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的寓意(鼎的寓意公司名字)

一篇文章看懂，什么是“鼎”，“鼎”字的含义，“鼎”有什么故事

“鼎”的字形像是一个大腹而深的容器，这个容器下有三足上有两耳，容器下面用木柴烧火，仿佛在煮什么东西。《说文解字》说“鼎”是“和五味之宝器”，也就是说认为“鼎”是一种炊具，用来调和各种食材和味道，做出美味的食物。

从已知最早的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楷书，“鼎”字的演变如下。

“鼎”是一种诞生很早，传世久远，具有悠久历史的器物。“鼎”有圆腹，边沿有两只耳朵，下面有三足，这样形状的器物就是“鼎”的最基本器型。基本款式的鼎有圆形的，也有方形的。如果鼎腹方形，下面就有四足。我们现在从博物馆里能看到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遗址出土的“鼎”，代表着不同地区久远的文化。这时候的鼎有陶土烧制的，也有石材制成的。有的鼎腿部还留有烟熏的痕迹，仿佛能让人闻到数千年前鼎中食物的美好味道。鼎有大有小，小的鼎如盆如碗可放置案上，是当年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使用。

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制作鼎的材质也发生了变化。商周、春秋的鼎以青铜制成，“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随着制作材质的改变，“鼎”作为一器物其本身的功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鼎”从煮食物或盛放食物的炊器演变为祭祀使用的礼器。“鼎”甚至成为象征天下社稷的宝器。西周、春秋时期的青铜鼎上常常或铸或刻有铭文，仿佛是凝固了的历史瞬间，对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留下只言片语的描绘。当我们在博物馆里面对这样的青铜器，看着它锈迹斑斑，上面的文字如刻骨铭心就会感受到历史是真实存在过的。

战国时及秦汉，制作“鼎”材质中慢慢加入了新的材料“铁”。随着体制、制度的完善，“礼”的作用渐渐淡化，“鼎”作为礼器的功用也慢慢消失。“鼎”又渐渐成为古雅的摆件和玩器。如宋元时的玉鼎、瓷鼎，清代的珐琅鼎。

“九鼎”

关于“鼎”的典故最有名的就是“九鼎”。“九鼎”铸于夏代，一种观点认为是治水有功的“禹”铸了九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禹的儿子、夏代的开创者“启”铸了九鼎。大禹治水之后划分天下为九州，九州的长官叫“州牧”，九州的州牧因为夏朝有德而臣服于夏朝的统治，向夏朝进贡了铜。夏朝的统治者用这些九州州牧所进贡来的铜铸了九只鼎，每一只鼎作为一个州的象征。在每一个州对应的那只鼎上把这个州的山川物产等都画成图也铸上去。这样天下百物鼎上都有记录，人民就知道如何分辨。这样看来，九鼎象征的是天下九州，“九鼎”已经具备了特殊含义，不再仅仅是最初的生活实用器。九鼎可以震慑魑魅魍魉，九鼎还能使上下团结一心，使统治者接受上天的福佑。从夏铸九鼎开始，“鼎”就成了国之重器，既是统治权力的象征又是吉祥物。

夏朝因为失德，所以失去了继续统治的资格，商接替了夏进行统治，九鼎归于商。商代持续六百年，纣王暴虐，商代灭亡，周代建立，九鼎又归于周。东周的时候，统治衰亡楚国、秦国都曾经想得到九鼎，但最终没有得到。而“九鼎”的下落最终成谜，有的人说“九鼎”在周德衰微时就不知所终，也有的人说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九鼎”被迁到了咸阳，最后也失落了。

楚庄王问鼎

西周灭亡后周王室的统治衰微，周天子从宗周镐京迁居到成周洛邑，也就是现在河南洛阳。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某一天，居住在王城里的周定王听说了一个消息：本来远居于南方的楚国国君楚庄王忽然率领楚国的军队到达了洛水之畔，在王城之外陈兵耀武。周定王被吓坏了。

严格意义上说，只有王都洛邑的主人周定王才能被称为“王”，严肃的正式称呼应该是“天王”，略有讽刺的称呼叫“周天子”。可是来的这位也是“王”，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楚庄王的“王”是假王，是自己给自己上的尊号，而楚庄王的实际身份只是周王朝诸侯爵位里最低的一等，叫“子”，楚庄王实际上应该被称为“楚子”。

爵位虽低，胆子不小，楚庄王因为讨伐陆军戎顺路到了洛水，到了天子王都，楚庄王不但没有战战兢兢，反而有点兴致勃勃地带着窥伺之心虎视眈眈。害怕的人反倒是王城里的周定王。周定王是东周的第九位周王，这时候已经是春秋中期，周王室衰微，统治岌岌可危，周王有名无实成了摆设，很可能被取而代之。面对楚国大军，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出城慰劳楚庄王，其实是想探一探楚庄王的来意。

楚庄王见了王孙满就饶有兴趣问起“九鼎”来，详细询问了关于“鼎”的大小、轻重。楚庄王问鼎显示了野心勃勃。因为“九鼎”的特殊地位，所以楚庄王问鼎也有了特殊的意义，从此以后，后世凡是欲图夺取天下的行为，都将之称为“问鼎”。大夫王孙满回答楚庄王说“在德不在鼎”，这是在警告楚庄王，鼎的轻重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持鼎者的德行而不是鼎本身。如果德行美善，鼎作为器物虽小，但是本身意义重大；如果奸邪昏乱，就算是作为大器的鼎也只能是轻如鸿毛。王孙满就是在告诫楚庄王，想夺鼎本身就是犯上作乱的行为，取得鼎也不会得到上天福佑和民众支持。

秦武王举鼎

战国时期，强秦国君秦武王因“鼎”而死。

秦武王是秦始皇曾祖父秦昭襄王的哥哥。如果没有秦武王之死，昭襄王就无法继承国君之位，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历史。秦武王继承君位的时候只有十九岁，虽然年轻但是给当时的秦国无论内政外交、经济、军事都带来了勃勃生机，可惜在位只有短短的四年就死于意外。

秦武王有一个特点就是：天生力大无比。而且他自己也非常喜欢做一些显示游戏来显示自己力大无穷。当时秦国有三个大力士：任鄙、乌获和孟说，都因为力气大而被任命为官吏，得到秦武王的喜欢。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三个大力士陪伴秦武王一起游戏取乐，最后导致秦武王的意外身死。

秦武王和大力士们比赛举鼎。结果秦武王由于用力过大而膑骨骨折，《史记》上叫作“绝膑”。秦武王因为受伤过重很快就死去了，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三岁，仅仅在位四年。秦武王还没有儿子，于是君位就由他的异母弟弟嬴稷继承，嬴稷就是秦昭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

中国国家博物馆陶鹰鼎

陶鹰鼎，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器物代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以动物作为纹饰画或刻在陶器上很常见，但是以动物形态出现的器物很罕见。这只“鹰”双目圆睁，喙钩而有力，双腿粗壮，以双腿和尾部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

陶鹰鼎出土于陕西华县，墓主人是一位成年的女性。这只形状奇特的鼎没有作为炊器的使用痕迹，出土时与它一同摆放的还有当时作为礼器的石圭等物。据推测，陶鹰鼎有可能是某种仪式用器，和祭祀活动有关。

中国国家博物馆后母戊大方鼎

“后母戊大方鼎”是至今发现的体量最大的鼎，是殷商时期的祭器，出土于河南安阳。这只大鼎上的铭文中“戊”字是对于殷商时期一位神秘的贵族妇女的称呼，这位贵族妇女死后的谥号叫“妣戊”，她生前被尊称为“妇妌”。

妇妌的身份是商王武丁的“妇”。“妇”这个字在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当时被称为“妇”的贵族妇女最为今天的人所熟知的就是“妇好”。“妇妌”与“妇好”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按照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的观点，武丁时期甲骨文中六十多位“妇”都是商王的配偶，“妇妌”、“妇好”都是其中之一。有的观点认为，“妇妌”和“妇好”一样都是来自方国的女子。“妇好”来自于位于现在商丘附近的“子国”，而“妇妌”则来自于位于现在邢台的“井国”。所以在甲骨文里“妇妌”有时候又写作“帚井”即“妇井”，并推测说妇妌是井国国君井伯之女。

天津博物馆太保鼎

天津博物馆的传世青铜器“太保鼎”是西周初铸器，历经三千年风雨，几经流离，最终成为天津博物馆的藏品，被誉为镇馆之宝。

太保鼎因为鼎内壁上有铭文“太保铸”而得名。铭文中提到的“太保”是商周交替之际非常重要的周族重臣召公奭。召公奭是周王室同姓的“姬”姓宗亲，因为封地在“召”而以“召”为氏，称为“召公”。“太保”是召公奭曾做过的官职名称，“太保”是周代“三公”之一，因此而被尊为“召公”。

召公奭历经武王、成王、康王三朝，是西周初期的定鼎之臣，有辅佐成王和康王成就盛世之德，使成康年间达到四十年刑措不用的生息安定局面。武王在伐纣立周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武王的儿子姬诵继位就是“周成王”。召公奭和周公旦一起辅佐成王，周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召公和周公在成王时一同按照武王的遗愿兴建新邑，就是被称为“成周”的洛邑，召公和周公分“陕”而治。周公治陕以东，召公治陕以西，有的观点认为，“陕”是指河南陕县，在现在的河南省三门峡市。

周成王时召公被分封于“燕”。召公受封的“燕”地在燕山之野。燕国后来向南扩张，兼并蓟国，燕国以蓟为都，蓟包括现在天津蓟县的一部分。天津曾经是古蓟国与山戎杂居之地，后来就归属了燕国。周成王在位二十二年，五十岁时去世了。《尚书》里有一篇《顾命》记载成王去世前沐浴更衣，召唤重臣嘱咐后事，把自己的儿子姬钊托付给这些宗亲重臣，这其中就包括召公奭，姬钊就是后来的周康王。古文字学家唐兰认为太保鼎就铸于周康王时期。

太保鼎在西周灭亡后不知道有过怎么样的经历。清代道光或咸丰时重新出土于山东寿张梁山。从清后期到，太保鼎又被不同的收藏家保有，后来被总统徐世昌收藏。最终，太保鼎由徐世昌的孙媳妇张秉慧捐献国家，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台北故宫毛公鼎

“毛公鼎”是台北故宫藏品中的重器，鼎内有铭文五百字，记录了西周一位“王”即位时请毛公辅佐自己治理国家，并予以赏赐。这个铭文里提到的“王”，有人说是“周宣王”，古文学家唐兰先生认为是“周孝王”。“毛公鼎”是西周中后期所铸。

这位“毛公”是毛国的国君。毛国是西周初年的封国，始封君为周文王的庶子毛叔郑，封地在现在陕西扶风。毛国国君是姬姓毛氏，和周王室同姓，表示毛国和周王室有血缘关系。西周建立之后，毛国一直是辅佐周王的重臣。《尚书*顾命》里记载的周成王临终托孤的大臣除了有召公奭，也有毛公。

毛公鼎的出土地点在陕西宝鸡岐山周原，这里既是毛国所在地，也是先周时周族人的发源地。周族人在岐山周原建城，这座城邑有宫殿，有祭坛，有田宅，一片繁荣景象。西周建国之后，岐山的这座城邑仍然保持了宗庙、辟雍，这里是周族人的精神存放地。不只毛国在周原，周公姬旦的封国周国也在岐山南面的扶风。后来东周时周平王为了表彰秦襄公护送东迁洛邑之功，把岐山以西的土地封给了秦国。

毛公鼎在清代道光年间出土，辗转流徏于民间，后来被故宫博物院收藏，现在是南北故宫的镇馆之宝。毛公鼎的珍贵之处正在于大篇幅铭文是难得的当时文字资料。正因为五百字铭文是现存最长篇幅的金文，所以被称为青铜器铭文之最，是研究西周政治史的重要史料。毛公鼎上铭文不只是珍贵的史料，也是文字学研究的重要材料。西周时期的文字从现在看来体现方式以铭刻的金文为主，周代金文沿袭了商代金文的风格。西周早期的金文还较多出现团团块块，中期以后则笔划渐渐平直，字体渐趋方正整齐。

河北省博物院中山王鼎

“中山王鼎”是战国时期中山国所铸，这只鼎的材质很特殊，是铜身铁足。鼎上有铭文四百六十九字，这些铭文是刻上去的，春秋及前期的青铜器铭文都是铸器时铸上去的。

中山国，建国者是姬姓的白狄鲜虞，始建于春秋后期，唐代的地理著作《括地志》记载中山故城的名字是“中人城”，又叫“中人亭”，中山国所建的这座城在现在河北省唐县西北峭岭上。因为城中有山，所以名字叫“中山”。中山国从春秋后期建国，到战国时公元前296年被赵国所灭，一共存在三百五十多年。

西周时以中原为华夏，四夷之民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说狄人：“衣羽毛穴居，而不粒食。”关于华夏和四夷的区别，指的是地域而不是血统族别。“北狄”是一个统称，其中还包括“赤狄”、“白狄”等等，“鲜虞”是“白狄”中的一支。虽然是“狄”人，但是“姬”姓，这也是周王室的姓，表示建立中山国的白狄鲜虞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很有可能是被边缘化而从中原逐渐迁居到北方的姬姓宗室。

战国时期的一位中山国国君曾经称王，这位“中山王”铸了三件青铜器，被后世称为“中山王三器”，除了这个铁足铜鼎之外还有一件方壶和一件圆壶，也分别刻有铭文。“中山王三器”的铭文内容讲了中山王对当时燕国发生内乱的一些感慨，文字笔画流畅，字型非常特立独行，是战国时期金文的翘楚，格外有华丽之感。

鼎的意义和象征发展

鼎是一种食器和礼器，流行于商至汉代,造型以圆腹、双耳、三足为主，各时期的特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商代早中期，鼎的造型多为直耳深腹，鼎体较薄，花纹简单。而商后期至西周早期，鼎腹就开始变浅，鼎体更加厚重，花纹也比较精美。到了在春秋时期，鼎的壁身逐渐变薄，同时开始出现鼎盖。在我国众多的博物馆中,很多镇馆之宝就是鼎,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保存在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方鼎和保存在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很多鼎在铸造时，上面还刻有文字用以记录当时的一些社会状况，因此这些各有特色的铜鼎不仅颇具艺术价值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b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hào）京。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根据禹铸九鼎的传说，可以推想，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从地下发掘的商代大铜鼎，确凿证明我国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长方、四足，高133厘米，重875公斤，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鼎腹内有“司母戊”三字，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鼎和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而且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了后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鼎也因此更加身价不凡，成为比其他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青铜器以其“特有的三足器——鼎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

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都有着丰富的

古代炊具，相当于现在的锅，煮或盛鱼、肉用。形状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方的方鼎。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鼎腹用以盛食物，耳用于用钩钩起或用棍棒抬起鼎体。商早、中期，鼎多为小直耳，深腹，短锥形足。其中耳与一足在一条直线上，一耳在另外两足之问。鼎体较薄，花纹简单。多为三足圆腹尖足，也有四足柱足方鼎和三足扁足鼎。商后期至西周早期鼎腹稍浅，两耳稍大，三足变为圆形，两耳位于三足之间。胎体厚重，花纹精美。商代后期三足尖足鼎逐渐消失，三足圆腹柱足鼎占多数，这一时期也有分档鼎、四足方鼎和扁足圆鼎。西周中后期，扁足鼎和四足方鼎基本消失，开始出现附耳、兽蹄形足。春秋时，鼎均变为附耳，蹄足，鼎身渐薄，出现鼎盖。战国后期，鼎胎更薄，盖上加环，可翻转过来用作盘。鼎身纹饰细碎。秦汉时，鼎为紊面，器形沿袭战国式样，有的鼎足做成熊足状。在商周社会里，鼎曾被作为标志统治极力和等级的一中嚣物．因此成为了礼器。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不同等级的人们使用的鼎的数目和大小是不同的。有一种成组的鼎，鼎制由大到小，成为一列，成为列鼎，列鼎的数目在周朝代表不同的身份等级。列鼎通常为单数。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鼎以及伴随的其他铜器如簋等都是“礼器”，在“礼不下庶人”的周代丧葬制度中，是贵族的专利品，一般平民陪葬的则是日用陶器。

作为古代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王、侯所制造的鼎、簋也被视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是一匡诸侯、统治中原的夏王朝立国的标志。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则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代兴，\"九鼎\"便随之易手。春秋时，楚庄公向周定王的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使得\"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或泛指试图取得权威支配性的经典说法。置立于王室或宗庙内青铜礼器的转移，实质上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所带来的转移，\"九鼎\"作为中央的象征，谁占有了\"九鼎\"，谁就握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同时，各级贵族在使用礼器的种类、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种类和数量的多寡直接代表了贵族等级的高低。所谓\"钟鸣鼎食\"，即是表示了家族人丁兴旺、仆役众多的庞大场面，成为贵族显示自己身份之高贵的标志。

鼎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字也被赋予“显赫”、“ 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这种礼俗至今仍然有一定影响。为庆贺联合国50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5年10月21日在联合国总部，向联合国赠送一尊青铜巨鼎——世纪宝鼎。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典之际，中央政府向西藏自治区赠送“民族团结宝鼎”，矗立于拉萨人民会堂广场，象征民族团结和西藏各项事业鼎盛发展。此举意义深远，文化内涵丰厚。

鼎的寓意和象征

鼎香炉象征意义：鼎式香炉也叫香炉鼎，是古代一直沿用至今的一种礼器，燃以檀香和松枝，能避邪求吉祥，象征帝王权利。鼎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产物，也是国家和权利的象征，被视为立国重器。（一言九鼎，钟呜鼎食）

铜胎珐琅乾隆款鼎炉

用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玉器素活题材《鼎》

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演变，却仍保留着“鼎”这一器皿的大家风范和器型特点，其外观形态与该文字几乎融为一体，汉字“鼎”的结构巧妙地保留了“国家重器”厚重的历史感。

所谓“鼎”，其实就是我国古人用以烹煮肉食、盛贮肉类的器皿，同时也是后世公认最能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器物，是古代青铜器的重要器种之一。

从三代到秦汉时期的两千多年内，于众多神秘的青铜礼器中，有数“鼎”较为常见。而青铜鼎有三足圆鼎和四足方鼎之分，其器型有大有小，细分下来还分有盖和无盖两种，且鼎口处皆饰有两耳。

周朝时期，有一种成组的鼎，形制由大到小组为一列，古人称之为“列鼎”，其数目是当时各种身份等级的代表，更是奴隶主身份等级差别的标志之一，且通常为单数。正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不同等级、身份、地位所使用“鼎”的数量均有严格规定。

据文献及考古发现，“鼎”最早是由远古时期的陶制器具演变而来，这种以黏土烧制的陶鼎，用于食物烹煮为多，而青铜所铸的“鼎”在此之后才出现。

民间有一神话广泛流传，名曰“禹铸九鼎”。据说夏朝建立以后，四海升平九州稳定，赋税既定万国遵从，朝廷和百姓均拥有多年积蓄从而日益富庶，于是夏禹便想起了从前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且鼎成仙去的事迹，遂决心效仿黄帝，于是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

后来，九鼎继而成了“天命”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被大禹称为“镇国之宝”，每当各方诸侯来朝觐见时，皆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九鼎便成了当时最重要的礼器，青铜鼎的作用逐渐由器皿发展成为“传国重器”，所以有了成语“天子九鼎”，意为唯我独尊的权力。

“鼎”之所以被视为“传国重器”，不止是因其能够象征着国家权力，更多的是其被赋予了“显赫、尊贵、盛大”之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

周代时期，青铜鼎除了作为王权象征之外，同时也充当着旌功记绩的礼器角色，每当国君举办重大庆典之时皆要铸“鼎”来记载盛况。

秦代以后，青铜鼎逐渐褪去了王权象征的意义。此后，伴随着我国佛教的传播与盛行，青铜鼎也由此演变成一种重要的祭祀神灵礼器。时至今日，我们总能看到安放于寺庙大殿前的青铜鼎，既是一种祭祀的礼器，亦是一种焚香的容器。

青铜鼎的器型厚重大气，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不但是青铜文明的见证，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而“鼎”作为我国青铜文化时期的经典代表，中国人对其一直心存崇拜之心。

然而，除了以上所说的陶鼎、青铜鼎这两种材质以外，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另外一种材质所制的“鼎”——玉鼎。玉鼎与我们以往介绍过的玉器素活相似，因其材质的变更，已不再作为食物容器、祭祀礼器、权力象征等工具来使用，更多的是作为传统玉器艺术品而存在。

中华传统玉文化历经了数千年的沉淀，但从夏、商、周至明清期间考古出土的“鼎”，仅以青铜鼎为多，而玉鼎的身影却寥寥无几，传承至今的玉鼎也只以明清时期为多，其他朝代的，则难寻踪影。

创立于清末民初时期的百年玉器字号“济兴成”，其创始人高济川先生以精湛的技术和独特的风格，设计出传统玉器素活作品《翡翠四方鼎》，该作品引用了青铜鼎的器型、线条、纹饰来进行创作。

虽说《翡翠四方鼎》融入了青铜鼎的元素，但此玉鼎的造型却是简单朴素、外观刚健稳重、层次分明、纹饰华美有序，鼎盖雕刻的狮子精炼传神，总体呈现出简约而又不乏气势的视觉效果。

鼎底处为四条直角槽与四个尖锐的直三面角，由于传统的玉雕工具加工完成后只能形成一个弧线的圆角槽，却无法直接得到直角槽和四角的，这正是制作四方形玉器的工艺难点。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最后再用针依次紧挨着压，行内称该工艺手法为“顶撞工”，以此逐渐将圆角压成直角，但此法须大量消耗玉雕师的耐心与时间。

《翡翠四方鼎》无论是从设计还是题材来看，均是传承了数千年来的中华传统琢玉工艺与规矩，因此被奉为济兴成的经典玉器素活作品之一，与其齐名的济兴成玉器素活作品还有《和田白玉对罍》、《翡翠亭子炉》、《碧玉双狮钮饕餮纹扁瓶》、《翡翠三足狮钮炉》、《碧玉对花卉瓶》等。

古往今来，玉一直是人们对美好、高尚品格的向往与寄托载体，并以其独特的温润之美而广受大众喜爱；与“鼎”一样，玉器也是华夏文明的见证、中国文化的载体，玉文化则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玉文化中所言之“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干戈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瑕不掩瑜”的清正廉洁气魄，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细细品位其中奥妙，亦能使内心得到净化，这也是百年玉器字号“济兴成”一直在竭力传播与弘扬的的中华传统玉文化。

未来，我们会持续在传承玉文化的同时融入新时代创新，为传递玉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不懈努力。

以上部分图片源自台北故宫博物院Open Data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