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是什么时候(子夜是什么时候写的)

作者：林传祥（中国档案学会会员）

2023年1月是茅盾《子夜》问世九十周年。

九十年前的1933年1月，《子夜》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几乎同一时间，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开明书店的《中学生》均刊发宣传广告。叶圣陶在其主编的《中学生》广告上（一月三十一号）称：“本书为茅盾最近创作，描写1930年的中国社会现象，书中人物多至八九十，主角为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工人、知识分子青年等四类。书中故事除工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的利害冲突为总结构外，又包括了许多相互关联的小结构，如农村骚动，罢工，公债市场的斗争，青年的恋爱等，成为复杂生动的描写。全书三十余万言，而首尾经过时间，不过两个月，即此可见全书动作之紧张。”字数不多，却将小说基本轮廓勾画出来，且用“紧张”二字形容。有学者认为，这是最早评论《子夜》的文字。

《子夜》连环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叶雄/绘

当时的《东方杂志》《中学生》发行量很大，通过“官宣”，《子夜》很快成了“抢手货”，几个月内多次重版，畅销不衰。这一年适逢“国货年”，然“国货年”却成了《子夜》的“陪衬”，因此，有人将1933年称为“子夜年”，读《子夜》俨然成了那个年代的“时尚”。陈望道曾对茅盾说，“那些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子夜》描写到她们了”。更有甚者，有的竟还“对号入座”，比如茅盾有一表妹，认为书中的吴少奶奶林佩瑶就是以自己作“模特儿”的。

作为我国第一部成熟的现代长篇，《子夜》一降生，就获得了众多“拥趸”，人们议说《子夜》，评论《子夜》。

1933年3月出版的《戈壁》杂志第1卷第3期有一篇署名余定义的《评〈子夜〉》，文章从“内容”“立意”“技巧”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子夜》“结构庞大”，情节“复离”（复杂），“是很少有作品能够比拟得上的，甚至用研究《红楼梦》《水浒》的图解的方法，都很难适用于一九三O年的《子夜》”。他认为《子夜》只写了一半，是“半部《子夜》”，应将之前写的《春蚕》也“归纳在这总结构之内”。按他的理解，这“半部《子夜》”不应被孤立看待，那么是不是之后写的《秋收》《残冬》也要“归纳在这总结构之内”？文章将《子夜》扩展阅读，触角伸向茅盾其他篇制。大概他是看到“游离”的“农村部分”描写不应被游离，“孤立”的都市上海不该被孤立。

这篇文章似乎点出《子夜》某种“史诗”特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茅盾的创作确实显露出了这种一贯的追踪反映“大时代”的壮图。

《子夜》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1月初版，大32开平装本，共577页。墨绿色纹纸封面，竖写“子夜”二字为叶圣陶篆字书写。

吴宓先生1933年4月10日在《大公报》副刊撰文，对《子夜》的“大时代”描写大加赞赏，称自己为“最激赏此书者”。他是从艺术的角度看《子夜》的，用近乎文言的语调写出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不时穿插激射，具见曲而能直，复而能简之匠心，甚至每章之字数皆几乎相等（每章总在三十页左右）”“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茅盾君之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微，不可控搏。而其微细之处复能委婉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如此赞词，盛评绝顶。60年代，吴宓又翻出《子夜》乃至几乎茅盾所有小说，仔细研读。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对“新文学”向来不屑，却独对茅盾（后期还包括老舍等）作品表现出极大兴趣。

其实，吴宓的赞评在当时可能还是一种“标杆”，它比那些来自“左翼”同仁的誉奖似乎更有说服力。这也无怪乎《子夜》能够在很短时期内被快速“经典化”，因为有来自“不同阵营”的高度认同，甚至连人亦不得不承认“《子夜》写作技术甚佳”。

当时有一本书，叫《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作者钱俊瑞，经济学家）。这本书对《子夜》格外看重，将其作为“经济学论著”来处理，列入学生必修课中，要求学生阅读时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现状写出研究报告。书中虚拟了一个叫“朱永明”的学生正利用暑期埋头读《子夜》，他的“模样怪严肃的……他不是在欣赏小说，而像要从书里面解决什么严重问题，他正经到像在做算学”。在这里《子夜》被直接归入“架阁库”，专供“学术”之用。《子夜》融会雅俗，却又经界分明，将其作为专门的“学术”来研究中国经济，也算“雅”到了极致。

《子夜》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四月再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评论界对《子夜》总体持肯定态度。瞿秋白认为，“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申报》1941年11月16日有这样一篇报道：“茅盾之《子夜》，以大家庭作经，以投机商之没落作纬，固一有力之文艺作品，当年出版，轰动一时，较巴金之《家》更过之。”

新中国成立后，对《子夜》的解读，延续了三四十年代的主流评价，同时“赋能”作用也相当明显。1954年《文艺学习》第4期刊载的何家槐《子夜》一文即是一例。认为《子夜》是现实版“阶级斗争”教育的生动教材。

当时，为配合形势，茅盾计划要写一部《子夜》续篇，主题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书名叫《黎明》。吴荪甫“出走”之后究竟怎样？他要在续篇里有个交代。可是这部“续篇”仅开了个头，据说也有洋洋十余万字，因为不满意而被舍弃了，“续篇”手稿至今不知去向。

改革开放后，《子夜》又迎来了阅读潮，有了“新解读”。“审美”一词被引入评价中。老一代学者叶子铭认为：“一个杰出的建筑师，善于把散乱的钢筋、木材、砖瓦、水泥等建筑材料，结构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也善于把各种人物事件、矛盾冲突、环境场面组成一幅生动的人生图画。”《子夜》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有“结构之美”，它做到了“立主脑、密针线、脱窠臼”。当时的杭州大学教授张颂南也是较早从《子夜》中发掘“美”的一位学者，他把《子夜》的“美”概括为：“整体美与细节美”“流动美与静态美”“自然美与象征美”三个方面。以茅盾擅长的“象征”写法为例，吴老太爷及其随身携带的《太上感应篇》，一个是行将“风化”的僵尸，一个是附在行尸走肉上的“灵魂”。当“灵魂”拴住四小姐吴蕙芳，这位旧式家庭女子经过一番挣扎之后，毅然走出了吴公馆，名贵的“灵魂”——《太上感应篇》也在一场从窗外飘进的大雨中变成一堆烂纸。这样的“象征”写法确实耐人寻味。

《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锋派”“新写实主义”兴起，传统的审美观受到挑战，对《子夜》的审美解读也出现了变化。有人认为，由于《子夜》“主题先行”，概念化倾向明显，“导致缺乏艺术魅力，可读性差”。

果真如此吗？有学者指出，“主题必须先行”，因为“主题是选材的主帅、艺术构思的中枢、谋篇布局的根据”，“《子夜》模式未必不符合审美的标准”。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80年代初的褒崇，再到90年代的质疑与争鸣，90年过去了，《子夜》依然魅力不减，依然吸引着一批批读者作出新解读。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子夜》插图版插图 叶浅予绘

《子夜》1933年初版

《子夜》1979年英文版

茅盾先生的长篇小说《子夜》1933年1月正式出版，至今有90周年。90年来，这部作品的接受与阐释经历了跨世纪、跨时代、跨国界的历程。回望《子夜》不断经典化的过程，可以为当下文学创作提供一些弥足珍贵的启示。同时，以茅盾先生为名的茅盾文学奖今年再次开评，这是当前国内最重要、最权威的长篇小说评选活动，寄寓着读者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期待。在这个重要节点，重温茅盾先生的代表作，可以感受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在当下的赓续、创新和提升。

从“畅销书”成为“常销书”

1933年1月，《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在此前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上发表署名“侍”的《介绍〈子夜〉》：“中国新文坛自有长篇小说以来，大多数的题材尚属知识分子的青年男女生活，这部《子夜》虽也有青年男女生活的描写，而主要题材却是广阔得多了。”这应该是对《子夜》最早的接受和评价。第一位接受者的评介往往在以后的接受链条中代代相承，并不断被丰富和完善。一部文学经典正是在不断地被解读、被阐释中建构起来。

《子夜》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茅盾后来回忆说，这部小说“3个月内，重版4次；初版3000部，此后重版各为5000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据当时的“文坛消息”和“出版消息”记载，某一书店一天内竟售出百余册，复旦大学一处十天内共售四百本。

《子夜》不仅畅销，评论者的反应也相当迅捷。仅1933年一年，报刊上发表有关《子夜》的介绍、评论等就有30多篇，其中虽有不同的声音，但占据主流的是对《子夜》的高度评价。比如，禾金在《读茅盾底〈子夜〉》一文中认为：“从中国的新文艺产生以来，到现在为止，《子夜》还是一部在含量上突破一切纪录的长篇小说。”瞿秋白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论断。吴组缃在评《子夜》的文章中认为：“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吴宓则从艺术、美学上盛赞《子夜》的“如火如荼之美”，认为《子夜》是“结构最佳之书。……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尽管近年有学者考证该文未必出自吴宓之手，但不管出自何人，这种评价的存在确定无疑。到1934年又有多篇评论《子夜》的文章，此后几乎是不间断地出现，一直延续到1949年，《子夜》也从“畅销书”成为“常销书”。到1949年3月，《子夜》就印行了22版，总印数在10万册以上。到1951年12月，《子夜》出到26版。陈思广《〈子夜〉的版本流变与修改述论》统计，到2019年，《子夜》共重版50多次，总印数已达2523800册。新时期以后，《子夜》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连环画，两度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与此同时，《子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被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并获得了国际上的普遍赞誉。美国的夏志清虽然认为在技巧方面《子夜》并没超过茅盾作品《蚀》和《虹》的成就，但也承认“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与同时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德国学者顾彬在看到中国文学批评界个别人否定《子夜》时，针锋相对地提出茅盾是“符合时代的、创造体制宏伟的长篇小说的成功者”，并认为“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他却是一个技法高明的作家”。在日本，《子夜》是被翻译最多的中国现代小说之一，小野忍、竹内好、松井博光等日本知名学者都给予其很高的评价。日本文学研究学者筱田一士还把《子夜》编入“20世纪世界十大小说”。

经典不仅“百读不厌”，而且“百说不厌”

和鲁迅的《阿Q正传》相似的是，《子夜》一问世即刻被经典化。以后，在长期的接受历程中被不断地解读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子夜》进入学院派的研究，并进入文学史，获得高度评价。王瑶认为《子夜》“是《呐喊》以后最成功的创作”，刘绶松认为“是继鲁迅《阿Q正传》之后出现的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巨著”。丁易说：“《子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第一批茅盾研究专著，都对《子夜》给予重点关注。王西彦出版《论〈子夜〉》，这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子夜》的著作。到新时期和新世纪，先后又有孙中田、李城希等人的专著问世。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再到新时代，《子夜》一直是茅盾研究和评价的焦点、重点和热点，经历了“经典化—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历程。从《子夜》问世到20世纪80年代，其经典地位基本确立。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出现了“去经典化”的声音，个别研究者否定《子夜》，曾引起轩然大波。事实上，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子夜》的文学史地位，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子夜》的关注热情。到了新世纪，研究者重新捡拾《子夜》，对《子夜》进行了多种解读和多元阐释，这也是“再经典化”的过程。研究者不仅从文学性，更从政治、经济、金融、社会、伦理、文化、人性、传播、现代性、先锋性等多重视角对《子夜》进行再解读，同时，也将《子夜》与都市文学、左翼文学运动、海派的另一种传统等诸多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再阐释，体现出宽广的“大文学”视野。这种多重视角的再解读和再阐释正反映出《子夜》丰富的内蕴，从而延续了《子夜》的生命。

经典作品作为一个民族乃至世界的精神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累积性的成果和文化记忆，需要被不断地再解读、再阐释和价值重估。学者詹福瑞在《论经典》中指出：“在传播过程中，历代读者对经典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并同经典文本一同流传。因此，经典在其原生的文本层之外，又累积成了经典的次生层。”这种次生层拓展了经典的价值内涵和意义空间，从而让经典在不同的语境下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正因为经典是一个不断被解读、被阐释、被建构的过程，所以说，经典不仅“百读不厌”，而且“百说不厌”。这也可以说是经典延续生命的奥秘。《子夜》正是这样。

“未尝敢‘粗制滥造’，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新时代呼唤着新文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温《子夜》、梳理《子夜》经典化进程，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

《子夜》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春末夏初的上海，主要讲述资本家吴荪甫为发展民族工业，筹组经营信托公司，兼并八个小厂，既受困于劳资冲突，更受到金融资本家的围堵，最终失败的悲剧故事。这当然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在小说中被镶嵌在1930年5月至7月这段真实的时间里。这个时间段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小说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位置。正如朱栋霖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中所说：“茅盾在《子夜》中所选取和诠释的历史事件，表明了他对所处的‘当代’的一些重要倾向的关注。”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当代作家承担着“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职责，需要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子夜》的创作在反映时代、书写时代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茅盾总是以自己的创作感应时代脉搏，展开时代思考，与时代同行。

茅盾说过：“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他回顾从1927年到1932年的创作经历，总结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茅盾是一位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和修养的小说家，正如叶圣陶所说，“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和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善于社会剖析是他的优长。《子夜》日译者之一的尾坂德司说这部小说“实为中国现实社会的解剖图”，高度肯定《子夜》的社会性品格。社会的表象层层叠叠，社会结构纷纭繁复，作家要锤炼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的能力，让作品富有鲜明的社会性意义。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是当代作家的神圣使命。茅盾说自己喜欢规模宏大、文笔绚烂的作品。这正是史诗性的品格，也是茅盾的创作追求。日本学者筱田一士之所以将《子夜》列入“20世纪世界十大小说”，看重的就是“全社会的想象力”，也就是史诗性。当下的中国小说创作，呼唤史诗性、全景式的恢宏作品。有一个时期，一些作家有意疏离史诗性，解构“宏大叙事”，片面青睐“私人化写作”“非理性写作”，小说内容沉湎于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坠入庸常，这显然是偏颇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有“史诗”。史诗性应该成为更多文艺家的创作追求。

（作者：王卫平、曹庆慧，分别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子夜》插图版插图 叶浅予绘

《子夜》1933年初版

《子夜》1979年英文版

茅盾先生的长篇小说《子夜》1933年1月正式出版，至今有90周年。90年来，这部作品的接受与阐释经历了跨世纪、跨时代、跨国界的历程。回望《子夜》不断经典化的过程，可以为当下文学创作提供一些弥足珍贵的启示。同时，以茅盾先生为名的茅盾文学奖今年再次开评，这是当前国内最重要、最权威的长篇小说评选活动，寄寓着读者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期待。在这个重要节点，重温茅盾先生的代表作，可以感受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在当下的赓续、创新和提升。

从“畅销书”成为“常销书”

1933年1月，《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在此前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上发表署名“侍”的《介绍〈子夜〉》：“中国新文坛自有长篇小说以来，大多数的题材尚属知识分子的青年男女生活，这部《子夜》虽也有青年男女生活的描写，而主要题材却是广阔得多了。”这应该是对《子夜》最早的接受和评价。第一位接受者的评介往往在以后的接受链条中代代相承，并不断被丰富和完善。一部文学经典正是在不断地被解读、被阐释中建构起来。

《子夜》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茅盾后来回忆说，这部小说“3个月内，重版4次；初版3000部，此后重版各为5000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据当时的“文坛消息”和“出版消息”记载，某一书店一天内竟售出百余册，复旦大学一处十天内共售四百本。

《子夜》不仅畅销，评论者的反应也相当迅捷。仅1933年一年，报刊上发表有关《子夜》的介绍、评论等就有30多篇，其中虽有不同的声音，但占据主流的是对《子夜》的高度评价。比如，禾金在《读茅盾底〈子夜〉》一文中认为：“从中国的新文艺产生以来，到现在为止，《子夜》还是一部在含量上突破一切纪录的长篇小说。”瞿秋白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论断。吴组缃在评《子夜》的文章中认为：“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吴宓则从艺术、美学上盛赞《子夜》的“如火如荼之美”，认为《子夜》是“结构最佳之书。……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尽管近年有学者考证该文未必出自吴宓之手，但不管出自何人，这种评价的存在确定无疑。到1934年又有多篇评论《子夜》的文章，此后几乎是不间断地出现，一直延续到1949年，《子夜》也从“畅销书”成为“常销书”。到1949年3月，《子夜》就印行了22版，总印数在10万册以上。到1951年12月，《子夜》出到26版。陈思广《〈子夜〉的版本流变与修改述论》统计，到2019年，《子夜》共重版50多次，总印数已达2523800册。新时期以后，《子夜》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连环画，两度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与此同时，《子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被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并获得了国际上的普遍赞誉。美国的夏志清虽然认为在技巧方面《子夜》并没超过茅盾作品《蚀》和《虹》的成就，但也承认“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与同时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德国学者顾彬在看到中国文学批评界个别人否定《子夜》时，针锋相对地提出茅盾是“符合时代的、创造体制宏伟的长篇小说的成功者”，并认为“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他却是一个技法高明的作家”。在日本，《子夜》是被翻译最多的中国现代小说之一，小野忍、竹内好、松井博光等日本知名学者都给予其很高的评价。日本文学研究学者筱田一士还把《子夜》编入“20世纪世界十大小说”。

经典不仅“百读不厌”，而且“百说不厌”

和鲁迅的《阿Q正传》相似的是，《子夜》一问世即刻被经典化。以后，在长期的接受历程中被不断地解读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子夜》进入学院派的研究，并进入文学史，获得高度评价。王瑶认为《子夜》“是《呐喊》以后最成功的创作”，刘绶松认为“是继鲁迅《阿Q正传》之后出现的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巨著”。丁易说：“《子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第一批茅盾研究专著，都对《子夜》给予重点关注。王西彦出版《论〈子夜〉》，这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子夜》的著作。到新时期和新世纪，先后又有孙中田、李城希等人的专著问世。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再到新时代，《子夜》一直是茅盾研究和评价的焦点、重点和热点，经历了“经典化—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历程。从《子夜》问世到20世纪80年代，其经典地位基本确立。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出现了“去经典化”的声音，个别研究者否定《子夜》，曾引起轩然大波。事实上，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子夜》的文学史地位，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子夜》的关注热情。到了新世纪，研究者重新捡拾《子夜》，对《子夜》进行了多种解读和多元阐释，这也是“再经典化”的过程。研究者不仅从文学性，更从政治、经济、金融、社会、伦理、文化、人性、传播、现代性、先锋性等多重视角对《子夜》进行再解读，同时，也将《子夜》与都市文学、左翼文学运动、海派的另一种传统等诸多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再阐释，体现出宽广的“大文学”视野。这种多重视角的再解读和再阐释正反映出《子夜》丰富的内蕴，从而延续了《子夜》的生命。

经典作品作为一个民族乃至世界的精神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累积性的成果和文化记忆，需要被不断地再解读、再阐释和价值重估。学者詹福瑞在《论经典》中指出：“在传播过程中，历代读者对经典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并同经典文本一同流传。因此，经典在其原生的文本层之外，又累积成了经典的次生层。”这种次生层拓展了经典的价值内涵和意义空间，从而让经典在不同的语境下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正因为经典是一个不断被解读、被阐释、被建构的过程，所以说，经典不仅“百读不厌”，而且“百说不厌”。这也可以说是经典延续生命的奥秘。《子夜》正是这样。

“未尝敢‘粗制滥造’，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新时代呼唤着新文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温《子夜》、梳理《子夜》经典化进程，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

《子夜》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春末夏初的上海，主要讲述资本家吴荪甫为发展民族工业，筹组经营信托公司，兼并八个小厂，既受困于劳资冲突，更受到金融资本家的围堵，最终失败的悲剧故事。这当然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在小说中被镶嵌在1930年5月至7月这段真实的时间里。这个时间段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小说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位置。正如朱栋霖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中所说：“茅盾在《子夜》中所选取和诠释的历史事件，表明了他对所处的‘当代’的一些重要倾向的关注。”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当代作家承担着“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职责，需要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子夜》的创作在反映时代、书写时代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茅盾总是以自己的创作感应时代脉搏，展开时代思考，与时代同行。

茅盾说过：“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他回顾从1927年到1932年的创作经历，总结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茅盾是一位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和修养的小说家，正如叶圣陶所说，“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和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善于社会剖析是他的优长。《子夜》日译者之一的尾坂德司说这部小说“实为中国现实社会的解剖图”，高度肯定《子夜》的社会性品格。社会的表象层层叠叠，社会结构纷纭繁复，作家要锤炼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的能力，让作品富有鲜明的社会性意义。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是当代作家的神圣使命。茅盾说自己喜欢规模宏大、文笔绚烂的作品。这正是史诗性的品格，也是茅盾的创作追求。日本学者筱田一士之所以将《子夜》列入“20世纪世界十大小说”，看重的就是“全社会的想象力”，也就是史诗性。当下的中国小说创作，呼唤史诗性、全景式的恢宏作品。有一个时期，一些作家有意疏离史诗性，解构“宏大叙事”，片面青睐“私人化写作”“非理性写作”，小说内容沉湎于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坠入庸常，这显然是偏颇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有“史诗”。史诗性应该成为更多文艺家的创作追求。

（作者：王卫平、曹庆慧，分别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