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从彦(罗从彦是哪里人)

深山简易古墓，墓主竟是南宋一位理学大儒

罗从彦墓，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水南街道上地村。始建于宋代，墓坐南向北，砖构，平面呈“风”字，三级墓坪，占地面积261平方米。封土前尚余两件梯形石碑座，明代碑刻《告罗豫章先生墓文》现藏于罗从彦特祠内。罗从彦是宋代著名理学家，与杨时、李侗、朱熹并称“延平四贤”，著述颇丰，是闽学文化的创始人之一。

名人墓葬是寻访难度较大的一个文保类别，寻访未果是常有的事。参观罗从彦特祠时，就与这位祠堂管钥匙的罗氏后人咨询罗从彦墓位置，经商量他同意帮忙带路。驱车出村至国道316，在路口几百米外进入另一路口。国道边立有“罗从彦安寝地”指路石碑。顺着不大的村路驱车约15分钟来到山上一个较为偏僻的村子。村子是一个不大的自然村，人口也就六七户。停好车，左侧一户人家旁顺着机耕路步行上山，几分钟后就看到了路边竹林中的罗从彦墓。

罗从彦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广东博罗县主簿任满归途中因病卒于武平，终年64岁。时值干戈扰攘，棂柩暂寄汀州开元寺。绍兴十年（1140年）门人李侗与罗从彦后人扶柩归葬于延平罗源里黄漈（今横际自然村），李侗为之撰《豫章罗先生墓志铭》。《南平县志·名胜志》载：“先儒罗从彦墓，在罗源里黄漈，宋郡守刘允济刻志，吴宗尧有祭文。”

罗从彦墓前原有碑三块：中为“宋大儒邹国公文质豫章罗先生之墓”；右为李侗祭文；左为嘉定六年郡守刘允济立志碑，可惜原碑均不存。明万历元年（1573）郡守、县丞督修，歙州人吴宗尧撰《告罗豫章先生墓文》现保存于罗从彦特祠内。

罗从彦墓应该是延平四贤中外观最为普通的墓，要不是文保碑，在旁经过很难相信这座外观简约的墓会是南宋一代大儒的墓。“闽学四贤”虽然都是从祀孔庙的名儒，但因生前际遇殊异，身后尊荣不尽相同。加上后人繁衍、成就等情况，墓地规模、传承保护确实也存在差异。而罗从彦墓处延平区郊区僻静山垅内，罗氏后裔历年清明祭扫，八百多年来草木荣枯，青冢无语，虽说不是豪华大墓，有幸这一古墓仍然较为完好的保存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沙县罗氏重修沙县城关的罗豫章祠，1993年辟为罗从彦纪念馆，2005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六批“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罗从彦墓与特祠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九批“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至此，罗从彦两座祠堂和墓均已被列入“省保”。

参观完罗从彦墓，向这位罗氏后人表达谢意。随后我们下山将其送至316国道边的罗源村口。夕阳西下，结束当天行程返程。

关于罗从彦：

罗从彦（1072-1135年），字仲素，学者称豫章先生。宋熙宁五年(1072年)，生于福建南剑州(今南平市)罗源里，后随其叔迁居沙县。少年时，从同邑学习，长大后笃志求道，闻杨时得河南二程(程颢、程颐)之学，便在元符三年(1100年)徒步到将乐，拜杨时为师。见面后三日，即“惊汗浃背”，大为感慨地说：不来将乐，“几虚过一生矣!”而杨时对罗从彦笃志求道也很赞赏，经过观察后认为：“惟从彦可与言道。”故在众多弟子中，独亲罗从彦。一天，讲授《易经》至“乾九四爻”时，杨时告诉罗从彦，从前，伊川(即程颐)对此讲解甚善。罗从彦便变卖田产，径赴河南洛阳，向程颐求教。回来后，在政和元年至七年(1111～1117年)，又先后3次，分别到南京(今河南商丘)、浙江萧山和毗陵(今江苏常州)随杨时学习，“尽裹其书以归”。前后师事杨时20余年，“尽得不传之秘”。

　为深入研究、传播理学，自重和元年(1118年)起，罗从彦筑室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以体验天地万物之理”；一面开馆授徒，一面辛勤著述。一时，从游者甚众，新安的朱松、延平的李侗、沙县的邓迪等都是罗从彦的高徒。罗从彦以传道继统自任，认为“五经”(即《诗》、《书》、《礼》、《乐》、《易》)是孔子所删定的，“三王之道，尽于此矣”，故要学者“先明五经，然后学《春秋》”，因为“五经论其理，《春秋》见之行事。《春秋》，圣人之用也。”他的许多言论“醇正”，体现儒家正统思想，而且具有辩证思想。

如在论述“治道”时指出：“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乱。”罗从彦论述“士行”也很富哲理：“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于懦。”当时，与罗从彦交好的沙县人陈渊(杨时女婿)，对罗从彦的学问和为人十分钦佩，曾对人说：“自吾交仲素，日闻所不闻。其奥学清节，真南州冠冕也!”

　绍兴二年(1132年)，罗从彦以特奏名授广东惠州博罗县主簿。时惠州州学新成，便奉命率诸生行释菜礼，“有洙泗龂龂气象”。绍兴五年(1135年)，自广东返闽，行至汀州武平病卒。淳祐七年(1247年)，朝廷从闽刑宪杨栋之请，赐谥文质；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从闽学臣熊尚文之请，从祀孔子庙庭，称先儒罗子。

　罗从彦是杨时的嫡传弟子，为学严毅清苦，一生以明道为己任。“上承龟山道南之绪，下启晦翁大成之学”，在福建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位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一生著述颇丰，有《诗解》、《春秋指归》、《语孟师论》、《中庸论》、《台衡录》、《二程语录》、《龟山语录》、《遵尧录》、《议论要语》、《诗文集》等，大部分已散佚，今有后人所辑《罗豫章先生集》行世。

资料来源：福建省志·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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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网然

---用镜头记录古建---

闽学奠基人——罗从彦

罗从彦 (1072～1135年)，字仲素，沙县城西洞天岩人。先祖原居江西南昌，旧属豫章郡，故世称豫章先生。为罗姓迁沙始祖唐元和十五年(820年)沙县尉罗周文的第十二代后裔。 罗从彦自幼刻苦好学，先从师于(事迹不详)，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与陈渊(见本书人物传)从师于程颢和程颐的嫡传弟子、闽学创始人杨时。初见杨时3日后即“惊汗浃背”，惊叹“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杨时也认为门下众多弟子中，“唯从彦可与言道”。 杨时讲学时，曾提及程颐对《易·乾九四爻》“所说甚佳”。罗从彦便变卖田产充作盘缠，前往洛阳当面向程颐请教，发现程颐所说的与从杨时处听到的相差无几。从洛阳回来之后，从师杨时更为虔诚。杨时任萧山县令期间，罗从彦多次长途跋涉，前去登门求教。经过20余年的潜心钻研，“终得杨时不传之秘”。 政和六年(1116年)，朱熹的老师李侗投书罗从彦，成为罗从彦的门下弟子。同一时期，朱熹的父亲朱松也拜从彦为师。这样，二程理学经历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代师承，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罗从彦“上传伊洛，下授延平”(宋礼部颂文质罗公祠祭文)，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靖康元年(1126年)罗从彦写成《圣宋遵尧录》8卷。《圣宋遵尧录》主要记载宋开国至宣和末(1125年)之间的“圣君贤臣”的活动，夹以“释言”，借以阐明道义，或进行讽谏，充分表现了罗从彦身为落魄书生，心忧家国君臣的忧患意识，也表达了他对政事的看法。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罗从彦年逾花甲，在多次赴考不第之后，以特科进士出任广东惠州博罗县主簿。 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任上，终年64岁。 嘉定六年(1213年)，南剑州太守刘允济访得《圣宋遵尧录》进献朝廷，为罗从彦请谥；宋淳六年(1246年)，福建提刑杨栋再次上书为罗从彦请谥。翌年，宋理宗下诏赐罗从彦谥号文质，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从祀于孔庙。 罗从彦的治学方法强调“静心”，即内心的省察，认为这“不唯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他认为修身养性的主要途径是“去心害”、“适正道”，即不为旁门邪说所惑，而要努力体验“周孔之心”，明周孔之“道”，做到这一点，则“尧舜人皆可为矣！”因此，他在罗家祠堂壁上写下一段话：“吾家自祖宗流传以来，一段清白之气不可不培，盖金帛虽多，积之数十年必散；田宇虽广，遗之数十代亦亡。孰若残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之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登斯堂者，各宜猛省！” 罗从彦的著作《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语孟师说》、　《中庸说》、　《台衡录》等均已散失。现存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重刻出版的《宋儒罗豫章先生全集》共12卷，收有《遵尧录》8卷；《二程先生语录》及《问答》1卷；《议论要语》1卷；其余的杂著和诗各1卷。

惠州书院赓续城市文脉：岭东雄郡人文蔚起，千年书院英才辈出

丰湖书院。 图片来源：《惠州名迹荟萃》

“千载讲堂人仰止，时从四百望崚嶒。”这是明代博罗举人韩晟《谒豫章祠》中纪念宋代理学家罗从彦的诗句。“四百”，寓意罗浮山之四百三十二峰。生长在罗浮山下的韩晟，对这位率先在惠州罗浮山创辟书院讲学的教育家无限景仰。

南宋绍兴二年（1132），福建延平人、豫章先生罗从彦在罗浮山创建钓鳌书院，汲取“二程”理学体系精华并发扬光大，嫡传至李侗，再由李侗传至朱熹，从而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师承四代的闽学一派，对中国宋代以降的思想发展和文化创造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明清两代，惠州书院无不与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陈献章、湛若水为代表的粤宗之学在罗浮山声著岭南，以薛侃、杨起元为代表的浙宗之学在惠州西湖朝气勃发；清代丰湖书院，则有梁鼎芬对东塾学派的阐扬尽致……

上世纪90年代丰湖书院山门。图片来源：《惠州名迹荟萃》

惠州书院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惠州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那些可触可感的书院古迹、口耳相传的山长流风、洋洋大观的讲章典籍，以及在惠州书院史上涌现的众多名人，都承载着惠州的城市记忆，赓续着惠州的城市文脉。

壹

宋代惠州书院：源自罗浮，倡起闽学

惠州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广东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州府之一。入宋后广东有州、县学63所，书院41所，其中广州居第一，惠州居第二。近代著名学者杜定友在《广东文化中心之今昔》一文中就指出：宋代广东书院“以南宋嘉定间之禺山书院、番山书院、相江书院、丰湖书院为最善。”

相对于南宋宝祐二年（1254）创建的丰湖书院，位于罗浮山的钓鳌书院则更早。绍兴二年（1132），61岁的罗从彦在多次赴考落第后，以特奏名的形式获乙科进士，授官到博罗县任主簿。当年八月，他受惠州太守周绾之命，“率诸生行释菜礼”。在古代，凡是初次入学的弟子，都要向孔子、先生行“释菜之礼”。这是惠州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一次释菜礼。

就任博罗县主簿期间，罗从彦特地选择在瑰丽灵秀、气象万千的罗浮山开坛讲学，设席授徒。在自我修行上，他在罗浮山“澄心静坐”三年，“穷天地万物之理，究古今事变之归”。释道交融的罗浮山不仅为罗从彦提供了静坐修身的绝佳环境，还让他有了一定程度的佛老体验。他认为“佛氏之学，端有悟入处。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窥”，赞同宰相赵普对太宗之所言，“以尧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

在惠州，罗从彦修改、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圣宋遵尧录》。绍圣五年（1135），罗从彦在讲学途中病死客舍，竟因家贫而数年无力归葬家乡。临终前，他完成了又一本重要著作——《议论要语》。状元石公辙作祭文赞罗从彦“往游罗浮，意气仙仙；欲成其书，归胡不遄”，这可谓是罗从彦在钓鳌书院勤勤讲学、亟亟著述的真实写照。

百余年后，惠州迎来了一位同为福建籍的贤太守刘克刚。刘克刚在惠州最大的政绩，就是将前任太守赵汝驭在淳祐四年（1244）所建的聚贤堂，改建为丰湖书院。他“以堂为夫子燕居，塑豫章先生像于晞是堂”，以志不忘罗从彦筚路蓝缕之功。

丰湖书院建成后，刘克刚“简生徒有志向者讲习其中，以州学教授兼山长”。令人感动的是，刘克刚在病重弥留之际仍记挂着丰湖书院的发展，把主管教育事务的官员叫到床前，再捐羡钱千缗以增建学舍。

丰湖书院的首任山长也是由刘克刚延请的，由归善县主簿郑济甫兼任。郑济甫，又名濬甫，字逢言，福建莆田人，与刘克刚之兄、南宋文学家刘克庄相友善。他累世业儒，学问渊雅，淳祐十年（1250）中进士，著有《经史考》，文章道德见重于时。郑济甫在《经史考自述》中称：“我朝诸儒接乎朱、吕氏（即朱熹、吕祖谦），理义之学大明，而经史百家众说淆乱，未能尽订而归一。”可以窥见创建之初的丰湖书院，既是程朱理学的传承者，更有着考订经史百家的学术研究功能。

丰湖书院。惠州报业全媒体记者钟畅新 摄

宋代惠州创建的各类书院，有文献可稽的不下14所。除了钓鳌书院、丰湖书院之外，名较著者尚有张留书院。顾名思义，张留书院是为纪念惠州宋代进士张宋卿、留正而设。考诸史实，张留二人皆与宋代理学名儒渊源深远。张宋卿是南宋经学大师陈鹏飞谪居惠州时的弟子；留正官居宰相，本身就是理学名臣，平生汲引理学人才不遗余力，一代理学大家朱熹也得到了他的提拔。南宋文学家陈亮在《谢留丞相启》中称赞留正：“重道崇儒之正学，素所讲明；立纲陈纪之大经，备尝议论。”史载，惠州人在罗浮山、惠州西湖各建立了一座张留书院，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理学。

正是得益于书院的理学传播，惠州一改两宋以前的文化蛮荒印象，文化教育渐及大众，崇文尚教之风渐盛，为惠州这座“梁化旧邦”增添了崭新的人文气象。据统计，宋代得中进士的惠州士子（仅统计归善、博罗两邑）多达25人，历史上仅次于明代的32人，难怪宋代惠州有“文物不下他州”的声誉。

贰

明代惠州书院：讲学勃兴，英才辈出

走过宋元两代130多年历史的丰湖书院，在朱元璋重视官学的明代初期被废止，改作归善县学。然而到了明代中期，各级官学因循守旧，弊病丛生，“科举嚣争，富贵熏心”，学风日渐衰颓，难以胜任育教人才的社会责任，这为沉寂百年的书院讲学提供了复兴的历史契机。而明代惠州书院的辉煌，则与王阳明、湛甘泉二人及其后学身体力行的讲学活动密不可分。

罗浮山朱明洞，湛若水曾在这里建朱明书院。 杨建业 摄

率先打破惠州书院沉闷局面的人首推增城人、南京吏部尚书、岭南大儒湛若水。作为陈白沙（即陈献章）的学术传人，湛若水“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据统计，他一生所建的书院遍布七省，不少于50所，其中仅在罗浮山就有3所书院，分别是朱明书院、青霞书院与天华精舍。

湛若水与惠州渊源极深。一则在成化八年（1472）湛若水七岁时曾随母亲避难归善举人李应家，在惠州度过了9年。李应官至广西南宁同知，成化元年（1465）弃官后在白鹤峰翟夫子舍讲学授徒，“其学专于治《书》，旁精律历，尤急人之难”。李应令湛若水“与诸子同学”，可见湛若水的启蒙老师极有可能就是李应。二则湛若水与罗从彦同属道南学脉，思想上颇有渊源，近代国学大师吕思勉认为“甘泉（即湛若水）之说，实与豫章之说息息相通”。

在这样的情缘之下，湛若水于嘉靖十五年（1536）致仕后第一时间在罗浮山兴建书院，成为推动罗浮山讲学活动的重要实践者，似乎有着不可言说的微妙。在湛若水的带动下，他的门生弟子大多都在罗浮山聚徒讲学。据明嘉靖戴璟《广东通志》记载，嘉靖年间广东八州府书院总数为56间，惠州有14间，仅次于广州，居广东第二。

对于这一盛况，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概括称：“是时湛甘泉（若水）治朱明，方西樵（献夫）治金牛，其后黄泰泉（佐）治泰霞，庞弼唐（嵩）治黄龙，叶春及治石洞，于时讲学之盛，海内莫有过于罗浮者，罗浮遂为道学之山。”罗浮山书院群成为有明广东乃至全国所瞩目的文化群落。

嘉靖中期的罗浮山注定是儒星璀璨。嘉靖二十一年（1542）夏，王阳明弟子薛侃为传播新兴的阳明心学，也从潮州来到罗浮山朱明洞。薛侃对罗浮山情有独钟，称“此山静僻，与尘寰逈别，故豫章处三年悟经旨自别，丹师成事者亦三十余人”，多少有点冲罗从彦而来的意思。

薛侃在罗浮山至少寓居两年，但讲学阵地并不在罗浮，而在惠州西湖。同年十二月，薛侃过惠城，受惠州学者叶时、谢宪、刘梧的挽留，在丰山永福寺布道讲学，从游者有数十人，“四方之士，负笈接武至”，“惠人于是广见闻，知法门自有真矣”。

薛侃像。 严艺超 翻拍

作为新知的传播者，薛侃与惠州学子在论学过程中不仅有互动，而且多与辨析。曾编纂《惠州府志》的归善学者刘梧，字继美，自号古狂，更“与薛侃辩心性十余书，侃不能难。尝作自赞曰：不朱（熹）不陆（九渊），不湛（若水）不王（守仁），远观之刘继美，近观之刘古狂”。惠州士子当时思想的开放包容和学风的严谨淳厚由此可见。他们不存门户偏见，转益多师，博采众长，著作迭现，每多新说创见，思想学术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是晚明惠州人文学术繁荣的先导。

湛若水、薛侃等理学名儒在惠州讲学，对中晚明惠州地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惠州迎来了一股自由论学辩难之风，大大提高了教育与文化的普及程度。随着文化学术重心的下移，读书种子得以广为撒播，造就了晚明时期惠州英才辈出的局面。

其时，涌现了代表着明代惠州文人最高水平的群体——“湖上五先生”（叶萼、叶春及、叶梦熊、李学一、杨起元），他们各自渊源家学，青出于蓝，立身行道，以德业扬名于后世。叶梦熊父亲叶春芳、杨起元父亲杨传芳是湛若水的亲炙弟子，叶萼本人与父亲叶时、李学一父亲举师从薛侃，叶春及师从湛若水弟子庞嵩，杨起元更是成为王阳明的五传弟子，是阳明心学泰州学派的殿军人物。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广东参议周应治“允诸生之请”，属归善知县邓镳在惠州西湖元妙观旁建天泉书院。周应治是周敦颐后裔，他把书院取名为“天泉”可谓别有深意。因为朱熹曾在安徽齐云山创建天泉书院，继而湛若水讲学其中，再则“天泉”之名又含王阳明“天泉证道”之寓意。由此观之，惠州天泉书院之设，其书院教育指向意在追溯程朱学派，又融贯浙粤二宗。惠州开放包容、并蓄兼收的传统学风，在这里又一次得到生动的体现。

天泉书院建成后，周应治“择博士之贤者为之督率”，考其首主讲席者，即为叶萼。此外，杨起元也曾在天泉书院讲学，并著有《天泉会语》。著名音韵学家、藏书家陈第也曾在天泉书院论学，其诗《天泉书院论学似杨复所少宰》“三千冠带环桥水，无数天花落法筵。莫论从游俱顿悟，客来歌舞不知年”，生动地描绘了天泉书院欣欣向荣的盛况。

明代惠州书院的兴盛，与明代心学的昌盛有着密切关系。惠州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种种历史机缘，成为白沙、甘泉学说与阳明学说两大学派流播交融的地方。从嘉靖初期到万历后期，这近百年的时间里，惠州书院数量之多，师儒水平之高，追随学子之众，科举功名之盛，前所未有。这是惠州古代文化教育最为繁荣，思想学术最为活跃，社会文明成果最为丰硕的黄金时段，其深刻之影响贯穿晚明直达清初。

“惠阳讲学前朝盛，粤派王门自此开。”晚清惠州名士江逢辰吟咏西湖永福寺的这两句诗，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文化教育的盛况及影响。

叁

清代惠州书院：繁荣昌盛，厚积薄发

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六日下午未刻，一位器宇轩昂的青年在惠州府城大东门泊船登岸。惠州知府夏献铭得知后，立即差轿夫迎他入城。这位青年坐舆入城，经十字街，出平湖门，过陈公堤，很快就来到丰湖书院。他端望着“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的大门楹联，感慨万千：“湖山绝佳，真偕隐所也！”

这位27岁的青年，正是新任丰湖书院山长，后人称为“末代帝师”的梁鼎芬。古老书院与青年俊彦的碰撞，注定会擦出耀目的火花。梁鼎芬在任仅一年余，凭借创建“丰湖书藏”，就占据了中国书院史的一席之地。

梁鼎芬是清嘉庆七年（1802）伊秉绶重建丰湖书院之后的第29任山长。纵观丰湖书院发展史，可考稽的山长多达48名，数量上接近岳麓书院的55名。岳麓书院自北宋开宝九年（976）正式创立以来，历时千年，弦歌不绝，而丰湖书院则在明代整整停废了276年。可以说，丰湖书院是山长更换较为频繁的书院之一，这在中国书院史上并不多见。

刊载于康熙《惠州西湖志》的丰湖书院图。 严艺超 翻拍

在伊秉绶重建丰湖书院之前，惠州书院虽星星点点，但也赓续相传。清初，博罗有为了纪念知县胡大定的罗浮书院，惠城黄塘有知府吕应奎捐修的西湖书院。及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知府王煐购叶氏泌园址，与西湖书院址合并，建成丰湖书院。值得一提的是，王煐规定掌教书院的师儒由政府出面聘请，且由政府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甚至让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参与书院的教学活动，这使得丰湖书院带有明显的官方背景和色彩。康熙五十五年（1716），惠州知府李士瑜、连平州知州徐旭旦为颂扬广东提督王文雄，也曾重建丰湖书院。

清初时期的书院，办学权被牢牢掌控在各级官府手中，一方面失去了自由讲学的自由，另一方面则因为得到了官府的强力支持，迅猛发展起来。康熙六十一年（1722），归善知县孙能宽在惠东平山建西江书院；雍正九年（1731），知府吴简民迁丰湖书院至西湖永福寺侧，更名惠阳书院；乾隆四年（1739），归善知县陈哲在桥东建观澜书院；乾隆十年（1745）博罗知县康基田在罗阳建登峰书院……

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惠州书院，绘织成一张清代惠州人文胜景图，而图中的最亮处，是嘉庆七年（1802）伊秉绶重建的丰湖书院。书院建成后，伊秉绶踌躇满志地为书院头门撰书楹联：“学焉得其性之所近；览者将有感于斯文。”阐明书院的教育宗旨，并对师生寄以期许。又于门厅大书“敦重”二字，其跋语有云：“人需厚重也。重则威仪整，学问固。所以语云：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有“岭南第一才子”之誉的书院山长宋湘则为大门撰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

伊秉绶和宋湘身体力行，坚守白鹿学规，以倡导实学“救科举时代重八股、轻行谊之弊”，为书院乃至于整个惠州带来了一股朴实清新的学风。此后，伊、宋两人一直是丰湖书院的文化象征和标杆性人物，过往书院的文人墨客大多都会传诵一番。

梁鼎芬是丰湖书院历任山长中，继宋湘之后的第二位灵魂人物。梁主讲丰湖期间，增加斋课奖赏，选定五经读本，釐订学规及日记程式，刊布朱子白鹿洞教条诸大端。他在讲学时，继承了其师陈澧东塾学派的衣钵，本着“读有用之书，成有用之才；出可以效忠国家，处可以施教乡里”的宗旨，每日都以“事君以忠”、“人性本善”、“理义养心”等学说为教育理念来传道授业。

创建丰湖书藏，是梁鼎芬对惠州士风影响更为深刻亦更为深远的另一个重大举措。由于得到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书院很快收到各地捐来的大批书籍，多达46000余册。丰湖书藏的藏书数量最丰时达10万册，收藏的清代文集和省内外地方志最为丰富，这在当时广东乃至全国的书藏中都首屈一指。为了管理藏书，梁鼎芬还编撰了《丰湖书藏四约》，其中对藏书、借书的规定，体现出了近代图书馆的新理念，当之无愧在中国书院、图书馆发展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一页。

近代惠州名士黄佐咏丰湖书藏诗曰：“宋馆曾闻开秘阁，学官几见拥书城。士林嘉惠签三百，艳说丰湖第一声。”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历史上最后一任丰湖书院山长石德芬亦赞曰：“丰湖书藏仿焦山，四库旁罗非等闲。先集一编经著录，琅嬛何必绝人间。”琅嬛者，传说中天帝藏书的地方。

丰湖书藏的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惠州社会上的读书风尚，也有力地激发了惠州士子学术研究的热情，促进了地方文人学士学术研究风气的形成。梁鼎芬的学生、惠州进士江逢辰有诗咏道：“丰湖先生作书藏，小户人家知买书。但得五车搜旧蠹，不辞三月食无鱼。”丰湖书藏对惠州教风学风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晚清惠州所涌现的一大批才人俊杰，大都出自丰湖书院，亲炙过梁鼎芬的教诲，“丰湖十子”（江逢辰、李绮青、许寿田、杨寿昌等在列）便是其中代表。

时间还是回到光绪十二年（1886）的阳春三月，已经在丰湖书院安顿下来的梁鼎芬，开始规划今后的教程。他在三月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五更，大雨少止，书声四起，闻而乐之。”

漏夜里晨曦中响起来的郎朗书声，何尝不是惠州书院文化的最美诠释？

肆

传承创新：激扬城市自豪 激发奋进动力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文化薪火，书院相传。书院肇始于唐代，至南宋时发展成熟，经元、明、清三代，其文脉贯穿古今，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与载体，也是展示、认识、判断一时代一地方文化兴盛与否的重要窗口和衡尺。梳理惠州书院的兴起、兴盛、兴衰脉络，挖掘和升华书院文化和精神内涵底蕴，对于传承千年古城的历史文脉，增强惠州发展的城市自豪感，激扬岭东雄郡争创国内一流城市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动力，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作用。

在丰湖书院格物斋，由惠集西湖写生团主办的《翰墨丹青写西湖》书画展，吸引众多游客观赏品鉴。惠州报业全媒体记者周楠 摄

“门题山水小蓬瀛，前辈传经讲席横。一片湖云遮不住，藕花深处读书声。”这是著名诗人丘逢甲吟咏丰湖书院的诗句，其时为清宣统二年（1910），丰湖书院刚改为惠州府中学堂不久，距始创丰湖书院的南宋宝祐二年（1254）已有656年了，而诗人笔下的丰湖书院依然充满了蓬勃生机。作为当时惠州地区培育人才和涵养学术的最高学府，丰湖书院数百年的盛衰兴替，特别是清嘉庆以后的百年风华，记录了惠州文化教育曲折多变的发展历程，成为惠州城市厚重的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传统源流的象征和典型。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践行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要求，我们就要以文化自觉增强城市文化底蕴，着力探索实现惠州书院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惠州打造珠江东岸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重要地区和国内一流城市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滋养。

其一，惠州书院立德立人、见贤思齐的价值追求值得我们传承。总书记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文明自古始，就非常注重人的道德素质发展，将人的道德修养与治理天下融合于一体，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立功、立德、立言”。惠州书院教育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于学子人格德行培养的高度重视，乃至把德行放在比学业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来对待。梁鼎芬在丰湖书院内设范孟博祠与苏东坡祠，就是以东汉范滂和北宋苏轼的文章道德气节倡导诸生，导引学生见贤思齐，树立“澄清天下之志”。这一价值追求是契合时代要求的。

其二，惠州书院开放兼容、严谨治学的风格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兼有讲学、研究、聚书、祭祀等多种功能，自确立以来，就以教学相长、严谨治学的风格，对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传承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惠州书院也是如此，豫章学派、甘泉学派、阳明学派、东塾学派……无不在惠州的书院里圆融发展，充实壮大。反诸惠州士子，则能不受门庭地域限制，皆来书院学习。清代惠州知府程含章颁《教士示》，明确了丰湖书院的学规，养成了丰湖书院严谨治学的学术风格。光绪十八年（1892），丰湖书院山长邓承修有意延请康有为继任，特意送去生徒课艺272卷让康有为批阅。康氏阅毕，感慨地说：“佳卷甚多，才士如林，风气峻上，较学海、菊坡有过之无不及也。”言外之意，此时的丰湖书院，已经可以和学海堂、菊坡精舍等省级一流书院相媲美了。

丰湖书院举行古琴演奏和古琴文化交流活动。 惠州报业全媒体记者周楠 摄

其三，惠州书院学用一致、与时偕行的创新理念值得我们发扬光大。总书记指出：“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惠州书院教育也适应着社会的需要而发生着变革。尤其是到了近代，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还有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办学体制。光绪十年（1884），丰湖书院在课程上已经增加了西式军事训练的内容，学阵图、作壁垒、行队步等等。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发展工商实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崇雅书院学生、康有为弟子欧榘甲在游历美洲、南洋各国后，发出“开发实业，为建设国家第一要义，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的号召，并身体力行地与龙门举人刘士骥共同创办振华公司开发实业。

其四，惠州书院涵养良俗、振兴乡邦的蕴蓄功能值得借鉴。书院是教育和文化活动空间，也是文化保藏、精神蕴蓄，涵养正风良俗的重要载体和渠道，培育和强化了惠州城市崇文重教的士风和追求知识、教化的风尚，培育和向社会输送了一批批有道德人格、有学术著述、有功业建树的优秀人才，提高了惠州的教育文化质量和水平，藉此也扩大和提升了惠州的城市知名度和认同度，真正使“天下不敢小惠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丰湖书院改办为惠州府中学堂，结束了长达600多年的旧式教育办学历史。传统书院教育的转型，非但没有使惠州人才凋零，反而随着大批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新型知识阶层的产生，培养出邓铿、叶挺、邓演达、曾生等一批有学识、有血性的精英人才。

文化是城市的根和魂，是城市居民的精神家园，也是城市创新发展的底蕴和文化资源、精神支撑。惠州书院所蕴藏的精神文化力量，必将推动我们增强城市自豪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新时代蓝图里，奋力奔跑，砥砺前行！

(作者：蒋勤国 严艺超）

来源：惠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