四十年的老神棍，跟他老师元始天尊的步调是极其一致的。他敏锐且巧妙地迎合了老师的意思。

也就是说，整场拜将点兵仪式，其实是包括武王在内的西周上层人员，在姜子牙的授意下，向天帝立下“投名状”，并愿意死心塌地做神仙集团在人间的代理人。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在武王开始大规模伐纣之前，其父早已萌生取而代之的想法，并且蠢蠢欲动。小说二十二回里，就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描述。当时周文王方才度过七年之灾，侥幸回到个人主场西岐。百官接风洗尘之后，文王首想便是这般，“孤思西北正南欲造一台，名曰‘灵台。’孤恐上木之工，非诸侯所宜，劳伤百姓。然造此灵台，可以观灾祥之兆。”

何谓灵台，即是古代帝王观察天文星象、妖祥灾异的建筑，可以看做是现代天文台的前身。不过，一般诸侯王是没有权力建造（“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诗经》）。文王口口声声在纣王面前拍胸脯道，绝无不臣之心，回过头来便造了一座灵台，动机实在令人琢磨。

灵台的形成，即表示下界同天庭缔结了某种关系，也就是有了“与神对话”的权力，即文王口中的“观灾祥之兆”。当然，文王的醉翁之意绝不在于所谓的“观灾祥之兆”，他实质上是半遮半掩地为自己谋取超乎诸侯之上的政治权威，并以神仙代理人自居。

而对于高高在上的神仙集团来说，一边是目中无人、非要和天庭掰一掰手腕的纣王以及他所代表的腐朽固化势力，另一边是以文王为代表的虔诚敬天的新兴势力。诸神的天平，早已开始倾斜。

武王伐纣是“仁者无敌”吗？其实真相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提起“武王伐纣”，中国人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

一边是英明神武的周武王，加上一位半神级的姜子牙，另一边是堪称中国历代昏君楷模的商纣王，用孟子的话来说，这是一场“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战争，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按照几千年来的说法，这场战争是这样的：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周武王趁着商纣王的大军征讨东夷、朝中空虚的大好时机，在牧野代替老天爷宣读了商纣王的种种罪状，决定替天行道，率领4.5万大军准备攻打朝歌。

商纣王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自然不会害怕，当下便召集70万大军（以奴隶为主），兵发牧野，让周武王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王”。

这时，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出现了：还没等双方交战，70万商军便集体倒戈，杀向朝歌！

延续500多年的商朝就这样灭亡了，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大决战，却出现了一幕极其吊诡的临阵倒戈！

几千年来，这次事件被无数次地传扬，周武王就此成为明君的代表，商纣王也就此成为昏君的典范，而70万商军的临阵倒戈，也被定性为反抗暴君的弃暗投明。以有道伐无道，以至仁伐至不仁，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然而，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顺理成章”的背后往往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70万商军的临阵倒戈，看似自然，却充满了说不清的吊诡。

说它吊诡，首先得了解奴隶社会的特点。在奴隶社会，奴隶从属于奴隶主，没有自主权，也没有人会想到反抗，所谓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都是后人强加到人家头上去的，奴隶们还没有这个觉悟。要知道，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底层人民反抗还是在800年后的秦朝末年。如果非要在历史上找一个奴隶造反的例子，不好意思你只能去找古罗马的斯巴达了。况且，斯巴达起义其实比咱中国的陈胜吴广起义还要晚130多年。

所以，在奴隶社会的巅峰时期——商朝末年，发生奴隶大军临阵倒戈，实在是很可疑的。

其实翻开那时的史料，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身影，这个人叫胶鬲。

说起胶鬲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一时想不起来，其实在中学课本中我们就知道他了。在孟子那篇著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中，有这样的记载：“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其中“举于鱼盐之中”的胶鬲，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仁兄。

孟子的意思是想说这些人虽然都是起于微贱，但自强不息，创下了不朽的功勋，激励大家“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其实这个说法用在胶鬲身上是不合适的。

在江苏扬州祭祀“盐宗”的庙里，供奉着三位“盐宗”，即盐商的祖宗，一位是人工盐生产的创始人夙沙氏，一位是食盐专营的创始人管仲，第三位就是胶鬲，是贩运食盐的祖宗。

（图：管仲、夙沙氏、胶鬲）

自古盐商都是身家巨富，作为盐商祖宗的胶鬲更是不在话下，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战争从来都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商纣王讨伐东夷，耗资无数，眼看国库日渐空虚，这时，周文王向商纣王举荐了胶鬲。对商纣王来说，胶鬲无疑就是救命稻草，其巨额财富让商纣王一下子摆脱了困境。为了报答，商纣王封胶鬲为少师。

但是别忘了，胶鬲终究是周文王的人。

周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开始了灭亡商朝的倒计时。

有一次，商纣王派自己的哥哥微子和胶鬲率领使团访问周国。就是在这次访问中，周武王成功地跟胶鬲对上了暗号，又成功地策反了微子，并许诺事成之后微子世为长侯，胶鬲加富三等，封地运城盐湖地区，全权发展当地盐业。

回到朝歌后，胶鬲开始行动了，成功地将几位能征善战的大将都派到了东夷前线，等到周武王讨伐朝歌时，70万商军正是由胶鬲率领的，“临阵倒戈”也就顺理成章了。

前后两个“顺理成章”，一个是儒家的“仁”，另一个是兵家的“术”，你说哪一个更接近事实呢？

几千年来，儒家的观点始终占据着上风，认为只要拥有了“仁”，就“仁者无敌”，拥有了“正”，就“邪不胜正”，却从来不讲究跟“不仁”和“邪恶”的斗争方法。可现实却往往是，在“不仁”和“邪恶”面前，“仁”和“正”伤痕累累。

只讲立场，不讲方法，好像是我们一直都在宣扬的东西，更别说歪门邪道了，于是，一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就会出现无数激昂的口号、青春的热血、盲目的冲动，却惟独不见有效的行动。

承不承认胶鬲的存在，竟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方向。

其实，承认胶鬲，丝毫都不影响周武王的英明，相反，避讳胶鬲，只会让周武王变得假大空。可惜的是，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塑造假大空，意淫着“仁者无敌”、“邪不胜正”，这不说是蓄意陷害，至少也是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