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亮(黄家亮 中国人民大学)

黄家亮

郑老师走了。走得那么匆忙！虽然在8月查出癌症时，我就知道了他的病情，并且在之后的几个月中一直陪伴左右参加各种调研和会议，在住院期间也一直守在身边，对病情的发展一清二楚，但也完全没有想到噩耗来得如此突然，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这几天，与恩师在一起的一幕一幕就像过电影一样，不停在我脑海中闪现，仿佛他并未远去。

一

恩师身体一向很好，总给人精力充沛、充满活力、精气神十足的感觉。虽然年近八旬，但无论是从外表上看，还是从思维、谈吐、工作业绩上看，完全没有老态。他经常幽默地说自己是“远看五十几，近看六十几，仔细一看七十几，喝起酒来像四十几，干起活儿来像三十几”。这确实是他真实状态的写照。

直到去世，他仍保持一头乌黑的头发，让人有点不敢相信，甚至常有人怀疑是染出来的，后来他在自我介绍时常常调侃说“我蒙受了不白之冤”。一直到去世前十多天的时候，他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健康、阳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能拉”。甚至在去世前一个多月的9月21日，他还带着他的儿子郑捷和我们几名学生一起爬上了以险著称的华山，一路谈笑风生，完全不需要搀扶。回京后他写下了一幅毛笔字，题为《览西岳华山》，内容是“登阶三百余，险路五六里，八十上华山，壮志亦可赞。记二〇一四年九月廿一日在门人陪同下登上华山西峰。郑杭生”。无论是从饶有趣味的意境来看，还是从遒劲有力的笔法来看，完全看不出他有任何体弱的迹象。

恩师善饮，酒量酒风俱佳，这在圈内广为人知也是为人所称道的。前几年，他还一本正经地总结出了一套喝酒的哲学，名之为“科学喝酒观”，共四句话，即“总量控制不超量，小步快跑慢慢品，心情愉快不皱眉，让每一个酒分子都发挥作用”。每逢聚会，他总是非常认真地给新加入者介绍这一套哲学，说完这四句后，往往还会加上一句“我们要精确到分子层面”。然后往往又会由酒扩展到对中国文化的分析，说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喝酒也是文化继承的一种表现；对中国古代的先人来说，喝酒和造坟是两件大事，因此古代铸造的青铜器大多是酒器或者为酒器服务的东西，同时有点身份的人都热衷于给自己造坟；酒和坟这两样东西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文化上的东西；等等。能喝酒、酒量好，也一直被当作他身体好的一个标志；从最普通的经验中抽象出一套理论，则是他的习惯和特长。

恩师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一直站在学术领域最前沿，时时有新思想、新观点提出，每年都有大量的学术成果问世。这从他每年在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就可以管中窥豹，如最近五年他先后提出了树立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权、要通过“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锤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要把握“学会、学派、学术”的关系等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主持着教育部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各项工作，主持着“中国特色和谐社区系列实地调查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两个系列的基层调查项目，创办并主编了《社会学评论》和《社会建设》两个专业学术期刊，创办并运行着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还积极参加着学术界的各种活动。这令我们这些正当壮年的学生倍感汗颜。

这与他对于学术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以及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超凡的勤奋努力是分不开的。正如他的老同学董驹翔先生所说的那样，“这些成就归根到底和‘热爱’两个字有关系，他热爱生活、热爱教育、热爱我们党、热爱我们国家，所以他满腔热情投入生活里面，满腔热情地投入学术中来”。正是因为他对学术深沉的“热爱”，他始终将学者作为一项神圣的事业而非简单的职业，始终有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感。他哲学出身，又博览群书，对中西社会和文化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认识，这都奠定了他深厚的理论功底，所以每每能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他律己甚严，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总是五点起床，开始读书、写作，除了出差外，几乎每天都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几乎从来没有节假日等休息时间，勤奋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他对学生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勤奋，他常告诫我们说：“虽然你们都很聪明，也一定要先假定自己是‘笨鸟’，要做到‘笨鸟先飞’。”

二

恩师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对生命他有着自己独特的参悟和理解，所以面对疾病他非常达观和坦然，因此他的生命的质量也远远超过常人。他多次说，“身”和“心”是一体的，不能让“心”去干扰“身”，保持身心的健康才是真正的保健。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人太关心自己的健康，就不健康了”。即使在查出身患绝症后，他仍然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仍然用积极的人生态度来主宰自己的身体，看不出丝毫的消极和绝望。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得知自己病情后说的几句话：第一，我对自己的身体仍然充满信心，我能吃能喝能睡能拉，身体没有任何不适反应；第二，我会积极治疗，但我有我的方式，不受别人摆弄；第三，一般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吓都吓死了，我不害怕，我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不会刻意改变生活方式；第四，我会适当放慢工作节奏，但该做的事还是要做，而且要做好，不会因为病影响我的工作。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三个多月内，我们时刻都提心吊胆，总是劝他好好在家里保养身体，至少别出差了，但他不仅每天仍然坚持工作，而且执意按照预定计划马不停蹄地参加一次次会议、调研，仅仅出京参加学术活动就达7次之多，时间达30天之久。如8月11日－13日到山西阳泉讲学，8 月22日－26日到兰州西北民族大学主持召开2014年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和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青年论坛，8月27日－30日带领团队人员到珠海调研，9月13日－19日带领团队人员到浙江临安调研，9月19日－23日带领团队人员到陕西杨凌主持召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北京郑杭生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10月13日－14日到浦东干部学院讲学并受聘为兼职教授，10月24日－27日到杭州参加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的会议并到浙江工业大学讲学。除此之外，在京内的日子，他也没有闲着，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会见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还在指导着博士生、撰写着约稿、编纂着他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第五卷。10月30日左右，他开始有比较明显的黄疸发作迹象，主要是食欲剧减，脸色变黄。但他仍然没有放下工作。他总是说“答应别人的事情无论如何都要完成”。直到11月5日上午，他还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与山西阳泉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与来访者进行了近1个小时的交流。这也是他最后的工作状态——当天下午就住进了医院，4天后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他最后几个月的生活质量还是不错的。首先，他确实没有多少心理压力，发病前在心态上一直处于比较放松的状态。他对生死看得很开，记得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4岁，我已经赚了好几岁了。”我们都觉得这话说得不吉利，而且按照他这个身体，活到一百岁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丝毫不避讳，只是淡淡地笑了。还有一次，大概是10月中旬，我们几个学生陪他去检查，我们与大夫忧心忡忡地聊着他的病情，他自己则毫不在意，在一边看着手机微信，等我们说得差不多了，他笑着说：“我感觉你们好像在谈论别人的病情，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他还特意强调说：“这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这说明他确实是无所畏惧的。其次，他确实享受到了工作带来的愉悦。在基层调研时，我们都担心他太累了，劝他尽量少地参加活动，多在宾馆休息。但他基本全程参与，而且兴致很高，每到一个地方不仅详细听取汇报、细致询问各种问题，还都结合当地特色拟定一句或几句非常精练而恰到好处的话，主动要求用毛笔写下来。所以，在珠海和临安的不少街道、社区和村庄都留下了他珍贵的墨宝。而且，每当这个时候，总有一些善于抓住机会的基层干部乘机索要赐字，他基本有求必应。看得出来，每当他完成一幅书法作品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和喜悦是发自内心的。一连几天调研下来，他总是说一点也不觉得累，反而感到心情很愉快、身体也很舒服，甚至说明显感觉右脸上的那块老年斑都变小了。

从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恩师回来的路上，我与李路路老师谈起他最后几个月的情况时，在悲痛和惋惜之余，我们感叹恩师其实是选择了用他自己一贯的方式走完了他的一生，自信、痛快、奉献。他一生都充满自信，总是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如此；他活着的时候痛痛快快，走得也是痛痛快快，相对来说没有经历长时间的病痛折磨，也不给别人增添麻烦；他整个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正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春蚕到死丝方尽”！他的这一生是一个强者的一生，是一个奉献者的一生，是值得的！

三

两年前的2012年2月29日，在恩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郑门弟子发言时，有一段话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即：“在这两天，同门弟子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成为郑老师的弟子，是我们一生的荣耀。这不仅仅是因为郑老师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给我们罩上了‘名师高徒’的光环，更重要的是郑老师在他半个世纪的从教生涯中，始终把对我们的培养放在第一位，始终尊重我们、包容我们、帮助我们，始终用自己的高尚人格感召着我们。郑老师在回忆肖前先生的时候说‘一个人的成长，关键是一步或几步，肖公就是在关键的几步上有恩于我的师长’。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弟子来说，郑老师都是在‘在关键的几步上有恩于我们的师长’。”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郑老师对我们的恩，都不是一般的恩，是恩重于山的恩。以我个人为例，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郑老师也就没有我的今天。郑老师对的我影响是全方位的，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做人方面。古人讲“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恩师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师”。由于家庭出身和成长经历等方面的原因，在进入郑老师门下读博士之前，我一直有“愤青”情结，常常自命清高、以“真理掌握者”和“社会的良心”自居，认为周围的人大多浑浑噩噩、周围的事大多莫名其妙，情绪化的批判往往大于理性的判断。恩师发现这一倾向后，不动声色地带着我深入各地调研、出席各种场合，训练我不是用情绪而是用理性去观察和分析中国基层社会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培养我的入世精神和建设性思维。慢慢地我发现，一旦思维模式转变了，整个天地顿时变宽了。经过长时间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我逐渐领悟到恩师为人处世的风格最鲜明的就是“大气”，这体现在：遇到困难，乐观自信、从容不迫，从积极的方面去考虑、做建设性的努力，少抱怨、多践行；与人相处，与人为善，善于发现和肯定别人的优点而不是仅仅盯着别人的缺点并无限放大；处事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魄，尊重不同个体的差异性，包容别人的缺点，善于把不同个性、专长的人团结在一起共襄盛举。这些也正是恩师成就事业和受人敬重的根本原因。这些年，我一直以此为鉴，努力做一个宽厚、包容、大气的人。如果没有恩师的教诲和示范，我很有可能还是一个满腹怨言的“愤青”。

第二，治学方面。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学者，恩师明确提出了四句话，即“方向要正确，人品要高尚，学问要扎实，身体要健康”。这四个方面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他常说，聪明的人很多、学问好的人也不少，但这都远远不够，真正能有大成就的人，还需要其他几个条件同时满足，特别是要做到“为人与求学并重”。关于治学的具体路径，他提出要坚持“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创新话语，创造特色”，强调要有“理论自觉”意识、做到“顶天立地”特别是要重视来自地方的“中国经验”的独特价值；等等。所有这些，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走上学术之路、曾经热衷于搬弄半懂不懂的西方理论的青年学者来说，是醍醐灌顶的。而且，对于我来说，这些主张不仅仅是一个个空洞口号，自2006年以来的8年时间中，恩师带着我对全国10多个城市的基层治理实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正是在这些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体会到了这些主张的真正价值。而且，还要说的是，在绝大多数项目中，恩师都放心地让我负责具体策划和组织执行工作，通过“压担子”的方法培养我的组织管理能力。

第三，事业发展方面。一个师弟将恩师比喻为“菩萨”，意思是他喜欢帮助别人，不论是什么人，只要因正当的要求有求于他，他总是有求必应。对于我来说，恩师的帮助还不仅仅是有求必应，还在于他主动帮我规划发展路径、提供发展平台。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恩师力主将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使我有望成为母校名家荟萃的教师群体中的一员。在我当年博士毕业的时候，恩师就主张将我留校并启动了相关程序，但限于当时学校防止“近亲繁殖”等方面的规定，没能如愿。留校不成后，恩师又力主我留在北京，并亲自帮我联系到了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受惠于恩师的良好教育和北京科技大学的知遇之恩，我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拿到了国家级课题、评上了副教授，还得到了在学校组织部门及学院多个领导岗位上锻炼的机会。但恩师始终没有放弃将我调回母校的努力，利用各种机会向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表达这种愿望。2013年12月份，他直接给校长写了一封长达2 000多字的信并附上我的各种材料，正式地详陈他的种种考虑并对我进行了鼎力推荐。他的要求很快得到了学校积极的反馈，经过各种严格的考察程序，今年7月，母校正式向我发出了引进的邀请。我知道，恩师是在用他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努力所换来的威信和资源帮我铺设发展的平台。

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上，恩师都像一团火，燃烧着自己，也凝聚和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一生操劳，用他的大爱大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但是，他太累了，这次可以好好休息了！恩师，您走好！

注释

[*]本文写于2014年11月18日晚，原载于《中国社会治理评论》2015年第1期。

作者简介：黄家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