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4年(1374年属什么生肖)

数千华人被邻国抓走，惨遭奴役，朱元璋怒道：诛灭该国，救我子民

朱元璋，被称为“中兴华夏”之雄主，他驱逐蒙元，恢复中华，重建了东亚秩序。在明朝所有邻国中，以高丽国最为特殊。元朝时，高丽国既是中国的征东行省，同时也是个独立王国。此外，高丽王氏与元朝皇室世代通婚，几乎每代高丽王都娶了一位蒙古公主。

元朝灭亡后，高丽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与明朝建立了邦交。当时，高丽北接北元和女真，南接日本，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因此，朱元璋一开始便对高丽人表现了善意，希望将高丽拉到明朝一边。

1368年，也就是明朝建立的那一年，朱元璋就致书于高丽国王王颛，向他宣告明朝的成立，并要求他入贡。很快高丽国便接受了明朝的善意，与新政府建立了邦交。

一开始，明朝和高丽的关系十分密切，朱元璋对邻国的状况也十分关心。他常常致书劝导高丽王“修武备，植农桑”，同时还要小心蒙古、倭寇、女真等族的入侵。朱元璋对高丽王的语气，就像是父亲劝导儿子。

然而高丽人的一件恶行，却激发了朱元璋极大的愤慨。1372年，明朝使节出使高丽归来，向朱元璋报告说，有数千华人被关押在高丽，每日劳作，形同奴隶，生不如死。朱元璋闻言大怒：“东夷小丑，安敢欺侮吾子民！”

元末红巾军起义时，高丽曾派水陆两万名士兵到江淮地区帮助元朝镇压农民起义。这些高丽人不仅助纣为虐，回国前还抓走了数千华人，在国内充当奴隶。而这在志在恢复中华的朱元璋眼里，是不可容忍的！

就此，朱元璋有了发兵讨伐高丽的打算。他命驻扎于高丽边境的明军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同时还在边境囤积粮草，准备对高丽用兵。然而朱元璋也是清醒的，高丽虽然比明朝弱，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征服的，应先礼后兵。

因此，朱元璋首先向高丽王下达一封近似于白话文的国书：

“我是一个农家，与我中原作主；恁是箕子之国，新罗，乐浪郡相敌，掳了平[民]百姓，如今恁便都做了恁的奴婢。在先唐太宗征恁不得，他每不会征，后高宗都灭了恁国来！在后关先生那波男女，不理法度，只要贪淫，以此上他也坏了。”

朱元璋首先表明，自己虽然出身布衣，但现在是天下之主。高丽古称箕子之国，曾多次与中国交战。此前，汉武帝、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征讨高丽（其实王氏高丽和高氏高句丽没关系，没办法还是要强调一句），最终都成功了。而元末红巾军领袖关先生也曾攻打高丽，连破三京。即使有这些战争，高丽仍自不量力，把华人掠夺为奴隶。

朱元璋之所以强调这些典故，其实就是警告高丽人好自为之，尽早将华人奴隶释放回国，否则明朝和高丽必然兵戎相见！看到朱元璋朴实而充满威胁意味的圣旨，高丽国王被吓得不知所措，他赶紧遣使向朱元璋请罪，并于1374年放归所有华人奴隶。

因为此事，明朝与高丽的关系急剧恶化。高丽国开始对明朝阳奉阴违，之后更是明目张胆地与北元残余势力勾结，还接受了北元的册封。对此，朱元璋裸地威胁道：

“高丽古称东夷，圣人有言，夷狄，‘禽兽也’，轻交必离，重交必绝，未有能始终者”。

就此朱元璋已经直接将高丽骂成了禽兽之国。此外他还在圣旨里斥责高丽是“乱臣贼子，春秋所不容”。高丽接到圣旨后，索性破罐子破摔，准备主动挑起与明朝的战争。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高丽王在贪欲的驱使下，不顾群臣反对，执意派大将李成桂率数万人攻打鸭绿江边的铁岭卫。高丽国王傻，李成桂可不傻。他明白，即使是十个高丽国，也不可能是明朝的对手。因此，李成桂率军回师开城，直接废掉了高丽王，并自立为王，史称“威化岛回军”。

随后，李成桂派人前往南京，希望得到朱元璋的册封。由于高丽人屡次背叛，阳奉阴违，朱元璋对李成桂并不信任，只是承认了他权知国事的地位，拒绝册封他为王。不过朱元璋还是给了他一点面子，将李成桂的新王朝由高丽改为朝鲜。由此，延续500多年的朝鲜李朝建立了。

朱元璋虽然将高丽列为“不征之国”，但终其一生，都对高丽/朝鲜充满了警惕。即使新生的朝鲜对自己表现出顺服的态度，但朱元璋仍用严厉地语气警告他们：

“百战之兵，豪杰精锐，四方大定，无所施其勇，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繇渤，陆道辽隙，区区朝鲜，不足以具朝食，海何足以当之！”

言下之意便是，我大明国泰民安、兵强马壮，若你们再敢背叛，小心吃不了兜着走！在朱元璋的恩威并施之下，朝鲜果然不再敢反叛，他们年年入贡，成为明朝最重要的属国。

以宋朝为坐标，明朝是历史的“大跃退”

大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1368年―1644年），刚好包含了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

此时，欧洲人正在走出贫瘠落后的海岛圈栏，踏上寻找世界另一头的脚步。

另一端的大明王朝，君臣上下满脑子思考的是如何加强封建专制的步伐。

终于在公元1374年，洪武皇帝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在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地设置的海外贸易舶司，中国对外贸易宣布历史舞台。

而八十年后的西方，葡萄牙人迪亚士沿非洲海岸航线抵达好旺角。

从此，东西方文明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东方农耕文明与人类工业文明擦肩而过。

古老东方文明之所以从明朝落后，与朱元璋及其后代皇帝有着巨大的关系。

封建时代的皇帝都是重农抑商的，唯有宋朝皇帝是个例外。宋朝的工商经济空前繁荣，繁华程度达到历史之巅。

但到了明朝，这列工商业的火车被骤然拉下制动杆。洪武皇帝朱元璋放弃了宋朝打下的商业基础，把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小农经济的方式。

洪武皇帝是彻头彻尾的贫民出身，骨子里对宋朝的经济改革心有抵触。他曾说：

『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

在朱元璋眼里，农耕经济才是天下之本，任何商业经济都是投机倒把的小人行为，容易把人的头脑搞得复杂，社会随之惶惶不安。

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明朝重新走回重农抑商的传统模式，把偌大的帝国命脉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

当然，明朝的重农抑商也是大有好处的，最起码帝国会更加稳定，但代价是让社会经济极速“大退步”。

宋真宗全面推广的商业经济，把宋朝的收入推向了顶尖。当时的朝廷年收入达到一亿六千万两白银，而明朝的收入则显得捉襟见肘。

明史记载，明朝纯白银收入年平均300万两。再加纳粮的话，总体折算下来约为2000万两白银。收入最高的万历三十年也不过两千两百万两。

照这样计算，明朝的经济体量不到宋朝的14%。如此少量的经济体量下，农耕收入占八成，商业收入只有不到两成。

朝廷不再鼓励商业发展，表面看是朝廷收入在急剧下滑，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严重阻碍了整体社会生产的效能。

土地是固定的，在有限的土地上所产出的财富价值也是相对恒定的。

当社会经济模式单一化后，朝廷办起事来确实省心了，但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死循环当中，经济效能和民生质量不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另外，整个明朝近300年所铸造的铜钱不到千万贯，连宋朝两年的货币产出量都不到，看似货币体系十分稳定，殊不知是没有铸钱的必要。

犹记得，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过一句话说“明朝是用道德代替了法律”。

确实，明朝的社会道德约束强度也是空前绝后的。

出现这种状况与它的经济模式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单一化的自耕农经济，使得朝廷到地方办事趋于简单化，社会内部也更加稳定化，不会出现新的社会问题，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思考新的治理手段。

这里没有城乡门第观的意思。越是发达的城市越是法律和法治观念兴盛，越是相对欠发达的偏远农村往往更加依靠道德约束日常行为，当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明朝的经济单一，明法典也单一，最后直接用道德价值来替代法律的管理本位。一切问题都可以套用三纲五常的道德观来裁决。

到最后，帝国遍地都是道德文章闻名天下的大儒，也催生出一段最不务实的封建历史时期。一切都是经济模式所主导的结果，不要忘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朱元璋为什么一定要抑制封建商业发展呢，难道他不知道钱是好东西吗？

他要是不知道钱是好东西的话，他也不会揭竿而起。正是因为他太了解钱是什么，所以更要竭尽所能地限制商业。

大家是否记得朱元璋和沈万三的故事，故事或许是民间传说，但所有的传说都不是空穴来风。这段故事反映出朱元璋对商业和商人的痛恨。

朱元璋多疑的性格，他始终觉得商人是不牢靠的，商人的财富增长对老朱家所代表的皇权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他经常苦口婆心地劝天下人“农桑为衣食之本”。老老实实种地养家糊口才是正经劳动，吃饭吃自家种的粮食，穿衣用自家种的棉花织布，生活美滋滋也没有什么烦恼，何乐而不为。

虽然朱元璋极尽所能地忽悠，但老百姓肯定不傻，谁不知道吃肉穿绸的生活才是富贵人生。为了让大明臣民符合自己的想法，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手段。

比如，打击商业，明文规定商人家庭不能穿绸纱，老百姓不许出海。所有海外贸易换来的物品必须上交礼部。

为了限制商人经商，只停留在嘴上说说是不行的，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

朱元璋严格限制商人的行动自由，商人外出必须到官府报备，由官府出具通行证。如有违反者，直接定“游食之罪”，严重者脑袋搬家，轻者没收财产流放外地，至于科举之类的事想都别想了。

宋朝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商业经济模式，却被朱元璋的大明王朝彻底否定。

这次否定不单是经济水平倒退到数百年前的隋唐时期，更是一种社会思考方式的退步。

纵观封建中原王朝，每一个大朝代的出现，或多或少都会开创一种或多种方式，把历史推向良性的新高度。

唯有明朝，农民只知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无休止地重复着种地的动作，读书人满脑子都是“之乎者也”的八股文章。

大明王朝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下，“空有生存权，而无发展权”。满足了皇室老朱家三百年富贵，最终是让明清两代的人为之买单。

山西印象九：代县

离开王家大院后，下一站，前往代县去考察，这也是我们这次考察的重点。

代县隶属于忻州市，位于山西东北部。忻州是山西省面积最大的一个地级市，下设1区12县和1个县级市，代县是其中之一。不过，在古代，代县州郡级（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的建制要早于忻州，北周时就在此建立肆州，隋开皇五年（585年）改称代州。唐代，代州属于中都督府建制，高于一般的州郡，领有雁门、五台、繁峙、崞、唐林5县。唐以后代州建置历代不变，直至元年（1912年），废州称县，沿袭至今。

古老的代县县城

从城楼上俯瞰县城

边靖楼：初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意为守卫北边，使之安宁，后为州城的鼓楼

高大的城楼上，挂着“声闻四达”四个大字的牌匾

另一面则书写着“威震三关”四个大字

威震三关

夜幕下的代县古城楼

代州古城城址

代州城址， 位于代县上官镇东北街村四周。 呈长方形。现存东、西、北残墙数段和西门及其瓮城 1 座，角楼 2座，马面14座。此外还有东、西、北3 座关城。为明代遗存。1996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代县古城西城门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阿育王塔

代县阿育王塔坐落在代县政府大院内，俗称白塔，与边靖楼遥相对峙。据介绍，塔始建于隋仁寿元年(601年)，原为木结构，称龙兴寺塔。唐会昌二年(842年)灭佛，塔毁，大中元年(847年)重建，改"龙兴"为"圆果"。后寺毁，仅留此塔，高耸入云，甚为壮观。

传统的窗花，现已不多见

次日上午，前往坐落在代县县城西 9公里处的阳明堡镇七里铺村晋王李克用墓考察。

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晋王墓

关于李克用墓，百度百科 “代县” 条有所介绍，其云：晋王墓：墓地坐北朝南，由封土堆、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道通长 30余米，距墓门 3.8米的墓道两侧，自上而下均为仿木结构砖雕、彩绘图案粉饰。洞壁东西两侧各刊 “出行图” 和“仪仗图”。墓室为圆角方形石券穹隆顶结构，全部以石条砌成。腰部周围均为仿木结构石雕斗栱门窗。墓室内四周间隔立十二生肖石雕官服人像11尊。墓室东南方有墓志铭1合，盖上镌刻隶书“晋王墓志”。晋王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晋王墓，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却是这样的：

在一个类似农家大院里， 杂草丛生，几件石雕石刻物品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墓穴敞开，毫无保护措施。这样一幅景象， 总感觉与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地位不太相称。 或许是山西的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多，相关部门顾不过来更好地保护这座沙陀首领的墓葬了。

其实李克用的历史地位并不低，他从代北起家，做到河东节度使，与朱全忠一起，构成唐末中原地区的两大政治、军事势力之一，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唐朝政局；他是后唐王朝的奠基者，被尊奉为后唐太祖；特别是作为一个沙陀人，在他的身上却没有表现出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色彩，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他为唐末五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雁门山

代县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还在于它北边的一座山脉 —— 雁门山。

雁门山古称勾注山，唐代则称“陉岭”、”陉山 ”。 这里群峰挺拔， 地势险要。自建雁门关后，更有 “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史称它“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 ”。关于雁门山名称的由来，相传每年春来， 南雁北飞， 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名。

唐代，沙陀人从西域内迁中原后，被唐朝廷安置在陉岭以北地区，号 “陉山北沙陀”，从这里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占领代北、河东，最后击败后梁，建立后唐王朝。雁门关更是宋、明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势力重要的分界线，其与宁武关、偏关合称为“外三关”。

在前往雁门关的途中，经过一个 “试刀石”的地方，据说明末李自成与代州总管作战，曾在这块石头上试刀

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雁门关段

千百年来，不知多少行人行走在这条道路上

不少文人墨客在这里题字

当年的运输工具车辆应该是这样的吧

当时正在举办一场文化活动

古代的弩

近代的炮

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最后，附上唐代著名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诗一首：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李氏朝鲜的兴衰

朝鲜王朝（1392年—1910年），又称李氏朝鲜，简称李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封建王朝。

1258年崔氏武人被推翻，高丽国王恢复亲政。但蒙古军队的威胁迫使高丽国王求和自保，而原武人的三别抄军则继续反抗。1271年高丽和蒙古联军攻陷三别抄军基地珍岛，接着追讨残余的反抗力量，平定济州岛。1280年，元朝在朝鲜半岛设立征东行省，委派达鲁花赤实施对高丽的实际统治。从此，高丽很快衰落下去。

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新兴的明王朝天下初定，高丽利用元帝国土崩瓦解的有利形势，积极开展了复国运动。恭憨王统治时期(1351-1374年），高丽开始实行反元亲明的外交政策，撤销了元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征东行省，夺回曾经被元朝直接控制的地区，并对国内进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由于权门势族的反对，恭愍王被弑身死，改革失败。此后，高丽国内政局动荡，在驱逐人境的红巾军和抗击倭寇的过程中，军事将领李成桂的势力日益增长。1388年，高丽国王派遣崔莹、曹敏修、李成桂等人率军侵犯中国，反对中国收复辽东失地。李成桂拒绝王命，说服高丽官兵撤军还师。高丽国王怒杀李成桂之子，国内政治矛盾迅速激化。李成桂发动兵变，另立新王，控制了全政大权。1392年李成桂自立为王，1396年迁都汉城，建立李氏朝鲜。从此，李氏朝鲜的统治延续了500余年，直至1910年被日本吞并。

李成桂控制高丽以后，开始了国家的重建。首先着手解决国内土地制度问题。高丽朝末期，土地兼并严重，地方豪强的大农庄占据了大量私田，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大量寺庙也像地方豪强一样广占田产。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解决豪强土地兼并问题，以李成桂为首的两班中小地主要求进行田制改革，从而形成了田制改革派。在赵浚、郑道传等两班改革派支持下，李成桂开始推行私田改革。1388年李成桂发动后，首先宣布将寺庙的大量土地收归国库，国家东北部和西北部私田文契一律没收。1390年9月，李成桂下令当众烧毁公私田册。随后，对全国土地重新登记，经核查当时全国土地总计达79万余结。1391年宣布实行科田法。

科田设于京畿道。凡在京城供职的官员依次分为18科，按科授田，从第一科的150结到第18科的10结不等。地方各道设置军田以养军士，授田数量从10结到5结不等，由当地中小封建主领受。后来还设置了功臣田。这些都属于私田。此外，国家还直接控制着大部分土地，由国家直接收租，是为公田。公私诸田皆由国家农民即良人耕种，水田缴租一结糙米30斗，旱田缴纳杂谷一结30斗。科田和军田还需缴纳土地税，数额相当于田租的1/15。公私奴婢及工商业者不得受田。

科田法有效地遏止了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限制了地方豪强势力的膨胀，保护了中小封建主的利益，从而加强并扩大了李成桂的统治基础。科田法重新确立了土地国有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稳定并扩大了国家的兵源，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因此，赵浚曾称赞李成桂实行科田法，“排群邪之谤，犯巨室之怒，革私田积年之弊，拯生灵于汤火之中，足兵食于艰难之际”，从而为彻底肃清倭患、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在解决土地制度问题的同时，朝鲜按照儒学治国思想和中国律令制度重建国家政治制度。朝鲜太宗李远芳(1400-1418年在位）废除私兵制，实行统一的府兵制，总归三军府统辖；缩小两班士大夫的议政机构“都评议使司”的权力，由六曹(吏、户、礼、兵、刑、工)分任全国政务，直接对国王负责。在郑道传编纂的《朝鲜经国典》及郑道传、赵浚合纂的《经济六典》的基础上，李远芳下令修订并扩充《经济六典》，把以上军事政治改革的内容写进六典。此后，国家设立集贤殿，在专门研究中国法令制度的基础上，指导朝鲜国家政治制度的重建。经过不断修订和补充，1471年《经国大典》颁行。该大典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典，计六卷，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成为李朝的基本法典。这标志着李朝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日趋完备。

朝鲜基本上是模仿中国重建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并有所变化。在中央，议政府决议国家大事，送呈国王决策；六曹分任全国政务，承政院负责呈递国王文件和传达国王救令；弘文馆、司宪府、司谏院合称三司，负责国王的咨询和对各级官吏的监督。在地方，全国分为八道，道下设州、府、郡、县。各级地方官员任期固定，各道长官任期为一年，各州、府、郡、县长官任期五年。各级地方机构设立有类似六曹的六房分任政务。朝鲜的选官制度以科举为主，分文、武和杂科，文官和武官主要通过相应的科举考试选授，杂科则用以选授技术官员。特别是晋升二品以上的高级官职必须通过科举考试。中国儒家的四书五经是其中的重要考试内容。

朝鲜的社会等级结构严密而复杂。有权担任文武官职的文武两班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他们不承担国家的服役义务，入仕为官是他们的世袭特权。此外，世袭为业的技术官多由中人担任；乡吏则是世袭的基层官员，他们被禁止上升到文武两班。良人、身良役贱者和都是被统治阶层，不能担任官职，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依附于国家或各级封建主。为了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控制，1407年实行邻保制，后改为五家作统法，以连环保的形式牢牢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国家还设置了管理奴婢的机构，把大量奴婢放为良人，大多数都成为国家农民，这不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扩大了兵役的来源。1413年实行号牌法，规定10~70岁的所有男子皆需佩戴国家颁发的号牌，作为身份的证明，以防止隐藏漏税。在颁发号牌的同时进行人口登记，查出了大量藏匿人口，这不但增加了国家的税收，而且加强了国家对广大人民的控制。

李朝的土地制度改革、政治制度重建和社会制度的调整，使国家和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至1430年，李朝的耕地面积就达到了1600多万结，是高丽末年的两倍多，人口也有了明显的增长。农耕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轮作制和不易田制取代了休耕制，水道种植由直播改为插秧，加上兴修水利、推广良种，粮食产量大为提高。从中国引进的棉花得到推广，棉麻经济作物广为普及。工商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李朝前期减轻对手工业者的剥削，并奖励优秀的工匠；国家制定了适当的纳税规章，避免了官僚的敲诈勒索。因此，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都比前朝兴盛，但官营手工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商业也主要由官府控制，在京都设立大市主管商业，对商品销售地点和销售方式都做了明确规定，并定期收取各种税费。因此，尽管有一些行商往来于大都市之间经营米谷、手工业品及海产品，但数量不大。至于对外贸易则由国家独占，与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频繁。

15世纪中叶以后，朝鲜各地定期集市获得发展，商业日益繁荣。原来以谷物作为交换媒介已经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国家开始发行纸币和金属货币。然而，在主导的官营商业领域的交换仍然以实物流通为主，货币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米谷、棉麻仍是一般的交换媒介。在农村，商业资本有了发展，米谷棉麻成为主要的借贷资本。商品交换媒介不发达是李朝时期商业发展的重要特征。

15世纪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私田急剧增加，土地兼并再起。由于佛教势力的发展，寺庙占据的土地也不断扩大。广大农民丧失土地，甚至沦为奴婢。科田法日渐废弛。1466年废除科田制，实行职田制。但是，由于私田势力膨胀，职田制难以贯彻实施，到16世纪中叶便被废除。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1467年咸镜道一带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并迅速波及全国。此后，各地起义连续不断。统治阶级内部也不断发生政争和内争。两班士大夫中，拥有大量田产和政治特权者形成了勋旧派，根基于乡村地方的两班学者集团形成了士林派。为了维护政治特权，消除士林派政治势力的威胁，从1498年到1545年勋旧派先后发动了四次大规模清洗士林派的政治斗争，史称“士祸”。但是，代表地方新兴势力的士林派仍然顽强地得以成长，直到16世纪后期掌握了国家实权。在绵延了两个世纪之久的“党争”中，李朝政治日益走向衰落。

正当李朝陷于党争之际，日本不但实现了国内统一，而且开始加紧对外扩张。日本统一过程中，统治阶级上层的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大领主、大武士集团为争夺势力范围，冲突日益激烈。“关白”丰臣秀吉为解决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决定把这些热衷扩张的利益集团引向国外，开辟海外领地，而离日本最近的朝鲜自然是首选目标。当然，侵略朝鲜仅是日本向外扩张的第一步，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侵占朝鲜为进一步征服中国。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日军登陆朝鲜半岛后分兵北犯，汉城、平壤相继陷落。朝鲜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千辰卫国战争。朝鲜军民奋力抵抗，特别是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在东南沿海连续给日水军以重创，暂时缓解了日军的进攻压力。但陆上日军仍然快速推进，几已控制全境，李朝上下亟盼明军入朝抗倭。

作为“父母之邦”的明朝立即决定发兵援朝。明朝不仅供给物资，而且对朝鲜国王明确表示如势力不支，可以请兵策应，共同歼灭侵略者，并通谕海外诸国共同打击日本侵略势力。1593年和1597年，明军先后两次入朝抗倭，最终取得胜利。1599年中、朝、日三国开始谈判，1606年朝鲜与日本德川幕府关系正常化。这次战争不仅保证了朝鲜的独立，也粉碎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这是16世纪东北亚地区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但明朝也损失惨重，据《明史》卷320《朝鲜传》记载：“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国与属国迄无胜算。”由于援朝战争中损失巨大，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被削弱，女真人乘机迅速发展壮大，人主中原。朝鲜则废墟千里，十室九空，李朝国家已处于崩溃边缘。朝鲜的大量田籍户册化为灰烬，文化典籍和寺庙建筑被日倭焚毁，致使朝鲜为了应付战争开支而不得不卖官鬻爵，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打击。日本则从朝鲜掳走大批陶瓷技术工匠和大量书籍，促进了日本国内的生产发展和思想文化的进步。

16世纪末中朝抗倭战争，是继7世纪白村江之战以后又一次影响深远的东北亚大规模战争。尽管明朝与唐朝一样，在战后都牢固确立了中国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但是战争都极大地消耗了国家实力，致使中国北方边疆民族崛起，从而孕育了王朝覆灭的危机。日本尽管战败退守海岛，却日益发展起来。

17世纪后李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补救措施，以恢复壬辰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其中大同法的实施是最重要的内容。所谓大同法，就是把原来以实物缴纳的贡物，改为缴纳税米，因所收税米称大同米，故名。大同法按照土地面积征收税米，减轻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负担，但对地主阶级而言，却减少了土地收人，因而遭到了强烈抵制。从1608年开始推行，整整经过100年时间，到1708年该法才推广到全国。大同法的推行是李朝在整个统治时期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它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对朝鲜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朝鲜的土地所有制也出现了两种新的形式：宫房田和衙门屯田，它们都是千辰战争的产物。由于战争的消耗，封建国家已提供不出宫室和各级官府的所需费用，于是把部分土地的收租权赐给各王子和公主，是为宫房田；又允许各级官府自行屯田，筹集经费，是为衙门屯田。宫房田最初的范围较小，衙门屯田也尽量开垦战争所形成的废田，但宫室依靠王权，衙门借助权势，疯狂扩展土地，而两班官僚和庶民地主也竭力搜刮，结果自耕农的土地迅速减少，李朝的统治基础日益不稳。

由于明朝与李朝国家实力遭到战争的削弱，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乘机崛起。在女真人的后金与明朝相持期间，李朝曾配合明朝几次夹击后金军队，引起了后金的反击。1627年和1636年，后金(清)军队先后两次突入朝鲜，李朝统治者望风而逃，最后被迫俯首称臣，奉清正朔。清朝入主中原后，清朝和李朝的封贡关系进一步稳固，双方的互市贸易和朝贡贸易增长很快。经过17世纪的调整，18世纪以后朝鲜一度保持了较长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社会获得了发展，思想文化和科技领域也取得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统治阶层内部党争仍然不断，李朝的统治日益衰落。19世纪上半叶，外戚专权使国家陷入危机，李朝已经名存实亡。从19世纪60年代起，法、美、英、俄、日等国已纷纷把目光对准了朝鲜半岛，朝鲜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李朝统治者为图强自存，从1863年起开始刷新“弊政”，对内消除“党争”痼疾，除外戚势力，加强国防建设，镇压天主教徒；对外厉行“国禁”，防止外国势力入侵。但此时朝鲜积弊已深，难以在短时间内强大起来。随着日本的崛起，朝鲜很快就丧失了国家自主权，1897年，高宗李熙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大韩帝国暨朝鲜王朝灭亡，历27代君主、519年。