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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日是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五日,元宵佳节,万人欢喜,举国同庆。紫禁城内十岁的神宗小皇帝,喜悦溢于言表,想想就心花怒放。
小皇帝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身旁的侍卫倒是尽责。
他既为皇帝,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和他平等。在两位皇太后之外,他所需要尊敬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居正张先生,另一个是“大伴”冯保。这种观念,不消说是来自皇太后那里。张、冯两人结合在一起,对今后的政治形势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一点,自然也不是当时不满十岁的万历皇帝所能理解的。
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有特殊的尊重,并称之为“元辅张先生”,其原因说来话长。在隆庆皇帝去世的时候,高拱是当时的“首撰”,即首席内阁大学士。高拱自以为是先皇的元老重臣,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新皇帝有事派人询问高拱的意见,他竟敢肆无忌禅地对使者说:“你自称奉了圣旨,我说这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的话。你难道能让我相信他真能管理天下大事吗?”在他的眼里,天子不过是小孩子,太后不过是妇道人家,这种狂安跋度是和人臣的身分决不能相容的。幸而上天保佑,还有忠臣张居正在,他立即献上奇计,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高拱。
1572年夏,有一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一个官官手执黄纸文书,这是两位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跪在前列的高拱不禁神色大变。他已经被蚝去官衔职位,并被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按照惯例,他从此就在原籍地方官的监视之下,终身不得离境。张居正在艰危之际保障了皇室的安全,建立了如此的殊勋,其取高拱而代之自属理所当然?
万历好酒,一则他自己爱喝,二则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万历自己也承认自己很好色。但他对专宠贵妃郑氏,有自己的说法:“肤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这样一个“勤劳”的妃子,把万历迷住了,万历日日宠幸,怎能不肾亏?
至于贪财一事,万历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说:“肤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在他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刮,他把钱当成命根,恨不得钻进金银堆里。
关于“气”,万历有说:“人熟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他认为惩治那些不听他的大臣,便是一种生气。然而,这个皇帝“气”倒是没有生太多,反正他对朝政爱理不理,但是他好可是不争的事实。
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可是他却未老先衰,更抽上了。可能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的影响。
这酒色财气外加一个,万历的身体能撑到五十八岁,已经是个奇迹。如此倦怠的脾性,他敢在当政后期近三十年不上朝,也没什么稀奇。黄仁宇先生笑称这万历以帝王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
确实如此,纵览明朝的十几个皇帝中,将先人的统治手段遗传得最彻底的当属万历帝,他既有祖传的愚暴,又有烟瘾。从一代名臣张居正去世开始,他就很少和大臣见面,直到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必须跟群臣见面的大典,万历帝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万历帝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他这一隐就是26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他才因“挺击案事件”勉强到金鉴殿上亮了一次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