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刁刘氏(新刁刘氏莎莎游四门)

作者：傅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内容提要：赋的起源和文体的形成，有源于楚辞、源于六诗、源于纵横家文、源于诸子等各种不同说法，学术界根据汉代辞赋作品的不同体制，区分为骚体赋、大赋、小赋等类别，又据时代先后，以骚体赋最早产生，渐渐影响到大赋的产生。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赋的起源，其实混淆了赋文体产生的历史时段，因而对汉代辞赋出现的不同面貌，不能提供合理的历史依据，故解释也就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说明赋文体发展的历史途径。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可知，在赋文体建立的过程中，楚辞的影响其实很晚，最少到汉武帝时才由南方传到北方，经过由南入北的辞赋家如枚乘等人的努力，以楚辞体与北方流传的以铺叙风物为特征的杂赋结合起来，遂在枚乘、司马相如等人手中建立起一种新型文体——大赋。

一、赋起源研究的清理

关于赋的起源问题，是赋研究中最为复杂，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因时代久远对史料的误读，学术界目前很难取得共识。本人也是长期思考这个问题，今据自己对史料的理解，略陈鄙见，以求教于方家。

综合学术界的研究，大致有源于《诗》、《楚辞》、纵横家言和徘词等几种说法。源于《诗》，是因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班固《两都赋序》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既称“或曰”，当是班固引别人的意见。班固是把赋作为润色鸿业的文体看的，与西汉作家仅以为娱乐之作的看法不同。所以他把赋抬到与《诗》一样崇高的地位，认为是《诗》之流。其《两都赋》的写作，也贯彻着这一主张，这也是《两都赋》在古代特别受到看重的原因。班固当然是从思想意义谈赋与《诗》的关系，还不完全是就文体溯源方面的考虑。不过，《诗》六义中本有赋，一般以为赋为写诗的方法，其义为铺陈。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认为赋文体是从敷陈的写法衍化而成。其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就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①由一种写作方法演化而成一种文体，其间的过程很难有证据去落实。但铺叙风物的写法，的确是赋文体的主要特征，这样溯源，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这些却不一定符合班固说“古诗之流”的意思，是后人的发挥。

除了“古诗之流”的说法外，还有“不歌而诵谓之赋”的说法，这出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班固《汉书·艺文志》是沿袭刘向的《别录》和《七略》，因而有人认为这个说法也来自刘向。不过，“古诗之流”重在讲赋的思想渊源，意在抬高赋的地位，“不歌而诵”则在讲赋的特点。《诗》本可以歌，也可以诵，孔子就说过“诵《诗》三百”②，这是就引《诗》的方法言。诵和赋应该是两种不同的诵读方法，《国语·周语》说“瞍赋矇诵”，赋和诵由不同的人职掌，可见有不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春秋列国朝聘，宾主多赋诗言志，盖随时口诵，不待乐奏也。《周语》析言之，故以‘瞍赋矇诵’并称，刘向统言之，故云‘不歌而诵谓之赋’。窃疑赋自有一种声调，细别之与歌不同，与诵亦不同。”③据曹道衡师《汉魏六朝辞赋》说，从《左传》记载看，“诵”一般指自我创作的诗，赋则既有引《诗》，也有自我创作的诗。就“诵”使用的情况看，春秋时已有将诵辞称作“诵”的记载了。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文公听舆人之诵就是。又如《诗·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赋也应该如此，所以曹道衡师说：“一些诗歌没有入乐歌唱，只是吟诵的，在春秋以前，常被称为‘诵’；又因‘不歌而诵’可以叫‘赋’，后来就把不歌而诵的作品称‘赋’。”④这是赋源于《诗》的解释。但汉赋种类多样，刘向就分为四类，如明显模仿《楚辞》和客主问答的赋，则上所述仅是赋的一种类型，其他的类型显然与《楚辞》和纵横家言有关，于是有人便提出《楚辞》和纵横家言是赋的来源的看法。

据曹明纲先生《赋学概论》说，班固在《离骚序》最早开启了这个说法。⑤《离骚序》说：“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⑥这是就《离骚》与赋同具“弘博丽雅”的文艺特征所言，与他在《两都赋序》中说“古诗之流”立足点不同。其实既然刘向在《七略》中将屈原二十五篇列为四类赋之一，就已经说明《楚辞》是赋的源头了。至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就明确说：“然则赋也者，而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者也。”⑦既接受了“古诗之流”的说法，又接受了《离骚》“为辞赋宗”的说法。但二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于《诗》，只是说“受命”，真正的拓宇，还是《楚辞》。的确，就汉赋写作看，明显受《楚辞》影响的，后人名之为骚体赋的，占有很重。丘琼荪先生《诗赋词曲概论》说：“赋导源于古诗，然而汉魏人之赋，所涵诗的成分非常之少，其格调的大部分，都从《楚辞》中来的。《楚辞》才是赋的真实的源泉。此外还受些孙卿赋的影响。”⑧的确，赋与《楚辞》的关系极近，汉人的记载也往往将辞与赋相并提。如《史记·屈贾列传》就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又说：“其后，宋玉、唐勒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人对辞赋并未作区分，而是统称为赋。又不仅辞，别的文体，如颂亦被称为赋，可见赋是一大概念。汉人辞赋不分，给后人辨体带来了困扰：赋是源于《楚辞》呢，还是《楚辞》本身就是赋呢？汉代模仿《楚辞》的作品，是辞呢，还是赋呢？这些也都是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

除了源于《楚辞》之说外，又有源于纵横家说辞的观点，这出自清人章学诚。章氏《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⑨章学诚此说，其实不仅纵横家一源，既有《诗》源说，也有战国诸子等，所以曹明纲先生称其为综合说。其后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辨诗》发挥说：“纵横者，赋之本。古者赋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于尊俎间。其说恢张谲宇，紬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鱼豢称：‘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文辩之雋也。’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禅》《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緐，赋之末流尔也。”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意见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后人根据汉代既有的赋文体特征，以及汉人关于赋名称的使用情况而进行探究的结果。赋兴于汉，从现存的赋作品看，汉赋的种类很多。早在汉代时，刘向就将赋分为四类，不管其依据是什么，但他关于赋有几类特征的观念是可以肯定的。今人对汉赋的认定和分类也有许多分歧，这是因为牵涉到什么是赋这一有歧见的问题。对赋有不同的定义，当然便会有不同的认定。根据马积高先生的划分，起码有这么几种被后人命名的种类：骚赋、文赋(包括“七”及“问答”“设论”等有韵者)、古赋、俗赋等。(11)这几种不同类型的赋，的确特征不一，其源当然也就不会是一个。所以才有前面所说的几种源头论者。我的观点是，研究者也许不应该以汉代产生的这些不同类型的赋作为依据，事实上这些不同类型的赋，是在赋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入，最后形成的。我们应该从前往后看，看赋在一开始是怎么定体的，其后又是怎样开始发展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增加了哪些文体，最后又是怎么样完成定型的。

前贤关于赋起源的争论，似乎很难判断谁是谁非。但也许问题就出在这里，各家的讨论，都是以汉赋的现存形态作为依据来推溯渊源的，似乎谁也没有考虑到，汉赋的这些不同形态，其形成的时间并不相同，有些文体形态是在汉代才与赋结合，从而构成汉赋的特征。以上所述各家特征，都是汉赋之源，但放置在一起讨论，就增加了讨论的复杂性。作为基本的赋文体，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的发展中吸收了哪一家文体特征？由于上述各家特征与赋的关系一直难以厘清，这些问题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分析和解决。

仔细对赋文体发生发展作深入地研究，我以为解决的关键是弄清《楚辞》与赋文体的关系。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的看法是，《楚辞》不是赋的源，以往将它作为赋之源，是根据《楚辞》出现在战国楚国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体写作时间，研究者乃据此列出赋文体发生发展的顺序表，以为《楚辞》的产生在赋之前，因而也就是赋文体发展源头。考诸史实，其实并非如此，《楚辞》虽然产生在战国时期，但对北方文人发生影响却是在汉代，严格地说，要在景帝末、武帝初。在《楚辞》发生影响之前，赋只是作为一种简单的、具有多种文体含义的韵散相间的文体在北方流传，汉之前，秦人杂赋，可看作是其主要形态。但是到了景帝末及武帝时，流传于吴、楚、淮南之地的《楚辞》，开始传入北方。传介者就是吴、楚、淮南之地的游士，他们将自己擅长的纵横说辞与《楚辞》体结合起来，又吸收了流传在北方的杂赋体，终于在枚乘和司马相如的手里，建立了一种新文体——汉赋。这是本文的观点。以下从《楚辞》的产生和影响以及赋如何成立两方面展开讨论。

二、《楚辞》的产生和流布

《楚辞》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史记》最早为屈原列传，使得我们对屈原的事迹和作品有了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但是除了《史记》以外，的确在现存的战国史料中，没有屈原的点滴材料，这甚至引起了历史上有关屈原是否有其人的争论。经过学术界长期的研究、讨论，屈原和他的作品的真实性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基本认同，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史记》的材料外，也的确还未发现更为确凿的有关屈原的材料。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2号汉墓挖掘，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一篇被学术界认为是唐勒的赋残篇，证明了《史记》关于宋玉、唐勒的记载的可靠性，也间接地证明了《史记》关于屈原的记载的可靠性。1977年安徽阜阳市近郊双古堆汉墓挖掘，亦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如《诗》《易》等，多有与今本不同者。其中至为珍贵的是，有可信为《楚辞》者残简数字，一是《离骚》中的“寅吾以降”四字，一是《涉江》中的“不进旖(兮)奄回水”六字，字数虽少，其出自《楚辞》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最近北京大学获得一批海外校友所捐汉简，内有一篇七体文《反淫》，在第3883号简上具列了一批先贤名单，其中便有屈原、宋玉、唐革(勒)、景琐(景差)等，这是除《史记》之外西汉文献中第一次如此全备地关于楚辞作家名单的记录。这些汉简的出土，应该说提供了非常确凿和过硬的材料，证明了司马迁《史记》关于屈原和《楚辞》的记载是可信的。因此对于屈原和宋玉等《楚辞》作家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屈原是楚怀王时人，曾经受到楚怀王的重用，但后来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等人谗言，而疏远了屈原。其后怀王受秦人之欺，客死于秦。国人怨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害贤误国。子兰闻而生怒，进谗言于怀王之子顷襄王，于是放逐屈原于沅、湘一带。最后屈原投汨罗江而死。据司马迁说，屈原《离骚》作于受上官大夫之谗，被怀王疏远之后，但学术界的讨论基本认为是屈原流放时所作。屈原流放，据学术界考证前后有两次，一次在怀王时，被流放于汉北，一次是顷襄王时，被流放于江南。游国恩先生认为《离骚》作于屈原流放于江南时(12)，马茂元先生则认为作于流放于汉北时(13)。其他可信为屈原的作品，如《天问》《九歌》《九章》等，也都认为是屈原流放之后所作。从以上所述看，屈原在怀王后期就已经远离了楚国的政治中心，流放在偏僻的汉北和沅、湘一带，所以他的事迹和作品长期湮没，没有被人注意到。依据现存的材料，最早提到屈原的，应是贾谊。汉文帝四年(前176)，贾谊被谗遭疏，贬为长沙王傅，应该是这个时候他才在当地听说到屈原的事迹和作品，并在长沙凭吊屈原。《史记·贾谊列传》这样记述：“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其文说：“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14)明说“侧闻屈原”，“侧闻”即旁闻，说明贾谊至长沙始闻有屈原之事。因了屈原遭遇与自己颇有相同之处，故造湘江凭吊屈原。屈原精忠爱国，但却受到小人的谗害，他的遭遇得到了楚国人的同情。尤其是怀王见欺，屈原曾加以劝阻，以为秦乃虎狼之国，不可信，但怀王稚子子兰却鼓励怀王赴秦，害怕不去，会惹秦人不高兴。结果怀王客死，而子兰却不受处分并为令尹。怀王为秦人扣为人质，最终客死于秦之事，最为楚国人所深恨。《屈原列传》说：“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15)可见楚国人对子兰的愤怒和对屈原的同情。所以屈原的事迹在楚国民间是一直流传着的。但由于屈原是受顷襄王和子兰的迫害，故楚国朝廷中不会允许谈论屈原的事，也不会存有关于屈原事迹的记载。因此这可能是屈原的事迹和作品一直在楚国民间流传，甚至到了汉初也没有被中原地方的人所了解的原因(16)。贾谊作文凭吊以后，应当对屈原的事迹和作品的流传有帮助。至于刘安后来献《离骚》，并编《楚辞》，当是秦以后，屈原作品渐渐由沅、湘一带传至楚国其他地方。而刘安所都为寿春，正是楚国晚期的都城，至刘安时，其地当有屈原作品的流传。又，前言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楚辞》残简，其地亦是故楚之地。双古堆墓主为夏侯灶，时间当在汉文帝十五年(前165)，表明这个时候《楚辞》已传到了阜阳。

传世文献中记载首先对屈原作品进行整理的，是淮南王刘安。《汉书·淮南王安传》是这样记载的：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秘爱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17)

刘安入朝当在武帝建元二年(前139)，这个材料不见于《史记》，须知司马迁对屈原评价极高，并且因自身的原因，对屈原的遭遇和写作都有非一般人的理解。他将屈原与周文王、孔子等并提，说：“屈原放逐著《离骚》。”并归纳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屈原列传》中，他对屈原的为人和作品的评价是：“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8)此语应出自刘安(19)，如果是的话，则司马迁为刘安列传，似应写入传记。

上引《汉书》的记载，“使为《离骚传》”一语，因汉人记载不同，而让人感到迷惑。东汉高诱《淮南子·叙》所说与班固不同。他说：“初，安为辨达，善属文。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秘爱之。”高诱将此事系于文帝时，恐误。据高诱此说，刘安非为《离骚》作传，而是作赋。其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淮南崇朝而赋骚”，当亦据高诱之说。王念孙《读书杂志》四之九《汉书》“离骚传”条说：“‘传’为‘傅’，‘传’与‘赋’古字通。”王念孙认为《汉书》的“传”字是“傅”字之误，而“傅”与“赋”通。1993年江苏省连东海县尹湾汉墓所出汉简有《神乌傅》，亦证明了“傅”“赋”二字相通。王念孙还引《汉纪·孝武纪》为证。《汉纪》为汉末荀悦据《汉书》抄撮而成，其作“《离骚赋》”，是荀悦所见《汉书》，或如王念孙所说，原作“傅”，又转写为“赋”。王念孙认为，如果如颜师古所说“‘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则刘安“才虽敏，岂能旦受诏而食时成书乎？”刘安作《离骚赋》是什么意思呢？王念孙说是“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安辩驳，善为文辞，故使作《离骚赋》”(20)。王念孙所说似为有理，刘安若为《离骚》作传，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然《楚辞》卷一班孟坚《离骚序》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贰姚、有娀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如果说《汉书》所言不详，则同出于班固之手的《离骚序》已明谓刘安为《离骚》作传，而非作赋。班固所引“《国风》”一节文字，即刘安为《离骚》作传之“叙”，为司马迁所引用。若《离骚》为刘安所作，刘安不应如此夸大己作。更为明确的是，《离骚序》引《离骚》“五子以失家巷”句刘安传文，明见刘安所作是传，而非赋。又王逸《楚辞章句叙》称：“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章句》，则大义粲然。”王逸为《离骚》作注，当是见过刘安之书，明称其为“章句”，又可证明。(21)

除了这一迷惑外，这段话中的“使为《离骚传》”一语，到底是指刘安献《离骚》，武帝命其作传，还是指中秘藏有《离骚》，而让刘安作传呢？一般的解释认为是指刘安献《离骚》，我也倾向于这个说法。因为在刘安之前，确未闻朝廷有《离骚》的记载。刘安都寿春，正是楚故都。《汉书·地理志》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22)班固叙述吴、楚地理，连类而称《楚辞》于此流传，都见《楚辞》的流传和发生影响，是在汉景帝、武帝时的故楚之地，而且与天下娱游子弟如严助、朱买臣有关。《汉书·朱买臣传》记：“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23)这已经到了武帝时(24)。但朱买臣见武帝则言《楚辞》，可见他于家居学习时就已经熟读《楚辞》，并且以《楚辞》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这个时候已经是武帝时，前此淮南王刘安已经将《楚辞》进献给武帝，故此时武帝因朱买臣精《楚辞》而悦之。由于刘安及朱买臣等人的原因，《楚辞》才由故楚之地传播到朝廷。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传末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25)据此，司马迁在游历江南前读过《离骚》等作品。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自己年二十而南游，这二十当于何年？史家分别有元朔三年、元鼎元年、元封元年的说法。这三个说法直接涉及司马迁的生年，主元朔三年者，则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主元鼎元年者，则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主元封元年者，则司马迁生于武帝元光六年。即使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时，至武帝登位，司马迁才五岁。因此可见司马迁能够读到《离骚》，是武帝时无疑，这与《楚辞》的传播时间也正相合。

据以上所论，我以为屈原的作品，虽产生于战国时期，但因各种原因，而只在他流放的地域流传，汉文帝时贾谊至长沙，始据当地故老传说得知屈原事迹和作品，并仿效屈原作品写作了《弔屈原》一文。贾谊这篇作品，后人往往称为赋，然《文选》却作吊文收录，说明在贾谊时并没有将这样的作品称为赋。称作赋的，只是在赋文体流行之后，且楚辞亦被视为赋的观念流行之后才发生的。屈原作品最早流传在长沙一带，即屈原死处，但从《淮南王安传》及《朱买臣传》看，起码在汉景帝时，屈原作品及楚辞已经在故楚之地的淮南以及吴地一带流传，并为当时的文士所熟悉。熟悉楚辞体的文士如枚乘等人，因发觉吴王谋逆，遂离开吴国北上游梁，最终以楚辞体与北方的杂赋体结合，并参之纵横之文，创为汉赋一体。然枚乘等人的写作，仍然停留在地方。其时正逢景帝不好辞赋，枚乘等人写作，当不会在朝廷引起太大反响。但到了武帝时，崇礼官，考文章，于时崇文，彬彬大盛，而刘安亦于此时将屈原作品进献武帝，朝廷或许此时始知有屈原作品，才会有武帝后来征召枚乘、司马相如之事。

三、赋起源于《诗》说的检讨

赋源于《诗》，是传统的说法，盖因《诗》有六义。六义的说法，一来自《周礼·春官》，一来自《诗大序》。《周礼·春官》提出的是“六诗”说，所谓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则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顺序相同，是《诗序》用《周礼》之文。班固《两都赋序》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26)班固此说有两个意思，一是抬高赋的地位，故以为赋文体从《诗》六义之“赋”发展而来，是汉代的赋亦是润色鸿业，雅颂之亚的文体；其次，六义之赋，其义训为“铺”，正是赋文体的写作特征。但六义中的赋，只是一种写作方法，并不能说这种写法直接就发展成了一种文体。但这种写法在《诗》通行的两周题名为赋，在后世产生的亦称名为赋的文体，二者之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诗》在两周时是通过管理音乐的太师完成其礼乐教化的功能的，所谓六义，当也是太师所定。《诗》视其使用的场合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毛诗序》的意思大多出自太师。将《诗》分为风、雅、颂三类，而《诗》如何表现其意义，则由赋、比、兴的使用构成。作为写作方法的赋，前人最基本的解释是铺，郑玄《周礼注》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铺是直接铺陈的意思，对当前政教善恶直接发表意见，不须假借外物以为比喻，所以赋是作为与比、兴不同的表达特点而提出来的概念(27)。除了作为写作方法的意义外，先秦文献中还以赋指讽诵称引。《国语·周语》记召公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土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28)韦昭注说：“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这里的赋，当然不是指作诗的方法，而是指诵诗的方法。文献称瞍赋、矇诵，韦昭说“矇主弦歌讽诵，诵谓箴谏之语也”。似与赋略有不同。盖诵用弦歌，赋则不歌，故班固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以是观之，“赋”似乎是指朗诵诗歌，“赋”在这里是动词，用于“赋诗言志”之“赋”。写诗的方法和引诗的方法都名曰赋，是有其共同特征的，六诗的赋是铺陈、直接展开，不须迂回作比类，瞍赋的赋，指其直接称引，不须弦歌，但均表现为铺陈展开。瞍赋，据韦昭说是赋公卿所献诗，则见瞍不须自己作诗，只是公卿所作诗，不须经太师配乐，瞍以赋的声调诵引，以直接规谏人君。这种不须弦歌的方式，表明周人并没有诗乐舞必须相配的制度，天子听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各有各的职分，各自按照制度规定的方法表达。但这种制度都是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才能得以贯彻的，到了春秋以后，礼崩乐坏，这样的制度应该不能保存了，而原来通过赋、诵、箴向人君进谏的方式，则转为社会中别种场合使用的功能。随着不同目的和功能的要求，新文体也随即产生，一种被称作赋的文体也就逐渐地应运而出现了。《左传》隐公元年记郑庄公与母姜氏于大隧之中互为赋，其辞为自己作，似已表明赋文体的出现。当然，庄公和其母姜氏所赋之词，并未称为赋，但这种通过不歌的方式而诵的文辞，符合直陈的特点，故史臣用“赋”称之。这表明在其后出现的以类似方式表达且非诵经典成文的文辞，因与赋的方法有关，遂名之为赋，也是自然而然的了。正如后世的乐府一样，本来是管理乐府的机关，但后人遂以产生于乐府机关中的辞称为乐府。作为文体名称的赋，也当如此。这种形式产生的作品，《左传》中还有一些记载，如僖公五年传记士

赋：“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杜预注：“士

自作诗也。”此自作诗，是士

据眼前事而发，直言之，亦不歌而诵，符合赋的特点，故《左传》记为“退而赋”。又如僖公二十八年传：“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左传》称为诵，即不歌之诵，亦赋也。此外，《左传》及其他诸子书中所记谣、讴、谚等，亦合于赋的特点，皆出自民间自作。《左传》宣公二年记宋城者讴：“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华元则让其骖乘亦讴答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妙在有讴有答，皆就眼前事自作诗直言之，名虽为讴，实即赋。又典籍所记之歌，当以一种声调唱出，但不须乐配，内容亦就眼前事自作词，实质上与诵、讴相类，亦是赋类。如《左传》哀公二十年传记哀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又《论语·微子》所记楚狂接舆之歌等，虽名为歌，实即赋体。

班固《汉书·艺文志》又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是赋的又一个定义，与《国语》所记的瞍赋又有不同。据韦昭说，瞍赋的辞是“公卿列士所献诗”，则瞍所赋非自己所作辞，而班固所说的“不歌而诵谓之赋”，据班固自己的解释是：“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列为大夫也。”这是说从登高感物而赋中，可以考知一个人的才能，可者则为大夫。这“登高能赋”所赋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引《诗》呢？还是辞自己作？孔颖达《正义》这样解释说：“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据此，似乎所赋者非《诗》，而是自己作辞。又据《毛诗·定之方中传》说：“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这并列的“九能”，都指作者自己的能力，而铭、诔、说、语等，都是作者自己造辞，亦可证这个登高能赋，所赋即作者自己语辞。这说明赋自六义之一的写作方法，发展至赋诗言志的称引方法，再至赋自己所作辞，已经具备了一种文体产生的条件，具有了这种文体需要的特征，赋文体的产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韩诗外传》卷七记孔子游于景山，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于是子路、子贡、颜渊各为赋，此引颜渊所赋：

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凑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子路)何进而救？赐(子贡)何难而解？(29)

这个记载对于赋文体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意义，虽然我们知道《韩诗外传》所记并非孔子师弟间的真实谈话，而是汉人的议论，但这一记载向我们证明了“登高而赋”是怎样的情形，也证实了我们上文所说的赋文体正是在称引方式之下而产生的论断。从上引子贡这篇文字看，的确符合汉人对赋的认知特征。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赋本源于《诗》之六义，本是写诗的方法，后引申为诵诗的方法，再引申为赋诗，随着乐诗的分离，赋文体渐渐产生了，故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30)上举典籍所记诸赋、讴、谣、谚、歌等，虽未必皆是贤人失志之士，但能够临事而作词，皆合赋的特点，故赋作为这种形式下写作的文体总名，也就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这种形式的赋，早期都还显示出短歌的特征，但到战国时，游士骋词，则又在这种形式上发展为长篇。章太炎先生《检论》卷五说：“纵横出自行人，‘短长’诸策，实多口语。寻理本旨，无过数言，而务为纷葩，期于造次可听。溯其流别，实不歌而诵之赋也。秦、代、仪、轸之辞，所以异于《子虚》《大人》者，亦有韵无韵耳。”(31)章太炎先生以战国策文为赋，不求有韵与否，本质上应该是合理的，因为自春秋以来，如班固所说，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贤人失志者，心有所感，故临事自作词，这种写作的方法和形式，也合于战国策士。这是从赋文体的本质上而论，但文体既然有别，尤其是战国策文已经独立形成其文体特征，就不能再视为赋体了。不过，太炎先生的这种认识，对我们理解赋由作诗的方法到引诗的方法，再到独自成立为一种文体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四、赋文体的原始面貌及发展

最早的赋是什么样的文体，是否即汉人概念中的赋，限于材料，难以详知。我们现在能够见到最早标明为赋的文体，是荀子的五赋。这五篇赋的特点是谐隐的形式，在今本《荀子》中排在第二十二，但据唐人杨倞说，刘向整理时排在第二十六篇。那么这种文体命名为“赋”，到底出自荀子本人，还是后人整理时所加呢？如果出自荀子本人，则见赋作为文体已经出现在战国末，说明战国末时赋作为文体已经具有了特征。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金德建先生《荀子赋篇作于秦地考》(32)，提出四个证据证明此赋当作于秦时，甚至是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他所提的四个证据都有道理，尤其是第三个证据，根据秦杂赋不入《汉书·艺文志》的“杂赋类”，而入于“荀卿赋”，证明荀卿赋当作于秦地，确为有理。这可见秦人杂赋与荀子赋篇属于同一种文体类型，而荀子之所以写作这样的文体，正是他入秦后受到秦人流行这种文体的影响。不过，金德建先生并不以为此赋是荀子所写，推论以为荀卿弟子李斯所作，这个意见推测成分太多，没有任何证据，我们不取。

秦杂赋今已不传，《汉书·艺文志》赋类列有四类，第四类是杂赋，但秦杂赋不入从名称上看相同的第四类，却入于荀卿赋类，说明秦杂赋的“杂”并非文体杂乱之“杂”，当如《文选》诗类中“杂诗”之杂。按照李善的注，是不拘流例的意思，五臣注为“兴致不一”，是说其文体虽然是诗，但兴致不一，所以总列为一类，称为杂诗。秦杂赋也是如此，其特征是产生于秦地的赋，但非一人、也非一类，而总体特征又与荀卿赋相类，故总称“杂赋”。至于第四类，从《汉志》所列名称看，有客主、杂行出、颂德、杂四夷、兵赋、杂中贤失意、杂思慕悲哀死、杂鼓琴剑戏、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杂禽兽六畜昆虫、杂器械、草木、大杂、成相杂辞、隐书等等。与前三类明确有主名者完全不同。此类作品不仅无主名，甚至不知产生于何时、何地。秦杂赋应该也属无主名者，但其能入于荀卿类，可能是与荀卿类赋特征相类，此外，这一类作品可以明确定为秦人所作，因此并非如第四类杂乱无可统例，甚至为汉人所作有关。因此，我们认为，秦人杂赋当与荀子的赋相类，荀子利用当时民间流传的俗体略为加工，锻炼成篇，题名曰赋。赋的命名，或当时在民间已经有这种称呼，荀子取赋之名，而又据自己所作文主题，分别加以礼、知、云、蚕、箴等题。当时在民间流传的赋，应该包含了多种形式的说唱文，如成相等都可称为赋。其通俗的形式并不入文人之眼，但在民间流传却很广，为下层人所熟悉。所以秦人在统一天下之后，树立政令，便广为利用这种形式宣传政府的政策，如睡虎地秦简之《为吏之道》等便是。秦人不重文学，但杂赋却盛极一时，这与秦地文明化不如东方六国、文风不盛有关。就地域看，秦地处西北方，既不如东方六国之重经学，亦不如南方楚人之重文辞，因此，这种杂赋在秦时主要流传在秦地为主的北方。及至汉统一天下，地处东方徐楚的刘姓入主长安，原东方各诸侯国之才智之人亦多汇聚于长安，应该对秦人杂赋有所了解。这种杂赋虽未必能入东方文人眼目，但他们应该知道熟悉了这种文体，因此也能作为文献入藏于汉之中秘。这种文体应该在民间会有流传和使用，但被视为俗文，不一定会被士大夫看重，故传世文献也不加记载。

这种被称为赋的文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包容性，即它能够将先秦时期的诗、书等文献之外各种不同的押韵的俗文体都包括在内，因此它的实用性强，这在文体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秦汉时，是一个很好的能被士庶接受的条件。汉之初，士人可能不会看重这种俗文体，但对汉代初年的士人来说，他们有政治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多种需要，官府规定的文体，如笺、奏、表、疏等，远远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求，因此，这种能够包含多种形式的杂赋文体，应该能够提供他们在不同场合中使用。比如前举《韩诗外传》所记孔子弟子游景山时所赋之文，则是利用了这种杂赋形式而赋以政事内容。正因了这个原因，汉初因文体特征不明显，因此它便与许多邻近文体相混，或者说，《诗经》以后，除散体文以外，一些押韵文，也都可称为赋。如“成相辞”、谐隐文、颂等。按，汉人往往以赋与颂并提，如《汉书·淮南王传》说武帝每宴见刘安，“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又如《枚皋传》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这都是赋颂并提，是以颂为赋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相如撰《大人赋》奏上，说：“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33)这是直接以颂称赋了。又《汉书·王褒传》称：“太子(宣帝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34)按王褒有《洞箫赋》，载《文选》，后人不明白汉人关于赋与颂的理解，以为王褒《洞箫赋》以外，又有《洞箫颂》，其实是误识。同样这里的《甘泉》也应是指赋，而非颂。这些文体与汉赋相比，应该说界限还是可以区别的，但像贾谊等辞一类的赋，虽与枚、马不同，但也标赋名，因此后人有以骚体赋名之的，其实亦示区别而已。

杂赋先在秦地流行，汉朝建立以后，因建都于西京，故汉朝文人颇有吸收借鉴。从汉东方朔、枚皋等人常有诙谐一类作品看，似乎可以看出这种文体的影响。前引《汉书·枚皋传》说他“为赋颂，好嫚戏”。又说：“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35)大概都是指这种杂赋的文体。这一类赋系汉人所作，虽从秦杂赋来，但与秦杂赋又自不同，因此《汉书·艺文志》将其与秦杂赋分别开来，单立杂赋一类。

五、汉赋文体的形成

结合上文讨论，在以下关于汉赋文体形成的讨论中，我主要想就三个问题展开：一、《楚辞》是如何影响到汉赋的；二、北方的杂赋是什么样的形态，在赋文体形成过程中占据怎样的地位，起到怎样的作用；三、纵横家文与赋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如何在赋体成立中发生作用的。

上言楚辞在汉时主要在南方流传，至少在汉文帝时，故楚之地人比较熟悉楚辞。景帝末吴地游士枚乘等去吴游梁，可为楚辞北传的文献记载。楚辞传至朝廷，并令北方文士所知，当以刘安上武帝《离骚传》为有案可稽之文献。朱买臣当也是此时以名《楚辞》而入朝。

至于杂赋，则主要流传在秦地，熟习者当是秦人。汉朝建立后，东方士人入长安，应该对此种文体有所熟悉。杂赋没有流传下来，当与荀卿五赋以及成相辞、谐恢隐语等相合，此种文体长于唱诵，但亦长于铺叙风物。荀卿五赋，虽有寓意，然形式为咏物，故铺写物状为此文体功能，它与楚辞之长于写情抒怀不同。故楚辞与杂赋结合，即汉大赋主要成分。

宋玉有赋，但除了《九辩》外，其余皆有争议。若《高唐》《神女》等长篇铺叙物色，又以赋名篇者，似不当产生于战国末。又，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出竹简，有20余枚标题为“唐勒”的残简，当代学者或以赋名之，然简题并未标赋名，可见是今人臆度。据整理简报，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40至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至前118年之间。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18年(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写成。但书写时间的判断，跨度还太大，很难构成对我们判断《楚辞》北传时间的质疑。此外，“唐勒”既为篇题，则此篇是否即唐勒所作，尚待研究，因此简文的性质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楚辞与杂赋结合，产生如梁孝王门客所作莬园赋、柳赋等，但不能成为长篇，大赋的产生并成为规模，主要是纵横家文经络其中的作用。纵横家产自战国，秦灭六国，纵横之士亦受打击，值秦之时，潜伏于东方六国。至楚汉反秦，纵横家遂起而穿梭于各方势力之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的人如蒯通、郦食其也成名于一时。汉定江山后，纵横家分化，一部分栖身于地方诸王，成为门客，尤其是大国之客，往往蠢蠢而动，仍然保留着战国纵横家的遗绪，为个人私利而谋。也有栖身于朝廷大臣家者，如绛、灌门客，则是战国游客末流。以文才显者，有两类，一类是上智者，如陆贾、贾谊、陈平，既有儒家学术，又有纵横家之文辞，能以此为国家效力。另一类则变而为辞赋之士，因朝廷不好文辞，遂亦托身于地方诸王。如枚乘、邹阳等。他们熟习纵横文辞，亦熟习楚辞，当他们北之梁之后，因梁孝王建宫室台馆，应命咏物，遂以楚辞及杂赋结合而为一体，亦名为赋。但此类赋题材小，且规模不大，不能引起注意，直至枚乘在《反淫》基础上改写为《七发》，以及司马相如写作《子虚赋》，以纵横家文经络其中，大赋规模始成。

讨论如下：

汉赋的正式成立，一般认为是以枚乘《七发》为代表。将《七发》视为赋，是今人的理解，事实上，直到南朝萧统编《文选》仍然单立一体，而没有放在赋体内。《隋书·经籍志》亦将七体类编在箴、铭、诫、赞之体后，皆与赋不相关。汉代班固《两都赋序》历数汉武帝、宣帝时作赋之人，不数枚乘，不过他在《汉书·艺文志》屈原赋类中，却又列入枚乘，这可能与前面所说的汉人关于赋的大观念所致。从文体辨析的角度看，自汉魏乃至元明，七体亦未纳入赋类。但至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提出新的看法，他说：“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讬讽，亦谓之赋耳。”(36)这个观点不同于萧统以下之文体辨析家，但却与汉人认识相符。姚鼐辞赋类不仅收录了屈、宋楚辞，还收录如淳于髡的《讽齐威王》、庄辛的《说襄王》、东方朔的《答客难》、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文》《封禅文》、扬雄的《解嘲》《解难》等等，这个认识就本质上与我前文所说相合，即汉代士人除了熟悉的五经文献以及公府应用文体外，其因政治社会现实生活需要产生的文体要求，只能另外寻找合适的文体，而这些文体都带有铺叙和骋辞的特征。不过，姚鼐以为不必以韵否为限，但从赋在民间产生的情形看，战国末及秦，乃至汉初，还是以押韵合于说唱为主。姚鼐所认定的《答客难》一类，其实是汉代士人以战国纵横家文与赋结合而创建的一种新文体。这个文体从性质上看，与赋的铺陈扬厉相合，因此姚鼐将其视为赋，是有道理的。章太炎先生其实继承了姚鼐的说法，他是从骋词论纵横家文合于赋体的。姚、章之论，从本质上说明了纵横家文与赋间的关系，不过，尽管赋体是《诗》不作之后出现的以铺张骋词为特点各体文的总称，但若区分文体，还是应将纵横家文的骋词和《楚辞》的骋词等区分讨论。毫无疑问，纵横家文是赋体发展的重要条件，而纵横家的活动，则是尤其值得关注和讨论的。

我的意见是，在赋的发展过程中，汉初的纵横家文人是关键。汉代初年士人所受最多影响的是战国纵横家文，这从贾山、贾谊、陆贾、晁错等人的文章，明显可见。纵横家文铺张排比，纵横捭阖，最称汉人之心。尤其汉初士人多怀梗概情怀，关注国是，所言多兴亡之事，故虽排比辞句，并不以博文繁饰为意，这与汉武帝时赋家不同。纵横家是战国时显著的士人阶层，他们以个人的才学，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驰骋说辞，不日间便可位至卿相，纡青拖紫，因此纵横家在当时颇为读书人所羡慕。但随着秦皇统一天下，纵横家失去了用武的场所，势消焰息，但并没有完全灭迹。我们在秦汉的战争中，时常可以看到纵横家的身影。如郦食其、蒯通便是著名者。再如《汉书·张耳陈馀传》中的厮养卒、《鲸布传》中的随何，都有纵横家的身影。而明言学纵横短长之学的如主父偃、边通等，更是汉代纵横家的代表，《汉书·艺文志》便将主父偃列于纵横家。但随着汉定天下，这些纵横家彻底失去了场所，但我们在汉之诸王的身边，还是看到了具有纵横家性质的人群。如淮南王、吴王、梁王门下诸客，无疑有许多是学纵横之术的人。《汉书·艺文志》著录汉之纵横家者流有《蒯子》五篇，案，《汉书》本传记其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首，号曰《隽永》。邹阳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庄安》一篇、《待诏金马聊仓》三篇，所录仅此数人而已，蒯通本燕人，遊于齐，故高祖称为齐之辩士。生当楚汉相争之时，故颇能以舌建奇功。蒯通是战国策士在汉初的代表，楚汉角立，虽与战国形势复杂多变不同，但尚能为辩士提供舌囿，供其周游棋峙诸方之间，亦往往建奇功。及至汉天下已定，策士失去了游说的场所，汉家制度一定，朝廷不喜无用之策辞，故纵横家反覆之技无可施用，故改而栖于地方之诸王。汉初游于地方诸王的士人，人数众多，成分亦杂。有的仍然延续战国纵横家操弄权术、炫辞呈才、蛊惑人主的传统，希冀能在政治角斗中发挥作用，从而取得个人利益。《汉书·淮南王安传》记有客说王曰：“今慧星竟天，天下兵当大起。”此客当即此种纵横家流。《传》又记曰：“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游士妄作妖言，阿谀王，王喜，多赐予之。”(37)于此可见汉初诸王窥厕王室，而游士则有寻衅以动者。此种游士擅于说辞，往往直陈利害，直取人心，仍存战国策士遗风，如济北王门客公孙玃即是(38)。本来纵横家以权变及利害刻削成技，故修辞不以诚立，务求其能说动人主，因此炜烨其说，张皇其辞，铺张扬厉，不一而足，要之，骋辞是其特征。随着大汉王朝日益强盛，地方诸王虽有觊觎王权者，亦招士养士，以逞其异志。另外一种则与此不同，他们依靠个人熟知古事及善于判断形势、审度轻重的才能，以上客为期许，其所以依附于诸王，主要是朝廷不喜文辨之士，即使有机会也不过郎吏等，不如为大国上宾，如枚乘，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但他“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再如司马相如，他以赀为郎，景帝时为武骑常侍，但见到梁孝王门下诸士如枚乘、邹阳后，遂以病免官，乐得游梁为客。汉初诸王称大国者，有淮南、吴、楚、齐、梁，诸王皆能养士，而士多纵横者流，这与邹、鲁、河间重经术不同，故《汉书·邹阳传》说：“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39)辩知者即驰骋文辞之士。我们看淮南王刘安门客既著书，亦有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群臣赋四十四篇，可见其门下辞赋之士之盛。再如吴王，枚乘、邹阳、严忌皆先游吴，后始游梁。梁孝王自以文帝少子，为太后所宠，《汉书》本传记他“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復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40)梁王广治宫室园囿，促建了辞赋写作的动机，其门下诸客，既有奇术诡谋者，亦有辞赋之士，而辞赋之士实即纵横家的变种。奇术诡谋之士专心于权谋，辞赋之士则借宫室园囿逞才。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辨诗》所言极精辟。他说：“武帝之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41)纵横家在汉代转变为辞赋之士，并以文辞为其游诸王的长技。因此，在汉赋的写作和文体的成立，主要是由汉代纵横家文人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梁孝王时，当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人聚在一起时，“辞赋”一词便开始大量使用了。如《汉书·枚乘传》说枚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42)。这是孝王二十九年，即景帝前元七年时事，枚乘游梁，《通鉴》系在景帝前元二年，至此约五年时间，枚乘诸人已经成功在梁国以写作辞赋并引起了朝廷文人的注意，因此，司马相如才在梁孝王入朝时，因慕枚乘诸人而弃官游梁。梁孝王二十九年之前枚乘诸人所写辞赋有哪些作品，是什么样的面貌，尚不得而知。《西京杂记》卷四记梁孝王游于忘忧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其中未有司马相如，或此游在二十九年之前。观诸士所赋，皆咏物之作，且寓隐意，与荀卿赋略相似，赋文以四言写物居多，往往带以楚辞句式，似是辞与杂赋的混合体，或是枚乘诸人集诸梁国后，受杂赋影响所创新体，可视为大赋产生的前奏。

梁国是研究辞赋不可忽略的地方，贾谊是汉代朝廷文人中最早知道屈原的人，他从长沙到梁国，可能会把《楚辞》带过来。但当汉文帝时，这种作品在梁国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没有见到相关的记载。其后枚乘诸人从吴国来，他们在吴时应该熟知《楚辞》了，当他们游梁后，自然会以楚辞作为写作的基础。但《楚辞》抒写个情志较为合适，若托谕寄讽，或铺叙风物，可能不如杂赋，所以当梁孝王广建宫室馆阁平台，并要门客们歌咏时，他们就要创造一种新的文体了。《西京杂记》所记枚乘诸人赋，就是这种背景下创作的新文体。

《西京杂记》所记诸赋，规模狭小，题材内容也很平庸，并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当枚乘创作写出了《七发》，以及司马相如写出了《子虚赋》，其规模体制恰与汉武帝王朝奋发有为的气象相合，因此带来了文体上的革命，标志着汉大赋的成立，也为武帝朝在润色鸿业的要求上建立了恰当的文体。

枚乘的《七发》写作于何时，学术界有争议，我的意见是，不排除写在梁孝王时，其在吴时确曾写过类似《七发》的作品，这就是北大所藏汉简《反淫》。《反淫》的内容与《七发》多数相合，不仅涵《七发》所言七事中的六事，文辞字句亦多相符，仅辞句顺序有变化而已。但《反淫》所叙不止七事，而至少有十四事，尤其是《反淫》没有观涛的描写。在现存的《七发》结构里，观涛一段最为人所称道，但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观涛的文字与全文结构不甚相合，其篇幅明显较其他六事博繁且精彩富艳，尤其是极写涛水之种种情状声态，令人心魄振动。只此一节，后人郭璞、木华则敷衍为《江赋》《海赋》，结构全以此为蓝本，因此，结合《反淫》，我认为观涛一段是枚乘在《反淫》的基础上添加上去的，观涛一段文字应晚于其余六事的写作。《反淫》的作者不能确知，但观其涵盖《七发》，应当与《七发》有关系。又由于《反淫》罗列达九事之多，明显是七事还未固定前的蓝本。《反淫》未以数字标题，则见作者命题还是根据内容而定，至枚乘固定七事后，或枚乘定名为“七发”，或后人更定，已不能明了。《七发》以吴客说楚太子铺展全文，《反淫》则以魂魄对话构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枚乘《七发》写于吴王时，且谏吴王谋反事，内容敏感，应该不会直接以楚太子和吴客生题，而像《反淫》中以魂魄对话，则没有这个担忧。以魂魄对话构结全文，既合《渔父》传统，亦与战国以来问答体有关，这也是汉人依据文与辞两种文体改造后所创的新体(43)。

此外，无论《反淫》还是《七发》，所言诸事皆简明扼要，含讽谕之意，但像观涛一段，则与这个主题脱节，而纯粹是辞人骋辞夸物露才之作。因此，若说是《七发》实际上是枚乘到梁国以后，与诸辞赋之士切劘研讨，对《反淫》重加编写的作品，也是可说得通的。枚乘此时与司马相如、邹阳诸人，结合楚辞、纵横家文，以及北方流传的可以唱诵的杂赋，遂创为一新文体，概名之曰赋。《七发》因是在《反淫》基础上改写，故不名为赋，但其改写可能在《莬园赋》之后。可作为参照的文献，是司马相如在孝王二十九年，即前149年游梁，居数岁而作《子虚赋》，是见具有大赋规模的赋体，包括《七发》体的形成，应该是这个时期成立的。而据《西京杂记》所载，梁孝王诸客所写赋，多为咏物赋，这与枚乘的《七发》不同，也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不同，应该与秦杂赋文体更相近。这说明成立于梁孝王时的赋，虽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有诸客所作的咏物杂赋，其总名都是赋。由于司马相如的赋更具规模，影响更大，尤其是武帝的喜爱揄扬，遂使得这种赋广为人传，并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其余赋体则渐渐湮没不闻了。

从上讨论的结论是，汉赋文体的形成，由多重因素构成。就文体说，战国末以来流行于民间的说唱文体，总名为赋，至秦发展成为具有特征的秦杂赋。这种文体流行于以秦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汉代取得以后，东方士人入汉中，对这种文体有所熟悉，士庶中应该有所使用。与此同时，战国以来的纵横家并未消歇，在秦汉战争中，随处可见纵横家身影。他们惯于使用的纵横策文，在秦汉之争中一直在发挥作用，而当汉得天下，纵横家文仍然是当日士人擅长的文体，从陆贾、贾谊、晁错等人文可以见出。这种以骋辞为特征的文风，影响产生了多种文体，如问答体、辩难体，甚至书疏等。纵横家文在他们手里，又在汉代一统中得到了新的发展，他们以之论国是，辩存亡，排闼推阖，气势扬厉。这种文体写作主要表现在朝廷文人身上，至于游于诸王门下之士，则无如此宏达眼光和气局，往往以文辩为诸王所喜，故由游士变为辞赋之士，他们将流行于楚地的辞和汉初以来未衰歇的纵横家文，以及秦以来在北方流行的杂赋结合起来，遂创出赋体。其中由于司马相如《子虚赋》更符合汉人美学要求，遂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并被视为汉赋成立的标志，其实过程并不如此简单，而如上所言复杂得多。

①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②《论语·子路》，《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③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137页。

④《汉魏六朝辞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⑤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⑥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页。

⑦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134页。

⑧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39页。

⑨《章氏遗书》本，据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影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⑩章大炎：《国故论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8页。原标点有误，今改正。

(11)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12)参见《游国恩楚辞论文集·楚辞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8—94页。

(13)参见马茂元：《楚辞选·离骚解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4)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92页。

(15)《史记》，第2484页。

(16)《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记贾谊曾被汉文帝召回朝廷，对谈宣室，但居长安时间甚短，不能作为这时已经将《离骚》传回长安的根据。

(1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45页。

(18)《史记》，第3300、2482页。

(19)参见班固：《离骚序》，王逸《楚辞章句》引。

(20)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杂志》“离骚传”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

(21)此段材料及论证参见杨树达《离骚传与离骚赋》，《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北京：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262页。又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四《目录书之体制二·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44页。

(22)《汉书》，第1668页。

(23)《汉书》，第2791页。

(24)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系于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57页。

(25)《汉书》，第2503页。

(26)核诸文献，班固之前言诗六义者，有《周礼》和《毛诗序》，然若为《周礼》，似不应略称“或曰”，故颇以为班固实用《诗序》，但《毛诗》在班固时尚不显，因此《汉书·艺文志》也仅称“又有毛公之学”，是班固对《毛诗》所知甚少的缘故。

(27)贾公彦《周礼注疏》说：“凡言赋者，直陈君之善恶，不假外物为喻，故云铺陈者也。”按，此《疏》“不”字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作“更”，无校，《四库全书》本作“不”，当以“不”字为是。

(28)《士礼居丛书》本，清嘉庆黄丕烈读未见书斋刻。

(29)韩婴撰、许维通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8页。

(30)参见拙文：《赋的来源及其流辩》，《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31)章太炎：《检论》，《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7页。

(32)参见金德建：《古籍丛考》，《中华文史精刊》，北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52—53页。

(33)《史记》，第3063页。

(34)《汉书》，第2829页。

(35)《汉书》，第2366、2367页。

(36)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37)《汉书》，第2146页。

(38)《汉书·邹阳传》，第2356—2357页。

(39)《汉书》，第2353页。

(40)《汉书》，第2208页。

(41)《章故论衡·辨诗》，第128页。

(42)《汉书》，第2365页。

(43)关于《反淫》的研究，参见傅刚：《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反淫〉简说》，《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春秋左传》校注及研究”(项目编号：15ZDB071)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祖父刘守维是不是革命烈士，一直以来是我们一家人的心病。现在，终于能证实我祖父的烈士身份了！”8月10日，山西早期员、霍州籍（原霍县）革命先烈刘守维的孙子刘雄见到山西晚报记者时激动地说。今年6月，在霍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档案馆、市委党史研究中心等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刘雄终于找到了祖父的烈士档案。7月底，在霍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刘守维烈士纪念馆在其老家霍州市大张镇贾村正式落成。

投身革命 直至牺牲

霍州市档案馆馆长李国忠介绍，刘守维又名刘全瑞，字汉三，1901年出生于霍县贾村一个书香门第，为贾村刘氏重四门第十七代世孙。

1919年，刘守维受五四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开始在学校学习宣传《新青年》和陈独秀、李大钊的文章，参加了教育界发起的反帝反封建运动。1923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是山西早期党员之一。

1924年暑假期间，刘守维和韦思恭等人积极组织霍县青年学生认真学习他们从太原等地带回来的进步书籍、杂志和刊物，把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较早地传播到霍州大地，培育了最初的革命新芽。

1925年，刘守维组织和领导了省立一中学生进行罢课和游行，声援上海人民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年底，太原地执委成立（山西省委前身），他担任候补委员、组织部长。

1926年，刘守维以员的身份赴祁县、霍县、汾西、赵城，组织区乡农民协会，使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0万余人。同年8月，刘守维协助韦思恭建立了霍县第一个党组织——霍县支部。其后，刘守维被派往赵城县负责党的开辟创建工作，建立了赵城第一个党支部和赵城县委，他先后担任支部书记和县委书记。1927年，刘守维回霍县从事地下党交通员工作。

1928年2月11日-13日，刘守维参加山西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史称霍州会议）。1929年4月，霍县党组织第一次遭破坏，刘守维被捕入狱。

1927年到1929年三年间，刘守维先后留、彭真、贺昌、程子华、贺毓秀等人在家中隐蔽和养伤。

1935年农历正月十五，霍县党组织第二次遭破坏，刘守维再次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与刘守珍、刘九生等人积极编印党的宣传材料，张贴革命标语，奔走于全省各地，进行党的宣传组织活动。1938年2月27日，日寇侵占霍县，刘守维回到家乡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39年春，由于参与党的地下工作，被日军抓捕。在狱中，他遭受了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人的浩然正气和崇高品格。同年夏，他被组织营救出狱后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烈士遗骨终于找回妥善安葬

刘守维牺牲后，其妻张海桂在组织的帮助下，跟随队伍转移到洪洞赵城一带。由于张海桂重病缠身无法跟随队伍转移，就留在洪洞县上纪落村。在老乡的帮助下，张海桂病愈，之后改嫁当地一老乡。

“祖父牺牲时，我的父亲还未满两周岁。祖母离开霍县后，与老家再无联系。后来祖母去世，祖父刘守维一度被诬陷为‘叛徒’，我父亲也因此受到很大伤害，始终不愿再提及祖父的事迹。所以，祖父的故事一直不为我们后辈所知，他埋骨何地更无人知晓。”刘雄说。多年来，他经过苦苦寻找，一直想找到祖父的遗骨。

2014年，刘雄回到老家贾村，向村党支部提出寻找祖父遗骨的请求。在时任支部书记刘会元、村委会主任刘华华等村干部的精心组织下，众人寻线索、找证人，终于在当年9月1日找到刘守维的遗骸。随即，刘雄请相关权威资质部门对骨骼进行了DNA鉴定，确认为刘守维的遗骨。至此，时隔几十年后，刘守维的遗骨终于被找到，并被其后人妥善安葬。

身份确认 故地建馆慰英灵

“祖父到底是不是烈士？这么多年来，我们查找了很多历史资料，问了很多老人，很想证实这一点！”刘雄对山西晚报记者说，今年6月，他翻看记述刘守维事迹的回忆文章时发现，“霍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中有“刘守伟”烈士的名字，其出生时间和入党时间等信息基本与刘守维吻合，但不能确定与祖父是否为同一人。

今年6月，刘雄几经走访霍州市南塔烈士陵园、霍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霍州市档案馆、霍州市委党史研究中心等部门，在相关负责人的积极帮助下，终于找到了1981年当地存档的“刘守伟”“刘家瑞”两位烈士的档案。其中，“刘守伟”的“烈士身份及其基本情况考证表”上记载：“刘守伟”的直系亲属为母亲“任金珠”。

刘雄说，祖父刘守维有一个弟弟叫刘守纯，又叫刘家瑞。受哥哥的影响，刘守纯也参加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国。1946年，他被阎锡山的部队杀害。刘雄在“霍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上也查到了刘守纯的名字，其“烈士身份及其基本情况考证表”上登记的直系亲属为母亲“任金珠”。由此证明“刘守伟”与“刘家瑞”的母亲为同一人。另外，“刘守伟”的档案中记载的入党时间、牺牲的时间地点、埋葬地点与刘守维的情况吻合，也证明了烈士档案中的“刘守伟”即刘守维。

档案还记载：1952年10月18日，刘守维、刘守纯（刘家瑞）兄弟二人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由此，霍州市相关部门和刘家的后人终于证实刘守维的革命烈士身份。

“作为我省早期的人，刘守维为霍县、洪洞县乃至山西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了不让每一位烈士九泉之下无名，近日，在霍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当地筹备建立了刘守维烈士纪念馆。”霍州市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杜燕忠表示。

7月31日，对于刘家后人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刘守维烈士纪念馆在霍州正式建成。纪念馆展厅中，刘守维的生平简介、烈士大事记以及从事抗日活动的记载等，完整展现了其为了革命事业英勇奋斗的短暂人生。

星移物换，光阴荏苒，刘守维烈士当初苦苦追寻的理想也早已变为现实。刘雄激动地对着祖父的遗像说：“爷爷，您的后人都过上了幸福生活。为党和人民献身是您的光荣，更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身上传承着您的红色基因，我们也将追随您，听党话，跟党走，继续奔向美好的生活！”

山西晚报记者 刘江 实习生 杨尧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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