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地(相地而衰征)

叶祝弟（《探索与争鸣》编审、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好上海故事是全球化时代上海城市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现代人的认同问题。摆脱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二元对立的叙事窠臼，需要深入城市文脉，型构独一无二的“我城”叙事。讨论上海城市形象的全球叙事，应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主题下考量。从万邦为首的天下秩序到“广览地球”，再到民族国家，再到全球地方性的讨论，关于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辩论、对抗从来没有停息过。全球地方化抑或全球在地化最初由美国社会学者罗兰·罗伯森于20世纪90年代所创用，将英语“global（全球的）”和“local（地方的）”联缀为“glocal”（全球地方的），进而形成名词化表述“glocalization”（全球在地化或者全球地方化），用以表征其“生产某种具有标准意义产品的同时，迎合特定市场或个别爱好以打开产品销路”的基本理念。从一个经济学概念转化为文化学概念，“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包含了被人们通常称为的全球的和本土的东西———或者用更为一般性的话来说，普遍的和特殊的东西———同时存在并且相互依赖。”鲁多梅托夫以全球化研究的“全球地方性转向”（glocal turn），总体描述近年来全球地方化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兴起及其引起的理论和方“变容”。相对于西方把全球地方化看成一个经济和文化概念，中国学者更倾向于将之看成是一个政治-历史概念，如章开沅先生就把全球地方化看成是一个解决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矛盾的一种折衷的方案。2021年底建成开园的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便是一个解剖全球地方化转向下，考察传统发明与城市再生关系的重要案例。

一

2021年的年末，位居黄浦江畔的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北区）开园。这是一座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原址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主题公园。上海世博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激发了更多的人对城市及其文明形态的思考和追问，即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事实上，这也是莫尔、霍华德、迪格斯、芒福德、柯布西耶、雅各布斯等城市思想家们长期以来孜孜不倦思考的话题。一部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从田园城市、光辉城市、芭蕾城市、原真城市，再到区域城市、纪念碑城市、公路城市、信息城市，基本上是围绕上述命题展开的历史。

作为上海“一江一河”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世博文化公园面积约2平方公里，第一期开放的公园北区占地85公顷，主要由静谧森林、世博花园、申园、中心湖等景观片区和景点组成。这座以世博文化命名的公园里，世博原址其实只占其中的一部分，由包括法国馆、意大利馆、俄罗斯馆、卢森堡馆在内的四个保留场馆改造而成，透过那些各具异域风情的高大建筑，人们依稀能够感受到当年人声鼎沸的盛况。

世博文化公园最令人瞩目的是在公园中凭空建造了一座古典江南园林——申园。申园完全遵守了江南园林的建筑规范，相地、立基、屋宇、列架、装折、栏杆、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遵循的是中国古典江南园林营造的法则。园林崇尚道法自然，背后实则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中国最早、最系统的造园著作《园冶》说，造园，首先是相地，相地合宜，构园得体，造园之地，山林地最胜，因山林地“自然天成之趣，不烦人事之工”。申园所取的浦东世博原址，位居黄浦江畔，卢浦大桥下，虽处于内环内，但可避城市之喧嚣，虽无山林，却有野趣。且按照规划，上海世博公园不仅要造园、理水，还要堆山，利用现代造林技术，平地而起一座高山，这是都市之力，自带一股气势。

造园即造境，石、亭、廊，构建的是一个有机的、缩微了的宇宙世界，尊崇的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古典江南园林寄托了士人“足矣乐闲，悠然护宅”、“寻闲是福，知享即仙”的理想生活。古代文人士大夫将园林建筑于城市之中，是失意之后的退隐，希求隐于市，在城市山水中享受田园生活，是另外一种别有怀抱。筑山、理水、植造、营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借助重新命名，再造意义系统的过程。命名即定义。申园将园林中的殿、厅、堂、轩、亭等分别命名为邀月堂、玉兰馆、赏心厅、烟雨楼、一览亭，这些命名所借用的是江南文脉最为经典的意象。园林中的假山以太湖石垒成，太湖石“性坚而润，有嵌空、穿眼、宛转、险怪势”，“惟宜植立轩堂前，或点乔松奇卉下，装治假山，罗列园林广榭中，颇多伟观也”，以其透、漏、瘦的物性，唤起江南的灵性。“一勺则江湖万顷”，设计师亦再造了申园八景，并依次命名为醉红映霞、古柯晚渡、玉堂春满、松石泉流、曲韵天香、秋江落照、烟雨蓬莱、荷风鱼乐。我们当然可以按图索骥。虽然词与物、词与景之间出现明显的罅隙和位移，但是并不妨碍在这个文化系统中浸润的每一位造访者，为之展开一番山水天地的想象。

二

早在1882年，静安寺西侧新建了开埠以来最早的私人花园，时人将之命名为申园。显然，这是开近代风气之先的佳构，可惜这座园林不久便被愚园所合并，很快昙花一现。100多年前沐浴着欧风美雨的私家花园，当然无法接续今日申园的微言大义。即使是申园设计者所要致敬的晚明上海的日涉园、露香园，也只不过化为申园中的几个符号，比如在园意保留了日涉园的涉趣桥、露香园的露香池等元素，仅此而已。造园不仅是一种修辞，是一套语法，更是一套理念和精神，换句话说，用哪些元素，如何用，背后有其考量和计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清代钱泳在《覆园丛话》中所说的“造园如作诗文”。造园和作文之间的共同点在于，“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这是就建筑和文学本身而言，首先是一种叙事技巧，既可以写实，也可以虚构，是虚构的写实，也是写实的虚构，但是文学和建筑还有一个更高的理念，那就是技艺背后的史观。

对于今天的上海来说，其立意显然不是在高楼林立的黄浦江畔，塞进和复制一座如假包换的江南园林。矗立在黄浦江畔的申园，它不只是一片普通的园林，它具有更为盛大的气象，寄托了这座城市更深的寓意。有人将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对标为纽约中央公园，这其实是对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的误解。1857年，面对中心城区的人口过多和缺少亲近自然的问题，现代城市公共园林的先驱奥姆斯台德与奥克斯合作，利用纽约市内一块空地，改造、规划成为市民公共游览、娱乐的场所，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公园——纽约中央公园。奥姆斯台德所倡导的“把乡村带入城市”的理念促进了公园作为新型的公共园林在现代城市的兴起。而霍华德所提出的“田园城市”则是兼具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综合模式，这一理念是要打破城市社会与自然的畸形分隔。世博文化公园并不是要成为西方理念的镜像和摹本，它的公共性和开放性，实际上展示的是城市的人民属性，是凭借各种优秀的文化资源，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在世博会遗址新建一座面向公众开放的江南园林。江南园林寄居了传统文人的理想，其表现出的“书卷气”和“隐逸”，刻意与市井气与流俗区隔开的。申园是一座公共园林，它沟通上下和雅俗，虽然在构造上它遵循江南园林的法则，但是在精神气质上，它完全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一方面，它要在台阁亭榭的营造方面保留传统江南园林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精神，另一方面，它并不拒绝市井气，也并不拒绝日常生活。它要沟通雅和俗、传统与现代。在造境上，它并没有完全打造一方封闭的壶中天地，它与周边的现代建筑之间处处处于一种互动和对话的关系，并时时提醒造访者，这并不是一座古典意义上的江南园林。当拍照打卡代替了曲水流觞，机械时代的复制代替了文人诗词唱和，传统也就失去了原先的土壤，我们也不必拘泥于原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申园是在再造传统，也是在召唤一种失落的城市诗意。申园所昭示的对自然的亲近，对人的内心的凝视，再一次将街头踟蹰的都市人拉回到日常生活，弥合了诗意和日常的边界和罅隙。在《游园惊梦》中，杜丽娘和柳梦梅在后花园上演了一场“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亦真亦幻的梦境。“结庐在人境，偶有车马喧”，现代都市人无法像古人那样在园中“得意忘言”，这是一曲现代版的游园惊梦，更是古典江南献给当代上海的一首抒情诗。

三

为什么要在世博文化公园中建造一座江南园林？上海世博会已经有一座中国国家馆，它以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为主题，表现出的是“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中国文化精神与气质。世博会中国馆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正典传统和国家美学，而江南园林是被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大叙事所忽略的地方传统，但是这种地方传统因为贴近日常，更加能获得生活在其中的人的亲近和认同。

申园是黄浦江滨水公共空间的一个纵深组成部分。近年来，上海试图通过“一江一河”的改造和再造，打造一个环境共享、交通可达、空间开放、历史文脉延续、人人共享、人人共治的多样态公共空间，江南园林无疑丰富了这一样态。借助一个既古典又现代的空间，有利于将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这两个传统统一起来，这样做当然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传统的缅怀和致敬，更是借此对自己未来之路新出的思考。抑或对于城市运营者来说，朝向未来首先是面对过去。

园林不仅是一个现实空间，更是一个融合想象空间、记忆空间的意义空间。其一经诞生，便不断被后人造访和叙述，其形象也不断被改写。江南园林是一个混杂着梦想和记忆的复杂文本，既包括建筑本身的文本，也包括由诗词唱和的再生文本。如围绕着沧浪亭、拙政园，历代文人骚客所展开的题额、石刻、楹联、绘像、诗赋、游记，构成了另外一个更加繁复的纸上园林，并在岁月的磨洗中凝结为江南文脉中悠久的集体记忆。

围绕着园林及其意义再造，建筑和文学各展所长。但两者并不一定是先后关系，有时候也可以逆写，有时先有文学文本，再有建筑本文。如先有了小说《红楼梦》，再有现代大观园，先有小说《纯真博物馆》，再有现实版的纯真博物馆。“申园”因上海得名，虽然它是凭空造园，但是它也有底本，露香园是它的底本之一，巧合的是，王安忆的小说《天香》恰恰也以露香园为底本，从这个维度上看，作为江南园林的“申园”与《天香》所虚构的纸上“申园”，构成一种巧妙而复杂的互文。《天香》所讲述的故事起于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止于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天香园的主人姓申，小说以造园起兴，造楼、筑园，申家大家族从兴盛奢华到繁华落尽，以及天香园里的绣品（顾绣）从富贵人家的女工散落至民间，在民间开枝散叶。这一姓申的家族史，何尝不是一部上海开埠之前的前史，即陈思和教授所说的“一部商品经济的萌芽在中国江南出现的‘前史’”作者写园，是借史志和想象，见史识，觅史心，追索的是“当下上海的精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泼悍、生辣的力量才能让上海历经轮回却生机依旧？上海为什么会由生而死却又必然起死回生”？这是一个有关上海的现代性的大命题，应时而生的申园亦又何尝不是来追索这个大命题。有学者认为，《天香》是从“实证”到“构虚”，那么申园反过来则是从“构虚”到“实证”，两者都追摹露香园，但《天香》成稿在前，申园落成于后，如果说露香园还是雪泥鸿爪，那么《天香》无意间构成了申园的前本。申园是工业文明与江南文化的一次巧妙嫁接，江南园林以一种自然而又强力的嵌入方式再造了城市的新叙事，凸显了上海城市软实力构建的新思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融合中构建新上海文化。

《天香》中王安忆讲述的上海前史，正是一部被冲击—反应模式所遮蔽的历史。从这个维度上来说，《天香》是上海的前传，这种源自晚明江南的内生的现代性的追寻，不是作家的孤芳自赏，而是与历史的对话。《天香》呼应了历史学界近年来引起广泛讨论的“冲击-反应”模式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争论，文学家用自己的写作有力地参与了这一话题的讨论。江南园林的兴盛与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紧密相连，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巧夺天工的江南园林。江南园林、工业遗存和摩天大楼，是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产物，更是来自于民间的生机和活力。从摩天大楼、大桥码头，到江南园林，上海的城市建设从对标、模仿和赶超的追赶式、狂飙突进式现代化逐渐走向自我发现、自我认同的内在现代化之路。这是一场现代城市反思，也是上海如何更加客观、理性地面对和追溯自己的来龙去脉。江南园林是在快节奏的城市同时葆有一种慢节奏的生活韵律，在快与慢、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展示城市韵律和城市思想，进而回应一个经典命题——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申园以“申”命名，虽然是一方小天地，却处处通往大世界。从内部来看，它别有洞天，自成体系，一草一木，立于天地之间，但是它的墙垣、回廊、台阶，却是开放的，触类旁通，处处通往外面的繁华世界，内和外是打通的。站在一览亭上俯瞰申园，亭台楼阁，碧波荡漾，黄浦江逶迤而去，巨轮犁开浪花，极目四瞰，卢浦大桥、陆家嘴摩天大楼、前滩商务大楼鳞次栉比，无一不彰显现代性这一巨兽的蛮力。《天香》中，来自杭州的吴先生初游上海，感受到的是一股“蓬蓬勃勃，无可限量”的野气：“似乎天地初开，一团混沌还没有散干净，万事万物尚在将起未起之间。别的不说，但看河埠码头的桅林，简直密不透风，走近去，立到帆底下，仰头望去，那桅杆直入擎天，篷帆的浆水味，江水的腥气，海的盐碱，扑面而来。……凡此种种，如箭在弦上，伺机待发。”这是上海的起兴，近500年过去了，今日的黄浦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上海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以一江一河为标志的人民城市公共空间营造，正是一次新的起兴，背后蕴含着新的勃勃生机。由此可见，申园不是刻意营造的桃花源，不是文人式的文化乡愁，它始终是面向百姓的，它的活力来自城市的世俗精神和开放进取。它要打破的是雅俗界限，它要制造的是雅俗共赏，它与上海这座城市气息相通。申园意味着一种本土美学的回归和再出发，是在更加开放的视野下，海纳百川的气概吸纳和接通世界，集众物于一心。

申园的魅力在于，在隔与不隔之间，天地人彼此始终敞开。申园所代表的诗性江南与世博遗址所代表的现代理性并不违和，它们共同构成了上海的底色和未来。城市最重要的是回到大地与人这一终极命题，在天地人之间，城市找到自己的脉络，人们安放自己的心灵。

责任编辑：韩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